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与冒险的代价（１）－（１１）

    妥协与冒险的代价（１）    　　向左，向左，再向左，把国民革命引向工农民主专政。   
    　国民党人中的右倾倾向越来越明显了，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从“西山会议派”揭竿而起，到廖仲恺被暗杀，到“左派”领袖蒋介石发动三·二Ｏ事变，炮制《整理党务案》，直至走上军事独裁，急剧右转，再到国民党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追随蒋介石，公开排斥打击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国共关系迅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急关头。按照中共中央的说法，目前的形势“较之三月二十日之事尤为严重数倍”《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问题之报告》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６日，转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   
    　十分明显，国民党领袖摆脱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影响，乃至反目成仇的可悲结局已经隐隐浮出水面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相反，国民党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使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一直沉浸在一种极度的兴奋之中，仿佛这一胜利足以改变一切，甚至会使已经开始右倾的国民党大踏步地向左跃进。   
    　几个月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一直在连篇累牍地为国民党的军队大唱赞歌，不仅相信“它在组织方面和士兵群众的政治觉悟方面与中国军阀的武装截然不同”《真理报》１９２７年１月１６日，见《１９１９-１９２７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２５６-２５９页。，而且干脆称赞它是“一支优秀的、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正的人民军队”《真理报》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５日，见《１９１９-１９２７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２４７-２５１页。斯大林则进一步宣称：欧洲式的人民起义和暴动，在中国已经不适用了，中国革命将靠军队取胜。因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１），第２６６-２６７页。    妥协与冒险的代价（２）    　　依据这样一种指导方针，中共中央对形势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开始相信：“中国革命是为我们意料不到的局势”，“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中国工人确有力量，确可革命”，“可以担负世界革命的责任”，中国革命必须“一气呵成”，而上海工人暴动成功，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９日；《特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４-２５日。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３７-３４５、３８５-３９０页。当然，陈独秀清楚地知道：“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才）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目前，工人群众还未必有这个力量。但他仍旧主张：共产党“要马上动作”，要准备一个抵抗，在上海工人起义胜利，蒋介石右派军队试图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之际，坚决“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特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５日，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８８-３８９页。 ３月下旬，随着工人武装起义成功和北伐军开入，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开始“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严阵以待”，决心保持手中的武装，并建立由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人控制的临时市政府，争取把上海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６日，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９１-３９２页。不难断言，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真正尝试独立地掌握武装和政权，和与国民党军队抗衡的问题。所有人都已经开始懂得，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否则在军队右倾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共产党人说话的地位。３月初，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惨遭杀害，南昌、九江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主持的市党部遭暴徒捣毁的情况，无疑向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事实上，就连对中国革命和国民党内部形势十分乐观的苏共中央，这时也在悄悄地告诫中国共产党：必须加紧发展群众运动，“必须把我们的方针指向武装工农，把各省农民委员会改造成为有自卫武装的、名符其实的权力机关”，还必须“驱逐国民党右派分子，使他们在政治上名誉扫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转见艾亨瓦尔德：《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策略方针》，《真理报》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１日，见《１９１９-１９２７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４３０页。    妥协与冒险的代价（３）    　　难道还有必要进行“考验”吗?对于鲍罗廷来说，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为了避免自己被军阀势力所推翻，“实行退却是正确的”，“应当支持”；对于陈独秀来说，同这些左派领导人的关系充其量只是相互利用，在目前自己还没有力量单独进行革命的条件下，这种“考验”只能使自己被军人打败。无论如何，每个共产党人这时都清楚：“我们迟早必须退出国民党”，他们其实只是渴望能够胜利地退出，而不是失败地退出。因此，他们仍旧决心采取让步策略。   
