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平等，公平价值观，应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自由，平等，公平价值观，应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2010-11-26 00: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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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文化问题，第一个节点是五四。自从五四运动之后，甚至也许可以说从最后一个传统文化人王国维1927年投湖自尽之后，可以说传统文化已经基本上全面退出了时代的中国舞台，其后无论就讨论问题的方法，还是讨论的问题，都是在当代世界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中、框架中。中国社会遇到的主要文化问题，已经变成在近代西化中走哪一条路的问题，而不再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问题。但不幸的是，由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和历史性的原因，中国更多地是选择了对抗西方自由文化传统的德国文化倾向，又从这个倾向更多地偏向左派文化之路，并由此走向了极权主义文化。这样一条道路和选择，并非中国所特有的，而是国际化的、现代化的。点检当代思想与文化发展和变化，各类问题的争论历史，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初期以后，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知识界面临的问题其实已经是完全和西方知识分子一样的问题了。

20世纪中国的文化问题，第二个节点是1949年。如果说在1949年以前是在多元社会中讨论各种文化、知识问题，那么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就完全变成极权社会的问题了。对于极权社会的文化问题，由于价值乃至方法问题，在一般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观中，只有否定和抛弃的问题。

但是1980年代以后，尤其是最近20年，中国当代社会、当代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和文化，究竟如何描述、定位、评价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文化，众说不一。有说是后共产党社会，有说是后极权主义社会，有说是如新加坡一样的专权社会。然而不少学者认为，时下的中国仍然是极权主义社会。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白，人们今天描述政治、社会现象所使用的术语、概念都不是中文固有的概念，都是源于西方。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验论、唯理论、理性、非理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无一不是西方的词汇。这是因为人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交流的时候都必须使用同一套规范，例如比赛足球，就要使用同样的球同样的规则，否则无法准确交流。但描述语言的采用也会带来误差，甚至无法深入问题，例如对气功和风水，翻译成任何西方语言都无法反映它的真髓，因此在西方也只有用它原来的音译。其次，人们今天描述政治、社会现象的理论是人们想像出来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那样认为的，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人认识的机制和能力是人所特有的，所有的理论都是人为了认识解释客观世界而想出来的。所以，当旧的，已经存在的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经常遇到悖谬，或者在解释现实中过于复杂的时候，它就要让位于简单的、更为有效的新出现的理论。极权主义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正是因循了这两点。

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首先出现了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苏联，接着是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然后是希特勒德国等一系列的极权主义国家。1920年欧洲28个国家中只有两个极权主义国家，到1938年只剩12个民主国家，到1940年欧洲则只有5个民主国家，欧洲民主面临全面崩溃的威胁。整个世界面临极权主义专制的威胁。这种威胁并没有因为二次大战胜利而结束，相反因为冷战，两个阵营的分立而加剧。为此，20世纪人类社会出现的新的历史、社会政治现象迫使人们做出新的解释和认识。但是，对于法西斯主义、纳粹和共产党国家的描述和分析理论，已经有的传统的描专制的理论，如Despotism（专制主义）、Tyranny（暴政、僭主政治）、Autocracy（独裁政府）、Dictature（专政），都无法准确、直接地描述出这新出现的现代专制的特点，因此，从20十世纪20年代开始，在政治学、社会学、哲学领域陆续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描述现代专制的术语概念，例如极权主义、封闭社会、政治宗教、现代专制等。现代专制的国家，几乎不存在什么由，平等，公平的概念。

1980年代末期，以苏联为首的专制极权国家纷纷解体，全世界只剩下4个以共产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家。中国是在经济领域最早否定苏联式极权主义的共产制度的国家。但中国社会并没有象苏联当时那样，完全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毛泽东。执政党说：毛泽东思想仍然是重要的，但它的内容，它在当时的意义，应由党自己来定义。在实际上，尤其在经济领域，中国已经离开了毛泽东的制度，取消人民公社，展开经济局部私有化，但有些毛泽东思想，如党的群众路线，让政策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有些口号，比如为人民服务，一些毛泽东的口号保留了下来。今天在中国仍然是这样，在大学里有毛泽东思想的必修课。但从整体上看，人们用另外的内容来装填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作为政治合法化的形象，对中国的党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与其说是被宣传成共产党人，还不如说更多地被尊成国家的创建者，在大陆的宣传中，更多的是一种民族主义。这有几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需要这样一种合法性。毛泽东对大跃进或者文化大革命须承担责任；但中国共产党后来也从中获得了经验教训，承认这些事件是有错误的，但这并不妨碍党的合法性。此外，虽然许多年轻人跟毛泽东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少，在年纪大些的人那里，比如贫富不均、官民对立激烈和恶化的时候，年长的人们就完全可能对毛泽东时代表示好感，怀念那个均贫富、造官反的时代。毛泽东一个非常中心的思想是，群众是历史的英雄，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所以，毛主义的一个中心是群众运动。在毛泽东时代，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这个群众运动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体制里，还是在政治体制里都不存在。中国领导人从文化革命中获得了一个教训：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于是出现了一些口号，比如建设法制国家，恢复了列宁主义意义上的国家机器。

