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为万民立命，让历史作证: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序 【史海钩沉】-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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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大陆，1957年底～1962年：一个令人类良知受难、令人类历史蒙羞的时代！
  
风起于青萍之末，狂啸于长空大野，致山河泣血，民生塗炭，神州大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瑟鬼唱歌”！中华儿女全民啼饥号寒，5500万人死于饥饿！即使按各省汇报的病、死人平均比例6：1而言，野菜等食物中毒、痢疾等肠胃疾病、严重营养不良、小儿疳积病、小儿严重发育不良、妇女子宫下垂、绝经、紫绀病、浮肿病、干瘦病……等等病患者，当在3亿3000万人次以上！
  
  然而，对于这样一段历史，迄今为止，就连起码的断代分期和定性都没有！历史已然尘封，瞩目者路断人稀！
  
在官方语言中，对其定性语焉不详：或称之为“大跃进时期”，或称之为“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时而称之为“大跃进和严重困难时期”，时而又称之为“艰难曲折的探索时期”……

  就连普通老百姓都明白，1957年底开始的大跃进的狂热躁进，和庐山会议后歇斯底里的“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全面危机，绝对不是同一性质的线性直进；至于“三年自然灾害”，更属欺人之谈：1959年下半年～1962年底，中国大陆所受灾害程度，绝对低于1954～1955年，实属正常年景；而那样一场史无前例的人为大灾祸，又岂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即可交代！
  
  作为过来者的人民群众，却用“大跃进?苦日子”一言以蔽之！
  
  把1957年底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到庐山会议前，称为“大跃进时期”；而把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到1962年底大规模饿死人局面开始有所改善的时段，称为“苦日子时期”。我认为，这个历史划分是准确的、历史的、科学的。
  
在大陆，对于“大跃进?苦日子”的研究和探讨，尚属禁区。御用史学之外的研究学者寥若晨星；除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等几本专著，翻翻报纸、抄抄文件凑成的编年史有数，而有价值的学术研究，稀罕于世。
  
  因以历史学承载其文明史，而独享在世界文明史中文明不绝于世甚誉的中华民族，对于“大跃进?苦日子”的痛史，就将弃之如弊履，遗之于尘埃？！
  
  本书立意于为“大跃进?苦日子” 的历史研究，做一些有益的资料蒐集和初步探索——就连基本的史实都弄不清楚，又哪里谈得上深入的研究！

　本书还旨在弘扬中华民族千古传承的文化精神：“位卑未敢忘忧国”！——那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不绝于世的文化之本！

                          二
  
1958年1月11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大批周恩来的“反冒进”时，他气势摄人地借题发挥了一通：“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毛泽东一股作气应承下来，并以此洋洋自得地大谈起他心中的宏图伟略：大跃进！

  大跃进是毛泽东狂热冲动的产物，是一场因“伟大领袖”个人好恶和性格而造成的民族大灾难！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毛泽东心理冲动的巨大刺激：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燥焦虑状态！
  
南宁会议，体现了他不顾一切向前冲的决心；北戴河会议，正式吹响了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大炼钢铁”的进军号。什么大不列颠、美利坚，统统不在话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三年建成共产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了毛泽东心中最富特色的口号。毛泽东的激情好象一把火，燃烧着整个神洲。中国大陆陷入一场全民狂热的激情冲动之中！
  
  然而，无情的现实，逼迫毛泽东逐渐清醒理智起来。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1958年11月开始的9个月纠左工作，使得大跃进以来的社会危机得到一些好转。
  
  而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就因彭德怀心系天下社稷家国，为民请命，奋笔上毛泽东万言书。一句几经斟酌而又轻描淡写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还是一针见血触动心病，触痛心痞，激起毛泽东勃然大怒！在国运人命、人性良知和个人意气、权势尊严的判定和选择之间，“伟大领袖”毫不迟疑地发动起一场“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
  
  我认定，比较庐山会议后的形势而言，五八年的大跃进、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放“卫星”，这一切都还是在理想主义大旗下的小闹剧，是小巫见大巫。庐山会议以后，闹剧变成了大悲剧！
  
