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冰心笔下的宋美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4 07:34:07
蒋介石与宋美龄是二十世纪的风云人物，自然经常出现在作家的笔下。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派出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冰心随丈夫吴文藻旅居东京。由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胜利，中国的领袖与夫人自然引起日本人民的兴趣，希望了解这两位战争中传奇般的人物。冰心是战后第一位到达日本的中国著名作家，同时还有一重身份，与宋美龄有着特殊的关系。她们都有共同的留美背景，且是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校友(宋美龄为1913——1917年本科生，冰心为1923——1926年研究生)，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妇女指导委员会有过一段共事的时光，冰心还主持过“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活动，而作为女参政员在出席参政大会时，也少不了与宋美龄见面接触。以至日本的《淑女》杂志认为，“谢冰心女士是宋美龄女士最好的朋友。”所以，冰心在接受日本报刊的访问与稿约时，宋美龄与蒋介石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与选题，现在能查找到冰心共有三篇文章描写这两个人物。《我所见到的蒋夫人》，发表在《主妇之友》第31卷第4号上(1947年4月)，《最近的宋美龄女士》发表于《妇人公论》(1947年9月号)，《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发表在《淑女》第1卷第1号(1948年)。在冰心的笔下，宋美龄与蒋介石不是类型的描写，而是某种近距离的观察与个性化的叙述。
繁忙而优雅
冰心与宋美龄虽为校友，但直到1940年之前，未曾有过谋面，但对宋美龄，冰心并不陌生:“1924年，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时，我的美国老师们经常自豪地和我说，本校有一位中国学生，即1917年毕业的宋美龄小姐，她非常聪明、漂亮。我回国后，1927年宋小姐与蒋介石结婚。我经常在新闻、杂志上拜见夫人的照片与讲话”，只是“始终没有机会和她见面。”(《我所见到的蒋夫人》)
抗战期间，宋美龄为伤员包扎伤口
谢冰心与宋美龄终于见面是在1940年的秋天，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期，宋美龄一方面与美国斡旋，力争援助，一方面以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名义，动员全国的妇女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当时冰心在昆明呈贡，为师范学校义务教学，吴文藻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当主任，并进行战时的人类社会学的调查与研究。就在这时，冰心收到了重庆一位朋友的来信，因为妇女指导委员会缺一名文化事业部的部长(沈兹九原为这个部的部长，因为要到新加坡等南洋地区去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位置便空缺了)，言谈中提到了谢冰心，宋美龄十分高兴，表示想很快能见到她，并且希望坐飞机来重庆。宋美龄当时是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
冰心飞抵重庆，在周到的安排下，第一次在黄山别墅见到宋美龄：
我独自坐在客厅里，周围的墙上挂着贵重的字画，另外还有一套满漂亮的家具，但房间里除了有一个花瓶以外，只在窗边挂着一张张自忠将军的照片。
这时我突然听到隔墙用英语打电话的十分清晰的声音。根据听到的“美国国务院”等词，可以大致地判断对方是美国人。放电话的咔嚓声一响，蒋夫人就倏然地从外面走了进来。我们俩握手后对面而坐。我不知是惊还是喜。
在我至今为止见到的妇女中，确实从未有过像夫人那样敏锐聪颖的人。她身材苗条、精神饱满，特别是那双澄清的眼睛非常美丽。(《我所见到的蒋夫人》)
这就是冰心与宋美龄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冰心对宋美龄的最初描写，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出现在冰心面前的宋美龄，是那样的优雅美丽。开始她们用汉语交谈，当谈到美国的母校时，两个人“情不自禁地说起了英语”，并且“和中文相比，夫人好像更能轻松地用英语交谈”。
