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为了报仇看电影0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2:26:33
文/韩松落 第一章：人生的质感 为了报仇看电影
有的时候，看电影，为的是报仇，向庸常的生活报仇。
用天赋本钱报仇，是最扬眉吐气的一种。《灰姑娘》的故事固然已经谙熟在心，《水晶鞋与玫瑰花》的电影却还是要看的。我们眼巴巴地等着灰姑娘拣完豆子去参加舞会，比自己参加舞会还热心，因为知道她铁定是全场最美的一个。她终于进了舞厅，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我们的血也"嗖"一下涌上头顶。等的就是这一刻。舞会确是从前的少女让更多人知晓自己的美，用自己的美向生活报仇的最好仪式。巴西电视剧《女奴》情节异常紧张，但庄园里的全体女人为伊佐拉制作舞衣那一段却拖沓无比，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她在舞会上一定会艳惊四座，所以一定要延宕这快感的来临。看奥黛丽o赫本主演的《窈窕淑女》、茱莉亚o罗伯茨主演的《风月俏佳人》，为的也无非就是这个，等的就是她们换下旧时衣裳，令全场屏息的那一刻。
用后天修炼来的本事向生活报仇，也照旧大快人心。邵氏武侠片里，全片的精华就是王羽、狄龙或者姜大卫，重出江湖，哐啷啷一声，拔出那把高人赠予的宝刀或者宝剑，准备展示苦练来的武功的那一瞬间。武侠片成立的基础，就是报仇情结。它不一定非要有一个报仇的故事核，但可以用这种修成盖世奇功、吐尽恶气的方式，替我们向庸常的生活报仇。具备这种效果的，也不一定是武侠片，《下一站，天后》里，金大喜历尽波折终于上台唱歌那一瞬，一样令人痛快无比。
庸常的生活里，如果还有期待，期待的就是那一刻。看"007"系列，冷艳美女的诱惑也好，克格勃的追杀也罢，都不够惊心动魄。最激动人心的是，007貌似毫不在意地说出："我是詹姆斯o邦德。"苦守寒窑十八年，等的就是这句话。
也不一定是电影，报仇的机会多着呢。2005年《超级女声》那样火爆，大约就是迎合了群众意欲扬眉吐气的心理。大家花钱花时间，为的就是推选出一个人来，用天赋的本钱也好，后天修炼的本事也好，向生活报仇。向生活的波澜不惊、缺少奇迹、灰暗无光报仇。最具资格的当然是张靓颖，她站到舞台上开口唱歌，震惊全场。我们等的就是那一刻。后来几年的都不好看，就因为它掺杂了别的东西，丧失了观众心理上的支持。而《美国偶像》、《英国达人》一直好看，就是因为始终不敢丢掉它所依赖的心理基础，始终坚持以精细的工业化的方式，选个代表替群众出口恶气。
渴望扬眉吐气是人的本能，侄儿喜欢《丑小鸭》，他至少要他爸爸妈妈给他把这个故事讲过五百遍，就等着听丑小鸭发现自己已经变天鹅的那一瞬间。五百次了，还照旧欢呼雀跃。
我也喜欢。路过彩票站，有人塞给我一张宣传单，下岗女工准备买耗子药与全家同归于尽，临时起意用这钱买了彩票，中了一千万。管它是不是真的，这个故事我喜欢。
像刘德华一样正常
一直很佩服一种人，在不正常的环境里，保持正常生活的人。
英国电影《艾琳娜的手掌》中的女主人公，即是这样一种人。五十岁的老太太，为了给生病的孙子凑到去澳洲接受免费治疗所需的路费，万不得已到风月场所下海。即便如此，她仍打扮得体体面面前去上班，仍竭尽全力使得周围的环境柔和起来。她在那没有窗户、阴暗狭窄的"工作间"里，挂上从家里带来的一张小小的风景画，在桌子上放上家人的合影。这样不正常的环境里，她仍在细处着眼，仍然贯彻着自己的生活方针，为自己布置起一个小小的气场，在那个气场里当家做主，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电影《狗镇》中由妮可o基德曼饰演的女主人公，也是如此。流落异乡小镇，为小镇居民做苦役，在屡遭虐待蹂躏的苦境下，她仍设法攒了钱，在小镇商店里买了陶瓷小人回来，一个一个地买，直到攒够一套。这积攒的过程，是保留希望与热爱的过程。小镇居民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后来他们惩罚她时，就去打碎她的陶瓷小人。他们大概十分嫉恨她，竟将自己的世界保存得如此完整、丝毫不为所动，让他们的凶狠都成了徒劳。
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善始善终的人，身上常有这种素质。比如莫文蔚，在那样一个圈子里，保持爱情形态的完整；比如陈松伶，当年刚步入娱乐圈的时候，还是学生，她时常带书到片场去，在拍戏的间隙，拿出书来读，曾经很是被嘲笑，但她若不是被那些读过的书护着，以她十五岁与家人失和的经历，以她的身世飘零，她至少也应当是第二个蓝洁瑛，然而没有。她读书，书是她的护身符。
又比如刘德华，身为演员，却始终保持正常的饮食和作息，所以他虽是HBV携带者，却始终没有发病，并能成为乙肝防治宣传大使，为一亿HBV携带者作最好的形象代言。救了他的，是他的生活。
正常的生活形态，是保护，也是拯救。斯蒂芬o金的小说《玫瑰疯狂者》，最感人之处就在这里。书中的女主人公，丈夫有严重暴力倾向，她的家庭生活要务之一，就是接受殴打。逃出丈夫的控制后，她艰难地谋到了一份职业，在动荡之中，仍设法保持自己生活形态的健康完整。她租了一间小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买了一幅廉价的风景画挂在墙上。在小说里，最后是那幅画救了她，但又何尝不是在暗示，是她的生活救了她？
所以，旧时的戏班子里，严格规定学员作息，不留残妆过夜，就是要确立一种自律的生活方式。人可以是戏子，但不能活得像个戏子，昼夜颠倒，晨昏不分，嘴角挂着妖艳的笑，唇上留着昨夜的唇膏。
让一个人成为戏子的，不是这身份本身，而是他的生活方式。
北野武的花
看到朋友的一篇文章，他说，办公室有个美艳无比却冷若冰霜的女同事，着装无懈可击，做事近乎完美，完全可以媲美007 电影里的女特工。然而有一天，他在复印室遇到她，却见她还穿着昨天穿过的衣服，神色有点疲倦，丝袜也钩破了一点。他甚至有点欣喜，因为看到了她的瑕疵，因此在完美之外，添了一点亲近。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寻找一点人性的缝隙，我们乐于在冷酷中发现被掩盖的温柔，在刚硬的人身上窥见脆弱的刹那，在绝对秩序中，寻觅人灵魂的波动，在固若金汤的世俗的城池里，寻找可供攻破和缝合的缺口。
在北野武的电影里看到他画的花的刹那，就有这样的惊喜。在《花火》中，最让人难忘的，就是那些北野武的画作：一匹白马，头是一朵金灿灿的葵花；两只蝙蝠，头是水红色的兰花；甚至猫眼，也是白色的马蹄莲花；还有绽放在黑色夜空里的，灿烂的焰火。还有反复出现的樱花主题，碧蓝的河水边的樱花以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那张画：在粉红色的樱花深处，一个穿着灰绿色衣服的人的背影，在他身边，一把短刀插在泥土里。还有，我最喜欢的那张画--它出现在末尾的字幕里：穿着花裙子的小女孩，站在开满红色和粉色花朵的墨绿色旷野里，花朵渐远渐疏，逐渐成为墨绿色背景上鲜艳的点，墨绿色像是暮色四合，而鲜花没有什么畏惧，"非常地骄傲"。
这冷酷、半边面瘫、喜欢展示暴力的男人，喜欢画画，而且喜欢画花。而他的近作《阿基里斯和乌龟》，索性讲述画家的生平故事，并再度展示他的七十幅画作。
这是我们乐于在他人身上见到的一种情形，是我们在世事艰难中最天真的一种渴求。由此，它也成为小说和电影最乐于采用的叙事模式：硬汉也有柔情，妓女也有真情，乖戾的老妇刀子嘴豆腐心，石缝中有小花，野百合也有春天，灰熊也有灵性，土匪在最后关头动了恻隐之心。在那些不可能的人身上，在那些最没有可能的时刻，忽然出现了豁口，并且割裂开来，显示出了灵魂最完整的图景。
一个人，最吸引我们的，最能引诱我们与之契合的，比身体的赤裸更接近赤裸的，就是人性的缝隙袒露的时刻吧。塞林格的《献给爱斯美的故事--怀着爱与凄楚》中，那个女孩子引起主人公注意的动作之一，就是她在合唱中的心不在焉，她的鼻翼翕动，那说明她在悄悄地打呵欠。甚至在冗长的会议中间，两个借口吸烟溜出，在天台上遭遇的、曾是工作对手的男人之间，也会有刹那的惺惺相惜。
我们也乐于在一切庄严的场合，搜寻人性波动的刹那，就像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看到队列中那个过分紧张的、不住地观察周围同伴动作的演员；还有入场式的人海中，欢迎队列里，两个女孩子片刻的耳语。那人性的缝隙，并没有妨碍它的庄严，反而使它具有了一种恰当的亲切。
璩美凤版《密阳》
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密阳》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申爱带着儿子到小城密阳去生活，儿子却被绑架并被杀害。在极度痛苦中饱受煎熬的申爱向宗教寻求慰藉，进而决定去原谅自己的仇人，但当她来到监狱中向凶手宣布自己从宗教中获取的心得以及自己的原谅时，杀害了她的儿子的罪犯却宣称，自己也皈依了上帝，并已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原谅。
如今，《密阳》有了现实版，而主人公就是曾担任中国台湾地区新竹市文化局长的璩美凤。2008 年2 月26 日那天，璩美凤穿着黑衣，到桃园女子监狱去迎接沈嵘出狱，而沈嵘，七年前曾是《独家报导》的发行人，而《独家报导》曾以随刊附赠的形式，传播璩美凤性爱光碟。沈嵘因此被判妨害秘密罪，入狱服刑两年。在监狱门口，她们拥抱、落泪，轻声道歉、原谅。这一切均被守在门口的媒体摄入镜头，其中包括四十名《独家报导》的员工，还有璩美凤担任主播的澳亚卫视的摄影队伍，她专门带着他们前来跟拍。
这不是真正的原谅，这也不是真正的道歉。真正的原谅，不会这样事先张扬声势浩大，真正的道歉，也绝没有这样云淡风轻。沈嵘父母，更不会以送上千万豪宅作为红包的方式，迎接"满怀歉意"的女儿回家。璩美凤并没有放下，沈嵘和她的家人也并没有真心愧疚，所以，这一切《密阳》才会显得这样温文，这样体面，这样和谐，却这样令人不安。即便旁观者，也能感觉到那股汹涌的情感波涛并没有得到释放。
毫无疑问，璩美凤是受害者，她在人群的接受度和经受冲击的阈值还没那么高的时候，以比"艳照门"更为惊骇的方式，被迫站到了世人面前。而作为受害者的她，在七年的日与夜的流转、晨与暮的交替之后，终于决定去原谅，但璩美凤只是借用了"原谅"的形式，以牺牲和扭曲自己真实感受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反思。但不论是原谅还是反思，都需要作恶的那一方用承认自己的恶来配合，而现在看来，那边并不承认自己的恶。那边的云淡风轻给她最大的震惊是，无论她的原谅还是反思，原来都是没有价值的。
原谅，一定要建在双方地位不对等的基础上，不论心理、经济的地位，原谅的那方都要高出一筹，一旦地位不对等的位置恰恰相反，原谅就会落入尴尬的境地。就像《密阳》中的主人公，高姿态地去原谅伤害自己的人时，却发现对方的姿态比自己还高，当她以为自己已经"得道"的时候，却发现对方的"得道"比她还早。而璩美凤面对曾经推自己下悬崖的人时，也不得不发现，双方的地位并不对等，对方的境遇比她要好，而在内心深处，对方甚至从来没有真正忏悔！
常常听到别人说"放下"，而"放下"的真谛应当是真实面对自己，爱就是爱，恨就是恨，没有"放下"就是没有"放下"，承认这一切，才是真正的"放下"。而不能真诚面对自己的结果，就会让爱与恨不但没有得到释放，反而陷入了僵局。
惊人相似的事件，总是同时出现。十年前，韩国歌手白智英被前经纪人男友金始原拍下长达四十分钟的性爱影片，他并且将影片公诸网络牟利，遭她控告后潜逃美国，后来又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在洛杉矶被捕。白智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去监狱门前接他吗？
张爱玲的匮乏是我恻然
据说，当年，作为王佳芝原型的郑苹如，"从没动摇过"。年轻、貌美、家境殷实，又会玩，玩得好，玩得漂亮，诸种因素，使她轻易地成了上海滩的名媛。1937年7月的130期《良友》杂志，她是封面女郎。流传至今的照片上，仍然可以看出她的风韵，不是无可挑剔的美，可是饱满、洋溢、自信--女人受欢迎，只有百分之五十是因为相貌。
所以她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缺的女人，大概不大容易被打动，尤其不会被矮小猥琐的中年男人打动。所以，现实中，他们的刺杀行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她的同志们行动不够谨慎，而刺杀对象丁默村又太过谨慎。所以，一旦听说《色，戒》开拍，郑苹如的妹妹在美国洛杉矶召开记者会，所要澄清的事实不过这几点：她们家教极严，她姐姐不是交际花，而且，自始至终，她没动过真感情--背后的意思还是，她什么都不缺。她缺的只是一点点刺激，一点点假想中的来自家国的荣誉，对于她那样一个清白慎重的女学生来说，"佳人"显然是已经当定了，但还要配上"乱世"才完美，况且还是那样理由铿锵、万世流芳的"乱世佳人"荣誉称号。这点刺激，这点荣誉，促使她去做一枚棋子，促使她慷慨赴死。在别的方面，她什么都不缺--她甚至都没主动表现出要点什么的愿望--连命都不要了。
而在张爱玲笔下，在李安的《色，戒》里，王佳芝动了真感情。她的感情世界白纸一张，所以她全盘接受了第一个对她好的男人，当他是天地鸿蒙第一个人。何况这男人在她作为特勤的剧本里，早被规定好了，是她必须要接受的人。她有理由、有动机、有推动力去接受他。他还弥补了她的匮乏，感情的、情欲的（像洗了一个热水澡）、物质的（大衣或者钻戒或者几百块钱牵系的被呵护感），也许还有一点权力带来的尊荣。《色，戒》里的王佳芝，什么都缺，什么都要，她或许只是一个纯白混沌的女孩子，只是被那个男人激发着，成为一个什么都要的女人，但她毕竟被激发起来了。郑苹如的家人，最气不过的，大概是这一点。