    　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接连通过了两个决议，明令限制工会和农会的司法权，并提出没收土地必须在确保军官中立等条件下进行。否则即应停留在宣传阶段，以首先建立乡村政权为“现时农民革命运动之主要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５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从土地革命的立场上后退，这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看来完全是不能容忍的。处于苏共党内斗争风口浪尖的斯大林，也不能在这种问题上后退。不论这种后退是不是暂时的，它毕竟违反了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所描绘的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理论。而且承认它，势必会为一直在激烈谴责斯大林等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妥协退让的反对派提供炮弹。   
    　因此，当共产国际获悉谭平山在担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就职演说里居然没有提到没收土地问题，而且还同意用和平方式“查办”长沙许克祥叛变问题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致电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要求立即予以纠正。他们在后来被称为“五月指示”的信中指示说：“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猛烈的土地运动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十分及时的。”“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信中认为：只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以至“建立一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大军”，这正是“革命和国民党成功的基础”。因此，他们明确表示赞同罗易“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和“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的主张，反对用和平的方式来对待诸如许克祥之类的反动军官。而为了避免继续依赖于不可靠的将军们，他们更是明确提议：“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并且要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电报特别注明：这样做“目前还不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７年５月，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５），第４４６-４４７页。！     妥协与冒险的代价（４）    　　罗易VS鲍罗廷：防御还是进攻？中共中央准备后事。   
    　这样做已经太迟了。自蒋介石叛变，鲍罗廷就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在军事发展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共五大即明确决定要发展自己的武装，此后并确实大力动员工农加入军队，试图用这种办法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使之革命化。与此同时，共产党人还设法控制了在武汉的联合军校，并积极发展工农自卫武装。但是，要武装，必须有枪弹；要军队，必须有军官。而枪弹、军官统统控制在国民党人手里。湖南工农组织武器最多，亦不过千余支枪。参见《党史研究资料》第１辑，第３６８-３７０页。另据１９２７年彭公达报告，湖南各团体请愿代表之报告和１９２９年潘心源报告，可知当时长沙工人有枪不满４００支，浏阳约６００支，衡阳约１００支，株洲１６０支，水口山２００支，郴州１００支，岳州１００支，余均甚少。而中共可信赖的指挥官，这时也只有叶挺等几个人。不仅如此，由于长期以来军队都是雇佣军性质的，采取的是募兵制，一般有生活来源者决不当兵，动员工农参军十分困难。而且即便参军，因缺少军官和避免国民党及将军们无端怀疑，只能往现有军队中送，结果依旧是为他人嫁衣裳，根本变不成自己的军队。加上组织军队，即须训练，当时训练至少要三个月时间，否则根本没有战斗力。联合军校的学生就因训练不足，在配合叶挺部队抵抗夏斗寅部的战斗中，临阵慌乱，打伤自己指挥官多人，被叶挺下令连毙几人才压住阵脚，但仍不能作战。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１１８６-１１８７页。此事足以说明适当训练之必要与重要。因此，鲍罗廷及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指示立即组建几万军队一点，都颇不能解。军队、武装既不能建，其他改造国民党中央，组织“革命军事法庭”，“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等等，自然都是纸上谈兵。   
    　６月４日，罗易在中共中央常务会议上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电，并提议组织特别委员会准备湖南暴动。同时，中共中央遵照国际来电精神，发出了致国民党书和告全国农民书，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宣布许克祥之流为“反革命”，并火速派兵予以讨伐，呼吁农民夺取大地主、反动豪绅以及庙宇祠堂的土地，但对于小地主、革命军人、士兵的家属和土地财产，绝对不能侵害。《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１９２７年６月４日；《中国共产党就长沙政变告全国农民群众》，１９２７年６月４日。见《罗易赴华使命》，第３０３-３０７页。随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以栗去湖南组织临时省委，共产国际代表团则派两名苏联代表前往湖南实地考察组织暴动的可能性。    妥协与冒险的代价（５）    　　６月２６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团再度召开联席会议，并通过决议，给共产国际去电表示不能接受其指示。陈独秀明确讲：只有允许退出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否则，向右或向左“我们都将垮台”，继续目前的状况也是不可能的。只好再去寻找第四条出路。事已至此，还有没有第四条道路呢？《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６日。   
    　于是，尽管各地发生的几乎所有暴动都是仓促举事，全靠各地党员骨干抛头洒血来点起那些瞬间即逝的火花，人员、组织、资财的损失难以数计；尽管莫斯科仍旧在告诫说，“我们正处于积聚力量的阶段”，阶级力量对比还“十分不利”，出现革命浪潮迅速高涨的前景还只是“极有可能”，但是，几乎没有人不相信，应该把中国革命推到一个新的更激进的台阶上去。因此，在中国实行苏维埃的方针和办法的问题马上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莫斯科并为此公开声称：在中国，“直接的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真理报》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７日、１１月２９日，见《１９２７-１９３７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８７-８９、９３-１０４页。何谓“直接的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就是说中共全面夺取政权的形势依然存在。   