  庐山会议后，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发动起“更大跃进”。从中央到省、地、县、社、队，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这场反“右倾”运动，大约370余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饱受苦难。而“更大跃进”，则造成了更大灾难。
  
  恢复公共食堂被强调成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因素。中共中央连篇累牍下发文件，强调必需恢复、巩固和办好公共食堂。全国各地批判了一大批在1959年严重春荒时解散公共食堂的各级干部，并采取强硬措施，把农村人口再次逼迫进食堂。食堂缺粮断炊情况日渐严重，从中央到省、地、县委，要求社员吃野菜、草根、水藻、“稻草淀粉”、秫秸、薯藤……等等“代食品”！
  
  时值秋收，为证明取得了“更大跃进”，各地区不约而同更大程度上搞起了高指标，报高产，高征购。实际上，1959年大减产已成定局，而各级干部或是为了邀功请赏，或是害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昧着良心，睁着眼睛说假话，硬是强调1959年实现了“更大跃进”，取得了空前绝后的大丰收！报高产就要高征购，一场惨绝人寰的由高征购引发的大悲剧席卷全国！
    
  1959年的粮食征购唱起了三部曲：
  
  第一步，就地征购。
  
  为了搞到粮食，从中央到地方，一再强调先国家后集体，先安排征购后安排生活。由此而来，绝大多数地区采取措施，在收割时边收边征，就地入库，入库封仓，收割下来的粮食全部变成征购粮！除西藏和新疆我情况不明外，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其它地区普遍推行“就地征购”。其中，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许多地区，纷纷提出“颗粒归仓”的口号。
  
  第二步，武装护粮。

   由于个别地方出现饥民偷粮抢粮现象，全国各地普遍实行武装护粮，即派军队、警察、民兵武装守护粮仓粮库。一些地方下令，若有偷粮抢粮者，就地正法。农村各地也大量发生饥民偷青而被打死的事件。
  
  第三步，“反瞒产” 运动。
  
“反瞒产”原是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村工作的指导性口号之一。1959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春荒，影响到1958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尽管此时大跃进在进行降温和调整，但许多地方的干部仍然为了完成任务，以证明1958年获得了粮食大丰收。于是，纷纷搞起“反瞒产”运动。1959年全国性的严重春荒，对中共中央领导层触动很大，很快刹住了“反瞒产”这股风。

   庐山会议后，中共中央多次在有关文件中特别强调，大跃进取得了伟大成就。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借粮食问题向党发起“猖狂进攻”。富裕中农也要隐产瞒报。因此，农村必须进行“反瞒产”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于是，从中央到省、地、县、社、队，层层落实，大搞起“反瞒产”。
  
“反瞒产”运动首先针对农村各级干部，上报产量达不到上级领导的征购任务，立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斗争，残酷毒打，直到报产数字满意为止。其次，“反瞒产”对社员群众造成滔天大祸。在1958年冬至1959年夏季人民公社的整顿和调整中，因公共食堂缺粮，许多地方允许回家做饭，在夏粮收割后分配了一些粮食给社员群众。

  因此，“反瞒产”运动很快变成主要是针对社员群众的抄家搜粮运动，要把这一部分粮食从社员手中搞出来，以充征购任务。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武装征粮的事情，即由干部们率领全副武装的民兵和积极份子，荷枪实弹下乡“征粮”。这些武装征粮队对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为了逼问出粮食，干部们采取的刑法有捆绑、毒打、灌屎、穿糖葫芦（用削尖的木棒从人的屁眼捅进去）、活埋、点天灯、放起花（在妇女阴部插上震天雷，点燃爆炸后血肉飞溅）、五马分尸……
  
  震惊朝野的信阳事件有关材料中，大量记录了这类事件，读来让人神经难以承载。另据中共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和原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认罪书吐露，在信阳事件中，七百多万人口的信阳地区，饿死一百零七万余人，各级干部违法乱纪而至打死逼死八万余人……
而信阳事件绝非唯一孤立的惨案，在“五风”灾情严重的省份，惨案不绝于耳……
  