于是我想到张爱玲。都看出来了，她花了三十年才写了二十八页的《色，戒》，是经过改装了的她的故事。她想说明，她有多么恨胡兰成，她那样经过良好的大家庭教育的、善于掩盖自己感情的人，有多么恨胡兰成，恨到三十年以上，恨到不动声色、若无其事，但还是恨。她又想要为自己辩解，想说明她只是因为感情，而不是因为他是什么人，"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而这感情，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结果，甚至让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爱推到"色"那样不堪的境地去进行全盘否定。所以和菜头说："张爱玲最大的悲剧不是爱上一个汉奸，而是全心全意爱上一个男人。"
于是我又想到她的匮乏。她笔下的世界那样富丽，大家庭的器物服饰那样丰裕，但她实际上非常清寒，连胡兰成都说她"并不买什么东西"。写《色，戒》的时候，在美国，她甚至要靠领救济过日子，所以她笔下的王佳芝最终被一个戒指打动了。至于感情世界，在那样冷漠的家庭里长大，在流离中辗转，这样的匮乏中，胡兰成确实是她天地鸿蒙第一个人。她确实无法想象，郑苹如可以不动真感情。
在匮乏之中去爱，在匮乏中匀出爱去爱，是多么艰难。想到张爱玲，还是有点恻然。
欲望的密码
电影常会泄密，常会告诉我们，它的创作者最隐秘的欲望模式是什么。
凡是看意大利导演丁度o巴拉斯的电影到三部以上的，都会发现，几乎他电影中所有的女主人公，都是一般模样：丰腴、艳丽、眉眼浓重，而且常以背部示人。瘦女人在丁度o巴拉斯的剧组里，恐怕连一份供茶水的工作都找不到。凯特o摩斯在他眼中，恐怕就是一个地外生物。他也并不掩饰他的喜好，大部分他作品的海报上，总有一个丰腴女人的背--那或许是他所认为的，女人最美最性感的角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欲望模式，一个青铜的模板，一个偏执的角度。当年看《烟雨蒙蒙》，印象最深的是军阀陆振华，所有他爱过的女人，不管是抢来的，还是明媒正娶迎进门的，总有点地方像他当年贫贱时候无望地爱过的那个女子。不是眼睛像，就是嘴巴像，他最宠爱女儿心萍，也是因为她最像那个女子。他像集邮一样收集女人，永无餍足，只因为，每一个女子，都只有一点像当初的她，却不是她。所以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爱里面，总有点因由。
又比如黎明，最近终于承认已经和乐基儿结婚，而乐基儿和黎明的前女友舒淇一样，都有着相似的厚嘴唇、泡泡眼，因此被称为"翻版舒淇"。选择乐基儿作为恋人和妻子，大概不是因为黎明念念不忘舒淇，她们背后，说不定还有一个原型，有着她俩共有的嘴唇、眼睛，却也有着她俩永远无法企及的优点：她是黎明的青铜时代，是从此以后他一切爱恋的模板。她说不定还在北京，早已成为胡同里一个臃肿平庸的妇女，却不知道，自己决定着几千里之外，一个男人微妙的宠爱。他不可能回去找她，却任由着她，成了他生命中的密码。
又比如张艺谋，终于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选择女主角之后，他身边的女子，却还是一般模样，甚至眼神、表情、气质，都像一家几姐妹。偶然也有不在这个范畴内的女子在他的作品里惊鸿一现，却终究红不起来。他恐怕也不是故意的，但他心里有个空着的模子，等着活生生的人往里填。再比如某才女，身后的男人，一律是老才子。他们的原型是谁呢？是她的父亲，还是教过她书法的某个人？静静的书房里，一点点弥漫开的墨香，温厚的声音在背后，讲述着书法的要领，偶然有一点墨汁湮到了羊毛毡上，看似意外，也有着不可预期的美。她恐怕一辈子都在寻找那间书房。
生命的密码多半由此而来，不断重复的温暖场景，一点温柔的回忆，在还没有能力把握、也没有资格争取的少年时代出现。因为从没得到，所以无比完美，从此成了一生最固执的愿望，安静而凶猛地潜伏在每个细胞里，在某一双眼、某一张嘴出现的时候，猛猛地荡了一荡。
再见，隔膜
有时候我会讶异于电影里那些对人类精微感受的精确描绘，例如意大利导演马可o贝洛奇奥的电影《再见，长夜》里的某个刹那。
主人公安娜过着分裂的生活，白日里，她是公司职员，离开公司之后，却是恐怖组织的成员。她和他的伙伴们一起，认为自己将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在他们组织最重要的一次活动中，他们绑架了一位政界要人，把他藏匿在城中一个民居的密室里，而安娜则和她的伙伴扮演起了男女主人，出面应付上门来的邻居和各色人等。这个内心敏感细腻的女子，其实已对这所谓的理想有了怀疑，但真正她内心动荡的，却是最平凡的一个刹那。某个早晨，她乘公交车外出，车上有一群女人，在那里谈论家人、天气、蔬菜，就在那里，马可o贝洛奇奥用最冷静的镜头，表现出了她所感受到的隔膜，她盯着她们，几乎出了神，她们感受到了她的目光，狐疑地打量着她，她只好转过头去。那种隔膜，是她被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结果，她自绝于人群之外，自绝于真实的幸福之外，成为一个离魂异客，和如她一样的女人们都有了隔膜。
隔膜有时是自我保护，是在情感、生活遭受巨大重创时，由自身分泌出来的一种情感阻断剂，让感受仅仅停留在表面，让痛苦和欣悦一起麻木，以免激起更深刻的内心动荡。像以色列作家阿摩司o奥兹在他的小说《了解女人》中所写的那样，主人公约珥在妻子死去之后，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只有一种持续不断的模糊感觉，觉得他没有真正醒来……这一切仿佛都在睡梦中。如果他仍抱有希望，他就必须从这浓雾中走出来。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这沉睡中醒过来，哪怕为此罹受一场灾难。真希望有什么东西能切开那像子宫似的从四面八方包裹着他、窒息着他的柔软肥腻的胶状物。"
印度女作家基兰o德赛的小说《失落》中也曾描绘这种感受，赛伊的祖父留学剑桥，在异国他乡，他不被容纳，始终与周围的一切有隔膜。当他在杂货店购物，听到老板娘说，她的丈夫也用同样的剃须刷时，他讶异于"他们居然有着相同的人类需求，还有着私密性的联系"、"这大胆的想法让他一阵眩晕"。
但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这沉睡中醒过来"，就像李安的电影《色，戒》里的那个刹那，王佳芝放跑了易先生，在黄包车上，眼前的一切突然清晰了、缓慢了，她盯着黄包车上的风车出了神，她的过去是一出倩女离魂记，而现在身魂合一了，她醒了。那一刹那，我们全都知道了李安要说什么。难怪陶杰说："那漾开的、看似无关的一刹，是华语电影最值得铭记的一刹。"
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
可能很多喜欢电影的人，都和我一样。费里尼作品不过八部半，我看过不到一半；塔尔科夫斯基作品只有七部半，我是借着一次影展，才全部看全；更别提伯格曼、安东尼奥尼、基耶斯洛夫斯基，或者黑泽明，每次要看他们的作品前，都得像小时候终于决定要写作业一样，下一番决心，才敢按下"播放"键。甚至不止他们，任何一个电影，只要听过别人的称赞，知道它确实是好的，就足以让我失去观看的勇气。
不是因为担心他们晦涩、艰深、缓慢，不是，而是因为我已经领教过了那些大师之作的厉害，伯格曼作品总让人想起不愉快的童年，大卫o林奇总让你逼视自己内心的恐惧，基耶斯洛夫斯基仿佛神谕，总要穷极命运的可能性。《黑暗中的舞者》让我整整几天都悲愤不已，《北极圈恋人》让我恨不能冲进银幕，去杀掉那个电车司机。和他们相比，还是好莱坞动作片来得妥当，英雄总在最后一分钟剪断了定时炸弹上的红线或者蓝线，从而拯救了整个地球，弱女子永远在最后关头摸到了一把刀，干掉了在万圣节杀光了整个小镇居民的杀人狂。看一部撼动人心的好电影之后，永远需要再去看十部大快人心的电影，去消除它的不良影响。所以，我的观影记录里，多的是商业片和B级片，豆瓣"恐怖"、"惊悚"标签下的电影，我看过八成以上，尽管我承认，它们大多数都是垃圾。
不只电影。所有那些太美的、太好的、太深刻的、太慎重的、太重大的东西，总让人下意识地想去躲避。
最好看的那件衣服，我没敢买；朋友中最想接近的那个人，我不敢和他多说话。这些过分美丽的东西，一旦和我们的生命发生联系，总是有着过分强悍的撞击力，潜意识里，我们总害怕它们会改变我们生命的部分或者全部，在它们面前，我们总要绕道走，就像在质量过大的天体附近，连光线都要拐弯。
千辛万苦地到了华山，第二天一大早就要登山去看日出了，我下意识地睡得很晚，第二天声称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想爬山。尽管朋友一再保证可以让我坐缆车直到山顶，我还是没有去，而是在山下的宾馆里，打了一天的扑克（其实我根本不喜欢打扑克）。当他们下山之后，告诉我，山顶日出是多么绚丽的时候，我竟然暗暗松了一口气。
不只是我如此。中秋的晚上，城里放烟花，我和朋友们已经筹备了好几天，为的就是早早去看，临到头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有意无意地拖拖拉拉，有人迟到，有人拿了别人东西需要顺路拐一下去送，有人居然在距离约好的时间只有半小时的时候开始剪头发，大家齐心协力地节外生枝，终于错过了烟花最盛大的时刻。在潮水一样退离现场的人群里，刚刚抵达的我们，居然如释重负。
我们在怕什么，或者是在躲什么？是像《暗涌》中所唱的"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还是因为我们知道，生命中的华美和不可思议都有定数，享用一点，就消耗掉了一点，必须积攒着，等待它在将来，以更盛大的方式呈现？或者是因为，我们自知已经经受不起那种撞击，需要急急躲避？
所以，日本AV里，美丽的女郎，总要配上一个猥琐的大叔，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梁朝伟和张曼玉走到一起，所以谢霆锋和张柏芝一旦成为金童玉女般的绝配，我们就要担心前面有不好的事情在等着他们。糖要少三分，幸福要欠着点，在所有快意的时候，都要有片刻的犹豫。
因为，越美丽的东西，我们越不可碰。是不可能，也是不能，这是人生的禁忌，也是命运的谶语。
矫正叛逆者的两种武器
之前在京沪两地上演过的音乐剧《发胶星梦》，改编自约翰o沃特斯1988年的同名电影，宣传文章里说，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故事。
四十岁以前的约翰o沃特斯，大概从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与一个充满爱的故事有什么瓜葛。他生于1946年，少年时在天主教学校就读，充满清规戒律的环境反而激发他的叛逆性格。他就是在那里与格兰o米尔斯蒂结识，后者后来成为他电影中的标志性人物。在约翰o沃特斯因为吸毒而被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开除后，他回乡创办"梦幻之地"电影公司，慨然开始他的电影生涯，拍摄了《罗马蜡烛》、《吞吃你的化妆》、《尘世垃圾》和《多重疯癫》等作品，而格兰o米尔斯蒂以三百磅的体重，在他的电影中反串女角，成为约翰o沃特斯的"圣女"。
沃特斯1972年的作品《粉红色的火烈鸟》，就由"圣女"主演。这部作品在成人影院上映，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赢利最多的地下电影，同时也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淫秽、最恶心的电影"。印象最深的沃特斯作品就是它了，深夜观看，忍不住骇笑，心头接连浮现出一个接一个的"这样也可以？"
要使叛逆者得到矫正，回归正道，有两个武器，一是成功，二是年龄。一计不成，还有一计。成功是最好的矫正，老去是最好的招安。要改造坏孩子，就让他当班干部；要让叛逆者温顺，只需等他慢慢变老；要让梁山泊成为园林绿化先进单位，就给宋江一个官做；要让P.J.Harvey不再号叫，并且穿上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只需要等她到三十九岁；维托o唐o柯里昂一旦成了"教父"，自然会去寻找合法生意，曾经的激进派一旦年老，自然会痛改前非地转变成保守派。以成人电影获得成功的约翰o沃特斯，立刻获得了被矫正的资格，好莱坞来找他拍电影，商业片在他这里寻找一点灵感，他获得到处巡回演讲的资格以及给囚犯上电影课的机会。
1988年的电影《发胶》，标志着他已被主流接纳。2002年，新线公司将《发胶》改编为音乐剧，送上百老汇舞台，获得了十三项托尼奖提名，并最终得到了其中的八个。2007年，《发胶》又被翻拍为电影，三千一百二十一家影院开画的规模，令它成为历史上开画规模最大的歌舞片。
约翰o沃特斯自己编导的电影，或许还是那么癫狂，还是那么歇斯底里，却已温和许多，常有大明星参演，至多被定为R级。矫正叛逆者的两种武器，在他身上都已发生作用。
而当年在BBS上激烈抨击主流导演作品的影评人，销声匿迹好几年之后，突然复出，一反常态地吹捧大导演新作。电光火石间，我知道，他一定是已经熬出了头，并已接近了利益的核心。过不了几天，影院上映的大制作，编剧后面缀着他的名字，而他的博客上，充满中年的感喟。谁也敌不过，矫正叛逆者的两种武器。
漫长的旅程
用影像表现出来的痛苦，其实都不是痛苦，甚至，有可能恰恰遗漏了痛苦。