在冰心的笔下，宋美龄是个大忙人，这个忙首先在于协助丈夫蒋介石处理国事，两个人几乎是形影相随：
女士为主席做口译、笔译、写稿件、接待客人，这些在家在外始终都是一样的。
即使说女士一天的生活全是按主席的政治事务计划而展开的也不为过。
女士有时是主席的顾问，有时是翻译，有时是秘书，有时是老师。对主席来说，女士就像自己的眼睛和手一样不可或缺。(《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
尽管宋美龄几乎是与蒋介石的活动捆绑在一起，但宋美龄还有自己的事情，比如她对中国空军的扶持，与美国代表与军事高参的协调，对战争孤儿的抚养，还有组织妇女、慰问伤兵等，成为繁忙的另一个部分。这里有些事情，连蒋介石也未必插得上手，宋美龄以其女性的温柔委婉与外交的艺术才华，书写着一页一页的历史。
就是这么个繁忙的宋美龄，却又在任何场合或任何时候都不失其优雅，她待人的态度总是那样的活泼而温和，她的言谈与举止总是得体而大方，她的衣着从不华丽，但一年四季的色彩却是搭配得恰到好处，除了骑马之外，一般的情况下都穿中国服装，“女士对色彩的协调搭配无与伦比。曾经在访美期间，女士登上了让美国女性惊欢的有名的《Vogue》杂志的封面……并不仅限哪种颜色，宋女士能根据季节、天气等不同情况，自由、大胆地搭配各种颜色，尽显其美。”在冰心的笔下，宋美龄不仅是中国的第一夫人，也是深受东西文化滋养的最美最优雅的女性。
女人与夫人
1927年12月，宋美龄与蒋介石的联姻，一般解读为政治的联姻，“我们的婚姻给中国旧社会带来了影响，同时也为新社会做出了贡献。今后，我们俩将为中国革命的基础建设而努力。”(蒋介石婚礼致辞)因而，她在蒋介石身边发挥的政治作用，是不避嫌不退让的，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
但是宋美龄并不是一个政治的符号，一个令人生厌的达官贵妇，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一个既有中国传统美德又受西方现代文明熏陶、善于交际的夫人。
冰心作为女作家，敏感地观察到这样一些细节:经常亲自煮咖啡，只要有时间，便会下到厨房做点心，有时还会自己去挤牛奶“拿来给丈夫饮用”，“家里的鲜花什么的全由女士亲手栽培。在花坛里种花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女士很喜欢动物，尤其是狗，连很丑的狗也不例外。”冰心观察到，宋美龄在繁忙的日常公务中，会尽最大的努力，安排和行使自己作为妻子的时间、家庭妇女的时间。“这时的宋美龄女士除了是一个女人以外，什么都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夫人，从理论上讲，“这些事没有必要自己来做。女士家既有厨师，又有许多仆人。”但宋美龄尽可能自己去做，冰心说，看到这种情景，对女人的命运真有种想哭的感觉。还在第一次见面时，宋美龄留冰心在黄山别墅用餐，餐后，喝的咖啡竟是宋美龄自己烧的，点心和糖也是自己制作的，当时她就感叹:“重务在身的夫人怎么能有时间去厨房呢？我感到不可思议。”
在家庭与在丈夫的面前，宋美龄不仅是做足了女人的角色，还有着长者的风范。人们都知道，蒋介石与前妻留有二子，分别生于1910年的蒋经国与1916年的蒋纬国，与生于1897年的宋美龄成了两代人，四十年代末，“女士是两个媳妇的婆婆，二个孙子和一个孙女的奶奶。让人觉得很奇怪。确实，对宋美龄来说，‘婆婆’、‘孙子’这些字眼真的不相称、不协调，但他们的确是一个很美满的家族。”
宋美龄作为第一夫人的社交才华被历史所肯定、被人们所称道，尤其是四十年代为了扩大中国抗战的影响，争取美国对华援助，她访问美国所刮起的“宋美龄旋风”，更是惊动了美国朝野。冰心对于宋美龄社交活动的描写，却是从中国传统道德意义上予以肯定。因为是接受日本记者的访问，她便以日本为例，说:“在日本，由于丈夫的所有交际都是在外边进行，政治上、事业上或者是其它的招待等都在家庭以外的场所进行，因此妻子被丈夫的社交生活完完全全地拒之门外。但在中国，丈夫接待客人一定是在家中，由主妇主掌。在外接待客人被认为是有不想让家人知道的事。”“由于这种原因，主席的大小宴会都由女士操持。具体招待客人的人选也都由女士决定。这是只有非常了解主席的所有政治、外交，才能做好的一份工作。”
有一次，美国的一位女记者访问宋美龄，曾用这样的句式表示了她的敬意:“您是我最崇拜的女英雄。”而宋美龄却是微微一笑，说:“我不是故事里所出现的那种女英雄。我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普通的平凡的女人。”冰心在叙述过这个细节之后做如是观:“是的，夫人是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她喜欢整洁，衣服的颜色总是那么的协调。她喜欢整齐、清洁，亲手插桌上的花。她喜欢孩子并且喜欢干厨房的家务。她还喜欢文学和艺术。这一切使两个人的家庭生活美好而充实。”
