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谁著史》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1）
绪言：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
500年来，中国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简单的因为生产不发展、市场不发达，更不是由于什么“体制干预”过多，而恰恰由于体制的“无为”、体制的“无力”和低效率。将中国的近代衰落简单、抽象地归之于“专制制度”，特别是所谓“国无宪法”、“民无权利”，这其实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议论，它终究要流于一种耳食之谈，沦为与历史和现实实践脱离太远的空洞教条。
中国最近500年兴衰的关键
2008年9月，我在美国纽约大学教书，学校与华尔街之间徒步不过20分钟，教学之余，正好就近观察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金融大危机。那个时候写了《反面教材的价值》这篇文章，以英文发表之后，国内的几家学术刊物也想刊出汉语稿。记得高超群教授为了索要这个文章，曾深夜从北京把电话打到了纽约，求“稿”若渴之心，令我深深感动。最后，这个文章很迅速地在《绿叶》、《世界博览》杂志刊出（这要感谢杨学军先生和阎海东先生），随之又被几家报刊转载，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意外之余，我也由此体会到当今的中国是如此夜以继日、密切地注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的，而自己深以为幸的更是：作为一个货币金融领域里的外行，一点有限的阅读和观察体会，远隔千山万水，竟也能够对于国家和老百姓有些许轻微的意义。
从中国的视野、或“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历史的变迁，致力于探询当代中国的“世界”观，这是我最近这些年来学术工作努力的方向。但是，说老实话，这也仅仅是“努力的方向”而已。我自己读书不多，尤其不是历史系科班出身，所以这个探询的过程，其实完全就是学习的过程。
最近500年来，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欧美霸权的形成并横扫世界；二是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由逐渐衰落而再次走向伟大复兴。有人把这段历史归结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首先，究竟什么才是“资本主义”，学术界可以称之为“正宗”的意见，起码就有三派，至于其他的纷纭众说，更不必再提了。而三派主流意见中，一种将资本主义归结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特别是大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奠定（卡尔·*）；一种着重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明，说白了就是把做生意等于念经，把积累资本视为积累功德（马科斯·韦伯）；第三种则侧重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的蜕变和飞跃（费尔南·布罗代尔）。用这三个流派来解释什么是资本主义，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用它们来解释西方之所以兴起，中国之所以衰落，解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我看来，则起码是没有抓住历史要害，而且也不尽符合历史的事实。
我认为：最简捷地解释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在西方现代兴衰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这随着1913年美联储体制的形成而达到高峰），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真正关键，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众说纷纭的“资本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了“帮手”的角色而已。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目标在于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间”，金融家的根本目标则在于通过债务关系攫取最大利润，至于是否采用上述三种“资本主义”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于这两个根本目标之达成而定。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2）
考察中国500年兴衰的关键，其实又在于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下降这个矛盾现象。经济发达的宋，反而打不过立足于军事组织的辽、金、西夏部落，这里的关键并不在经济，而在社会组织能力。由皇权直接来面对基层马铃薯一般无组织的小农，这样的国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组织效率可言，而宋代以来的政策，反而是将组织社会的任务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国家更从商业、运输乃至军需供应中全盘退出，国家取“无为”和“不干涉主义”，而这就是“开中法”的弊端。不但基层没有组织，而且上层的货币财政也十分混乱，货币短缺、“多币制”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到了明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进口美洲白银，这又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最大失败。而对外，所谓的“天下秩序”，于周边藩邦采取的一向是文化治理的“朝贡”方式，完全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地缘政治”意识，如此组织能力松散的帝国，无论它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发展经济，能够或者不能够发生“资本主义萌芽”，而一旦遭遇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之打击，其涣然瓦解却是必然的。而国家既然已经瓦解，至于发展什么“主义”才好，自然也都统统变成空谈了。
所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肇始于中国革命以建立基层组织的方式，极大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效率，然后，国家才能把社会剩余有组织地投资于长期发展方面，如此才有合格的国家财政，在此基础上方有国家发行货币之主权，而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及其胜利，更是实实在在地打出了一片地缘政治的新格局，这种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之密切结合，靠的是无数革命前辈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如此才谈得上今天的“伟大复兴”，而至于是否采用资本主义这副灵丹妙药来谋发展，那完全也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组织强大均衡、是否有利于国家能力持续增长，是否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而定，即那充其量是末而不是本，是术而不是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昭示的乃是完全不同的真理，中国的复兴走的乃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而这个真理、这个道路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研究中国历史，上要看货币财政，下要看基层组织，同时更要能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联系和互动为背景去展开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获。在严肃的历史问题面前，任何轻薄的态度、任何教条主义的盲从都是必须杜绝的。而唯一值得自我宽慰的是，上述浅见，并不是盲从得到，而是从自己的读书、思考和摸索中得来的。几年来，就这样一边读书，一边思考，逐渐积累了一点笔记、一系列的问题，不过时间一长，反而倒是更没有把这些学习体会写出来的勇气了，有些思考和提出的问题，自然也就随时光流失，逐渐淡忘了。
真正的写作机缘来自赴美前学校的一次安排，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蒋朗朗教授派我去山西作一个学术讲座，由于参加讲座者都来自基层，以从事财政和税务工作的同志为主，既是学校的任务，于我自然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这就迫使我不能不紧急准备一个初步的讲稿，这样几天下来突击搞了几万字的稿子，由于对当地的图书馆没有信心，所以还带了不少参考书到山西。我本是个过于认真又不堪大任的人，这次面对的又是上千人基层干部的大课堂，讲座结束后，竟然病倒在那里，反倒是给山西的同志（特别是曾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的李晋芳同志）添了不少麻烦。但是，期间参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以及抗战最艰苦时期建立的八路军总部（虽曰“总部”，实际上不过农舍三小间而已）的经历，对我触动非常之大，应该感谢这次较长期地面对基层的机遇，它使我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的前人是如此的舍生取义，我们的百姓是如此的不屈不挠，绝大多数在基层工作者是如此的勤劳俭朴，中国历史的展开是如此的筚路蓝缕、波澜壮阔，中国改革和中国革命的大业，确是由生活在最基层的老百姓苦苦支撑起来的，这真是“作始也简，其成也巨”！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3）
太行山里本来也没有什么书可读，躺在宾馆养病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讲座前许多没有想清楚的事情，竟然想清楚了一些，这突乎其来的大病，因此可以算是进益的一个机缘，在这样一个机缘之后，我领会了一些以前不甚领会的书上的语句，尤其包括历史上的改革与革命。
革命并非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
中国改革与革命是近代落后的结果，革命当然不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原因。而对于“中国近代何以落伍”这个大题目，则大致又有几种回答：其一，是*主义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全球扩张所致；其二，则是一般地、抽象地将其归之于中国在制度、技术乃至文化上的落后弊端，以及西欧的先天优势（以马科斯·韦伯的理论最有代表性）；而我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以“天下”和“世界”为担当的文明，资本主义则是自1500年以来从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以金融和军事技术为核心，向世界扩张的体系。这两种有深刻历史传统的组织形式，在500年历史间漫长的“互动”、博弈，才构成了我们解释500年来世界大势和中国“天下兴亡”的关键。从这个角度说，那些构成中国近代衰落的因素，往往又曾是支持中国长期繁荣的因素，这正如我们文明中固有亟需变革的弊端，但其中却同时也蕴涵着近代改革与革命以及中国现代复兴的种子。只有了解中国文明形成的长期性、历史性、复杂性，同时又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性和复杂性，而不是抽象地将问题归之于抽象的“制度”和“体制”而简单地打发掉，我们才能对于上述重大历史课题作出真正有意义的探究。
将中国的近代衰落简单、抽象地归之于“专制制度”，特别是所谓“国无宪法”、“民无权利”，这其实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议论，它终究要流于一种耳食之谈，沦为与历史和现实实践脱离太远的空洞教条。对其浅陋机械，前人已多有讥评。如钱穆就曾说：“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之表达亦各有其方式及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行之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
中国当然不是从来没有制度。自上古以来，就有以黄帝为代表的“血缘世系”以及以尧舜为代表的“名分世系”二者并存，就前一个世系而言，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贵族血缘承继；就后一个世系而言，权力始终是向平民开放的，这就是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而这里的“平民”，更不专指士、士族、士大夫，也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特别是包括少数民族。太宗李世民以少数民族血统者，太祖朱元璋以贫苦农民可以作皇帝，其合法性就来自于尧舜的名分世系。这两个世系的互动沿革，就是所谓“多元一体”的制度基础。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去，倡导“天下为公”，不断向平民、向少数民族开放权力的尧舜世系、尧舜体制，是比导致罗马帝国迅速崩溃、贵族院垄断权力的“宪政”更合理、更进步、更能经受历史考验的制度，这已经为中国的长期统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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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4）
作为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无疑处于中国制度的重要转折期，从体制的上层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它是历史上皇权与士大夫阶级冲突最激烈的王朝。太祖洪武13年，废除了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这成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极大变动。从此天子直接面对六部，六部有建议权，而天子则独揽决策权，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襄理文墨，但内阁大学士没有建议权，为了避免皇帝与六部之间发生直接冲突，遂设司礼监居中传递协调。世宗、穆宗和神宗在位期间，皇权与六部之间的冲突，终于达到不可化解的僵持阶段，竟造成这三任皇帝几乎不见六部官员的局面，此后，作为皇帝代言人的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与士大夫的代言人六部之间的冲突更是日益加剧、不可协调。而正是皇权与官僚体制之间的激烈冲突和矛盾的不可化解，造成了明代中期以来国家行政效率、国家组织效率的迅速衰败。
而这一时期，恰恰又是世界史的大变革时期，因为一个银行家、战争和国家密切结合的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与国家合一的体制，此时正在欧洲勃然兴起，而1500年以降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上中下结构却开始走向脱节，以至于国家的一切改革非但不能动员官吏，反而总是被庞大的官吏集团所阻碍，国家组织效率的严重下降，使得一切政治经济改革都不能真正实行，实际上，最终导致明王朝瓦解的，不但有皇权专制的原因，更有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级之颟顸独断。无能而颟顸的士大夫阶级为了一己之私，妄图以道学的专制垄断社会权力，这种“士大夫阶级的道学专制”，更促成了体制从内部的解体。而正是由此看来，钱穆的博学，恐怕也是士大夫一家的博学，因为在他那里，无论均田重农还是平等夷狄，这些都不算数，只要你不尊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那么你就是专制。而他所同情、追随的国民党，虽曾标榜、号称要继承中国政治制度的有益因素，如在美式“三权分立”之外，再加上中国式的“考试”与“监察”两院，以成为“五权”宪法，而这种精英运动的体制，又究竟是否行之有效，自然也早已被历史所证明。
不过，确如钱穆指出：民权的表达和实行不能单靠一纸宪法和几个代议士，关键在于形成下情上达的有效机制，他的这种看法倒是真有启示性的。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诚然如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明，自然不能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制度”而只有“专制”，例如所谓公田与私田、科举与选举、郡县与封建的制度争论，实际上就一直贯串于中国历史之中，并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真正动力。看不到这一点，自然也就不能说对中国的文明有起码的了解，那甚至就会沦为钱穆所讥讽的：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一再自食“改革的恶果”，尤其是老百姓一直不得不一再承担起“改革的后果与代价”，这往往就与精英们没有知识和眼光，只会看见私利和短期利益最有关系。
而与钱穆比较起来，黄仁宇先生虽未打过仗，毕竟吃过粮（古人只把“军粮”称为粮），因此，他的有些话恐怕还算是比较到家的。他说：“过去的中国百年史，过于重视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比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foreignbody）。其领导人不乏高远的理想，而他们身后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自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更何况渗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说到制度变革，孙中山以来的改革家们其实最终也都不得不认识到：这绝非立一纸宪草、推几个“民意代表”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变制度易，变社会难”（这一点鲁迅等“先觉者”其实早在辛亥之后就一直“无可措手”地痛感着）。因此，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变革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以至于有人说：500年来，中国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层和精英，而精英们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们总是要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这实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5）
至于说到变革中国的主体，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如康有为，曾寄望于作为“儒主”的皇帝的“公心”，这自然不能成功，而到了孙中山先生找到了革命政党，这才算是初步找到了变革中国、特别是进行民族革命的抓手。但是，解决土地制度问题、训练和组织广大农民，从劳苦大众、从最基层出发改造中国社会结构，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完成民族革命，再领导中国走向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的关键。而倘若放弃了这根本关键，汲汲于从上层、从书生们的狭小视角空谈所谓的“制度”和“技术”之优劣，无论是搞“三权分立”还是玩什么“五权宪法”，那就不仅是短视，而且是舍本逐末，而这种“瞎折腾”，终将自食“改革造成的恶果”，才是必然的事情。
时下人们恐怕都知道，近代以来，中国没有科学、工业、自由和*是不行的，但是，如果离开组织劳苦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个中国社会主体，离开了改造土地制度这个中国经济的最深层的基础，如果没有与基层现实密切联系的革命政党作为社会改造的利器，那就不会有革命和改革的成功，而中国几千年来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马铃薯一般小农、毫无动员效率可言的“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更不能得以根本改变。正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改造了中国的基层结构，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绝不能小视人民组织起来的力量，更不可小觑创立社会基层结构的伟业，因为它一方面使得农业上的剩余得以转用到工商业，同时又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可以吸纳大量的人口就业谋生，而且，国家从此方才可能有上下交往、良性的财政管理，这又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独立自主的发钞权和货币主权——但是，对于这一浅显的道理，却不是人人都愿意承认的。以为靠“个人自由”、一纸宪草、几个“民意代表”就能解决一切中国问题，这其实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见、偏见和一塌糊涂的“政见”。“岂有文章惊天下，漫道书生事不成，百年一觉浮沤里，悲欣交集说摩登”——其实，就我个人来说，真正弄明白这个道理，更不是一朝一夕的。
2008年8月，我带着这个初步的讲稿到了纽约，当时课程较多，没有充分的精力再读大量的书，只能找一些相关的英文书来读，一边再就旧稿提出的问题，重新思索一番。而在美国教书时比较谈得来的朋友，如康奈尔大学的颜海平教授、纽约大学的张旭东、廖世奇教授在看了这个初稿之后，都认为我应该继续写下去，于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就不时在旧稿上改动一点，日积月累，这样改来改去，终于成为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漫长的16世纪》。
哈德逊河畔仲秋望月，中央公园圣诞踏雪，第八街上法式公寓里彻夜的灯火，寒来暑往，几度合上最后的书页，匆匆走出办公室，门口的百老汇大街已经是凌晨时光，——如此情景，今天依然历历在目。喧嚣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于我竟是个读书写作的好地方。如今披阅旧稿，其中仿佛还散发着那些艰苦时光的余温。
回国以来几个月，给北大文科的研究生同学开一门“现代西洋理论阅读”课，由“客座”身份重归主人地位，心情自然大为舒畅。而这门课实际上就是阅读西方研究中国和中国历史的着作，课程的讲义除了《漫长的16世纪》一部分外，更加入了《漫长的19世纪》一部分，由于听课的同学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专业，所以他们给我的启发是很深的，很多过去想不清楚的问题，这次倒是在课堂上反而讨论出了眉目；结果是临到学期结束，大家兴犹未尽，对我来说，一本书的大体框架，也算初步完成了。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6）
治史者最难得的三重视野
西洋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是比较重视哲学和思想的，这可能是黑格尔的传统。它有很大的好处，就是纲举目张，可以根据一种哲学、一种思想来解说历史。但历史毕竟不是思想史和哲学史，本书所探究的这500年的世界史之复杂程度，就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知道了西洋怎么样，就照猫画虎，开口即说中国怎么样，看了明代初期怎么样，就说明代如何如何，那么历史研究就变得索然无趣，好像几个公式就能解决问题似的。
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没有思想史的研究、经济史的研究和社会史的研究——宽泛地说，也就是我们不能没有*主义的史学传统。没有了这样的研究传统，历史研究就会堕落为以“帝王家事”治天下的“演义”，这在中国历史上叫做“道学家”的逻辑，在中国民间叫说书人的逻辑，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历史只能等于统治者的历史、甚至是统治者的家事、家计，乃至沦为胡编乱造的逸事，所表彰者无非道学家们自我标榜的“气节”和“气功”而已。这本身就是不知何谓历史，其实就是一种愚昧。
无论如何，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释历史、观察历史，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在这方面，我们的前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比如用小自耕农发生、发展得比较早而且成熟，从而造成生产方式的过于分散和灵活，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工业革命、产业革命（郭沫若）；比如从国外资本、国内税收、地主地租的三重负担压迫，来解释中国新*主义革命的必然性（陈翰笙）；再比如自古中国的商人就不事生产，商与生产相脱离，尤其是自宋发明“开中法”以来，国家竟然从组织社会活动、特别是商业活动中一概退出，而将贸易、运输乃至军需转运这类活动也一概委之于商和地方豪绅，从而造成国家与经济活动脱节、商人与生产脱节，以此来解释国家资本、民族国家在现代中国的必要性（陶希圣）——无论这些前辈的政治观点如何、立场如何，他们都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化出发，给我们指出了历史发展的道路，初步厘清了历史的脉络。
前面已经说过，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致力于这项工作的黄仁宇曾经感慨说：“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视野，则在检讨中国现代史时，必须先看清当中的大轮廓。在社会全面解体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时候，一件事情的意义可能前后牵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即使亲临其境的人物，如克伦威尔、丹东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进历史的工具，也难看清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真实意义。在这种情形之下，无目的的分析而不综合，难能尽到历史家的任务。我们纵使把郭松龄和殷汝耕的事迹写得不失毫厘，又牵涉到本庄繁和冈村宁次的秘幕，在当中更投入梅兰芳和阮玲玉的琐闻轶事，也只是增长历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而他这里所说的“中国长期革命”，就是指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漫长的革命”，而上述视野，概括起来说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今天历史研究的一些毛病，其中之一是：分析有余，概括不足，不能自拔于史实。因为没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没有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没有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也就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样就变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事实，不见发展、变化、运动的逻辑。历史的实质全在变化，而这样的历史研究，却非但不关心历史变化之所以然，而且更不理会现实变化之所以然，只是用了几本中国古书和外国新书的知识，乃至名人轶事，去批评、点缀和套用现实的变化，而这种对于变化的拒绝，其实也正是对于历史本身的拒绝。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7）
不能拆了故宫建白宫
今天的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重大变革期。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今天任何人都不能不去正视的大现实，这是500年人类历史中最为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对于这个大变化，既有的知识是不够了，任何人都必须重新学习、重新思考、重新研究。
潘维教授最近从国外回来休假，找我长谈，他的一个说法令我印象深刻。他说：从海外看中国，60年至为成功，500年来也有不少好的东西，以至于当今世界上有“中国模式”之说；不过反过来，有些国内人看自己，特别倘若是听某些知识界“高人”说话，却几乎是一派悲观丧气，甚至以为前景可忧，“崩溃”在即——而他们千忧百转，其实就忧在“政治体制”。
“忧患”当然不是坏事，但“忧患”应该是忧天下、忧国家、忧老百姓，绝不是忧自己，更不能因为世界没有按照自己的办法来，甚至没有因为“代议”成功而混上一官半职，就斤斤两两、患得患失。正因为*、自由是当世的好东西，时贤无论“左右”，才纷纷作“为民请命”状，拉大旗作虎皮，这本不奇怪。但是我们绝不该忘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先驱都曾经反复告诫我们说：如果把*讲成了抽象、简单的“官民对立”，那就是最大的肤浅和不及格，因为这样做起码就放跑了利益集团和地方分离势力，而在近代以来的语境下，更是放跑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榨。如果那样搞，所谓“*”就很容易成为某些人要特权、搞分裂的工具，甚至沦为列强们压迫中国的口实。
官僚政治不好，其恶性膨胀于国家人民不利，这自是谁都知道的最浅显道理，不过历史却也总是没有那么简单，比如我们还是要知道：自古以来讲“官民对立”，这里所谓的“民”，其实指的是“豪民”，而非一般“小民”和“草民”（更非时贤所谓“屁民”）。而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豪强巨族、土豪劣绅之间的矛盾，往往也就体现为代表国家税收利益的官僚与“豪民”之间的矛盾，所谓“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荀悦《汉纪论》），这种出于官僚之口的“官民对立”，表达的恰恰是对土豪劣绅、豪门巨族的指斥和控诉，代表的其实就是“国家”与“小民”立场的重合，它同时也表明国家和普通老百姓其实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而这个敌人也就是豪强和“豪民”。
因此，商鞅废井田，杨炎行两税法，张居正举“一条鞭”，其根本出发点尽管不能说是为平民老百姓的利益着想考虑，但是，他们要打击豪强，要把税收加在豪强和豪门头上这一点，却是共通的，也是无疑的；这就是王安石所谓“择其富者而税之，择其可税者而税之”。现代中国对于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最精深的是*主义者王亚南（《资本论》的译者），他这样告诉我们说：只有看到官僚制度的矛盾性，即看到其既有与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一面，更有与地方势力、特权利益集团相矛盾的另一面，我们才能了解官僚制度的弹性和历史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抽象地讲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对立。至于今天的中国“好得很”还是“糟得很”，那首先也要看你究竟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而抽象地讲“官民对立”，则必定流于丧失和缺乏阶级分析方法的肤浅。我们只有认识到：国家从来就不是抽象的，甚至只有认识到国家总是有阶级性的（如美联储掌握发钞权，这就是美国国家“阶级性”之体现），我们才能了解，真正合格的政治改革，在于如何能使国家体现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而避免国家成为特权利益集团的工具。抽象的“官民对立”说，表面上看似义正词严反对官僚政治，实则往往是屁股坐在“豪民”和“豪强”一边，为了特权阶层和豪强向国家讨利益和争权力，其实它也从来并不是一概地反对国家，因为从历史上看，他们要的往往就是奴隶主、地主豪绅和买办资产阶级支配的国家，而他们极力反对和限制的，其实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国家而已。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8）
中国近代改革的先驱康有为说过：“故国无论君主*，未有不中央集权也”，“政府者，集合管理众人之事之大力量，而未闻以地方各立为分权也”，这是考虑到中国历史的深层动因和内外形势而得出的结论。康有为进而指出：体制改革的真正目标，就是“*政治”与“政治统一”的结合，就是人民与政府的结合，如果不实行人民自下而上的有序参与，就不能避免*，如果不打击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如果不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但现代中国在近代以来列强竞争的环境里不能图存，一切事情都会被内部利益集团的争权夺利、家计私利所毁掉，那样国家就会分裂，人民就会真正受苦。这也是历史的结论。
