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外交上的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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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外交上的拨乱反正:促进世界革命是大话
文章摘自《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 作者:宋以敏
核心提示:根据列宁解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是要一国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二是取得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这本身就是输出革命。中国党在十二大后已不再多提国际主义,十三大起更明确地正式放弃了这个口号。其实,胡耀邦在
我们这里所说的对外关系,是指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与判断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人们都归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内工作方针作了根本性的拨乱反正,也就是改“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长期以来,人们却提得不多。其实,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这两个拨乱反正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对世界形势的根本判断,是我们制定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基础和前提。试想,如果我们一直认定,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那还能放心大胆地埋头于经济建设吗?正是在这个世界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拨乱反正上,胡耀邦是当时领导人中认识比较清醒、也提出得最早的一位,对我们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胡耀邦勇于正视我国对外关系所存在的问题,并较早提出了进行调整和改变。在这方面的拨乱反正中,他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政策的新依据、新原则、新方针,以及外事工作所应采取的新做法和应具备的新风格。这都是对中国外交的突出贡献,值得我们,特别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进行外事工作的人员认真研究和学习。这里就先对以下三个问题作点初步讨论。
一,胡耀邦对世界形势和时代问题的新判断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央领导人中,胡耀邦最早看出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特征,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主要潮流是发展而不是革命。
(一)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是国家对内和对外战略决策的根本依据
关于时代问题,中国学术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进行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到九十年代才渐趋一致,这就是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且党中央也在1987年十三大报告中正式宣布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即时代特征的提法。现在还有人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或许是受“‘左’比右好”的传统影响的缘故。
确实,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接受共产国际的这一提法,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由于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所以人们也简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是这样说的。直到建国后头三十年,我们还强调这一提法,当然也就按这一判断制定自己的战略方针了。这就是:对外,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从不断革命发展到“全民皆兵、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历史已经一再证明,这一判断和决策,不但使中国丧失了一个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机遇,而且把国家推到几近崩溃的边缘。经过“文化大革命”,全国从上到下已逐渐觉悟到,不能再这样胡折腾下去了。
出路何在?除了文革中的“四人帮”追随者和少数不愿放弃既得权益或思想僵化的“左”派以外,全国上下在必须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这一点上很快就达成共识。这就又碰到了对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的估计,也就是对时代特征的判断了。
集中搞经济,人们的思想转变比较容易,改变对时代的判断可就比较难一些了,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特别是当年决策和长期积极执行的参与者,在决定以经济为重点之后,对时代问题的看法就一时变不过来。连邓小平也是逐渐变化的。文革结束后头三年,他仍然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还一再强调战争因素在增长。这当然影响内外决策。所以那几年,对内并未放松备战,如大小三线的建设;对外,还提高了“反修”的宣传,直到组织人员编写《社会帝国主义论》;也更加强调“苏修”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和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因而要进一步加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这集中地表现在胡乔木受命起草、
此后的五六年里,邓小平的看法逐渐转变为战争有可能推迟,至于推迟的年数,从起初的三五年到不久后的十年,再到争取二十年或更长时间。这在他带头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就显露出对国际形势估计和国内建设发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从他的许多谈话中都可看出他内心由此引起的焦虑。例如他一再讲要争取十年、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和平,使我国经济有个大发展;另一方面又老讲战争不可避免。这正如他后来说的,建设得好好的,一打仗就又完了。
从邓小平亲自修改审定过的《文选》看,他对战争看法的改变始于
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时代判断和对外战略的改变,当然是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一客观需要的推动和实践检验的结果,也是对国内外舆论和我们自己有关机构科研成果的审视与接受(例如,1980年李一氓就提出和平可以维护,三个世界的理论站不住,应当承认苏东各国为社会主义并和外国兄弟党恢复关系;宦乡也提出应和美国拉开距离、对苏调整关系的研究报告),更不排除对领导成员中不同意见的考虑和采纳。这里要特别一谈的首先就是胡耀邦的思路和提法。
(二)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最早提出战争与和平的新见解和新判断
胡耀邦早就不同意当时流行的所谓“两霸相争必有一战,战争危险主要来自苏联”的说法。他也明确反对把苏联进攻我国看成发生战争的主要危险。
胡耀邦也很早就注意不要在宣传上老讲“战争不可避免”、“准备打仗”之类的话。认为这些话不但不符合实际,在世界舆论中显得孤立,还严重影响我们的国家形象。