蒋宋之关系
蒋宋虽为政治联姻，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却又是真诚的，这可能与宋美龄是虔诚的基督徒、也与蒋介石追随宋美龄成为了基督徒有关。
宋美龄女士与主席的夫妻间的恩爱和结婚初期没有丝毫的改变。即使今天来到他俩的身边，依然能隐约地感觉到如同新婚时的气息。
只有主席出席国会的时候，两人才不在一起。其余的时间都形影不离。读书时一起，休息时也在一起，有主席的地方就有女士的身影，有女士的地方就有主席的姿容。所有旅行也是一同前往。所以，女士在战争中有好几次差点因此身亡。
说两人像一样东西的正反面，不如说两人同时是一样东西的表面抑或反面。
主席从自己和夫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刻在私人飞机上，并把飞机命名为“中美号”。“蒋中正”的“中”，“宋美龄”的“美”……对主席来说，中国和夫人是独一无二的爱的对象、尊敬的对象。这充分说明中国和宋美龄对中国来说是不可分割的。
“中美号”里整齐地放着两张夫妻的床。它们友好可爱地并排着。当飞机飞行时，应该来到两张床上的主人必到无疑。(《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
冰心说，她讲述“宋美龄和蒋主席的亲密无间，并不是在向大家津津乐道两人的恋爱故事”，而是“想让大家从蒋主席夫妻的生活中，充分体会一下在理智的温床中孕育的正确的恋爱之果，从而使年轻人正确把握爱情生活的真正意义”。显然，冰心是将他们作为年轻人的婚姻楷模来描述的。这里讲到的在战争中差点身亡的事情，冰心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引用了宋美龄的一个自述，透露了蒋宋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我和我丈夫一起去了福建。圣诞节那天我们旅行了一千多里。我们一半是坐飞机，一半是坐汽车走军用路。我们沿着高山的悬崖开，一不小心的话车子就会落入深渊。……此后我丈夫后悔不该带我冒这个险。但是，自己在遇到危险时，没有像人们的追忆那么可怕。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在江西省深夜发生的一幕。我听到枪响。主席立即为我披上了衣服。……我找出了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资料，然后手持手枪坐着等待事件的进展。……这个危险时刻反倒让我平静。我心里想到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我们部队的安置以及有关移动的资料不能落入敌人的手中。二是，在万一的情况下，举枪自杀。幸亏敌人被击退，我们又恢复了安全。
“除夕的晚上，我和我丈夫去周围的山散步了。我们看到了一棵开满花的白梅。这是吉祥的预兆。在中国文学中，梅花的五个花瓣有福、禄、寿、喜以及(我们最期盼的)安稳的意思。主席小心地摘了二、三棵树枝拿回家。这天夜里红烛点燃之时，他把梅花作为新年礼物插入小灯笼送给了我。……梅花装满了灯笼，在烛光的照射下别提有多美了。稀疏的树枝的影子映在白色的墙壁上显出它那清秀有力的笔势，似乎也要画明朝八大山人的画趣。这样，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乐意在前线和我丈夫一起同甘共苦了吧！我丈夫不但具有军人的胆识，还有文人的温柔……”(《我所见到的蒋夫人》)
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冰心对蒋介石也有过简单的描写，“这天我第一次见到蒋委员长。和我们的想象不同，委员长的态度非常和蔼。最显眼的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曲线分明的嘴形。”他们在一起共进午餐，品茶后又一起在客厅里看了战时的新闻电影，相处得从容而随和。