因为，影像有它的不足之处，它是给第三者观看的，所以它是叙事的、断裂的、跳跃的、提纲挈领的。它只攫取那些对它有用的情节点，因为观看的人只要这些对自己有用的点。就像《深海长眠》和《潜水钟与蝴蝶》，主人公因为种种原因瘫在了床上，在它们的原型人物那里（两部电影都根据真实人物的经历改编），时间一定非常缓慢，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就是床上的静默时光还有那些难以启齿的种种不便之处。而一旦成为电影，我们感兴趣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和周围人的交往、感情纠葛，他们的感悟仿佛诗，他们的时间也过得飞快，五年、十年、三十年，只要打上一行字作为提示，就过去了。真正的痛苦，其实被影像遗漏了。
就像四川汶川地震，它适宜呈现在影像中的，只是那些有情节的片段：得到了抚慰的悲伤，感激的笑容，搬运救灾物资的场面，和慰问者握手时的欣悦。而这些场景都只是情节点，都会过去，身在其中的人，还要独自面对重创之后漫长的煎熬。
人生的大部分，都是没有情节的煎熬。有的时候，我很想知道，别人是怎么度过那些没情节、无意义的煎熬的。例如最坏最极端的那些时刻，经历过一次大战的那些人，知道这事没完，还有第二次；窗户玻璃上贴的防空袭的纸条都没清理干净，果然又来了--这次更坏。那中间的几十年，都是怎么过来的？被后世当做战争史诗中的一个一个人，是怎么面对琐碎的日常生活和并没因为战争而得到豁免的种种烦恼的？那种煎熬，是不是甚至会形成一种惯性？如杜拉斯说她母亲："一辈子都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储存鱼子酱。"她到底没等来，好像楼上的第二只鞋子始终没落下来，她担惊受怕地过了一辈子。
还有生老病死，还有生命中最糟糕的际遇，自己的错误决定，那都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外星人入侵，那是肯定会来的，迟早要来的。而且这都不是电影，不是几个镜头就能结束得了的，中间的日月流年，时时刻刻，都要熬着。潮水一样的访问慰问的人走了，更长的时间里还是得自己挺着，痛苦酸楚，都是真真实实地在自己身上。经历过这些的人，都是怎么熬过来的？
不是在自己身上，所以想不到，到了自己头上也就明白了，人的忍受力真是无限的。从前，粉红娇嫩地依傍在父母亲身边的时候，想也想不到的那些事，黑白分明的世界观里永远容不下的那些事，最后也都忍过来了。
人的精力，花在什么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结果的；花在忍受和煎熬上，却多半看不到。人类大部分的勇敢和力气，并没用在冲锋陷阵和经天纬地上，而都是用在这些看不到的地方。人生，犹如尤金o奥尼尔所说，是"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所以我们需要各种影像，因为即便在它表现痛苦的时候，它也设法遗漏了真正的痛苦。
蜡像馆往事
全球第六座杜莎夫人蜡像馆落脚上海后，"刘德华"、"奥黛丽o赫本"、"刘翔"、"李小龙"、"谢霆锋"欢聚一堂，报章也隔三差五刊出新入住的明星蜡像，但没多久，就有英国作家凯特o布里奇推出新书《蜡像神话：杜莎夫人的生活和传奇》，讲述杜莎夫人生平。原来，她发家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令她"走向辉煌"的"生意"，是为断头台下的冤魂塑像，好让革命者们拿去四处展览。这"生意"时效性太强，因此，她常需亲自去断头台和公墓前捡人头，以便在人头腐烂变质前制好蜡像雏形。
蜡像这东西，比别的人偶更令人觉得诡异不安。它逼真，却没血没肉；它栩栩如生，却没被灌注灵魂。整件东西在似与不似中，在生与非生间。难怪1953年的经典恐怖电影《恐怖蜡像馆》会拿"蜡像"作为恐怖素材，恐怖气氛一流。而在欠缺摄影技术的时代，用它为死囚造像，震慑效果也属一流。但是，即便对它的诡异早有感受，一旦知道华服丽影、专为名流塑像的蜡像馆，居然有这样一段前尘往事，一颗老心也实在颇感震荡。
就想起库布里克的《闪灵》，规模宏大、气势迫人的度假酒店，居然是建立在印第安人的墓地上，以至于每到大雪封山、游客绝迹，酒店就成了鬼怪的天下。这里面当然有对美国政治历史的隐喻，但回头想想，所有灿烂辉煌、庄严典雅的事物背后，恐怕都有这么一段不堪的过往为某种隐喻增添分量吧。
所以，吃饭别看后堂（彼得o格林那威电影《厨师、窃贼、妻子和情人》中对此有精彩描绘），恋爱别问过往，戴钻石别去想南美的血腥钻石矿（莱昂纳多o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血钻》亦可充当教科书），裹着皮草举着酒杯笑语盈盈时，别去想动物被剥皮时的哀号。麦当娜、凯瑟琳o泽塔o琼斯、刘嘉玲貌似善良、纯洁、完美地走到我们面前之前，阴谋、挣扎、惨烈都曾经历，嫉恨、毒辣一样都不缺，都别问，也都别想，只管享受她们的花样年华。
而且，能走至今天，能成功洗底摈弃过往，也必须有些手艺、有些能耐。就像杜莎夫人，曾为法国王室成员塑像，大革命来了，本来难逃一劫，可革命者们需要她，她活下来了，虽一度入狱，可还是活下来了。直到革命者也被送上断头台，她还是活下来了。因为，还是有人需要她。山河变色，血海滔滔，她凭着这么一门诡异的手艺，活到了九十岁。所以，鞋匠不会死，将军却死了，风云人物的权威，抵不过一只小小的钉锤。
色彩狂人
每次在生活里遇到过分艳丽的色彩搭配，不论是服装，还是房间装潢，我都暗暗在心底里惊呼一声："阿莫多瓦式配色！"
大红的墙壁，明黄的屋顶，深蓝的窗帘，粉红的床铺，橘红和黄色格子相间的地砖--各种颜色在阿莫多瓦的电影里，总像是在过狂欢节，一起舞蹈着涌到人眼前来。剧中人的装束更是浓艳到让人便秘，夸张的黑色眼影，大波浪的头发，头发上还常常扎着礼物上才会有的蝴蝶结；长着棕红色的头发，却要配上艳绿的套装，镶金片子的黑色长裙下，还要露出一双"红色高跟鞋"（阿莫多瓦影片女主人公的最爱）。阿莫多瓦就是这样，从场景道具到剧中人的服装、化妆到海报，到处贴着他的色彩标签，和剧中人躁狂离奇热情的性格以及情欲热望一一契合，并"体现出西班牙人民对绚丽色彩和生命与激情的钟爱"。
当然，色彩狂人不只阿莫多瓦一个，蜷川实花、中岛哲也、张艺谋、印度宝莱坞电影、梵高、弗里达，都是将浓烈的主观色发挥到极致的佼佼者，即便看过以后不记得情节画面，也一定有一片热情的颜色在脑海中烙下烙印。
但这种配色如果落脚在现实生活中，效果一定非常骇人。朋友A性格热情奔放，一次失恋后，服装的配色风格更加往阿莫多瓦的路数上走，完全不顾所有的服装书上都会有的告诫："全身上下颜色不能超过三种。"只见她身着深枣红色夹克，配着火红色大摆裙，脚上是黑色镶着金丝的靴子，还缀满小零件。我们都疑心她有点色弱，而且失恋之后真的疯了，暗地里称她的衣服为"交通安全服"，因为穿着这样的衣服过马路，如果还出交通事故，责任一定在司机。
朋友B认定了自己循规蹈矩的生活需要改变，并认为自己其实是一个热情浪漫的人。在读了几本色彩书后，她以极大的热情对自己的房子进行了装潢，风格完全近似阿莫多瓦电影。尤其是那个让人充满色情幻想的鲜红的大沙发，暖房时去坐过一次，此后的几天时间里，总感觉大腿还热乎乎的。但她住进去没多久，面对着粉红色的卧室就感到精神紧张，几个月后，她发展到一进屋子就胸闷气短，买一棵碧绿的青笋放在厨房紫红色的橱柜柜面上，她顿时就没了吃它的勇气。她又开始重新收拾屋子了，这一次她走到另一个反面去，所有的墙壁都是白色，连地脚线都是白色的。
我则在金融危机到来之际，努力地买了许多鲜艳的衣服和两双鞋，一双大红，一双艳绿，我猜想我以前的朋友和同事看到我，脑海中一定浮现出"性情大变"四个字。其实我只是在最近频频想起那些大萧条电影，都有阴沉压抑的颜色，萧瑟枯寒的调子，想竭力破除那种色彩诅咒。我们经常随便地抓点救命稻草，来使自己安心：色彩、门神、避火图、经济学家、新总统，或者爱情、塔罗牌，甚至周围人笃定的神色。
缺胜于丰
《看电影》杂志访问刘镇伟，并做了一个题为《刘镇伟电影中的乱世桃花》的小专题，检点他电影中的桃花。
他的电影中，总会有桃花出现，从《新精武门》、《东成西就》、《方世玉II谁与争锋》、《花旗少林》、《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到《天下无双》、《情癫大圣》，总有桃花。桃花不多，有时候不过一枝，多时不过一丛，有时候是在窗前，有时候是在门外，有时候是画在信封上。有时候，只见花瓣纷纷地洒下来，却看不见桃花树。而且，那些桃花，出现的时间也不多，眼开眼闭之间，桃花已经不见了。但只要想起刘镇伟的电影，就会想起桃花，莫名的明艳、不知由来的欣喜，一起袭来。记者问起桃花意象的由来，他答："可能我觉得桃花是很开心的象征，我小时候每到过年，爸爸拿桃花回来放进瓶子，我就觉得'哇，跟着这十来天是很开心的，有红包给我了。'"
令我既感惊讶又感同身受的就在这里，如此固执的关于桃花的景象，起因竟是瓶子里的一两枝桃花，而这一两枝桃花，在若干年后蔓延开来，竟成为那样明艳盛大的景象。大陆的导演也好、作家也罢，看见桃林的机会，大约远远多于生长在香港的水泥森林间的刘镇伟，但大陆艺术家自然情怀的丧失、季节感的缺失，一向为人诟病，没有人会这样执著于一枝桃花。有段时间，评论界集中开火，为的竟是现今的中国小说家完全忽略景物描写。但《三国之见龙卸甲》的导演李仁港与郎天对谈，谈到他的山水画，谈到大陆画家总在奇怪生活在城市中的香港人如何画山水画时，这样说："因为我们平日不得见（名山大川），所以一旦见到了就会有比他们更深刻的震撼和感受，从而画出比他们更好的山水画来。"
这或许不是根本的原因，但有时候，真的是"缺胜于丰"。因为不够，因为俭省，因为只得一点引子，所以身在其中的人，要时时动用自己的经验、想象去填补，要时刻准备调动自己感受力的储备，让眼前的一切扩大、蔓延，在内心丰盛起来，并深深镌刻下印迹，所以，"缺胜于丰"。
小王子只得一朵玫瑰花，所以他悉心培育，倾注深情，使这朵玫瑰成为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如果他有一座玫瑰园，他或许连一朵玫瑰都不曾真正拥有。就像是丰子恺的漫画所描述的："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丰盛的世界，或许只是便宜了情感的钝者，感受力的懒人。
所以，物资匮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竟比今日还显得丰盈，点点滴滴，因为得之不易，反而使我们反复深究，获益良多。而我所生活过的小镇，在今日的我看来，竟像一个缤纷深邃、无可比拟的异域，而这都只因为"缺胜于丰"。
钓鱼钓到白鲸
《西雅图夜未眠》中，汤姆o汉克斯告诉朋友，他即将和网络上结识的女性见面，遭到了朋友的恐吓："可别是《致命的吸引力》里的那种女人！"汤姆o汉克斯被吓到魂不附体，声音都在颤抖："全美国的男人都被它吓死了！"
这部把全美国的男人都吓坏的电影，出现在1987年，以极端的方式展现了"一夜情"后遗症。电影中，男主公已婚，与偶然结识的女编辑春风一度后，本以为可以轻松离场，却随即遭遇痴女的电话恐吓，邮箱里被扔进血淋淋的死猫，孩子也遭绑架，发狂的女人最后甚至杀上门去，被夫妻俩摁进浴缸，竟还能悍然破水而出。《致命的吸引力》吓坏的可不只是美国男人，里根时代的后半段，它不但为女权主义退潮助了一臂之力，更为捍卫家庭鸣响警钟，甚至有人认为，痴女隐喻的是刚刚开始肆虐的艾滋病！其余威多年犹存，斯蒂芬o金《丽赛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遭遇丈夫的读者恐吓时，就疑心那位变态读者会效仿《致命的吸引力》，往邮箱里扔死猫，那读者果然没辜负她。《致命的吸引力》的影响力和普及程度，由此可见。
吉尼亚o伍尔芙的话，可以作为《致命的吸引力》的注脚。她说："出来找乐子的男人，碰上用情太深的女人，犹如钓鱼钓到白鲸。"就像陈佳明对许美静，他只是像男人一样爱她，而她却分明是像女人一样爱他。他希望她理智、适可而止、希望这段关系愉悦身心、希望事态在不可收拾前款款止步；她却像古往今来许多女人那样，为爱不顾一切，带着所有的悲郁、期望、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去爱他。而男人并不是神、不是天，男人也是人，既然从这段感情中得不到愉悦，很快就悚然退却了。
但，白鲸这意象，仅仅适用于女人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萨宾娜，听说弗兰茨要为她离婚，披星戴月地逃跑了。白鲸亦有可能是男人。但米兰o昆德拉意不在此，他借助萨宾娜的选择，表达了一种更久远的恐惧，对于"重"的恐惧。有人身世惨厉、气息沉重，与他相处，犹如重拳打在脸上，有人却毫无负载、吐气如兰，所谓如沐春风，大概就是和这种人在一起时的感受。有的人从来都躲不过这些选择--家与国、生与死、爱与恨，不由人不沉重，有人却从来不曾面临这些抉择，一味轻盈，轻盈到让人嫉恨。与前者相处，就要分担那些"重"，与后者相处，却有可能分享"轻"，到底选谁弃谁，很容易做出抉择。
所以，《致命的吸引力》其实是"轻"与"重"的较量，不过刚好发生在两性之间。而在别的地方，这种较量也依旧存在。我有两个朋友，一甲，一乙，都很穷，甲身世凄厉，有轻度听觉障碍，人生故事里满载家族罪孽、阴森的大屋、病房里发毒誓、手臂上刻字、为磨炼品质冬天洗冷水澡之类的桥段，我被他吓怕了，换句话说，我被他身后拖拽的"重"吓怕了，我闪；乙也穷，但来历简单，懂得及时行乐，有钱就去买醉，甚至敢于对热脸贴上来的富女友忽冷忽热，我倒天天与乙混在一处。我的势利，不在于穷与富，而在于轻与重。
人都在本能地回避"重"，趋向"轻"，遇过于"重"的人，其实都如钓鱼钓到白鲸。
爱被启迪未必是福
法国人用三岛由纪夫的小说《肉体学校》改编了一部电影，由那个专演神经质女人的伊莎贝拉o于佩尔主演。