当然今天有非常积极的方面，比如说不必象毛泽东时代那样每天处在严密的监控之下。从经济体制上说，毛泽东的目的自然是，完全废除私有制，取消私有财产、生产资料、土地。他甚至对农村的家庭经济发起攻击，说那也是资本主义的。今日中国在经济体制上完全是与毛主义体制决裂的。

毛泽东自己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对中国的文化有着一种复杂矛盾的关系。但毛泽东观念中一定的因素，又是由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决定的。可以说他是一种混合物，即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混合，然而，他又是叛逆的，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叛逆出来。叛逆的文化根源也存在于中国的传统里，比如红卫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西游记里美猴王孙悟空那儿找到他们的前身，中国的历史也充满了造反，毛泽东也直接以此为依据。

毛泽东观念中一定的因素是由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决定的，比如一个国家一定要争取迅速地，在短暂的时间里工业化，必须获得生存之本，必须要有能力强的军队，必须要对全民展开教育，让农民进入生产程序，这些思想我们也在其它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里见到。同时这个政策里也存在着强烈的中国因素，比如拒绝法制国家的思想，中国有着人治、而非法治的传统。法律在毛泽东时代作用始终很小。这种以人治为本，拒绝法律和法制国家的观念根源，在儒家学说传统那里。

“一言堂”人治的传统从毛泽东那里一直还延续了下来。现在的人们也还不那么愿意走向法制社会。人治是孔子的一个思想，这一点毛泽东继承得相对较少。在毛那里，斗争是第一位的，冲突，阶级斗争，而这些当然跟传统的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冲突的。这种持续了几千年的对法治的拒绝传统，在毛泽东时代继续存在，今天仍然是中国建设法制国家的障碍。“一言堂”人治的国度，就不可能有广泛的自由，平等，公平。

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是中国的文明之一。文革中的“破四旧”，使人们的原有儒家，道家思想受到很大的打击，甚至被摧毁，佛教，基督教，回教等也不例外，取而代之的共产主义唯物论和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然而这些，没办法抓住人们的精神主轴。原因很简单，即说的和做的完全相反。比如：各级官员用公仆的身份大肆用权利换取利益，贪官污吏侵蚀着人们的正常思维，人们当然有理由质问：谁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不过，人们没有任何可以质疑的机会。从而，也使执政党更加确信：毛泽东留传下来的“一言堂”，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关键。而恰恰这些假大空忽视了人们思想严重扭曲的后果：就是任何极端思维的极端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极端总爆发之前，人们就只有靠儒家，道家的思想来短暂的安慰自己。传统精神支柱被摧毁，想重建又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人们的思想纷乱异常，信仰和社会行为严重异常，假大空充实着人们的大脑，中华文明的传承被认为阻断。

我们在观察中国问题时，不免要把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当成一面镜子，来对照找差距，发现：自由，平等，公平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社会价值观正是西方社会平稳社会环境的法宝，他们不要求人们相信执政者的个人言论，他们认为自由，平等，公平的力量来源于宗教和普世观念，也不要求你一定信仰上帝。比如，伊斯兰教，道教，佛教，天主教等等一同在西方社会里自由自在的存在，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混乱不堪，因为无论什么宗教都离不开人们信仰时的意愿：那就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

在宪法的框架下，宗教自由的追求不会因为有邪教的存在而加以限制宗教信仰的自由，而是通过教育体系的公民教育告诉人的生存价值，也就是自由，平等，公平的普世价值观，当这些理念进入人们的生活，人们很容易判断是非对错。

自由，平等，公平价值观，应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否则，中国将不可避免遭遇社会矛盾的激化。这个矛盾还不仅仅是既得利益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更因为社会价值观被严重扭曲，而又生发出既得利益之间，被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也是矛盾重重，社会的死结越来越多；在这个明显滞后的体制中，只会把社会带向另一个极端：恶性极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