(三)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支援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毛泽东是列宁主义者,历来主张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胜利后,支援世界革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到了晚年,他更进一步认为世界革命中心已移到中国,他也已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支援世界革命也就更公开更积极了,多次表示我们为援助外国革命“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直到1975年7月他还对泰国总理克立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邓小平在文革后的
但是胡耀邦文革后的认识就不同了。1977年5月他已公开批判反“苏修”、支持世界革命的《九评》,说,“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的,这个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他还问道:“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
根据列宁解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是要一国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二是取得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这本身就是输出革命。中国党在十二大后已不再多提国际主义,十三大起更明确地正式放弃了这个口号。其实,胡耀邦在
在支援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不只是说说而已。十二大后,特别是小平同志改变看法后,中国在实际行动上也停止了对世界革命的援助。例如,邓小平采纳李光耀的意见,中断了同东南亚各国党的关系,停止了对它们的各种援助,包括关闭马、泰共在中国的广播电台、撤出为缅共创建的解放区中的中方人员等。再就是不但终止了对越南的援助,也单方面废除了一切援阿(尔巴尼亚)协定,立即和全部撤出中国专家。这就使整个对外经援数量从1973年最高时占我国财政支出7.2%,降到1%左右。
以上这些都说明,胡耀邦对于作为时代特征的战争、和平与革命的问题,早就有了清醒的和十分肯定的认识。这还可以从他以下的回顾中看出来。
(四)对另一时代特征的发展问题早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新时代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发展代替了革命。胡耀邦对这一特征的认识,从上述反对革命输出和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思想中已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认识的“发展”,还不只是人们说的主要指南北关系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而是指全世界的发展,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
胡耀邦在涉及发展问题时,总是立足于全球化,提倡全世界加强交流与合作;对第三世界,他提出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特别是大胆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物质的与精神的)和经济援助。对中国,他强调对外开放。
胡耀邦对作为时代特征的发展的认识和据此提出的决策意见,不仅同毛泽东要搞世界革命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完全相反,而且同华国锋时期局限于为把经济赶快搞上去而提出并开始执行的对外开放也有质的不同。他认为,在这方面同样必须对过去的认识和实践进行拨乱反正。
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推行对外开放的统帅,也承认在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导地位,认为对外开放也主要是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开放。不过他在谈发展问题时,往往把发展只归结为南北问题,强调南方对北方国家的重要性。
二,胡耀邦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关于建国后我国的外交政策,许多人在事后都概括为:“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实,这是极不确切的。因为在建国后头30年,我国执行的并不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执行的“一边倒”,算不得独立自主,这是很明显的。七十年代执行联美反苏的“一条线”,也不算独立自主。这是邓小平首先指出的。
说我们过去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无正式文献可征。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1982年以前并未出现过这种表述。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1949年《共同纲领》,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1975年修正的宪法都没有提。直到胡耀邦就对外关系进行拨乱反正以后的1982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个提法才郑重地出现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同年修改的宪法上。这一明确表述,标志着我国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和过去截然不同的新阶段。
(一)为什么说建国后头30年我国没有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外交要求,在事关国家根本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对外事务只能由自己决定一切,不看外国的眼色行事,也不在外部的压力下屈服和丧失原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存在着一致对外的准则,还公认以苏联为首,相互间并不平等。因此在建国后头十年,我国不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很自然的。
1,“一边倒”就是自己不要独立自主
接受苏共领导,对中共来说确实是一贯的。在延安时期,不但斯大林要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毛虽然极不愿意还是不得不去。连共产国际解散后做了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写信给毛,干预中共事务,毛也只能表示完全接受季的指示。这说明取得政权后的中共执行“一边倒”政策是必然的,并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由于美国僵硬的反共政策使司徒雷登失之交臂,或者因为刘少奇访苏时得到斯大林提供大量援助的许诺,才导致毛发表“一边倒”的文章。
现在人们把“一边倒”仅仅理解为外交政策,这是不对的。“一边倒”的要害是遵从苏共领导和照搬苏联模式。这是所有正式文献和全部历史事实都证明了的。例如刘少奇1949年6月下旬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和苏方商谈建国后的大政方针。他在
外交上听苏联的,要和它保持一致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就是民间的国际活动也必须跟着苏联走,包括世界和大以及工青妇组织等。这里举一个例子。时任中国总工会主席的刘宁一,1956年参加了世界工联的一次会议,回国后给外交部干部做报告。由于他讲话向来幽默风趣,使听报告者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苏联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一条中国并不赞成的建议,他就问:是不是莫斯科的指示?回答:不是。又问:是不是(苏联驻当地)使馆的意见?回答:也不是。刘宁一这就表示自己的态度了。他在报告中引用京剧《打渔杀家》上的台词说:既无圣上旨意,又无六部公文,凭着何来?就这样把苏方的建议给顶回去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这种遇事先问莫斯科的态度,直到中苏关系恶化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2,“一条线”战略也不是独立自主
