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外交上的拨乱反正：“外交工作授权有限”

三，胡耀邦在外交思想、外交业务和外交风格上的拨乱反正

（一）谈“外交工作授权有限”

过去由于个人崇拜和高度集权，使外交工作事无巨细都得听从或等候“最高指示”，极大地限制了外事部门和外事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之不能根据外交政策和应有的职权随机应变、灵活处理，往往错过时机、耽误工作，还造成内部矛盾。连身为总理和分工主管外事的周恩来，对诸如国宴邀请名单和菜谱这样的事都要写上“请主席批示”上呈毛，其他较大的对外工作就更不用说了。1956年周恩来访问印度，碍于尼赫鲁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一再讲情，他倾向于释放一名在押美军间谍，发电请示毛。不料毛看罢大怒，亲拟复电说，我们抓到的美国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越是尼赫鲁、哈马舍尔德说情我们越是不放。周恩来只好对尼赫鲁表示拒绝和向毛作检讨。又如1973年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在告别宴会上提出再和周总理谈一次。对所谈问题周没表态，只说要报告中央，遂立即打电话向毛请示，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而基辛格又要马上登机回国，周不得已只好做了个对基辛格所提问题今后可继续交谈的表态。人们知道，后来这件事就被用来当了导火线，给病重中的周总理招来最后一场多次会议的大批判，连乔冠华也敢于给他带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

下面再举个研究工作中写内部报告，对国际形势分析也不准提不同意见的一个著名例子。这就是毛泽东对外交部1973年上送《新情况》（第153号）的严厉批评。这年的7月4日，他对张春桥、王洪文等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指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了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这段话引起一系列的批判和检查是不用多说的了。在这种体制和气氛下，谁还敢提不同意见？

周恩来根据他经过延安整风总结出的经验（包括多请示、少做主，多检讨、少解释，多听话顺着来、少提不同意见等），外交部一成立就给立下一条“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原则，对上面这样做，对下面也这样要求。所以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甚至连反映外国情况，都要强调“讲立场”、“对口径”，就是看是否合乎上面的看法和要求。这种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变成察言观色、揣摩意图，进而成为多余的了。

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在外交上的拨乱反正，就首先从为周总理辨冤说起，但也指出他的不足，实际上是开始对“授权有限”的质疑。1981年3月9日，联系毛泽东在外交工作上对周恩来的一再无端指责谈到外事工作必须改革时，他说，“外交工作的特点是外交活动，要提倡闯和钻的精神。外交部培养了一批好翻译和守纪律的工作人员。但没有培养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当年周总理受到批评有四句话，对总理是不公正的。但是总理有时是过细了，外交人员要抓大事。外交部人才不足，知识不够。外交人员不熟悉国内的政治历史文化，不能很好地进行对外谈话。要消灭外文文盲。对外宣传工作很差，赶不上越南、台湾、南北朝鲜。出国的人太多，出国的人中应增加专家、学者。外交部给中央的东西太少。”1982年9月15日他在出席外交部召开的使馆政治思想工作会议时又提到七十年代的四句诗，说“这是不公平的。应该改为：大事不敢讲，小事必须送。如果不照办，势必打修正……外事工作应该有创造性。六十年代规定的细则，现在看来有的没必要。有的繁文缛节的东西，不能再用。总理对工作要求严，对自己要求也很严，但不必搞那么些繁文缛节。既有创造性又有生动活泼，不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

他还呼吁必须改革外事部门卡的太死、严重影响工作的局面。1978年12月31日，他在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说，“在这方面（对外宣传工作）也存在许多‘禁区’、框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看对象、对牛弹琴，效果甚差，笑话不少。我看这种状况也要尽快改变。”1980年4月17日，他对有关部门说：“外事工作、经济工作、宣传工作都面临一个改革问题，不改革，不适合需要。”

（二）强调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

张闻天通过研究和实践，早在建国初期就对外交业务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和建议。他的有关报告当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并转有关部门和驻外使馆参照执行。报告中首先指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胡耀邦无论是否知道或记得这件事，反正他对外交调研工作的重视是同张闻天一样的。例如1982年1月1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的，“我们一切外事部门，一切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都要努力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你所到的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全盘情况。不仅要了解上层人物的动向，还要了解背景；不仅要研究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还要研究它的经济和历史。”

（三）强调向外国学习

胡耀邦大力批判过去的闭关锁国政策，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因此特别强调向外国学习。而且提出学习外国要有虚心的态度，不可妄自尊大，轻视别人的经验。他在1981年党成立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说，“无论是人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我们都要通过自己的分析，吸取其中有益的可供借鉴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在努力研究和总结自己经验的同时，努力研究和分析别国、别地、别人的东西。”1983年8月15日在接见日本《每日新闻》社社长时说，“不管对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美国，我们都是念一本经：发展人民友谊，学习先进经验。”因为正如他1984年2月10日和外交部一干部谈话时所说，“我们与世界差距太大了。”

（四）重视外交风格和礼貌

胡耀邦对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具体对外活动也非常重视，要求有一个新的风貌，并且以身作则，表现出不亢不卑、尊重对方和友好大方的大国气派。这方面他说的和做的内容都很丰富，无法细谈，这里只简单提一下。

他在对外交往中，一再提倡讲友好、讲文明、讲信义、讲人情味，出发点都是同各国政府和人民改善关系、交朋友。对于一切不利于友好交往的行为，如不讲文明礼貌等陋习，他可说是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关乎国家形象和丧失还是赢得人心的大问题。他每谈国际问题和外事工作，总会有这方面的话题。1981年3月9日的讲话，就要求外交部工作要有政治眼光、外交艺术，出国访问要寻求和平、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反对游山玩水，要严格处分丧失国格的人。在1986年7月20日承德学习会上，他举了肯尼迪被暗杀后报纸上登出漫画标以《肯尼迪啃泥地》，赫鲁晓夫去世后报纸上报道的题目是《赫鲁晓夫死了》这两个例子，说“这些都叫做没有国际礼貌，这样做是不好的。”“凡是属于国际礼节礼貌的，随便丢弃，一定会丧失人心的。”1983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讲话又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要给人‘只讲政治’‘只谈原则’的印象”，要“多交朋友，有点人情味，从极右派到左派，凡是主张同中国友好的，统统讲交情、讲友好，都可以交朋友。现在，在外交场合不交朋友，没有点人情味不行。”

上面谈的这一切都说明，胡耀邦所以能为对外关系拨乱反正做出巨大贡献，是因为他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前面，具备非凡的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有一套正确的政策思想和具体做法。他的贡献，有些是我们今天外交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有些没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因此没能收到应有的成效。这是他本人的遗憾，也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损失。（注：凤凰网历史基于传递新闻价值之必要，特补发《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标题为《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一文，以飨读者。）

（本文引用胡耀邦的话均出自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