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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刘冰等人上书迟群原文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及附件
1975.11.26;中发[1975]23号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附件:
刘冰等人就迟群、谢静宜问题上书毛主席
第一封信
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我们是在清华大学领导班子中工作的几个共产党员。自1968年7月27日,在您老人家亲切关怀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贯彻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学校教育革命形势很好,广大干部和教职工为之欢欣鼓舞,目前正在贯彻执行您的三项指示,为把教育革命搞好而努力工作。
迟群同志随宣传队进校,做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同他相处共事,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众反映是好的,对于他所传达的中央和上级精神,我们一直是认真领会坚决执行的。但是,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
由于清华所处的地位和对外影响,一年多来,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从维护大局出发,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总是尽量在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内部解决。对于他从爱护教育出发,多次劝说帮助,谢静宜同志也对他做过严肃认真地批评,但他拒不接受,却一意孤行。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口头上说要改正,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越来越糟糕。我们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向您老人家如实报告,请示中央派人解决。
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主要是我们党性不强,有私心杂念,因此对他的错误斗争不力,一味迁就,这是我们应向您老人家、向党中央做深刻检讨的,并衷心地接受对我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学校教育工作搞上去。
敬祝
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常委 吕方正
1975年8月13日
附: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
一、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
他经常在谢静宜同志不在场的时候炫耀自己:“我和小谢是主席的两个兵”,“我可以到省里干一干”,“到军区干一干”,“我要当官有的是,让我当国防科委主任,我都不干”,“清华大学是个社会,当好一个部长不一定能管好我这个清华大学”,还说什么一个清华的校长,就能当总理。
十大和四届人大后,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极端不满,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连续几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吃安眠药、喝酒、睡大觉。烧毁了两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脸,装疯卖傻,躺倒不干,深夜一个人跑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惊动了清华、北大一些教职工四处寻找。大发雷霆,骂不绝口,乱蹦乱跳,撞坏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几套茶具统统摔碎,把两张大写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多次撕破公家窗帘,把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种的蔬菜统统拔下来扔掉,发泄不满。骂这个是“混蛋”,那个要“滚蛋”。甚至大骂“四届人大常委有什么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参加”,“别人不提我当四届人大代表,主席提我。”
在谢静宜同志面前讽刺挖苦,在背后骂她“一个臭机要员”,“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多次吵闹不休地要搬出清华,说什么“我在这里你就别在,你在这里我就走”,多次半夜三更去踢谢静宜同志的门,发泄不满,几次叫嚷“你们给我召集党委扩大会,我要讲话,把所有问题都端出来,我不当党委书记了。”同志们不同意他召开会议,他就自己下手拨电话,叫总机通知开党委会,后被制止才没开成。后来,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他突然闯来,狂呼大叫:“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讲这些话,你们回去都给我传达。”影响极为恶劣。
二、毫无党的观念
不接受市委领导。不请示汇报工作,布置下来的工作,他就打折扣。近四年来,市委要求党委书记参加的会,他一次也没有去过。市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因等吴德同志延长了半天时间,他就不满地说:“吴德,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你们就那么重视。”市委要求副书记参加的会,他常不让去,派工作人员顶替。市委确定清华在会上介绍经验,常遭到他的阻扰,如一次市委科教组已通知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和有关局,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千人大会,交流批林批孔情况,市委通知清华在会上发言,头一天晚上,他一知道就给否定了。市委科教组几次来电话催问,我们三番五次地向他请示说服,但他固执己见,结果把这个会搅得没有开成。
教育部成立后,他极为不满,他听说教育部要求每期《清华战报》送一份给教育部,就立即告诉校政治部:“《清华战报》除了市委送一份外,其他一律不给,教育部也不准给。”对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他挨着个骂,骂“刘西尧是老右”,骂“李琦吃社会主义,在家抱孙子”。
三、搞一言堂、家长式的恶劣作风
身为党委书记经常不参加党委会议,他要参加的会一般都是中途到场,开口就是:“我刚才又处理了几个首长交办的事情”,“看了一大堆文件”。经常不听委员们讨论发言,就下车伊始,乱说一通。一旦激动起来,就倒背着手,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趾高气扬地向委员们训话。党委做出的决议,他一个人就可以推翻。例如系里领导班子几年定不下来,就是因为他一会同意,一会又推翻。
他讲话时,嘴上说叫别人补充,别人真的插了话,他就不高兴了。他一讲话就要人写反映,下午讲了话,晚上就要看情况反映,稍有迟缓就发脾气。简报上写了迟群的名字他就高兴,写了别人的名字就不满地说:“是谁在领导。”
今年他更是一手遮天,撇开主管书记,今天说我要直接管保卫部,明天说我要直接管政治部,背着这个书记骂那个书记,对谁也不信任。校机关人员常年日以继夜,辛辛苦苦地工作,都被他说得一无是处,叫骂“政治部要改组”,“教改处不得力”,“保卫部是哪家的!?”
