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火车票实名制的有限进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23:54:48
火车票实名制的有限进步崔宇
今年春运期间，中国铁路部门将在广州和成都等地试点火车票实名制。乘客在通过火车站售票窗口、铁路部门设立的集中售票处、火车票代售点和电话订票等渠道购买火车票时，必须出示身份证、军官证和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一人一次最多可买3张票，但代买时须持他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时还需验证验票。
每至春运之际，火车票都是中国舆论界的热点话题。2001年，铁路部门在春运期间上浮票价10%-15%曾被口诛笔伐；2007年，铁路部门宣布春运期间火车票不涨价，尽管公众对此表示欢迎，但许多经济学家表示质疑，吴敬琏当时就曾认为“春运不涨价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最近几年，社会对于火车票实名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重庆、厦门和上海等地在春运期间都曾对部分车次试点火车票实名制，这次在广州和成都等地大范围试点火车票实名制，可以看作是铁路部门对公众舆论的积极回应。当然，不得不承认这只是一次有限的进步。
“一票难求”是中国春运难的缩影，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尽管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增加了运力，但仍然无法满足骤然增加的客运需求。客观地讲，只要中国没有真正完成城市化，没有让外来人口真正在工作的城市定居，春运期间形成的短期供求矛盾就难以调和。我们也不能过分苛责铁路部门，如果铁路部门成功满足了节假日期间的客运需求，在平时就会面临客运不足的尴尬。就像北京人晚上去“海底捞”吃火锅基本都要排队，但海底捞并不会盲目扩大店面或扩张分店一样。
如果这个根本的原因短期难以解决，在制度设计上就要以调和“一票难求”的矛盾为主，还要兼顾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不受损害。某种程度上，“一票难求”还因为“黄牛党”等套利者的存在，他们通过内外勾结控制了大量车票，人为减少了火车票在正常销售渠道的有效供给，使低收入群体即使付出了排队的时间成本，可能仍然无法得到车票。
因此，打击“黄牛党”是缓解“一票难求”的有效手段。如果实行火车票实名制，无疑对“黄牛党”是一个灾难，即使不能让其绝迹，其数量也会大大减少，倒票成本也将大大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火车票实名制仍然是一种进步，其在技术上也并不难实现。当然，实行了火车票实名制后，总量上的供求矛盾仍然存在，这就需要在火车票定价上进行配套改革，要在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基础上保证低收入群体的福利不受损失，从而进一步缓解供求矛盾。
在存在“黄牛党”等套利者的市场上，车票是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分配，火车票将分配给最愿意出高价的人，而不是最愿意排队的人，这种分配方式尽管看起来不公平，但却是一种市场化的资源分配方式。因为高收入群体可能不希望通过排队来获取车票，这样的机会成本太大，他们更愿意为车票支付更高的价格而不去排队。由于车票的政府定价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套利者通过倒票卖给高收入群体，将本将属于铁路部门的收益化为己有。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铁路部门将车票价格提高到市场均衡水平，套利者仍然有利可图，一方面套利者通过囤票制造新的供求矛盾；另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并不愿意自己购票，而宁愿付出更高的价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简单提高火车票价格让其达到市场均衡价格并不会消灭套利者，尽管其收益会减小，但套利者还是会存在，而且提高票价还伤害了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因此，在2001年左右，铁路部门实行春运票价统一上浮的政策并不足取。
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保持目前的定价政策。在火车票实行实名制后，理想状态下，假定套利者彻底离开了市场，从而让车票分配回到谁最愿意排队谁就先得的情形下，这虽然看起来很公平，但却有损市场效率，因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排队的机会成本是不同的。因此，在定价策略上要打破目前统一定价的模式，可以采取分期定价或级差定价的方式。
分期定价意味着，在合理分配票源的前提下，可根据不同的订票时间设定不同的车票价格。比如，如果选择提早通过电话或网上订票就要支付较高的价格，如果选择后期通过排队订票时，可以享受正价票。这样可以把一部分不愿意排队的高收入群体分流出去，减少排队过程中的成本消耗和效率损失。铁路部门通过部分高价票也可以将此前属于套利者的收益化为己有，帮助弥补实施火车票实名制的成本。
