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十六策（诸葛亮）

治国第一

　　【原文】

　　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应和也。倡始者，天地也，应和者，万物也。万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故人君举措应天，若北辰为之主，台辅为之臣佐，列宿为之官属，众星为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变改，台辅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错缕，此天之象也。故立台榭以观天文，郊祀、逆气以配神灵，所以务天之本也；耕农、社稷、山林、川泽、祀祠祈福，所以务地之本也；痒序之礼，八佾之乐，明堂辟雍，高墙宗庙，所以务人之本也。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柏，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翼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则有逆气，地失其常，则有枯败，人失其常，则有患害。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谓也。

　　【译文】

　　治理国家的方法，就好像管理家庭。管理家庭的关键是确立家庭的根本，根本确立了，与之相应的其它部分也就自然而然地确立了，本，就是万事万物的起始、根本，末，就是由本派生而来并与本相呼应的事物。万事万物的根本是天地，由天地派生出的“末”就是万事万物。万事万物繁衍不息的道理是，依天生成、赖地生长，并通过人来完成。所以，君主治理国家的各项政策、措施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应该象北极星是天的中心一样成为治理国事的中心。宰相的辅佐就好比北极星旁边的指极星，一般的官吏就象天空中其它的星辰，而老百姓就是散落在天幕上的数万颗小星星。这是因为北极星的中心位置不可以改变，指极星的作用也不可以没有法度，其它的星辰更不可以有错误、失谬的地方，这就是天象。因此，人们设立高台楼阁来观测天象，制定时节、进行祭祀活动，以应和神灵，顺应天时、敬畏神灵，这就是务天之本，遵循天的规律。人们对农耕、社稷、山林、川泽的祭祀活动是要祈福于地，也是在务地之本，遵循地的规律。人们还在痒、序里学习礼仪，严格八佾之乐明确上下的等级，君主在大殿之上设立太学、讲授治国安邦的理论，并在高墙深院内祭祀列祖列宁，就是在务人之本。可见，治理国家的根本就是平时的各项法令，人伦规矩的基本内容。圆形的铆眼不可能容纳方形的榫子，铅刀不可以用来砍伐树木，也就是说不使用正确的工具不能成事，不采用适当的方法也不能成功，即违背了客观规律注定是要失败的。当天的规律失去常态时，就会出现动乱，当地的规律紊乱时，万物就会枯败，人伦失常必会出现各种灾祸。所以，《经》说，“如果不是先王传下来的礼法道统，我不能妄加遵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呀！

　　【解析】

　　这篇文章论述立国之本，强调君臣之序不能改变，君为天生，为国之主，群臣只能象列宿一样为其台辅，人民则只能象群星一样，接受统治，这种关系绝不能夫度。这是作者受时代所限，只能维护这种封建的君君臣臣的纲常伦理思想，在今天，当然不能再去效法这种思想、理论。但文章中提出“经常之法，规矩之要”，还是有价值的，舍去其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面，单就其强调国家的根本之法，保持国家的有效结构体系和治理系统而言，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单位，都应有其经常之法，有其基本的规矩，有其组织领导体系，这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会“失常”，就有“患害”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早在1000多年以前，已经强调了教礼乐、重法治。这一点在当今仍很有借鉴意义的。要维系一个社会的安定，保障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这“礼乐”和“法治”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只不过，每个时代不同。其具体内涵不同而已。诸葛亮所说的是封建社会的“礼”和“法”，而我们所说的是社会主义的“礼”和“法”，但从维护社会安定来说，制定和运用“礼”和“法”，保障国家正常秩序，教育人民群众守“礼”遵“法”，确实是同样重要的。

　　君臣第二

　　【原文】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著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柞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仁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译文】

　　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君臣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君主和臣下之间的关系就好比天和地之间的关系、天和地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了，君主和臣下之间的关系也就完备了。君主对臣下施行恩惠就是仁，臣下奉侍君主、为君王服务就是义。臣下怀有不忠之心不可以奉侍君主，身力国君也不能因为怀疑政事而不把权力交给大臣。君臣之问以礼相待，国中的百姓就容易治理，君臣之间和睦协调，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完备了。君主凭借礼仪差使臣民，臣民以忠诚之心奉侍国君。君主谋策国家的政策大计，臣民思考完成自己的任务。所谓“政”就是正名，“事”就是劝功。君主通过正名以奖励臣民，臣民以忠心奉恃君主而受到鼓励。这就是君臣之间应遵循并具备的功名之道。确立了这样的君臣关系，君主坐北朝南为阳，提出各项法令、措施，声音宏亮。大臣面北而立为阴，接受并执行君主发出的指示，证明君主提出的各项措施的功效。君主发出的指示适中，大臣们执行起来就会有功绩，功绩一建立，则万事万物都会受其恩泽、蒙其幸福。在三纲六纪中有上、中、下之分。居上者是君臣，居中者是父子。下者是夫妇。君臣、父子、夫妇各自遵循应有的伦理准则，国家的幸福安宁也就可以实现。君臣上下之间，以礼为根本依据，父子之间，以恩为重，夫妻之间以和为贵。身居在上不可以行为不正，身居在下也不能品德不端正。上不正则下曲，上面出现了混乱，就会在下面出现忤逆的事情。所以，君主思考国家大事，大臣思考如何效忠君主，这样，当英明的君主研究好治国安邦的大计时，大臣们应做到的事情也就完成了。做学问的人愿意求教于明师，想做官的人则渴望明君出现。因此，国君设立齐备的官职，按次序排列爵禄之位，以璇玑考研天象，以宰相辅佐自己，使私不乱公，邪不干正，合理的东西不被侵扰，这就是治国之道完备了。

　　【解析】

　　这篇文章论述了正确、和谐的君臣关系的模式，如果我们从当今的领导和被领导者的关系来理解，那么这篇文章的论述是很有价值的。文章分三层进行论述，首先论述君臣关系，主张：“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这是作者对君臣关系的基本规范，即君王应该充分信任臣子，放手让其理政，以礼待臣；而臣子应该忠于君王，恪守信义，一心一意辅佐君主，而不可有二心。这样才能“上下和顺”，国家昌盛。

　　接着，作者又论述了君臣各自的任务，提出“君谋其政，臣谋其事”。

　　也就是君主主管政策大计，发布决策政令，而臣民则贯彻君王的政令指示，让其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君臣各谋其事，各司其职，共同治理好国家。在明确君臣关系和各自任务的基础上，作者进而论述了各自的行为准则，文章特别提出“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要求君王以身作则，为臣民做出好榜样，这是很有见地的。作者还用“学者恩明师，仁者思明君。”进一步说明君王自我修养，自律的重要，在君臣这一对矛盾中，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君正是最重要的。这篇文章把君臣关系论述得十分透彻，历史上能按照这种模式处理君臣关系的朝代，便能形成一种君明臣贤、上下齐心、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大概要数“贞观”“和“开元”年间了。这两段时间之所以形成太平盛世，君明臣贤应该算是主要因素了。唐太宗登基之后，一改君主独断专行的作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奉行开明政风。由于唐太宗实行开明政治，仅几年时间便出现了太平盛世的繁荣局面。

　　唐玄宗登基时，面对的是一个破烂摊子，他一心中兴，恢复大唐盛世。

　　他先用姚崇为相。姚崇在接受任命前，针对当时的时弊，对玄宗提出了十项要求，这十项要求都是保证大臣施政的内容，对君王专政多有限制，玄宗却全部接受，让姚学放手施政。姚崇担任宰相职务后，尽心竭力搞好政务，选用贤能官吏，罢黜奸佞小人。姚崇病重，特地推荐宋惇璟继任相位。宋璟上任之后，特别重视法治，大力整伤纲纪，量能授官。并且减轻赋敛和刑罚，所以百姓富庶，天下太平。经过姚，宋治理，唐朝得以重现贞观年问的盛世景象。后来，玄宗信任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人，又把好端端一个天下弄得一塌糊涂，正好与前一段形成鲜明对照。

　　视听第三

　　【原文】

　　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形微而不见，声细而不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故经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故身之有心，苦国之有君，以内和外，万物昭然。观日月之形，不足以为明，闻雷霆之声，不足以为聪，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夫五音不闻，无以别官商，五色不见，无以别玄黄。盖闻明君者常若昼夜，昼则公事行，夜则私事兴。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闻，或有进善之忠而不得信。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好。故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译文】

　　君主在治理国家时，应该视微形，听细声，多听多看，集思广益。视微形，是指观察隐蔽着的事物，发觉事物的隐患，听细声，就是指听取微小的意见，隐蔽起来的事物不容易被发现，微小的意见，也不容易被听到，所以贤明的君主应该能够在微小、不明显的事情苗头中觉察问题的实质，在细小的呼声中知道重大问题的程度，上下沟通，内外应和。所以，君主治理国家的关键方法是必须多闻，倾听、考察并采纳群臣的意见，经常与百姓臣民谋策，以天下万物作为君主的眼睛，以世间万籁作为君主的耳朵。所以《经》书上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就是说君主，圣明的人没有固定一成不变的思想观念，要以百姓的思想做为自己的思想。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通过眼睛可以了解人的内心世界。嘴巴是替心说话的，耳朵也是在为心听取他人的声音，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是在心的主使下活动的。所以，国家有自己的君主就好比一个人有自己的心，内外协调一致，全国上下一片生机，光明。只看到日月耀眼的光辉是算不上眼明的，只听到雷霆怒吼的声音也算不上耳聪，所以，君主还要多看才称得上是明智，多听才称得上是有神奇的本领。君主如果听不到宫、商、角，徵、羽这五种声音，就无法辨别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同样的，如果不能正确辨别赤、青，黄、白、黑这五种颜色，也就无法辨别更复杂的颜色，区别天地万物。圣明的君主常常是不分白天、夜晚地为国事奔忙，白天处理日常公事，夜晚还要进行私下察访。即使这样，还会听不到百姓因哀怨而发出的叹息声，还会得不到忠贞之士所提出的良好意见。如果听不到百姓的哀怨之声，就无法使被冤枉的人的冤屈得到伸张，如果听不到好的谏言，就会使忠实的人得不到信任，使好邪盛行，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书》经说：上天看到和听到的内容都来自世间百姓，所以要重视来自百姓中的正确意见。