今天的中国自然不是没有问题，相反，问题尚多，不容回避。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将问题简单化、抽象化。尤其不能脱离开社会阶级分析和世界局势的视野看历史、看现实。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认识到：保持国家里面劳动人民之主人翁地位，防止国家沦为特权阶层、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工具，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保卫中国革命历史叙述的合法性——于今天而言这是多么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们常说要不忘历史，而老百姓把这叫作“吃水不忘挖井人”，只有从这样朴素的视野才能看到，中国今天的成就当然既不是吹出来的，更不是“粉饰”而能得来的，因为这就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把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之于“上层专制体制”，那么，我们是否反过来，也可以把一切成就一概归之于“上层专制体制”呢？我倒是认为，与其如此，反不如把成就看作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结果，是漫长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是世界广泛联系和互动的结果——尤其是漫长而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来，倘若说500年来中国体制中没有好东西，中国革命形成的体制是一团漆黑，非要拆了故宫建白宫，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律打倒，乃至非要刨了祖坟而后快，这是不懂自己的历史，这也就是割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歪曲历史的行径是绝不能允许的。
金融控制才是最大的垄断体制
说到体制改革，从孔夫子、董仲舒，到王安石、张居正，改革、改制一向就是历代儒家追求的历史目标。宋代以来行“开中法”，放手让商人代替国家组织社会、从事长途贸易甚至包办军需，这就是因为皇权直接面对小农，国家没有组织效率。明代大行“一条鞭”，择其可税者而税之，也是考虑到国家直接面向千百万零散小农征税成本太高的缘故。王安石兴“青苗法”，欲使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小农，其出发点更不可谓不好，但是，由于基层没有组织，地方全为酷吏、土豪控制，王大人所补贴的对象，不幸最终也就成了酷吏和土豪，他的“青苗法”，就几乎沦为今天所谓的鼓励农民“种大棚”（时下民谚曰：要想富，先修路，要想穷，种大棚）。500年来，改革的目标何尝不是提高国家组织效率，而改革的局限性，则全由于没有完成建设基层组织的任务，所以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就不能不依靠基层的酷吏与土豪，结果这些以反封建为目标的改革，反而改出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至于将组织社会的任务全盘交给商人和市场，1567年之后更将货币委之于进口白银，这也并非国家迷信道学，传统政治格外喜欢无为，而是宗法国家里，皇权对小农的“两张皮”结构造成的不得不然，即国家欲动员社会而没有抓手、能力和可能性。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9）
近代以来，宗法国家瓦解，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开始，打倒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是为了夺回国家财政和货币主权，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土豪劣绅，则是为了建立基层组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与革命被中国文明视为“天命”，一卷《大同书》唱响了红旗，改革与革命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改造中国，而且更是改造世界。
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国家与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谓“官民对立”），而当下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根源实则肇始于1970年代初期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合推出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它以货币投资政策的巨大调整（以维持美元和美国债券价值为主要目标），又一次使得资本主义凌驾于“世界经济”之上。如果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世，他一定会惊呼这是堪比19世纪初期的又一次世界结构“大转型”。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几十年，全世界都仿佛经历了“漫长的19世纪”的回潮和复辟。绵延的战争和最终无可避免的金融大危机，其实都是这次“大转型”的结果，今天看来，如果没有中国最终顶住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面统治，世界经济和世界形势恐怕就不堪设想。
基层组织和上层财政金融之外，我们还必须看世界大势。只有把握世界大势，才能认识到：当今世界，金融控制才是最大的垄断体制，而军事优势则是最直接、最强有力的暴力控制，至于文化霸权软刀子杀人不见血，为“整人”而定的国内、国际“规则”，恐怕也不见得全是政客们想出来的——只是少见我们的道学家们因资本金融垄断而“忧”、因帝国主义军事垄断而“忧”、因买办资产阶级*透顶的私有化政策而“忧”罢了。
其实，体制既然无非就是组织、组织能力，而关键就在把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反抗谁、又要维护谁的利益；因此，世界上就有了“革命的体制”和“反动的体制”这两种，而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抽象的、一劳永逸的“体制”和“反体制”。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我们只有从生产方式的“发展”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角度，从复杂的社会阶级斗争的角度，才能去正确分析、了解历史变化发展的真实。500年来，中国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简单的因为生产不发展、市场不发达，更不是由于什么“体制干预”过多，而恰恰是由于“体制”的无为、体制的“无力”和低效率。广大的劳动阶级（特别是农民）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国基层社会更与上层完全脱节，以至于像黄仁宇所说：经济虽大有发展，而社会却全无组织效率，从而无法将社会财富组织为国家能力，人民非但不能以“体制”的方式参与这种发展、保证这种发展、推动这种发展，结果反而在近代为外国和外部的金融资本和武力、为内外特权利益集团之勾结所控制。
而尤其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精英”、读书人对于什么是社会生产组织，特别是对于社会各阶级斗争的道理，基本上外行，对金融组织、货币组织、税收体制，则更是一窍不通、一塌糊涂；既将一切简单地归之为“体制”，而同时对于“体制”的理解又如此茫然、肤浅，平日袖手谈心性，事后着书骂“屁民”，无论天下兴亡多少事，永远正确的反正只有他自己。这种“反体制”往最善良的地方去评价估计，也不过就是“道学家们”的“发脾气”而已，而自明以来，这种士大夫阶级的“气功”，对于国家和人民，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真正、切实的补益。这也就是张江陵所谓“国家以高官厚禄养此辈，真犬马不如也”，也就是曾文正所谓“国家以此为学为官，与用牧猪奴何异？”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10）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中的四颗星分别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述四个阶级的联合，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因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与1688年拿着银行家资产阶级的钱上台的英国王室革命不同，中国共产党人是靠工农的支持而打天下、有天下，革命党人不欠资本家的钱，因此就没有格外要订立一个契约专门照顾资产阶级利益，与之立宪的任何理由。嚷嚷着要单独为某一个阶级立宪，其实质就是要破坏四个阶级的联合。历史证明，当工农不愿意与后二者联合的时候，固然是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而当着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忘记了工农的利益与自己根本利益的联系的时候，他们更是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同样也正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那种不自量力的狂热，使得他们只会在历史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当上述四个阶级联合起来组织起一个强大的体制，方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我们这个体制的根本目标。这个目标，当然是要让劳动者越来越有可能控制资本，让中国越来越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军事、金融控制——从大的方向说，这是真正的“通三统”、“复三代之制”，是真正的“文武革命，顺天应时”的体制改革和体制革命。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革命，那么，资本控制劳动和市场、西方控制世界、少数人控制绝大多数资源、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体制就会一统天下（“全球化”？），如此中国的发展谈不上、和谐的世界谈不上，公平和正义也就谈不上了。
早在68年前，毛泽东就批评过这样的学风：“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他还说：“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实在不能说。”今天重读他的这些话，作为读书人和教书匠，实在是应该深以为警怵的。
20世纪曾被称为“革命的世纪”，尽管这并不是本书这一卷论述的主题，但是，上面这些话，既可以说是游离于本卷主题之外，也算是对本书第二卷（《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的预告。故算是有感而发，不平则鸣。而这里的所谓“不平”，特别是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及其成就——一个劳动者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体制，近些年来在中国舆论界当权的骗子们那里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所表达的愤懑、不满和抗议。
顾炎武的《精卫》，一直很喜欢。诗曰：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在这个意义上，读历史、研究历史是大有好处的，因为历史叙述着过去，也昭示着未来。历史本身就是由“大不平”写就的，因此，它的方向才是“大同”。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1）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
今天山西煤炭的问题、东北森林的问题，包括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在实质上是同样的问题。山西挖煤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为了供应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这当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逻辑，这里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是全球性的供需关系，是全球性的生产关系，只要这个世界性的生产-消费结构不变，抡起板子玩命地打山西、内蒙、黑龙江，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Iwonderwhysomanyeven"world"historiansdonotseethatworldhistoryinhistoryoftheworld——
A.G.Frank
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
从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晋南与代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文明创生地，无论是北上塞外，还是南下中原，山西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落脚点。多少伟大的帝国王朝在这里升起又衰落，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
上党－长治地区不仅是赵树理的故乡，更是他毕生热爱的上党中路梆子的故乡——以此为核心，西有秦腔，东有河北和山东梆子，这里是中国北方歌唱的源头，也为北方方言奠定了基础。
上党梆子这种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起码在明末时期就形成了，据说它是从沈宣王宫传出的，《明史》曾记载1549－1582年在藩的朱恬姣，说他“好学、工古文词、审音律”，而沈宣王朱恬姣驻在山西，与明朝对蒙古的制度有关。1387年（洪武二十年），明在今长治－上党地区设置大宁行都司，镇守喜峰口以外地区，其管辖范围，东连辽阳，西接大同，南屏北平。洪武时的大将冯胜征蒙古纳哈出部落，筑大宁城于此，1391年太祖封皇子朱权为宁王，镇大宁。此后，明朝更设立了由诸皇子镇守北部边疆的“宗王出镇”制度，继1391年封宁王朱权于大宁之后，再封代王镇大同，封庆王于宁夏，谷王于宣府、安王于平凉——加之秦王、晋王和燕王已经镇守西安、太原和北平，从而在中国北方构成了以山西为核心、由宗王们亲自挂帅镇守的针对蒙古北元政权的军事防线。
实际上，自汉击匈奴以来，便已设立了朔方诸郡，而上党郡即其一也。东汉末年，匈奴来降者有五千部落，从此在此地与汉人杂处，其待遇与编户同，但不纳贡赋，可见政策起初是很宽松的。但是，随着中原地区豪族的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朔方诸郡宽松的土地和移民政策就终于不能持续下去了，汉人与胡人争夺耕地的现象不断发生，晋之后，江统的《徙戎论》就是针对这一地区的汉胡杂处的状态而发。所谓“徙戎论”的核心，就是夺胡人耕地为政府和汉人所有，也就是将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转嫁到异民族身上，从而必然由阶级矛盾促发民族矛盾。而导致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永嘉之变”，也即是在此地区发端。可见，自古以来，山西介于中原与北国之间，这里的文化不能不是多元交融的，这一点甚至从上党梆子嬗变的历史也可以看出来，它是蒙古与中原文化杂交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山西文化”，正如没有一个固定的“欧洲文化”、“蒙古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彼此联系和互相渗透的历史产物，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产物。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2）
长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作为抗日战争的前线，1938－1940年间，八路军总部就设在长治的武乡县境内（仪门、砖壁和王家峪），“小米加步枪”、“我们在太行山上”、“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传奇，就是由这里走进中国历史的。长治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她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是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的宝库。建国以来，由于中苏、中蒙关系的重要及敏感性，山西的战略地位不断加强，山西所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尤其影响深远。这里还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韩丁的第二故乡，韩丁(WilliamHinton，1919－2004)的巨着《翻身》和《深翻》，写的就是现在已经属于长治市区的张庄，这两部书所探讨的，就是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土地制度大变革，对于现代世界的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现代土地制度的第一场党内争论，即1950年由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发起，并引发华北局、山西省，直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之间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就发源在长治这块土地上。这场辩论对于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众所周知，它也成为赵树理写作长篇小说《三里湾》（后来的电影《花好月圆》）的契机。60年风雨再回首，今天看来，王谦当年根据长治的经验所提出的：土地、劳动力入股分红，积累公积金，而公积金作为公共积累不参与分配，退社时不能带走的创举，是一种壮大农村经济、特别是壮大农村基层金融力量的制度创新，这种基层公共积累的制度创新是对历史上晋商经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1609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是实行这样的入股分红、但公积金不分红的制度，我们今天绝不能忘记这种来自基层和人民群众中的制度创新。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税收来自土地税，贵族、士大夫和豪门地主的收入则来自于地租，这二者自然都压在农民身上。当着国家既要收税，又不能制止豪门地主兼并土地之时，那就会本末皆失，结果就是天下大乱。近代以来，由于国家既要赔款、又要自强，国家于税收方面更是空前加强，小农交租、自食后自然无力完此重税，于是只好向地主去借高利贷，如此又造成地主、富农也无意投资于土地和生产，而热衷于从事金融高利贷，这是因为放高利贷比其他投资——包括投资于土地、农业生产更加有利可图。于是，近代以来，地主就越来越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促进力量，而成为农业生产的毁坏力量，这一点，陈翰笙先生在1930年代研究美国烟草公司在华进行资本、资源掠夺的名着中，早有清晰描述。而解放初华北、山西地区农村借贷利率之高，这在英国人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这本书中也有很深切的描写，“一出《白毛女》，唱响新中国”，而《白毛女》中揭露最深的，也是华北农村高利贷之残酷。因此，认为地富阶级是中国农村恢复生产的主要动力，为了农村生产计，就不能触动他们的利益，这其实是没有看到近代以来农村地富的主要功能早已经不是发展生产，而是在农村实行金融借贷——或者说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谓的“赢利型经济”。
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而解放后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活跃借贷"（指贫困户在青黄不接时期向大户借贷生产、生活资料，待收获后加倍偿还）的号召之所以没有效果，就是由于它不以土地为抵押，故大户公开不从政令，而绝不愿借贷于小户，这就是因为借贷无从抵押之故；而如果一旦允许以土地为抵押，口子一开，则大规模的农民失地现象必然发生。195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定要走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一方面是由于农业依旧是国家税收的来源，但另一方面，则更是由于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贷款（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至于“集体”之大小可以商议），当然不可能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个体去逐一扶持，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立足农村基层的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而没有国家的扶持，全靠农民自发当然不能产生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出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贷食利剥削阶层，这已经为历史反复证明。何况当时的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市场，从而无法以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方式来进行工业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国外（以港台为中介）资金和面向海外市场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它依然要决定性地受制于海外的资本和市场，进一步使得中国经济受制于外国金融和市场垄断。今天国家免除了农业税，这当然是几千年没有的盛举，但这毕竟离把中国农村发展起来还有很大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要把农村建设好，甚至建设得与城市一样好”，这在当年可能是高远的理想，但于我们今天而言，却是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课题。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3）
与当下中国的许多学者不同，韩丁为中国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兴奋，他也对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和问题直言不讳，尽管他总认为那是艰难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他坚信毛主席的主张：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的分工协作、统一经营，农村金融和集体积累机制的形成，这是农村接受并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条件，而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的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必然会造成广大农民沦为工业化“先进生产力”的肥料。毛泽东去世后，抚今追昔，韩丁这样写道：
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实践的伟大贡献，照亮了我们这个时代前进的道路。毛泽东的中国在残酷的外国经济封锁条件下白手起家，最终建立了一个有实力与西方跨国公司进行平等贸易的经济——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方能主动地在经济交往中争取到对中国有利的条件，参加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从而不至于像新中国成立前那样沦为西方的新殖民地和债务奴隶。今天看来，如果毛最终成功了，我认为不但中国无疑会有一个欣欣向荣、广受人民崇信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经济的进展或许会比今天慢一点），而且，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就不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特别是，对于当今世界所有生活极端贫困和遭受剥削的第三世界人民来说，他们不会走到今天这样彻底绝望的境地，因为对他们而言，中国道路将会是一个更为坚实而且更加有用的发展典范。
重商主义摧毁了明清的治国方略
“人说山西好风光”。据说“上党”的古意即“以上天为党”，借“上党”辽阔的视野，下面重点讲述1350－1850大约500年以降的世界历史脉络，以此开始一种不同的历史叙述，这就是历史学界所谓“漫长的16世纪”，它是“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的时期。我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经济——主要是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在上述“现代世界经济”中起到的作用。
今天的全球化是由西方的金融-军事扩张推动的，是西方世界长期“利用他人的资源和财富谋自身发展”的一贯政策的延续，而绝非市场自身扩张的结果。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于广大非西方国家来说，所获至多不过是弗兰克所谓“无发展的增长”，即所谓GDP的增长无一例外地是以社会组织能力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双下降”为代价获得的。古人说“兼听则明”，结合一下山西的历史，特别是：为什么成为“能源大省”之后，山西反倒失去了历史上曾经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的核心地位？
具体说来，历史上山西是非常富的，它有很辉煌的商业传统，明代以降，中国地面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0％以上都在山西，近代以来，山西衰落的过程恐怕也是毋庸讳言的。我想这个问题推而广之，其实是说：为什么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运动的展开，一些原来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类似山西，它们原有的对外开放桥头堡的角色，以及在中国经济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反而日益丧失了？
我们凡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无论自觉与否，都需要一个空间和结构的视野，研究历史问题也是如此，这特别是说，历史研究必须是与地理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好比我们的古人说“天时”的问题必须结合“地利”的问题去考虑才行。更为重要的是，*主义告诉我们，研究生产力的问题一定必须结合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我认为不同空间、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是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只有从这样一个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理解它真正的理论创新之处何在。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4）
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说一个地区在一个整体性的空间结构中的战略地位——即“地利”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对于国内这个结构，而且对于世界这个结构也是一样的，用上述弗兰克那个很直观的比喻来说就是：世界经济是一个运动着的、多边多角的“菱形结构”，从这个结构互动的角度形象地看，结构的一部分的扩张总是会伴随着结构的另一部分的收缩，一些经济区域的发展和崛起，甚至总是以另外一些地区的衰落为条件的，因为在一个历史时期，它会把收益集中在这个菱形结构的一角，而把代价扩散到周边。
因此，如果只是抽象、空洞地讲发展不讲协调，只是空洞地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那只能造成一种危险的发展，或者错误的发展。比如说，由于近代西方列强扩张的据点是中国沿海，而近代中国国家为了富国强兵，同样也把沿海地区作为争夺的要害，于是先是近代中国从内部把历史上长期平衡南北的发展方式改变了，改成面对东南沿海了，继而把这个发展方向单一化了，最后是僵化了，最终东南西北之间结构的互动没有了，最终我们的发展不是内部区域间的互动，而是变成直线了，变成一根筋了。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以来，中国就不得不放弃了重视南北协调的发展传统，甚至不得不放弃对于中国腹地的经营，一味要求腹地为注重沿海的现代化战略作贡献，或者干脆听凭腹地衰落。于是，当资本、劳动力和资源都涌向沿海之后，腹地就这样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特别是社会服务的软肋，这样的结果大家当然也都很清楚：由于中西部既得不到资金也得不到服务，长此以往，它就转而成为近代以来革命和*的摇篮。从李自成以来，从太平天国、义和团，到蒙古、新疆、西藏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等一系列最终几乎要了我们命的问题，不都是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西部地区”搞起来的吗？这个过程表明：为了一时的发展、甚至短期的利益而忽视了南北平衡和协调，或者只是单纯讲发展而不讲协调，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灾难，因为它使得一个区域间良性的互动，变成了恶性的区域冲突了。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美国学者彭慕兰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如果鼓励一个地区大肆利用其它地方的剩余和资源谋发展，那么全球经济体当然就不是一个机会均等的市场，或者起点公平的赛场，而是一个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结构秩序，它所造成的也是萨米尔·阿明所谓“不平等的发展”。近代以来，这个不平等、不平衡的世界结构更被内化为中国自身的内部不平衡和不平等，而这其实是开始于1850年代中国的“国家重商主义”发展道路的奠定，这种发展道路，最终造成了中国内部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模式的“大分流”或者“大转型”：
在中国许多地区，1850年以后国家政策向重商主义方向的转化，是一个比1911或者1928年那些变化更重要的政体转变。
外国的冲击摧毁了明清治国方略的基本原则：特别是通常要求富裕的地区接济较为贫困的地区建设基础设施的社会重建信条。取而代之的是，外国的压迫有助于给一个正在奋力求存的国家带来一种类似于重商主义的逻辑，资源不得不被用在它要尽力保卫的地方——中国的东南沿海，那里是西方直接干涉的地方，也是偿还外债的开发区。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5）
但是，一旦我们把国家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来观察它的新旧使命之间、核心区域与腹地之间的显着差异时——我的证据显示：国家对于腹地的更多的榨取，确实对核心区域的公共事业作出了重要的改善，但另一方面，腹地则越来越为国家所忽略，并越来越缺乏更大范围行政整合的机会，这些机会存在于那些核心地区，而腹地既承受更大的压榨和榨取（大部分来自传统权力的拥有者），又承受着剧烈的服务衰退之苦。
彭慕兰所指出的19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重商主义”发展道路，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1850年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一改历史上所谓“让富裕地区援助贫困地区”，而成为“劫贫济富”。而且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历来都是“重农抑商”的，为什么如此？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商不事生产，尤其不能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变。更具体地说，中国历史上的商是伴随着小农经济的发达而发达的，它有摧毁和破坏小农经济的作用，但是却没有突破小农经济、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到新阶段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赚到了钱无非做两件事，一件是买地。土地本无绝对价值，而一旦与地租相联系就有了很大的价值，而商人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土地兼并和国家土地税的减少，所以历代国家起码为国税考虑，也要抑商。另外一件则是放高利贷，放高利贷自古有之，近代尤甚，其结果我们前面已经大致说过了。
曾经做过国民党“文胆”的陶希圣先生曾经这样总结说：因为中国的商业支配着工业，所以中国就不能发生工业革命，何况中国的商人是在广阔的大陆上经营，市场广阔，“他们在现存的生产方法之下可以获得利润，他们不必去求生产方法的改良。中国因此不能像英吉利那样，开始工业革命”。这是很有意思的见解。在现代学术史上，陶先生曾是与郭沫若齐名的杰出历史学家，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洞见的，但也有不太高明之处，因为他没有看到：自1500年以降，欧洲有200个国家，彼此战乱不休，500年来一直在打仗，因此战争和战争融资是500年来欧洲政治经济的头等大事，从而近代欧洲几乎是很必然地发展出国债制度：一方面是国家要为战争融资，就必须向商人借钱，从而使得商人支配了国家和战争，并形成军商合一的体制；另一方面，它使得“负债经营”成为欧洲近代国家和企业之通例，这就促成了信用制度的发达和扩大。而为包括陶先生在内的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所追求、羡慕的所谓的英国“工业革命”，在此意义上就并非平白发生的，因为要确立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即使单纯从经济上来很通俗地讲，第一需要有很廉价的资源，比如作为英国工业革命支柱之一的大规模机器生产棉布，仅靠机器节约劳动力成本其实是不行的，何况机器初期并不便宜，而没有美洲殖民地的棉花，没有美洲的棉布市场，——没有这些廉价的资源和武力“打出来的市场”，英国的纺织业是不能崛起的，新的生产方式也是不能确立的。