    　９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罗明那兹起草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明确宣告：鉴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共产党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当然，“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决议强调苏维埃的组织应当在“我们有决定的巩固的胜利的时候”，建立“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城市，而决不应首先在小县城里组织苏维埃。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３７０-３７１页。    妥协与冒险的代价（６）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修改通过后的９月下旬，正是两湖暴动先后失利和南昌起义军在广东陷于困境，生死不明之际。不仅中共中央，就连罗明那兹等国际代表，亦对胜利前景不再乐观。因此，当中共中央宣布开始进行苏维埃革命的同时，却被迫离开“中国土地革命的中心区域”，秘密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去了。它并且承认，从前于短时期内暴动夺取广大政权的希望，暂时已经不可能了，现在的策略虽仍是继续暴动，但大城市的暴动计划应暂时停止，两湖农民暴动的形势，也只是“某几县的农民可握得某几县的政权”《中央对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３７６-３７７页。而不存在夺取中心城市的条件。   
    　俄国人指挥中国革命的结果：“苏维埃”成为中共特有名词与象征。
       　“苏维埃”，俄语为（Soviet），其实只是“会议”的意思。它成为特有名词，完全是俄国革命本身的产物。它是在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高潮中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的一种简称，最初只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很快则变成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性质的一种权力机构。到１９１７年，这种劳动群众自治政府性质的政治机构再度出现，并且渐成为和上层立宪会议相抗衡，乃至与政府相并立的一种事实上的政府。布尔什维克进而利用它在苏维埃中逐渐取得的优势地位，把苏维埃变成了反政府的革命起义机关，并在革命胜利后以苏维埃作为苏联权力机构的形式和名称。   
    　作为一种权力机构，苏维埃的特点在于：（１）它不是按区域，而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来选举代表，从而保证了代表同工业生产劳动者间的密切联系；（２）它废除了三权分立，使代表会议本身成为具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种权力高度集中的高效率的独裁机关；（３）它完全剥夺了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从而使共产党人找到了实现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因此，列宁对它十分推崇，并极力推而广之。   
    　不过，由于苏维埃有着作为起义机关和政权机构的两种形式，因此人们对于苏维埃的认识也颇为矛盾。尽管斯大林断言它既是“起义机关”，又是“政权机关”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２０５页。，事实上，二者之间仍有区别。其一，作为起义机关，苏维埃是适应俄国工人斗争需要自发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而作为一种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它则是布尔什维克根据阶级斗争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创造。    妥协与冒险的代价（７）    　　其二，作为自发的起义机关，苏维埃是充分民主的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事实上它是一种包容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各种革命党派代表在内的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而作为布尔什维克用来掌权的权力机关，它则是以阶级专政乃至一党专政为特点的，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布尔什维克就把它变成了一种独裁机构，排斥了非布尔什维克的一切党派团体的代表在其中发挥作用。不难看出，要把二者同时推广到中国来是相当困难的。   
    　实际上，不论斯大林怎样强调苏维埃的二重性，作为具有自发性和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性质等重要特点的群众斗争组织的苏维埃，在群众组织程度较低，白色恐怖又相当严重的中国，显然缺乏客观的生长条件。因此，苏维埃从它被引入中国之日起，就变成了苏式革命权力机关的代名词。只不过鉴于中国阶级分化不够充分，以及农民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情况，共产国际根据列宁１９０５年的提法，认为它只能叫“工农苏维埃”而已。   
    　所谓“工农苏维埃”，纯粹是列宁在１９０５年俄国革命前后的一种别出心裁的创造。因为当时的俄国工业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工人人数占人口比例较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俄国革命充其量只能是一种以推翻沙皇专制，创造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条件为目标的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列宁既不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可以引导这场革命获胜，也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他坚信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亦即社会民主工党即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布尔什维克的前身。）手中。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就必须借助于俄国农民的帮助。这也就是为什么列宁会提出创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即“工农专政”或“工农苏维埃”的关键所在。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１９０５年，见《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６００-６０２页。    妥协与冒险的代价（８）    　　比照俄国革命当年的情况，斯大林等显然认为，“工农苏维埃”是最适合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程度的一种革命政权形式。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薄弱，现代工业的发展只在沿海少数城市中比较明显，绝大多数地区都还属于自然经济状态，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严重不平衡。因此要指望共产党领导城市中少量的产业工人来进行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农民必须要在中国革命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既然如此，根据列宁的观点和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的经验，中国革命当然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目标也只能是创立“工农苏维埃”。由此不难看出，尽管共产党人一度寄希望于在中国马上实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前景，但斯大林明确规定了中国革命的革命阶段、革命形式和革命内容只能保持在一种不尽相同的水平上。   