　　【解析】

　　这篇文章深刻论述了当政者了解下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论述十分突出。

　　这篇文章的精妙首先在于，不仅一般地提出了了解下情，而且要求“视微形，听细声”，要求君王以及当政者要能体察尚未显露的细小苗头，并能由其看出事物的本质，发现隐患；听取极微小的意见，从而发现重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能察微杜渐，把问题解决在发生之前的君王才是贤明的君王。那些只能看见已象日月一般显露无遗的事物，只能听到如雷霆一般的响亮呼声的君王，就如眼睛不明，耳朵不灵一样，只是一个摆设了，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篇文章的精妙还在于，主张“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主张君王要善于听取百姓意见，问策于民，认为百姓才是正确意见的源泉。

　　这篇文章还有三个字应给以足够的重视，那就是“私事兴”！只有亲自深入百姓之中察访，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听到群众内心的呼声，也就是“视微形，听细声”。

　　例如，当年，周总理日理万机，还抽出时间亲自去乘坐公共汽车，深入了解民情。贺老总兼任体委主任，经常深入运动场，了解训练情况，亲自到运动员宿舍，看看运动员床头枕边放的是什么书，真是细致入微了。正是这种作风使得他们和人民群众心意相通，切实为人民办事。所以他们深受人民热爱。

　　纳言第四

　　【原文】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谏臣，父有谏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孙，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著，后世以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译文】

　　君主治理国家时应该能够纳言，纳言的方法就是正确对待谏狰，即采纳忠言，接受他人的良谋智策。所以，英明的君主手下有敢于直言的大臣，身为人父也要有直言不讳的儿女，当发现国君有不符合道义的言行时便马上进行规劝，使优秀的品行得到保持和发扬，使错误的言行得到纠正。凡是错误的冒行是不能任其发展的，凡是美好的东西也不能故意去诋毁，如果纵容恶人，贬谪忠良，国家就难逃厄运。假如君主不肯接受臣下的谏诤，忧心国事的忠臣就不敢向君主讲明自己的谋策，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思想，这样就会使邪佞小人专权，横行霸道，这是国家的祸患。所以，国家治理得很清明，就是对国家不利的言行也会直言直行，反之，国家治理得很混乱，对国家不利的言行就会以恭顺的面孔出现，朝廷就很难了解到下层的真实情况，下层百姓也不敢向朝廷讲真话。孔子能够向位卑的人请教，周公也不轻视百姓，因此他们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被后人尊为圣人。君主不肯纳谏所招致的后果，就好像屋子漏雨，原因在屋顶，不堵塞屋顶上的漏洞，屋子里面就无法居住，如果包括君主在内的上层漏洞百出，百姓的生活就会苦不堪言。

　　【解析】

　　这篇文章论述纳言的重要。仅只论述纳言的重要，那就太一般化。这篇文章的高明就在于，不但指出了纳言的重要性，更阐明了厂开言路的关键所在，用现代语言说，这就是一个领导作风问题，要乐于“纳谏”，而不是“拒纳”，更进一步说，还应善于“纳谏”，让人敢说、肯说、愿说。

　　古代君王乐于纳谏者，唐太宗可算得一个范例。有这样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十分喜爱游猎的李世民，有一次得到一只非常好的猎鹰，他将其放在手臂上，正玩得高兴，忽然看见魏征到内殿来奏陈公事，太宗马上把猎鹰藏到怀中，唯恐魏征发现。其实魏征早已看见了，只是装作没看见，故意絮絮叨叨地陈述，拖了很长时间才走。等魏征走后，太宗才敢从怀中取出猎鹰，一看，鹰早捂死了。这个小故事说明唐太宗十分尊重谏臣，魏征谏阻过君王游猎，太宗便抑制自己的兴趣，不去游猎而专心政事。唐太宗从谏如流，所以避免了不少可能的失误，成了一代明君。

　　这在当代领导者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十分必要的！毛主席便多次讲述过虚心听取意见，广开言路的问题。

　　察疑第五

　　【原文】

　　察疑之政，谓察朱紫之色，别宫商之音。故红紫乱朱色，淫声疑正乐。

　　乱生于远，疑生于惑。物有异类，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宝之，鱼目似球，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蓄之；枯娄似瓜，愚者食之。故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以为疑；范蠡贡越美女，吴王不以为惑。计疑无定事，事疑无成功。故圣人不可以意说为明，必信夫卜，占其吉凶。书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谋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故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故人君决狱行刑，患其不明。或无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强者专辞，或弱者侵犯，或直者被枉，或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见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之逆气，灾暴之患，祸乱之变。惟明君治狱案刑，问其情辞，如不虚不匿，不枉不弊，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瞻其看视。形惧声哀，来疾去迟，还顾吁嗟，此怨结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盗视，见怯退还，喘息却听，沉吟腹计，语言失度，来迟去速，不敢及顾，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废哉！”

　　【译文】

　　君主治理国家时对有怀疑或不明确的问题要进行察辨、分析，就象识别红色与紫色，辨别宫调与商调，找到他们的本质。因为紫色与红色容易混淆，不正常的声音也会干扰正常的声音，因此产生混乱的原因可以很遥远，怀疑产生的原因则是不明白。万事万物虽有品质之分，但在外形上、颜色上可能有相同之处。白得象玉一样的石头，被愚蠢的人视为珍宝；鱼眼象珍珠一样，也被愚蠢的人收取在一起；狐貉象狗，被愚笨的人象饲养狗一样地伺养着；枯娄象瓜，被愚笨的人象吃瓜一样地食用。所以，秦朝赵高指鹿为马，秦二世就没有产生疑问，看不出其中的奸诈；范蠡向吴王献上美女，吴王也没有对这个行动产生疑问。拿不定主意就无法决策事情，做事没有恒心也无法成功。所以圣明的人不把个人的想法作为决策的依据，往往相信卜占，向别人查间吉凶，祸福。《书》说：“三人占卜，要听从其中两个相同的人的猜测。”如果需要作出重大决策，“就要向百姓征求意见。”孔子说，明智的君主治理国家，不担心他人不了解自己，而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不担心他国不了解本国，而担心自己不了解他国；不担心臣下不了解自己的意图，而担心自己不知道大臣们的思想；不担心百姓不了解贵族，而担心贵族不了解百姓。因此，壮士为知己而献身，女子为欣赏爱慕自己的人梳洗打扮，宝马为鞭策自己的人奔驰，神明向与自己相通的人显示。君主审理案件，处理案犯，最担心自己不了解案情。有的人无罪被冤，有的人罪大恶极却被宽恕，有的人因为能力强被忌妒，有的人是弱者受到侵害，有的人刚直不阿被陷害，有的人其冤屈得不到伸张，有的人对国家一片忠心却被怀疑，有的人忠心耿耿却被侵害。这些都是与国家的气数背道而行的，是社会动乱，灾暴的隐患。所以，明君审理案情，判决时，要查问实情，不空泛、不躲藏、不歪曲、不包庇，谨慎地观察事物的来龙去脉，注意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观察人的进退，听人的声响，看人的眼神注意的方向。有的人外表恐惧，说话的声音很哀婉，来的时候急急忙忙的，走的时候却很迟疑，到处张望并且哀声叹气，这是怨情很深得不到伸张的原因。有的人眼神象小偷一样，偷偷摸摸，遇事退却，如果静静地观察他会发现这样的人总是在自言自语，自做打算，说话结结巴巴，没有规度，来的迟走的急，不敢过多地停留，这样的人一定有罪并且想逃脱罪责。所以孔子说，“看一个人做事的原则，再看其做这件事的原由，审查其做事的安排，便能了解这个人的邪正。这样去观察人，这种人辽怎么能隐藏得住呢！”

　　【解析】

　　这篇文章论述的是理政中极常见的问题——对存有怀疑或者情况不明的问题，进行调查、分析、辨明真象。这是一个常见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到能否正确决断，能否正确处理各种事务，而这种决断和处理也就和政事成败，国家兴衰紧密相连，所以说十分重要。

　　文章举了一系列分辨颜色、音律等事例，既形象地说明了仔细察辨的必要，也说明了察辨之不易，因为许多事物本身的区别就很细微或者表面现象掩盖着其真象，容易迷惑人。圣明的人绝不会以自己的主观臆断作为决策的依据，而要察明实情，分辨本质，正确决断。

　　文章接着引用孔子的话：“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思不知人也；”（见《论语·学而第一》）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这些话准确而透彻地说明了如何察疑，向谁察疑。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作者强调说明，当政者必须主动向别人，向外、向下了解情况。这个观点十分重要，很有价值，毛主席也曾特别强调过。接下来，作者又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进一步说明只有了解下情，按实际情况办事，才能得到举国支持，人人效命。作者又以审理案件，判决人犯为例，进一步说明辨明情况，正确决断的重大关系，稍有不慎就会“招来天下逆气，灾暴之患，祸乱之变。”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文章最后还提出了分辨冤案，识别罪犯的办法，概括来说，就是听其言，观其色，察其形，要透过表面现象看清其本质。

　　毛主席就多次论述过调查研究之重要，大力倡导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的第二篇文章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以其亲自调查的翔实材料和科学分析，回答了当时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争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前途。毛主席这篇文章，便是以自身的榜样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注重调查研究的范例。以后，毛主席又在多篇文章中论述过调查研究问题，特别是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更是深刻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指明调查研究是解决难题的唯一途径，而且详细说明了调查与研究的步骤与方法。