四、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
中层以上干部的配备讨论只是个形式,实际上只有他一个说了算数。
他从清华选到国务院科教组的一个军代表,教育部让本人回部队,他就将其弄到学校,说:“我要叫他当人事处长,给他们(指教育部)看看。”别人不同意才做了副处长。
一个工宣队员说过:“对迟群和谢静宜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中央的态度。”他虽然口头上说这个话不对,但实际上他很欣赏这个人,要他当了武装保卫部长,不是党委成员,却让他同时领导人事处,规定“别人不要去乱叨咕”,把主管人事保卫工作的副书记甩在一边。
他提一批干部,过了不久又换掉,再提一批,使得干部长期不能稳定。市委管的干部他不报告,随意撤换和提拔。
封官许愿。对一位管常务的副书记说:“我是政委,你就是司令员;我当书记,你当校长。”并且立即向外单位的同志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校长”。
五、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半年前,实际上他有自己使用的公务、警卫人员2人,司机1人,秘书1人,现在略有减少。由1名23级转业干部长年伺候他,给打饭,洗衣服等。去年,曾同时在城里占用三个四合院,不缴房费。他的办公室装双层玻璃,双层门,说是为了保密。叫人修房子,修了他又骂人家帮倒忙。在机关院里都装上灯,通夜开着,还指定管保卫的副书记每天注意去给开灯。
向保卫部的同志说:中央首长都关心我的安全,你们要加强保卫工作。”他住的地方周围会议室不准开会,进机关办事的教职工不准进机关二道门,不准进他的院,甚至连几个党委副书记到他的房子谈工作,都得先在外面等候,由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示他同意后才能进去。
深夜曾叫人陪着他用录音机放音乐,说是“我现在要靠这个来调剂脑筋”。借吃安眠药装糊涂乱摸一个女工作人员。
1975年8月13日
刘冰等人就迟群、谢静宜问题再次上书毛主席
第二封信
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
关于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曾于8月13日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做了报告,我们希望他改正错误,好好工作。可是两个月来,他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尽管我们努力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想把学校工作搞好,但他的这些活动,使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报告他的情况。
8月14日党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同志(军宣队)调回部队。因为当面向迟群同志提了点意见,引起了他的不满,临走前两个小时,他借口对吕方正同志评价太高,背着党委的几个书记,私自决定要修改吕方正同志的鉴定。
8月13日,党委副书记(工宣队主要负责人之一)柳一安同志,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完成任务返回学校。迟群同志对于带职在外,日以继夜工作了9个月的党委主要领导人之一,“七·二七”以来一块战斗了7年的战友,不知他听了什么鬼话和什么原因,毫无道理不给工作,命令他在学校或者到工厂听候分配工作。一直到9月2日在我们提了意见之后,他才被迫召开书记会分配柳一安同志的工作。刚刚分配之后,迟群同志又背着党委的几位书记,完全违背党的原则,找了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研究柳一安同志的情况,并立即向柳一安同志原在单位的负责人提出请求,希望把柳一安调走,并捏造说“柳一安表现很不好”。
8月24日,他违背党委一元化集体领导的原则,背着大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委常委会,私自决定召开工宣队员大会。并说“今天要开纯宣传队员大会,学校的人包括刘冰在内一个都不准参加”。在会上他煽动说:“有人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准备迎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们有办法有能力解决。我迟群还要做党委书记,有人盼着我走办不到。”这些煽动性的讲话,在同志们思想上引起了混乱。
9月3日,他又背着大部分党委书记和宣传队几个主要领导人,授意一个忠实于他的宣传队员(政治部副主任)私自召开各单位宣传队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这位宣传队员大讲“迟群没有错误”,“谁反对迟群就是否定教育革命,就是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要求到会的人把这些话传达到全体宣传队员。