剧中人叫多梅尼克，服装设计师，住大房子，穿好衣服，过上等生活，已经人到中年，欲望却没死。她偶然在不大名誉的地方结识了一个英俊性感的服务生，开始是金钱交易，渐渐成了半信半疑的交往，终于过渡成尔虞我诈的同居。他们是不平等的，在欲望的世界里，他比她富有，所以他以为是他在支配她，敢于不羁地说："我经常会出去，我们是否能继续，取决于晚上我是不是回来。"但人的世界里，她比他富有，她知道怎么收拾他，她把他赶了出去。几年后再在街上遇见，他落魄潦倒，生了一个女儿拖在手里，穿着一身廉价的不合身的衣服。但糟糕的是，就像半路的瞎比天生的瞎更痛苦，他已经见识过更好的生活、更强烈的欲望、更细腻的情感，却无力延续。没有比这更恶毒的报复了。
让人知道这世界上有更好的、更强烈的、更丰富的人和事，是不是一件好事？若那人有能力追求，有资格延续，是造福；若那人没办法得到，没可能经营，就是造孽。知道比不知道更糟。《长恨歌》里就有这么一段，被选成"上海小姐"的王琦瑶和外婆回到乡下去，外婆看着王琦瑶，知道王琦瑶的日子将会很难了，而且会越来越难，因为"一个人如果长得好，是最怕她自己知道的，偏偏在上海那样的地方，人人都要争着抢着告诉你"。人一旦知道这些，又怎能甘心于落地生根呢？
王琦瑶还算是有资质的，尚且如此，那些没资质的呢？看《今生今世》，逃亡路上的胡兰成，一路留情，到处招惹小地方有点小秀丽的女人，认真地启发她们沉睡的感情，但他注定是要走的，她们还得留在原地，情感阈值却已经被调校到了半空中，却再难遇到这么体贴入微、这么会说话、这么懂情调、这么会调情的主儿。从此，普通的男人都难入法眼，再好的人都得被她们捡起来和那个影子进行比较，她们得用剩下的半辈子做个怅望窗外的包法利夫人。她们的日子从此也很难了，而且越来越难。
我有个女性朋友是服装设计师，年纪轻轻已经成名，但她却和一个出身平凡的保安恋爱。她毫不介意他的出身，带他去看服装，引他认识圈中名流，小保安渐渐也获得某种自信，甚至能就服装设计发表一些意见，聚会上，他坐在她身边，显得十分快乐。然而我却想，他如果和她分开了呢？他恐怕再难有这样的机遇，获得她这样身份的女孩子的垂青，也难再获得这样强度的、自觉的、细腻的、有建设性的爱。他如果能忘记还好，但恐怕他多半忘不了，那种爱，常常是一生的最强音，要在将来可以预见的孤寂中被无数次咀嚼。
也不必像爱情那么强烈的刺激，有时候，让别人知道外面的世界，知道有更多的可能，从此生出不安稳的心思，也是福祸难料。我有个作家朋友到小地方体验生活，大力夸赞房东的儿子"聪慧"、"是个天才"，他本是无心，在北京圈子里的饭局上，有的是比这更夸张的赞美，但过了几个月，那个孩子捧了自己写的小说来了，并且还打算继续写下去。他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在小地方结婚生子，实现他开一间超市的梦想的，这下全毁了。
所以，爱被启迪未必是福，欲望始终沉睡未必是祸。有时，唤醒欲望，启发精神，需要智慧；而不动声色，静观其变，任它自生自灭，需要更大的智慧。
她说不的时候
这条新闻非常彪悍："台湾桃园县三十九岁王姓男子去年5月认识酒店李姓女服务生，以载她回家为借口，中途反锁车门企图性侵李女，遇李女顽抗近五小时，护卫贞操成功，王也被折腾到筋疲力尽，才叫李女'滚下车去'，桃园地方法院将追究刑责。"
后面的留言也非常彪悍："这说明，如果你坚持不肯被别人强奸，别人是强奸不了你的。那些被强奸的，估计就是后来不反抗的了。" "所有的强奸，除了受害者被打懵，都是诬告。"
留下这种言论的人，该去看看《末路狂花》。电影中的路易丝和赛尔玛周末出去旅行，赛尔玛在小酒馆里和前来搭讪的陌生男人拥舞，给了他错误的信号，于是他挟着醉酒的赛尔玛去停车场，试图对她进行强暴。就在此时，路易丝的枪抵住了这个男人，她带着激动的、惨痛的、无限挣扎的语气说："当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这个男人犹自不干不净地骂着脏话，"砰"的一声枪响后，两位狂花走上不归路。后来我们知道了，路易丝曾被人强暴，而对方却逃过了制裁。
《末路狂花》被认为是一部女权主义的电影，但由此我怀疑，我们印象中的女权主义，都是被夸大和妖魔化了的。央视有一个午间节目叫《全球资讯榜》，随机采访国外街头的男人，让他谈谈对女权主义者的认识，该男愤然回答："她们丢掉工作，抛弃丈夫，离开家庭，走上街头，最后还会杀死自己的孩子，成为女同性恋者。"真正的女权，哪有这么夸张？她们不过是在原子弹坑里盖起楼房，在庞大负资产的基础上用储蓄罐蓄资，她们所争取的权利，真是可怜得很，不过是："当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
男人们容不下女人说一不二到这般地步，男人们总是按照自大的、利己主义的方式塑造女性，女人不是妖姬，就是外表贤良、内心放浪的荡妇，双手叉腰，嘴巴里叼着一朵野玫瑰，唱着《给我一个吻》。从明清世情小说到张资平到白灵、卫慧，女人表现得比男人还想要，即便不想，也是假的，是个男人，就理应在她们渴慕的范围里。他们大概从没打算分清"不"和"嗯，不嘛"的区别。男权社会里，这两者是一个意思，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想也是想，不想也是想。
所以，强暴路易丝的男人会脱罪，而赛尔玛后来也有了这样的觉悟："他弄痛了我。若不是你站出来，他会严重伤害我。而他会没事的--大家都看见我们跳舞，他们会说成是我自找的，我的一生会比现在来得不堪。"
抵抗是个体力的、技术的问题，即便放弃抵抗，也不等于证明前面的挣扎是另一种迎合，"不"和"嗯，不嘛"是两回事。看来，文明社会的男性生活指南里，在"不穿过紧的裤子"、"不要挤青春痘"、"多从事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之外，还应该加上这样一条："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要想。"
过期的阿修罗
李仁港导演的《三国之见龙卸甲》中，赵子龙两次冲入曹营，结果完全不同。
第一次，他尚年轻，在凤鸣山，率二十个常山人，雨夜冲入万人驻扎的曹营，大获全胜。第二次，是三十二年零四个月后，同样在凤鸣山，他白发苍苍，单枪匹马冲向曹军，想来必是"只见君去不见君还"。所以电影就在这里戛然而止，担任故事讲述人的罗平安说："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子龙。"王怡先生这样解说同样地点两次征战的不同下场："为什么赵云第一次冲入曹营，可以七进七出；第二次就必死无疑呢？必然得连影片都不再给一个画蛇添足的镜头。经验主义的回答是，年老体迈；逻辑主义的回答是，身中剧毒；儒家世界观的最玄妙的回答，则是气数已尽。"
亦舒小说《阿修罗》有相近的寓意。主人公吴珉珉年轻时，几乎像是一个身怀异能的魔女，令她嫉恨的，必然遭遇劫难含恨而去，为并不以为意的她腾出一个清净的小世界；不如她意的，必然平地生变被命运打懵，让她的视野里再无一丝瑕疵；与她碰撞的，则必然遭受重创，遭她诅咒的，更是绝无善终。她刚烈，她嗜战，她气息凌厉，她所向披靡，在命运的沙场上，从来不战而胜。然而，多年后，她晋升为主妇，新一代的少女长成了，上门来找她丈夫，傲然挑衅地说："我叫阿修罗。"她脸上变色，脚步踉跄，修罗战场仍在，但她的气数是否还没用尽？
青春是一种异能。拥有这种异能，如同变身阿修罗，这异能使人特别地震慑他人，使人总能翻身--因为有的是时间，也总能得到帮助，赢得期待，获得原谅与纵容。这异能甚至有累积和叠加效应，已经有了，还会引来更多，渐渐制造出一个强大的磁场，所到之处，死伤无数。破坏这个磁场，令这种异能消失，只有一个办法，静待时间流过。时间过去了，青春没了，磁场弱了，异能不见了。阿修罗的黄金圣衣，不过是年轻，熠熠生辉的小宇宙，不过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映在玻璃窗上的光（《走近科学》有一期，山村小屋窗户上的神秘光晕，原来不过是远处光芒的映射）。所谓异能，所谓气数，都能得到《走近科学》式平易近人的解释--不过是青春。
这解答了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伊能静在"牵手门"后为何不能获得原谅，因为阿修罗也有期限，她已过任期，却依旧手执阿修罗的权杖行事--青春也是一种权重。我也明白了我的朋友包子为何一蹶不振，从前他开店就能迅速成为大户，跑广告就能拉来巨额业务，中秋节在商场下摆摊卖月饼也能赚上三千块，而现在他是努力戒酒的中年人，喃喃地说："钱真的很难赚，房子真是很贵。"最近他总算得到一笔投资，供他拍摄一部小电影，我很想告诉重新开始酗酒并无休止推迟拍摄日期的他，这是他最后一次冲下凤鸣山的机会。
谁不曾是一个唇红齿白、剑眉星目、所向披靡的阿修罗？但紧跟阿修罗的气场总会散去，异能总会消失，一切不动如山的也都会动摇。
阿修罗卸甲于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
与谁同笑
纪伯伦说："你可能会忘记和你一起笑的人，但却不会忘记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但我的感受是，要找到能够一同哭的人，倒也不太难，而想要找到能够一同笑的人，却十分艰难。因为，笑有时候是稍高的智慧反应，特别是在看电影电视的时候一起笑，是对身边人的智慧和朋友间默契度非常严格的考验。所以，和我一同为电影电视笑过的人，我反而都记着。
笑比哭要难。和菜头就曾说过，在看《那一晚，谁来说相声》DVD的时候，"台湾观众的素质之高给我很严重的冲击。相声里有一段说到父亲要打包行李回大陆，这时候滚落出了两个橘子，父亲急忙去捡起来。演员在台上说：'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台下立即笑成一片，因为这是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里的句子。演员这么说不恐怖，导演那么编不恐怖，而从演员念白到观众大笑之间时间间隔之短，让人感觉非常恐怖。我们除了讲黄色笑话的时候，很难有那么高领悟力的观众。"
用这样的领悟力标准要求家人就更行不通了。过年回家的时候，家里六口人，只有我喜欢看《武林外传》。我霸占了电视，逐台转换追看的时候，别人看不懂，都陆续走掉，只有我父亲默默地陪着我看，不出声，也不笑。我忽然想到，他是老了，才对我有这样的容忍，又怕我难堪，宁肯忍着陪我看，我一下子就非常难过起来。我倒宁愿他还像我少年时候一样，气势汹汹地把台换掉，然而他没有，所以我也笑不出来了，赶紧换个有《狼毒花》的频道。《我爱我家》要比《武林外传》通俗些，生活气息也更浓郁，是不是好点呢？也不一定，我大姨提起《我爱我家》就非常愤怒："这家人闲话咋那么多！还吃得那么好，每顿饭都好几个菜！"她多年前就从纺织厂下岗，又生了重病，她大概永远都笑不出来了。笑比哭需要更多的生活情境支撑。
用这样的领悟力水准要求朋友，也非常苛刻，笑与不笑间，为谁笑之间，一下就分出两个世界。同样是为小女孩舞蹈的场面发笑，看《这个杀手不太冷》里娜塔莉o波特曼唱《Happy Birthday to you》时懂得发笑的和看《阳光小美人》最后那段小女孩模仿艳舞时发笑的，就不是同一群人，因为前者用典而后者没有。同样是在看动画片时发笑，看《功夫熊猫》能笑的，和看《机器人瓦力》时会笑的，因梦工厂作品而笑的和看皮克斯作品而笑的，都不是一群人。在全场观众都没笑的时候先笑的，和0.01秒后才懂得笑的，也不是一路人。看似不过相差0.01秒，其智力、生活阅历、读书观影层次的差别，距离至少有0.01……光年。
更考验人的是在中国式大片里找到笑点，因为中式大片的初衷并非搞笑，其笑点需要培育和挖掘，其难度不亚于创造一个新世界。所以，在中式大片放映现场，能和你一起笑的人，真可以引为开辟鸿蒙天地苍茫间的第一个知己。
阉人的起义
常有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我，有时候是熟人，有时候是偶然结识的陌生人。我很是得意，认为原因在于我温厚善良、乐于倾听，并能保守秘密。而且，我兴奋地揣测，他们一定认为，以我的经历和修为，也一定能懂他们的秘密--秘密也要讲给能够听懂的人。直到我看到电影《丑闻笔记》。
电影由朱迪o丹奇和凯特o布兰切特主演。女主人公之一，希芭，四十岁，在中学任教，和十五岁的男学生康纳利产生不伦之恋。她放心地把自己的故事--包括每次亲热的细节，讲给她的朋友，同在一所学校任教的芭芭拉。后者不但仔细倾听，而且详细地记在日记里，最后还把这丑闻扩散了出去，令希芭身败名裂，甚至面临牢狱之灾。
随后我找到卓伊o海勒的原著来读（《丑闻笔记》的小说曾在2003年入围英国小说的最高奖--布克奖决选名单），其中有一段，阐述芭芭拉对于"秘密的聆听者"这一身份的认识。她认为，一个人经常性地成为别人倾诉秘密的对象，其实是因为被当做无害的和无能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阉人"，缺乏作恶的能力，行动缺乏影响力。而芭芭拉之所以公开希芭的秘密，一部分出于她对希芭非同寻常的情谊，另一部分，大概就出于这种被当做"阉人"的恼怒吧。她务必要希芭瞧瞧她的厉害，要对方看清楚，她也并非是被生活彻底去了势的。
被人当做无害的，大概是一种最大的侮辱--无害常常是无能的同义词。《色，戒》中的王佳芝，大概就是这么恼了的，被同伴当做清白素净、可以随意摆弄的小白兔，被放心地放置在秘密的最核心。她大概开始并不以为耻，渐渐才悟出这里面的一种恶毒。还有社会新闻里看到的故事，匪徒绑架了人质进行勒索，因为态度较为和蔼，有问有答，被机敏的人质当做了策反的对象，彻夜长谈，循循善诱，但就在最紧要的关头，在匪首的提醒下，他突然翻脸了，甚至成为最终撕票最积极的那个人。因为，人质的认定和选择，等于是在扇他的耳光，分明在控诉他的不专业。在必须要作恶的时刻，被认为是较为善良的、无害的或者危害较轻的，大概也是一种侮辱。钱钟书也曾说："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被当做忠厚老实人的，偶然也会厌倦这种认知上的惯性，务必要小小地破坏一下这惯性的节奏，于不期然之间刺人一下，算是"心理上的阉人"的一种起义。