　　这里还有一点应该指出，察疑实际上还有一个识人的问题，作者举了赵高指鹿为马蒙蔽秦二世和范蠡献越美女迷惑吴王的事例，这两件事都导至亡国的严重后果，说明识人、用人的至关重要。

　　治人第六

　　【原文】

　　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日月之明，众不仰之，乾坤之广，万物顺之。是以尧、舜之君，远夷贡献，桀、纣之君，诸夏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故国之将兴，而伐于国，国之将衰，而伐于山。明君之治，务知人之所患皂服之使，小国之臣。故曰，皂服无所不克，莫知其极，克食于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用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则。路不拾遗，民无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于有余。故今谋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经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责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者。古者齐景公之时，病民下奢侈，不遂礼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质，而劝民之有利也。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壁玉，珠玑悲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绣纂组，绮罗绫毅，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镂，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害农事，辎軿出入，袍裘索泽，此非庶人之所饰也。宫室堂殿，重门画兽，萧墙数仞，篆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经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治人之道，不亦合于四时之气乎？

　　【译文】

　　国君治理管教臣民的方法、原则是：用正确的道德规范进行引导，向老百姓说明活动的准则，范围。《经》说：“向老百姓灌输仁、义的品德，老百姓就把它贯彻在行动中，向老百姓讲明善恶的区别，老百姓就知道了应该禁绝的事情。”太阳、月亮有着耀眼的光亮，老百姓对日月有无限的景仰，天地广阔无垠，万事万物都顺服于天地。所以有了尧，舜这样的明君，远近各方的百姓都来贡献礼物表示自己的臣服之心，而桀、纣这样的暴君，则被天下各路诸侯背叛，这不是上天的意志造成的结果，只是国君教化的结果。因此，教化百姓就好像种植幼苗，应该首先剪除可能的歪枝，除掉人的缺点。国家的兴盛，寄希望于各地官吏能治理得法，国家的衰败，则根源于平民百姓。明君治理天下，一定要清楚地了解最下级的奴隶阶层，黎民百姓，这个阶层的破坏力极大，假如不从这个前提出发，对他们苛刻无度，老百姓就会饥乏贫困，行为失常，因而必生祸端，直致乱逆犯上。只有奖劝农业，不要耽误百姓的农时，轻徭薄赋，不取尽百姓的所有资财。做到了这一些，国家富强、百姓生活安定不就可以实现了吗？大到国家，小到一家一户，不忧患贫困而担心生活的不安定。所以唐、虞执政，以揖让有天下，给百姓以最大利益好处，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天时、地利以预防灾荒年景，在秋收时储存余粮，赈济不足，天下货物畅通八达，百姓也就做到了路不拾遗，社会风气极其良善，老百姓没有去留进退的忧愁，更没有背叛的举动。春秋五霸时期，让贫穷之入向富裕的人供奉，所以，今日的各路诸侯，追逐利益，天下纷争，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强弱相凌，真正从事农业耕种的人越来越少，不劳而获的人越来越多，百姓象浮云一样游移四方，民心慌乱不定，生活动荡不安。《经》说，“不抬高稀有难得的货物的物价，便百姓不成为盗贼，不使对百姓无用的东西出现高物价，使人心不会大乱。”让各个部门尽心尽责，这就是圣明君主的政治。春秋战国时期，齐景公在世之时，社会风气异常奢侈，不依礼、法行事。而周秦则删烦就简，推崇朴实无华，劝奖百姓勤于工作，作对百姓有利的事。那些制作出来没有任何作用的器物，聚敛的没有任何益处的财货，象金银壁玉，珠玑翡翠等奇珍异宝，都是远方的产品，不是老百姓日常能够使用的东西，象那些锦绣纂组、绔罗绫毂等彩色的衣服，也不是老百姓日常能够穿用的衣物，象那些淫巧之器，雕文刻镂出来的物品都会妨碍农时，出入时用有彩色障蔽的马车，身着袍裘索泽，都不是老百姓的生活装饰品，象那些讲究的住宅，重门画兽，数仞萧墙，连坟冢也装饰豪华，竭尽财力以求显贵、阔气，也不是者百姓能居住的地方。《经》说：“黎民百姓的爱好，只应是勤苦耕作，生活节俭，谨慎小心，来赡养自己的父母。”国君治理百姓，以自身的才能为依据，使百姓通晓礼仪，丰收年景时不奢侈，灾荒年景时不欠收，平时进行必要的保蓄，预备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管教臣民的道理下也是适合于四时之气吗？

　　【解析】

　　这篇文章论述了治理民众的问题，文章表述了不少可贵的观点，提出了种种有益的主张，不但对当时，即使在当今治理国家，管理各项事业，其意义也非同一般。

　　文章首先提出了“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也就是教育百姓的问题，文章主张“导”，也就是导引百姓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百姓中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用礼义道德规范人的言行，教育百姓知善恶，守禁制，讲道德。这是我国古代讲求的“礼仪”之邦，作者提出的榜样是尧、舜之君。这种主张虽然和当今讲求法治不完全一致，但窃以为仍应以“礼义之邦”的思想来辅佐法治，才能收到治本的效果。在当前我国处于大转折时期，教育人民，进一步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实属必要而迫切。

　　文章接着提出了“民本”思想，指出国家兴衰，取决于平民百姓，主张爱惜百姓，珍惜民力，在当时来说就是“劝农业，薄赋敛”，让百姓富足了，国家自然兴盛。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当然国家政权也就稳定了。为了说明自己的主张正确，作者还举唐虞之政和五霸之世作了比较，并进而指责当时的诸候好利，与民争利，造成百姓不能安生的恶果。

　　作者主张爱护百姓，爱惜民力，鼓励百姓发展生产，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我国近十多年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可惜，现今还有不少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没有真正认识这个道理，或者为了一己私利，在那里与民争利，侵害人民利益，造成相当大的危害。

　　作者又进一步提出主张实行“圣人之政治”，主张当政的人崇尚节俭，反对奢靡，所用之物，所穿之衣，所住之房等等，都不能脱离百姓的水平，要时时想到：“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要留有足够的储备，以补荒年之需。

　　崇尚节俭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而当政掌权之人崇尚节俭，为政清廉，就更加重要了。

　　举措第七

　　【原文】

　　举措之政，谓举直措诸枉也。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故治国之道，举直措诸在，其国乃安。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绝，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弟，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直于君，朋党相谗，尧举逸人，汤招有莘，周公采贱，皆得其人，以致太平。故人君县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熏以聘幽隐，天下归心，而不仁者远矣。夫所用者非所养，所养者非所用，贫陋为下，财色为上，谗邪得志，忠直远放，玄熏不行，焉得贤辅哉？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犹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财为妇。故女慕财聘而过其贞，士慕玄熏而达其名，以礼聘士，而其国乃宁矣。

　　【译文】

　　君主治理国家时举措很重要，举措的方法是推举任用品行端正的人，远弃心术不正的人。治国的道理就象一个人的修身，修身的关键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治理国家的关键是任用贤能。这样用养神求得生存，用举荐贤能而求得国家的安定。国家有了贤能之人的辅佐，就好像一个屋子有了柱子做支架，柱子不能细弱，辅佐国家的人也不能软弱，支柱细了，屋子就会有危险，辅佐的人软弱，国家就会倾覆。可见，治国之道，就是任贤去恶，国家因此而安宁。作为屋子的支柱以圆直的木材为最坚固，辅佐国家的人也以敢于直言的人为最贤能，圆直的木材产于深出老林，敢于直谏的人生活在贱民之中。所以君主在选择这样的人才时，一定要到隐蔽的地方。在那里，有的人身怀绝技却不被人赏识，与匹夫一样；有的人才高卓绝，却不被招用；有的人集贤、忠、孝、弟于一身，但不被乡里推举；有的人则想通过隐居生活以实现自己的志向，以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还有的人朴实正直，在内心深处忠君之心坚定，但被私党势力小人谗言陷害。古代尧能推举遁世隐居之人，商汤也能招用众多的人才，周公则直接采纳地位卑微的人的意见，他们利用了旷世奇才，国家被治理得很强盛太平，所以，身为君主应制定相应的赏制度对待建立功勋的人，设置相应的官位给有才学的人、广开言路，积极向众人征求治国的良策，还要用重金聘用隐居的逸士，使天下众心归一，使不仁不义的人远离自己。假如国君使用的人才都不是国家教育培养出来的治国之士，国家培养的人也不适合国家的需要，轻视地位卑微的人，推崇财、色、使谗邪小人受宠，使忠信、直言的人被放逐，不肯用高官、重酬赏待有才气的人，国君怎么能得到贤良的人的辅佐呢？假如国家处于危难之中却得下到任何的补救，百姓也不能安居乐业，这都是因为失去了贤良的人的辅佐所造成的过错。古往今来，国家没有贤良的辅佐却没有危难，或者国家得到了贤良的辅佐却处于危险之中，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情况。国君在选择人才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安排人的官位就会天下大乱，根据官位的要求安排人的任留就会天下大治，可见，国君的聘贤求士，就象人的嫁娶道理一样，没有自己出财札而嫁掉已为人妻子的女子，所以女子仰慕男子的聘礼而格守自己的贞操，才子根据自己受到的礼遇而表示建立自己的功名的决心，用礼义招聘人才，国家就会安定了。

　　【解析】

　　这篇文章论述的是用人问题。作者首先反复论证了任用贤良的重要，用了两个很生动传神的比喻，十分巧妙地说明了任用贤人对于国家的重要。作者先把举贤任能比作“养神求生”，人不能养神，身体当然好不了；国君不举贤，没有贤能的人作为辅佐，当然也治理不好国家。作者又把举贤任能比作支持房屋的柱子，提出“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这个比喻十分准确他说明大贤大德之人是国之栋梁，对于国家兴衰实在太重要了。道理讲得很透，很突出。