8月24日(星期天)晚上,他不抓工作,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召集各部处负责人办公会议,研究了下周工作安排,并连夜向他写了报告。第二天下午又向他做了口头汇报。他抓住所谓在安排中没有提到民兵会议传达时间,大发雷霆,骂我们“口头上讲战争、讲战备,实际上不搞战备,没有战争观念”。说什么“搞一张日程表干什么?没有用处”。推翻了办公会议的安排。
8月31日(星期天)晚上,他不抓工作,又不知哪里去了。我们象过去一样在办公会上研究了一周的工作安排,并向他写了报告,第二天下午他睡大觉起来后,连续召开书记会、各部处负责人会议,宣布说“象昨天晚上那样的会议没有必要开,今后不要再开这样的会,要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书记们以后可以超脱一点”。又一次推翻了办公会议的安排,剥夺了几位书记正常工作的权利。
9月14日至19日,他不向校党委打招呼,离校五六天不上班工作,不知道他哪里去了,在这中间除了跟吹捧他的一个机关保卫干部联系外,在校的几位党委书记哪一个他都没联系过。市委有关领导召开的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经验交流会,他不但不去参加,并且对这次会议如何贯彻不问不闻。送给他请他审定的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意见,他压起来不退给我们,等了3天不见回音,我们只好召开常委会讨论后迅速传达贯彻了。9月19日学校召开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落实政策万人大会,送给他审定的党委讲话稿,等到开会了一直还不退回来,搞得我们非常被动。
9月19日晚上,他回到学校,在我们的催促下,他答应星期天(9月21日)晚上召开书记会议研究工作,星期天晚上7点半钟书记们都到会议室等他开会,一直等到9点半钟不见他回来,为了不误工作我们只好改为机关办公会议研究工作。
从9月初到10月1日前,他基本上不抓工作,整天呆在房子里不开会,不见群众,不找干部谈话,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最近,他和我们谈话时,我们建议他召开书记会,请上级领导参加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改正错误和解决问题的诚意,他和个别书记谈话中讲了一些损害团结的言论。迟群同志的这些行为,给党的事业已经带来损失,发展下去将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更大的损失。
为了迟群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的错误作斗争。谢静宜同志曾对迟群同志的错误做过批评,我们在上次报告中曾经提到过,我们也曾向她反映过对迟群有意见,每次她都劝说我们。最近,我们向她反映对迟群的意见后,她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在一次书记会上,因为一个干部的批准手续问题,她借题发挥,用威胁的口气说“岂有此理,你们告去吧!”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在党内是非问题上坚持党性原则,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盼望中央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以便我们更好地朝气蓬勃地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更加深入贯彻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把学校的工作搞好。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按中央指示办事,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一定要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力戒骄傲”,努力工作。我们绝不因为对迟群同志有意见而影响对主席三项指示的贯彻。请毛主席老人家和中央放心。
上次报告由于仓促,迟群同志的错误事实遗漏了一些,现在补充送上(见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
以上报告如有错误请中央指教和批评。
敬祝毛主席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1975年10月13日
附: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
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迟群同志极为不满。他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中央不信任我。”“总理老是给我出难题,难的地方都叫我去做。”“老子辛辛苦苦干了这些年,落了这个下场。”“主席的‘两个兵’,‘屁’!什么两个兵?”