  那是怎样一个惨绝人寰的年代！饥饿、吃野菜食物中毒、浮肿、小儿疳积、干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紫绀、“非正常死亡”、人吃人……
  
  就在我的家乡——湖南省澧县，饿极了的父亲竟然把儿子杀了，用鼎锅煮熟来吃，还舍不得一次吃完，搀上偷来的胡萝卜，一天吃几块……
  
  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广西、甘肃……在“苦日子”的岁月中，人吃人事件曾大量发生！
  
  大概大跃进?苦日子的经历，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吧。大跃进?苦日子的吃人现象，在广西一些地方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极其阴暗的烙印，吃人肉大滋补的说法在一些民间得到流传。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广西几个县的范围内，发生了大规模杀人吃人肉的血腥事件。文革后为新华社记者调查核实，在《内部参考》上参了一本，惊动中央领导人视听，震惊中外。

  
“伟大领袖” 意气用事还不到半年，全国各地的告急电函如急风暴雨般飞进中南海。但决不服输的毛泽东还要硬撑着。直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也纷纷告急：粮食即将殆尽！城市即将爆发大饥荒！！！毛泽东才在“形势比人强”的叹息声中，不得不放下了手中不停地抽打着“更大跃进”的鞭子。
  
  1960年4月开始的“整风整社”，揭开了把大跃进?苦日子的罪孽，一股脑儿全算在农村干部头上的新的政治运动的序幕。从此，“新三反”、“新五反”、“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再一次摆开了农村“两个阶级”、“两个道路”斗争的新战场。
  
与此同时，各级干部中迷途知返者为解民于水火倒悬，开始推行的“责任田”，与农民死里求生自发的“承包制”和“单干风”相呼应。随着“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出台，中国大陆，终于逐渐走出困境，国计民生渐次有了起色。然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批“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中国人民，又再次陷入了新的灾难和危机之中……
  
  在朝向工业化，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日子里，中国人民付出了5500万人生命的惨痛代价，而落得饿殍载道，山河泣血的下场！从1985年开始，我着手进行对大跃进运动中近百个典型县份的社会调查。20年来，不敢有辱使命，不敢掇笔不耕。在浩瀚如海的档案史料中放思，在当事人惨不忍睹的回忆中与闻，我多少次嚎啕大哭，泪流如雨！
  
  也正是在这20年的调查追索中，我大量接触到了在“大跃进?苦日子”年代里，那些仁人志士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以及有关领导人的相关上书。


分享到新浪微博 | 转发到微评 | 回复 | 引用 回帖人：京客    影响力指数：22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11/6 13:23:29       沙发 再去微评抢个沙发                  三
  
  本书收集了大跃进?苦日子时期一批仁人志士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以及有关领导人的相关上书。
    
  
  就在大跃进?苦日子时期惨案横流、万民涂炭的关头，在那迷雾蒙蒙的历史天际，血性男儿点燃起朝霞般鲜艳血红的理性火炬，历史的丰碑将永远记住那一群舍生取义为民请命的上书英雄们高贵的名字：彭德怀、李锐、李云仲、许学富、胡开明、钱让能、邓子恢、张闻天……
  
  当彭德怀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万言书招致灭顶之灾后，上书者们仍然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直言国情之难，民生之患，抨击“三面红旗”的战略决策，直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干部强迫命令及违法乱纪风、干部生活特殊化……尽管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因此而血洒荒原，但百万民众死于饥寒交迫的信阳事件，由此初露真相；为中国农村带来生路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初显端倪……

   共和国上书史，曾经或多或少、或深刻或浅显地影响过共和国的历史、社会进程和人民的命运。
  
  本书所收集的上书，大致可分为两类：谏论国情国策；反映民情民冤。而对上书和上书者的态度及处理，也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引起重视，所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和妥善处理。如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处18个下放干部  《关于徐水县商庄人民公社前所营的情况报告》，对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试验县——徐水县的问题有所揭露，从而引起毛的高度重视，并屡屡将其作为放慢“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脚步，并缓和纠偏必要性的证明。许学富《关于商城事件致周恩来两封急电》，曾一度缓和了1959年春荒商城惨案的进一步扩展；署名为“不敢具名”者关于反映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匿名信，引起了毛泽东对农村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最初重视，并由此经过毛氏阶级斗争思维惯性作用，最终发展为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点。