　　这篇文章更精彩之处还在于以下两点：一是主张选用“直士”，二是认为“直士出于众下”。诸葛亮这种认识和主张是难能可贵的，这当然和他为刘备辅佐前所处地位有关。

　　作者提出，“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准确他说明了只有让那些正直的贤土担任国家要职，掌握政要大权，国家才能治理好。这自然是明见。作者认为，“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主张君王到平民百姓中去求贤，设位以待士，不拘一格选人才。则是高见了！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讲究门第，作者能够打破这种观念，突出强调到平民百姓中才能找到贤才，那是很不简单的了，不但要有见地，还要有勇气。作者的这种认识和主张，在当今也很有价值。

　　为了说明问题，作者还以排比的句式，突出说明了用人不当，奸佞当道的严重危害，并进一步提出了：“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活。”

　　考黜第八

　　【原文】

　　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明主在上，心昭于天，察知善恶，广及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下及庶人，进用贤良，退去贪懦，明良上下，企及国理，众贤雨集，此所以劝善黜恶，陈之休咎。故考黜之政，务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于官，外采于民，此所苦一也；或有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强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此所苦二也；或有级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征发，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此所苦四也；或有县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专其价数，民失其职，此所苦五也。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无此五者，不可不迁。故书云：“三载考绩，黜陟幽明”。

　　【译文】

　　君主治理国家时，考核官吏的原则是：使有良好治绩的官员得到提升，使表现恶劣、治绩差的官员受到废免。清明的君主，内心光明可鉴日月，能够准确地察辨是非，使自己的统治伸达于全国各处，不疏漏小地方的官吏，甚至一般的黎民百姓也被列入自己的考核范围，选用贤能善良的官吏，对贪婪、怯懦的官吏撤职查办，使国家上下秩序井然，使天下贤人皆辅佐于国家的治理，让世间所有的贤良纷纷来此聚集，这就是国群治国劝善黜恶、消除各种隐患的道理。因此，国君考核百官，要首先了解官吏的各种粗劣行为，他们直接造成了百姓的疾苦。总结官吏的粗劣行为，一般有五类：一是小的官吏贪污腐败，假公济私，利用手中职权肆意妄为，他们直接统治黎民百姓，却对上蒙骗，对下欺压；二是官吏在执法时，对罪大恶极的人施以轻罚，不明法令，又使无罪的人无辜受冤，甚至使其丧失生命，或者对犯有重罪的轻判，恃强凌弱，施严刑歪曲案情；三是，纵容罪恶的官吏，对冤情隐匿不查，并从中做手脚消灭证据，使蒙冤的人永远得不到昭雪；四是上下官官相护，结党营私，执法犯法，利用为国家征收赋税的机会另设课目，搜刮民脂民膏，还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在政治上钻营，攀附大户，在经济上把属于国家或者老百姓的财产纳入自己的家产；五是官吏贪功慕利，以赏罚力借口，加入各种私情关系，虚报数额，与民争利，致使百姓无法生活下去。具有这五种劣行的官吏是国家的危害，所以，对这样的官吏不可以不依法治罪，对没有这五种劣行的官吏，不可以不提升他们。所以《书》说：“考核官吏要利用三年的时间，对官吏三年的行为进行综合考评，辞退、查办没有任何治绩并给百姓造成苦难的官吏，对成绩优良，有突出政绩的官吏要进行嘉奖，”

　　【解析】

　　这篇文章论述的是对官吏的考核升降问题，文章谈了三层意思，首先说明了考核的目的是“迁善黜恶”，即提升政绩好的官吏，贬斥表现不佳或者作恶的官员；其次，说明考察对象，包括边远小吏，直至平民百姓，以便“进用贤良，退去贪懦”；接着又特别指出应该了解百姓所恨的五种官吏，对有这些恶行的官吏，必须惩治。

　　本文论述的问题，有两点值得特别指出。首先，提出普遍考核，并根据其政绩升降，这很重要。对于发现人才，发挥贤才的作用，建立一支有效能的官员队伍十分重要。其次，特别提出“考黜之政，务知人所若”，以人民的利益做为考核官员的标准，惩治各种为害百姓的恶吏，保护百姓。这一点特别可贵，也特别重要，一个君主，真能做到不以个人好恶用人，不凭主观印象升降官吏职务，而以其实绩，以平民百姓的好恶考核迁黜官员，那就确实是一位明君了。

　　治军第九

　　【原文】

　　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是以有文事必有武备，故含血之囊，必有爪牙之用，喜则共戏，怒则相害，人无爪牙，故设兵革之器，以自辅卫。故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在于所任之将也。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故治国以文为政，治军以武为计；治国不可以不从外，治军不可以不从内。内谓诸夏，外谓戎狄。戎狄之人，难以理化，易以威服，礼有所任，威有所施。是以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唐尧战于丹浦之水，舜伐有苗，禹讨有扈，自五帝三王至圣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之以威武，故兵者凶器，不得己而用之。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然后乃可出军任将，张禽敌之势，此为军之大略也。夫战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先定其计，然后乃行，其令若漂水暴流，其获若鹰隼之击物，静若弓弩之张，动如机关之发，所向者破，而敌自灭。将无思虑，士无气势，不齐其心，而专其谋，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矣。非仇不怨，非敌不战。工非鲁般之目，无以见其工巧；战非孙武之谋，无以出其计远。失计谋欲密，攻敌欲疾，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散，此用兵之势也。故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惧。是以智者先胜而后求战，暗者先战而后求胜；脸者随道而修途，败者斜行而失路，此顺逆之计也。将服其成、士专其力，势不虚动，运如圆石，从高坠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无敌于前，无敌于后，此用兵之势也。故军以奇计为谋，以绝智为主，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能存能亡，疾如风雨，舒如江海，不动如泰山，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地，充实如天，不竭如江河，终始如三光，生死如四时，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穷。故军以粮食为本，兵以奇正为始，器械为用，委积为备。故国困于贵买，贫于远输，攻不可再，战不可三，量力而用，用多则费。罢去无益，则国可宁也，罢去无能，则国可利也。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不以乓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坚甲锐兵，不足以为强。敌欲固守，攻其无备；敌欲兴阵，出其不意；我往敌来，谨设所居；我起敌止，攻其左右；量其合敌，先击其实。不知守地，不知战日，可备者众，则专备者寡。以虑相备，强弱相攻，勇怯相助，前后相赴，左右相趋，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此救兵之道也。故胜者全威，谋之於身，知地形势，不可豫言。议之知其得失，诈之知其安危，计之知其多寡，形之知其生死，虑之知其苦乐，谋之知其善各。故兵从生击死，避实击虚，山陵之战，不仰其高，水上之战，不逆其流，草上之战，不涉其深，平地之战，不逆其虚，道上之战，不逆其孤；此五者，兵之利，地之所助也。夫军成于用势，败于谋漏，饥于远输，渴于躬井，劳于烦扰，佚于安静，疑于不战，惑于见利，退于刑罚，进于赏赐，弱于见逼，强于用势，困于见围，惧于先至，惊于夜呼，乱于暗昧，迷于失道，穷于绝地，失于暴卒，得于豫计。故立旌旗以视其目，击金鼓以鸣其耳，设斧钺以齐其心，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赐以劝其功，行诛伐以防其伪。昼战不相闻，旌旗为之举，夜战不相见，火鼓为之起，教令有不从，斧钺为之使。不知九地之便，则不知九变之道。天之阴阳，地之形名，人之腹心，知此三者，获处其功。知其士乃知其敌，不知其士，则不知其敌，不知其敌，每战必殆，故军之所击，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五间之道，军之所亲，将之所厚，非圣智不能用，非仁贤不能使。五间得其情，则民可用，国可长保。故兵求生则备，不得己则斗，静以理安，动以理威，无恃敌之不至，恃吾之不可击。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实侍虚，以生待死，以众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来。整整之施，堂堂之鼓，当顺其前，而覆其后，固其险阻，而营其表，委之以利，柔之以害，此治军之道全矣。