刘西尧、周荣鑫同志当了部长后,他把周围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讲话说:“你们不要光看现在,再过几年再看。”“别人不提我当四届人大代表,主席提我。”“我才40岁,他们都六七十岁了,咱们走着瞧。”
骂“吴德是普通工作人员,你们就那么重视!?”市委其他领导同志更不放在眼里,骂丁国钰同志是“老右”,骂市委科教组负责人是“小毛毛虫”,骂“海军没有一个好东西”。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八三四一部队领导同志为了他的安全,给他派来两名战士,他骂张耀祠同志给他派来两名“特务”。
谁触犯了他的尊严,他就打击报复,仅举一个例子:学校人事处处长徐心坦同志,因对一个复员军人打坏一个女青工的处理问题和几个落实政策对象补工资问题与他持有不同意见,不同意他形左实右的观点,他就提出要撤换人家,说什么“这是谁的人事处长?我随便找个工人都能干,这个人不能当人事处长”。因遭到我们的抵制才未撤掉。
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忽左忽右。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他大反走后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开始时,他提出要注意经验主义,并令校刊写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文章。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早已知道。现在再举几件事情:工物系一个女学员,因在家乡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怀孕后在校自杀身亡。他把死因归结到该系总支副书记曹晓先同志(女)有意对死者施压逼死的,因此采取极左的办法,指示政治部到系里多次对这个干部开批判会,并要开除这个干部的党籍,后因下面的同志思想不通才拖了下来。今年8月初,政治部一个工作人员,大白天窜到教职工宿舍,妄图强奸一个西北工业大学的女学生,因女方反抗,惨遭毒打,门牙被打掉两个,头被打成脑振荡。虽然强奸未遂,但情节十分严重和恶劣,已构成强奸行凶罪。对这一个重大案件他不叫向公安机关报告,不同意狠狠打击,说“开一次小型批斗会就可以了,再开批判会,会扩散不好的影响,也不符合中央当前的战备部署”。所以召开了一次小型批判会就送到农场去了。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受害者不服上诉法院,北京市公安局知道后也很不满意。直到9月上、中旬,在北京市全市开展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中那个强奸行凶犯才被公安机关拘捕。
今年七八月间在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的过程中,迟群同志提出精简机构的问题。精简机构这本来是正确的,可是迟群同志在他的“不要把人当成商品”,“谁也不会把自己当成商品”的口号下,没有请示市委,把系一级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和校机关副部长、副处长以上现职负责干部56人降职使用,下放到基层,同时又新提了20多个这样职务的干部,这在干部中引起了波动和不安,不利于干部相对稳定和积累经验,不利于安定团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是有错误的,在当时虽然感觉不妥,但是没有敢于提出反对意见,违心地执行了他的意见,这是应该深刻检讨的。
还有一些问题就不一一报告了。
1975年10月13日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及附件
1975.11.26;中发[1975]23号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附件:
刘冰等人就迟群、谢静宜问题上书毛主席
第一封信
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我们是在清华大学领导班子中工作的几个共产党员。自1968年7月27日,在您老人家亲切关怀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贯彻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学校教育革命形势很好,广大干部和教职工为之欢欣鼓舞,目前正在贯彻执行您的三项指示,为把教育革命搞好而努力工作。
迟群同志随宣传队进校,做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同他相处共事,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众反映是好的,对于他所传达的中央和上级精神,我们一直是认真领会坚决执行的。但是,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
由于清华所处的地位和对外影响,一年多来,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从维护大局出发,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总是尽量在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内部解决。对于他从爱护教育出发,多次劝说帮助,谢静宜同志也对他做过严肃认真地批评,但他拒不接受,却一意孤行。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口头上说要改正,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越来越糟糕。我们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向您老人家如实报告,请示中央派人解决。
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主要是我们党性不强,有私心杂念,因此对他的错误斗争不力,一味迁就,这是我们应向您老人家、向党中央做深刻检讨的,并衷心地接受对我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学校教育工作搞上去。
敬祝