由此我也突然明白了我新结识的朋友的作为。从前他是街巷里的流氓，终于成了富豪，洗白了身家的同时，也洗白了脾性。但他照旧刻意地、定期地做些坏事，间或召集人马露个面扬个威，随后又费劲地挨个为手下善后。因为，无害常被和无能联系在一起，必须要以作恶的方式，宣布一下自己的存在。
和你在一起
美国电影《客栈》里，出现了日本导演三池崇史，他戴着墨镜，客串一个付费杀人者，前后露面不到一分钟，英语非常蹩脚。
三池崇史怎么会出现在伊莱o罗斯的电影里呢？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伊莱o罗斯从小就立志拍电影，很小就开始拍摄短片，然后他进入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后一直在电影公司打零工。2002年，他三十岁的时候，拍出了《尸骨无存》，由此得到昆汀o塔伦蒂诺的赏识，他构思出《客栈》的故事后，得到了昆汀o塔伦蒂诺的支持，昆汀还热心地担任了制片人。《客栈》开拍后，因为伊莱o罗斯很喜欢三池崇史，而昆汀o塔伦蒂诺也和三池崇史惺惺相惜，于是他们在《客栈》里为三池设计了一个角色，三池也慨然出演，并从东京飞到布拉格，只为这露面不到一分钟的客串。昆汀o塔伦蒂诺为了感谢他，后来也在三池崇史的电影《寿喜烧西部片》里客串出演。
总之，有相同趣味的人，总会排除千难万险，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跨越年龄、身份的鸿沟，最终比肩而立。
朋友写过一篇文章，讲了她爸爸妈妈少年时的一段经历。1954年的冬天，他们生活在相隔几千里地的两个省，同时遇到了一场大雪，当时他们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二岁，同龄的同学们都借故不去上学，他们却都在雪地里跋涉了十几里地，去村子里的学校上课。雪下了十几天，他们却从没缺课。他们此后能在大学校园里相遇、相爱并且相伴终生，大概就因为这种相近的品质，他们不是在成为夫妻之后才越来越相似的，而是因为早就有了相似的因子，才走到一起。这种相近的品质是一种神秘的印记，一种指引，即使他们没有考上同一所大学，恐怕也会在日后相逢。
所以，北野武会给贾樟柯的电影投资，彭浩翔电影中总有那几个人，签汤唯的经纪公司，就会进一步去把桂纶镁签下，不是因为神秘的缘分，而是他们有相近的才情和相似的因子。这才是最神秘的地方，这点神秘的因子，促使他们不断地学习、鉴别、抛弃人生的枝枝叶叶，剔除那些与自己不合拍的人和环境，向着一个方向走去，最后总能在一起，组成一个让自己感觉熨帖的小世界。就像湖泊里的天鹅，原本也不过是散居在各处的丑小鸭，因为自律，因为不断的锤炼，渐渐进到那个本该属于他们的世界，让对方成为自己华美的环境。
在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里，还应当加上一条，那就是他是否在生活里剔除了自己不喜欢的人，脱离了自己不喜欢的环境，是否最终和那些与自己相近相投的人，走在了一起。
被动的美德
有时候，人的善，或许只是一种被动的美德。人甘愿善良，或许不过是被命运胁迫的结果。
《犯罪现场：拉斯维加斯》第七季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个英俊的男人，他们整个家族都患有多毛症，一旦彻底发病，就会长出浓密的毛发，变得貌似人猿。他的妹妹已经发病了，从此躲进一间密室，再也不敢面对世界，而他随时都在发病的边缘，随时有可能被这个自诩正常的世界摈弃在外。他知道自己的缺陷，他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所以他在所有的地方都做到最好，努力做一个好哥哥、好朋友、好情人。但最后他还是被他最好的朋友杀死了，因为他和朋友的妹妹恋爱，几至谈婚论嫁。在他被害之后，他的恋人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情人，"他因为有缺陷，在别的地方就力求完美"。
某个名人，在成名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你读过周黎明与娱乐圈有关的那些文章，应当知道这指的是什么），也让他的生活成为一个巨大的秘密，一旦有所泄露，就会使他陷入身败名裂的境地。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公司的员工说，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领导，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人，"太好太好了"。他因为没能使自己的命运完美，就在对待别人的方式上力求完美，因为知道自己生活里布满地雷，就提前为自己忏悔，为自己埋设伏线、争取原谅。
善，也许只是无力作恶的结果，是人性里尖锐的、乖戾的部分和自信心一起横遭挫折的结果，是重创之后向着一切妥协，是被命运胁迫之后造就的软弱，是被恶侵害过之后，作为受害者，对作恶的回避。我所知道的、经历过的善良的人，都是不那么顺利的人，他们对别人的体察，提示着过去和现在境遇的坎坷。正如周晓枫所说："虽然认定善是人性中最值得称颂的品质，但我也习惯把它理解为无能为力的被动的美德。"
不过，即便是被动的美德，也需要反省才能促成。比如濮存昕，接受访谈，说起自己为什么会热心公益事业，原因之一，是他在"文革"期间伤害过别人："我曾经伤害过别人，打所谓的资本家。那老太太三天之后死掉了。现在想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忘掉。当你成长起来以后，扪心自问，你在检讨自己过去的时候，突然间这个事情冒出来了。"所以他决定现在"要做一些事情，要做一些好事情带给别人，因为你有问题"。同样经历的人那么多，未必都出现善的转折，反而有人破罐破摔永远彪悍，因为他们并不反省。
反省促成了善，或者说，反省就是善的因子，甚至是善本身。所以，即便是被动的美德，也还是有主动的因素。要懂得反省，才有转向善的希望。
偶然认识了一个在最基层工作的年轻人，因其言语嚣张，很不受我们待见，但饭局中间，他突然停下筷子，面露忧色，提起当天那个在拆迁中被推出屋外的老太太，"不知道她摔坏了没有"--还有救，还不是那么良知泯灭，我们愿意与他交往。
蚂蚁们的仪式
男子的姿容可以吸引人到什么地步？《晋书o卫玠传》里写卫玠："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
新时代的美男里，大概金城武可以与之媲美。美国《GQ》杂志曾请金城武当模特，到新宿拍外景，才只拍了一个镜头，周围便聚集了大批粉丝，或者围观，或者拍照，终于令交通堵塞。这也让没有充分预料金城武号召力的工作人员寒毛直立，生怕捅出什么漏子，赶紧转换拍摄场地。领教了厉害的《GQ》杂志在事后形容金城武的脸"被数十亿人认得"。
卫玠的时代，少有文化娱乐活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跟不上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需求，人们大概只有在互相看里得到一些甚至未经粗加工的愉悦。男子又以羸弱为美，那些担任了"被看"职责的男子更要把柔美发挥到极致，出个门异常慎重，把自己装扮得白衣飘飘好似神仙，知道自己就是要被人看、并掀起文化生活的小高潮的，怎奈心有余力不足，稍微应付一下人群的围观议论和索要签名之类，回家就要对着白海棠吐血，"看杀"是迟早的事。金城武的体力不至于这样差，"看杀"对他，只表示程度的惊人。
但奇怪的是，明星不专门担任"被看"任务的时候，穿着寻常的衣服，走在大街上、小区里、菜市场或者珠宝店里的时候，也并不见有人围观。即便是张柏芝，也可以和家人在街上散步购物；即便是林青霞，也可以在街头招手拦车。袁立也可以和爱侣携手在泥泞的菜市场买菜，几间常有明星出没的夜店，也还能照常营业。否则，以北京香港的人口密集程度和明星密集程度，不说别的，单是城市交通恐怕都会因他们而崩溃了。
都只因为，"被看"也需要一些铺垫的。比如在典礼上、聚光灯下，至少也要被数架照相机对着，并有闪光灯不断亮起，才能引起旁观者的兴趣。"被看"是一项仪式感很强的事业，只有当担任"被看"任务的人被某一项仪式（例如典礼、拍摄）关注了，关注才有可能被放大，才能获得聚集大量围观者的效果。
而被看的偶像也不是天生的，是被造就的。一只蚂蚁，只要一些程序，就足以从许多蚂蚁中脱颖而出。这些程序包括：大幅照片（必不可少的催眠器具）、声音形象的产品、小道消息等等。在这些程序的簇拥下，一只蚂蚁也如同被放大镜照射，成为一只似乎很大的蚂蚁。每一只蚂蚁成为大蚂蚁的过程，其实都可以当作一个社会心理课题来探究。
总之，使一些人区别于另一些人，仪式和程序必不可少。卫玠乘羊车是一种小型的仪式，金城武被拍摄也是一种仪式，警车开道、新闻发布会、红地毯也都是类似的仪式。仪式让他们脱离了人海，而当他们脱离了仪式，立刻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
职业美感
不论是在美式畅销书里，还是在美剧里，我都喜欢挑那些有行业背景的来看。小说里，有阿瑟o黑利的行业小说，电视剧里，有《犯罪现场》、《六尺风云》、《豪斯医生》、《不要对我说谎》。最喜欢的，是《犯罪现场》系列，尤其是其中的《犯罪现场：拉斯维加斯》。
《犯罪现场》系列有三部，《犯罪现场：迈阿密》、《犯罪现场：纽约》、《犯罪现场：拉斯维加斯》，同样以犯罪鉴证科的工作为主线，他们综合各门学科，通过一滴血、一枚指纹、若干昆虫、一点痕迹，将真凶揪出，几乎所向披靡。但"迈阿密"和"纽约"始终令我打不起精神，尽管他们的女演员更性感美丽，男演员更英俊健壮，音乐更时尚，剧情也更离奇。而"拉斯维加斯"系列中由格瑞森领导的调查小组，成员年龄普遍比另两部大上一截，以相貌评判，也只有凯瑟琳还勉强算是美女，但他们干练、自信、朴实、敬业，极少谈感情，个人的生活烦恼被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里，只是专注于工作，为寻找细小的证据可以把现场的土壤全部细筛一遍，令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相貌如何、身段怎样、跟谁恋爱，音乐是不是好听。
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职业美感。
专注于工作、在自己的领域里得心应手的人身上，都会散发出那么一种职业美感。我喜欢看朋友替我装电脑，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艰难地找驱动，像机器猫一样从随身的软件包里掏出一张光盘说："咱们再试试这个。"甚至我们原来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我也喜欢她，去找她要一张桌子、一间宿舍、在车辆最紧张的时候调车，她总是手一挥，说："我给你想办法。"最后总能想出办法。朋友也是这样，A称赞给她卖保险的业务经理西装得体、衬衣散发出清香，B更是有惊人之举，她天天乘坐9路公共汽车，发现某辆车的司机不但人长得帅气，而且扶老携幼爱心爆棚，从此天天早起一个小时，去公车车站等着乘坐那辆9路车。
但，职业美感到底是什么？是源自工作本身的美感吗？是因为"工作着是美丽的"吗？大概有一点，但更多是因为他们笃定，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逝去的武林》中说："拜师傅，就是在自己动摇时，找个能给自己做主的人。"技能出色的人，之所以具有美感，是因为他们在某个领域能够做主，为自己，也为别人。他们神情专注，他们轻松地做出承诺，他们使手下的事物任其摆布。于是我们产生一种幻觉，似乎已从蝇营狗苟的生活中脱离出来，似乎总有办法令命运止步不前。大部分人更喜欢美国电影和美剧，就是因为美国人有这种为一切做得了主的热情，而欧洲人则多一点天赋的悲观。
由此我理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发生，比如《热天午后》里，人质对银行劫匪产生的那种感情，因为阿尔o帕西诺演的劫匪看起来太笃定了，拥有一种近乎完美的职业美感，似乎可以终身依赖。
终其一生，我们寻找的、崇拜的，就是一个仿佛做得了主的人，不管是对电脑系统、抽油烟机、柳叶刀，还是命运。
人生的质感
《六尺风云》里有一集，克莱尔和她的妈妈费雪夫人去姑妈家做客，却连夜逃走了。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克莱尔和她的妈妈费雪夫人是那种普通人里的感性天才，而姑妈和她的女儿是怎样的呢？她们貌似完美、健康、热情洋溢，却是平面人，一举一动恐怕都是按照《家庭成员健康相处指南》来进行的。她们在饭桌上互相赞美、互相表示爱意，说到激动处，双手抱拳举在胸前，幸福得简直要昏死过去。同时，她们对克莱尔和妈妈的人生有很多建议，并热情地安排了第二天的活动--一大早去骑单车。半夜，费雪夫人闯进克莱尔的卧室，急急忙忙地将她唤醒："快走，再不走，就要去骑单车了！"两人连滚带爬，披星戴月地从这健康完美的一家人里逃走了。