　　【译文】

　　治理军队、整顿军备的目的是固守边疆，巩固边防，挽救大的危机，维护国家的威势和尊严。诛伐暴逆，这是使国家社稷永保、江山安定的办法。所以国家除了应有的日常活动外，还应进行军备建设，连那些弱小的动物都有爪牙，他们平时高兴时共同嬉戏，发怒时相互用爪牙攻击，人没有锐利的爪牙可以互相搏斗，所以制造了兵器，用以自我保卫。因此国家以军队做自卫的辅佐手段，君主以群臣做幕僚，如果做为辅佐的军队或者幕僚强大，国家就安全，反之，国家就会有危难，关键在于领导部队的将帅是否选用得当。能力低下的将领，不能统领百姓，不能考虑国家的利益，不是国家的辅佐，更无法主持军政。所以，治国以文为主，治军以武为大计，治国不能不从外部着手，治军不能不从内部着手。所谓内部是指华夏诸族，所谓外部是指戎狄各族。戎狄等民族民性强蛮，难以驯化使其归顺，便可以用威武之势使他们臣服，礼义有被使用的地方，威严也有能够被施加的地方，所以黄帝与量尤大战于涿鹿，唐尧与三苗战于丹浦，舜讨代有苗族，禹讨伐有扈族，象三皇五帝这样的圣明贤君，以德化教人，还要使用武力，所以，军队这种凶器，是不得己才能应用的。用兵的方法，要首先制定策略，然后再实施行动。用兵时，要考察天时与地利，调查人心的归向，要不断地进行军事技能训练，让士兵熟悉各种兵器，明确赏罚的条件，鼓励士兵英勇作战，观察敌人的战术策略，察看道路的平坦与险要，掌握敌人的动向，区别安全与危险的可能情况，比较敌我力量对比，了解进退的有利时机，充分部署，做好戒备，加强进攻征讨的力量与声势，尽量发挥士兵的积极作用，充分估计成功与失败的可能，考虑到可能的伤亡，做好了上述准备，才可以领兵出征，展开进攻的攻势，这就是用兵的大略。将领是三军主帅，国家社稷的保障，在行动时，应该进行充分的准备，然后才能出兵打仗。将帅发布的命令应象洪水暴发般有雷霆万钧之势，在出击时应象鹰隼追逐猎物一样迅速快猛，安静时象弓弩蓄机待发，行动时要象射出的利箭，使敌人无力招架，自取灭亡。如果将帅没有周密的思虑，士兵也没有强大的气势，上下不齐心，只是凭借个人的计谋办事，就是领导了百万大军，敌人也不会产生畏俱。不是敌人就不要去怨恨，不要去战斗，工匠没有鲁班那样的眼光就无法做出精巧的作品。将帅没有孙武那样的谋略，也就无法对战争进程作出筹划。在作战时，作战的计划越机密，歼灭敌人就越迅速，俘获敌人时要象鹰出击一样，作战时要象河水决堤一样，使部下没有耗费太多的精力，敌人就自然地被打败了，这就是用兵之势。因此，善于作战的人即使遇到了困难也不会气馁，善于在战斗中寻找时机克敌制胜的人即使遇到了强大的敌人也不会惧怕，明智的人事先已经有了胜利的把握然后才领兵作战，平庸的人则是先作战然后再试图在作战中求胜，善于克敌致胜的人顺着进军的道路进行修补，常常失败的人则总是为了寻求捷径而失去前进的方向，这是成功与失败的区别所在。用兵之势还在于，将帅应具有一定的威严，部下应尽量发挥自己的力量，向敌人发起进攻时，不能轻易地改变攻势的力量，要象圆圆的大石头从高空落下一样有威势，所向披靡，使敌人失败，没有挽救的机会，使自己前后无敌，取得彻底的胜利。因此，将帅统领的军队应该以出人意料的计划做为谋略，应该有绝妙、高超的智慧，刚柔并济，强弱皆能，能屈能伸，发动的攻势象暴风骤雨一样的迅猛，统帅的三军还要象平静的江海一样悠然自得，摆开的阵势象泰山一样的稳固，行踪还要秘密，使敌人对我方的计划无法测知，在调动兵力时，使兵力像天地一样广泛、充实，象江河一样无穷、无尽，像日、月、星辰一样有始有终，像春夏秋冬的四季规律一样，牺牲得当，盛衰得体、在战法上，奇袭与常规战法互相配合，变化无穷。将帅用兵时还要以粮食为本，有充足的粮饷，作战时用奇袭与常规战法互相配合的战术向敌发起进攻，要运用适合于作战的兵器，并有充足的后援准备。国家的经济生活因为物价上涨而国力困乏，因为长途的运输粮饷而贫困，所以在作战时，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作战，以免士气低落，要量力而行，不能无故地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减少没有任何利益的行动，国家就可以安定下来，避免无谓的消耗，国家就会得到很多的好处。善于进攻的人能够使敌人无法防守，善于防守的人能够使敌人无从进攻。因此，善于进攻的人不依赖兵器，善于防守的人也不依赖于各种防御工事，所以尽管敌人的城墙很高大，护城河很宽深，也不能认为是牢固不可攻破，敌人有坚固的皑甲，锐利的兵器，也不能认为是强大不可战胜。当敌人想要固守时，就要进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敌人想要在阵前较量，就要进攻敌人没有意料到的地方，当我方撤退，敌人进攻时，要谨慎地选择可以停留的地方，当我方进攻敌军阵地时，要选择敌人力量薄弱的左右两翼做为进攻目标，两军阵前交锋，要选择敌人关键的部位进行攻击，在暂不了解自己所能凭借的地势时，还没有选择好作战的时机时，要多设计几套作战计划，不能只做一种形式的战斗准备。用周密的考虑做准备，强弱互相搭配，勇敢怯懦互相协助，前后互相跟随，左右互相偕行，就好像常山上的蛇，首尾连在一起，这就是救兵的方法。欲克敌制胜的将帅应具有自身的威严、有相应的计谋，了解作战形势，对各种情况预先作下了准备。应该能分析战局，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势与劣势，引诱敌方出击以观察其兵力部署情况，并能综合各种情报，判断对方敌人的多寡，采取行动之前要了解敌人的战斗力的强弱，侦察敌方将士的战斗情绪。以计谋试探敌人的防守情况。作战时应占据有利的地势，避实击虚，在山陵作战，不要从低处向高处仰攻，在水上作战，不能逆水向上流进攻，在草地上作战，不可以向草茂密的地方深入，在平原作战，不要朝有村落的地方进攻，在道路上作战，不可把部队散开，以免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这五点就是利用锐利的兵器，占据有利的地势以夺取胜利的原则。在作战的问题上，能够乘胜追击敌人就会胜利，泄露机密就会失败，远途出征长途运输会使士兵饥馑，缺少水源会使士兵焦渴，意义不大的行动会消耗士兵的精力，过于平稳安静会使人丧失警惕，战争突然停止就会使人产生疑惧，贪图小利会使人容易困惑，刑罚过度会使人消极，赏赐得当会使人深受鼓舞，被对方逼迫就会胆怯，乘胜追击就会占据优势，被敌人包围就会产生动摇，先锋部队容易产生恐惧心理，夜间的呼叫声容易引起混乱，在黑夜中行军会乱了秩序，迷失方向会影响整个战局，处于困境会被敌人追击，突然被敌人袭击会失败，事先准备好作战方案就会胜利。因此，设立旗帜来吸引士兵的注意力，敲击金鼓来吸引士兵的听力，用刑罚来统一士兵的心，公布军令使全军上下团结一致，用奖赏来鼓励士兵立功，用诛伐来防止士兵的投敌叛国。白天作战不容易传令，所以用旗帜来指挥作战，夜间作战不容易言清方向，就用火把和鼓声来指挥作战，士兵不服从法令，就会受到刑罚，不了解九种战场的地形的便利条件，也就不了解其变化的规律，天时、地势、人心，是求得作战胜利必须了解的三个问题。了解自己的将士也就能了解敌人，不了解自己的将士也无法了解对方，在不了解敌军的条件下作战是一定要失败的，所以用兵作战，应首先了解自己的将士。关于侦察敌情和反敌谍的方法，一般被军中将帅所厚爱，是军事行动中必须的手段。但是，这种方法在运用时，不是圣明聪慧的将帅是不能使用的，不是仁义、贤良的将帅也不能利用。用这种方法了解了敌人的情况后，民心可用，国家的安全就有了保障。所以，要想使军队在战争中胜利就要在平时做好准备，不到不得已时不决一死战，平静时求稳妥，战斗时则要有威势，不立足于敌人临阵不来应战，而立足于自己不可战胜。作战时，要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实侍虚，以生待死，以众待寡，以旺待衰，以伏侍来，使自己占据有利的条件。要挥舞拄旗，井然有秩序，要擂响战鼓，有宏大的气势，表面上让敌人认为是在正面交战，实际上是要扰乱敌人的后方，要固守险要的地势，而表面上是不经意的，要用小的利益引诱敌人上当，实际上却要狠狠地打击敌人，这样，用兵的理论就完备了。

　　【解析】

　　这是《便宜十六策》中，唯一一篇专门论述军事问题的文章。《将苑》的五十篇文章，对军事问题已有详尽的论述，这里又再次论述，从内容上看，并非重复，这篇文章是提纲契领地综述军事问题，而且是从治理国家这个高度上宏观地论述军事防务问题，所以和《将苑》中的文章分别论述战略战术等具体军事问题不一样。当然，文章中对战略战术方面的论述，《将苑》中已有专文详细论述，这里也不必多作分析，而只分析其几个基本点。

　　文章首先论述了国防之必要、建设好军队的重要以及军队的任务。文章指出，军队是”存国家安社稷之计”，一句话就概括出了国防的重要与军队的对外对内任务，说明了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是社会安定的保障，是国家机器不可缺少的部分。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安接着，文章论述了治军的着眼点：“治军不可以不从内。”明确指出军备必须首先着眼于国内，只有内部安定，才能威服外夷。

　　文章以较大篇幅论述了治军与用兵之道，包括将帅之配备、军队的训练、用兵打仗的战略思想、战术问题、带兵问题、后勤保障问题等等，涉及到用兵的方方面面，很有参考价值。

　　赏罚第十

　　【原文】

　　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谗之败。夫将专持生杀之威，必生可杀，必杀可生，忿怒不详，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以国之五危也。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赏赐不避怨仇，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疏，则周公有杀弟之名。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此之谓也。

　　【译文】

　　国君治理国家应该做到赏罚得当，奖善惩恶。奖赏的根本目的在于鼓励臣民再建功勋，为国服务，惩罚的根本目的则是要警戒臣民不可以作恶，坚决杜绝各种违法逆上的事件，所以，赏赐的原则是不可以不公平，惩罚的标准是不可以不相同。当臣民清楚地了解了国君赏赐的原因时，也就知道了死的价值，有了行动的准则，当臣民知道了国君惩罚的实施范围，也就会节制自己的行为，禁绝邪恶。所以，在奖赏惩恶的问题上，赏赐的对象不能是没有战绩功勋的人，惩罚的原则不可以冤枉好人，不可滥用，赏赐虚设会使有功绩的臣民心生怨恨，滥用惩罚的手段就会使贤良直士心生不满。因此，《战国策》记载：某国君在赏赐天下名人奇人时，分配不均，因为一杯羊羹却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楚王也听信奸人谗言，奖罚不当而导致亡国。在赏罚的问题上，将领对部下有生杀大权，但若乱用，使好人受冤，无辜而死，使坏人受到纵容，免于处罚，喜怒无常，敌发脾气，赏罚不清，没有固定的制度做依据，假公济私，这些便是危及国家的五种祸患。

