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主流社会”及中国“主流价值观”

中国的“主流社会”及中国“主流价值观”

中国有主流社会吗
　　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的突出特征是向上移动，考虑过去20年前、30年前，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住房、交通、收入方面是向上移动，这样向上移动的人口，我认为就是中国主流。综合相关研究，中国的中间阶层已经形成，他们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他们包括普通公务员、中小学教师、高校里教理工农医的大学教师、享有养老和公费医疗的退休职工。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军，人口在1亿－3亿，年平均家庭收入15万以上，他们是国内市场主要消费者，集中在城市，储蓄率高，年龄平均45岁以上，他们需要社会稳定，基本拥护共产党，处于政治上下层冲突的缓冲地带，意识形态上保守。
　　金仲伟（春秋研究院执行董事）：要辨识主流社会，主要是用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来辨识它，主流社会肯定存在，但是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主流社会的价值立场宣扬，这样的主流社会不被辨识。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觉得主流社会就是以中国社会中等收入者为中心的一套意识、观念，他们形成对主流社会一般的看法。
　　寒竹（春秋研究所研究员）：所谓主流社会通常由一个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中上层人群组成，并具有比较接近的价值观、政治理念和社会情趣。显然，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着一个有着明确边界的社会群体。比如美国，整个政治界的精英、中层阶级基本有共识，而中国目前并不存在这样的集团。中国企业家群体远没有成为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阶层或群体,极少在社会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个别企业家如王石、张朝阳等基本上是个人身份发言，而不代表一个企业家群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济和政治上，既没有跟中国政府结盟，也没有跟企业家结盟。但是他们掌握了中国社会的话语权，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因此，企业家、官员和知识分子这三个构成中国社会中上层的主要群体事实上是分裂的，所以，中国社会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主流社会。此处，鉴于中国国情，不宜提“主流社会”，主流社会很可能被人指责为“权贵社会”。这对中国社会发展不利。我觉得还是应该多讲“全民社会”或“公民社会”，这更符合中国实际。
　　柯银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中国的主流社会从人员构成上讲是存在的，中国主流社会是官方，从古到今一直是这样。从价值观角度讲并不存在。有哪几个词能代表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呢？
　　杨平（《文化纵横》社长）：每个国家都存在主流社会，通常那些掌握社会权力、财富、公众舆论，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群都可称为主流人群。在传统中国社会，主流人群应该说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负责治理和教化；改革前30年，中国社会的主流是共产党，共产党人以其自我牺牲的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情怀构塑起当时的社会共识和主流。今天，中国主流人群和主流社会，应该是由公务员队伍、财富阶层、媒体领袖、知识分子、律师、社会组织领袖等构成。主流社会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没有主流人群的责任担当，在险恶的竞争性国际环境中就不可能推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顺利转型。这已为很多例证所证实。
　　罗援（军事科学院少将）：中国有主流社会。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它的主流社会就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中国共产党都不能成为主流社会，或者是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或者是这个党出现了问题。知识精英虽然掌握着知识，但并不一定代表着主流。
　　丁刚（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的主流社会实际上还是靠几千万共产党员来支撑和引导的。不久前我去了汶川灾区，震撼很大。这震撼不只是因为我看到了遗址和重建的城市，而是看到了基层党组织在抗震救灾和重建中显示出的领导力。地震发生时，正是这些党的基层干部英勇地喊出了“共产党员站出来，男人站出来”，他们不顾自己的家属遇难，在通讯完全中断的情况下组织了抗震救灾。相比于海地、美国等许多国家在遭受灾害时的情形，中国社会从基层显示出的力量是明显不同的。正是这样的来自基层的力量在支撑着这个国家，支撑着这个社会。