而资源之外，更为重要而且关键的就是要有大规模的投资，没有投资，任何新的生产方式充其量也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而欧洲在长期战争融资中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却能够把信用转化为资本，从而把可预见的未来利润转化为资本投资，这样才解决了向新的生产方式（其实首先是先进武器的制造）大规模投资的问题。可见，如果脱离开欧洲军商合一的体制，如果不分析欧洲立足于应付大规模战争而形成的战争融资制度，而空谈“商人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这也只能是脱离具体历史的书生之见。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6）
与1500年以来的欧洲完全不同，明清以降的中国在大约400年里是和平、统一的帝国，这期间大规模的战争也不是没有，但是战争绝没有欧洲400年那样如家常便饭之频繁，甚至可以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华帝国真正势均力敌的劲敌则可以说并不存在。于是，在中国是两个彼此接续的绵延帝国，在欧洲则是200多个势均力敌、彼此混战的国家，所谓中国和欧洲的客观环境、条件相差几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军商合一的体制，所谓立足于战争融资的国债制度，当然在中国是无从发生、发展的。
因此，和平“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经常面临着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战争，还不如说是救灾。我们知道，儒家讲“大一统”政治的合法性，是从“天人合一”这个角度来论证的，这就是对统治者来说，风调雨顺是上天的肯定和奖赏，而反过来，天灾则不仅仅是自然灾害，更被阐释为是“人祸”的结果，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谴责和警醒。所以自董仲舒以来，儒家一直就颇有了些巫师的味道。比如《春秋繁露·第十三》说：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而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尚不知畏怖，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征于心；外观其事，宜有验于国。
这是很着名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国家都把救灾当作头等大事，因为儒家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附会说灾害是上天的警示，而倘若统治者面临警示还不全力救灾并且“罪己”，那就不仅是不仁不义，而且是拿“天命”开玩笑，于是合法性自然就成问题了。结果，如何处理灾害，就成为“大一统”合法性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在彭慕兰看来，中国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扮演了一个“服务的提供者”、区域的协调平衡者和救灾者的角色。但是，中国的这个漫长的“救灾”政治传统，到了近代之后就衰落了，因为近代的中国统治者忙于应付赔款、自强和发展这样的问题，无暇顾及救灾的问题——或者说“天命”的问题，甚至为了自强、为了发展，破坏环境和自然，引发自然灾害的事情总有发生，以至沦为“劫贫济富谋发展”的不堪和狼狈，而这是造成中国社会内部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一统”的另外一个基础就是一元论的宇宙观。所谓“纪元”、“开元”、“元年春王正月”这样的说法，说的都是政治的一元论。春秋“大一统”的真正目标，无非是打击诸侯、豪门贵族和地方势力。这是因为中国民族关系复杂，地域差别极大，各地经济的自足性强，分裂的危险始终是存在的，因此协调地方差距，反对分裂是中国政治的又一大传统。
总之，注重农业和民生，积极抵抗灾害，坚决反对分裂而重区域协调，这是中国传统政治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个国家目标与近代西方军商合一的政治体制、负债经营的企业国家模式非常不同，中国政治传统和近代西方政治理念分别是在不同条件下、在处理不同的危机中确立和形成的。近代以来，中国以西方政治为范本进行改革，这种政治改革有成功之处、更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但是自然也有失败的地方，其最大的失败就是为了“发展”，而放弃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功能：重农、救灾和反分裂，而这就是彭慕兰所谓近代中国政治向“国家重商主义”转化的代价。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7）
明清以来，特别是1570年代以降，随着大陆贸易和海洋贸易的扩大，中国的商人资本迅速扩大，但是，由于明清两朝所遇到的最强劲的外敌，在鸦片之役之前，也不过就是北元蒙古，特别是西蒙古（涵盖今天之新疆、青藏高原和外蒙古），明清两朝与北方敌人的军事斗争，虽然自始至终得到了商人的帮助，但是国家形势，却远没有严峻到需要建立一个军商合一的体制，甚至是发行国家战争债券融资才能应付的地步，而中国的国家债务信用之不发展，追根溯源，很大程度上是与其面临的外部敌人相对弱小，因之不必确立近代西洋式“以战养战”的体制有关，对此我们于后将作更细致的分析。
然而，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鸦片之役以降，中国政治经济一下子就面临着严酷的两难困局或者陷入双重危机之中：一方面，国家要自强、要发展，最需要的当然就是钱（资本）；而另一方面，天文数字的赔款不但耗尽了国家的财力，西方对中国市场的垄断，进一步使得中国财源日益凋敝。与此同时，国家衰亡，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此时再发行国家债券，力图运用国家信用的力量，振兴产业，这无异于最没有信用者发行信用，其命运自然可想而知。①所以，近代中国唯一的融资渠道也只好就是“外资”，这从而使得中国经济不得不依赖于西方的金融垄断。
于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变“重农抑商”而为“国家重商主义”，但这里所谓的商，又是指外商，所谓的融资，主要是指外资和外债，这就不能不因此养成一个不事生产的买办资产阶级，而它们的力量就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一个把中国的可怜“剩余”一并掠走的半殖民地机制由此铸成。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们，也正是基于此才共同认识到，中华民族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夺回国内市场，铲除买办资产阶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治才由宗法的时代，进入到了近代以来的民族革命、国民革命、社会革命的新时代。
区域和空间协调是和谐的前提
1850年以来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客观上将中国纳入到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中，从而形成了僵化的、一根筋式的发展模式。近代中国之所以被肢解，中国之所以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分裂的可能，一个基本原因，就如彭慕兰所说，是因为近代以来，它内部的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了。比如说，如果没有英国的问题，没有沙俄的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有近代以来的西藏、蒙古、新疆问题。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四分五裂，国家解体，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个“发展”的问题，自然更不是一个简单地“通过发展和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期间中国当然不能说没有一点生产的发展甚至增长，按照杉原薰的精确统计，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的经济一直在增长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经济亦有增长，但这些增长所伴随的，却是中国社会瓦解，国家分裂，这是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因此，从这样的角度理解科学发展观，就要把它理解为对近代以来“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把它理解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思想的延续。学习科学发展观，我们起码要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8）
第一，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就生产力谈生产力，而是把重点放在生产关系的调整，包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区域之间关系的调整，从最浅层次上讲，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区域协调，如果是东边点火西边冒烟，两极分化社会对立，那就谈不上发展。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讲，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主义的社会观，它总的精神是社会结构革命的学说，它的根本目标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从世界的视野出发，改造不平衡的发展模式、不平等的发展道路，这是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和革命的学说一以贯之的，而不仅仅是简单地立足于执政和应付眼下的危机。
我举个例子，我们山西煤炭资源极其丰富，大家也知道黑龙江北部地区森林资源比较丰富，而这两个地区最近又都很倒霉，成为国内外媒体异口同声斥责的焦点地区，对山西来说，就是指责山西矿难和污染，而对黑龙江北部地区来说就是指责那里滥砍滥伐，破坏森林资源。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灾难难道仅仅是山西和黑龙江造成的吗？当然不是。外国的媒体也有好的、分析性的文章，不是像国内的某些媒体，鼠目寸光、流于义正词严地打便宜拳，比如美国的一份很着名的杂志《纽约客》（NewYorker），最近就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深入地讲黑龙江中俄边疆地区大规模的林木盗窃问题，题目就叫《盗林》（TheStolenForests）。文章的作者作了大量的调查，发现林木盗窃其实是一个在跨国资本的驱动下环环相扣的贸易链，因为他们调查发现：那些从中俄边境盗窃的木材制成的产品，是直接提供给美国的跨国公司沃尔玛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制品消费国，它同时还为其消费的木材制品制定了相应的标准，比如中国可以用秸秆和废纤维造纸，但是，美国却只接受以原木（还不是一般的木材）为原料的纸张，结果就是，中俄边境的滥砍滥伐行为，其实是为了供应美国市场而不是中国国内市场，因此，可以说造成中俄边疆地区森林锐减的真正罪魁祸首是美国的消费市场，特别是沃尔玛这样的跨国企业。
加拿大学者马耀邦曾分析过沃尔玛的发家史，他说：甚至连沃尔玛的创始人萨姆·沃尔顿本人也无法想象，他1962年开在阿肯色州罗杰斯的小店会扩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正如他无法想象一个靠近香港的中国小镇——深圳，会成为其零售帝国的采购总部。沃尔玛每年100亿美元的纯利润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中国，这足够令人吃惊，但是，沃尔玛迅速崛起为美国第一大进口商，还不仅仅是摧毁了中国溃不成军的零售业，它的崛起给中国造成的代价，在R·格林瓦尔德着名的记录片《沃尔玛——高成本低价格》中体现为——一个中国农民工面对镜头这样说：沃尔玛的顾客，当你穿着高档服装，当你的小孩玩着高贵的玩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中国工人是在什么条件下干活的。而另一位女工则说：你们赚取的利润，你们的好日子，来自中国人民的汗水、泪水和超时的工作。
今天山西煤炭的问题、东北森林的问题，包括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在实质上是同样的问题。山西挖煤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为了供应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这当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逻辑，这里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是全球性的供需关系，是全球性的生产关系，只要这个世界性的生产-消费结构不变，抡起板子玩命地打山西、内蒙、黑龙江，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9）
第二，必须坚持全面的改革开放，不能南边开放，北边闭关自守。今天我们讲的“大一统”，是在全国共同市场的背景下讲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讲的，不是像历史上只是单纯地讲“文化上的大一统”。而要形成广泛的、统一的市场，就要反对片面的发展观、开放观，比如说发展山西，一个方略是逐步打开和恢复北方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包括重建由山西通向外蒙古地区的通道，重建北方的、跨区域的、世界性的商业贸易网络。东路、西路，关键尤其在于中路，中路是枢纽，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好像大门的轴一样，抓住轴线，解决好中部地区的发展问题，是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的根本。
这就要求我们逐步地、系统地纠正把发展压在东南沿海这一个点上的片面的发展观，这种观点不但是非历史的，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成问题的。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周边的形势：中亚、东北亚地区特别是朝鲜、蒙古地区始终是当前国际博弈的热点，它更涉及到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它就一定会闹分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1979年以来已经7次应邀访问蒙古。2004年，俄罗斯迫于其境内的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压力，给*颁发了访俄的签证。2008年，*在访问了英法之后，将会再次窜访俄罗斯的蒙古自治共和国。当然，除了历史上藏传佛教与蒙古地区的精神联系之外，*集团之所以要处心积虑，其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所谓的“泛蒙古主义”支配下的“大蒙古国”，这个所谓的“大蒙古国”将包括中国的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和俄罗斯的几个蒙古自治共和国，那样我们的北方边疆就再也不得安宁了。对中国来说，我们必须看到：*不是单纯的西藏问题，它必然会引发、联系到蒙古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的前人康熙、雍正告诉我们的：一旦西藏、新疆一部闹分裂，就会导致蒙古全部、乃至西藏、新疆分裂，反之亦然，从历史上看，*总是与蒙独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历史的常识。
而我下面要讲到：山西是唯一的一个与蒙古有着漫长的商业贸易交往的区域，是历史上从南北方向上联系中国，联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关键，今天从经济战略的角度恢复这种通道和联系也非常重要。因为加强北方的经济和政治建设，是我们未来发展的迫切课题，也是稳定边疆的迫切课题。我们虽然有了上海五国的合作组织，但是如果日本、美国把蒙古拉了去，那“上合组织”的威力就要大打折扣了。近代以来，日本一直积极插手蒙古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一百年来长抓不懈的，日本长期培养了大批蒙古留学生，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的蒙古学人才。今天的世界列强，也都以积极援助蒙古的方式，实际上却从根本上切断了蒙古自主发展自己独立工商业的可能性。通过将蒙古“养起来”的方式，使得蒙古的经济完全依附于西方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大蒙古国”的背后，许多强国都在插手。台湾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让人家像明朝后期那样，把陆地与海洋的反对势力联系起来，再从咱们中间插上一竿子，那样我们就会很被动。大家只要看看从蒙古到北京的距离就明白这个问题的严峻程度，而要面对这个重大课题，我们首先就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启示中去重建我们的大视野。
第三，我们一定要知道：所谓发展，兼有兴起和摧毁双面的效应，摧毁和重建往往是这同一个过程的两面。从摧毁的意义上说，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破坏的过程，所谓科学发展，就是强调要看到这两面，应对这两面，特别是要注意到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因而要具备保护意识：环境的、社会的、产业的、文化的。在科学发展的意义上，不能保护，也就不能发展。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仅是波音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就摧毁了中国的大飞机项目，而按照高盛发表的报告，大众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额不足其总销售量的10％，但中国市场的利润却占了公司总利润的80％，这显然不利于保护中国自主的汽车产业；农业方面，仅2002年，西方主要工业国的农业补贴是3000亿美元，其中以美日的农业保护为最，但他们却逼迫中国全面开放农业市场，目的在迫使中国农民破产，至于在零售业、食品、医药和生物工程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如果说我们目前与西方国家的主要差距在哪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我认为就是自我保护能力上的差距。如果一方面连自己最起码的权利都不能争取、都不会保护，而另一方面却有那么多枪口只对内部的“维权组织”，那么，恰恰是从西方的“国际法”视野看，这是极大的“政治不成熟”。
最终，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是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空间关系，或者地域之间的关系，则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和空间关系的协调，因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前提。这就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思想的*主义理论基础，也是我们今天观察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
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500年来，最为彻底地依靠市场来组织一切的，总起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和金融体制，为什么长期没有建成一个国家财政，从而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化。
西来诸商，与贵国交易，每岁金银不下百万，其所从来，有出于敝地之矿者，亦有海外亚墨利加（即美洲）所出而进者。盖其地之矿，广而且腴，计十分之土，金银且六七分也。大西近海一国，每岁所入，亦不下数百万，有识者曰：敝地实受多银之害，金银愈多，而货愈贵也——
艾儒略《西方问答》（1637年）
明朝白银的主币化进程
明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解。这无论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历代闭关政策的核心，全在保存货币。这是由于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乃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正是由于历代政府都要面对这个矛盾，所以就必然时有海禁政策。（从这个角度去看，时有海禁，本是非常自然的。）而1530年以降，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白银，并通过菲律宾马尼拉出口中国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方式为之一变：因为如此一来，出口和贸易造成货币流失的担忧就不再是主要威胁了，且物物交换也不必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而代替这一切的，则是以商品和物资的大规模出口以换取美洲白银货币的时代潮流——一个新的“白银推动的世界”因之开始。
而这个“新的时代”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而言，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从此以后，中国逐步结束了由商人巨富垄断和窖藏货币的局面，转向逐步依靠外国进口货币而刺激国内经济的时代。白银流入，大大刺激了货币的流通，扩大了市场，但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从事外贸经营的商人（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和外国金融垄断者，他们的地位因而日益上升，并开始逐渐代替中国历史上的大地主而垄断经济（在明代中期，他们已经能够逼迫主张打击海盗的朱纨自杀，充分显示了其左右政局的能力）。在随后历史的演化中，以引进白银和依赖外国资本为业的商人们，逐步发展成为垄断和支配中国国内经济的主导力量，我们可以说，早在16世纪中叶，中国近代“买办商人”的前身已经开始出现，海外金融力量支配中国经济的问题也已经初露端倪。而由明隆庆元年（1567）时的白银大规模进口，直到鸦片战争（1840）的纹银大规模外流，这前后大约共计27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因此走完了“宗族革命”和“宗族国家”的旧时代，而终于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面临着现代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新时代，面临着民族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新问题：在这个新的革命时代里，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特别是外国金融资产阶级，终于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而我们至今的历史就是如此逐步发展过来的。
货币金融问题，是近500年来中国最为关键之问题。中国货币的历史发展过程高度复杂，由于长期实行多种币制，更使得不同币种之间的换算成为货币史上的难题。而从历史看，中国在近代用银为主币之前，铸币主要用铜。汉代以降，铜禁颇严，唐代以降，历朝也多颁铜禁。宋以后，银方才在市场上逐渐采用，自此铜禁渐驰。这期间魏晋至唐初，天下大乱，大体说来，民间贸易主币为布帛，而政府收税也采用布和谷。可见，最终导致白银成为主币，在历史上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2）
实际上，明朝初年，白银也还并不是合法货币，政府甚至禁用金银交易。从《大明会典》中可知，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却并没有“银法”。但是，尽管政府有明确禁令，但白银在民间市场上的使用却并未停止，反而随着市场贸易的活跃而渐成大潮。这首先就是由于主导市场的大商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白银的缘故，白银作为流通主币，与他们的推波助澜最有关系。而到嘉靖年间（1540年代），白银的主币化过程逐步走向完成；在明朝中后期，白银普遍通行于全社会，终于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
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对白银在明代社会前后期地位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主流看法均是援引《明史》的说法：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认为白银货币化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但事实上，明代白银货币化是民间商人、甚至是走私商人推动的结果，因此它才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到嘉靖以后，经过商人与政府的长期博弈，银作为主币才终于为官方所认可，而这首先就与着名的“一条鞭法”的推行有关。
嘉靖间，浙江巡按庞尚鹏，正是基于浙江沿海商人大量拥有进口白银的实际情况，首次奏请实行一条鞭法。此法的核心是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多少，而非人头多少征粮食租税，并将土地税收折合为银；同时在徭役方面，如果城市工商要免除徭役，亦可以交银以由官方募人替代，至于贡方面，土贡方物，亦皆折合为银征收。租、役、贡都折合为银征收，这就是一条鞭。
按土地多少而非人头征租，这显然是不利于大地主所有者的，但是，由于城市工商手中拥有白银，东南沿海，特别是浙江、福建民间进口白银最多，所以大商人和这些地区的城市工商业者却是拥护一条鞭法税收的主体，而由于各个地区土地收入不同，内陆地区银又很缺乏，加上这个政策默认商人、特别是沿海地区商人的走私活动，所以反对它的声音也一直很高，故此法一直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行。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下制申饬全国通行这全民以交纳白银而免除赋役的一条鞭法，这种赋役折银的做法，才最终确立下来。
这就使得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张居正改革的这种前所未有的“重商主义政策”，一方面使得农民的负担空前加重，一方面却使得商人、特别是沿海商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也使得市场在白银的驱动下，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它促进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和市镇的兴起。至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朱载垕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而隆庆元年这条“银钱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为合法货币，并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同时又以法的形式将城市工商的地位、权利固定下来。
当明王朝筹划其银本位的货币体系之时，一个问题自然也就随之浮出水面：随着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社会各阶层对白银的需求就日益增长，如何解决这一严重的供求矛盾便成为当务之急。对于明朝政府而言，除了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白银储藏之外（主要掌握在巨商们手中，国库拥有并不多），白银的来源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国内自有的白银矿藏资源，另一个自然是海外贸易交换而得的外来银资。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3）
明朝时的银矿，分布于湖广、贵州、河南、陕西、山东、北直隶、浙江、福建、四川、云南等多处，非但相当分散，事实上国内的银矿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即中国可以算是银矿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而且明朝在对国内矿产资源进行开发时，更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当开采的白银量达不到预定的标准时，朝廷往往要求当地政府弥补这一差额，而地方政府往往则将差额转嫁分派到基层百姓身上，百姓深受开矿之苦。对于这一状况，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有详细的记载：
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矿场，国初或采或闭。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则宜阳赵保山、永宁秋树坡、卢氏则高嘴儿、离县马槽山，与四川会川密勒山、甘肃大黄山等，皆称美矿。其他难以枚举。然生气有限，每逢开采数不足，则括派以赔偿。法不严则窃争而酿乱，故禁戒不得不苛。燕、齐诸道则地气寒，二石骨薄，不产金银。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唯滇中可永行也。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沅又次之。
嘉靖隆庆时代着名的廉吏海瑞，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有见地的。他一方面认识到“矿乃天地自然之利”，开采银矿可以“俭省吾民一二”，但是，他却更看到“官开必立官设衙门，取掘夫役，种种费用，十倍矿利”。这就是说矿利入官，本来可以减少人民的赋役，而一旦设立衙门开矿，由于供养衙门和采矿劳役的原因，人民的负担反而十倍增加。
于是，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巨大的白银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国内白银储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特别是开采的严重高成本，这又使得政府的白银开采政策始终摇摆不定；在国内白银开采和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在开矿劳民伤财、极不经济的核算下，当然——主要更是在货币需求的强烈刺激下，明朝将寻求白银的视野投向海外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货币需求促使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明朝的海洋政策也从防止货币流失转向白银货币引进。当白银的海外来源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白银来源的重要支撑时，中国市场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中国经济从而日益融入美洲白银主导的世界资本市场。
我们知道，西班牙人1500年左右到美洲的目的本是找金子，而在1530年代却意外地发现了白银，——1530年是中国明代的嘉靖九年，这一年明帝国也有一件事轰动官场，它也与白银有关，即当时的福建延平县令徐阶因为成功地处理了当地盗窃国家银矿的案件而名声大噪，徐阶后官至首辅，而就在那个时候，徐发出了“开矿不如市舶”的呼吁，这代表了明朝货币政策的极大转向。
“海上白银之路”
明朝白银的海外来源主要是日本和美洲，明朝巨大的白银需求直接刺激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白银开采，并逐渐形成了以明王朝为中心的白银贸易体系。前面说过，当1540年代葡萄牙人东来日本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只能加入倭寇的海盗团伙，但是，当发现中日间丝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的时候，于是就积极参与其间，开展了活跃的中介贸易，以中国丝绸换日本银，并将贸易范围扩大到欧洲。而西班牙扩张到亚洲以后，也几乎立即发现了以白银换取中国商品最为有利可图，紧接着就出现了美洲银矿的疯狂开采和运输。这些当然都是中国的白银需求推动了世界矿产开发的例证。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4）
在随后的历史时期，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以及占美洲产量3/4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总数极为庞大（日本白银开采的时间大约只有90年）。明朝经海上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远超其270余年间国内开采的白银总量。而在明代后期中国拥有的白银总额中，属于国内生产的比重更是甚小。丹尼斯·弗莱恩和阿拉图罗·热拉尔德范曾经提出“世界贸易”在1571年诞生的观点，因为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世界市场雏形开始出现；而最为关键的是：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它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已经显示了出来。
白银作为主币地位之确立，决定了明代以降大规模引进海外白银的政策，正是这个货币政策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联系世界的贸易线路，也逐步重塑了中国认识世界的方式。本来，西洋（印度洋）和南洋（南亚）是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要目标，而为了引进白银，中国的贸易线路开始经过马尼拉，面向太平洋那一端的美洲大陆。