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常委 吕方正
1975年8月13日
附: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
一、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
他经常在谢静宜同志不在场的时候炫耀自己:“我和小谢是主席的两个兵”,“我可以到省里干一干”,“到军区干一干”,“我要当官有的是,让我当国防科委主任,我都不干”,“清华大学是个社会,当好一个部长不一定能管好我这个清华大学”,还说什么一个清华的校长,就能当总理。
十大和四届人大后,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极端不满,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连续几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吃安眠药、喝酒、睡大觉。烧毁了两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脸,装疯卖傻,躺倒不干,深夜一个人跑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惊动了清华、北大一些教职工四处寻找。大发雷霆,骂不绝口,乱蹦乱跳,撞坏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几套茶具统统摔碎,把两张大写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多次撕破公家窗帘,把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种的蔬菜统统拔下来扔掉,发泄不满。骂这个是“混蛋”,那个要“滚蛋”。甚至大骂“四届人大常委有什么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参加”,“别人不提我当四届人大代表,主席提我。”
在谢静宜同志面前讽刺挖苦,在背后骂她“一个臭机要员”,“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多次吵闹不休地要搬出清华,说什么“我在这里你就别在,你在这里我就走”,多次半夜三更去踢谢静宜同志的门,发泄不满,几次叫嚷“你们给我召集党委扩大会,我要讲话,把所有问题都端出来,我不当党委书记了。”同志们不同意他召开会议,他就自己下手拨电话,叫总机通知开党委会,后被制止才没开成。后来,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他突然闯来,狂呼大叫:“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讲这些话,你们回去都给我传达。”影响极为恶劣。
二、毫无党的观念
不接受市委领导。不请示汇报工作,布置下来的工作,他就打折扣。近四年来,市委要求党委书记参加的会,他一次也没有去过。市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因等吴德同志延长了半天时间,他就不满地说:“吴德,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你们就那么重视。”市委要求副书记参加的会,他常不让去,派工作人员顶替。市委确定清华在会上介绍经验,常遭到他的阻扰,如一次市委科教组已通知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和有关局,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千人大会,交流批林批孔情况,市委通知清华在会上发言,头一天晚上,他一知道就给否定了。市委科教组几次来电话催问,我们三番五次地向他请示说服,但他固执己见,结果把这个会搅得没有开成。
教育部成立后,他极为不满,他听说教育部要求每期《清华战报》送一份给教育部,就立即告诉校政治部:“《清华战报》除了市委送一份外,其他一律不给,教育部也不准给。”对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他挨着个骂,骂“刘西尧是老右”,骂“李琦吃社会主义,在家抱孙子”。
三、搞一言堂、家长式的恶劣作风
身为党委书记经常不参加党委会议,他要参加的会一般都是中途到场,开口就是:“我刚才又处理了几个首长交办的事情”,“看了一大堆文件”。经常不听委员们讨论发言,就下车伊始,乱说一通。一旦激动起来,就倒背着手,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趾高气扬地向委员们训话。党委做出的决议,他一个人就可以推翻。例如系里领导班子几年定不下来,就是因为他一会同意,一会又推翻。
他讲话时,嘴上说叫别人补充,别人真的插了话,他就不高兴了。他一讲话就要人写反映,下午讲了话,晚上就要看情况反映,稍有迟缓就发脾气。简报上写了迟群的名字他就高兴,写了别人的名字就不满地说:“是谁在领导。”
今年他更是一手遮天,撇开主管书记,今天说我要直接管保卫部,明天说我要直接管政治部,背着这个书记骂那个书记,对谁也不信任。校机关人员常年日以继夜,辛辛苦苦地工作,都被他说得一无是处,叫骂“政治部要改组”,“教改处不得力”,“保卫部是哪家的!?”
四、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
中层以上干部的配备讨论只是个形式,实际上只有他一个说了算数。
他从清华选到国务院科教组的一个军代表,教育部让本人回部队,他就将其弄到学校,说:“我要叫他当人事处长,给他们(指教育部)看看。”别人不同意才做了副处长。
一个工宣队员说过:“对迟群和谢静宜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中央的态度。”他虽然口头上说这个话不对,但实际上他很欣赏这个人,要他当了武装保卫部长,不是党委成员,却让他同时领导人事处,规定“别人不要去乱叨咕”,把主管人事保卫工作的副书记甩在一边。
他提一批干部,过了不久又换掉,再提一批,使得干部长期不能稳定。市委管的干部他不报告,随意撤换和提拔。
封官许愿。对一位管常务的副书记说:“我是政委,你就是司令员;我当书记,你当校长。”并且立即向外单位的同志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校长”。
五、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半年前,实际上他有自己使用的公务、警卫人员2人,司机1人,秘书1人,现在略有减少。由1名23级转业干部长年伺候他,给打饭,洗衣服等。去年,曾同时在城里占用三个四合院,不缴房费。他的办公室装双层玻璃,双层门,说是为了保密。叫人修房子,修了他又骂人家帮倒忙。在机关院里都装上灯,通夜开着,还指定管保卫的副书记每天注意去给开灯。