太刻意的健康、完美，往往缺乏真实感，更不会有质感。就像我的一群朋友，在本地组织了一个艺社，经常在周末举办些活动：白天聚会、晚上观影；今天爬山、明天打沙排；这一次包饺子，下一次鹊桥会；这一周开表演培训班，下一次办作家联谊会。每次活动，大家欢呼、拥抱、兴高采烈、热泪盈眶，我不免犯嘀咕，普通人周末不要睡懒觉吗？不要去亲戚家转转吗？不打打麻将吗？不去商场血拼吗？最不济，也可以在家里看看电视连续剧，怎么会有这么些时间来参加活动呢？当然，我们也知道健康生活的第一要素是早起早睡，打麻将不利于身心健康，去商场冲动地买回来的，多半是没用的东西，根本不利于创建节约型社会。可是，人生的乐趣，不就在这些小小的放纵、小小的不健康里么？
所以，好几次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却终于在那种过分健康、正常、阳光明媚的气氛里，在那些高呼着"爱"、"梦想"的桥段前败下阵来。听说后面还有到场人员上台表演和谈感受的项目，我和一同去的朋友因为被分在不同的小组里，说不上话，不得不在角落里互发着短信："快走！再不走，就要'骑单车'了！"我们也知道这不礼貌，还是低着头从后门跑出去--外面商场在打折、火锅店需要抢座位。
凡事一旦"刻意"起来，立刻落入窠臼，"非要这样"和"非不这样"走的都是同一条路，迟早会碰在一起。两种方式所付出的代价也完全一致，就是丧失真实感受。我从不敢反对健康明亮的生活，但若这种生活要以高度控制自己的身心感受、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为代价，那还不如不要。现代管理学倡导"情绪管理"，而那些励志书刊、励志社团的通病，就是竭力主张对人生进行情绪管理，把所有的情绪、感受都纳入同一轨道，最终消灭真实感受。
所以我喜欢《六尺风云》里的费雪一家，喜欢到心有戚戚的地步。因为，普通人所有的一切缺陷，克莱尔和她的妈妈费雪夫人都有，包括一点点颓废，一点点懒惰。面对人生，她们有时候会迷茫，有时候会绝望，家庭成员之间偶然的交流不畅，她们都有，所有这些缺陷，我们也都有。但唯有这样的人生，才有真实的质感，那点质感，是我们贪恋人生的全部因由。
刹时光芒
电影电视里的一种场面特别容易打动我，那就是主人公抱着吉他唱歌的时候。《太阳照常升起》里就有这样一幕，黄秋生拨着吉他，唱着《梭罗河》，也不知是唱给谁。那边有五个揉面的姑娘，吃吃地笑着，光洁的腿绞来绞去。
拍电影的人大概也发现了这个秘诀：抱着乐器唱歌的人格外动人，弹琴唱歌的刹那特别令人难忘，要塑造内心丰富的正面人物，没有比弹着琴唱歌更好的方法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里，游击队员一直在弹着吉他唱歌，《蒂凡尼的早餐》里，奥黛丽o赫本弹着吉他，坐在消防梯上唱了那首《月亮河》。我们中国内地自己的电影电视也不缺弹琴唱歌的场面，《路边吉他队》、《吉他歌手》、《吉他回旋曲》，还有《铁道游击队》和《冰山上的来客》--尽管他们弹的不是吉他，但一样动人。还有《欢颜》，还有琼瑶电影和众多的七十年代爱情文艺片。要想让一个人笼罩上细细的光辉，没有比弹琴唱歌更好的办法。
现实生活中，有才艺的人格外容易打动人，然而，大部分才艺都没有弹吉他唱歌的效果来得直接。大学里有个同学，顽劣无比，和同宿舍的人总也相处不好，然而他懂得弹吉他，偶然弹着吉他，低低地唱一曲，听的人立刻原谅了他所有的作为，跟他说话也和颜悦色起来，而且这效果至少能够持续半个月。一个人不可能时时刻刻触动人心，但至少要有一个触动人心的刹那吧。弹琴唱歌的刹那，是竭尽全力强行让自己美好起来的刹那，仅仅是这种努力，也让人感动。
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吉他时刻"，例如我们单位年年都要组织的文艺会演。参加演出的都是同事，十几二十年在一层办公楼上办公，互相帮助、互相温暖也互相使坏、排挤、打小报告。即便没有这些龃龉，就是天天四目相对地看下来也看烦了，何况跳的都是艳俗的舞，唱的都是烂大街的歌。在上台前，大家还为谁抢先穿走了较为合身的裙子而嘀咕着。然而，只要上了台，被灯光打着，裹着貌似华丽的衣服，被几百几千双眼睛盯着，任是最彪悍的人，也要心无旁骛地沉浸其中吧，要抬头挺胸地做英雄儿女状，要努力体会音乐的气氛，工作中的对头被托举到了三米高处，仍要聚精会神地把他接住。舞台是最能激发人光明面的地方，所有人在那时那刻，必须强行使自己美好起来。所以我一边觉得这种会演劳民伤财，在那种时刻却也感动了。
而这点美好，这点感动，这点努力，足够人和人和谐相处上三五个月。一个人身上刹时的光芒，那点细细的光辉，也足够润泽人性粗糙的表面，哪怕只有三天，甚至更短的时间。
逼良为优
香港电影《戏王之王》里有句著名的台词："人过了三十，或多或少要有一些演技傍身才可以的。"
这话有来历。电影里的警局派警察充当卧底，却被识破，连命都丢了，还得到了黑帮头子"演技太差"的评语。于是警察中的文艺骨干分子陈文龙（詹瑞文扮演）被选拔出来，去演艺学校学习演技。进了演艺学校的陈文龙，对演技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演技始终停留在警察局春节联欢晚会上说学逗唱的阶段，将"浮夸、肤浅、分神、表面、造作、生硬、虚假、卖弄、夸张"等等表演的毛病犯了个遍，更何况，新的任务让他徘徊在"自我"和"身份"消失的危机感中，他的内心还在不断追问"演还是不演"？终于怀揣着半生不熟的演技接受了新任务，果然被识破，差点儿丧命。终于他明白了，不演，就要死。
生活里到处都需要演技，有的时候，确实严重到"不演就死"的地步。朋友小胡所在的银行营业部，有人携款逃跑，小胡奉命协助警方追逃，深入"三不管"地区，与群匪斗酒。他必须摘掉眼镜，换了衣装，让他们相信自己在这一行"奋斗"多年，一夜之间，生死相逼下，演技获得突破性进展，最终大获全胜。犹如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生死决斗前的夜晚，用一个时辰悟出了武功秘籍中最核心的秘密。
多数时候虽没有这样严重，但演技仍是生活必需的，而且不必等到三十岁后才学习和施展。从小学课堂上楚楚可怜的"忘记带作业本"到进入公司后的"路上堵车"，一次一次，我们都在磨炼自己的演技，最终总能找到用武之地。大姐黄鹤去谈第一笔生意时不过二十出头，还在大学就读，她换上一身旗袍戴上黑框眼镜，与对方谈论育儿心得，最后出现在招标现场时，手臂上扎着吊针，旁边有个神情冷漠的护士持着吊瓶，这样嚣张、怪异、震人的气场下……她胜了；老兄宋毅为去夜总会解决自己弟弟惹下的麻烦，戴上了粉红色的眼镜，穿上闪亮的衣服，雇了体育系半个班的男生跟在身后，心头不断闪现吴镇宇和尼古拉斯o凯奇的经典角色……他也胜了。生活不一定逼良为娼，生活逼良为优。
要做到这一切，必须要放下"自我"与"身份"，并且放弃追问，就像叶弥成名作《成长如蜕》中的那个弟弟，一旦他放下心中青春的结和原来的执著，也成了商场上左右逢源的好手。因为他终于知道："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
不过，勇敢地展现了演技，却被识破，真是天大的耻辱。朋友H的生意和生活都出了大问题，他却牢牢记着刚进入商场时前辈的训导："出现问题不要紧，要紧的是被人看出来，因此更加得不到帮助。"每天歌照唱舞照跳车照跑，却有朋友看了出来，主动提供安慰，他非常生气，半是恼怒半是自嘲地道："可以侮辱我，但不应当侮辱我的演技！"
要怪就怪这是圆舞
有一种电影，被我称作"圆舞电影"，就是专事表现小圈子里错综复杂、暗流涌动的人际关系的电影，例如澳大利亚电影《马缨丹》。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来自四个家庭和两对情侣，所有人之间都有点或明或暗的联系。A和B有婚外情，A的夫人C在D那里接受心理治疗，D搭上了E的车，E又是B的邻居，B怀疑E杀了D，向警方举报，来破案的是A。他们就像在跳一支圆舞，看似眼花缭乱，更换频繁，却不过就是在有限的几个人中间兜兜转转。世界在这里缩小到只有四个家庭和两对情侣那么大，所有的人物都憋着一股劲，怀着一点暧昧的野心，要把欲望的触须伸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却总是徒劳，总是不得不和近旁的人发生一点关系。大家你挨我，我挤你，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脚尖碰着别人的脚后跟，舞伴换来换去，却还不过是和命运较劲。
有一种关系，被我称作"圆舞关系"，就是那种身处庞大的世界，却只在有限人物间排列组合的关系。且不说陈冠希和他所牵涉到的明星，钻石大王和他身后的女明星们，即便我们心目中白衣飘飘的梁朝伟、张曼玉，一样是这个圆舞链条上的一个环节。A在无线电视台演员培训班是和B在一起，C参选亚姐是D在幕后支持，D还支持过E，E曾经是A的爱人，结果又被F把A夺走，F后来也没和A在一起，F现在的伴侣G曾经和E的前男友H是情敌，一起争过C的芳心。不是逻辑最清楚的人，绝对会被这个蜘蛛网搞混了。
其实每个人都身处这样一个有限的"圆舞关系"网络中，人的精力时间总是有限，把交际圈的半径延伸再延伸，恐怕还是大不到哪里去。何况还有口味脾性在做指引，你交往到的人，永远只是你想要交往的人，你所以为的浩瀚宇宙，不过是属性相近的星星不自觉凑成的一个最小星系。
所以，我随机打开一个博客，链接里至少会出现一个我的朋友。我在豆瓣上随机点开一个成员，他的友邻列表中总有我的熟人，我在MSN上聊到的一个远在巴黎的女孩子，有天忽然告诉我，她的室友，是我最好朋友的干爹的女儿。"六人法则"已然失效，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距离，现在是三个人。
人际关系圈子，不过是一支圆舞圈，虽在不断更换舞伴，但跳舞的人，就那么几个。愿意被圈进来的，也就那么些人，换来换去，换不出什么新意。我卷走了你的舞伴，踩脏了你的舞鞋，或者把你的钟表提前拨到了十二点，都不要怪我。要怪，就怪这是一支圆舞。
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
我总结了这么一条经验：一个谎言，常常等于十个谎言；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
悉德尼o鲁迈特导演的电影《在魔鬼知道你死前》中，财务出现危机的兄弟俩，打算抢劫父母的珠宝店。他们的计划如下：弟弟出面去雇个人来，在周末的下午，趁着珠宝店的店员独自在店里时，抢了营业款就走，保险公司自会负责赔偿父母的损失。但结果却没这么简单，那天，珠宝店的店员请假，他们的母亲亲自去看店，雇来的劫匪不认识她，开枪把她打伤，自己也被打死。兄弟俩开始善后，却发现泥团越搅越大，被雇佣者的女友，伙同她的哥哥敲诈他们，为筹得钱款，他们又得去抢劫墨西哥毒贩，父亲却已经发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
彼得o伯格导演的电影《宝贝好坏》里，男主人公在婚礼前，与四个死党去拉斯维加斯狂欢，并召了脱衣舞娘来房间跳舞，结果失手将舞娘推倒，致她死亡。正巧安检人员接到对他们房间音量的投诉前来检查，发现了尸体，他们又合力杀了安检人员，终于把两具尸体全都处理完，五个人之间却起了冲突，一个接一个被干掉，而婚礼却要如期举行……
科恩兄弟导演的《老无所依》中，牛仔在毒贩的火拼现场，捡到了两百万美金，本可安全脱身，他却多此一举，在夜间重返现场，结果与毒贩遭遇，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变多了：逃跑，把两百万美金藏好，把妻子和神经质的岳母转移，躲过警察的质询……
都是貌似简单的事，却因为一个小意外开始渐渐失控，但若没有这个意外呢？也未必能让事主全身而退，谎言和坏事都是精密的系统工程，导致它麻烦起来的，不是它本身计划的简单或复杂，而是因为，它的不合理、不合法、它的冒险性、它对别人的伤害，使得它天然地比别的事物多几道工序。一个谎，要用十个谎来圆。一个谎成立的基础，是后续的十个谎都成立，一个谎不是单纯的一个谎，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是十个无懈可击的谎。要编造谎言A，其程序应该是由A1……A10到A，而不是由A到A1……A10。坏事也一样，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一件坏事不至暴露的前提，是十件坏事都不会暴露。
所以连岳劝说一位想在十年间完成"1.钓到冤大头；2.让冤大头出钱供她去法国读书；3.再找到下一个冤大头；4.使财富增值；5.擦掉一路走来的痕迹；6.继续往上走。"等步骤的女孩子："我们在揣摩自己的未来时，要首先记住这个常识，它适用于任何职业：无论是坐台还是坐班，不要尝试实现太过繁杂精密的计划，那样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等于一场风暴，一步棋等于十步棋，一个谎等于十个谎加上天意。在做坏事的可能性之前，使我们悚然止步的，通常都不是道德、法律，而是后续的那十件坏事。而不畏这十件坏事，毅然做下去的，不是蠢材，就是强人。
愈救赎愈作恶
我常常给人留下阅历丰富的虚假印象，因此免不了被人请教该如何为人处世。前几天，有行将离开校园的小朋友诚恳地问我："将来，最该提防的是哪种人？"我认真地想，艰难地措辞，然后告诉他："得提防那种找到了持续的赎罪途径以及建立起了良好的自我宽恕机制的人。"
比如《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众人，他们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下作恶，却也清醒地为自己找到了赎罪的途径，因此可以持续地坏下去。女骗子金永花的方法，是不断告诉自己和周围的人，自己是为生活所迫，一念至此，她顿时原谅了自己，下次照旧哼着小曲去碰瓷。老骗子潘知常的方法则是做痛苦的负荆请罪状，骗光了姨妈的钱，却还要以无辜的面貌找上门去，陪了发烧的她一个晚上，顿时就浑身轻松了。崔卫平先生谈起这个电影，认为这里面众多小人物的道德逻辑是"作恶--偿还--再作恶--再偿还"："当一个人作恶时，他知道自己是有后路的，是能够提供偿还的；而当他偿还时，他放松了对于进一步作恶的戒心，甚至同时正在准备着下一次作恶，如此往返，乃至无穷。"