级差定价意味着，根据不同的客流量设置不同的价格。春运一般是40天，并不是每天都是客流高峰，在客流高峰时段的票价可以高些，非客流高峰时段的票价可以低些。这样可以保证每个客流时段的供需都相对均衡一些，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也是有利的，因为如果实行级差定价，他们可以选择在非客流高峰时段享受更低的票价，而不是此前“一刀切”的票价。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今年春运期间，中国铁路部门将在广州和成都等地试点火车票实名制。乘客在通过火车站售票窗口、铁路部门设立的集中售票处、火车票代售点和电话订票等渠道购买火车票时，必须出示身份证、军官证和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一人一次最多可买3张票，但代买时须持他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时还需验证验票。
每至春运之际，火车票都是中国舆论界的热点话题。2001年，铁路部门在春运期间上浮票价10%-15%曾被口诛笔伐；2007年，铁路部门宣布春运期间火车票不涨价，尽管公众对此表示欢迎，但许多经济学家表示质疑，吴敬琏当时就曾认为“春运不涨价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最近几年，社会对于火车票实名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重庆、厦门和上海等地在春运期间都曾对部分车次试点火车票实名制，这次在广州和成都等地大范围试点火车票实名制，可以看作是铁路部门对公众舆论的积极回应。当然，不得不承认这只是一次有限的进步。
“一票难求”是中国春运难的缩影，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尽管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增加了运力，但仍然无法满足骤然增加的客运需求。客观地讲，只要中国没有真正完成城市化，没有让外来人口真正在工作的城市定居，春运期间形成的短期供求矛盾就难以调和。我们也不能过分苛责铁路部门，如果铁路部门成功满足了节假日期间的客运需求，在平时就会面临客运不足的尴尬。就像北京人晚上去“海底捞”吃火锅基本都要排队，但海底捞并不会盲目扩大店面或扩张分店一样。
如果这个根本的原因短期难以解决，在制度设计上就要以调和“一票难求”的矛盾为主，还要兼顾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不受损害。某种程度上，“一票难求”还因为“黄牛党”等套利者的存在，他们通过内外勾结控制了大量车票，人为减少了火车票在正常销售渠道的有效供给，使低收入群体即使付出了排队的时间成本，可能仍然无法得到车票。
因此，打击“黄牛党”是缓解“一票难求”的有效手段。如果实行火车票实名制，无疑对“黄牛党”是一个灾难，即使不能让其绝迹，其数量也会大大减少，倒票成本也将大大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火车票实名制仍然是一种进步，其在技术上也并不难实现。当然，实行了火车票实名制后，总量上的供求矛盾仍然存在，这就需要在火车票定价上进行配套改革，要在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基础上保证低收入群体的福利不受损失，从而进一步缓解供求矛盾。
在存在“黄牛党”等套利者的市场上，车票是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分配，火车票将分配给最愿意出高价的人，而不是最愿意排队的人，这种分配方式尽管看起来不公平，但却是一种市场化的资源分配方式。因为高收入群体可能不希望通过排队来获取车票，这样的机会成本太大，他们更愿意为车票支付更高的价格而不去排队。由于车票的政府定价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套利者通过倒票卖给高收入群体，将本将属于铁路部门的收益化为己有。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铁路部门将车票价格提高到市场均衡水平，套利者仍然有利可图，一方面套利者通过囤票制造新的供求矛盾；另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并不愿意自己购票，而宁愿付出更高的价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简单提高火车票价格让其达到市场均衡价格并不会消灭套利者，尽管其收益会减小，但套利者还是会存在，而且提高票价还伤害了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因此，在2001年左右，铁路部门实行春运票价统一上浮的政策并不足取。
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保持目前的定价政策。在火车票实行实名制后，理想状态下，假定套利者彻底离开了市场，从而让车票分配回到谁最愿意排队谁就先得的情形下，这虽然看起来很公平，但却有损市场效率，因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排队的机会成本是不同的。因此，在定价策略上要打破目前统一定价的模式，可以采取分期定价或级差定价的方式。
分期定价意味着，在合理分配票源的前提下，可根据不同的订票时间设定不同的车票价格。比如，如果选择提早通过电话或网上订票就要支付较高的价格，如果选择后期通过排队订票时，可以享受正价票。这样可以把一部分不愿意排队的高收入群体分流出去，减少排队过程中的成本消耗和效率损失。铁路部门通过部分高价票也可以将此前属于套利者的收益化为己有，帮助弥补实施火车票实名制的成本。
级差定价意味着，根据不同的客流量设置不同的价格。春运一般是40天，并不是每天都是客流高峰，在客流高峰时段的票价可以高些，非客流高峰时段的票价可以低些。这样可以保证每个客流时段的供需都相对均衡一些，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也是有利的，因为如果实行级差定价，他们可以选择在非客流高峰时段享受更低的票价，而不是此前“一刀切”的票价。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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