    　中国究竟处在怎样的一种革命阶段呢？根据斯大林在国共分裂后针对中国革命问题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说可知，他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是按照三个阶段一级一级地向上发展的。这三个阶段就是所谓“广州时期”、“武汉时期”和“苏维埃时期”。第一个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是反帝，革命阵营包括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它近似于俄国的１９０５年革命。到第二个阶段，革命开始以土地革命为中心，成为典型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革命阵营内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它近似于俄国１９１７年的二月革命。到第三个阶段，即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开始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社会引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苏维埃革命阶段，“不大可靠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已出于“对日益增长的土地革命的恐惧和封建主对武汉政府的压迫”，而“脱离革命”，革命阵营就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了。它近似于俄国１９１７年的十月革命，只是依据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它并不就是社会革命，而仍旧只能是民主革命，或曰土地革命。参见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８日；《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中国问题》，１９２７年８月５日。见《斯大林全集》，第９卷，第２９１-３２４页；第１０卷，第５-５４、５６-７７页。    妥协与冒险的代价（９）    　　按照斯大林所勾勒的这幅革命发展趋向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在理论上明显地相信中国革命必定会和俄国革命一样，会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按照几乎同样的历史发展线索和阶段演进，不断地走向深入和彻底。其基本的逻辑就是，革命最初可以是几个阶级联合组成革命阵营。随着革命深入，革命阵营就会一步步发生分化，并不断走向分裂，革命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小但越来越单纯，革命的对象就会越来越多，革命的表现形式自然也就会越来越激烈。唯有如此，革命才能走向彻底和达到最终胜利的目标。   
    　革命--“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工贼农贼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斯大林所论述的这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形式和革命阶段论的内在理论关系。自国共分裂以来，中共领导层内部在新形势面前始终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和理论的混乱，对眼前发生的巨大变动难以适应。到了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共中央紧急扩大会议前后，这种认识上的混乱更加突出，以至出现了组织上分裂的严重迹象。   
    　首先是关于革命的阶段和策略问题。中国革命现阶段是不是到了俄国革命的１９１７年？革命是不是应该采取苏维埃的暴动方针？最激进的如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中的一些与会者，干脆认为中国革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已经达到俄国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的程度。其他如湘南特委书记毛泽东等，对中国革命的阶段和性质的认识也大体相同。罗明那兹和中共中央虽坚持中国革命仍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看法，但在把握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以便直接导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论断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１），第２７４、２８４页。时，实际上也陷入了思想混乱的状态。因为他们其实并不认为有区分所谓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界限的必要性，不仅提出由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必须是“无间断革命”的观点，而且主张“现在”就“必须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３７０页。   
    　显然，多数基层党部和普通党员却看不出这种前景。他们“大半消极并离开党，不赞成新方针，以为ＣＰ没有出路”同上。而另外一些从苏联回国，受到苏共反对派观点影响的党员，虽然相信中国革命必须将民主革命的任务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毕其功于一役，反对工农专政的口号，主张现在就应当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但他们同时反对把中国革命现阶段看成是俄国的１９１７年，认为中国革命充其量只能以俄国革命的１９０５年为参照。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托洛茨基更明确地认为中国工农群众革命已经失败，暴动及苏维埃政策应当停止，共产党应仿照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之后的策略，争取通过合法运动，提出国民会议口号，引导群众重新走入政治生活。    妥协与冒险的代价（１０）    　　其次是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早在罗明那兹来华之际，他就曾明确地转达过斯大林的意见：不要顾惜小资产阶级。但是，这种主张在强调中国远未达到俄国１９１７年的人看来，颇难接受。有些人甚至对暴动起来要杀人放火很反感，他们说：“我们要革命原本是对的，但是我们革命为什么要听俄国人的指挥？为什么要杀人放火做土匪一般的行为呢？”   