向保卫部的同志说:中央首长都关心我的安全,你们要加强保卫工作。”他住的地方周围会议室不准开会,进机关办事的教职工不准进机关二道门,不准进他的院,甚至连几个党委副书记到他的房子谈工作,都得先在外面等候,由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示他同意后才能进去。
深夜曾叫人陪着他用录音机放音乐,说是“我现在要靠这个来调剂脑筋”。借吃安眠药装糊涂乱摸一个女工作人员。
1975年8月13日
刘冰等人就迟群、谢静宜问题再次上书毛主席
第二封信
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
关于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曾于8月13日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做了报告,我们希望他改正错误,好好工作。可是两个月来,他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尽管我们努力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想把学校工作搞好,但他的这些活动,使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报告他的情况。
8月14日党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同志(军宣队)调回部队。因为当面向迟群同志提了点意见,引起了他的不满,临走前两个小时,他借口对吕方正同志评价太高,背着党委的几个书记,私自决定要修改吕方正同志的鉴定。
8月13日,党委副书记(工宣队主要负责人之一)柳一安同志,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完成任务返回学校。迟群同志对于带职在外,日以继夜工作了9个月的党委主要领导人之一,“七·二七”以来一块战斗了7年的战友,不知他听了什么鬼话和什么原因,毫无道理不给工作,命令他在学校或者到工厂听候分配工作。一直到9月2日在我们提了意见之后,他才被迫召开书记会分配柳一安同志的工作。刚刚分配之后,迟群同志又背着党委的几位书记,完全违背党的原则,找了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研究柳一安同志的情况,并立即向柳一安同志原在单位的负责人提出请求,希望把柳一安调走,并捏造说“柳一安表现很不好”。
8月24日,他违背党委一元化集体领导的原则,背着大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委常委会,私自决定召开工宣队员大会。并说“今天要开纯宣传队员大会,学校的人包括刘冰在内一个都不准参加”。在会上他煽动说:“有人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准备迎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们有办法有能力解决。我迟群还要做党委书记,有人盼着我走办不到。”这些煽动性的讲话,在同志们思想上引起了混乱。
9月3日,他又背着大部分党委书记和宣传队几个主要领导人,授意一个忠实于他的宣传队员(政治部副主任)私自召开各单位宣传队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这位宣传队员大讲“迟群没有错误”,“谁反对迟群就是否定教育革命,就是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要求到会的人把这些话传达到全体宣传队员。
8月24日(星期天)晚上,他不抓工作,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召集各部处负责人办公会议,研究了下周工作安排,并连夜向他写了报告。第二天下午又向他做了口头汇报。他抓住所谓在安排中没有提到民兵会议传达时间,大发雷霆,骂我们“口头上讲战争、讲战备,实际上不搞战备,没有战争观念”。说什么“搞一张日程表干什么?没有用处”。推翻了办公会议的安排。
8月31日(星期天)晚上,他不抓工作,又不知哪里去了。我们象过去一样在办公会上研究了一周的工作安排,并向他写了报告,第二天下午他睡大觉起来后,连续召开书记会、各部处负责人会议,宣布说“象昨天晚上那样的会议没有必要开,今后不要再开这样的会,要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书记们以后可以超脱一点”。又一次推翻了办公会议的安排,剥夺了几位书记正常工作的权利。
9月14日至19日,他不向校党委打招呼,离校五六天不上班工作,不知道他哪里去了,在这中间除了跟吹捧他的一个机关保卫干部联系外,在校的几位党委书记哪一个他都没联系过。市委有关领导召开的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经验交流会,他不但不去参加,并且对这次会议如何贯彻不问不闻。送给他请他审定的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意见,他压起来不退给我们,等了3天不见回音,我们只好召开常委会讨论后迅速传达贯彻了。9月19日学校召开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落实政策万人大会,送给他审定的党委讲话稿,等到开会了一直还不退回来,搞得我们非常被动。
9月19日晚上,他回到学校,在我们的催促下,他答应星期天(9月21日)晚上召开书记会议研究工作,星期天晚上7点半钟书记们都到会议室等他开会,一直等到9点半钟不见他回来,为了不误工作我们只好改为机关办公会议研究工作。
从9月初到10月1日前,他基本上不抓工作,整天呆在房子里不开会,不见群众,不找干部谈话,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最近,他和我们谈话时,我们建议他召开书记会,请上级领导参加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改正错误和解决问题的诚意,他和个别书记谈话中讲了一些损害团结的言论。迟群同志的这些行为,给党的事业已经带来损失,发展下去将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更大的损失。
