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与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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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将军出席《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纪念会

萧克将军为本刊题辞
2008年10月24日，萧克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中共中央的讣告中，对这位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委员，国防部原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赞誉，盖棺论定。对萧克将军八十年革命生涯来说，这一论定名至实归！
萧克将军叱咤风云几十载，战功卓著，广为人知。而对本刊同仁来说，讣告中没有点出的萧克将军晚年的一个头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以及他在指导本刊各项工作中所展露出的“思想者”的思想，则更能让我们体会到萧克作为思想家的深邃。
萧克将军是军中著名的文人将军。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谓萧克将军为军人学者，“因为他有着许多精确的事实和数字”。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谓萧克将军是“一个善于思考、有学者风度的人”。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谓萧克将军：“思维如箭一般的敏捷而尖锐，蕴藏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
人们常以“胆”、“识”来区分学者和思想者。有识无胆者，可成为学者，而有胆有识者，才能成为思想者。从萧克对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中所展现的胆识中，我们能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为本刊拟定“求实存真”的办刊原则
1990年，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萧克将军参与发起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8月经民政部批准注册之后，萧克同志就积极倡导创办一个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刊物，并亲自督促办理有关审批手续。在萧克的关怀下，1991年4月1日，本刊工作人员在北京景山后街北京市少年宫院内集中办公，《炎黄春秋》杂志正式开始工作。7月1日，第一期刊物面世。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对事对人，说实话，说真话，客观公正，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遗憾的是，在对待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上，曾长期受到一种与之相反的非科学态度的影响。这种状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在三中全会路线实践了10年后的1991年，有了很大的改观——当然，那种非科学的心态直至今日仍然残存着。而在此时问世的《炎黄春秋》，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去述史述人的。
这一办刊宗旨的确立，与萧克将军是分不开的。自刊物开始运作到问世后，萧克将军最关心的是刊物的方向，刊物的品格，刊物的质量。《炎黄春秋》以主要篇幅记述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萧老便把“求实存真”四个字看得格外重要。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1996年7月，《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纪念，萧克将军又把王充的话题赠我们，以资告诫和勉励。
这一观点，萧克将军在与本刊编者的多次谈话中，多次强调过。他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在萧克将军的指导下，本刊编者和作者对史对人的研究、评价，从实践的总体上来说，基本上遵循了“求实存真”这一原则的。
但是，历史研究中仍然残存着的非科学的条条框框，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对一些因国家威权史观的需要而扭曲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想“求实存真”并不那么容易。有时候，编者难免会产生敢不敢、要不要讲真话的困惑。当我们向萧克将军倾诉这种困惑时，从他那里我们总是得到鼓励。这种鼓励，不但使我们的困惑迎刃而解，而且也使我们增强了突破各种束缚的信心。更为可贵的是，萧克将军不但给予我们鼓励，而且决绝地为刊物发表的文章承担责任。
1989年，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后，因为种种人为的因素，使报刊上对于这位对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领导人，一直缄口不言。对于这种非科学的历史态度，我们一直想有所改变。1994年，在胡耀邦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我们在封二发表了一首悼念耀邦同志的白话诗。尽管很不正规，但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这一突破，自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并要求我们停止发行这一期杂志。我们向萧克将军汇报后，他对有关方面抹杀历史真相的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他鼓励我们说，杂志做得对，不要惊慌，如果有人怪罪下来，就说是我萧克的主意；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让他们给我打电话。
萧克将军那种淡定和从容的神态，使编辑部的同志受到鼓舞和激励的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这位文人将军捍卫“求实存真”这一原则的胆识。
对于本刊的老读者来说，都有这样一个感受：本刊自创刊之日起，陆续对被扭曲的历史问题进行拨乱反正。陈独秀、李立三、托派问题、富田事变等等，这些因为国家威权史观的需要而被遮掩的历史，都在本刊陆续有所正本清源。这与萧克将军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即以对陈独秀的研究而言，本刊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陈独秀的研究文章，本着“求实存真”的原则，恢复陈独秀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这是萧克将军对这一问题思考的一种体现。
早在1978年审读《南昌起义初稿》时，他对作者在当时历史情况下所批评陈独秀主张取消主义，搞议会斗争的说法，就予以纠正。他说：“陈独秀是1928年才发展到取消主义，当时还没有主张搞议会斗争。唯物主义，对敌人也不能多讲、讲过（头），对好人也不要再去涂粉，实事求是，反映事物本来面目。”
1981年8月，萧克将军在纪念中共建党60周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这个问题要不要全面研究呢？我看要。毛泽东同志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和李大钊等把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集合起来……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周恩来同志也说：“陈独秀创党有功。”我想，对于这样光辉时代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的有功人物，即便他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开除出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萧老在谈了这段话之后，毫不含糊地说，“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他明确批评，从纪录片《先驱者之歌》中“看不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而“南陈北李（大钊）”之说才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萧老在1993年欣然为《陈独秀诗集》作序，并对该诗集的几位编注者说：“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