    　从理论上，中共中央及多数中高层领导干部对此是能够解释的，他们专门散发了相关教材，告诫下级：“无产阶级是没有国界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利害完全一致，世界革命成功了，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我们也帮助外国的革命，外国工友也帮助中国的革命。这个世界革命的总机关就叫做第三国际，也叫共产国际。这里面做事的各国人统统有，不过俄国无产阶级是革命的老资格，能干的人多些，所以在里面办事的人也多些。现在中国共产党就是第三国际一个支部，所以必须受第三国际指挥，并不是受俄国的指挥。”“至于杀人放火，这是阶级斗争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必须用的手段，这是不能避免也不应避免的。中国革命到了现在，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你不烧他，他就烧你。我们看一看各地豪绅地主资本家军阀的白色恐怖就可相信这句话了，我们还怕杀了敌人以后没有人吃饭吗？我们还怕烧了狗窝以后便造不出洋楼吗？”《中共江苏省委改造组织问题的报告材料》，１９２８年２月１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藏，石叟文库，ＸＩＸ-９/２３。   
    　道理归道理，即使是在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对该杀什么人，该烧什么房，认识也还是十分模糊。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出走，这或许不值得特别重视。因为共产党人历来只是习惯于把资产阶级看成是自己潜在的敌人，并视之为软弱无力的依附者。但放走小资产阶级，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几乎谁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一旦让整个小资产阶级站到革命的反面，革命队伍势将陷于孤立。   
    　当然，和国民党关系破裂后，不会有人敢于重蹈鲍罗廷和陈独秀的覆辙。况且此前经验已经证明，土地革命稍一彻底，就将吓跑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也不能不同意，只要坚持彻底的土地革命，就很难顾惜小资产阶级。但是，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伤害一部分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地主、小商人是一回事，整个地把一切拥有财产房屋者统统当成打击的对象，剥夺之、杀害之，又是另一回事。因此，对富农当如何，对中农当如何，对城市小商人、店主以及手工业主又当如何呢?实际上自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早就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当前政策的“中心问题”。在苏维埃革命的方针提出之前，这个问题并不紧迫，因为当时的政策还是继续要利用国民党的旗号，团结争取小资产阶级是理所当然的。    妥协与冒险的代价（１１）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３３６-３３７，４０４页。而苏维埃革命的方针一经提出，这个问题就变得异常严重了。中共一些领导人尽管多少还有些犹豫，对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仍旧希望“吸引他们参加革命”，对小商人、小店主等，也不主张没收财产，但苏维埃革命发动后的现实是，既然连那些“革命的暂时的同道者”都必须排斥，那么，对小资产阶级从整体上要予以压制和打击，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革命的暴动政策从一开始就照搬了俄国革命红色恐怖的经验见安东尼拉·萨洛莫尼着，卡佳等译：《列宁与俄国革命》，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３-９４页。，提出了“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工贼农贼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大杀大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的激烈口号参见《中央复湖南省委函》，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３日；《中央常委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９日；《中央通告第十三号》，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央致两湖省委信》，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５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３５１、３６６-３６７、３９９、５２３页。《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决议案》，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９日，见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２），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１３页。因为要求“必须极严厉的实行歼灭政策”，故不仅要尽量杀戮，还要摧毁包括官府、银行、工厂、店铺和房屋在内的一切“反革命工具”。如此恐怖手段，自然也就注定了“小资产阶级是要动摇甚至反动的”，当然不能迁就和顾惜。《中央通告第十三号》，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４０３-４０４页。   
    　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是多数地方暴动后都“大烧大杀”。
       　湘南暴动“不但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而且连县城的整条街道和商店，甚至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十五华里的所有村庄都烧掉”见《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６页。   
    　湖南平江暴动后，“杀戮豪劣和反动分子，计在数千，而同志和革命民众殉难的，亦不下数千人”，以至“数十里或百数十里，几无一栋完善的房屋，无一处尽青的山，共计全县被烧的房子，总在十分之四五”《滕代远向湖南省委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２日，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选编组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３-４５页。   
    　广西左右江暴动的农民赤卫军“攻下豪绅地主的寨子，凡寨子里面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杀一个精光”见雷经天：《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广西党与苏维埃红军运动简史》，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１９５４年，第３０页。   
    　广东海陆丰地区暴动，农民“对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地就地杀戮”，“剖腹割头”，“财产一概没收，房屋一律焚毁”。两县地主早已逃之夭夭，却还是杀了２４００多人，其中许多自然是些“不能顾惜”的小资产阶级，甚或穷人了。见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编：《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２、５８、６５、１５７、２０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