为了迟群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的错误作斗争。谢静宜同志曾对迟群同志的错误做过批评,我们在上次报告中曾经提到过,我们也曾向她反映过对迟群有意见,每次她都劝说我们。最近,我们向她反映对迟群的意见后,她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在一次书记会上,因为一个干部的批准手续问题,她借题发挥,用威胁的口气说“岂有此理,你们告去吧!”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在党内是非问题上坚持党性原则,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盼望中央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以便我们更好地朝气蓬勃地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更加深入贯彻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把学校的工作搞好。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按中央指示办事,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一定要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力戒骄傲”,努力工作。我们绝不因为对迟群同志有意见而影响对主席三项指示的贯彻。请毛主席老人家和中央放心。
上次报告由于仓促,迟群同志的错误事实遗漏了一些,现在补充送上(见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
以上报告如有错误请中央指教和批评。
敬祝毛主席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1975年10月13日
附: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
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迟群同志极为不满。他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中央不信任我。”“总理老是给我出难题,难的地方都叫我去做。”“老子辛辛苦苦干了这些年,落了这个下场。”“主席的‘两个兵’,‘屁’!什么两个兵?”
刘西尧、周荣鑫同志当了部长后,他把周围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讲话说:“你们不要光看现在,再过几年再看。”“别人不提我当四届人大代表,主席提我。”“我才40岁,他们都六七十岁了,咱们走着瞧。”
骂“吴德是普通工作人员,你们就那么重视!?”市委其他领导同志更不放在眼里,骂丁国钰同志是“老右”,骂市委科教组负责人是“小毛毛虫”,骂“海军没有一个好东西”。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八三四一部队领导同志为了他的安全,给他派来两名战士,他骂张耀祠同志给他派来两名“特务”。
谁触犯了他的尊严,他就打击报复,仅举一个例子:学校人事处处长徐心坦同志,因对一个复员军人打坏一个女青工的处理问题和几个落实政策对象补工资问题与他持有不同意见,不同意他形左实右的观点,他就提出要撤换人家,说什么“这是谁的人事处长?我随便找个工人都能干,这个人不能当人事处长”。因遭到我们的抵制才未撤掉。
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忽左忽右。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他大反走后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开始时,他提出要注意经验主义,并令校刊写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文章。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早已知道。现在再举几件事情:工物系一个女学员,因在家乡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怀孕后在校自杀身亡。他把死因归结到该系总支副书记曹晓先同志(女)有意对死者施压逼死的,因此采取极左的办法,指示政治部到系里多次对这个干部开批判会,并要开除这个干部的党籍,后因下面的同志思想不通才拖了下来。今年8月初,政治部一个工作人员,大白天窜到教职工宿舍,妄图强奸一个西北工业大学的女学生,因女方反抗,惨遭毒打,门牙被打掉两个,头被打成脑振荡。虽然强奸未遂,但情节十分严重和恶劣,已构成强奸行凶罪。对这一个重大案件他不叫向公安机关报告,不同意狠狠打击,说“开一次小型批斗会就可以了,再开批判会,会扩散不好的影响,也不符合中央当前的战备部署”。所以召开了一次小型批判会就送到农场去了。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受害者不服上诉法院,北京市公安局知道后也很不满意。直到9月上、中旬,在北京市全市开展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中那个强奸行凶犯才被公安机关拘捕。
今年七八月间在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的过程中,迟群同志提出精简机构的问题。精简机构这本来是正确的,可是迟群同志在他的“不要把人当成商品”,“谁也不会把自己当成商品”的口号下,没有请示市委,把系一级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和校机关副部长、副处长以上现职负责干部56人降职使用,下放到基层,同时又新提了20多个这样职务的干部,这在干部中引起了波动和不安,不利于干部相对稳定和积累经验,不利于安定团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是有错误的,在当时虽然感觉不妥,但是没有敢于提出反对意见,违心地执行了他的意见,这是应该深刻检讨的。
还有一些问题就不一一报告了。
1975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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