再比如《沉默的羔羊》里，剥人皮的连环杀手，最怜惜小动物；《无路可退》里邪恶的法官，一边收黑钱、草菅人命，一边却在电影院里为伤感电影泪流满面；在路上大声斥责殴打妻子的男人，还助养了若干孤儿，时不时带着鲜花和糖果去看望他们，连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这些手段，是他的偿还，是他为自己的道德焦虑找到的释放之地，是他为自己捐的门槛，是他为自己购买的虚拟道德货币。
中国历史上的例子，也多得很。越是刮地三尺的贪官，越是要写异常恬静的田园诗；越是穷凶极恶的刽子手，越要画毫无烟火气的山水画。一边作恶，一边抒怀，一边为非作歹，一边寻找救赎，一边做bitch，一边香烟缭绕地祭着一个人工处女膜。因为有了寄托，因为有了救赎的手段，因为在另一个地方完成了自己的人格镜像的塑造，作恶更加没有后顾之忧。
近一点的例子……勉强可以算上倪震，他在信箱专栏里警告少女远离四十岁的已婚男人，离开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男友，但他所奉行的，绝不是他在专栏里所称道的人生观。文章是文章，人是人，他分得清清楚楚，他是兰桂坊常客，最喜与少女兜搭，他的经典承诺是，如果女孩子有事找他，"十五分钟即到"。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设定，是林青霞；实际的形象，是芙蓉姐姐。
这样的人身边也有。家财来路可疑的A，每每在饭桌上抨击丑恶现象及社会不公；行事乖张的小人B，天天挂在嘴边的是"明镜菩提"。他们，我从来只敢远远地鉴赏，可惹不得--人家是最没有后顾之忧的。
愈扭曲愈快乐
演过《天使爱美丽》的奥黛丽o塔图还演过一部让人难忘的电影《天使爱过界》。
故事里的天使是美术系女大学生，偶遇住在她家附近的医生路易克，从此开始了疯狂的暗恋。暗恋改变了她的世界观和她所观看到的世界。她觉得，他笑，一定是为了她；他在某处停留，肯定也是为了她；连他的存在，可能都是为了她。于是她陷入痴狂状态，对着任何模特儿，画出的都是他的肖像；出门去旅行，她觉得是得到了他的邀约；她甚至为他谋杀控告他的女病人，为他开煤气自杀。但直到最后我们才知道，他根本不曾和她有过接触；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切，都出于她单方面的狂想，这是一种名为"被爱妄想症"的精神疾病。
但看电影的人，恐怕都会有相同的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不设法与他接触，而宁肯意淫之、偷窥之、假想之？以她的年轻貌美，即便冒失地找上门去，也应该会被他接受；如果她设计个小场景与他搭讪，效果可能更佳；即便他有妻子，恐怕也不要紧，中年男人个个都有危机感，天上掉下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证明他还有魅力，简直是种知遇之恩。她为什么不？
因为，她与我们有异。她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所认定的只有这一种扭曲的方式，她爱上的就是这种扭曲的过程。虽然这导致了扭曲的结果，但这扭曲的方式，这过程，另有一种价值，一种趣味。吞吞吐吐，自我设障，歇斯底里，在旁人看来令人抓狂，甚至被归为精神疾患，但当事人未必是没有快感的。
就像张曼玉有次接受法国的《Elle》杂志采访，"不但大大方方谈论前夫，也不避忌提起现任男友。"林迈克称："这篇访问，香港传媒看见要尖叫的……以窥秘为己任的传媒代表，绝对没有胆识一本正经地问：'影片里你的角色是双性恋者，你本人可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也不会得到磊落的'性行为上没有，但感情上我大概爱过我一些同性朋友'这样的答复。"坦荡提问，可能也能得到坦荡的结果，但这样一来，就失去了趣味性。媒体更习惯跟踪之、偷拍之、假想之、找线人，在卧室对面山头架设高科技偷拍设备，过程愈扭曲、方式愈曲折、快感愈强烈，所得到的结果，似乎也愈有价值。
对这种扭曲方式的热爱，大概是普遍地存在着的吧，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多多少少都有点精神病。我参加的豆瓣小组里，组长披星戴月地删掉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朋友的所有发言，终于酿成风波。有人呼吁："不如坐下来吃个饭好好谈谈？"但，那又有什么趣味，那实在太不扭曲了。
蛇蝎美女
上世纪四十年代发端的黑色电影里，常常有一个标志性的角色，叫做"蛇蝎美女"。她们金发、妖艳、毒辣，诡计多端，坏男人都未必狠得下心的那些时刻，她们却扑了上去。
比如雷蒙o钱德勒编剧、比利o怀尔德导演的那部《双重保险》，其中那位金发女郎，即是典型的"蛇蝎美女"。为了得到丈夫的人身伤害保险赔偿，她色诱保险业务员，设下毒计将丈夫在火车上谋害，那位保险业务员虽为她驱使，却也渐渐发现，她丈夫的前妻，也是她杀的。她还将继女的小男友勾搭上手，并行将一同远走高飞，可怜的保险男准备除掉她，她却先开了枪。
阴郁的四十年代过去了，"蛇蝎美女"这形象却留了下来，经过无数导演的发扬光大，至今还活跃在银幕上。但创造一个"蛇蝎美女"，最重要的前提是，必须要让观众对她所知不多，她必须来历不明，生平欠奉，只负责美丽、投毒、勾引，款款地从楼梯上走下，停在第四阶楼梯上。
一旦对她知道太多，她就会变得立体，甚至获得同情，"蛇蝎美女"这一称号就难得成立。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中，米雪演的那个红姨，其所作所为，就符合"蛇蝎美女"的特征。只是作为电视剧，它的篇幅，它的叙述方式，都不得不给她太多描述，我们于是看到了她的遇人不淑，她的深爱女儿，她的坏事做绝，却也难得快乐。我们原谅了她。
总是这样。那个背景复杂的公司力推的女明星，我们都讨厌她，可一旦知道了她有个不负责任的父亲，抛妻弃女与年轻女人同居，开下等酒吧，用女儿的照片招揽顾客，我们顿时就理解了她。那个陷入不名誉纠纷的男明星，我们都嘲笑他，可一旦知道了他的身世，看到他博客上对家乡的热爱，我们顿时就明白了他。当一个人不属于彻底的黑，也不见容于自命的白，而是存身于一个灰色地带时，他是被同情，还是被鄙视，关键在于我们对他知道多少。
知道了一个人童年的稚态，看过他咿呀学语时候的笨拙，旁观了他投身世道的艰难，参与了他不为人知的血与泪，似乎也就介入了他的生活。于是他的一切作为都易于理解，易于被原谅。不相干的人的疾病是污秽，亲人、熟悉的人的疾病却永远不在传染期；远处的错失永远骇人听闻，身边人的恶行却值得惋惜，而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知道"。知道就是原谅，知情即是牵连。
我们也都在努力地让这个世界知道自己，似乎这个世界知道了我们，就不可能做到全然无视，似乎知道就是救赎，知道就是祈求大爱。犹如迷路的羔羊发出鸣叫，让牧人找到自己，或者一片水让另一片水知道自己，用汇合来免于干涸。
人海孤鸿
科内尔o怀尔德 (Cornel Wilde)在1966年拍过一出电影，讲述一个落单的美国人在非洲的遭遇，电影名叫《裸杀万里追》。
故事主人公和来自大都市的同伴一起在非洲狩猎，众人聚在一起，尽情吹嘘着自己的勇猛，但就在此时，他们遭遇了土著居民。因为沟通不畅，土著居民将他们抓了起来，挨个处死，有的砍头，有的糊上泥巴放在火上烧烤，主人公则在猎杀游戏中侥幸逃生，在茫茫非洲草原上展开逃亡，身后是一群始终不肯放弃追杀的土著们。
尽管它的主旨，仍是展示主人公的勇敢和多谋，比如他的野外求生技能，他的无畏精神，基调仍是对美国精神的颂扬，但当主人公赤身裸体在荒原上奔逃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无比恐慌。那一刻的无援无助是真实的，那一刻的恐惧也是真实的。在那样一个时间地点，只要落了单，只要沟通失效，只要他原本的社会身份被剥离，每个看似无懈可击的人，都会被谪返荒原，成了人海孤鸿，甚至成为被猎杀的对象。
这世界庞大复杂，人的分量却始终如一地轻如鸿毛，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被打上种种烙印，才能够被辨识、归类、放置，才能有重量。我们并不是我们，而是一堆号码、证件、档案的附庸，被它们锚在某个位置上。我们的属性不是天然就拥有的，而是被外界赋予的，一旦离开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些身份烙印的环境，一旦落了单，我们立刻成了荒原上的裸人。
如果华尔街的金融决策人漂流到食人部落出没的荒岛上，他不过是人家的一顿晚餐，掌握再多的金融战术也于事无补。如果我那颐指气使的上司在去欧洲旅游的时候脱离了团队丢失了护照，他不过是一名语言不通的黑人，在乡下的餐馆剥蒜、在餐馆后堂洗上很久的碗碟。如果我在某个火车站遭遇小偷，丢失了所有的证件和钱物，在亲戚朋友赶来救助之前，我不过是"火车站广场上那个捡汽水瓶子的小伙子"。
这种打击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到来，"身份"所能提供的保护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缝隙：被送进医院，成为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在街上被车撞倒，无人施以救援的刹那，那荒原立刻出现在了身边。而当某位明星在风光无限的舞台上突然遭遇暴力的时候，一篇最切中要害的评论中说："她也是一个人海孤鸿。"
所以每个人都要伸出自己比章鱼还多的触须，努力和这个世界产生尽可能多的联系，让"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每个人都要牢牢抓住可以抓住的一切，作为自己的坐标、支点、标记，谨防丢失。
《裸杀万里追》的最后，主人公又回到了美国人筑起的小城堡，追在他身后的土著们，看着他被救走，露出了悻悻的表情。但即便他回到他的世界，他仍有可能，在某个时间，成为人海孤鸿。
脱节不是一种罪过
倪萍说，她之所以从主持人的岗位上退下来，是因为自觉与时代脱节了。
她曾是最紧跟时代的典范。电影的黄金时代，她演电影。她浓眉大眼，有种粗粝但异常清新结实的美，几乎是应着那时候的审美标准而生。《山菊花》、《祁连山的回声》里，她能文能武，妩媚也有，刚毅也有；电视综艺节目刚刚兴盛起来，她成为最具亲和力与知名度的主持人，进入几代人的影像记忆；刚流行明星出书，她就写了《日子》，连当年我们那毫无文艺风气的单位都人手一册。图书室里进了一本，半个月就被翻看得稀烂，不得不再去补一本。熬过了女演员最尴尬的年龄，可以去演母亲或者嫂子了，她又及时地回到电影和电视世界里。但现在她说，她觉得她和时代脱节了。
这就对了。每个时代捧在手上的都是青年人，兢兢业业奉行的，是青年人的价值观。一个人，如果一直跟得上，一直在潮头，一直兴致勃勃，像打了鸡血，几十年如一日，倒有点不寻常，有点妖异。
几十年，绝不如一日，这中间，有无数变化、反复、波动，即便在同一天里，内心也云蒸霞蔚瞬息万变。"几十年如一日"即便作为修辞，也还是不够恳切。这是个圈套。就算当事人愿意静止不动，还有时代在一边催逼。所以人最渴念的幻境，也是漫画和美剧必备的，就是一个时间静止、拥有无数平行空间的幻境。豆豆一直六岁，丁丁永远年轻，白雪永远不会成为一只流哈喇子的老狗，《欲望都市》中的几个女人，永远光鲜美丽，《六人行》里的六个朋友，永远欢聚一堂，分享青春的甜糖。那些显示了时间流逝，人生进展的情节，例如结婚、生孩子，除非收视率下降，或者负责扮演他们的演员在现实中的真身再也无法承载这个幻象，否则绝不会出现在剧情里。
但在美剧以外的世界里，在不是作为漫画人物存在的我们这里，盛年过去，与时代脱节是迟早的事。适当地脱离时代，适当地老去，适当地显露真身，都是迟早的事。只看当事人是不是愿意接受。
所以，看到一个人这样自然地承认自己与时代脱节，坦然地接受自己的盛年已去，而且这个人还是倪萍，让许多人附加在脱节感上的犯罪感减轻了一点。
我也要勇敢地承认，iPod上很久没有加新歌了（音乐追求的停止是最能显示脱节度的金指标）；《风云决》上映，在电影院里，周围的年轻人放声大笑，而我茫然四望，不知道笑点在哪里。
那也就不必强笑，就不如带着还剩3.5G空间的iPod，静静沉入时代的最深处。
倾国倾城的只是机遇
我常想，多年前的某一天，如果李康生常去的那家电玩店停电，现在的他，会是什么样？
他可能结婚、生孩子，在某个公司谋得一个职位，安安静静地上班。或者自己开起一家店铺，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他现在照旧四十一岁。但现实的情况是，1991年，导演蔡明亮在西门町的那个电玩店里发现了他。
他祖籍湖南，生于台北，高中毕业后，参加大学联考落榜，从此开始打工。他做过保险，当过服务生，平时经常去电玩店，就在那里，在人声鼎沸的电玩店里，蔡明亮看见了他。以他内向的性格，被陌生人反复打量，可能会感到十分不自在，他可能别过头去，也可能横了蔡明亮一眼--这照旧是我的猜想。
遇到蔡明亮之后，他成为蔡明亮的安托万--不，比安托万更完整地将人生交付给了电影，他主演了蔡明亮的全部电影，《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河流》、《洞》、《你那边几点》、《天桥不见了》、《不散》、《天边一朵云》，以及最新的《脸》，并在1994年凭《爱情万岁》获法国南特影展最佳男演员大奖。他也出现在其他导演的电影里，王童的《无言的山丘》、林正盛的《春花梦露》、许鞍华的《千言万语》。他甚至有了自己的导 演作品，2003年导演的《不见》和2004年导演的《帮帮我》，都曾在电影节上获奖。