冰心描写宋美龄与蒋介石的文章，都是以日文发表在当时日本的报刊上，国内基本无人知晓。1951年冰心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从日本回国，由于政治的原因，完全冻结了与宋美龄之间的关系，自然也不会提及她所写的文章了。但就是在当时，冰心与宋美龄的关系也曾引起傅斯年、林徽因等人的非议，所以，这几篇文章一直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包括《冰心全集》在内，她的作品中连描写宋美龄的一个字也没有。直到九十年代，日本的学者才从有关的报刊与文库找出来，经过旅日学者虞萍博士的翻译，才使我们读到了这几篇作品，读到了众多描写宋美龄与蒋介石作品的另一个文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派出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冰心随丈夫吴文藻旅居东京。由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胜利，中国的领袖与夫人自然引起日本人民的兴趣，希望了解这两位战争中传奇般的人物。冰心是战后第一位到达日本的中国著名作家，同时还有一重身份，与宋美龄有着特殊的关系。她们都有共同的留美背景，且是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校友(宋美龄为1913——1917年本科生，冰心为1923——1926年研究生)，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妇女指导委员会有过一段共事的时光，冰心还主持过“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活动，而作为女参政员在出席参政大会时，也少不了与宋美龄见面接触。以至日本的《淑女》杂志认为，“谢冰心女士是宋美龄女士最好的朋友。”所以，冰心在接受日本报刊的访问与稿约时，宋美龄与蒋介石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与选题，现在能查找到冰心共有三篇文章描写这两个人物。《我所见到的蒋夫人》，发表在《主妇之友》第31卷第4号上(1947年4月)，《最近的宋美龄女士》发表于《妇人公论》(1947年9月号)，《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发表在《淑女》第1卷第1号(1948年)。在冰心的笔下，宋美龄与蒋介石不是类型的描写，而是某种近距离的观察与个性化的叙述。
繁忙而优雅
冰心与宋美龄虽为校友，但直到1940年之前，未曾有过谋面，但对宋美龄，冰心并不陌生:“1924年，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时，我的美国老师们经常自豪地和我说，本校有一位中国学生，即1917年毕业的宋美龄小姐，她非常聪明、漂亮。我回国后，1927年宋小姐与蒋介石结婚。我经常在新闻、杂志上拜见夫人的照片与讲话”，只是“始终没有机会和她见面。”(《我所见到的蒋夫人》)
抗战期间，宋美龄为伤员包扎伤口
谢冰心与宋美龄终于见面是在1940年的秋天，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期，宋美龄一方面与美国斡旋，力争援助，一方面以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名义，动员全国的妇女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当时冰心在昆明呈贡，为师范学校义务教学，吴文藻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当主任，并进行战时的人类社会学的调查与研究。就在这时，冰心收到了重庆一位朋友的来信，因为妇女指导委员会缺一名文化事业部的部长(沈兹九原为这个部的部长，因为要到新加坡等南洋地区去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位置便空缺了)，言谈中提到了谢冰心，宋美龄十分高兴，表示想很快能见到她，并且希望坐飞机来重庆。宋美龄当时是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
冰心飞抵重庆，在周到的安排下，第一次在黄山别墅见到宋美龄：
我独自坐在客厅里，周围的墙上挂着贵重的字画，另外还有一套满漂亮的家具，但房间里除了有一个花瓶以外，只在窗边挂着一张张自忠将军的照片。
这时我突然听到隔墙用英语打电话的十分清晰的声音。根据听到的“美国国务院”等词，可以大致地判断对方是美国人。放电话的咔嚓声一响，蒋夫人就倏然地从外面走了进来。我们俩握手后对面而坐。我不知是惊还是喜。
在我至今为止见到的妇女中，确实从未有过像夫人那样敏锐聪颖的人。她身材苗条、精神饱满，特别是那双澄清的眼睛非常美丽。(《我所见到的蒋夫人》)
这就是冰心与宋美龄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冰心对宋美龄的最初描写，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出现在冰心面前的宋美龄，是那样的优雅美丽。开始她们用汉语交谈，当谈到美国的母校时，两个人“情不自禁地说起了英语”，并且“和中文相比，夫人好像更能轻松地用英语交谈”。
