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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文化大革命是如何被扩大化的[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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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如何被扩大化的---转载2008年12月27日 星期六 22:01“文化大革命”这个提法第一次公开见报是周总理1966年5月1日的讲话。1966年6月1日毛泽东下令广播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使“文化大革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刘少奇、邓小平立即向全国大中学派出了工作组，开始“二次反右”。此后“文革”几乎完全围绕着毛泽东、刘少奇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反复激烈交锋： ..
毛泽东是“只盯住当权派”，刘少奇是“盯谁都行，就是别盯当权派”（别盯我）——在群众中查“四不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在学校学生中“贯彻阶级路线”分“左中右”都是一要证明“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二要证明当权派不是“不抓阶级斗争”——既然能从党外抓出一大堆“阶级敌人”，可见“阶级敌人不在党内”了。既然当权派抓出了这么多阶级敌人，可见“对敌斗争立场坚定”，不是“不抓阶级斗争”了。既然“对敌斗争立场坚定”，那自然不是敌人，自然应该“不碰当权派”——牺牲了群众，保护了自己（这就如同今天贪官抓小偷，既然抓小偷了，那就证明贪官是维护正义的了，既然是正义的，那就可以排除贪官有问题了）。“四清”派工作组本身就排除了派工作组的“上级机关”有问题。用整基层干部群众的办法保护“当权派”，表面看很“左”——“打击一大片”，实际后果却是右——“保护一小撮”。所以毛泽东说这是“形‘左’而实右”。
为了证明“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就必须在党外抓出足够多的“阶级敌人”来。而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中国社会不可能根据人们的经济来源划分敌我。硬要从普通群众中抓出大批“阶级敌人”，就只能想方设法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地找差别、挑岔子，结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错——后果就是“血统论”、“文字狱”、“生活问题”、“穿一样的衣服”、“人人自危”……（这是毛泽东的责任还是刘少奇的责任？）
这就解释了刘少奇、邓小平1966年6月“文革”初期派工作组搞的“二次反右”。工作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工作组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把1万多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1966年6月9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和康生一块到杭州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时候，刘少奇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刘少奇批过一个的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中国中学生好几千万，大学生150万。百分之一是几百万——超过“反右”的55万）——所有这些本质上都为了证明一条：“阶级敌人就在党外，不在党内”。 ...
刘少奇的这些行为还弄出了一个有点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1964年在学校“贯彻阶级路线”之前人们对家庭出身并不太在意，大家普遍只关注学习。“贯彻阶级路线”的后果之一是分裂了学生，人们从此对家庭出身格外敏感。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从此特别小心谨慎，特别注意循规蹈矩听领导话。而学生中的干部子女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意识则突然增强，政治敏性提高，议政的热情也上升。“文革”一开始刘少奇、邓小平给各个系统发出的指示都是“加强领导”、“严防别有用心的人破坏捣乱”、“抓右派学生”。各学校的领导都拼命强调1957年的“反右”结论：不许怀疑领导，否则按“右派学生”处理。
刘少奇派工作组进校后抓“阶级敌人”的重点一是对工作组有怀疑言行的人（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就是因为说对工作组革命不革命还要看一看，又引用了林彪66．5．18讲话中有关夺权的论述，便被工作组打成“反动学生”、“野心家”），二是有“非组织活动”的人。1957年“反右”时未在中学抓右派，所以中学生里的干部子女有点有恃无恐（他们不知道57年“反右”抓右派时是不管家庭出身的，而66年刘少奇的“二次反右”不准备放过中学生）。结果许多热衷聚集议政的干部子女变成了学校领导或工作组眼里的“右派学生”。而许多出身“有问题”的学生由于格外听话，便被领导委以监视重任。这一下不但分裂了学生，制造了学生之间的严重对立，而且令许多学生中的干部子女愤怒不已，认定学校领导、工作组“阶级路线颠倒”、“资产阶级专政”。“逆反心理”的结果是整出一堆“红卫兵”、“红旗战斗队”之类学生组织出来，公然跟学校领导、跟工作组较劲——刘少奇1964年在学校贯彻“形‘左’实右”的“阶级路线”，却为“文革”的“红卫兵”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如此结果实在有点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