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我看《吉宽的马车》

　　毫无疑问，孙惠芬的创作往往与乡土有关。无论是乡村的诗意风景，还是乡村的贫瘠困顿，乃至隐藏在乡村生活褶皱里的人情伦理、关于乡村的心灵记忆，都在她的小说里一一呈现出清晰的面目。孙惠芬坦言，她所写的大多是人在城乡之间的困惑和纷争，城乡之间是她绕不开的主题。

　　小说是按照叙述者“我”，乡村马车夫申吉宽的生活经历来展开叙述的，述说了这位歇马山庄有名的懒汉在对城市的拒斥中一点点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城市的过程。这位喜欢《昆虫记》、没日没夜在坑洼不平的乡道上转悠的马车夫吉宽，是乡村生活的忠实拥趸者。在所有乡村男人都义无反顾地奔赴外面的世界去打工的生活背景下，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公认的懒汉。然而，许妹娜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存在状态。吉宽不得不告别乡村乌托邦，奔赴城市来寻找他自己的命运。在城市与乡村的来回迁徙中，黑牡丹、二哥、三哥、四哥、小老板、林榕真等人物形象如一棵大树上的叶子般渐次出现，构成了一幅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城市“外来者”的群生相。吉宽的命运是小说叙事的内驱力，在这层命运帷幕遮盖下的，是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在人物内心深处的纠缠、挣扎与碰撞。这就是孙惠芬孜孜以求的一个人以及更多人的“内心风暴”。

　　从乡村到城市，吉宽的生活状态经历的四个阶段的转变，每一次转变无不渗透着时代打在一个人身上和心灵的深深烙印。先看第一阶段，这是吉宽蛰伏在乡村的时期，也是他人生最恬淡最自由的状态。“文学的书”构成了吉宽内心的底子，使他有可能在这凝固的、寂寞的乡村发现另外一个丰富而广阔的世界。透过吉宽的眼睛，孙惠芬在小说前四章“发现”了透明、纯粹的乡村风景，沉湎于乡村自然的主人公形象就这样缓缓地从文字的缝隙里浮现出来。而村人趋之若鹜的城市，在吉宽眼里则完全是另外一幅面目。“我不喜欢城市这棵树。……我不但没看到那棵树上有什么好吃的叶子，反而觉得自己就是一片叶子被城市吃了。”人被城市所吞噬，这本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惯于表现的主题，而在孙惠芬颇具古典情怀的叙述下，倒也显得自然、熨帖人心。

　　这种“常”的状态被打破，是在吉宽喜欢的姑娘嫁到了城里之后。吉宽进入到他生命的第二个时期，离开歇马山庄，进城。初到城市的吉宽，像一只“刚刚拱出地皮的蝗虫”。“城市的世界是阔大的，但它的阔大是有边的，出了这个边还有那个边，是有边的无边；不像乡村，是无边的有边，站在哪里都能看到地平线的边界。”这段文字值得注意，它在将城市和乡村比较的过程中反映出一种独特的经验。“有边的无边”，一方面是指城市的空间具有无限延展性，而这种空间上的膨胀给人带来的是空茫感，是无枝可依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建筑又将城市的空间分隔开，造成无数的边界，拘限着人的生活。“能看到地平线”的乡村则是踏实，安稳的，是可以生发出无数想象的空间。两种生活价值的冲突在吉宽的身上变得愈发尖锐起来，自然，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遭际都不叫人惊奇。爱情受挫，像所有外出谋生的乡村男人一样在工地上打工，流落街头，成为“时代的垃圾”被收容。背弃了马车的吉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属于他的那种生活已然远走。

　　如果说，这是吉宽在城市的“下沉”阶段，遇上林榕真，则意味着他开始了艰难融入城市的过程。吉宽觉得，“世界在渐渐扩大”，“跟城市的血管在一点点打通”，然而，跌落的路永远要比上升的路快很多。到底是缺乏跟城市的血肉联系，吉宽的“城市梦”虚妄地建立在铁哥们林榕真一个人身上。这就意味着，林榕真败退之际，就是吉宽从城市这棵大树上跌落之时。当吉宽再次回乡时，他痛苦地发现，他已经回不去了。背负着沉重的对乡村的想念，吉宽和他的兄弟们开始了新的城市跋涉之旅。

　　孙惠芬在小说里似乎要告诉我们，吉宽，和许许多多来自农村冲进城市的兄弟姐妹们，已经成了这样一种生物:他们是“一些爬到城市这棵树上的昆虫，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光亮吸引，情愿被困在城市这个森林里”；他们无家可归，像浮萍一样悬在城市的上空，却建造着城市绚丽的物质外壳；当他们把梦想伸进城市的芯子里，向往着舒适与美好时，却被“城里人”用高贵的自尊无情地驱逐；他们失落了土地，然而城市却并没有他们的位置。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梦想与现实之间，申吉宽们将永远驾着自己内心的那驾马车，一圈一圈地远离曾经的歇马山庄。

　　表现处于现代性体验下乡村人们的内心风暴，《吉宽的马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更可贵的是，作家在为我们细致解析城市和乡村两种力量在人心深处的交战的同时，也在思考，当现代化以一种巨大力量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人，到底应该怎么生活。孙惠芬用一个“懒汉”的生活告诉我们，在一个将奋斗和改变当作生活主流的时代里，坚守自己的内心是一种勇气。幸福往往存在于对世界审美的观照中，就像赶着马车的吉宽所看到的那个世界。“马车”就是那个恬静、诗意、安宁的前现代乐园的象征。从这层意义上说，也许，我们心中都有一架“吉宽的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