　　刘志勤（瑞士苏黎世银行北京首席代表）：中国从历史到现在，主流社会一直存在，中国每个发展阶段都跟主流社会的状态和发展有很大关系。我们目前的改革实际上正是适应主流社会的需求，所以改革发展30年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目前中国的主流，就是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我觉得这几十年来中国确确实实抓住了这个主流，并且围绕“发展”形成了一个主流社会。中国社会的架构长期以来是由君、臣、民组成，也就是由领导阶层、政府机构和公民形成。中国的主流社会包括这三个部分。
　　赵民（正略均策管理咨询董事长）：中国主流社会的主体是城市人口。农民在这方面肯定是弱势，他们没时间发表声音，或者发表不出来大声音。现在构成中国主流社会的应该是有能力、有理性思考、具有公民意识、还肯说话的人。

抱怨社会是中国主流价值吗
　　刘志勤：主流社会不应该是一言堂，我们说的主流观点也不应该是一派人的观点，要允许多种不同观点存在于主流社会。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存在不妨碍主流社会发挥其导向作用。我们在谈到主流社会时，不能认为主流社会只代表正面意见，而批评意见不算作主流社会的一部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汪晖（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认为，需要将所谓的“主流社会”的概念与社会主体做出区分。“主流社会”通常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集团，以及他们主导下的媒体。但是，这个集团及其主流媒体能否体现整个社会的意志？这个问题也就是主流媒体的代表性问题。在理想的状态下，主流及其主流媒体能够体现社会主体的需求、价值观和意见，但我们看到的常态往往是两者之间的脱节，即主流媒体并不代表真实的社会需求和意志。比如，汶川的抗震救灾时，整个社会在这一事件的促动下被动员起来，体现出基本的意志、判断，但这些意志和判断与主流媒体日常的价值观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有理由从这个角度检讨主流媒体或精英媒体的代表性问题。
　　赵民：怎么样使一个媒体更多代表主流社会，有三个地方是可以借鉴、注意和参考的。一是谈问题的出发点，保持一贯的态度。这种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使其具备主流资格，主流社会发言身份的前提。二是超前性，很多问题有个人的取向、单位取向、立场取向，但是很多问题需要从思想根源，或从改革发展的角度去探讨，当你脱离了一些立场局限性的时候，观点可能会被时间证明你是主流，或者回过头看，你经得起历史检验。三是要搞清楚代表哪个群体，背后是谁。
　　金仲伟：我从事媒体工作20多年，媒体批判社会、监督政府是履职。媒体如何批判和监督是主流社会意识形成和巩固的关键。今天我们这里开这个会，就是有一种难辨主流社会意识的困惑，我觉得媒体有很大的责任。
　　你的批判是从内部否定还是外部否定，比如《纽约时报》批评奥巴马政府很凶，但不会批整个美国政体的根本，他们也守底线，这是一种从内部否定（批判）。近年来，中国媒体批判监督的声音越来越响，特别是现在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不讲规则与底线、受西方舆论议程控制的外部否定式批判，并在一定范围内以话语霸权的形式撕裂社会共识，某种程度上使中国潜在的主流社会被这种貌似先进实为激进浪漫不负责任的外部批判话语所代表，可以说中国社会主流大众一定程度上处于被代表状态。现在主流社会对媒体批判的承受力强很多了，但是泛滥的外部否定式批判会裂解主流社会意识赖以存在的公共基础。
　　李成才（《华尔街》纪录片总导演）：我前段时间曾说过：“我们追求正义不代表正义，我们追求客观不代表客观，我们追求善良不代表善良，这样我们就知道自己的姿态是什么，不会以自己的姿态判断别人、丈量别人。”这种姿态在对待中国复杂性时就非常需要。前段时间，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我曾表达，中国是从农民大国、封建大国、文盲大国走过来的，这决定着中国人很多的表达方式，也导致很多中国人没有培养出独立的判断能力，爱跟风。这就需要媒体更加小心地来陈述事情。

　　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
　　王小东（北京知名学者）：现在没有主流社会的共识，只能通过各种讨论进行建立，而建立主流社会的共识太重要了。
　　杨平：所谓主流价值，回顾历史也许可以对我们把握今天的主流价值，并预测未来社会将具有什么样的主流价值有所帮助。从价值变迁角度，我把中国当代史分为两个时段。从1919－1979年这60年作为一个时段。针对中国的积贫积弱，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以革命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改造。那时的主流价值就是革命。1979-2009年进入了另一个时代，我称之为“去革命”的时代。中国国内出现了一种以恢复被革命所摧毁的事物为标志的浪潮，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从意识形态到制度结构，“去革命”成为主流的选择。与此伴随，则是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以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为基本口号的思潮流行全球。自由主义价值观在诱导我们的主流人群，这种价值观念还会延续相当时间。但是，随着“去革命”的展开，今天的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已产生贫富分化、道德失序、理想丧失、环境破坏等弊端。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也出现了大问题，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价值不再那么迷人。这使得人们可以冷静下来，重新认识美国，重新认识革命，当然也包括重新认识“去革命”。我认为，未来30年，中国社会会出现“正-反-合”的合题阶段，将革命与“去革命”的各种有益的东西加以综合，那样的话，我们的主流社会就真的成熟了。