在冰心的笔下，宋美龄是个大忙人，这个忙首先在于协助丈夫蒋介石处理国事，两个人几乎是形影相随：
女士为主席做口译、笔译、写稿件、接待客人，这些在家在外始终都是一样的。
即使说女士一天的生活全是按主席的政治事务计划而展开的也不为过。
女士有时是主席的顾问，有时是翻译，有时是秘书，有时是老师。对主席来说，女士就像自己的眼睛和手一样不可或缺。(《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
尽管宋美龄几乎是与蒋介石的活动捆绑在一起，但宋美龄还有自己的事情，比如她对中国空军的扶持，与美国代表与军事高参的协调，对战争孤儿的抚养，还有组织妇女、慰问伤兵等，成为繁忙的另一个部分。这里有些事情，连蒋介石也未必插得上手，宋美龄以其女性的温柔委婉与外交的艺术才华，书写着一页一页的历史。
就是这么个繁忙的宋美龄，却又在任何场合或任何时候都不失其优雅，她待人的态度总是那样的活泼而温和，她的言谈与举止总是得体而大方，她的衣着从不华丽，但一年四季的色彩却是搭配得恰到好处，除了骑马之外，一般的情况下都穿中国服装，“女士对色彩的协调搭配无与伦比。曾经在访美期间，女士登上了让美国女性惊欢的有名的《Vogue》杂志的封面……并不仅限哪种颜色，宋女士能根据季节、天气等不同情况，自由、大胆地搭配各种颜色，尽显其美。”在冰心的笔下，宋美龄不仅是中国的第一夫人，也是深受东西文化滋养的最美最优雅的女性。
女人与夫人
1927年12月，宋美龄与蒋介石的联姻，一般解读为政治的联姻，“我们的婚姻给中国旧社会带来了影响，同时也为新社会做出了贡献。今后，我们俩将为中国革命的基础建设而努力。”(蒋介石婚礼致辞)因而，她在蒋介石身边发挥的政治作用，是不避嫌不退让的，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
但是宋美龄并不是一个政治的符号，一个令人生厌的达官贵妇，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一个既有中国传统美德又受西方现代文明熏陶、善于交际的夫人。
冰心作为女作家，敏感地观察到这样一些细节:经常亲自煮咖啡，只要有时间，便会下到厨房做点心，有时还会自己去挤牛奶“拿来给丈夫饮用”，“家里的鲜花什么的全由女士亲手栽培。在花坛里种花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女士很喜欢动物，尤其是狗，连很丑的狗也不例外。”冰心观察到，宋美龄在繁忙的日常公务中，会尽最大的努力，安排和行使自己作为妻子的时间、家庭妇女的时间。“这时的宋美龄女士除了是一个女人以外，什么都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夫人，从理论上讲，“这些事没有必要自己来做。女士家既有厨师，又有许多仆人。”但宋美龄尽可能自己去做，冰心说，看到这种情景，对女人的命运真有种想哭的感觉。还在第一次见面时，宋美龄留冰心在黄山别墅用餐，餐后，喝的咖啡竟是宋美龄自己烧的，点心和糖也是自己制作的，当时她就感叹:“重务在身的夫人怎么能有时间去厨房呢？我感到不可思议。”
在家庭与在丈夫的面前，宋美龄不仅是做足了女人的角色，还有着长者的风范。人们都知道，蒋介石与前妻留有二子，分别生于1910年的蒋经国与1916年的蒋纬国，与生于1897年的宋美龄成了两代人，四十年代末，“女士是两个媳妇的婆婆，二个孙子和一个孙女的奶奶。让人觉得很奇怪。确实，对宋美龄来说，‘婆婆’、‘孙子’这些字眼真的不相称、不协调，但他们的确是一个很美满的家族。”
宋美龄作为第一夫人的社交才华被历史所肯定、被人们所称道，尤其是四十年代为了扩大中国抗战的影响，争取美国对华援助，她访问美国所刮起的“宋美龄旋风”，更是惊动了美国朝野。冰心对于宋美龄社交活动的描写，却是从中国传统道德意义上予以肯定。因为是接受日本记者的访问，她便以日本为例，说:“在日本，由于丈夫的所有交际都是在外边进行，政治上、事业上或者是其它的招待等都在家庭以外的场所进行，因此妻子被丈夫的社交生活完完全全地拒之门外。但在中国，丈夫接待客人一定是在家中，由主妇主掌。在外接待客人被认为是有不想让家人知道的事。”“由于这种原因，主席的大小宴会都由女士操持。具体招待客人的人选也都由女士决定。这是只有非常了解主席的所有政治、外交，才能做好的一份工作。”
有一次，美国的一位女记者访问宋美龄，曾用这样的句式表示了她的敬意:“您是我最崇拜的女英雄。”而宋美龄却是微微一笑，说:“我不是故事里所出现的那种女英雄。我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普通的平凡的女人。”冰心在叙述过这个细节之后做如是观:“是的，夫人是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她喜欢整洁，衣服的颜色总是那么的协调。她喜欢整齐、清洁，亲手插桌上的花。她喜欢孩子并且喜欢干厨房的家务。她还喜欢文学和艺术。这一切使两个人的家庭生活美好而充实。”
