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坚决”

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坚决”
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坚决”
贺普霄
晋州雷金河，与党同年生，
人称“老社长”，绰号“老坚决”。
抗日英雄汉，老马识社途。
周总理嘉奖，全国美名扬。
鞠躬为公有，尽瘁图共富。
公社要散伙，急煞雷金河。
三次进京城，去找老领导。
他们有难处，让他再观察。
县委新书记，领命很明确：
解散周家庄，众心如刀绞。
重振抗日勇，拍胸向省府：
让我试一年，不优就分了。
乾坤又一春，金河是胜者。
今已廿八载，频频传喜报。
两千零八年，危机全球遍。
除去十福利，人分红六千。
警车保安全，锣鼓响连天。
阳关共富道，还是公社好。
众人刮目看，缅怀“老坚决”。
在世界经济危机风暴中，2008年几千万农民工提前返乡，过年后打工又非常困难，七八百万大学生就业难度增大，要和农民工争饭碗的形势下，不为官方提及而新闻媒体特别是网上炒得非常火热，让人非常兴奋、羡慕向往的话题却是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为了确切、叙述方便不再在前边加定语，本文仍称周家庄人民公社）——石家庄市晋州周家庄人民公社与众不同的反潮流的年终分红——用警车保驾7 000万元，分配给全公社八个生产队12 000多名男女老少社员，人均6 000元。然而，这6 000元是社员除去吃粮、水电、学生上学等十项福利和生产资料的投入，确切地说，是社员没有水分的纯收入，也可以说是用于消费的收入。它高于晋州的平均水平，在全国也是少有的，特别是一个公社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是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平均数不是张家有钱一千万，九家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张百万那个用平均数掩盖着的两极分化而糊弄人的平均数。周家庄公社的社员和刘庄、南街村、北徐庄、京华实业公司、龙泉村、韩村河等公有共富村的村民一样，在自己公社集体的企业、农场等上班，大家都是企业的主人，公社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都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平等劳动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而社员的劳动能力不存在大的差别；社员和各级干部都是按照多年来不断完善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参加劳动来领取报酬。干部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暴发户，而是带领社员走公有共富的带头人。
周家庄人民公社其所以能有今天让世人瞩目的共同富裕生活，还得追溯到建国后六十年来所举的旗帜、走的道路、干部的带头作用，特别要追溯到周家庄村抗日战争时期“十七烈士惨案”唯一的幸存者、抗日英雄、周家庄人的共富带头人、农民领袖雷金河同志说起。
雷金河（1921—2001）周家庄土生土长、久经考验的农民领袖。1943年参加抗日战争，1944年入党，是抗战的民兵队长、抗日英雄，周家庄村抗战时期“十七烈士惨案”的唯一幸存者。解放后一直担任村支部书记、农业社社长、人民公社社长、党委书记，县政协副主席，乡咨询委员会主任廉党风监督组组长；河北省和全国劳动模范，河北农民企业家，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7年退居二线后还任乡党委顾问。1962年荣获周恩来总理嘉奖，周家庄人民公社成为全国的闻名公社。由于他耿直、办事认真，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只要符合党和人民的需要，经过努力能办到的事情，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因而，人们尊称他“老社长”、绰号“老坚决”。现就看看这位老社长的几件“老坚决”吧。
一坚决：彻底干净消灭日本侵略者  雷金河与中国共产党同年生，1943年他一参加抗日工作就是民兵队长，次年入党，用地道战、地雷战等多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痛击日本侵略者。他以过人的胆大不怕死而著称，曾孤身一人腰插两杷盒子枪闯入伪军驻守的炮楼，对伪军警告教训一番后，又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吓得伪军不敢吭声。他的英勇更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因而对他恨之如骨，曾悬赏几千大洋要买他的头。是当地“十七烈士惨案”的唯一幸存者。在抗战期间他结识了彭真、吕正操等部队首长。
二坚决：走农业合作化的共富道路  抗战胜利后雷金河一直留在村上，解放后深知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胜利成果来自不易。为实现入党时的誓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动摇，坚决响应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要在中国消灭压迫、消灭剥削，将几千年受苦受穷、一家一户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坚定不移地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由穷变富唯一正确的道路，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他这个村党支部书记于1952年首先带头在自己村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社，后又转为高级社，于1958年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并任社长。他把农业社和人民公社有关政策，结合自己公社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将社员劳动的工分搞得精细明确。干部的待遇不许高于社员的平均水平。这既贯彻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也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畜牧业、榨油厂等副业和社队企业多种经营，以增加社员的收入和人人都能享受的福利，也就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由于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员的生活有保证。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周家庄人民公社社员都不要自留地。这不是公社不给分，而是社员不要。他们嫌麻烦，干了队里的活还要操自留地的心，是一种额外负担。
三坚决：实事求是，不浮夸、不吹牛  1958年一段时间浮夸风盛行，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甚至更多。尽管毛主席多次批评纠正时指出：我是种过田的，一亩地那能打那么多粮食？要实事求是，不要头脑发热；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就在这时华北局开会，雷金河公社的亩产仍是他自己实际能办到的几百斤，别人都为他这个“老坚决”揑了一把汗。然而，这时毛主席和党中央纠风的有关精神已经下达。在这次会上“老坚决”不但未挨批评，反而受到表扬，华北局的领导说：“大家不要违心地吹牛了，像周家庄那样说实话吧！”