　　作为统治者，赏罚的区别不明确，臣民就不服从国家的各项法令。杀死可以赦免生存的人，就会使恶人得不到应有的惩处，败德乱行的事情就屡禁不止，使犯了死罪的人得到逃脱，士卒就会离散逃亡，众亲就会叛离；喜怒无常，应有的尊严就得不到拥护，也就无人肯服从指挥；赏罚的标准不明确，臣下就不肯勤勉向上；管教不当，国家的法令就无人服从；把自己的私事当做公事去做，臣民就会心生异志，所以，不禁绝各类奸邪行为，国家的江山就不会长久；士卒四散逃亡就会势单力孤；将帅应有的威严树立不起来，士卒就不会冲锋陷阵；部下不能勤勉向上，国君就没有坚强有力的辅佐；国家的法令无人服从，就会出现无法料理的混乱局面，人有二心，国家的危亡之时就到来了。所以，治国首先要禁绝各类奸邪的人和事，教民节俭以净化社会风气，用公平、正直的原则管理各类案件，以清廉、公正的原则进行赏罚，赏罚得当就会使百姓心服口服。道路上有饥饿的人，马厩里却有肥壮的马，这就是统兵将领不顾将士死活，而只管自己生存的结果；克扣士兵而自肥的表现。所以，身为人君应首先广泛地征集各种人才，然后论功而赏，还要首先明确各项法令然后进行处罚，这样会使众心归附，部下因为有所疑惧而不敢妄为，这样治理国家就能不令而行。如果赏罚不正，不公平，那么忠直的大臣就会无罪而死，邪恶的人也就会无功受禄，受到重用。在赏赐的原则问题上应该是不避怨仇，所以有齐桓公受到管仲的辅佐，在诛罚的原则问题上应该是不避亲戚，所以有周公杀死自己的弟弟以匡扶正义。《书》说：“不偏爱不袒护，国君的治国之路就会平坦，社会也就会天下太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解析】

　　这篇论述赏罚的文章很有特色，首先论述了赏罚的目的和原则，目的是“赏以兴功，罚以禁奸”，原则是“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接着，文章又论述了赏罚得当的作用和赏罚不当的危害，从而进一步证明了作者提出的赏罚原则是正确的。

　　文章还用较大篇幅，列举了为将统兵之人掌握生杀大权时，五种不当的处罚的严重后果，将其称为“国之五危”，说明将导致“其国危殆”，可见其为害之大。

　　文章也专门论述了政府官员赏罚得当的作用和不当的危害，着重提出了“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和“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的主张。这两点特别重要，如能真正作到，就能充分发挥赏的激励作用和罚的警戒作用。用人在先，奖赏在后，才是有功而奖；颁令在先，而后惩罚违令，那才是惩恶扬善。这样做才能令人心服。赏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达到治理国家目的的手段，只有坚持“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赏罚才能充分发挥规范和引导作用。至于“赏赐不避仇，诛罚不避亲”，则是人人都懂得的道理，非如此不足以服人心，非如此，不足以得民心。然而，真正做到大公无私，赏罚公正，一视同仁，却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不过，要治理好国家，却是非做到不可！

　　赏罚，是历朝历代、古今中外当政处事乃至理家都在使用的手段，但能做到赏罚分明的已属不易，能做到赏罚得当的，就更加难得了。仔细捉摸诸葛亮这篇论述，那将大有裨益。

　　喜怒第十一

　　【原文】

　　喜怒之政，谓喜不应喜无喜之事，怒不应怒无怒之物，喜怒之间，必明其类。怒不犯无罪之人，喜不纵可戮之士，喜怒之际，不可不详。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行其私而废其功，将不可发私怒而兴战，必用众心，苟或以私忿而合战，则用众必败。怒不可以复悦，喜不可以复怒，故以文为先，以武为后，先胜则必后负，先怒则必后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可忿之事，然后加之威武，威武加则刑罚施，刑罚施则众奸塞。不加威武，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众恶不理，其国亡。

　　【译文】

　　国君的喜怒、好恶不能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喜欢的原则是不应该去喜欢不值得喜欢的事，发怒的原则是不因不值得发怒的事而发怒，也就是说国君的喜怒应有明确的标准、界限。国君发怒时不能危害没有任何罪过的人，高兴时也不能放过罪大恶极的小人。喜怒哀乐一定要审慎、谨慎，另外，国君在喜欢之时不能放纵罪恶的行为，在愤怒之时不可杀戮没有犯法的人，在行动上要不轻率。因为个人的喜怒而妄加行动必会丧失已经取得的功绩，故用兵时，将帅不能只为发泄自己的私忿，要使行动符合民意，如果只是想用战争来发泄自己的私忿，那么这场战争肯定要失败。将帅发怒不能重新又发出高兴的表情，高兴时也不能重新发出愤怒的表情，所以将帅要首先作好用兵的计划，然后再去布兵，如果骄傲自大认为自己肯定胜利则必然失败，如果用兵只是发泄怨气肯定要后悔，惩一时之忿，只会导致亡国亡家。所以，君子应该具有的个人修养是：有威严但不粗野，感到气愤但不暴怒，忧虑但不畏惧，心有喜悦但不形于色。对于不合情理的可怒之事，可以用威猛的气势去对待，这样就会使刑罚得到很好的贯彻，因而禁绝一切奸伪罪恶。反之，如果不能施加威武的气势，刑罚时就难以切中要害，奸伪的人也得不到应有的惩处，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要灭亡了。

　　【解析】

　　这是一篇论述当权者修养的文章。首先指出，不能为不该喜的事而喜，也不应该为不该怒的事而怒。接着，进一步指出，不能因为发怒而惩罚无罪的人，也不能因为高兴而放过该惩罚的人，总之，“喜怒之事，不可妄行。”否则，最容易出错。所以作者主张：“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

　　治乱第十二

　　【原文】

　　治乱之政，谓省官并职，去文就质也。夫绵绵不绝，必有乱结，纤纤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军之敌，纷纷扰扰，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末；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先理身，后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此乃治国之道也。

　　【译文】

　　国君治理乱世的方法应是：裁减冗员、精减机构、杜绝繁文缛节，除去表面形式，讲求实在内容。如果遇事犹豫，不果断，必然被事物所困扰，如果对细小的事情和错误不在意，不加以纠正，必然会酿成大祸。治理国家时，如果不遵守三纲六纪的要求，国家也会产生大乱。国君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应该既颁布国家的法令、法规，又不避重就轻，本末倒置，这是治国的根本原则。按此原则治国，国家的社稷可保，大业可成，功绩永驻。如果军队内部出现混乱，纷纷扰扰，肯定有它自己的原因。那么，明智的君主在治理军队时，其做法应有先后，侧重点。应该先解决起王导作用的矛盾，然后再解决起次要作用的矛盾，应该先设置法令，然后再施行惩罚；应该先解决眼前紧要的问题，然后再解决长远的问题；应该先安定内部，然后再处理外部事务；应该先正本清源，然后再解决细枝末节；应该先对付主要的敌人，然后再消灭次要的对手；应该先纠正大的过失，然后再纠正小错误；应该先端正自己，然后再纠正他人。这样，解决了主要的矛盾，次要矛盾也会迎刃而解，明确了法令就有了处罚的依据，也就容易实施了，眼前的问题解决好了就为解决长远的问题打下了基础，内部安定了，外敌就不敢来侵扰，根本问题得到了解决，细微之处也就自然地通畅了，强敌被治服了，弱敌自会归顺，大的过失得到了纠正小的错误就自然得到了纠正，自己的行为端正了，自然得到百姓的爱戴。这就是治国的方法。

　　【解析】

　　这篇文章是论述建立正常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作者的基本思路是讲求法治，依法治国，所以提出了：“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夫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这一段话把法治的重要性讲得十分透彻，十分突出，令人深思。

　　为了做到以法治国，避免混乱乃至动乱，作者提出要“省官并职，去文就质。”并指出，不如此，则“必有乱结”，“必成妖孽”。这个见解很高明，主张很有见地，历来要干事的人都主张精兵简政，坚决裁减冗员，撤除庞杂的机构，反对一切形式主义的繁烦哲学。抗战期间，中共中央接受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减政”，促进了抗战胜利早日到来。教令第十三

　　【原文】

　　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已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

　　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故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先习士卒用兵之道，其法有五：一曰，使目习其旌旗指麾之变，纵横之术；二曰，使耳习闻金鼓之声，动静行止；三曰，使心习刑罚之严，爵赏之利；四曰，使手习五兵之便，斗战之备；五曰，使足习周旋走趋之列，进退之宜；故号为五教。教令军阵，各有其道。左教青龙，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后教玄武，中央轩辕，大将军之所处，左矛右戟，前盾后弩，中央旗鼓。旗鼓俱起，闻鼓则进，闻金则止，随其指挥，五陈乃理。正陈之法，旗鼓为主：一致，举其青旗，则为直阵；二鼓，举其赤旗，则为锐阵；三鼓，举其黄旗，则为方阵，四鼓，举其白旗，是为圆阵；五鼓举其黑旗，则为曲阵。直阵者，木阵也；锐阵者，火阵也，方阵者，土阵也；圆阵者，金阵也；曲阵者，水阵也。此五行之阵，辗转相生，冲对相胜，相生为救，相胜为战，相生为助，相胜为敌。凡结五阵之法，五五相保，五人为一长，五长为一师，五师为一枝，五枝为一火；五火为一撞，五撞为一军，则军士具矣。夫兵利之所便，务知节度。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壮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粮牧，知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习阵，三鼓起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听金，然后举旗，出兵以次第，一鸣鼓三通，旌旗发扬，举兵先攻者赏，却退者斩，此教令也。