   ——另一类也曾影响过共和国的历史。庐山会议，彭德怀上毛泽东万言书，不仅给这位开国元勋带来了灭顶之灾，也使得中国大陆陷入了一场千古未闻的大灾难！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上毛泽东万言书》、胡开明《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上毛泽东书》、《就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给毛泽东的信》，邓子恢、张闻天……又成为毛泽东大批“黑暗风”、翻案风”和“单干风”的兴奋点……
回复 | 引用 回帖人：京客    影响力指数：22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11/6 13:55:31       第 3 楼                         四

其实，上书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行为模式，上书是中国文人学子的文化传承，上书是中国志士仁人的千古情怀！
　
　上书者，中国传统文化中，自下而上以书函表达作者对国是民情论策谏说之定制模式。各级官吏上君王书者又称奏章，就如当今社会的工作报告和总结材料。此外泛称上书。上书内容大致有三：
　
　有史以来，上书行为就不绝于世。下至黎民百姓，上至大员朝臣，理论上都有权上书官方乃至君王，反映社会问题，表达国策见解。上书内容大致有三：歌功颂德表忠心，如效忠信之类；反映国是民情，如奏章，工作报告，申诉书之类；呈诉对国策方略的见地思想，如论策谏说之类。统治者必须了解国是民情，方能制定相应治国平天下的方略。而系统研究几千年来的上书文化，就能发现其中尤以鸣怨伸曲者，大大多于策论。可见自古以来，平民百姓为人俎上鱼肉，是专制王朝不变的国情。
　
　上书是历史的天平，以衡量官吏乃至帝王的善恶伟庸。判断历代君臣明庸良暴，大抵标准有三：纳谏与否、政绩善否、用人当否。纳谏乃是统治者，尤为帝王之辈集思广益，通晓国是民情，治国安邦之大举。不纳良言，必至亡国之祸。治世不顾百姓死活，内乱必至；乱世笼络谋士良将，方可马上得天下。专制帝王之流的日常职守，说穿了就是上朝听奏言，下朝看奏章，或朱笔御批，或金口玉言，钦定大要。所谓“有本奏来，无本退朝”是也。称职的皇帝，为此委实是要受一些劳累的。皇权专制，君临天下，举国大事，决于一人，皇帝是最高决策者。由此，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明君，国人道来，百不及一。唐太宗容犯颜直谏，以史为镜；清康熙勤于朝政，批阅奏章竟至废寝忘食。看来，那“圣明天子”的名头，要克己从谏，从善如流，吃苦耐劳，着实也是不好挣得的。忠言总是逆耳，勤奋岂能加诸帝王嘛！人性喜随心所欲，中央集权而皇权专制下的皇帝，那是更得随心所欲了。无怪乎历朝历代,昏君暴君不绝于世。
　
　上书奏言，也是士之教化，官之职守。朝臣大员，上得朝来，就是奏本议政听旨。春秋战国，王侯养士，策论天下，是以苏秦张仪合纵连横，捭阖六合。秦汉以降，专设言官，即向皇帝反映国是民情吏治的专职官员。自科举制兴，历朝历代尤以策论录取人材。自此，策论成为朝廷录取治国安民人材的体制定论。文人学子，均以做好策论文章为己任。
　
　故此，上书成为中国历代专制王朝自下而上制度化的社会政治信息系统的构成要素。上书为皇帝决策国事提供思路，为各级官员处理政务提供依据，也为发现和选拔治国安邦的人材开启通路。
　
　在官僚系统政务报告之外，上书又大凡可分三类：纵论国策；反映民情；申诉冤屈。而上书者的境遇也大凡有三：治平之才被发现重用；蒙冤含屈得以昭雪；惹火烧身，或惹杀身大祸，甚至祸灭九族。也就是说，上书是皇权专制制度化的需要，但是，对了路子才有戏唱，不对路子就有可能引祸上身。
　
　皇权专制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中国传统文人学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模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谓“学就五车书，卖予帝王家”，学而优则仕。买卖当然得有利可图。于是，帝王有了治理天下的人才帮手，文人学子则有了入官食禄的理想去处。
　
　中华文明，教化治国，尤其科举制以降，文人入仕，大要者更在策论。据《辞源》：策者，古代编成册的书简；策者，又为谋也。把谋略写成文章，即为策论，传统治国平天下之为政谋略也。自古以来，上书是文人学子的一条异军突起大展宏图的入仕奇途。纵论国策，评点国是，激扬文字，抒洒胸襟。由此而来，上通天枢，加官进爵，权柄在手，大展身手，不亦乐乎？当年孔子周游列国，竟至陈蔡绝粮；孟子游说诸侯，希冀得遇明主。孔孟圣贤皆热衷于此道，况一般文人乎？
　
　治世上书，乱世纵策。纵观历史，雄主择大贤，暴君重奸佞；大材择明主，俊鸟攀高枝；家贫出孝子，国难思良臣。这都是中国文人仕子说了几千年的明言。天下争霸，或国难当头，正是谋略英杰们脱身而出，一显身手的宏运良机。如李斯《谏逐客令》助秦国一统六合，诸葛亮《隆中对》为刘备三分天下……
　
　学而优则仕，学问重在治国安邦的策论谋略，文人学子，皆以治国平天下为学问之道。治世忠君报国，治国安邦；乱世策纵雄主，谋略天下。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便成为传统文人学子的本能天性。只要人性不泯，良知尚存，自然是穷亦忧国忧民，达则治国安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仁人志士者，即意在忧国忧民，心系国家兴亡是也。“位卑未敢忘忧国”，正是中国文人的理想人格，正是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粹。
　
　中华文明传承至今，上书文化为后人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政治思想宝库和社会世情宝典，留下了千古传唱的杰作名篇。从乐毅《报燕王书》、李斯《谏逐客令》、贾谊《过秦论》、晁错《论贵粟疏》、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诸葛亮《隆中对》和《前后出师表》、到孙中山《上李鸿章书》……