16世纪初，由于葡萄牙人垄断了绕过非洲到亚洲的东印度航线，迫使西班牙只能另辟它途，即向西越过大西洋，经过墨西哥西渡太平洋，再到亚洲。因此，16世纪的太平洋才被称为“西班牙海”。1529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签订《萨拉戈萨条约》，以马鲁古以东17度划分两国势力范围。出于香料贸易和打开亚洲市场的动机，1564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宿务登陆，建立了第一个殖民点，同年6月，西班牙“圣·巴布洛”大帆船满载亚洲香料和货物，从宿务返回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1571年，西班牙又占领马尼拉，从此开通了阿卡普尔科－马尼拉之间的大帆船贸易，而1567年（即隆庆元年），明王朝正式解除“海禁”，阿卡普尔科-马尼拉航线延到福建。此时美洲白银的发现，特别是随着1550年汞齐化精炼法在整个西班牙美洲的传播，使得美洲白银的生产规模大幅度扩大，迅速回应了中国经济对于白银的大规模需求，并一举解决了困扰明朝百年的货币问题，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只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白银，与同时代明代的货币问题联系起来了：中国人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驱动中国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却是在中国紧缺的贵金属——白银，当时的西班牙人尽管一无所有，但手里却掌握着经墨西哥出口的白银，支配漫长的16世纪的墨西哥－菲律宾－中国福建海上跨国大帆船贸易体系就此形成：
1580年时，每年到菲律宾的中国商船有四、五十艘，根据另一资料，1572年至1644年（明朝瓦解），共有1086艘中国货船抵达马尼拉，从福建泉州月港远贩马尼拉的货物，主要就是生丝和丝织品。这些货物再从马尼拉运到阿卡普尔科，这样，就形成了以月港为起点，马尼拉为中继，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为终点的中国福建－菲律宾马尼拉－西属墨西哥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在18世纪末墨西哥的进口总值中，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占63％，而大帆船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主要是银元，据估计，1565－1820年之间，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白银高达4亿比索，其中的绝大部分流入中国。
大帆船航线既可称“海上丝绸之路”，但更可称“海上白银之路”。贸易对象、外贸线路的改变也逐步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自此之后，中国所理解的“世界”，逐步变成了那些向中国出口货币的国家，或者说，变成了那些有“资本”购买中国商品的国家，——1567年之后，这样的国家当然就是拥有“新大陆”的西欧。于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逐渐地变成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5）
而中国士大夫对这一关键性问题发出疑问的资料，我们可以从明崇祯十年（1637）福建晋江景教堂刊刻、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相国蒋德璄校阅的《西方问答》一书中看到，该书以问答的方式，交换了中西之间诸多不同看法。其中核心就是关于白银的问题。
中方问艾儒略：“敝邦所用银钱，皆来自贵邦，不识何若是之多也？”
艾儒略则回答道：“西来诸商，与贵国交易，每岁金银不下百万，其所从来，有出于敝地之矿者，亦有海外亚墨利加（即美洲）所出而进者。盖其地之矿，广而且腴，计十分之土，金银且六七分也。大西近海一国，每岁所入，亦不下数百万，有识者曰：敝地实受多银之害，金银愈多，而货愈贵也。”
这段对话十分关键，因为它简要地说明了：明代中期以降，中国的大部分白银供应依赖向西方进口，而欧洲的货币供给则主要来自美洲殖民地，同时，他们也从传教士那里得知：白银的过度供应造成了欧洲的价格革命，即艾儒略所谓“敝地实受多银之害，金银愈多，而货愈贵”，而这最终也造成了劳动力价格上涨，从而为后来欧洲发生机器代替人工的“革命”埋下伏笔。
明朝最终把白银确立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原因固然复杂，但如果最简要地归结起来也无非两方面：于内因方面，这是由于明朝初期以来，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货币发钞体系、建立信用货币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从外因上说，则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发现，使得这种失败变得更为迅速而彻底。
财政铸币权是关乎国家财政和国家主权的核心问题，它关系到王朝的兴亡。元代的大帝国崩溃的原因很多，除了以“库里台”选举大汗的制度特别容易导致内部分裂外，蒙古纸币——交钞的崩溃，其实是蒙古帝国崩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发的钞票没有人认，那么这个国家其实也就名存实亡了。
终明一代，北元“蒙古内部均没有货币。蒙古人在朝贡互市所得银两，就在当地购买诸生活用品。即使有所剩余，则携回“铸佛或铸浮屠”。而与元代一样，明朝也全力为它发行的纸币——“宝钞”能为老百姓所接受而斗争，但结果一开始就很不理想，明朝初期，皇帝只能把宝钞发给来朝贡的外国使团作礼物用，或者发给官员作额外的奖励，前者没见过这么精美的印刷品，故而尚把宝钞当宝贝，后者大概只是把它当奖状用。
明政府其实只能采用两个办法来解决货币信用问题，一个办法就是建设收支平衡的国家财政制度。即推行宝钞、严格钞法，打击商人以银垄断市场的行为，禁止民间用银。同时必须整理财政，整理税收，努力使得官方认定的货币——也就是宝钞的发行，可以建立在国家切实的财政能力的基础上。
而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开中法”式的，即将货币短缺的解决，委之于让商人乃至外贸商人组织市场，组织社会；而国家则从组织社会中全盘退出。这也就是我们明朝的祖宗所谓“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妙方。但是这样做，国家就势必要把经济命脉委之于商人，特别是那些可以垄断进出口的外贸巨商，其理由无他，无非就是因为巨商们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进口货币，而且，它还终于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一国经济依赖于货币商人、甚至国外的金融业，变得不可避免。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6）
因而，所谓“国家财政”，就是指通过建立准确的国家财政税收计算和预算，来确立起国家信用，如此，国家就可以通过发行信用来掌握和调控经济，这乃是立国之本。相反，如果国家没有准确的财政制度和财政调控能力，甚至没有发行自主货币的能力，而把货币供应全然委之于外贸商人甚至外国货币市场，那么也就自然丧失了对于经济根本上的控制力量，从而也丧失了对于商人阶级和他们所垄断的市场的干预力量，其最终结果，就是国家能力衰落、生产者受盘剥而日益贫困，而独有买办商人得利而暴富。
张居正赶上世界史的大机遇
非常可惜的是：明代所实行的政策，总起来说是走了后一条路，由于国家所面对的是千百万零散的、无组织小农，这样就根本没有可能通过建立准确的财政计算来合理地发行信用，于是导致了“宝钞”的失败，而一旦国家转而把货币供应委之于商人，国家就不能不制订一系列倚重于商的政策，其中“一条鞭法”则是最典型的明帝国内部商人阶级与国家、社会力量大博弈的产物，而一条鞭法之所以成为张居正所说的“势所必然、势所必行”，这就是由于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的扩大，固有的货币短缺与市场不断扩大的矛盾日益突出，商人私自出口货币和窖藏货币的现象愈发严重，而国家整理财政和调控经济的努力，又一直受到基层社会毫无组织能力的限制，一旦大规模的进口白银成为可能之时，海上贸易线路自然要为之改变，朝贡体系即不能维持，上述这些内外条件综合起来，国家也就只能向世界货币市场和国内掌握着大量白银货币的商人妥协了。万历年间一条鞭法的强力推行，在这个意义上，也确实如张居正所说是必然的——尽管这是一个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均受损，而唯独使得沿海地区的商人获利的政策。或者说，一旦国家将货币的来源、甚至财政的主要来源委之于商人和海外金融业，那么生产者的利益就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国家控制货币和经济的能力终将荡然无存，社会的整合能力则必然下降。
明代对于商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商人之重视，乃是由于国家希望通过引进白银来解决财政问题，它鼓励了商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但是，这却是以国家丧失货币主权，从而丧失社会整合能力为代价的。对于这种“重商主义”政策的两面性，有学者这样指出：
早在10年前，我们已将郑和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试图从郑和远航与明中叶社会关系的变迁来考察其历史作用。一言以蔽之，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两极效应，我们尝试从6个方面论证：朝贡贸易的衰落与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官营手工业的衰落与民间手工业的兴起；大明宝钞的衰落与“朝野皆用银”的兴起；社会整合程度的下降与海外移民热潮的兴起；正统理学（重农抑商）的没落与新思想的兴起。
最近几年我们进行的白银货币研究进一步表明，明代社会的变迁，白银货币化的加速，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转折点，就发生在成化、弘治年间，而这也是私人海外贸易兴盛的时期。郑和下西洋开始后，大量胡椒、苏木的输入“充溢库市”，明朝以此折饷折俸，特别是折合成文武官员、军士人等的俸禄，一直到成化7年（1471年）才用完，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朝廷以外货来作为货币代用品，以解救钞法败坏的危机和货币政策的失败，时人的评价是“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因此，朝廷内部开海禁的建议也直达宫廷。伴随着白银的货币化，市场不断扩大，而日本和美洲白银的大开发，与明朝经济社会形成互相促进的作用。由于国内不断增加的白银巨大需求，拉动了白银的大量流入，最终把中国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中国经济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7）
上述引文中指出：恰恰是明朝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由于大明宝钞的失败、钞法的败坏造成的财政危机，才导致了“朝野皆用银”。这样的说法，确实是很有见识的。明朝货币信用的问题之最终得以解决，靠的不是造就一个可以为自己的经济发展“供血”的心脏，而是不断靠外部的货币“输血”来实现的。而大量西班牙美洲货币的引进，则使得本来已经混乱的币制变得更加混乱。
明朝建立财政国家的努力的失败，是在三个最“无为”的皇帝手里造成的（嘉靖、隆庆和万历，在位时间是1522－1620），——而这三个皇帝执政时期，却又恰好赶上了美洲白银大规模出口的光阴。这样一来，从内部，——即通过整理财政，稳定货币发行量，清理混乱的多币种制度，确立自主的货币信用的努力，也就被一劳永逸地放弃了。而货币短缺问题以这种被动的方式解决，本身就是国家能力下降的鲜明表现。
而这三位皇帝执政期间，又是皇权与六部官员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高潮的时代，以道学家为主体的士大夫官僚阶级，如同一群固执的僧侣，力图以繁芜的礼法将皇帝紧密束缚起来，这种上层统治结构的纷争，更使得明国家的行政效率下降到了最低点。
大量的白银流入，为解决长期困扰明朝的货币问题找到了答案，——但它更深刻地反映出明朝国家体制的痼疾。并造成了两个后果：
第一，造成了美洲白银推动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二，由于困扰明代经济的根本问题是通过外部因素解决的，而不是通过建立完善的财政体系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说：明代解决货币问题的方法，总体上说是消极的。
威廉·阿特威尔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八章（《明代中国与新兴的世界经济，约1470－1650年》）中，对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有论述。他一方面对明朝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评价很高，且这样概括说：“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他还引用了牟复礼的话：“到1644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深受粮食作物的传播造成的农业转变的影响。”
另一方面，阿特威尔对明代致力于解决货币信用问题的改革，总起来评价不高：一个最着名的例子是他对于一条鞭法改革的解释。由于张居正的改革，在明代乃至中国古代经济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关键性一笔，因此张江陵与王荆公（安石）并列，一直被视为中国改革家的代表——但阿特威尔却解释说，这不是因为张大人是孔明再世，而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得以完成的真正基础，其实就是白银的大规模进口，明代把国家税收折合为白银来征收，这一改革的实施发生在1570年，这正与海禁解除后，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高峰期完全重合，而改革的两个试点浙江和福建，都是最直接卷入海上白银贸易的省份，也是海盗和民间贸易最活跃的省份。所以阿特威尔认为：理解500年前的中国国内改革，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国际和全球背景，而不是看改革家张居正出神入化的治理手段。
这就是说，改革家张江陵（居正）只不过是赶上了世界史的大机遇，在那种“战略机遇期”里面，即使中国国内皇帝、首辅上下都是些傻子，只要国际经济大形势“颇有利于我”，如同今天的沙特、科威特之类的屁股下面坐着石油，那就何愁美元不是滚滚而来，但是，一旦石油挖尽，出口链条崩断，外在的货币供应随之停止，所谓的“盛世”也就将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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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威尔很犀利的地方是把张居正改革纳入到一个世界的视野中去观察，指出了张居正式的改革过于依赖外贸、过于依赖世界货币市场供应的致命弱点：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明代中期市场和生产都极大地扩大了，但国家的治理能力反而下降了，这突出地表现为混乱的币制不能治理和基层不能组织方面。他的论述令我们耳目一新。
明清帝国软肋：金融命脉委之于他人
当嘉靖皇帝继位时的1522年，中国以其超前的科学技术水平、繁荣的市场经济，远远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但是在“无为”的道学思想支配下，明朝却没有建立起一个像样的国家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皇权与士大夫的争斗不能停止，由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的“两张皮”结构也没有改变，在长期表面的繁华掩盖下，中国的国力却日益衰落，上层为“道学”而战，基层又没有组织，政府掌握经济、整合社会的能力于是不断下降。特别是：由于当国的官僚阶级和士大夫阶级不善财政、甚至耻于言利、耻于言财政，这种风气终明一代泛滥不治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在与国内的豪强商人和大地主的博弈中必然会失败。而当国家不得不将货币短缺的解决之道委之于商人，甚至进一步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的时候，这就非但使得中国历来不事生产的商人垄断社会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它也开了中国经济依赖国外金融业的先河。
而中国国家能力下降之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是由于封建制度对于国家的瓦解。封建制度，在宋代之后其实并没有被彻底扫除，恰恰相反，中国的封建制在宋、明乃至后来的清代获得了新的、更为稳固的形式，而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影响中国历史甚巨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这是因为中国自宋以来，“官”与“吏”就是分离的，官以科举出身，所长者无非经史辞章，但对于财税经济司法，均一无所长，于是只能将后者委之于吏。宋、明、清之体制，官常有升迁、有调防，而吏却是永不升迁、无调防，这势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这种官与吏分离的体制，所造成的直接结果，自然就是财税经济司法，实际上一向都操在吏的手中——也就是说，所谓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命脉”，500年来其实都是由吏来操持的。而久居地方、永无升迁的吏，一向又只能是从财税经济和司法中获得、抽取利益，于是，当着国家有任何改革，特别是面向国家财政的财政税收改革（如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之际，其所首先触及的就是“吏”这个集团的根本利益，而这些改革之所以总是归于失败，并不是由于其出发点不好，或者目标不明确，而是由于这些改革不借助于吏，则根本不能推行，而这种改革又往往总是与吏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悖的。于是，这种“体制性的自相矛盾”，造成吏总是有能力、有办法将改革转变为对于百姓的更严酷的榨取，使得国家政令扭曲，最终使得意在壮大国家力量的改革，反而走向引发社会矛盾、促使国家能力下降的反面上去，王安石、张居正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无他，大抵就在此“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之体制。
而这种体制，恰恰又是宋以来历代“反封建”举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自宋以来，历代君主在反对兼并、向往井田、鼓励科举方面，起码在口头上都是一致的，这样做的基本目标，就是抑止豪门贵族力量，控制地方精英势力坐大。而宋代消除封建政策的极端，甚至造成太守无兵权、无财权，以至于酿成各郡县在辽、金、蒙古的游击下，竟不能守土自保的地方弱势局面，而在边塞危机的状态下，地方危机导致中央危机其实也就是自然的。明代在推重中央集权方面更不遗余力，但其结果也是同样的背谬：削平地方官员的权力，却造成了以吏为核心的最大的地方利益集团，朝廷时刻留心和警惧地方封建，处心积虑使得太守无权，结果反而却造成豪门巨商和吏有大权，而正是这个地方利益集团，把握基层和地方，自下而上地垄断了国家的税收财政司法，500年来，非但国家的任何改革，非经过这个利益集团而不能推行，更使得以大一统为目标的君主集权的反封建努力，归于彻底失败。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这句话，确实说到了宋明以降中国政治弊端的核心处。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9）
最早提出这个洞见的，是宋代伟大的哲学家陆象山。陆子综合考量，认为必须区分两种改革，一种改革是“为民”的（主民），即自下而上的改革，另一种改革是为自身制造政绩的（主身），即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后一种改革则必借助于吏、为吏所扭曲、甚至服务于吏的利益：
今日为民蠹者，吏也。民之穷困甚矣，而吏日以横。议论主民者必将检吏奸而宽民力；或不得已而阙于财赋，不为其上所谅，则宁身受其罪。若其议论之主身者，则首以办财赋为大务，必假阙乏之说以削民；科条方略必受成于吏，以吏为师，以吏为伍，甚者服役于吏。
“科条方略必受成于吏，以吏为师，以吏为伍，甚者服役于吏”——陆子的这些话确实说到了中国政治之根本。那么，究竟怎么改变这种“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状况呢？这也正是历代改革家们最为痛心疾首的事业——在他们看来，由于“自下而上”是万不可行的，更是“不为其上所谅的”，那么其实也只有“自上而下”一条路可走，这就需要士大夫和官员改变文风和学风，所谓改官制、改儒学，即需要士大夫们抛弃道学这种“伪儒学”，而专注和留心于吏事、财政、经济这种“真儒学”。陆子指出，秦汉以降，后世的儒学其实早已经违背了儒家的真传统：
世儒耻及簿书，独不思伯禹作贡成赋，周公制国用，孔子会计当，《洪范·八政》首食货，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产，正经界：果皆可耻乎？
象山对于中国的知识制度和官僚制度的批判是极其到位的。诚如斯言，既然科举考试本无经济财政司法军事内容，只不过是三纲五常章句词赋而已，那么以此考取录用的官员，又怎么能担当建设一个财政国家、富强国家的任务呢？这些所谓的国家栋梁，只不过是些擅长以骈三四六的文体说假话、大话和空话的鹦鹉罢了。由此看来，就难怪改革家们如王安石、张居正要汲汲于复井田、兴学校、改科举了，而他们对于一无所长、反受制于吏和豪门的儒生的针砭，今天读来，依旧是如此痛切。例如王安石说：
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今岁乃始教人以课试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为天下国家用。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率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而对于“伪儒学”通过科举制度产生的大量废物，张居正干脆说：“国家以高官厚禄养畜此辈，真犬马不如也。”而近人曾国藩沿用了张的调子，更痛斥士大夫道：“国家以此等人为官，与以牧猪奴为官何异？”由此可见，即使到了晚清，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所以，自明以降500年里，中国虽然是表面上以绝对君权削平了地方割据势力，但是上主无为，国家的政治主干，自然是由完全不通财政经济军事的士大夫阶级构成的，明代上层政治，简而言之是“无为”之主与“无能”之臣相争不已，而实际的国家命脉，则操纵于地方滑吏集团的手中，在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独特体制里，他们自然与豪强巨富沆瀣一气，虽然表面上是大一统，但实际上国家的整合能力反而是下降的，而中国封建体制，因此却更为牢固了，特别是在“吏主地方”的条件下，国家的政治经济财政能力，更是一塌糊涂。小农因为无组织，因为一盘散沙，自然也不知国家为何物事。而归其最终成因，也就是苏轼早就指出过的“帝王之私”之必然。东坡说：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10）
是故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畏谨之人。不过数十年，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于是，能者不自激发而无以见其能，不能者日益废弛而无用。当是之时，人君欲有所为，而左右前后则无足使者，是以纲纪日坏而不自知。
所谓“举天下之士而倡言无为”，这种无所作为不仅是主上“无为”，而且更足以使得小农无组织，故不能造反，但这却也使得国家在政治、经济和财税上无法下情上达，社会无有效之组织结构，国家既无动员能力，信用自然无法确立，其直接结果，在明隆庆元年之后，那就是以放任白银进口的方式，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这也就是滨下武志所说，一个不富藏银矿的国家，竟然去选择别的国家所富藏的白银贵金属作为自己的货币，——今天看来，这不正是一件把金融命脉委之于他人的荒唐之举吗？
明清两个大帝国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这两个大帝国都以白银为国家税收和国家储备货币，也就是说，清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承袭了明制。而500年来，中国这种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供给的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的“变异”来说，既是决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对于明清两朝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进口白银——而另一方面，从长远看，由于银根主要依赖国外，所以白银的短缺和白银的外流，又势必造成周期性的、剧烈的通货紧缩，威胁宏观经济，而这使得白银问题反过来成为明清两朝经济最为致命的软肋，这甚至就是解释明清两个帝国突然间迅速瓦解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
回顾此番重大历史转变，对于今天的启示意义起码有二：一，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500年来，最为彻底地依靠市场来组织一切的，总起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和金融体制，为什么长期没有建成一个国家财政，从而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化。而这里的核心就是：中国500年来都没有解决“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问题，从而也就没有完成彻底的反封建的使命，这就使得中国的财政、税收和司法操在地方利益集团的手中，士大夫阶级徒慕虚文事务，作为政治精英又是极不合格的。因此，要国家富强，就要实行彻底的反封建，要彻底反封建，就只有发动人民组织起来自治、起来革命，从组织基层入手推翻土豪劣绅和地方吏治，否则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必从革命始的原因。
第二，自隆庆元年引进白银以来，非但中国原有的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之间的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和解决，而且随着资本主义体制在西方的形成，中国日益由一个货币短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而通过垄断货币以自肥，阻碍中国前进和发展的地主－商人阶级，也在近500年的发展中，一变而为利用外国金融资本，吸纳中国人民的财富以自肥的买办资本、买办资产阶级。鸦片战争以来，正是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将中华民族推向了灾难的深渊，造成国家不成样子，人民饥寒交迫，这也迫使以孙中山和毛泽东为先导和旗帜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这种苦难的命运，而从基层建立农民组织，打倒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铲除500年养成的毒瘤，这就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革命、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一向宗旨。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个革命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就是要记住孙先生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也就是要记住毛先生的教诲，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1）
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
市场放任的政策造成粮食危机而国家又救灾不利，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失位”。彭慕兰所指出的中国国家能力在近500年内的持续下降，并提示我们必须去追寻这种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真实原因所在——这毫无疑问是个极其重要的见解。
农出粟而使之输金，唐、宋以降之弊政也；商利用金而使之输粟，则开中之弊法也。颠倒有无而责非其有，贸迁于南而田庐于北，人心拂而理势逆——
王夫之
明朝“市场化”的问题
白银依赖进口是明清两代最为突出的问题。
其实，白银一旦不再是交换的媒介，成为根据市场的供需关系波动的商品，它就脱离了货币的性质，成为积累和掠夺财富的工具，正如卡尔·波兰尼所说，货币一旦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被炒卖，货币供应的不稳定，虽然会使得炒家们利用其得利，但也会使得定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到这个实质性的金融问题，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1630年代的美洲白银供应短缺，会成为明朝垮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200年后，即1830年后开始的世界货币体系由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转变，为什么也竟然最终导致了清朝的垮台，如果纠缠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细节里，迷失在皇帝、娘娘、太监钩心斗角的鸡零狗碎中，就势必看不到500年历史的基本脉络，那样，我们的历史研究，就与靠议论皇帝家事治天下的“道学家”们没有什么不同了。
当然，白银的进口和外向型的经济，确乎极大地促进了明代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向着专业化、商业化、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比如松江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于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全日制的纺织和棉布贸易，社会学家黄宗智有一个观察，以此来反驳历史上中国没有市场经济的说法，他说：我们要了解明代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究竟怎样，其实从一个极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到，那就是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都穿棉衣了，——这就说明了当时棉花和棉布生产的市场化，如何导致了棉布价格的下降。
其实，与当前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所描述的一样，明代市场的扩大，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通过出口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当时的世界市场，但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市场、资源的竞争，必然要造成国家间的竞争，特别是中、西（班牙）两大帝国间围绕着菲律宾问题的对抗。随着中国商人把贸易据点建立在马尼拉，甚至随着大帆船贸易把中国商城办到了墨西哥，中国商人与西班牙商人的纠纷日益扩大，其实，西班牙人在16世纪后期占领菲律宾的吕宋的时候，当时在吕宋定居的闽浙中国人已经有好几万人了。1602年（万历三十年），有闽商阎应龙等人，向朝廷汇报说吕宋机易山有金银矿，每年可采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明朝廷当时正在国内四处开发金银矿，闻讯遂即命福建地方抓紧办理，福建于是派员往吕宋勘察，中国的探矿之举引起西班牙当局妒忌，两方争执遂起，华侨卷入其中。次年，冲突激化，有25000名华侨在冲突中被杀，更造成中国南方的对外贸易的据点由菲律宾的马尼拉撤退到本土的福建、澳门和广州。与此同时，当时的西班牙菲利浦二世又下令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贸易税——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基于当时的“中国经济威胁论”，而当时的明朝廷鉴于对日海上战争刚刚结束，不愿再战，特别是考虑到需要保证西班牙白银的进口，所以不敢对自己的“主要货币供应国”动武，结果，只是在口头上对西班牙“议罪以闻”（用今天的话就是“表示强烈抗议”）应付过去了事。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2）
第二个问题：对外贸易的扩大造成国内生产的日益专业化、市场化，这同样也是个好坏参半的结果，特别是：农产品的过度市场化，从来就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交通运输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粮食生产的区域化和市场化更可能造成、加剧粮食危机，明代乃至清代，南方地区是主要的粮食基地，如果这些地区不种粮食，而且还等待别的地区给它运粮吃，那么粮食生产的风险就是巨大的。