　　【译文】

　　教令是将帅发布的规章命令，并要求下级官兵遵守。身为将帅，不说不符合法令的话，不做不合乎道义的事情，将帅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众人所瞩视。将帅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是违反教令的，将帅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符合教令的。因此，将帅应先端正自己，然后再发布命令。将帅品行不端，不仅下达的命令无人遵守，还会产生动乱。可见，将帅领兵的原则是首先进行教育，对不遵守者进行处罚，让未经教育训练的人上战场就等于是放弃了领导，放弃了作战胜利的机会。古代将帅训练部下学习军事技能，其方法有五种：一是让士兵反复练习眼力，熟悉旌旗指挥的各种信号和变化形式，根据旗语变换队列；二是反复让士兵练习听力，使士兵的耳朵熟悉锣鼓的声音，按照锣鼓声的命令前进、后退、静止；三是使士兵懂得刑罚的严厉及其范围、奖赏的条件，勉励士兵立功受奖；四是训练士兵运用戈、殳、戟、酋矛、夷矛这五种兵器的技能，以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五是训练士兵走、跑，转弯、变换方向，实现在实际战斗中进退快捷的要求。这五种方法被称为五教。将帅用兵布阵，也有严格的原则。左面是青龙阵，右面是白虎阵，前面是朱雀阵，后面是玄武阵，中间是轩辕阵，轩辕阵是大将军的驻地，左侧士兵要持矛，右侧士兵要持戟，前方布置好盾牌手，后方要布置好弓箭手，大将军在中央利用旗、鼓指挥全局。在大将军的旗、鼓指挥下，士兵要一起出动，听到擂鼓声就前进，听到铜钲声就停止，听随旗鼓的要求排列五种阵法。严格阵形的根本是旗鼓的指挥。一遍鼓后举起青旗，变换成直阵，二遍鼓后举起红旗，变换成锐阵，三遍鼓后举起黄旗，变换成方阵，四遍鼓后举起白旗，变换成圆阵，五遍鼓后举起黑旗，变换成曲阵。直阵就是木阵，锐阵就是火阵，方阵就是土阵，圆阵就是金阵，曲阵就是水阵。这五种阵形，互相变化、互相演生，既矛盾又统一，相辅相成，互相弥补。在这种变化中，互相结合、相辅相成、互相弥补、取长补短互相帮助，这样来抵挡敌人的进攻。在这些变化过程中，官兵要按照五人为一个单位互相保护的原则，五人组成一长，五长组成一师，五师组成一支，五支组成一火，五火组成一撞，五撞组成一军，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的行政单位。在兵器的使用上，还应有所规定，个子矮的士兵用矛戟，个子高的士兵用弓弩，身强力壮的士兵负责搬扛旌旗，力气大的士兵负担擂鼓，身体弱的士兵负责后勤，运输粮草，让士兵中头脑聪明的人主持小范围的主要大事。在乡闾里，以每五户为一单位，相互保护，听到一遍鼓整顿队列，听到二遍鼓练习阵法，听到三遍鼓准备干粮，听到四遍鼓要快速准备好，听到五遍鼓就出发。出发时，要按照标准报告情况，然后举起大旗，排列次序，听到三遍鼓后，旗帜飘扬，最先冲入敌人阵营向敌人发起进攻的人应受到奖赏，临阵退却的人要受到斩的处罚，这就是教令。

　　【解析】

　　这篇文章从篇幅上看是论述命令指挥问题，但从论述内容的重要之点来说，还在于为君为帅之人的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文章的第一段，应是本文的中心和重点，作者主张“上为下教”，“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反对“释己散人”。要求“人君先正其身”，“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作者的这些见解和主张很有道理，很正确。

　　文章的第二、三段，都是论述军队教令训练问题的，不管是练兵的“五法”，还是“五阵”，都强调了一个号令分明，令行禁止，从而组成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队伍。这一点不但练兵、用兵是如此，干什么事也都是同样道理，指挥不灵，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危害极大，当今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弊病。

　　斩断第十四

　　【原文】

　　斩断之政，谓不从教令之法也。其法有七，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也。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故设斧钺之威，以待不从令者诛之。军法异等，过轻罚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斩。期会不到，闻鼓不行，乘宽自留，避回自止，初近后远，唤名不应，车甲不具，兵器不备，此为轻军，轻军者斩。受令不传，传令不审，迷惑吏士，金鼓不闻，旌旗不睹，此谓慢军，慢军者斩。食不禀粮，军不省兵，赋赐不均，阿私所亲，取非其物，借贷不还，夺人头者，以获其功，此谓盗军，盗军者斩。变改姓名，衣服不鲜，旌旗裂坏，金鼓不具，乒刃不磨，器仗不坚，矢不著羽，弓弩无弦，法令不行，此为欺军，欺军者斩。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按旗不伏，举旗不起，指挥不随，避前向后，纵发乱行，折其弓弩之势，却退不斗，或左或右，扶伤举死，自托而归，此谓背军，背军者斩。出军行将，士卒争先，纷纷扰扰，车骑相连，咽塞路道，后不得先，呼唤喧哗，无所听从，失乱行次，乓刃中伤，长短不理，上下纵横，此谓乱军，乱军者斩。屯营所止，问其乡里，亲近相随，共食相保，不得越次，强入他伍；干误次第，不可呵止，度营出入，不由门户，不自启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饮酒，阿私取受，大言惊语，疑惑吏士，此谓误军，误军者斩。斩断之后，此万事乃理也。

　　【译文】

　　国君所实施的处罚是指坚决处罚不遵守法令的行为。不遵守法令的现象有七种：一是轻视军纪、国法，二是怠慢军令、国家法令，三是有强盗恶习，四是欺哄蒙蔽，五是违背军令，六是胡行乱来，七是妨害营规。这是治军中应该禁止的问题。如果在需要国家实施处罚时却没有处罚这七种行为，就会被这七种行为造成混乱。所以，君主授予将帅执行军法的权力，处决不服从的人。军法的规定有轻重之分，施以告诫这样的处罚是轻的，严格的诛杀是重的处罚，侵犯法令的人要被斩首。规定了日期却不如期到达，听到号令鼓却不行动，借指挥不严密之机便停留下来不前，逃避行动，寻机休息，开始时离队伍还很近，而渐渐地把距离拉远，点到名字又不答应，盔甲不全，武器不齐备，这就是轻视军纪，有这种行为的人要被斩首。接受了命令而不传达，传达的命令又不详尽清楚，因而给官兵造成困惑，不听铜钲和鼓的号令声，不看清楚指挥旗帜，这就是怠慢军令，有这种行为的人要被斩首。在伙食方面，不供给粮食，在军械方面不配给武器，赏赐分配不公平，袒护自己的亲信，随便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借人钱财却不还，抢夺别人所杀敌人的人头，非法骗取军功和名誉，这就是强盗恶习，有这种行为的人要被斩首。如果有人假报姓名，冒名顶替，军服不整，铜钲战鼓不齐备，兵刃不锋利，武器的把柄不坚固，箭矢上没有羽毛，弓弩无弦，主管军械的官兵不遵守法令，不按条令办事，这就是欺哄蒙蔽，有这种行为的人要被斩首。听到擂鼓不行动，敲了铜钲不停止动作，旗帜倒下了但不卧倒，举起旗帜后又不站立起来，不听从指挥旗帜的指示，躲避上前线而留在后面，任意乱穿而扰乱行列，影响了兵器、弓弩的威力，故意后退逃避战斗，一会儿躲在右边，一会儿又躲在左边，假意扶起伤员抬走战死的人，以借此机会离开战场回到营中，这就是违背军令，有这种行为的人要被斩首。部队出发时，官兵争先恐后地乱走，骚动混乱，步兵，骑兵混杂在一起，堵塞了道路，使后面的部队无法前进，呼唤朋友乡亲，大声喧闹，吵得什么声音也听不清，行军队伍不成队列，次序混乱，乱拿武器而误伤了自己人，长官、将领看到了也不管，上下任意妄为，这就是胡行乱来，有胡行乱来的人要被斩首。部队停止行军，屯营驻扎时，到处去打听别人是哪乡哪村的人，亲亲热热，上下一路，一起吃饭，上下包庇，长官召唤士兵却找不到人，竟跑到其他单位的营地里，扰乱了营区的秩序，长官斥责也不能制止这种行为，翻越营地围墙，任意出入，而不经过正当的营门，并且不向长官请假，成为坏事、罪恶的根源，知道别人有这些错误行为也不揭发，他的罪与犯罪的人一样。聚集一些人吃吃喝喝，偏向请自己吃饭的人，说些大话去耸人听闻，在官兵中造成疑虑，这就是妨害营规，有妨害营规的行为的人要被斩首。国君、将领在坚决处罚了这几种犯法行为后，治国、治军就比较方便了。

　　【解析】

　　这是一篇论述军队节制的文章。文章指出，“斩断”是惩治不从教令者的办法，主张对七种错误，即轻军、慢军、盗军、欺军、背军、乱军、误军者处斩，绝不宽容。作者说：“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很有道理，治军不严，就不可能有战斗力，就无法完成军队的使命，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军队，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单位，要想有活力，要想有效率，要取得成就，无不需要严格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惩罚一切违犯之人，否则，必然要“受其乱”。“姑息养奸”，确是如此。

　　思虑第十五

　　【原文】

　　思虑之政，谓思近虑远也。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者，正谋也，虑者，思事之计也。非其位不谋其政，非其事不虑其计。大事起于难，小事起于易。故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是以九重之台，虽高必坏。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后。是以秦穆公伐郑，二子知其害；吴王受越女，子胥知其败；虞受晋璧马宫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练兵车，目夷知其负。凡此之智，思虑之至，可谓明矣，夫随覆阵之轨，追陷溺之后，以赴其前，何及之有？故秦承霸业，不及尧、舜之道。夫危生于安，亡生于存，害生于利，乱生于治。君子视微知著，见始知终，祸无从起，此思虑之政也。