同苏联的关系破裂后不久,中美关系开始趋缓与接近。1973年毛泽东提出所谓“一条线”的战略构想,意思是要使中、美、日、欧以及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联合成一条线,建立反对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事实上只能推美国为首,不能想象当时的中国会奢望去领导美欧)。第二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就是为“一条线”战略制造理论根据。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特别大会上的发言和上面提到的胡乔木主持起草的那篇文章,都是对这一理论的阐述和发挥。公开的说法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必然导致世界大战,争夺态势则是苏攻美守,因此苏联是比美国更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第三世界也要和第二世界联合起来,反对第一世界,但不能同等相待,主要还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战略和理论的实质,就是进一步开展向美国靠拢、大力推行“联美反苏”的外交。
在文革后好些年我们还坚持联美反苏的理论和政策。小平同志认为,美中既然都把苏联视作自己的主要敌人,美国当然就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由于中美力量悬殊,在中美间一时建立起的反苏战略联盟中,我们不能不为了反苏而迁就美国,这就使我们在美苏争夺中帮了美国的忙。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苏关系正常化三大障碍问题就是在帮助美国牵制苏联。事实上美国是利用我国同它联合心切,在台湾问题上反而更加放肆起来。国会1980年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政府又提高了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性能和数量,曾使中美关系一度出现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虽有中美1982年签订的八一七公报,但售台武器问题反而越闹越大。这些都说明了在“一条线”战略下,我国无法推行独立自主政策,所以邓小平才有上引的明确解释。
(二)对新时期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提出和规划
1,首次使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得到正式定位
1982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并作了明确规定。这就是:“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中国对外政策“有长远的、全局的战略依据,决不迁就一时的事变,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动”。1982年修正的我国宪法,也是第一次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庄严宣告:“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胡耀邦并不回避过去外交没有独立自主这一事实。十二大以后,他就多次谈到与大国结盟的危害。例如
2,抛弃革命外交,奉行正常外交
胡耀邦
胡耀邦的讲话极有针对性。过去我们的对外关系受到毛泽东情绪的影响,可谓处处可见。不谈他和赫鲁晓夫的争吵,导致中苏关系从友变敌、苏联一下由社会主义变成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甚至变成了法西斯,连苏联人民都不能“寄予希望了”。只以对我长期保持友好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如朝鲜战争、参加联合国等)支持我们的印度为例,也看得很明显。想当年,我们同印度是多么友好,两国常喊的口号是“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即印中人民是兄弟)!”尼赫鲁访华时,上百万人上街夹道欢迎,临走时毛主席还吟屈原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亲自相送。可是没过几年,1959年4月我们在西藏采取平定叛乱的行动后,在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和孟买领事馆门前发生了印度示威群众焚烧毛主席稻草人模拟像的事件。这引起毛泽东极大震怒,亲自修改外交部依据国际惯例起草的严重抗议照会文稿,不但第一次给印度戴上了“扩张主义”的帽子,还加了一段外交文书上少见的情绪化的话:“这件莫大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事件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极端地不能容忍的,必须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否则不可能罢休。如果印度当局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奉命申明,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印度方面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不圆满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奉命永远不能停止,就是说一百年(记得原来的传达是“一万年”)也不能停止。”中印关系从此急剧恶化。不久之后,印度就成了“帝、修、反”中“反动派”的代表国家,尼赫鲁被说成是“半人半鬼”式的人物,胡乔木也写了一篇《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就使中印关系从友好变成敌对,至今未恢复到此前的水平。
(三)对苏联、美国、日本和第三世界看法和政策上的拨乱反正
一谈对苏联。
胡耀邦到中央工作后就一直为扭转对苏的敌视态度和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努力。他很早就明确提出不要把苏联视为敌国。
二谈对美国。
他反对同美国建立以“联美反苏”为基础的战略关系,主张对美国也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相互平等的正常关系。1981年10月赵紫阳出席坎昆会议,是我国开始调整“联美反苏”方针的标志。这是在胡耀邦同年
三谈对日本。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中从认识到实践,言行最多的是关于对日本的应有看法和积极推进中日友好合作。联系到十多二十年来中日关系的动荡和下滑,对他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就不能不多说几句。
首先是他高度评价日本的发展,提倡向日本学习。
其次是高度评价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说,“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必将更大地造福于两国人民和子孙后代,并为亚太地区、全世界的和平,为21世纪的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做出更加光辉夺目的贡献”;“只要中日两国能够友好下去,战争就打不起来,亚洲和平就有了保证,世界和平就增加了很重要的力量。”
他还一再强调要平等对待日本,也不过分强调中日历史问题,以免引起两国人民情绪的对立。他总是着重谈友好,即使谈到历史,也讲得比较全面。他说,“两国的历史、现状、利益和观点都有所不同,当交往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双方都应顾全大局,谨慎从事,认真体察对方的友好建议和合理要求,力求避免做任何伤害对方人民感情的事。”
为了两国世代友好的目标,胡耀邦特别注意通过加强两国青年间的交流,为下一代培植友谊和信任感。经中央所有领导的同意和批准,胡耀邦1983年访问日本时宣布1984年邀请三千日本青年来访,同我国青年进行友好联欢。
四谈对第三世界。
胡耀邦除继续表示我们坚决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外,还提出一些对第三世界的新看法。他不是把第三世界看成没有多少差别的“一大片”,而是如实地看到第三世界各国间的巨大差异,特别重要的是,认为它们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反帝和反本国“反动派”,更不是联合起来和我们一起反“苏修”,而是集中力量尽快把本国经济搞上去。提出第三世界今后的重点在于共同谋求经济发展。他在1986年7月的承德学习会上说,“今后对第三世界要多提供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帮助,主要是和它们共同总结经济何以搞不上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