明朝中后期一直面临巨大的粮食风险，最终危机在1640年代达到高峰，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短缺，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被证明无法抵御粮食危机，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口粮要跨区域去买，在粮价腾贵的灾荒时期，以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根据黄仁宇提供的资料：1640年代，苏州地区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了100个铜钱，在大批的人饿死的同时，是许多豪宅低价出售也无人问津。这充分表明：货币经济和对外贸易促进了市场化的发展和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但到了灾荒年头，市场化和货币经济——特别是一条鞭法的弊端，却会鲜明地表现出来：由于广大的“发达地区”为了增加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扩大了棉花和桑树的种植，这些当年曾经是粮食自给自足的地区，现在突然发现——它的粮食供应必须依赖跨地区的贸易。1640年，即使在丰收的年份，南直隶（指安徽和江苏地区，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区的人们也要靠出售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换取货币，以购买粮食。一条鞭法实施之后，由于要用银两来完国家赋税和地租，以及偿还贷款，如果遇到灾荒，当银粮比价发生巨大波动的时候，而国家又救助不力，那么粮贵钱贱的巨大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明代实行的租、役、贡一律交银的“一条鞭法”，实际上是开中法以来，力图用货币来支配、调动一切资源的政策的延续，明中期只不过是将货币确定为银而已。但是，对于明王朝来说，银是通过出口资源和商品而换来的进口商品，既然作为货币的银本身也是“商品”，银的开采生产自然也要受到供给－需求的影响而发生波动。大致说来，当着白银进口初期，在银短缺的情况下，银超越了它本身的价值许多倍，不但进口、运输白银是可以获得巨额利润的，而且银贵物贱，拥有银的商人当然是很威风的；但是，随着银的大量开采、进口和转运，银的短缺现象逐渐消失了，银本身的价值越来越接近其本身，这时开采、出口和转运白银就越来越无利可图，而且银一多，物贵银贱的现象就出现了，物的价格自然会被白银市场人为抬高了，这个时候，甚至连拥有和转运银的商人也觉得吃亏了。而上述两面之外，最坏的一种可能性是：先是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造成银价下跌，于是在市场价格的驱动下白银开采和白银供应量逐步下降，随后白银供应量减少又导致白银缺乏、市场交易不畅——这就是“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接踵而至，也就是明代中后期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是从国际上看，白银开采变得无利可图了，由于白银的开采量减少，而出口量更大幅度减少，从而造成白银缺乏，而另一方面从国内经济上看，则是白银抬高了物价，物资腾贵，于是：既缺少白银，同时又物价腾贵的危机动荡时代就到来了。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3）
明朝末年，王夫之（船山）等人其实已很痛切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粮食生产的货币化和市场化，造成的恶果是“贸迁于南而田庐于北，人心拂而理势逆”，最终是“颠倒有无而责非其有”，最终必然导致粮食危机，结果是既缺钱又缺粮，农商两不利。而这就是“开中法”的弊端：
盐政开中之法，其名甚美，综核而行之乍利，要不可以行远，非通计理财之*也。商之不可为农，犹农之不可以为商也。商其农，徒窳其农而贫之于商。农其商，徒困其商而要不可为农。开中者，将使商自耕乎？抑使募人以耕乎？商固不能自耕，而必募人以耕，乃天下可耕之人皆怀土重迁者，商且悬重利以购之，则贪者舍先畴以趋远利，而中土之腴田芜矣。不则徒使商豢游惰之农，而出不能稗其入也。抑天下果有有余之农可募邪，则胡不官募之，而必假于商乎？农出粟而使之输金，唐、宋以降之弊政也；商利用金而使之输粟，则开中之弊法也。颠倒有无而责非其有，贸迁于南而田庐于北，人心拂而理势逆，故行之未百年而叶淇得以挠之，商乃宁输数倍之金以丐免遥耕之苦，必然之势也。耕犹食也，莫之劝而自勤者也。强人以耕，殆犹夫强人以食，与不噎而哕者几何哉？此开中之不能久也。
弘治时代，“开中法”已由“运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商人从此也不再承担粮食转运的任务。这样，原本依靠商人转运粮食的体制也瓦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1640年代导致明帝国灭亡的粮食危机，一方面是由于天灾，而另一方面，商人因运粮无利而不为，乐得“纳银开中”换取盐引，而这就是将运粮交由商人的恶果，这也就是当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提亚·森所提出的那个重要理论：危机是由于粮食的过度市场化造成的。即在后一种条件下，大批的人饿死并不是由于单纯的灾荒，而是由于市场上粮食的价格太高，人们因为买不起粮食而导致饥荒，所以才会有富裕地区卖了豪宅买米吃的“时弊”。这也就是说，明代的最终崩溃不是由于明代的经济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革，或者过于封闭和自给自足，明代后期发达地区所遇到的粮食危机，恰恰是由于过度的市场化所致，——是把粮食生产完全交给了市场，而国家失位造成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恰恰促进了这种粮食的市场化，它表面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实际上却加剧了农业危机——如果农民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比如种桑、织布得到比种粮更多的现金，并以现金来完税，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选择种地呢？这不过是从明代改革就暴露出来的深刻问题。
第三个问题其实与上述两个问题都有关：那就是明代后期遇到的灭顶之灾，更是由于新大陆银产量的第一次急遽下降直接造成的，是基于世界货币市场动荡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所造成的放大冲击。这种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萎缩正好发生在1630年代，它毫无疑问地造成了白银供应的短缺，从而导致了中国国内严重的通货紧缩，明代的白银主要靠进口，在货币上是“与世界接轨”、并完全依赖世界货币市场的，1630年之后，随着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下降，白银短缺，通货紧缩扩大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加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边关危机、对外贸易纠纷、农业灾荒以及改革造成的负效应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终酿成了明帝国崩溃的经济大危机。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4）
其兴也白银，亡也白银
引爆大明王朝覆灭的“17世纪普遍的世界性危机”，发生于17世纪的30-40年代（与明王朝迅速走向崩溃同时）。这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与大明王朝以白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贸易体系密切相关。全球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一方面固然推动了晚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迫使国家政策更为彻底地由重农转向重商，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它却也加速了转型期的社会动荡。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价格决定一切，随着市场的发展，作为外贸商品的白银的价格自然不可能恒定不变，随着中国吸纳白银的速度日渐放缓，必将造成白银自身的价格缓慢地发生向其生产成本的回落，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作用下，一场经济危机即“通货危机”迟早要到来。而这一刻终于在1630年到来时，布罗代尔这样说：“美洲白银的光辉时代无疑在17世纪中叶结束了。”
通货紧缩导源于美洲的货币生产过剩。白银生产在1570年左右走向高峰，又由于1630年的生产过剩而走向低谷。亚当·斯密对这场危机这样总结说：“从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银矿的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价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当这场危机到来时，由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连动作用，在欧洲猛烈爆发了“价格革命”，西班牙出现通货膨胀加剧，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冲击，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在中国，由于白银价格大幅度跌落，明末崇祯年间发生了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的现象，达到了1∶13。社会出现了通货危机，银贱物贵，结果是：一方面国家既缺少白银，另一方面则是米谷等实物也相当匮乏，市场一片萧条。而白银单位价值下跌，与以往比较，同样数量的小麦和劳务必须支付更多的白银才能取得，这使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白银。但与此同时，美洲和日本银矿的开采量却在减少，流入量也在减少，实际上，无论国内还是世界，白银生产和流通都在缩减。于是，在中外互动的世界经济危机作用下，明朝社会动荡加剧，各种危机集体爆发。这就是所谓的“内外交困”，而此时的大明帝国再力图“有为”，却已经是完全无回天之力了。
事实上，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一样，在面对白银货币化时，都已经深刻注意到了由此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他们敏锐的论述将晚明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指出明末中国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与世界通货危机有着必然的联系，明朝的衰亡，与将货币委之于白银进口最有关系——非常可惜的是，这些论述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注意。实际上，世界通货危机发生，必将引发世界范围的市场连锁反应，只是对于各国打击的程度不同而已。中国是白银的最大进口国，必然会受到最为沉重的打击。大明王朝将国内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依赖于海外市场的供应，一方面固然能暂时缓解国内的“银荒”，但另一方面，统治者却忽视了白银依赖对于国家财政造成的潜在危机，而一旦货币危机爆发，这个时候再试图“废银”，妄图摆脱白银进口而重建国家主导的信用制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当时的局面，已经是任何贤君明主均无法力挽狂澜了。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二部分 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5）
当然，从表面上看，明朝是亡于西部的李自成起义和北方的边患——这一点当然是钱穆、傅孟真以来的“民国历史学家们”一直坚持的，也是至今一般教科书上所能够告诉我们的，而我们不妨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起义和边患、“外寇”和“流寇”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而明朝为什么在三个最“无为”的皇帝（嘉靖、隆庆和万历）手里竟然号称“盛世”，而到了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力图“有为”的崇祯皇帝手里，它却一朝崩溃了呢？可见这种表面化的解释是最无力的，——我们说：明亡的根本原因，像其他帝国一样，主要还是由于它的经济的崩溃。而这种经济崩溃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对于国际性货币——白银进口的依赖，这使它的财政和经济最终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即过于外向型的经济造成了国内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从而导致了粮食生产的过度市场化，结果——那些最为市场化的地区反而不能应对灾荒和粮食的短缺，因为它在粮食供给方面不能自给自足。
这也就是说，导致明朝经济崩溃的，恰恰是那些促进它在嘉靖、隆庆和万历的“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大繁荣的因素，更准确地说：是由于这些因素的过度实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明代国家过于依赖世界市场和货币进口，乃至将一切交给“市场”，而忽略了国家组织建设和社会“保护”：特别是忽视了货币金融的安全和粮食生产的安全。大明朝的改革开放是典型的舍本逐末的、被动型改革开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明朝的问题关键不是闭关自守，不改革开放，不搞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由“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造成的。
市场放任造成国家能力下降
在这个意义上，彭慕兰甚至把明亡的教训，视为国家在财政、经济上的“缺位”，而将一切放任给“市场”的典型案例，并将其作为观察随后数百年中国政治的一个重大视点。他指出：
政府的主要失败似乎一直是在其传统使命方面——维护公共秩序和治水、救荒、军事防御——这些失败可能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不大，不过，它们对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影响极大。最有可能的是，在“普通”人的眼里，它们对政府合法地位的损害，远远超过了政府在经济乃至现代使命中所获得的有限的成功。可能没有什么农民会太多地关注工业化；甚至极少有人会认为政府收入的增加和对乡村的渗透是好事，农民在何种程度上关心国家防务的强大，其实也是有争议的。但对1937年（抗日战争）之前的农民来说，这不可能是一件重中之重；实际上，中国农民对于征募活动一向抵触。
而与之相比，防治“自然灾害”可能更接近大多数农民希望政府去做的事。并且，那些在中国以经济为核心的新的治国方略中看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区域，农民成群结队地抛弃了政府，而最终使得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20世纪兴起的，同样是这样的力量。①
市场放任的政策造成粮食危机而国家又救灾不利，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失位”。彭慕兰所指出的中国国家能力在近500年内的持续下降，并提示我们必须去追寻这种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真实原因所在——这毫无疑问是个极其重要的见解。
正像本书前面所论述的，这种国家能力持续500年的下降，大致可以从几个去处寻找原因：一，中国封建势力的变本加厉（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二，儒学蜕化为道学，精英阶层对于经济财政司法一无所知，无法承担由宗法国家向近世财政国家，特别是向民族－人民国家的转换；三，豪门巨富与新兴外贸商人的勾结，土地兼并未能停止，市场垄断复又加剧，造成生产者和一般小农流离失所，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四，小农丧失土地，民兵制无所依据，国家丧失劳动力，税收长期无着，税收无着，则无以养兵，故武备废弛，不堪一击。五，金融业委之于外国。
上述五种弊端，在明清约400年里竟均无大的改观，最终又造成了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7000名长途奔袭的海盗一举击溃，可见——那时中国的国家能力已经衰弱到了极点。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之主干，是丧失土地的流民和小农，他们当然有平等主义的诉求，而且，这种诉求与李岩等心学的信徒们所信仰的良知自由学说，也是有重合之处的，但是，农民起义所追求的“平等”，却又终究流于流寇式的消费共同主义，即所谓“大碗吃酒肉，大块分金银”而已，他们没有从基层组织入手来建国的意志，更没有使中国摆脱500年来国家能力衰弱的思想见识，所以入京之后，就忙于敲诈勒索金银去了。而最为悲剧性的却是：明朝既亡，但中国于经济上却未摆脱市场的“高度平衡陷阱”，于政治方面也没有走出一治一乱的循环。起码对清朝来说，则是“哀之而不鉴之，复为后人哀之”了。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1）
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黄先生的写作实际上更属意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货币体系的努力，他独具慧眼地把这看作是500年来头一件大事。因此，在我看来，黄先生和另一位海外学术巨擘邹谠先生，虽然都有国民党的背景，却高调赞扬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民族大义出发，是真正懂历史的大学者。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中国今后的趋向，也能从这基础上发展。其目的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使全民就业——
黄仁宇
主动的开放与被动的开放
“桃花扇底说前朝”，我们今天重讲大明旧事，这究竟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呢？这自然是为了提醒我们要努力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与500年历史演化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民族这最近500年的历史中，当然是有许多好的东西的，但认识到什么是好的东西却并不容易，而只有认识到了才能去实行它、发展光大它，当年孙中山先生所谓的“知难行易”就是这个意思。
500年来，中国的改革家和仁人志士们要使中国摆脱国家能力衰微的情势，提出了很多重要见解，综合起来，其中就有复井田、兴民兵、办学校，与之相应的，就是要去兼并、限募兵、废科举。王安石、张居正下来，直到康有为、梁启超，都有这样类似的主张。这主张大致上就是说：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老百姓为了自己的家和田，才会组织起来“保卫胜利果实”，军队的实力靠的就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保家卫国，这才是强军之本。同样，只有将学问与现实中的经济财政司法军事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造成有真才实学的一代精英，以彻底替代地方上的“吏”和利益集团，这是造就人才的强国之本，而科举只能造成完全脱离现实的废物，它只能使得国家日益衰弱。
所以，王荆公如此赞美《礼记》中的学校制度说：
古者井天下之田，而党庠、遂序、国学之法立乎其中。乡射饮酒、春秋和乐、养老恤农、尊贤使能、考艺选言之政，至于受成献俘讯囚之事，无不出于学。
但是500年来，他们改革的理想在封建制度下却完全没有实行的可能，那么，是谁实行了这个儒家富国强兵的理想呢？今天看来，当然是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实现了这样的理想，这就集中地表现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用五四时代比较抽象的说法就是“*”与“科学”）。中国革命能够实现儒家这种最高的理想，是因为它要从基层出发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制度，它要让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利益，它相信真才实学在人民的实践中，它指出真才实学来自于中国最基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真正是“复三代之制”，我们理应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中国革命的意义。
其次，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增加我们今天的危机意识，激励我们继续奋斗的精神。中国革命的最大成就，在于它取得了对帝国主义的军事胜利，而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成就，是使我们部分地结束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于世界市场的垄断，任何否定这种成就的观点，都是割断历史。但是，我们今天还面临着更严峻的任务，这个严峻的任务就是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对于世界金融市场的垄断，这才是空前困难的、艰巨的任务，但是，不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不能实现的，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的。因为500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货币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垄断。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2）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有两种经济对外“开放”，一种是建立在“固本”基础上的开放，比如以金融立国的美国，再比如我们建国后理顺混乱的货币体系，建立基层组织，努力搞自己的财政体系、工业体系，——这种对外开放的前提是建立从中央到基层的有效社会组织，同时，为经济发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心脏，建立起自己牢固的货币信用体系、财政税收体系，如此才能有健全的国内市场和产业结构、才有旺盛的生产能力，而这样的开放总能以我为主，取人之长，我们说这种开放是主动的，是以自力更生为基础的。但是，还有一种开放，则是被动的，是由于没有确立起自己的财政、税收和货币信用体系，甚至内部的货币－税收体制一派混乱，所以只能靠外面力量的刺激来维持内部的经济，这种对外改革开放当然也能带来表面的增长，但这种发展是依赖型的发展，我们说明代中后期的开放就是这后一种对外开放的典型。特别是，由于明代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财政、税收和货币体系，它的开放即使能够造成经济的一度繁荣，但终究仍然不过是昙花一现——这就是所谓“桃花扇底说前朝”的另一个意思。
蒋介石最大的败笔：攘外必先安内
明王朝之所以衰亡，最通俗地说，是由于它丧失了危机意识。皇帝倡导无为，凡事只找容易的对付，道学家们一味空谈扯皮，因为道学的核心也是讲“天道无为”，所以对于一切变革，他们都是要反对的，尤其对于建立农民的基层组织，自然是上下同声都是要拒斥的。而一旦离开了对“危机意识”的警醒，任何对于明亡的讨论都找不到真正的方向。
大家知道，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关于明亡之经验教训的大讨论，是在1944年即明亡300周年时展开的，也就是说，它发生在抗战即将胜利，而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即将展开之前，而且是国民党首先揭开了这场讨论的序幕。这场讨论的核心和归结点，其实也就是围绕着如何建设新中国，以及建设怎样一个新中国而展开的。
今天看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据说还曾由陶希圣捉笔修订）一书虽然穷尽全力，但是，它最大的败笔，就是在抗战全面胜利还未到来之时，而表现出的胜利者姿态和自居正统意识，即表现为危机意识的荡然无存。特别是，蒋介石仅仅是简单地将明亡归咎于“外寇”与“流寇”，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寇”和“流寇”显然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和共产党，蒋介石甚至还认为，明不是亡于“外寇”，而是亡于“流寇”。他说：“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征服中国呢？——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王与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覆灭了。”实际上，正是蒋介石的上述观点，代表了长期以来对于明亡经验教训的简单化和通俗总结，而他一贯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论，竟然也就是基于保守派学者们所总结出来的所谓“明亡之教训”。例如，1940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就说：“其时对流寇常以抚议而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而不得言和，遂至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而这明显不过的微言大义，无异于公然主张投降日寇而*共产党。而与其观点相同者，更有傅斯年《论建州与流寇相因亡明》之论。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3）
今天看来，蒋介石对于中华民族500年不断走向衰亡的诊断，虽出自仍被时人所追捧的“大儒”和“国学大师”之手笔，但实际上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这却是十足的道学见识，它不但没有涉及到500年来“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封建主义社会结构，没有涉及到不事生产的商人势力在漫长历史上的消极作用，更没有涉及到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垄断问题，这种对于明亡教训的总结，即使在当时也没有经得住学术界的驳斥。而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柳亚子先生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和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
众所周知，郭沫若的文章所最鲜明地表现出的，就是强烈的危机意识，这也是这篇文章为毛泽东所激赏的原因。尽管郭氏的文章也没有从世界经济史的背景，结合白银引进的问题，触及明国家能力衰竭的根本原因，但是郭沫若立论高远，毕竟触及到了中国历史为什么难以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循环，特别是在物质生产、市场经济双扩大的情况下，国家行政能力、财政能力和社会团结能力反而持续下降的问题——也正是他的文章促使我们去不断思考打破这种循环的办法。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不足之处
从世界史的视野，结合近5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经验，探讨明亡教训的是黄仁宇先生。他提出了货币理论的视野，从财政国家建设的失败来探索明代国家能力持续衰弱的原因，并以此追究明亡的教训，这种看法，当然是突破了历史上既有的关于明亡的讨论。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黄先生的着作被大批介绍到国内，这其实不是偶然的，他的研究促使我们注意，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为我们面临着如何打破西方资本集团垄断世界金融的艰难课题。
黄仁宇教授是当代明代经济史研究的重镇，他尤其擅长于明代税制的研究，其作品最有影响的当然是《万历十五年》，但学术性最强、用力最深的则是《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后者值得专业人士一读。
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很多人以为：中国历史上一向不重商，由于不重视商人和商业，反而是“重农抑商”，结果商业不发达，所以就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对这种肤浅的观点，陶希圣先生的着作中早已经彻底批驳过了。黄先生的基本观点同样也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与生产活动、生产者是完全脱离的，商人有了钱，无非是买地和放贷，而这些都破坏生产和国家税收，正因为商人与生产相脱离，所以国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况近代以来，更有买办商人，完全流于替外国资本放债盘剥中国市场和生产者，因此中国要完成工业革命，就非要国家资本、国有企业不可。故而对于这样不事生产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则国家一定会继续贫困下去。
尽管黄仁宇有国民党的背景，但若单纯地看黄仁宇教授关于明代税收制度的观点，我们一定会发现他是很有些“左倾”的，其实，对于壮大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这一点，国共两党的政策区别本来就很小。因此他对*建政之初，为新中国建设所选择的道路是很肯定的，他还说：共产党不仅仅是恢复了基层的小农生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孙文主义”，最为关键的是，共产党更建立了牢固的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业剩余从地主豪商手中夺取，用于国家工业化建设，同时又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合格的现代劳动者，工业发展反过来使得过剩农业人口得以充分就业。这是中国国家复兴的最大希望。他的名言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意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而只有共产党改造和建立了中国的基础结构。在那个冷战的时代，黄仁宇能坚持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4）
当然，他的许多具体观点是值得讨论的，比如说，他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说：中国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全在于国家如何才能把商人的资本与劳动和生产结合起来，经济要发展，没有劳动者固然不行，没有资本也不行，而没有国家把二者结合起来，引导资本不断投资于劳动，那就更是不行。故黄先生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其实不过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国家能力衰弱的原因，就是国家无为，他所逐一描述的明代恶政，例如把粮税交由地方豪强，将盐税交由商人，劳役税收折银之后，税率又交由地方官员，从来不能固定，表面上国家省事，但实际上必然造就行政的“内卷化”——这些无不证明政府的衰弱和管理上的混乱。
但是，问题在于：国家究竟怎样才能有为呢？具体说，国家怎样才能够改变资本的逐利本性，同时又不断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更使得二者结合起来呢？对此，*早期的回答就是“劳资两利”的新*主义的经济纲领，而黄仁宇当然没有直接赞美“共同纲领”，而只是归结为对明代历史的种种叙述，但是对此纲领，他显然是十分赞成的。不过，要把资本家与劳动者结合在一起，这需要一个强大的财政国家存在才行，即这样的国家一方面要向资本家不断透支信用，一方面又要向劳动者不断提供福利，方才能两头调动积极性、两面讨好。但是，即使美国罗斯福“新政”长期实行造成的教训，也已经充分证明，这种政策的最终结果，实际上是两不讨好。因为说到底，将资本和劳动结合，这无异于将狼与羊圈养在一起，本来就是很难实行的。
黄教授另外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明代的税制很不合理，也就是税收得太少，国税太低，国家面对千百万无组织之小农征税，成本太高，结果国家没有钱；因为国家没有钱，又不愿意通过加强或者增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而是通过滥发货币，以通货膨胀来掠夺老百姓的财富，结果长此以往，造成了经济崩溃，从而导致了明朝的瓦解。
黄教授说明朝的税收太低，明朝的低税制太理想化，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贫苦农民出身的皇帝，他不但对于官逼民反、苛捐杂税有着切肤之痛，故从明代开国就坚持要少收税，这成为明代的祖制，而且，朱元璋对于商人和商人资本的逐利本性，对于这种本性的难以扭转，更有着超乎当今经济学家的直觉，比如他特别注意到，明初的大商人主宰的“牙行”和“钱庄”对于市场的垄断，迫使一般商人亦不得不接受其垄断价格，并从他们那里高息借贷，于是豪商垄断，非但生产凋敝，连商业和市场也一并凋敝。因此，牙行和垄断商人作为破坏市场或“反市场”的力量，是明开国后全力打击的一个重点。这些重视生产、打击兼并、打击市场垄断和金融垄断的政策，无疑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为后来的张居正改革提供了基础。只不过，随着边关问题的日益严峻，灾荒的频仍，总起来说，明朝的税收是节节上升的，对于垄断商人，也是不断放任的，因此，如果说明代经济的崩溃是由于税收得太少，税制不合理，转而通过滥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造成经济崩溃，——这起码是简单化了。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5）
还有，我们也可以说，黄仁宇先生拿明朝与当时欧洲那些穷兵黩武的民族国家相比较，认为明朝没有把提高工商业者、资本家的地位放在第一位去考虑，所以明朝作为现代国家来说就是不合格的，在我看来，他的这个观点起码更是太简单化了。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1500年代的欧洲有200个互相杀伐不止的国家，那里的人民要保命，要免于种族灭绝，就不得不寻找保护，寻找保护就不能不交保护费，而这个保护费，其实也就是欧洲近代意义上的税收。欧洲税收主要用于战争的目的，一年灭一国，十年灭一族，战争在欧洲是经常性的，所以欧洲自然税多而重。中国固然也重视税收（主要是土地税），但税收主要用于社会目的，特别是救灾的目的，尽管中国是个灾害频仍的国家，但灾害并不是每年每月每时都发生，所以中国税少而轻，这也就可以理解。还有——为了应付战争和扩大战争的需要，欧洲的国王不仅仅是要收税，而且还要向大商人借钱，所以欧洲国王和大商人逐渐形成了债务人和债主的关系，最终银行家会爬在国王和国家的头上，成为一个跨国的金融集团，这毫不奇怪；而中国的皇帝很少跟商人借钱，所以他也没有培养一个大商人阶级并让其作自己债主的必要。总起来说，1500年以来欧洲是以战争谋发展，而中国是以和平谋发展，发展道路完全不同，所谓“税收”、所谓“通货膨胀”，这些术语的意义、运用也完全不一样，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以一个模式来批评另外一个模式。