众多上书名篇，不仅华章斐然，也曾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历史演义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上书者们曾经演出过一幕幕惊天动地，感人至深的历史悲喜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的中国，各项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惊澜滔滔。此一时期的上书数量，史无前例。其中，一批又一批有胆有识、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安危，社会兴衰，殚精竭虑，前赴后继，力呈治国兴邦的宏图良策，痛陈黎民百姓的危难疾苦。热血书春秋，精诚泣鬼神，写就了当代中国最具价值的政治思想史篇。
　
　中共开国之初，民族独立，海内一统。土地改革，农民分到土地；抗美援朝，一洗百受欺凌于列强的耻辱；整党整风，三反运动，共产党高张起反腐廉政的执政大旗。天下输诚，万民归心。又专设政协，开与民主党派共商国是之言路。此际，写给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颂恩信为上书主流，有少量关于土地、镇反运动的申冤上诉书。共产党建国纲领昭世明义，少数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国是方略热情洋溢，洋洋大观，然基本思路并未超越孙中山《建国方略》。值得注意的是几份关于建议以民主与法制建设为立国之本的上书，一些关于干部制度和干部作风问题的上书，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思路。
　
　此时的毛泽东曾慎重地告诫全党，要认真对待群众来信，并以“纳言”来告诫自己。对于土地改革，干部作风，民生疾苦，地方灾荒，故旧亲朋和社会名流反映的社会问题，尤为重视，大多亲笔回复，行文恭敬亲和，有事必决，大有纳谏从善，海容天下的胸怀。毛泽东曾经说过，当他收到八百多封关于社会失业问题的来信后，心里着急，匆忙中提出设立失业人员登记表，从而影响到国策。也正因如此，当年毛泽东曾获得万民景仰，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1953年，中国社会翻开新的历史篇章。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大改造引发了党外人士关于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上书潮，幸而大多无疾而终。然而好景不长。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梁漱溟对斯大林模式下的“剥夺农业，为工业化搞积累”的基本国策，发表异议，对于干部作风问题提出批评，希望主席有容谏的雅量。毛泽东闻言大怒，拍案而起，怒喝“拒谏”，从历史老帐到人身攻击，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从此，言路清爽，一片颂声。国策政略，至此成为“伟大领袖”的一己专利，岂容他人置喙多舌？胡风因《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三十万言上书”，竟被打成“反党集团”，琅铛入狱者众。胡风事件，敲响了好议国是的上书者们的丧钟！
　
　1957年“引蛇出洞”，引发了素有治平传统的知识分子们,对国情民生和治国兴邦方略展开轰轰烈烈大讨论的激情。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谏言、上书，一时间热闹非凡。其中，关于社会政治结构，共和国与党派团体的构造关系，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工农关系，城乡差别，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反腐败反特权问题，民主问题，民生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现实的中国。然而，反右斗争，一举镇压了“右派分子”的“异端邪说”，“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五十五万“右派分子”，数百万受株连的“右派”家属，乃至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终于低下了他们桀骜不驯的头颅，闭上了他们“微言大义”的鸟嘴！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战略决策，把中国社会推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境地，直至跌落到全民啼饥号寒、饿殍载道的深渊。5500万罹难者，并没有为这个由昏热虚妄所主导的民族，铺垫出工业化和“人间天堂”的通路。
　
　而庐山会议对于毛泽东是一个分水岭：庐山会议前，对于反映社会问题和民生疾苦的上书，一般还是能够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关注，从本书中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例子。然而，庐山会议以后，对于任何除了唱颂歌外，继续反映社会问题和民生疾苦的报告及上书，要么成为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素材，要么作者就会成为他阶级斗争理论的牺牲品。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庆霖关于他儿子和知识青年生存问题的上书，能够得到毛泽东同情式地批复，则是一个为了收复人心的异象。