　　罗援：下一步价值体系正在建设中。我认为，应该把尚武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成为重要的民族精神。不崇尚英雄的民族，是一个不会英雄辈出的民族；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当然，尚武并不是好战，而是要以战止战，用备战止战。
　　赵民：大多数中国人同意的就是主流的价值观。这其中包括一是发展经济，过好日子；二是肯定希望有更多的公民权利；三是希望国家在世界上强大。
　　汪晖：中国这个国家非常特殊。冷战结束以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为标志，但中国在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彻底否定中国革命的遗产和社会主义体制。大众社会在争取社会平等和正义时经常诉诸这一遗产。但在政治合法性的叙述上，精英媒体常常体现的后冷战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政治上，人们一般认为中国政治需要变革，但往什么方向变革，一些精英主张与社会主体的价值观之间并不一致，这个矛盾也同样涉及代表性问题。
　　上世纪70年代的依附理论，主要研究拉丁美洲、非洲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社会，发现这些国家的依附性与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三驾马车合流的趋势之间存在联系，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合流，导致相互间缺乏制衡，同时又多半通过与外部霸权的关系出卖社会利益。我们没有完全走到拉丁美洲和当时非洲国家那样的依附状况，但它的意识形态，包括经济利益里面，某些依附性的影子显然存在。这个状况当然也伴随着“去政治化”的潮流，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盛行。因此，公开的政治性的论辩非常必要，公共空间的扩展非常必要。媒体不能只是宣传自己的价值观，相互间没有博弈，反而是不利的。今天主流媒体迫切需要真正的辩论，这样才会使社会主体的价值观和意志在公共空间中得到表达。
　　柯银斌：商业文明将构成现在的主流价值观。新时代有三个比较突出特征：市场经济、信息化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兴起。在三大因素之下，中国未来的主流社会应该以商业文明为核心来组织。所以要扬弃我们传统的官本位，同时还要学习西方商业规则，把两者融合起来。
　　张颐武：很难对主流价值观做出明确界定。主流价值观应该是中国中等收入者的共识，这种共识现在是分裂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塑造了相对有效的共识，即中国在发展，发展过程中大家都能得到好处。但现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大分歧。中国年轻人内心被两种话语撕裂：一种是中国梦，就是你在中国可以实现梦想，比如像杜拉拉、达人秀等，永远都非常流行。另一部分是抱怨，这部分正好和激烈的言论结合在一起。现在中国的主流社会就是中国梦和抱怨文化在赛跑。我想起30年前“潘晓讨论”中的一句话“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那时的年轻人对中国提出的强烈追问，现在已被证明，中国梦跑得比抱怨文化快。我们现在能不能有能力解决两者的赛跑问题，首先需要找到一套共识。我觉得，需要在大众文化领域塑造中国梦，这是中国未来社会的主流精神，将来要超越美国梦的新梦想。
　　丁刚：我同意把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观分开看，主流价值观如今被扰乱了。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元化，凝聚力、共识越来越被弱化。问题在于，由于利益的不同，主流价值观在分化，进而削弱了主流社会。互联网出来后，我们就生活在两个世界：真实的与虚拟的。现在虚拟世界把真实世界搞乱了，好像网上那些抱怨、批判就是真实世界的全部。中国的主流民意是真实世界中的，它来自中国的基层，不是都来自互联网，基层有很多人是不上网的，至少是不上网发帖。世界上极少有国家把互联网上的帖子当成是主流民意的。
　　寒竹：人不宜讲主流和非主流，但社会意识必须要有主流，否则社会无法凝聚。现在中国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主流意识跟社会现实脱节，媒体中的民意和现实中的民意脱节。任何人浏览中国媒体一小时，就会觉得中国是在火山口上。但根据美国权威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真实的社会现实并非如此。至于中国社会主流意识的重建，只有坚持爱国主义，以及共同富裕与发展这两个核心观念，才能凝聚社会的全体成员，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