最终我们还可以批评说：黄仁宇先生的“税收太少”的观点，也不能比较好地解释明朝瓦解的原因，这是因为：第一，明代的税收政策在张居正之后得到了剧烈的强化，而且我们知道，明代——尤其是后期，国家其实并不缺钱，一个例子就是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在国库里发现了大量的高纯度白银——纹银，以至于李岩不禁要感叹：崇祯皇帝留着这么多钱而不愿意拿出来救灾，这实在是太想不开。我们还知道，李岩之所以造反，就是因为当灾荒发生时，他要拿出自己的钱救灾，反而被地方官诬为蛊惑人心的“邀名”，结果被抓了起来，山大王红娘子把他抢出来，他才不得不造反。这个例子说明：明朝中后期以来不是税收不力，而是没有把税收用在包括救灾在内的社会服务、社会救助方面，即明国家将一切委之于市场和社会，国家除了收税之外几乎毫无作为。国家不是税收不利而是在社会事业方面严重缺位，说穿了它是救灾不利。如果非要拿今天来比附说明朝的税收制度不合理，不能现代化，也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它没有我们今天的转移支付的财政政策。明国家不是税太轻，而是收了大量的银子税而没用在正经地方，从而国家信用的破产助长了国家能力的崩溃。这个就是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揭示的：明朝国家信用破产的证据是，掠夺的是官家，而救灾赈济的倒是李自成这样的强盗。郭沫若指出，崇祯九年，武生李琎上书建议富家助赈、富家助饷，结果差一点掉了脑袋，而李岩带头放自家粮救灾，人却进了班房——这两个例子正说明了历史的讽刺：“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结果人心自然颠倒，国家竟然能够在灾害面前也保持“无为”，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国家能力”。由此可见郭沫若的眼光比黄仁宇锐利，如果像黄仁宇那样，一方面说明朝税收不力，一方面却赞美张居正的横征暴敛为“税收合理化”，岂不是自相矛盾？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6）
崇祯之所以储备了这么多白银，这反过来说明：白银始终是短缺的，因为白银主要是通过进口得到的，供应始终是不稳定的。这也说明：由于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之间这一矛盾的决定作用，通货紧缩才是明代一贯和主要的经济问题。美洲白银价格回落造成的通货膨胀，对于欧洲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对于中国的影响只是局部的。明朝总体上一直处于白银饥渴状态——即通货紧缩状态，而且明代国内经济越发展，这种货币饥渴状态就越严峻，这就是为什么说，1630年代的世界白银、美洲白银供应的短缺，会对明代经济造成如此严重的打击。
黄先生认为明代经济是自给自足和自我封闭的观点，恐怕也是不对的。因为他不能解释明代全国各地都穿棉袄这种简单的事实，更不能解释1640年代，为什么偏偏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最富裕的受到粮食危机的打击最沉重这个根本问题，这里的回答只能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恰恰是因为这些地区过于依赖外贸造成的生产的市场化、专业化——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市场化，粮食供应的跨区域化。
自主的财政是毛时代的最大成就
尽管黄仁宇的论述可以遭到许多挑战和质疑，但是，如果我们从他所倡导的“五百年大历史”的视野去反思，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黄仁宇教授有一点是非常深刻的。这就是他率先指出：明朝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细致的“国家预算”，因为没有准确的国家预算，那么国家实际上就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钱，特别是需要从老百姓那里拿多少赋贡收多少税，这就是他指出的明朝“税收不能合理化”的真正意思所在。而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来，明朝也就不能在准确的税收基础上，明白自己要发行多少纸钞，——既不能少发，但更不能滥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钞法的稳定，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发钞制度，从财政上说，这样的国家才能说拥有自己的财政－税收－货币体系，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财政国家。
黄仁宇以金融视野出发，更对资本主义体制有着特殊的理解，他说“我所谓资本主义”，“其精义在于负债经营，亦即deficitfinancing”，而这乃是一句极其到位的话。他这里没有说明的仅仅是：所谓国家“负债经营”的制度，在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首先就是战争债务体制，正是从国家发行“战争债券”为战争融资的方式中，才产生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体制，从而为资本主义体制奠定了“上层建筑”。战争是现代金融－国债体制发生之最实质的动力，而如果没有国家以债务的方式来融资，近代以来，非但西方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和科技创新都会因为资金的缺乏而无法进行，而且两次世界大战亦均不可能发生。②在这个意义上说，黄先生所谓的“债务国家”的作用，则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意义上“财政国家”的作用，因为所谓“国债”信用制度的确立，就一国而言，本是一个为民族谋万世、谋未来，而不是谋“现时”的制度。
今天看来，我们或许会把黄仁宇先生的上述观点，理解为非常典型的“计划经济”的观点，国家预算——税收管理——独立稳定的货币发行，这一切当然都建立在一个严格的国家计划管理委员会的会计制度之上，这不是计划经济又是什么呢？当然，计划从来就存在，关键只是由国家来计划，还是由资本家来计划而已，黄仁宇先生不可能没有看到：明代经济已经是一个世界型的经济，它的经济是开放的，因而采用进口白银的方式解决货币问题，好像也是很自然的。而黄先生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他最大的“固执己见”恰恰在于：他拒绝承认明代采用进口白银来解决货币供给，这是个好的、必然的选择，他毋宁认为，这完全是个错误的、被动的选择，或者说明朝统治者自己根本就没有选择过，而是稀里糊涂地被白银“选择”了而已。黄仁宇确实看到了：依赖外部货币供血而自身缺乏造血机能，即没有独立自主和稳定的财政－税收－货币管理体系，这是明朝垮台的根本原因，而造成明朝初期整体财政政策瓦解的，就是白银的大规模进口。黄仁宇研究明史，他没有最终挑明的一个最大历史秘密其实是：如果没有白银的大规模引进，明代本来有可能通过建立一个准确的国家预算，通过完善税收制度，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宝钞（纸币）发行制度，——反过来说，倘明代的宝钞最终能够稳定，它也就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大规模进口白银来解决货币问题了，——进一步说，明代如果不大规模进口白银，那么，500年的世界史也就完全可以改写了，甚至数百年后，由于白银外流导致的鸦片战争也都不可能发生了！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7）
实际上，早在黄仁宇之前，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都曾基于明末的危机提出过“废银说”，只是这种远见卓识，并没有得到当时及后来的理解罢了。
黄仁宇关于“债务国家”与“负债经营”、关于从国债制度入手去确立现代国家信用制度的论断，实际上是结合了西方近代崛起的经验，但却又相当完美地解释了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道路。因为新中国所进行的一切重大项目，包括军事、科技、交通、教育等等，完全都是在资本严重匮乏的条件下投资建设的，而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开天辟地的项目，就是依靠长期的低工资、高就业、高积累、低消费的财政经济政策。
明朝以降，中国一直没有建立起国家预算体制，没有通过严格的国家预算、税收体制建立起发钞体制，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往制度上说就是中央政府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征税，基层无组织，中间无制度，“农业上的盈余无从有系统地积累，进而有秩序地发挥到工商业上，再伸展到服务性质的事业，有如保险及律师之雇用等”。往文化上说就在于道学误国。道学所推崇的自然主义的“无为”宇宙观，必然使得保持和维护现状的主张，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国家在组织效率上不求长进，这固然“使兴师造反，背叛朝廷者不易发难”，但却更使国家没有动员最广大基层的组织能力。明朝以降500年，中国并没有完成儒家思想的近代转化，也没有完成儒生角色的现代转化，明朝的儒生在治国理财方面，都是完全不合格的，明代道学家的思想空洞浮躁，不能经世致用，——这套“非理性思想”培养出来的儒生，好像那才高八斗的侯方域，这个家伙的头脑竟然还不如李香君清楚，这种人一旦成为“精英”，那只能误国，不能成事。
黄先生的这套想法，令人想起日本现代大思想家丸山真男关于明代理学传入日本后，发生了“国家化转变”的论断。按照丸山先生的看法，理学在日本的江户时代，经过了国家的改造后，方由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演变为积极有为的国家观，特别是国家经济观，从而成为日本现代转变的动力，这是后话，但不过也不妨引用如下供参考：
朱子学的道是由天地自然之理所赋予的基础，它贯通天与人、包摄社会与自然，既是规则又是法则。不过，这种绝对总括性的道，通过素行、仁斋和益轩等所表现出的连续性的思维解体的过程，其中的诸要素就逐渐地开始独立化。人道、规范和应该，已脱离了天道的存在。道的价值既不存在于合乎自然的真理之中，也不存在于自身终极的理想中，它完全是依靠圣人的制作。使道成为道的不是理，而是权威。
货币是“圣人制作”、“国家制作”，不能委之于天和自然。为了子孙后代的发展，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牺牲现在和当下的利益，必须创造一种机制，以保证我们能够为他们作些什么——而这就是现代国家组织的作用，这也就是“托架”出时间和空间，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与“未来”联系起来的现代货币信用体系的作用（安东尼·吉登斯），诚如丸山真男说：这也是日本经济起飞的真正秘密。
而与丸山先生不同，在当时的背景下，黄先生的写作实际上更属意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货币体系的努力，他独具慧眼地把这看作是500年来头一件大事。因此，在我看来，黄先生和另一位海外学术巨擘邹谠先生，虽然都有国民党的背景，却高调赞扬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民族大义出发，是真正懂历史的大学者。黄先生说：只有上看货币财政独立，下看基层建设，才能“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诚哉斯言！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1）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
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资本作为丧失了“战争投资”这个最大客户的金融机构，其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票号资本先是不能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随后又被排除在经营战争借款和赔款之外，这样它就几乎丧失了帝国主义时代所有的“大宗业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票号资本显然是被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被西方的金融垄断所击溃的。
你可以随意向一个市场经济中增添许多资本家，但是除非国家以这些人的阶级利益为出发点，否则这个市场经济仍是非资本主义的，布罗代尔本人把中华帝国作为恰好能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分开的例子，这是一个历史的洞见——
乔万尼·阿瑞吉
商行的长途贸易催生信用机构
近代以来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原因主要是中国没有产生西方式的那种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比较起来性质是不同的。比如毛主席就曾经说过，这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力量比较弱小。
不过我们看19世纪初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前的1830年代，以中国南方广东的行商和北方山西的晋商为例，就会发现这两部分商人几乎主宰了当时的世界贸易和商业活动，不但晋商在蒙古、俄罗斯、欧洲和日本有很大的国际投资，而且广东行商还曾经投资于美国的铁路建设。无论从外贸还是金融上看，他们其实都已经具备了国际资产阶级的规模，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相反的问题：我们怎么看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这个论断？即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毛主席的上述洞察呢？他那个着名的解释是不是可靠呢？
我认为毛主席的解释总体上说是对的，而理解他的论述的关键，首先在于我们怎么理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两个词。今天我们一般地把企业家、商人、资本家不加区分地、一般地、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这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因为这样笼统的说法，其实没有正确区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用布罗代尔的说法，就是没有正确区分物质生产、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没有区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而没有既区别又联系地解释他们产生的原因。
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其实是“长途贸易”的产物，这样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般地与生产和贸易的经营者有关系，而是与长途贸易有着最根本性的关系，长途贸易才是理解近代资产阶级产生的关键。因为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场和贸易，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从事这样的交换活动的人，一般来说也不必是与生产活动截然分离的、独立的商人阶级，它也不需要大量的、独立的商业资本，因而，那些人也不能被称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人阶级，他们只是一边生产，一边销售的“商贩”——即所谓“贩夫走卒”而已。
但是，我们所说的长途贸易就大不同了。长途贸易是指跨国的大宗贸易。这种贸易首先不是一般的生产者所能够经营的，甚至也不是一般的国家所能承担的，因为所谓长途贸易，它不但要求一个国家有生产大宗商品的资本和财力，同时还要求一部分人有巨大的财力、资本，先去把这些商品购买下来，然后再转运到远方去出售即卖出去，也就是说，需要他们为远方的消费者预先垫付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于是，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存在大于、起码是等于生产资本的商业资本存在，即它要求与生产资本相当的商业资本存在，进而要求存在一个与生产活动相分离的商人资本阶级，如此，长途跨国贸易方可能发生。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2）
近代中国的行商和晋商，正是这样一个既与生产活动相分离，又可以通过大规模的长途贸易把国内生产组织起来的商人阶级，从而它才支持了大规模的海洋贸易和大陆贸易。晋商资本，首先就是指从事跨国长途贸易的大商业资本。下面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1819年，中国对欧美的海上贸易赚取的白银为2282万两，此后到道光十三年（1833年），每年海上对欧美的贸易所赚取的白银都在2300万两之上。我们再看北方的恰克图贸易，按照俄罗斯方面的统计，1854年两国间的贸易额是1968万卢布，当时南方的海洋贸易是由行商主导的，但资本的一部分来源仍是山西票号，而北方大陆上的长途贸易则完全是由晋商主导的，从这个数字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南方从事海洋长途贸易的行商和北方从事大陆贸易的晋商积累了多么雄厚的资本。
而且，除了对于独立的商人阶级和商业资本的要求之外，长途贸易又必然要求并依赖信用资本的发展——这是它又一个根本特征。这是因为长途贸易的另一特点，就是它的贸易周期比较长，例如当时从欧洲到中国的一个贸易周期差不多要三年时间，长途贸易虽然利润大，但是其利润回款的周期也特别长，面临如此长的回款周期，就必然要提出相应的、严格的信誉要求：即生产商需要一个有信用的凭证，以保证它在三年后怎样才能从销售商、贸易商拿到货款和利润，而对于贸易商来说也是同样的，他也要向中间商和代理人提出类似的信用要求。例如对当时的英国贸易商来说，他们并不是把货物运到广州后自己直接销售，而是一总将货物交由他们的中国代理商——广东行商寄售或者代售，尤其当彼时货物的价格行市不理想的时候，英国贸易商尤其喜欢这样做，即他们将货物交由行商处理，待三年之后，凭着行商开具的信用证，再来结算货款和利息。
所以说，长途贸易不但要求一个与生产资本相当的商业资本，而且它也必然要求一种规范、严格的信用资本的存在，从而，长途跨国贸易在催生一个商人资本的同时，必然也会催生相当规模的信用机构的诞生。
对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论述的：“大规模的和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会把全部产品投入商业手里；但是，要一国的资本增加一倍，以便商业能够用自有的资本把全国的产品买去并且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数量和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活动的增长。”
*的论断很经典地说清楚了：信用经济和专业性的信用机构，乃是长途跨国贸易的必然产物，它会与生产的发展一起增长。他的这一论断也很好地解释了晋商是怎样的一种商人，他们为什么会从边关贸易商发展为长途贸易商，并且最终发展为票号资本即信用资本。
要谈论*，首先要读《资本论》，无论我们坚持还是否定*，恐怕都要先读一遍《资本论》再说话，否则没有意义。比如我们研究晋商，不读《资本论》怎么行呢？晋商难道首先不是长途贸易的产物吗？如果不了解长途贸易对于信用凭证的必然要求，你又怎么能解释晋商会发展到票号呢？这个票号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突然又被大风刮走了吗？当然不是的。正如*说的，你让山西商人一股脑用现金把全中国的货物都买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自然就需要延期支付的信用凭证，这就是“长途国际贸易必然需要商业信用机制的产生”。什么是商业信用呢？*说：商业信用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而山西票号就是一种典型的经营商业信用的机构。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3）
1823年左右，中国第一家成规模的票号日升昌，及其横跨北方共同市场的信用网络诞生了，票号的诞生，标志着晋商由商人资本向信用资本的过度，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达到了它历史上的顶峰。
其实，早在山西票号之前很久，16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南洋华侨的“银信汇兑局”就已经产生，直到19世纪初它还在发挥汇兑的作用。而中国北方第一家经营信用凭证的机构“帐局”，在乾隆元年（1736）开设于张家口，这当然也是山西人经营的，它也是北方共同市场形成并逐步扩大的产物。因为张家口是明隆庆年间兴起的市场，是由于明代的边关贸易和白银经济的驱动而产生的。特别是到了清雍正五年（1727），为了稳定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形势，中俄之间签订了《恰克图互市界约》，这个互市界约开通了北方中路贸易的商道，山西就处在这个中路贸易的核心处。随后，北方大陆共同市场不断扩大，信用的要求也不断扩大，我们前面已经说过，1830年是北方中路贸易的最高峰，因为当时英法战争封锁了欧洲海路，所以欧洲与世界的贸易，只能经过恰克图这个北方中路贸易的通道来进行，恰克图贸易是当时世界贸易的核心，而张家口这个地方，是以晋商为主的北方贸易商人接受国货和贩卖外货的枢纽。
但是，尽管中国的信用机构诞生的并不比西方晚，尽管晋商拥有庞大的资本，并经营着为跨国长途贸易提供信用服务的汇兑网络，——我们还是必须指出：票号资本却并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
票号没有从战争中获利和发财
那么，山西票号与西方的私人银行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最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结论就是——尽管山西票号大规模地投资生产和贸易，但是它却并不投资于战争。正因为它不为国家的战争行为提供借款，所以它也就不具有国家赋予的以国家税收为抵押的发钞权。而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只是从生产和贸易中获利发财，却没有从战争中获利和发财，这是它最大的局限所在。而投资于战争却是西方主要私人银行经营的根本手段，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战争是最大的获利工具，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山西票号就完全不可能竞争过西方的私人银行，——所谓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力量弱小，我认为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解释。
西方最早的私人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和英格兰银行）都是发战争财起家的，这就是它与山西票号的根本不同。在欧洲民族国家争霸的条件下，西方私人银行的基本功能，其实就是为国家提供战争借款，国家又反过来以税收作为抵押，赋予私人银行以发钞权。作为国家的债主，私人银行因而具有了“绝对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①——前者指国家，后者就指私人银行。
而1840年之后，为其经营宗旨所决定，西方金融机构在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作为，其实是通过经营战争的方式来逐步扩大和掌握世界市场：即它一方面为发动战争的国家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则又为战败国提供“赔款”的借贷“服务”，并同时要求以该国的税收、特别是海关税收作为抵押。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西方私人银行逐步控制了各个国家的税收和贸易权利，从而成为一个跨国的、垄断的金融资产阶级。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4）
例如，1895年，日本正是在英格兰银行借款的支持下，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而按照英格兰银行的要求，日本作为战胜国，更迫使清王朝必须将所有的赔款白银2亿余两，全部折合为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生息。利用这笔天文数字的赔款，日本于1897年以固定的1∶32（1日元等于2先令）的金银比价比率，完成了金本位制改革。①我们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将要介绍：西方在1840年左右采用金本位制，这是由于他们在长期的殖民活动和贸易投机中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黄金的缘故，而西方采用金本位，却使得大批劣制银币涌入中国，同时造成大批基准银（纹银）流出中国，遂导致了清王朝的货币体系紊乱、清朝财政因之垮台。此外——还由于金贵银贱，所以中国产品从此在世界市场上就“天然”处于竞争劣势，而这一点对当时同属“银本位”的日本其实也是一样的。日本之所以能够改变它的银本位制度，就是通过大规模的中国赔款占有了世界上纯度最高的白银的缘故，反过来——由于库平银在甲午战争的赔款中消耗殆尽，造成中国纯银尽失，这样一来，对于清王朝来说，其财政就从根本上崩溃了。
尽管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也曾向山西票号借款100万两白银，作为战争经费的补充，这是清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因为战争原因向民间信用机构融资，但随着甲午战败，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作出的明确规定，这种向本国私人资本借款的行为被所谓的“国际条约”所明文禁止——因为那些不平等条约规定：作为战败国，清政府的战争赔款必须从西方金融机构获得，而不得从中国民间金融机构融资。这一规定不但使得西方金融机构通过借款行为，掌握了包括海关税在内的中国国家税收，同时它更将中国金融机构彻底排除在“战争金融体制”之外，——众所周知，列宁将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称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其意义实际上就在于此。
金融依赖外国，国力必然衰败
近代中国为什么不能富国强兵呢？说穿了，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确实捉襟见肘，根本没有钱投资在军事和工业上，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也不允许中国把金融业与军事工业结合起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彻底瓦解了清王朝的国家财政的同时，也使得清王朝借助国内融资振兴军事的能力归于彻底的不可能。而对于山西票号而言，我们则可以说：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资本作为丧失了“战争投资”这个最大客户的金融机构，其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票号资本先是不能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随后又被排除在经营战争借款和赔款之外，这样它就几乎丧失了帝国主义时代所有的“大宗业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票号资本显然是被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被西方的金融垄断所击溃的。
从整个发展的历史上看，山西票号本不是一个向国家发债的私人金融机构，而是一个经营借贷、汇兑的信用机构，它不能以国家信誉和国家税收作抵押而拥有发钞权，也没有发行国家债券的权利。与西方的私人银行不同，由于它不投资于战争这桩最大的“生意”，从而它更不是国家的债主，从而可以凌驾在国家之上，最终发展为跨国的、垄断的金融资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理解毛主席所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弱小。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三部分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5）
晋商和山西票号的衰落，还必须从它所投资的主要对象——国际间长途贸易的衰落中去寻找原因。不投资于生产，而主要投资于贩运，与生产相脱节，这是中国商人的固有缺陷。而随着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中国边疆崩溃，随着通商开埠，西方商人大规模进入中国沿海和内地建立贸易据点，山西商人也就因而丧失了国际贸易中继站的地利，而晋商也丧失了充当国际贸易中转商的利益，它的财力日益萎缩。
历史上长期居于重要战略地位的北方“中路贸易”通道，在近代逐步被废弃了。这里最好的例子是恰克图贸易。恰克图互市开始于1728年，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喀尔喀蒙古地区，对抗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扩张。特别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贸易几乎全部集中于此，这个曾经的荒漠之丘，一时名声大振，成了中俄贸易的“咽喉要道”。清人何秋涛曾称其是“百货云集，市肆喧嚣”的“朔漠之间一都会”；俄文史料称其为“西伯利亚汉堡”；也有的西方历史文献甚至称其为“沙漠威尼斯”。
但是，20世纪初，随着西伯利亚远东铁路的修通，中俄贸易的线路从此转向了东部沿海，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瓦解，漠北蒙古（即外蒙古）随即掀起了分裂运动。在20世纪的前半叶，整个外蒙古地区一直就是俄、日两国努力争夺的势力范围，明清以降500年以来，中国在这个地区历经数代的艰辛经营所造成的商品-市场关系，因为国家的崩溃，该地区形成了政治和军事真空地带，经济体系也从此逐步瓦解，而由山西到恰克图的北方中路贸易，也从此走向衰落。
1945年8月13日，国民党政府为了换取苏联当局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当时的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该条约承认了苏联支持下的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和恰克图从此被从中国分割出去，而中国内地经山西联系北方的“中路”，从此彻底断绝。
1950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归来，途经当时已经属于苏联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首都的乌兰乌德，他不但拒绝了当地政府的欢迎，并一反常态地拒绝下车做客。据师哲回忆，毛主席当时沉痛地说：这里就是当年苏武牧羊的地方。
恰克图，是清代中俄边境重镇。它南通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北达“乌丁斯克”，——即今天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也就是毛主席当年拒绝下车的地方。1727年10月﹐中俄《恰克图条约》在此草签﹐次年正式换文。恰克图在俄语中称为“阿尔丹布拉克”——而它的另一半则被称为“买卖城”。
听凭金融依赖外国，这是自1567年（隆庆元年）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衰败的最为根本的原因。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更通过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以借款和贷款的方式控制了中国，而由于中国的财政经济不能独立自主，中国的工农业也就不能独立自主，国防就根本谈不上了。对这个问题，500年来认识得最为清楚的，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
1960年，中苏之间的最终分裂之造成，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中国拒绝成为苏联的新朝贡体系中的卫星国，特别是拒绝人民币与卢布挂钩，乃是日后苏联制裁、封锁和压制中国的重要原因。这种经济制裁在1960年代初达到了高峰。按照苏方的统计，从1950年到1961年苏联向中国借款14次，总计达18亿1千8百万卢布，其中还包括用于朝鲜战争的军事借款2亿卢布，利息是2％，根据师哲的回忆，在抗美援朝战争过程始终，苏联从未说明苏方提供的军火属于战争借款，而是一直声称是对中国出兵维护社会主义集团利益的补偿，是苏联应该担负的责任。但是，这一部分军火后来却被加入到中国的债务中，并且附以高额利息。
按照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的全国人大报告中所宣告的数字，截至1964年，中国已经偿还了苏联外债14亿卢布，其余的款项将通过边贸的方式，以实物的形式于当年偿清。正是在偿还苏联债务的过程中，新中国不得不勒紧腰带、严格量入为出，从而确立起极其严格的国家预算体制，从而保证了人民币的独立自主。日本学者毛利和子在作出了上述统计后赞叹说：1957年，中国国家预算为128亿美元，当时的美元略低于卢布，故14亿卢布相当于15亿美元，这等于是中国国家预算12％，苏联的债务毫无疑问加剧了中国的国家困难，但是从长远看，中国如果不依附于苏联并成为其卫星国，不使人民币与卢布挂钩，就必须偿还苏联的借款，奇迹般的是，中国到1964年就把苏联的借款基本还清了，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1956年遂以批判斯大林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以《论十大关系》为核心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四部分 为什么说清王朝是败于金融体系不合理（1）
为什么说清王朝是败于金融体系不合理？
清康乾盛世以来，国家收入不断减少，从而导致军队越来越弱，这恰恰是康乾盛世惠民、利民的宽仁政策所导致的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甚至是市场经济高水平发展所导致的资本积累困境所致——这正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又一原因所在。
地租收入的减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也是清朝实行仁政的结果——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
清朝作为“文化帝国”的固有缺陷
