王克孟笔下的人民公社(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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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8月17日到30日，毛润之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各省级单位第一书记及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8月21日上午，润之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我们把6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萌芽，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人民公社要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供给制比较平等。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大概10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现在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但是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第三、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

8月24日上午，润之又在会议上鼓吹东汉时期的“五斗米教”，他说：“张道陵的每人出5斗米的教，出5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苏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定的，大大小小一年3石6斗，就放开量吃饭。薛仁贵一天吃1斗米，总是少数。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8月29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天润之在会议上说：“现在不搞人民公社是不行了，……便于搞工、农、商、学、兵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极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也不休息。……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润之的梦想多么美好啊！他又说：“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是政社合一的，我看叫大公社。大，人多，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可以逐步搞掉。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把资本主义的残余去掉，如：自留地和私养牲畜取消，房屋、鸡鸭、房前屋后的小树，目前是属于自己的，将来也要归公。……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那里将会逐步没有政权。”

这时，他就“忘记”了他五个月前说过的话：“三年内不取消自留地和私人养猪，……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收入。”

8月30日上午，润之又说：“……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当时有人把薪水制说得神乎其神，于是按等级发薪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我就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变懒了，发明创造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过去22年实行供给制，大家都过‘共产主义’的生活，出了多少懒汉？我就没有见过几个懒汉。…… 现在发明一个东西，就给100块钱，倒是会出懒汉。22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等级制度，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这是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取酬’，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将来也要取消。人民公社的建立，就是进一步破坏资产阶级法权。公社工资发给每一个人，不发给家长；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开展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厂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润之还在会议上麻木地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同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来解决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就是逼那些不愿意建立人民公社的人民加入人民公社。

北戴河会议以后，9月初刘少奇到共产主义样板县徐水视察。刘少奇眼里却看到了和润之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全县实行共产主义，只发一个月工资，全县就闹财政亏空，一哄而起盲目办的11所大学、84个红专学院、1348座大小工厂，也都短命流产，造成了财政、物力的极大浪费。他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备”，说明生产规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分配问题上，刘少奇指示县委对全县收支要算一笔细账，如果连钱从哪里来都没有弄清楚，又怎么可以全县发工资和生活费呢？他引证《礼记》上的话说：“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财政恒足矣！”

刘少奇告诉县委：什么是全民所有制，什么是共产主义，在基本概念都没有弄明白之前，就盲目地干起来，怎么能够行得通呢？

徐水共产主义试验的破产，并没有提醒润之，他仍然在鼓吹他的大跃进。1958年11月2---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润之批发了《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材料。该县县委第一书记宣布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的规划是：要把全县993个自然村合并为25个“共产主义新乐园”，每个“新乐园”都有妇产院、剧院、影院、幼儿园、养老院、疗养院、休假院、公园、托儿所、卫生所、图书馆、展览馆、文化馆、理发馆、青年食堂、养老院食堂、大礼堂、会议厅、浴池、养鱼池、供应站、广播站、体育场、发电厂、自来水供应厂、畜牧场等，到1960年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到那时：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这个“新乐园”比润之“新村”设想还先进，他看后当然很高兴。他是个诗人，具有诗人般的浪漫与执著，他认为经济建设就像写诗一样浪漫。他在上面批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乎太仓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也可。”他又指示“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润之实行供给制出现了什么结果呢？当年11月中旬的一天，湖北当阳县跑马乡的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会议一开完，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里的东西；商店里的东西拿完后，又去拿别人家的东西；你家的鸡，我可以捉回来吃；这个队种的东西，别的队可以去收获来吃。就连小孩子也不分你我的了，只是保留老婆还是自己的。对于这一条，乡党委书记说还要请示上级。这并非是当时的个别现象。

当年人民公社除了管吃饭以外，有的还发了工资。发工资数量很少，有的一个人一个月仅发几角钱，有发一元钱的，有的发2元钱的，也有发3、4元钱的。这能叫发工资吗？！即使发这样少的工资，时间也不长，一般只发几个月就没有办法再发了，就叫停了。

当年11月，河北徐水县曾经筹款550万元，给全县每个公社社员和干部发过一次工资和部分生活用品；12月，又筹款90万元，挪用商业流动资金700万元，又实行了一次“共产主义”。以后由于财力已经枯竭，再也无法实行“共产主义”了！还有一些地方也实行了短暂的“共产主义”，终于因为财力问题而停止了。润之得到这样的报告，居然批评徐水：“独立王国”，“急急忙忙往前闯”，并提出以后不要再宣传徐水了。

润之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他说：“这些是冒失鬼，我是个大冒失鬼。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就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

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鼻祖马克思钦定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点润之是非常清楚的，他却要开始实行了。可见，润之的空想机会主义了。

截止9月29日，全国统计共建起了23384个人民公社，1.1亿多农户入了社，占总农户的90 .4%。已建托儿所、幼儿园475万个，幸福院10万多个。润之梦想的‘新村’，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诞生了！这一年人民公社化才是真正的“大跃进”！这一极其错误的人民公社，经过了二十多年，直到1982年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才得以纠正，宣布恢复乡村建制，取消人民公社。从此，人民公社便在中国的大地上寿终正寝、彻底消失了！毛润之梦想的‘新村’才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