  
  古人云：言路塞闭，国难必至。其言甚确。在民主社会，人民是拿选票说话；而在中国，自古华山一条路，惟有上书路一条。上书言路闭塞后，胆敢上书者当然也只有死路一条了。既然战略国策属“伟大领袖”一己专利，妄言是非当然必遭不测之祸甚至担杀身的风险。当年，加诸上书者们的罪名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右倾机会主义”、“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现行反革命”……

  于是，共和国就有了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就有了无休无止的惊澜动荡，就有了无休无止的社会灾祸，就有了从大跃进?苦日子，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其实，上书者还是体制内的顺民，并不是挑战体制道统的叛逆。叛逆者说话的方式，决不可能使用上书，而在于檄文和战旗。我想，假如当年李鸿章对《上李鸿章书》大加欣赏且大加重用的话，孙中山大有可能从此走上体制内顺民之路，满清王朝大有可能收买一个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的确，即使上书的见解不合乎统治者的心思，又哪里用得着拿什么“现行反革命”罪或“颠覆政府”罪去治罪加害呢？可想而知，不剃头、不蓄辫的遗民，是决不会给满清皇帝去上书，去明辨什么国策是非的。而在日伪统治时期，但凡有爱国之心的中华儿女，唯有拿起枪杆子去战斗，又哪里听说过有人去走上书的路数？
  