简单地断言清帝国在武力上“软弱”，其实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这里的关键，首先在于对何谓“霸权”的理解、在于对何谓“统治”的理解。因为，正是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体系，才构成了理解、阐释何谓“软弱”或“强大”的前提。
如果单纯从军事上说，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清帝国和英国一样，其实都是非常“好战”的。从康熙、雍正到乾隆，从北击雅尔塔到收复台湾，从远征廓尔喀到平定噶尔丹，无论是在西北还是在东南，无论是在茫茫草原还是在辽阔海疆，清王朝的大部分历史，其实也是必须透过炮火硝烟才能被看到的。因此，相形之下，何伟亚（JamesL.Hevia）的如下说明也许比较客观，他认为：到18世纪末期，中英两国“都统治着不同种族与文化的子民；双方都各有其政治中心，也都有其等级不同的属国和殖民地，双方也都自认为比对方优越”。这里的区别仅仅是，中英双方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和运用武力的方式，中英双方也分别代表着对于“霸权”和统治的不同理解。
作为一个拥有巨大领土和疆域（2200万平方公里），但自身人口却很少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清王朝而言，尽管武力是必要的，但是，武力征服和军事占领却并不是最佳的帝国统治方式，而获得文化和礼通过武力占领而攫取经济、税收利益。无论对于蒙古、西藏还是新疆，清王朝采用的都是“仪上的认同，并在边疆地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甚至在多民族政体中实行“多主制”，则是更为有效的治理方式。像历代中国王朝一样，清帝国的统一同样是建立在文化的“大一统”之上的，根据文化大一统的理念，武力的效果总是有限的，——这是继承着中国漫长的“文化帝国”统治经验的清王朝，与脱胎于欧洲军事帝国、新兴的“英帝国主义”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它表现为：对于属国和藩邦，清朝并不追求军事和武力占领，更不追求统而不治”的方式，而无论对朝鲜、安南还是琉球，清王朝所采用的也都是通过提供经济和贸易上的好处以换取文化上的象征性认同的“朝贡”。
然而，与清王朝这种“差序包容”（hierarchicalinclusion）的“天下观”不同，英国对于什么是“统治”却有着其完全不同的理解。简而言之：在欧洲内部，英国的政策是建立在“互相毁灭的武力平衡”基础上的“主权平等”外交（此为《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奠定）；而对于欧洲之外的国家，英国则实行直接的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的殖民地政策。
清王朝的政治，更将中国作为“文化帝国”的统治方式推向了极致和高峰，不过，它却也使得“文化帝国”的固有缺陷更加深化了。这些缺陷包括“官－吏”分立造成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痼疾，包括由于白银依赖所造成的东南沿海商人群体买办性的加剧——这在清代广东公行制度的*中得到最深入的表现，更包括藩属地区、沿海地区离心和分裂势力的日益坐大。而对中国作为“文化帝国”的政治特点，现代中国政治家们大都有所领悟，例如蒋中正就将中国历代王朝政治的特性，解释为主要依靠社会和礼俗的“自治”，而非国家的控制。他说：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四部分 为什么说清王朝是败于金融体系不合理（2）
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方面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社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于修筑和输浚。
然而，所谓依靠“社会自治的精神”和“乡里互助的道德”，固然是“不待政府的督促”，不过这样一来，国家的责任和能力势必下降。面对千百万“自治”的小农，国家的干涉好像是少了，但是地方势力的利益、束缚和权力因此就大起来了。国家依靠地方自治，这好像是很节省行政成本而有实效的制度，但是长此以往，国家的组织性和行政效率就形同虚设了。内部地方上的权力尚且是如此之大，而至于边疆方面，国家的能力就可想而知了，当它遇到强敌入侵的时候，不能抵抗也是自然的了。这个问题实际是自古就有，宋以降加剧，到了清代，矛盾就更是非常地突出了。
概括地说：清王朝这种“差序包容”、甚至“多主制”的统治方式之优势所在，当然就是可以极大地节约统治成本，从而导致了其以“少数民族”的规模，却成功地统治了广阔的领土——特别是幅员辽阔的边疆地区。但是，其劣势则在于，对于藩属和边疆地区长期实行的“统而不治”、“为而不有”的政策，天长日久，则必然造成一种地方主义、分离主义，这表现为治理藩属能力的下降，特别是对边疆问题的松懈。而以东邻日本的兴起为例，与清王朝对比而言，主导明治维新的日本萨摩、长州两藩，都属日本的外藩，它们的特长恰在于有着经营地方、边疆问题的长期经验，这不但导致了明治之后的日本将治理的重心确立在其边疆地区，而且更从客观上助长了近代日本的扩张主义趋向。因此，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打击，其根本目标也主要是瓦解清王朝的边疆和藩属，这一点又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清王朝“天下秩序”在边疆治理上的弱点而作出的明确战略选择：如日本对琉球、朝鲜、台湾、满蒙，俄国对东北和蒙古，英国对广东、新疆和西藏，法国对安南和广西——在这个意义上，清王朝的瓦解，首先是其边疆和藩属瓦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的。特别是，鸦片战争的剧变，首先是从东南沿海的海疆爆发；这亦不是偶然的，那里长期以来就是引进白银的口岸，同时也是买办商人势力支配的地区，而作为“蛮夷之地”，相对于北方和西北而言，南方地区国家的治理能力更一向就是薄弱的。
金融体制的转换致使清代财政困窘
“天下”是指文化上的“大一统”和普遍的文化秩序支配下的差序格局，“天下观”中的边疆、外藩与中心或者中央的关系，显然不同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对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有清醒的了解。而18世纪末期，中英上述“帝国天下观”与“帝国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对立，就鲜明地表现在1793年马嘎尔尼使华所发生的冲突上。乾隆帝在敕谕中清楚地表达了华夏皇帝实际上没有真正统治世界上所有区域的欲望，他本人只是“中国文化圈”里的皇帝。对于非中国文化圈的国度，他没有任何兴趣，而且，中国这种“文化大一统”的制度是其他文化中的制度不能模仿、无从效法的——故乾隆帝说：“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无用。”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四部分 为什么说清王朝是败于金融体系不合理（3）
在马嘎尔尼的时代，按照英国自己的逻辑，英国所要追求的与清王朝的“主权平等”，只能是建立在互相毁灭的武力的平衡之上，而根据当时中英之间武力的差别，中英之间这种意义上的“主权平等”还不可能通过武力来达到。因此，18世纪末历史的尴尬在于：不但清帝国没有接纳英国为“藩邦”的兴趣（因为它不属于中华文化圈），而英国也没有通过武力而与清帝国“主权平等”的能力，更没有把中国纳入殖民地的可能。这种文化上的互相“不承认”以及武力上的彼此“无可奈何”，是那次“外交”陷入失败的真正原因。
这也正如罗伯特·B.马克斯在其极具创见的着作《现代世界的起源》一书中描绘的：清王朝的“外藩”并不等于英国人理解的“殖民地”，它们从来就不是中华帝国征税的对象，而是中国以购买力的方式进行援助的对象。而英国所谓的“主权平等”也绝不等于“和平相处”或“和平共处”，而是意味着“武力对等”。“18世纪末期的时候，与中国相比，英国的势力还是不够，它仍然无力挑战中国在亚洲确定的贸易原则，尽管他们试图这样做，最着名的一次发生在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带领使团觐见中国皇帝乾隆，结果遭到一番冷嘲热讽，无功而返，英国对此之所以无可奈何，就是鉴于当时的英国和中国之间确实还没有实现欧洲式的武力平衡。”
然而，在不到半个世纪的光景，清王朝却终于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的武力所击败，鸦片战争的战败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而言都是极其关键性的，它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负。今天看来，鸦片战争对中国与世界的关键性影响，起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界定：
第一，鸦片战争的失败和随后一系列的战败，使得中国日益背上了天文数字的赔款，从而使得中国由1567年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一举沦为了西方的债务奴隶，从此，近代中国就再无财力投资于发展生产和国家建设，更不要说是民生建设了。而西方列强也由此变成了中国的债主，随后，不但中国的生产活动一般都是由外国投资所驱动的，中国遂成为西方列强的资源和劳动力来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打工国家”），而且——西方列强也由生产国变为投资国、资本输出国，即从此之后，西方列强主要依靠资本投资而非物质生产，来占有和攫取世界主要财富。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由此得以形成。
其次，我们尤其要注意到：鸦片战争前后，其实又是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由“银本位”向“金本位”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自16世纪以来，地中海的银行家们，先是在欧洲内部的南北贸易中，利用金－银之间的差价获利，开始了其黄金积累过程，随后，在对中国的贸易和大规模白银出口中，又进一步利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金－银差价再次获利，通过亚洲贸易增加了黄金的储备（起初的原因不过是因为黄金比白银更便于携带和长途运输）。最终，随着欧洲对于非洲的殖民活动和金矿的开采，导致欧洲在19世纪初已经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的黄金，这从而为西方各国采用“金本位”制度奠定了基础。
于是，当着1830－1850年之间，普鲁士、法国——随后是美国先后废弃“银本位制”而采用“金本位制”之时，世界白银需求大规模下降了，白银的价格大幅度跌落了，而这一大变动对于白银的最大进口国中国而言，所造成的影响起码是两个。第一个影响是：世界各国、各种成色的银币纷纷涌向中国，中国货币市场上充斥着劣质白银或者白银“劣币”，这造成了“良币”——高纯度的中国“纹银”价格高企。而第二个影响是——它造成银贱物贵，通货膨胀加剧，这就对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造成了最直接的影响。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四部分 为什么说清王朝是败于金融体系不合理（4）
上述世界货币体系的变迁，本来已经给中国固有的货币体系造成了深刻的打击，可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投资中国和印度贸易的英国金融家们，又与广东公行的中国买办阶级勾结起来，通过如下紧密联系着的两种方式，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金融体制：即他们一方面通过利用中国“良币”——“纹银”与各种成色的世界银币之间的差价，大量出口纹银到印度和欧洲，以投机获利，而这就造成了中国“纹银”的大规模外流。由于“纹银”是中国国家最终的结算和储备白银，是中国国库用银，更是中国的“基准货币”，所以“纹银”的外流，就极大地动摇了中国的国本。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劣质和成色不等的白银货币，又经他们之手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市场，这又使得中国货币（铜、西班牙银币－纹银）之间的换算关系陷入紊乱，作为基准货币“纹银”的大量流失，更加使得货币换算关系的紊乱不可收拾，这最终摧毁了中国的货币－税收体系。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中国自明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逐步确立起来的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金融体系，终于在1840年左右走向无可挽救的崩溃，另一方面，却是西方自1570年代开始日益积累黄金的活动，在此时恰恰又达到了高潮，并最终促成了金本位制度在欧美的产生，于是，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和贸易上的鸿沟，从此也就由这种货币制度的安排所铸成，并日益放大了：即从此之后，无论中国有多么大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而由于西方世界的产品与黄金挂钩并由黄金定价，所以西方国家生产的商品，就“先天性”地比中国产品更为“值钱”，同理，无论中国的出口规模多么巨大，但由于金贵银贱，这在一开始就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处于了下风。我们说鸦片战争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更是指上述国际货币体系变动，是指中国由此而形成的商品生产和贸易上的绝对不利局面，至今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第三，在英国－中国－印度三角贸易关系中，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金融家们，逐渐承担起汇兑贸易差额的角色，这个角色不但替代了历史上东南亚华侨所创立的“银信汇兑局”的作用，并且还把晋商汇票从中国贸易中挤了出去，从而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不得不依赖于英格兰银行的汇兑业务和汇票。有清以来，西方银行家在与中国的大规模贸易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种国际汇兑垄断者角色，使得中国的贸易剩余被西方金融所掌握，这乃是随后西方金融资本支配中国经济的重要制度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和西方列强绝非仅仅是“靠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实际上，英国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们，更是靠它们长期所形成的金融放债体系，逐步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贸易和生产活动，而鸦片战争不过是以暴力的方式，揭开了现代世界由资本投资主导的债务剥削体系的铁幕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近代失败当然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失败，因为它作为19世纪漫长历史的结果，首先表现为世界货币－金融体制的转换所导致的清国家内部货币体系的紊乱，由于作为国库存银和“货币基准”的“纹银”的大规模流失，由于大量劣质货币的流入造成的清代货币换算体系的崩溃，最终这一切，在军事失败之外，又势必对晚清的国家货币税收体系造成灭顶性的打击。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四部分 为什么说清王朝是败于金融体系不合理（5）
由此看来，由世界货币体系的变迁、世界货币流动逐步造成的中国内部金融－货币体系的动荡，自然也并非是从1840年才开始的，而是在19世纪初的头几年就开始了、并且逐渐地加剧了。这种货币金融变迁，其实又早已经潜在地、然而却根本性地影响着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并必然会最终传导到中国的国家财政－税收体系，这就是清代国家财政日益陷入困难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国家财政的困难，当然势必会影响到清的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军事能力建设。
正如本书上篇所揭示的：中国货币体制之不合理，其实是自明隆庆元年就奠定下来了，在这个意义上，明、清两大帝国崩溃的原因，都主要在其内部——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也就是说，自1567年以降实施了长达300年的货币政策，其实才是导致中华帝国从内部崩溃的最根本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没有人比滨下武志的如下论述更为直截了当：
中国在以白银为主要货币金属的同时，其供给却需要依靠外国，这种矛盾的结果，在白银的第二次流出期突出地体现出来。这也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作为“结算手段”的银不足时导致的银贵，以及在国内作为“流通手段”的银不足时，导致的银贵钱贱。而且，这还暴露出没有直接掌握白银流通的清朝财政，却以白银为主进行征税和财政经营的内在根本矛盾。
而且，白银从中国的流出，其原因不应仅仅归结为外国贸易结构性质的变化，而更应该被看成是一个新的起点——由此产生的新的贸易金融关系的展开，决定了各国列强侵入并掌握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发生质变的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历史特征。
清朝的藏富于民导致军事衰弱
与金融垄断相比，军事暴力只不过是19世纪“欧洲文明”的一个方面，反过来说，军事失败同样也只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帝国失败的一个方面，即军事失败只不过是中国国家财政失败的最直接表现，而中国国家财政的失败，则是300年来中国将货币委之于外国的必然结果，它才是造成中国国家能力在近500年里持续下降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人将鸦片战争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和科技文明先进之类的说法，就几乎是完全不着边际的。于是，关于鸦片战争的叙述，唯一值得参考的中国着作，可能也就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了。
因为，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名着中追问了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军队人数不过7000，而且还是不识地理、不谙地形、劳师袭远的疲惫之师，——充其量不过是一批规模较大的海盗而已，为什么清朝所调集的大部队，其以绝对的优势兵力，竟然不能应付这7000人的海盗？——而今想来，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实则却是最不容易回答的。
通过大量的战报和奏章分析，胡绳发现了一个久为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问题：被从内地调来的大批清兵虽然人数众多，但却是“军饷”严重缺乏的部队，故而非但行动集结极其迟缓，等其赶到，高度机动的英军早已杀向它地，更由于清军因“穷”而成“匪”，不但纪律性极差，所到之处，敲诈勒索地方、乃至抢掠百姓成为家常便饭，且清军之间的互相攻击、彼此屠杀，更是经常激起民变，从而导致沿海百姓反过来为英军提供情报，甚至成为英人侦探。如此里应外合，这才造成英军得以以小击大，变被动为主动。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四部分 为什么说清王朝是败于金融体系不合理（6）
这就是所谓：大军“奉调之初，沿途劫掠，——抵粤之后，券驽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夺财务，校场中互为格斗，日有积尸”。
这样，胡绳的考辨就提出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其一，清军是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其二，英军采用了清军所不擅长的海洋战争的手段，他认为这二者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内外因。
就后者而言，施密特对于欧洲现代军事革命的分析堪称经典，在《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一书中，施密特指出：现代海洋战争采用的是典型的以小击大的机动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争”，它不以夺取对方领土，而只以夺取商业利益、摧毁对方的经济和贸易为目的，海洋战争采用高度机动的战略战术，以不择手段的恐怖和威慑来强制对方就范。与陆战不同，在没有边界和阻隔的海洋上，所谓地理、地形的优势根本派不上用场。换言之，在鸦片战争中，即使没有沿海居民作向导，英军只要不上岸，清军也绝不可能依靠陆地地形优势对其战而胜之，更不必说是聚而歼之。而鸦片战争中英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恰恰完美地表现了施密特所描述的现代海洋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威力。例如，尽管对于英军来说，即使兵临南京城下，也并不意味着其就能占领南京，即使其占领南京，也不意味着清朝的战败，但是，少数英军对于清王朝的真正威胁在于，一旦英军兵临南京，并在那里封锁长江，则会立即阻断了清王朝的“漕运”，而一旦“漕运”断绝，这样就等于卡断了清王朝税收和财政的命脉，从而对清王朝的经济和国家税收产生致命的威胁与打击。
而胡绳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清朝大军其实是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这一点则更为深刻地揭示了鸦片战争中清军所以战败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与战争进程中清朝对于“漕运”断绝的担忧结合在一起，暴露了清国家税收体制与军事衰弱之间的必然联系，恰恰是这一点，在此前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中很少被涉及到。
简而言之，正是由于从康熙时代开始逐步实施的“摊丁入亩”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等利民政策，一方面解决了人口剧烈增长而带来的人地矛盾，从而通过分工和交换的扩大，把清王朝推向康乾盛世，另一方面，由市场高度平衡所造成的人均收入的下降、需求的减少和利润率的微薄，却无一例外地会导致国家岁入的不断减少，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清王朝对于军事的投入，更使得军队大规模“缺饷”成为那个“盛世”的普遍现象。同时，满清八旗兵制，并非是与土地相联系的“民兵”制，而是贵族兵役制，以八旗为核心的满族贵族，又是与生产相脱离，完全要靠小农的地税国赋来供养的。而汉族军队“绿营兵”，基于的也是募兵制，他们同样是不事生产，要靠国家赋税养活，于是，国家赋税收入的减少，对这两支庞大军队的战斗力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与清王朝这一长期实行的兵农分立、军事与生产脱离的制度完全相反，英国所采用的建军模式却是通过向商人贷款来不断发动战争，豢养和扩大军队，同时又反过来通过军队和战争掠夺资源、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并为商人开辟市场。清－英军事制度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军事与生产贸易分立，一个却是军商合一，这两条不同建军道路的长期采用，终于导致了鸦片战争中国必然战败的结局。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四部分 为什么说清王朝是败于金融体系不合理（7）
从更为长远的角度看，这个似乎注定的结局，首先是由于清英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不同的土地制度，——以及这种土地制度长期实施所导致的。如前所述，一方面，英国的土地制度是与农奴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圈地运动”在内的对于土地进行资本化经营的英国土地改革，一方面将农奴改造成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并为后来的城市工厂准备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在圈地运动中，原本一无所有的农奴并没有失去土地，他们失去的仅仅是服劳役的“义务”而已。因此，包括圈地运动在内的土地资本化运动，既与解决农奴问题相联系，在英国的条件下方才是可行的。同时，又因为工业革命的资源和市场都在“外部”，要控制外部市场和资源，就非依靠军队和军事暴力不可，而英国要发展军事力量，既要有大量流浪汉兵源，又非对国民加税和借贷不可。而形成悖论的是，这种“英国道路的可行性”，恰恰在于英国农奴制度相对于清王朝的自耕农制度的落后性。正因为清王朝的土地制度是建立在大量的小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在人口不断膨胀的条件下，剥夺小农的土地，不仅不利于生产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完全不可为的。因此，养活庞大人口，并促进生产发展，就只能是通过减税的方式、以扩大分工剌激交换的方式来鼓励农民经营和开发土地，增加粮食产量。
换句话说：清康乾盛世以来，国家收入不断减少，从而导致军队越来越弱，这恰恰是康乾盛世惠民、利民的宽仁政策所导致的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甚至是市场经济高水平发展所导致的资本积累困境所致——这正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又一原因所在。而较早指出这个历史关键点的，是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开创者、京都史学派的奠基人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1866－1934）出生于今日本秋田县鹿角市，他在明治维新的时代特立独行，积极反对明治政府推行的“脱亚入欧”的全盘欧化路线，而主张“东洋（东方）史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日本不应该“脱亚”而应该“援亚”。他更进而主张中国和同为“东洋”的日本，从根本上说代表着完全不同于英国和“西洋”的发展模式，中国虽然在军事上被英国打败了，这种军事上的失败既有其必然性，但从长远看，却更有其偶然因素，由此而轻言中国乃至“东洋”发展模式的失败乃是一种“短见”。
内藤湖南在1899－1910年间曾经六次来华，与中国学者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交往密切，并有幸亲见《满蒙文藏经》、文澜阁《四库全书》、《蒙文元朝秘史》等珍贵历史文献。1907年，内藤受聘于京都大学，开设东洋史讲座，从此直到1926年退休担任帝国学士院会员为止，成为日本“东洋史学派”的开创者。他晚年退隐于京都一个山庄，依然关心着中国学术的发展，曾与旅日的郭沫若论学，内藤湖南于1934年在京都的乡下去世，其生前尽管有在战乱中贩运中国典籍到日本的可争议之举，但总体上说，内藤开创了日本“东洋史学派”，这一学派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内藤的中国史研究波澜壮阔，创见迭出。其中非常着名的，例如他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说”。内藤湖南据此认为，中国自宋代起就进入了“近世”，即进入到一个彻底削平封建割据和贵族势力的“君主－平民”二元结构时代，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造成了长期被特权贵族势力压制的平民地位有所抬头，而作为历史研究者，只有了解中国的君主*有压制贵族和封建割据势力的进步的一面，才能洞悉为什么中国自宋以来能逐步培植起平民的力量，而这一历史趋势发展的结果，又自然会造成清末之后，中国必然走向“共和制度”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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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四部分 为什么说清王朝是败于金融体系不合理（8）
内藤先生中国史研究的洞见之一，就在于他对清王朝由盛而衰原因的辩证分析。如前所述，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清朝岁入的不断减少和开支的不断增加，“在乾隆末年到道光末年的60年”之间，这种收支日益不成比例和急遽扩大，竟终于铸成了清朝的迅速衰败。
一方面是开支的日益扩大。这首先是由清宗族开支的日益扩大造成的，清之宗室制度是对宋以降已被逐步废除的封建贵族制度的某种程度的“回潮”。虽然清开国后并不实行分封制，但却对皇亲和功臣实行优待政策，此优待政策还要延及子孙。而随着皇亲和功臣子孙的人口繁衍，优待数目不得不日益膨胀，优待贵族阶级的开支从而变得日益庞大。
其次，乾隆后期以来，作为满州军队的八旗军逐渐丧失战斗力，内外战争主要依靠汉军绿营以及随后的各省义勇军，结果，清王朝在照旧给付八旗军饷的同时，还要把绿营和各省的义勇军作常备军来供养，由于清政府一下子要养几只军队，开支自然空前增加。
与此同时，则又是国家岁入的不断减少。而国家岁入的不断减少，却竟是清代长期实行的、应对人多地少的轻徭薄赋之宽仁政策，以及高度平衡的市场竞争的结果，正是这一长期政策导致了国家岁入的不断下降，并最终反过来加剧了清王朝军事力量的衰落。
内藤湖南这样写道：
地租收入的减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也是清朝实行仁政的结果。在中国，几乎是每十年调查一次地租减收的情况。也就是说，每十年一次把那些无望征收的地租，予以清帐。因为有了这样的惯例，所以地方遇到灾害时，也就申请免除地租，并加以延长，达到十年，就予以清帐——这当然是清朝颇以为自豪的仁政的结果。即天灾的地方不交地租，而且新开垦的地方也不交地租。这样，随着人口和新开垦土地的增加，国家的税收反而是不断下降的。
从道光25年到道光29年间岁入岁出情况，可以看到收入渐渐减少的结果。岁入定额本来应该是4517万两，但实际上道光25年只是4061万两，而到了29年，就变成了仅仅只有3701万两，下降的规模这么厉害。结果自然是：收入减少支出也就不能不减少了，因此，军队的饷银也只能给原来的7、8成，从嘉庆时代开始，军饷的足额发放就是不可能的，大致上是如果该发壹圆的话只能发80钱，这就是收入渐渐减少的结果之一，而不这样做实际上也无法解决。
如果我们把内藤进行的细密的财政统计与胡绳所描述的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战斗力衰弱作一下对比，清军战败的结论自然就是非常明显的了。而且，倘如我们再把内藤湖南的着作，与曹雪芹的《红楼梦》对照起来读，也就会更深切地感受到《红楼梦》的伟大之处，会进一步了解毛泽东为什么指出：在一部《红楼梦》中，竟然包含着清王朝，乃至整个中国王朝体制盛衰循环的辩证法。
曹雪芹大约生在康熙末年（1715年），卒于乾隆盛世的1763年，《红楼梦》就是在康乾盛世期间写成的。它开篇写贾雨村和冷子兴评点宁荣二府的历史命运，读来宛如上述王朝由盛而衰的辩证法的隐喻：
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俭省。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四部分 为什么说清王朝是败于金融体系不合理（9）
在文学的象征性叙述背后，小说《红楼梦》中确实也包含着对于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刻透视，这种社会-经济分析，成为隐藏在家族兴亡故事背后的隐线，甚至成为小说叙述的“伏笔”。例如，小说开篇即写宁国府的管家媳妇秦可卿死后，托梦给唯一一个“能运筹谋划者”王熙凤，告诉她贾府的振兴之道是以祭祀和家学之名置办祭田和学田，收取地租——而这实际上也就是为历代儒家所倡导的“井田”、“公田”和“学田”制度，它折射着康乾之间，朝野上下围绕着恢复“田制”、借以重兴“民兵”的辩论。但是，对于清王朝来说，除非到了山穷水尽，采用乡勇、民兵而代替八旗兵制，那就是绝对不能考虑采用的制度。这就仿佛对管家的王熙凤来说，弄钱最快的办法是利用职权和关系帮人办事，以从中收取好处费。这也就是她自嘲的“担着祖上的虚名，做个穷官，弄点钱勉强度日”，而这其实就是极至地描写清代的优待功臣的“宗室制度”所造成的后果，——预示着宗室制度的崩溃和堕落。
非但是宗室制度下寄生虫阶级日渐庞大，“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俭省”，而且，正如中国康乾盛世的“小农”并不是英国的“农奴”一样，《红楼梦》里的奴婢其实也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奴”，如胡适所说，她们甚至也要求在“情感上”得到重视和满足。结果统治者们也只能四处标榜“仁政”、人情乃至“痴情”，比如说，就连送走一个丫鬟，作为“主子”的贾宝玉都不舍得，其结果自然是坐吃山空，最终应了“千里搭席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的辩证法。这大概就是后来的读者在《红楼梦》中几乎看不到什么严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只有仁政、痴情、人情下面的钩心斗角、贪赃枉法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造成清王朝和贾府最终崩溃的，确乎不见得是什么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而是一个力图维持各个阶级、阶层矛盾均衡的“盛世”，在鸦片战争中，如同被一根稻草压倒的骆驼，从内部崩溃瓦解而已。而实际上，这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内藤湖南的清史研究给我们提供的共同结论。
因此，所谓康乾盛世，是指通过对内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对藩邦尽可能实行“统而不治”的方式，精心维持的庞大疆域和内部矛盾均衡，而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仿佛只是举一击之力，就很容易地打乱了这种统治的平衡或矛盾的均衡，并在随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最终造成了清王朝从内部的逐渐崩溃。实际上，在鸦片战争过程中，清王朝真正关心的不是与英军作战，而是英国的军事冒险对于清王朝维持内部平衡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而清国家在广东、浙江地区如此投鼠忌器，也是由于这个地区的买办商人对于国家财政和税收的控制作用。因为爆发危机的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的省份，由于人多地少的原因，历史上就是“重商抑农”的地区，小农拥有的土地很少，既不能靠土地谋生，所以民众“守土重迁”、“保家卫国”的观念原本很差，作为涉及海外贸易最深的地区，这里又长期是国家进口白银的主要通道，也是海外贸易商人和买办商人支配力巨大的地区。对英国进行战争，尤其不符合这些买办商人的利益。