萧克将军的文章见本刊1994年6月号，这是较早的一篇对陈独秀做出公正评价，并倡导史学工作者对这一历史人物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萧克将军开风气之先的文章，极大地鼓舞了本刊作者和编者，随后，本刊连续编发了几篇有关实事求是地研究陈独秀的文章。
现在，本刊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了。17年来在述史述人时，有时候难免会产生敢不敢、要不要讲真话的困惑。但从总体上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是坚持了。尽管有时候是进三步退一步，但顺利多于受挫，喜悦多于苦恼。虽然跌跌撞撞，但我们毕竟前进了。这前进的步履，也和我们党、国家探索发展的轨迹重叠在一起。自然，也和萧克将军为本刊所确立的办刊宗旨有关，与他老人家“求实存真”的惕励分不开的。
以“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推动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
在与萧克将军的多次接触中，我们体会到，他不仅以“求实存真”的原则，指导《炎黄春秋》，而且，在党史、军史的研究中，也一直倡导着这一原则，以“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来推动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
萧克将军1926年即投身国民革命军，此后历经北伐战争和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担任军团长职务与方面军领导职务。1949年后，多年担任军队的领导职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他基本上是亲历者，也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谋划者。
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些也成为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的作为被扭曲。对此，萧克将军一直持不同的观点。
“文革”中，有宣传说毛泽东与林彪在井冈山会师。萧克将军默然。有人调查井冈山会师情况，萧克将军只言朱德、陈毅与毛泽东会师，只字不提林彪。家人提醒还有林彪，将军答曰：“林彪参加了南昌起义，但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那时像林彪这一级干部多得很。”盖彼时，因1958年的所谓军内“反教条主义”遭批判，萧克早已在军中靠边站；“文革”风云又处境艰难，在举国皆知的“林副统帅”如日中天之际，萧克将军这样的态度，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但是，思想者的“胆识”，让他将这种风险置之度外。
然而，在1973年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中央批发的材料中，有的说林彪在南昌起义时还是见习排长。萧克将军却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他说在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蒋先云同志牺牲后，干部调整时，林彪即升为连长了。为了纠正这个材料，他亲自给覃士冕（覃北伐时期曾与林彪一起工作）打电话，覃证实了他的记忆。为此，他特意要求从事党史教学的同志在讲课中予以纠正。而斯时，林彪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林贼”，一些人躲避都来不及，而为了历史事实，萧克将军居然这样“往上靠”。
1977年后，萧克回到军中，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时节，他义无反顾地推动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他不仅对我们编者谈起过这些往事，在他的鼓励下为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秉笔直书的学者们，也在文章中有所披露。
“百团大战”，是彭德怀指挥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共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评定，至今也不能说尘埃落定。在延安时，虽然毛泽东对于百团大战曾给彭贺电，但1959年彭老总落难后，这一历史事件被全面歪曲。1978年秋季，为了推动历史文体 拨乱反正，唐棣华（黄克诚夫人）拟在她所主持的《近代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彭德怀自述中的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百团大战。为了配合彭德怀自述的发表，想请人写一篇介绍百团大战情况的文章，但很多人心有余悸，不敢承担这一任务。她找到军事科学院的蒋杰后，蒋杰虽然答应了，但却招来了校政治部一位主任的劝阻。为此，蒋杰向萧克请示。萧克明确说：你是搞党史的，人家找上门来，你应该写，怕什么，我支持你写。为了帮助蒋写此文章，他主动介绍1945年七大前后华北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他说当时批评百团大战最积极的，军队是朱瑞和林彪二人。聂荣臻沉默不语，似不赞同。彭德怀因受批判，七大的选票大大减少。初稿写出后，萧克亲自修改，在结束语中他加了一段：
从当时我军在敌后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来说，百团大战采取全面进攻战略态势，军事上是早产的，政治上是有错误的。但不能说是流产，更不能说是投降主义的产物。也不能否认在战役战斗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以及对全国战局有一定的影响和提高我党我军声威的重大意义。从理论上说，在敌后处于防御阶段不应举行战略进攻，这一般是指全面的战略行动而言，但从各战略区甚至较少方向，可以抓住适当时机举行区域性的战略进攻，这是许可的，也是可以成功的。
这段话对这篇文章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文章在《近代史研究》创刊号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对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百团大战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而熟知党史和军史的学者都知道，彭德怀和萧克在1958年曾经 “对阵”过——
1958年，人民解放军内部曾经卷起一场“反教条主义”斗争的风波。这场斗争令人震惊地在军内高层揪出了一个所谓“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反党分子”，包括刘伯承在内的一批军中将帅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刘伯承元帅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主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克上将和李达上将被分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副部长的职务，调出军队，陈伯钧上将、宋时轮上将、郭天民上将等也都受到严厉批判。这场斗争使建国后刚刚起步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进程受到严重挫折，极大地破坏了军队训练和院校教学工作，并且给以后的军队建设工作造成了长期的恶劣影响。而这场斗争的主持者，正是彭德怀老总。
“文革”结束以后，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被党中央否定，受这场错误批判牵连的同志逐步得到了平反，这桩公案得以澄清。而萧克将军对彭老总当年特殊背景的作为也从不挂怀。他曾经对我们编者讲过有关彭老总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有一件事令我十分感动，还在“文革”前，彭总被“罢官”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革”结束后，彭起超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我听了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的话，既是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而萧克将军对待彭老总历史评价所持的态度，同样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求实存真”，是萧克将军要求本刊孜孜以求之的宗旨；“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既是萧克将军推动历史问题拨乱反正原则，同样也是本刊应当遵循的办刊准则。萧克将军归隐道山，本刊同仁不胜悲痛，悲痛之余，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责任，那就是把将军的嘱托牢记在心，继续完成将军未竟之业！
这也是我们能告慰将军英灵的惟一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