　　【译文】

　　君主对国家兴亡的思虑要涉及到眼前及长远的问题。孔子说，没有长远的考虑，就一定看不到眼前的忧患。所以，君子在思考问题时不会超出自己所处的地位和职权范围。所谓的“思”是指寻求正确的谋略，所谓的“虑”是指反复思考，制定所思事物的计划。不在这个位子上就不考虑这个位子上的事情，不是这个事情就不考虑使用这样的计谋。对重大的事物应首先从难处着手，对相对细小的事情就要从容易的地方入手，因此，在思考某事带来的利益时还要考虑事物本身带来的损害，要想事物成功的同时，还要考虑可能引起事物失败的因素。象天一样高的台子也会容易倒塌，所以向高处仰望时不能忽视下面的根基，向前方瞻望时也不要忽视了后方，战国时秦穆公讨伐郑，百里溪和蹇叔就已经预见了秦军在长途跋涉之后必定失败；吴王接受越国进献的美女西施和许多珍宝时，伍子胥就已经看到了吴王在对待越国问题上失误；虞王接受了晋国的璧玉骏马，宫之奇就知道了这样做的害处；宋襄公以小国之力练兵求霸业，公子目夷就知道这样会引火烧身。上述种种典型事例，可以看到百里溪、蹇叔、伍子胥、宫之奇、目夷他们的思虑是明智的。已经有了前车之鉴，仍然重蹈覆辙，效仿已经失败的行为，到底会得到什么呢？所以，秦虽然完成了霸业，但却没有尧、舜的办法好。危险在安逸中产生，死亡在存在中产生，混乱在治理中产生。明智的人看到事物的细微之处就可以了解其中的实质，看到事物的开端就知道了事物的结局，这样灾祸就没有产生的地方和机会，这就是思虑的道理。

　　【解析】

　　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非其位不谋其政”，“思微见著，见始知终”等名言，论述的内容十分丰富，十分重要，“长盛不衰”。凡事必须有远见卓识，要有周密的预谋，即周密的计划，才能做得圆满，取得良好的效果，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但是下面一段话就不是人人都懂得，更不用说都做到了。这段话说的是：“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这是一段充满辩证法的高见，告诉人们如何去思，如何去虑，思什么，虑什么。人们做计划，谋事情，往往只考虑有利条件，只想美好结果，而不大想，或不能充分想到不利条件，不去想到失败，所以常常在遭到预想不到的挫折时，就手足无措，无法战胜困难，遭致失败。一旦失败，又缺乏承受能力。诸葛亮强调“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实在是高见，值得每一个做计划的人深思。为了引起读者重视，作者还列举了历史上不少教训，使论述更加深刻。

　　文章还指出：“危生于安，亡生于存，害生于利，乱生于治。”这又是一段充满辩证法的高见，告诉人们要居安思危，善于发现苗头，防患于未然，把工作做在前头，才能避免出现问题，避免损失。处在领导地位的人，尤其有这种高瞻远瞩而又明察秋毫的眼光，始终走在前头，保持主动。

　　阴察第十六

　　【原文】

　　阴察之政，譬喻物类，以觉悟其意也。外伤则内孤，上惑则下疑；疑则亲者不用，惑则视者失度；失度则乱谋，乱谋则国危，国危则不安。是以思者虑远，远虑者安，无虑者危。富者得志，贫者失时，甚爱太费，多藏厚亡，竭财相买，无功自专，忧事众者烦，烦生于怠。船漏则水入，囊穿则内空，山小无兽，水浅无鱼，树弱无巢，墙坏屋倾，堤决水漾，疾走者仆，安行者迟，乘危者浅，覆冰者惧，涉泉者溺，遇水者渡，无揖者不济，失侣者远顾，赏罚者少功，不诚者失信。唇亡齿寒，毛落皮单。阿私乱言，偏听者生患。善谋者胜，恶谋者分，善之劝恶，如春雨泽。麒麟易乘，驽骀难习。不视者盲，不听者聋。根伤则叶枯，叶枯则花落，花落则实亡。柱细则屋倾，本细则末挠，下小则上崩。不辨黑白，弃土取石，虎羊同群。衣破者补，带短者续。弄刀者伤手，打跳者伤足。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麒麟，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总之，有五德：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赏贤罚罪，三曰安仁和众，四曰保大定功，五曰丰挠拒谗，此之谓五德。

　　【译文】

　　国君治国要勤于反省自己，在自我审察、自我认识的过程中悟出道理。

　　如果受到敌国入侵，国内的政治、经济就会受到削弱，上层领导缺乏主张，下层官吏和老百姓就会迷失方向，内心迷惘混乱就使忠臣得不到重用，缺乏主见就会在分析问题上发生偏差，考虑问题时有了失误就会打乱自己的计划，错误的谋略就会造成国家的危险，国家有了危险就不安定。所以，考虑事情要有长远打算，有长远打算国家就安定，没有长远打算国家就会出现危机。富裕的时候洋洋得意，贫困的时候又抓不住摆脱困境的时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为购买物品而竭尽积蓄，没有功劳又独断专横，过多过杂地考虑事情就会使自己思绪紊乱，思绪紊乱就容易懈怠。船底有了漏洞，水就会侵入船内，水囊破了里面的东西就会漏空，山小不会有野兽出没，水浅不会有鱼，树干细弱鸟就不会在树上垒窝，围墙塌坏屋子也要倾倒，河堤决口河水会四溢，走得快人容易摔倒，走路平稳的人又行动迟缓，乘船的人有被搁浅的危险，走在冰上的人有掉下去的危险，在山涧中游水的人有淹死的危险，想要渡河没有船是过不去的，失去同伴会倍加想念，按功劳的大小行使赏罚的权力，不诚实的人会失信于他人，嘴唇破损使牙齿感到寒冷，毛脱落后皮就单薄。对怀有私心的人偏听偏信就会产生祸患。善于策划的人容易取胜，错误的谋略就会造成失败。用好的谋略修正错误的计划就好像沐浴春雨一样。麒麟容易驾驭，迟钝的老马则难以训练。不善于观察事物的人就象瞎子一样，不善于听取他人意见的人就象聋子一样。树根受到损伤，树叶就会枯败，树叶枯败后花儿就脱落了，花儿脱落后就无法结果实。房屋的支柱细弱，房屋就会倒塌；树木的主干细弱，树梢就容易弯曲；不能分辨黑白，老虎和羊同为一群。衣服破了要补一补，衣带短了要接续上。玩弄刀子容易伤手，打闹跑跳容易伤脚。洗衣服不一定非去江河，关键是洗掉污垢；骑马也不要非骑麒麟那样的千里马，只要它跑得快就行了；所用的贤士也不一定都是圣人，只要他有才智就可以了。总之，反观自己应该注意五个方面：一是禁止发动非正义的战争；二是奖赏贤能，惩罚罪犯；三是安抚仁人志士，使全国上下太平安定；四是保护江山稳固，不受外敌侵扰；五是不与多嘴多舌、搬弄是非的人打交道。

　　【解析】

　　这篇文章细致地论述了君王和一切当政者应有的品德修养之一——自省，这是我国许多圣人学者长谈不止的一个命题，从春秋时的曾子名言“吾日三省吾身”，到当今的自我批评，都是同一见解，同一主张，可见其对每一个人，尤其是对当政者，当权者之重要。因为有了权，有了地位，别人出于种种原因，就不好、不愿或不敢指出其失误或错误，如果自己再不能常常自省，那就难于发现，难于纠正了，所以，对这些人来说，自省尤其重要。作者不但提出了自省这一命题，更进一步指出，自省要“觉悟其意”，即通过自省，要悟出道理。这一点非常重要，通过自省而不能对问题有深刻认识，是难于纠正的；只有那些既肯于自省，又能对存在的问题深入思考，弄清根源，才能避免失误或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所以，自省绝不能停留在检查自己，发现问题上，而要“觉悟其意”。

　　接着，文章以大量篇幅，以铺叙的表述形式，列举了当政掌权者易犯的各种错误及其危害，这种表述方式足以引起当政掌权者警觉，如此详细地列举，足供当政掌权者在自省时参考。作者把当政掌权者易犯的各种毛病，各种错误一一列举，可说是用心良苦。

　　文章最后提出了“五德”，即当政掌权在处理国家大事、各种政务事项时，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应该防止出现差错的五个方面，因为这五个问题上稍有差错，都是影响巨大，后果严重的。当然，作者提出这“五德”，也是要当政掌权者，在这五个方面要特别注意自省，防止出现错误。

　　《便宜十六策》综述这部分的十六篇文章，是诸葛亮治国思想的总汇，十分精彩。这些文章论述了理政、治军的方方面面，从君巨大计，直至明察秋毫；从君臣关系，任用人才，直至政治家的自我修养等等，均有详尽、生动、形象而精辟的论述，是一部珍贵的治国参考资料，作为现代领导学的参考，也有巨大价值。诸葛亮在这十六篇文章中，把治国方略，治国原则，治国诸方面的具体办法措施，直至君王要员的自我修养等等都做了详尽而又扼要的论述，其中有不少是他个人超卓的见解，重要的主张，可说是一集“治国指南”，值得人们珍惜，值得人们借鉴，值得人们研究。

　　从这一组文章，更证明了诸葛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目光敏锐，才智超群，勤于思索，善于探求，忠心国事，勤政爱民，身居相位，多所建树，为建立和巩固蜀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刘备能成就帝业，蜀国能与魏、吴鼎立，实仰赖于诸葛亮。但他不骄傲自满，严以律己，自持俭仆，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人们常说“文如其人”，诸葛亮这些文章，正是他的政绩和为人的写照。读其文，思其人，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