  这是中国社会的悲哀，这是中华文明的悲哀，这是社会体制的罪孽！
  
  陆放翁真乃性情中人，生于危世，死于忧患。真性真爱，传唱“红酥手，黄藤酒，满院春色宫墙柳”；忧国忧民，传世“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最是“位卑未敢忘忧国”，震颤仁人志士千载情怀……
　
　书剑春秋，梦萦家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文化行为模式，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文人，养成了我对策论天下的宏章大作情有独钟，也养成了我对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情发由衷。从1977年开始收集《位卑未敢忘忧国：共和国上书集》，至今已经28年过去了。想当年书名初定，激情难已：放翁绝唱，达我情怀！
　
　28年过去，从热血青春到华发初生！其间东奔西走，南征北战，上通下启，勤搜苦寻，所获甚丰。共和国时期以来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的上书佳作，血沃中华，滋润我心；启人灵性，激扬情思！
　
　上书史是共和国史的重要组成，对研究共和国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反映出社会精英对共和国历史发展的思路和价值选择。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极权专制体制下，统治者决不是智商最高的标准，而往往会是误国误民的根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惟有在民主政治的体制中，中华民族的兴亡大事，才能有全体公民的共和共主。
　
　毫不夸张地说，收集共和国时代的上书，是一项极苦极难的工作。半个世纪的狂风暴雨，五十年来的惊涛骇浪，一批又一批上书的仁人志士，或饮恨九泉，或流离失所，上书原件大多芳迹难觅。唯八十年代的上书者们避灾少难，间或尚有线索可寻。倒是1989年春的万民上书风潮，留下了丰富多彩的第一手资料。
  
  收集大跃进?苦日子年代的上书，要比收集文革年代的上书麻烦更多，困难更大。主要是因年代远近和热点所在，更由于文革结束后，自上而下中国大陆掀起了一阵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潮，文革中那些上书表达自己政治观点和思想的志士们，也为人们熟悉得多。而大跃进?苦日子年代过去已经将近半个世纪，而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尚未平息，毛泽东又为掩饰大跃进引发的滔天大祸，步步为营地发动起了文化大革命，大跃进?苦日子年代便湮没于革命的狂涛中，只留下了那些残存的历史档案，和深深烙印在经历者的人心之中。那个年月的上书者们，更远离了人们的视线。
  
  寻觅大跃进?苦日子年代的上书，要有铁杵磨针的毅力，要有踏破铁鞋的决心，要有直面民族传承和历史的责任感，还要有与上书者们心灵相通的精神境界。往往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得悉一条有关上书的线索，但要找到上书的当事人，就十分不易了；再想去找他们当年上书原件的档案资料，在现实的档案管理体制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仅仅打通上书者所在单位官吏的难度就可想而知，还有一层层档案管理的官员和管理者……而许多上书，是批转到地方处理，又得回过头来，再找地方最高官员批示……
  
  有幸和那些当年曾为了民族兴亡和人民福祉，而舍生取义、奋笔直谏的志士仁人们相交于心，甚至与其中一些人保持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从他们身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精髓的真谛，也深刻感受到了治国安民之材被凌辱打压的悲哀。

  
《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的出版，总算是对那个时代的上书者们有所交代，有所告慰——历史将由此铭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风雨如磬的里程上，中华民族，还有这样一批优秀儿女为其祸福兴亡，而甘洒热血写春秋。尽管其中不少人当年因“现行反革命”罪，早已饮弹身亡，血染黄土；有些也在长年的政治迫害和肉体折磨中死于非命；半个世纪的时光流逝，又带走了许多志士的青春和生命。但九泉之下，得见其思想光华于世，我想，这也总算是对英烈们的一分告慰吧！
  
  诚然，他们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社会责任感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正是中华民族千古传承的民族精神，正是共和国史中最为壮丽高尚的人文精神！
我崇敬那些将真理的火种传播到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但愿上书者们用生命和心灵点燃的火种，能够唤起后来者心中的良知，燃烧起为伟大的中华民族走向民主、走向理想而献身的激情。”


  从我收集的270多篇有关大跃进?苦日子年代的上书中，精选出这45篇收入本书。这些上书，大多来自于上书者本人的档案，部分由其家属或各地共和国史研究专家提供，有几件来自于上书涉及事件的地方档案馆。这样珍贵而震撼人心的历史，必须是一部信史！
  
  在此，谨向那些为本书的蒐集和创作提供过帮助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你们的帮助，就没有本书达到如今完善程度的问世！
          
                    余习广       2005年7月16日
            
                   于北京       兰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