蒋宋之关系
蒋宋虽为政治联姻，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却又是真诚的，这可能与宋美龄是虔诚的基督徒、也与蒋介石追随宋美龄成为了基督徒有关。
宋美龄女士与主席的夫妻间的恩爱和结婚初期没有丝毫的改变。即使今天来到他俩的身边，依然能隐约地感觉到如同新婚时的气息。
只有主席出席国会的时候，两人才不在一起。其余的时间都形影不离。读书时一起，休息时也在一起，有主席的地方就有女士的身影，有女士的地方就有主席的姿容。所有旅行也是一同前往。所以，女士在战争中有好几次差点因此身亡。
说两人像一样东西的正反面，不如说两人同时是一样东西的表面抑或反面。
主席从自己和夫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刻在私人飞机上，并把飞机命名为“中美号”。“蒋中正”的“中”，“宋美龄”的“美”……对主席来说，中国和夫人是独一无二的爱的对象、尊敬的对象。这充分说明中国和宋美龄对中国来说是不可分割的。
“中美号”里整齐地放着两张夫妻的床。它们友好可爱地并排着。当飞机飞行时，应该来到两张床上的主人必到无疑。(《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
冰心说，她讲述“宋美龄和蒋主席的亲密无间，并不是在向大家津津乐道两人的恋爱故事”，而是“想让大家从蒋主席夫妻的生活中，充分体会一下在理智的温床中孕育的正确的恋爱之果，从而使年轻人正确把握爱情生活的真正意义”。显然，冰心是将他们作为年轻人的婚姻楷模来描述的。这里讲到的在战争中差点身亡的事情，冰心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引用了宋美龄的一个自述，透露了蒋宋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我和我丈夫一起去了福建。圣诞节那天我们旅行了一千多里。我们一半是坐飞机，一半是坐汽车走军用路。我们沿着高山的悬崖开，一不小心的话车子就会落入深渊。……此后我丈夫后悔不该带我冒这个险。但是，自己在遇到危险时，没有像人们的追忆那么可怕。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在江西省深夜发生的一幕。我听到枪响。主席立即为我披上了衣服。……我找出了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资料，然后手持手枪坐着等待事件的进展。……这个危险时刻反倒让我平静。我心里想到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我们部队的安置以及有关移动的资料不能落入敌人的手中。二是，在万一的情况下，举枪自杀。幸亏敌人被击退，我们又恢复了安全。
“除夕的晚上，我和我丈夫去周围的山散步了。我们看到了一棵开满花的白梅。这是吉祥的预兆。在中国文学中，梅花的五个花瓣有福、禄、寿、喜以及(我们最期盼的)安稳的意思。主席小心地摘了二、三棵树枝拿回家。这天夜里红烛点燃之时，他把梅花作为新年礼物插入小灯笼送给了我。……梅花装满了灯笼，在烛光的照射下别提有多美了。稀疏的树枝的影子映在白色的墙壁上显出它那清秀有力的笔势，似乎也要画明朝八大山人的画趣。这样，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乐意在前线和我丈夫一起同甘共苦了吧！我丈夫不但具有军人的胆识，还有文人的温柔……”(《我所见到的蒋夫人》)
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冰心对蒋介石也有过简单的描写，“这天我第一次见到蒋委员长。和我们的想象不同，委员长的态度非常和蔼。最显眼的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曲线分明的嘴形。”他们在一起共进午餐，品茶后又一起在客厅里看了战时的新闻电影，相处得从容而随和。
冰心描写宋美龄与蒋介石的文章，都是以日文发表在当时日本的报刊上，国内基本无人知晓。1951年冰心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从日本回国，由于政治的原因，完全冻结了与宋美龄之间的关系，自然也不会提及她所写的文章了。但就是在当时，冰心与宋美龄的关系也曾引起傅斯年、林徽因等人的非议，所以，这几篇文章一直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包括《冰心全集》在内，她的作品中连描写宋美龄的一个字也没有。直到九十年代，日本的学者才从有关的报刊与文库找出来，经过旅日学者虞萍博士的翻译，才使我们读到了这几篇作品，读到了众多描写宋美龄与蒋介石作品的另一个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