深具讽刺意味的是，最终导致道光皇帝接受《南京条约》的赔款要求，而放弃了与英军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的，竟是那些与沿海买办商人相勾结、并代表他们利益的大臣们的分析，例如浙江巡抚刘韵珂在道光22年2月上奏说，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将会产生十大“可虑”，其中最可虑者却并不是英军，而是国家税收之筹措：“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结论竟然是：与其耗费大量军饷调集大军与英军作战，不如一次性向英国赔款，后者不过是白银几千万两，而前者很可能就是无底洞。何况这么打下去，极大地影响了税收漕粮的征收，“今大兵复又失利，催征更属为难”。既然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特别是照顾沿海各省商贾利益，才是盛世的目标，于是，根据代价和收益的精明计算，选择向英国赔款讲和，显然最符合“盛世政治”的路线正确。
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自道光皇帝以下的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依然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顾沿海买办、包养宗族、节制鸦片贸易方面，而并没有把整顿日益紊乱的货币金融体系、重建军事制度、打击沿海地区的官商勾结造成的地方势力，作为对付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主要方针政策，更没有意识到货币体系的紊乱、财政上对于沿海买办商人的依赖、国家对于白银的需求，乃是比简单的“鸦片问题”严峻得多的危机。按照帝国的思路，清王朝依然将现代帝国主义的问题理解为不过是外藩、外夷的问题，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沦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从而完全低估了鸦片战败对于整个王朝，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
而鸦片一战，可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这就是胡适所说的：许多开辟历史新局面的事件，“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四部分 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1）
结语：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在最近500年的世界史上，中国代表着“勤劳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而西方则代表着战争投资或者以“战争金融”推动资本积累的模式。学术界所谓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西方的“资本密集型”之比较，其所指亦不过是这两种模式的具体表现而已。这两种模式究竟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经验教训：必须有财政货币自主权
1567年是世界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它被称为“隆庆元年”。这一年，明隆庆帝朱载垕同时开放了“海禁”和“银禁”，昭令“朝野上下率用银”。从此，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白银进口。据统计：自16世纪中叶起，西班牙从美洲横越太平洋，经菲律宾运到中国的白银，占新大陆白银总产量的四分之三。
与此同时，在1561年的欧洲，处于白银转运重要中继站的地中海地区，热那亚商人则开始倒卖西班牙帝国借款的凭证——“调剂债券”。从1579年起到1621年止，欧洲债券的拥有者在皮亚琴查定期举办债券交易年会。着名的“皮亚琴查交易会”一直持续到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成立并发行债务票据——欧洲金融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荷兰之后很久——才告一段落。
1560年代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也是世界经济“大分流”的开端。1560年代以来，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创生者，在“世界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化的过程中逐步衰落，直到今天，我们才终于目睹了新中国通过伟大的中国革命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而复兴，使得中国、亚洲与欧美（所谓的“南方”与“北方”）在经济上再次走向“相对的平衡”。
中国为什么会由长期的经济领先而走向近代的积弱积贫？今天为什么会再次走向伟大的复兴？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够在漫长的16世纪逐渐赶超中国，并在19世纪横扫世界、所向披靡？今天又为什么会陷入空前的、难以自拔的金融危机与动荡？——这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思想理论课题。
所谓16世纪的世界史“大分流”，是指中国和西欧从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最简捷地说，在最近500年的世界史上，中国代表着“勤劳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而西方则代表着战争投资或者以“战争金融”推动资本积累的模式。学术界所谓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西方的“资本密集型”之比较，其所指亦不过是这两种模式的具体表现而已。这两种模式究竟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说到500年来的经验教训，并非简单的“先进”或者“落后”、“发展”或者“迟发展”所能概括。其中最关键的第一条，涉及国家能力问题，尤其是作为国家和社会组织能力的最集中体现——货币主权和财政能力问题。
我们常说社会主义救中国，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这个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有组织地把财政剩余用于办国计民生的大事，包括有效地利用国家支持的金融信用的力量，有效地利用国家能力的“象征系统”——货币和金融的力量。一个国家的能力如何、一个社会的组织能力如何，重要的是看它能否有力地支撑起合理、坚固之货币体系和税收体系。货币金融体系是一个国家组织能力的象征、是一个社会团结协作能力的体现，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四部分 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2）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在现代民族国家竞争和帝国主义争霸的世界环境中，中国人反复认识到了一个残酷的真理：金融的问题永远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安全也永远是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的。500年，我们最沉重的代价与教训也体现于此。
前面分析过，自明隆庆元年起，经济发达、领先的中华帝国，却把货币金融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与此同时，皇权与士大夫官僚阶级之间，长期围绕着“礼法”进行的几乎毫无意义的冲突，导致了帝国统治结构从上层断裂；在基层方面，由于“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痼疾，豪强和胥吏们通过操持行政、司法和财税而垄断地方，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无组织之小农，并无制度抓手，国家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然都会*持地方的豪强胥吏扭曲。如此上下脱节的国家，如此组织松散的社会，各阶层均按其“自治”的潜规则行事，表面上仿佛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而各得其所、各行其是，但实际上，其内部的组织能力、组织效率却是实实在在不断下降的，结果，整个社会只能以道学家的“无为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如此没有组织效率、奉行“不干预主义”的国家，自然也就无以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机制、税收体制，从而更不可能在严格的财政和税收的基础上，成功地确立起自己的发钞机制，从根本上无以保证国家货币的稳定与独立。最终，在美洲大规模发现白银的“国际大气候”下，明帝国将货币短缺问题之解决全盘委之于美洲白银之进口，实乃无可奈何之举，它深刻地折射出明帝国国家行政能力的失败、透视着其社会结构从内部持续解体的大趋势。
而从那时起直到清末，尽管中国日益积累起庞大的民间资本，尽管通过长途贸易的长期发展，初步确立起以票号为标志的民间货币信用机构，但是，中国的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是脱节的，这集中表现为商人不事生产，最大的商帮也不过是长途的商贩而已。与明一样，清帝国亦是将货币依赖于白银进口，又放任“多币制”之痼疾而不能解决，市场交换和国家税收都要依赖于铜币、银币和纹银之间复杂的换算，货币系统、货币体制相当混乱（“多币制”的混乱，又清楚地显示了清王朝在农村、城市之间，在交换的诸社会领域之间的管理是混乱脱节的），一旦1850年世界发生了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制度大转变，当欧美各国纷纷抛弃白银之时，大批劣质银币自然就涌入中国货币市场，在此冲击之下，清帝国的货币体系即刻陷入混乱、瓦解。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与军事的失败接踵而至，此后，中国再无财政之独立，国家财政亦完全沦为虚名，它对内被排斥在本国金融服务之外，对外是不能设防的——即中国无法将自己的剩余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军事和自卫的建设。从晚清直到1949年，又是约100年间，中国面向富强、现代化的改革方案可谓层出不穷，但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金融－军事工业－工商业－农业相统一的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没有财政的指导，社会又无分工交换的组织能力，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内战的不能停止、中国人自相残杀的不能停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西方的金融机构放债、乃至卖军火就越有好处。可见，货币主权荡然，金融依赖海外的问题，乃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困局，这是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四部分 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3）
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在于它第一次形成了立足于基层、组织严密的社会动员机制和社会组织结构，而在此严密的组织社会的基础上，方能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体系、税收体系、转移支付体系。通过从基层起步建立起公共积累、社会积累和国家积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极其有限的资本作为准备金，一举确立起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发钞机构的权威性，确立起人民币的货币独立性、权威性。只有这样，新中国才能通过充分地上下动员，调动起全社会的财富，集中力量办大事。建国头28年，我们正是通过集中起有限的发展资金，建立起我国完善的国防体系、工业体系和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并进行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而形成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中国革命建立的基层组织，使国家有组织、有效率地将大量农业剩余源源不断地投资于工商业，然后再以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吸引大量人口就业，那就绝不会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迅速的发展。而中国如果没有金融独立，一味地迷信金融与世界接轨，即使有昙花一现的所谓繁荣，从最根本上说，那样的一盘散沙不仅搞不成现代化，还不能遏制内部瓦解的趋势和外部势力的打击，更会被周期性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搞得民不聊生——国民党统治几十年，不就是这样吗？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历代改革的核心无非是围绕着土地制度做文章。而认识这一点，乃是讨论中国问题的基础。离开了这一点，也就从根本上离开了中国现实。
近代以来，最常见、最流行的观念之一，就是把中国之落后原因，归结为农民：农民“素质”差、“水平”低，狭隘、自私，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温床，是“中国的原罪”；或曰中国之“原罪”，就是因为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农民。于是，要发展、要赶超、要*、要自由，首先就要处心积虑地消灭农民。甚至于今天，更有“土地私有化”方略之呼吁，以为现代化就等于把农民变成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后备大军——据说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奏的“圈地”运动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其实，这些人并不知道：英国之圈地，圈的主要是“公地”，而非自耕农的土地，同时，被从土地上“转移”、赶出来的，也并不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而是本来没有土地的农奴（由于种植业向牧场的转换，所以就用不着那么多农奴集体劳动了），在当时的英国，只要农奴肯交赎金，他们就可以“自由”了。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最初的产业工人大多是从流浪汉转化而来，而流浪汉又主要是从“被自由”了的农奴转化而来。而这就决定了：如此产业劳动大军，却从来谈不上什么管理经营经验（因为是农奴），更一向缺乏协作精神（因为是流浪汉），他们一旦被圈到工厂里，日夜重复一套机械性的劳动动作，其“精神异化”更是不可避免，所谓“机器对人和劳动力的排斥”，尽管出于只讲效率不讲人道的血腥资本逻辑，但是，从资本家的角度看来，这确实是基于欧洲劳动力之特点（缺点）所做出的几乎必然的选择。简而言之，采用这样缺乏劳动技巧、协作精神、经营能力的“异化”劳动力，还不如多采用些机器为好。当*不幸地谈到欧洲“流氓无产者”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清晰地触及了欧洲产业劳动者阶级的这种“异化”的史前史。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四部分 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4）
与英国和欧洲完全不同，中国社会的最广大基础却是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而任何政权如果妄图要剥夺中国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那就等于挖掉了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基础，这一点早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正是由于中国的基本现实乃是“人多地少”，这就迫使着小农们不得不在如此小块土地上，费尽心力、殚精竭虑，从而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管理、经营经验；且在家庭劳动之中，中国小农更形成了密切的协作劳动技巧，而中国的农村家庭（农户）正是这样一个分工协作的劳动共同体。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小农就被如此的历史条件造就为世上最为精明强干的劳动者，甚至是拥有着令人惊叹的管理能力的经营者和精打细算本领的会计。又恰恰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们与欧洲的农奴－流浪汉－产业劳动者阶级有着不同的发生史、发展史。要探讨中国与欧洲之区别，首先就不能不面对这种社会生产劳动的“史前史”所造成的劳动力能力的差别。
对于近代的各种教条主义者而言，中国要发展，要么靠资本，要么靠“观念”，他们共同的所作所为，竟然首先就是要消灭农民，而他们的根本立场，自然也都免不了要与中国社会的根本基础——农民为敌。比如曾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托派”，就是认为农民连“革命”也不配，因此，他们绝不会赞成毛泽东的名言：谁能赢得农民的支持，谁就会赢得中国，而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可以赢得农民。
日本学者杉原熏正是从社会劳动史的比较分析中，深刻地指出：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东亚经济能实现伟大复兴，首先就在劳动力的优势、强势，这种劳动力优势，又绝不是简单地指人口数量多，而是指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最为广大的小农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协作劳动的技巧和精明强干的计算能力，即高素质劳动力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上的基础。据此，他方才提出了东亚“勤劳革命”模式对抗欧美“工业革命”模式的着名论断。什么是中国模式？杉原熏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中国是现代世界上惟一一个没有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而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与指责中国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先天“落后”，农民乃是“革命”与“现代化”的阻力的教条主义者不同，杉原熏认为，以小农为主体的中国及东亚的劳动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劳动力，与西方劳动者相比，他们发生、发展的经历并不相同。
在某种意义上，杉原熏其实继承了毛泽东的视野，关于“勤劳革命”的理论，更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论证了：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为什么倘若中国放弃工农的主体地位，放弃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不但会丧失发展的全部优势，甚至还会退回到四分五裂的悲惨状况中去。
没有国家的组织就没有市场资本
当代中国流行的另一个观念，是将发展简单化地归结为市场和市场经济的伟力，而中国历史上之落伍，也被解释为前人长期以来全然不知市场、“市场经济”为何物（所谓中国“闭关自守”论的基础，其实质就是认为中国从来“无市场”）。此说涉及当下问题，或许不能一概而论，但倘若涉及历史，则可以肯定就是毫无道理的臆测。我们前面的论述，其实已经清晰地揭示了：明代辉煌的经济之所以土崩瓦解，并非因为没有实行市场经济所致，而恰恰是因市场化过度、过头了，这才造成了不可应付的粮食危机，由于把货币也交给了海外白银市场，结果1630年世界白银市场的大波动，又终于造成明王朝的货币系统之崩溃。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四部分 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5）
市场作为分工和交换的领域，其实并无神秘之处。市场经济的两个最大的好处是：分工可以扩大就业，交换可以压低商品价格。但是我们同时也忘记，它从而也就可以带来两大坏处：就业的扩大会带来工资的下降或劳动力的廉价，商品价格的降低则会造成利润的下降。这也就是*所指出的：分工和就业的扩大一定会造成人均收入的减少，而充分的竞争则会造成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而这更意味着，这样的一个高就业低收入、高竞争低利润的社会，对于资本的积累而言，无疑又是最不利的。这同时还意味着，一个充分发达的市场经济，绝不会导向资本主义体制。而历史上的中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高就业低收入、高竞争低利润的“理想型”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它是市场经济的极端——这反而使得资本剩余、资本积累很难实现。而这也就是伊懋可（MarkElvin）所提出的那个着名论断：即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他认为中国恰恰是由于市场经济过度发达，所以才被市场经济导入了一个市场的“高度平衡陷阱”：
随着农业盈余以及人均收入和需求的减少，随着劳动力日益廉价以及资源和资本日益昂贵，随着农耕和运输技术日趋完善以至难以作出细小的改进，对农民和商人而言，最合理的战略就是有效利用资源和固定成本，而非发展节约劳动力的机器。巨大而静态的市场，无法在生产体系中创造出有可能促进创造力的瓶颈。当暂时的短缺出现时，基于廉价运输的商业多功能性便是比发明机器更快捷、更有保证的解决方案。这种状态可以被形容为“高度平衡陷阱”。
但是，与伊懋可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突破市场“高度平衡的陷阱”的原因，并不在于这种所谓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造成了中国的人均收入太低，经营利润太薄，从而无法积累起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雄厚资本。实际上，中国没有完成公共积累、社会积累和国家积累之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国家缺乏组织效率、没有组织力量。我们知道：新中国之所以能够通过高就业低工资、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完成的中国的工业化，并不在于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多么高、经营利润有多么大，而根本就在于国家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财政体制，从而可以精确地把十分有限的生产盈余，最为有效地利用到国家的发展上去，更从基层建立起公积金等公共积累机制，这使得生产得以不断扩大规模。
实际上，欧洲当然也根本不可能是简单地通过“市场经济”的充分竞争，而积累起庞大的资本，因为倘若欧洲真是在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它一定也会如亚当·斯密和伊懋可所分别指出的那样——必然地陷入市场“高度平衡的陷阱”。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欧洲的资本积累当然并不是从内部市场的“盈余”中获得的，而是从掠夺美洲、非洲、亚洲——从侵略全世界的战争中得来的。因此，500年来真正的分野实际上是：中国由于长期实行国家不干预的市场经济，反而被导入了市场“高度平衡的陷阱”；欧美则通过掠夺世界积累了自身发展的资本，从而却逃出了市场“高度平衡陷阱”。
因此，没有国家的组织，仅凭市场经济，是不可能产生资本的积累和市场的不断扩大的。以为单凭“市场经济”本身就可以完成市场的扩张以及资本积累，无论从中国还是从西方历史上看，这都属于无稽之谈。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四部分 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6）
以劳动密集型方式面对生态危机
在解释中国为什么走上了一条与欧洲不同的发展道路时，美国学者彭慕兰曾经提出了如下生态的视角：自18世纪末期，中国与欧洲一样，都面临着以木材短缺为首的生态危机，但是，中国与西方克服这种生态危机的办法却是不同的，西方采用的克服生态危机的办法，一个是“向下”（掘煤），一个是“向外”（掠夺美洲殖民地资源），西方世界通过这样两个方式来应对生态危机，一方面造成了工业革命，造成了矿产能源对于日照能源的替代，而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野蛮的殖*义和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与掠夺，资本主义最大的后果就是前所未有地破坏了地球生态，导致了种族灭绝式的殖民战争——这是此前任何一种人类文明也没能做到的。
总的来说，中国克服生态危机的方式与西方是不同的，即主要是通过劳动的密集型（充分调动人力资源）、通过贸易的中继等方式，以节约自然资源的方式来面对生态危机。同时，一个长期被追问的问题是：在16世纪就远航世界的中国，一个大规模开通了北方蒙古商道的中国，为什么却没有发展出向外部世界掠夺资源和资本，以谋自身发展的增长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明、清两大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正是中华帝国这种傲视周边一切竞争对手的强大，中国长期的战略优势，一方面使得中国和亚洲保持着400年的和平，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没有必要”通过欧洲那种“以战养战”的方式（即以战争的方式掠夺资本和资源，又通过掠夺资源和资本不断发动战争）寻求生存和发展——其实，我们只要简单看看1500年以来欧洲的局势，立即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的欧洲存在着200个彼此争战不休的国家，如此，战争就不能不是1500年以降欧洲历史的主题；与保持着400多年和平的亚洲和中国不同，在1815年之前，所谓“和平”就从来没有在欧洲建立起来过，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时代的欧洲，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而在1815年之后，欧洲更是把不绝的战争强加在全世界的头上。
恰恰是对于世界资源的掠夺，造成了欧洲内部的资本积累，它使得欧美国家在摆脱市场“高度平衡的陷阱”的同时，却将全世界变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代价和肥料。今天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涉及到生态问题，但是，如果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保护自然环境，简单化地把生态问题理解为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保护环境，那则是对科学发展观中所包含的*主义视野没有作深入的理解。实际上，正像我们在开头就谈到的，恰恰正是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逻辑里，到处都在发生环境、资源代价在国内，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发展中国家，而利润在发达国家这种现象，因此，环境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文化问题或简单的“提高保护意识”的问题，更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界的问题，因为它是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凸显了资本主义体制造成的当代世界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严重不平等。
我们知道，*主义从两个方面发展或者彻底改造了欧洲形而上学的辩证法：其一是恩格斯把自然辩证法的内容引进来，其二是*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充实进来，正是*主义告诉我们，人类只能以社会的方式、特别是社会生产的方式与自然发生关系：无论是毁坏自然，抑或是保护自然。在一定历史时期，我们谈生态问题，过于受到西方环保主义的影响，其缺点往往就是就生态问题谈生态，甚至把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等同于自然界的问题。没有看到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就是人类社会问题。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四部分 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7）
天下胸怀与“中国道路”
谈到发展问题，因为我们是*主义者，所以我们反对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联系，反对抛开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努力，去孤立地追求、看待发展生产力，因为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区域分化，如果民族矛盾、社会矛盾突出，那是不可能持续地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深刻指出：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这种新的机遇和挑战，必然对历史研究提出新任务、新挑战。中华民族向来有着重视探索历史经验的传统。毛泽东同志曾经十分推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而孔尚任借风月故事吊明之失的《桃花扇》也是他非常喜爱的作品，其中有句话说：“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见它楼塌了”。明清兴衰的道理是很深刻的。“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复为后人哀之”。我们今天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关头，因此，应该格外地重视历史研究。因为历史不仅仅是过去，而且它指示着现在，昭示着未来。
用毛主席的话说，中国这么多人，应该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从历史上看，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究竟形成了哪些特点？
第一，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同时更是一个和平的力量。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明清两朝的长期和平，与欧洲300年的内部军阀混战和200年对外殖民行径，就是一个不难得出的简单结论。在这个意义，我们今天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
第二，中国在历史上就通过高就业低收入、高竞争低利润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市场经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通过从基层开始建立起高度组织化、运转有效的国家行政机制、社会组织机制、财政机制，把分散的、有限的剩余积累起来，高效地投资于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发展之上，反过来又为广泛的社会就业提供门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也就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优秀成分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走向成功、走向复兴的关键，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历史的结论。
第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农业、农民都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根本和基础。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劳动者，在中国农民中，充满着具有先天经验的管理者、经营者和会计师，中国“勤劳革命”的基础、环境生态的基础、制度稳定的基础、文化建设的根和本，都在于这片希望的田野。而只有当一个中国人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中国农民的儿子或女儿”的时候，他（她）才能称得上是深深地爱着这个国家和人民。让我们大家再一次聆听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在大约60年前留给我们的教诲吧：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作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污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了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什么是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呢？和谐社会当然不是无为而治，不是一团和气，更不是妥协退让。和谐是指协调生产与贸易、金融与武力、生态与软实力为互动的体系，是指协调中国的东西南北为互动的战略结构，是指协调世界格局为与我有利的互动的天下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