四坚决：搞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农村都城  1980年，周家庄人民公社的男女老少，平均收入500元，粮食550斤，孩子进幼儿园、小学、中学一律免费，60岁以上的老人有退休养老金。当时公社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即使明年颗粒不收，每人可分得500元、600斤粮。钱在银行里存着，粮食在仓库里放着，需要时领就行了。公社土地统一机械耕种，水利设施齐全，工厂也有了一定规模，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已进入工厂。一个家庭既有种地的，也有在工厂上班的亦工亦农。社员已将入社时的草房变成瓦房，再变成镶磁砖的楼房。公社集体的农工商经济有了一定的实力，社员已经享受、体会到集体经济的优越和温暖，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在“老坚决”雷社长一班人的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走下去，先建成社会主义，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五坚决：不走包产到户的回头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全国都在搞包产到户时，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压力很大。“老坚决”到处找领导反映周家庄公社不散伙的理由，据说他三进北京找当年抗战时的部队老首长。但他们没有公开表态，“让再观察一下”。笔者认为这就是老领导对他的支持。不要说在当时这些老领导支持他不顶用，就是华国锋主席在1979年3月和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的两次农业和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会议上，对全国一刀切搞包产到户就提出不同意见（《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上），广东人民出版社）都不顶用。这时的华主席已不是粉碎“四人帮”时的华主席了，他的话已经放不到秤砣上了，当然就没有分量了，何况“老坚决”这些老领导！据说当时河北省委任命晋县县委书记时，就有一个任务，让将周家庄人民公社解散。因为当时搞不搞包产到户几乎成了检验一个地区、一个领导是不是改革、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唯一标准。这就不难看出雷金河和周家庄人当时所受的压力。最让老社长担心的是，这样一分到户，统一的水利设施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天旱时怎么办，小块地农业机械怎样用，集体的工业归了个人，社员的福利从哪儿来……这种担心也是华主席、王任重当时不同意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这些问题以后都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只是成了“神仙的忌讳”。北徐庄等就是在大旱面前被承包破坏的水利设施致两千亩秋田基本绝收的惨重教训面前，迫使党支部书记徐德全重整旗鼓恢复和发展集体经济，向南街村学习，人称是从南街村“克隆”过来的。经过20多年的奋斗，年产值已达10亿以上。雷金河在这种压力的情况下，由于得到社员和正义的支持，就得人心者得天下，他拿出了抗战时十七烈士的英雄气慨，向省上保证：让我们再干一年，如果比不过包产到户的我们就分了。实践已给他们得出了结论，这个“老坚决”终于也像十七烈士惨案的幸存者一样，将废除人民公社后在乡政府外衣下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保存下来了，这就是人常说的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周家庄人民公社。原河北省委书记、省长李尔重同志在《送别老友雷金河——周家庄公社的带头人》一文中提到，有一次各国外交团去周家庄考查，需要介绍情况，雷金河对大家说：“我不必说了，你们可以随便到各村去看，去访问，也可以到那儿吃饭，这样比我介绍的实在。”这说明周家庄人民公社是真金子不怕火炼，好典型任你随便去看。雷金河为集体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与那所谓冒着“坐牢风险”将集体分了搞私有化相比，只能是泰山与鸿毛之相比。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当今的泰山受冷落，却将鸿毛吹上天。
六坚决：不搞集体“一刀切”，允许在周家庄搞单干  在周家庄公社尽管坚持的集体经济，但它不“一刀切”地允许搞个体。搞个体的男劳力一年要向公社交1 500元、女劳力交1 000元（有6岁下小孩的不交）。因为他们要享受公社统一的水、电、孩子上学等多种福利。如果不愿意搞个体要回归集体，也欢迎；谁想再搞也行。但搞个体的年终不能参加公社的分红。这样来去自愿，公社不勉强。这样搞个体的人出去了也很放心，因为公社对他家里一视同仁，统一管理，并享受社员的福利，无后顾之忧，搞个体也能享受到集体的温暖。不像包产到户的村出外打工，留下703861部队无人管，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就拿几十年周家庄人民公社未出刑事犯罪这一项来说，也是很令人十分敬佩的。
……
仅从这几点就可看出，雷金河这位“老坚决”在周家庄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难得出，农村改革不在于叫乡、村、组，还是叫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名子，关键是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周家庄是在乡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但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走的是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叫乡（解放前也叫乡）后，如果走了化公为私、以权谋私的私有化，把地卖给私企和洋老板，村民在又在那里提心吊胆地当雇工受剥削而成了“新长工村”还受法律保护，或男劳力外出打工而工成了“战争景象”村，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那就真的应了刚搞包产到户时人们所说的：“幸幸苦苦几十年，一下退到解放前”。
有人说，周家庄公社社员不自由，干活还得受生产队长和厂长的安排和指挥，不是谁想干啥就干啥。人常说，国有国法，厂有厂规。任何集体都有大家共同遵守的章法来约束。没有纪律的自由，那就是自由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成就的取得，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共产党有铁的纪律。30年为什么能出现几百名省部级、成千上万的地厅级、数以万计的县处级腐败分子，大大小小两百多万。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铁的纪律不铁了。究竟还有多少未清除出来的腐败分子，群众心里有数。只要能像毛主席当年那样发动群众搞三反五反来惩治，那就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不至于让其与改革开放长期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