而与他同时被发现的，还有陈昭荣，他那时正在餐厅勤工俭学，遇到蔡明亮后，与李康生一起主演了《青少年哪吒》。他现在是台湾电视界的"本土一哥"。
如果电玩店那天停电，如果那个餐厅那天没有营业，这一切恐怕都不会发生。但我感兴趣的不是命运的偶然性，而是，当机遇送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也顺利地接了过来，并且胜任了它。当时如果不是他们，也有可能是别人，接过机遇，改写人生。我不否认他们的资质，但有这个资质的大有人在，就是说，其实谁都可以，只要相貌、智力在水准之上，只要得到某个机遇，即便那个机遇与自己一向的理想、经验离题万里。
我们的想象还可以继续蔓延下去，如果十五岁的流浪儿特吕弗没能结识安德烈o巴赞，他能否成为后来的特吕弗呢？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之前，特吕弗就对电影满怀热爱，并试图创办电影俱乐部，但如果他没得到这个机遇呢？如果林青霞在她十八岁的某天没去西门町大街上逛街呢？--我们都知道，她就是在那里被星探发现的；如果张家口市赤城县宁堡乡东栅子村的女孩魏敏芝在张艺谋为《一个都不能少》挑选演员的那天，没去上课，或者没有因为大声说话而引起注意呢？我们也知道，她后来出国去夏威夷杨百翰大学读书，曾以流利的英语主持这个学校的合唱团音乐会。
我们不知道如果电玩店那天停电、西门町那天下雨，他们现在会怎样。但却知道，换个人，一样胜任他们所得到的机遇。从没有倾国倾城的人，倾国倾城的只是机遇。
琼瑶未必当真
有朋友打算做服装生意，熟人在背后嘲笑她："她从来不是穿衣服，她是被衣服穿了，怎么还做服装生意？"
当真有本事的人，都是不会被自己所做的事情拿住的人--上山打老虎而不会被老虎吃掉，演疯子而没有当真成了疯子，把别人拉去传销而自己只是做做讲师。例如琼瑶。前两年《又见一帘幽梦》热播，并且创下1.99%的收视率，"位列同时段全国市场第一。"关于她的那些评论又来了，简直听得人耳朵起茧子，人们说她矫情、肉麻、自恋、不现实、热爱幻想，她让紫菱仅仅凭着漂亮得到一切，几乎算是不人道。
可是女人，女人都有一点不现实，一点热爱幻想、一点自恋、一点肉麻、一点矫情吧。恋爱中的女人，尤其如此，恋爱中的一切人，也都是如此。琼瑶完全掌握了女人的心理，做的就是女人生意，你希望女主人公漂亮？好，我就把她写漂亮。希望她瘦？她就纤腰盈握。希望她是来历不明、气息纯洁的神仙姐姐？那我就让她是孤儿，绝对没有家庭关系拖泥带水。希望成为男人生活的重心？那我就安排两个男人同时喜欢她。还不满意？三个也没问题。总之，她像一间服装店，可以胖显瘦，矮显修长，进门的时候给你打绿光，出门的时候打橘红的光，让你容光焕发。她自己就是女人，她知道女人要什么。
至于她自己？她从不是她笔下楚楚可怜做着绿窗幽梦的女主人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从作家到电影监制到电视剧制片人，她始终是先锋。她清醒地知道人们要什么，自己能给什么。她的婚姻就不说了，堪称史上最经典个案之一，至于事业--她把手下的明星认做干儿干女，她是台湾电视界少数几个新剧出笼可以不用上通告的制片人，她是她世界里的慈禧太后。对于她大力宣扬的那些事物，爱与梦，她是很相信但又不大相信，既沉浸其中，又成功地抽身而去。她是把爱情当衣服穿，而没有被爱情穿了。
有本事的人，都是很相信又不大相信的人，绝不会人戏不分。就像琼瑶电视剧里最受欢迎的女明星刘雪华，在戏里，眼睛动辄就雾蒙蒙了，私下里却是麻将好手；就像曾经为琼瑶电视剧唱过主题歌的孟庭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背景音乐几乎都是她那些忧郁的歌，私下里，她活泼得很。
只有没本事的人，才动不动当真，从戏里哭到戏外；自己卖花，头上就戴朵大红花；看上几本音乐家传记，就当真以为吸毒可以带来灵感；以为挥刀自宫，就能练就葵花神功。
有的时候，看电影，为的是报仇，向庸常的生活报仇。
用天赋本钱报仇，是最扬眉吐气的一种。《灰姑娘》的故事固然已经谙熟在心，《水晶鞋与玫瑰花》的电影却还是要看的。我们眼巴巴地等着灰姑娘拣完豆子去参加舞会，比自己参加舞会还热心，因为知道她铁定是全场最美的一个。她终于进了舞厅，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我们的血也"嗖"一下涌上头顶。等的就是这一刻。舞会确是从前的少女让更多人知晓自己的美，用自己的美向生活报仇的最好仪式。巴西电视剧《女奴》情节异常紧张，但庄园里的全体女人为伊佐拉制作舞衣那一段却拖沓无比，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她在舞会上一定会艳惊四座，所以一定要延宕这快感的来临。看奥黛丽o赫本主演的《窈窕淑女》、茱莉亚o罗伯茨主演的《风月俏佳人》，为的也无非就是这个，等的就是她们换下旧时衣裳，令全场屏息的那一刻。
用后天修炼来的本事向生活报仇，也照旧大快人心。邵氏武侠片里，全片的精华就是王羽、狄龙或者姜大卫，重出江湖，哐啷啷一声，拔出那把高人赠予的宝刀或者宝剑，准备展示苦练来的武功的那一瞬间。武侠片成立的基础，就是报仇情结。它不一定非要有一个报仇的故事核，但可以用这种修成盖世奇功、吐尽恶气的方式，替我们向庸常的生活报仇。具备这种效果的，也不一定是武侠片，《下一站，天后》里，金大喜历尽波折终于上台唱歌那一瞬，一样令人痛快无比。
庸常的生活里，如果还有期待，期待的就是那一刻。看"007"系列，冷艳美女的诱惑也好，克格勃的追杀也罢，都不够惊心动魄。最激动人心的是，007貌似毫不在意地说出："我是詹姆斯o邦德。"苦守寒窑十八年，等的就是这句话。
也不一定是电影，报仇的机会多着呢。2005年《超级女声》那样火爆，大约就是迎合了群众意欲扬眉吐气的心理。大家花钱花时间，为的就是推选出一个人来，用天赋的本钱也好，后天修炼的本事也好，向生活报仇。向生活的波澜不惊、缺少奇迹、灰暗无光报仇。最具资格的当然是张靓颖，她站到舞台上开口唱歌，震惊全场。我们等的就是那一刻。后来几年的都不好看，就因为它掺杂了别的东西，丧失了观众心理上的支持。而《美国偶像》、《英国达人》一直好看，就是因为始终不敢丢掉它所依赖的心理基础，始终坚持以精细的工业化的方式，选个代表替群众出口恶气。
渴望扬眉吐气是人的本能，侄儿喜欢《丑小鸭》，他至少要他爸爸妈妈给他把这个故事讲过五百遍，就等着听丑小鸭发现自己已经变天鹅的那一瞬间。五百次了，还照旧欢呼雀跃。
我也喜欢。路过彩票站，有人塞给我一张宣传单，下岗女工准备买耗子药与全家同归于尽，临时起意用这钱买了彩票，中了一千万。管它是不是真的，这个故事我喜欢。
像刘德华一样正常
一直很佩服一种人，在不正常的环境里，保持正常生活的人。
英国电影《艾琳娜的手掌》中的女主人公，即是这样一种人。五十岁的老太太，为了给生病的孙子凑到去澳洲接受免费治疗所需的路费，万不得已到风月场所下海。即便如此，她仍打扮得体体面面前去上班，仍竭尽全力使得周围的环境柔和起来。她在那没有窗户、阴暗狭窄的"工作间"里，挂上从家里带来的一张小小的风景画，在桌子上放上家人的合影。这样不正常的环境里，她仍在细处着眼，仍然贯彻着自己的生活方针，为自己布置起一个小小的气场，在那个气场里当家做主，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电影《狗镇》中由妮可o基德曼饰演的女主人公，也是如此。流落异乡小镇，为小镇居民做苦役，在屡遭虐待蹂躏的苦境下，她仍设法攒了钱，在小镇商店里买了陶瓷小人回来，一个一个地买，直到攒够一套。这积攒的过程，是保留希望与热爱的过程。小镇居民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后来他们惩罚她时，就去打碎她的陶瓷小人。他们大概十分嫉恨她，竟将自己的世界保存得如此完整、丝毫不为所动，让他们的凶狠都成了徒劳。
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善始善终的人，身上常有这种素质。比如莫文蔚，在那样一个圈子里，保持爱情形态的完整；比如陈松伶，当年刚步入娱乐圈的时候，还是学生，她时常带书到片场去，在拍戏的间隙，拿出书来读，曾经很是被嘲笑，但她若不是被那些读过的书护着，以她十五岁与家人失和的经历，以她的身世飘零，她至少也应当是第二个蓝洁瑛，然而没有。她读书，书是她的护身符。
又比如刘德华，身为演员，却始终保持正常的饮食和作息，所以他虽是HBV携带者，却始终没有发病，并能成为乙肝防治宣传大使，为一亿HBV携带者作最好的形象代言。救了他的，是他的生活。
正常的生活形态，是保护，也是拯救。斯蒂芬o金的小说《玫瑰疯狂者》，最感人之处就在这里。书中的女主人公，丈夫有严重暴力倾向，她的家庭生活要务之一，就是接受殴打。逃出丈夫的控制后，她艰难地谋到了一份职业，在动荡之中，仍设法保持自己生活形态的健康完整。她租了一间小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买了一幅廉价的风景画挂在墙上。在小说里，最后是那幅画救了她，但又何尝不是在暗示，是她的生活救了她？
所以，旧时的戏班子里，严格规定学员作息，不留残妆过夜，就是要确立一种自律的生活方式。人可以是戏子，但不能活得像个戏子，昼夜颠倒，晨昏不分，嘴角挂着妖艳的笑，唇上留着昨夜的唇膏。
让一个人成为戏子的，不是这身份本身，而是他的生活方式。
北野武的花
看到朋友的一篇文章，他说，办公室有个美艳无比却冷若冰霜的女同事，着装无懈可击，做事近乎完美，完全可以媲美007 电影里的女特工。然而有一天，他在复印室遇到她，却见她还穿着昨天穿过的衣服，神色有点疲倦，丝袜也钩破了一点。他甚至有点欣喜，因为看到了她的瑕疵，因此在完美之外，添了一点亲近。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寻找一点人性的缝隙，我们乐于在冷酷中发现被掩盖的温柔，在刚硬的人身上窥见脆弱的刹那，在绝对秩序中，寻觅人灵魂的波动，在固若金汤的世俗的城池里，寻找可供攻破和缝合的缺口。
在北野武的电影里看到他画的花的刹那，就有这样的惊喜。在《花火》中，最让人难忘的，就是那些北野武的画作：一匹白马，头是一朵金灿灿的葵花；两只蝙蝠，头是水红色的兰花；甚至猫眼，也是白色的马蹄莲花；还有绽放在黑色夜空里的，灿烂的焰火。还有反复出现的樱花主题，碧蓝的河水边的樱花以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那张画：在粉红色的樱花深处，一个穿着灰绿色衣服的人的背影，在他身边，一把短刀插在泥土里。还有，我最喜欢的那张画--它出现在末尾的字幕里：穿着花裙子的小女孩，站在开满红色和粉色花朵的墨绿色旷野里，花朵渐远渐疏，逐渐成为墨绿色背景上鲜艳的点，墨绿色像是暮色四合，而鲜花没有什么畏惧，"非常地骄傲"。
这冷酷、半边面瘫、喜欢展示暴力的男人，喜欢画画，而且喜欢画花。而他的近作《阿基里斯和乌龟》，索性讲述画家的生平故事，并再度展示他的七十幅画作。
这是我们乐于在他人身上见到的一种情形，是我们在世事艰难中最天真的一种渴求。由此，它也成为小说和电影最乐于采用的叙事模式：硬汉也有柔情，妓女也有真情，乖戾的老妇刀子嘴豆腐心，石缝中有小花，野百合也有春天，灰熊也有灵性，土匪在最后关头动了恻隐之心。在那些不可能的人身上，在那些最没有可能的时刻，忽然出现了豁口，并且割裂开来，显示出了灵魂最完整的图景。
一个人，最吸引我们的，最能引诱我们与之契合的，比身体的赤裸更接近赤裸的，就是人性的缝隙袒露的时刻吧。塞林格的《献给爱斯美的故事--怀着爱与凄楚》中，那个女孩子引起主人公注意的动作之一，就是她在合唱中的心不在焉，她的鼻翼翕动，那说明她在悄悄地打呵欠。甚至在冗长的会议中间，两个借口吸烟溜出，在天台上遭遇的、曾是工作对手的男人之间，也会有刹那的惺惺相惜。
我们也乐于在一切庄严的场合，搜寻人性波动的刹那，就像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看到队列中那个过分紧张的、不住地观察周围同伴动作的演员；还有入场式的人海中，欢迎队列里，两个女孩子片刻的耳语。那人性的缝隙，并没有妨碍它的庄严，反而使它具有了一种恰当的亲切。
璩美凤版《密阳》
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密阳》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申爱带着儿子到小城密阳去生活，儿子却被绑架并被杀害。在极度痛苦中饱受煎熬的申爱向宗教寻求慰藉，进而决定去原谅自己的仇人，但当她来到监狱中向凶手宣布自己从宗教中获取的心得以及自己的原谅时，杀害了她的儿子的罪犯却宣称，自己也皈依了上帝，并已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原谅。
如今，《密阳》有了现实版，而主人公就是曾担任中国台湾地区新竹市文化局长的璩美凤。2008 年2 月26 日那天，璩美凤穿着黑衣，到桃园女子监狱去迎接沈嵘出狱，而沈嵘，七年前曾是《独家报导》的发行人，而《独家报导》曾以随刊附赠的形式，传播璩美凤性爱光碟。沈嵘因此被判妨害秘密罪，入狱服刑两年。在监狱门口，她们拥抱、落泪，轻声道歉、原谅。这一切均被守在门口的媒体摄入镜头，其中包括四十名《独家报导》的员工，还有璩美凤担任主播的澳亚卫视的摄影队伍，她专门带着他们前来跟拍。
这不是真正的原谅，这也不是真正的道歉。真正的原谅，不会这样事先张扬声势浩大，真正的道歉，也绝没有这样云淡风轻。沈嵘父母，更不会以送上千万豪宅作为红包的方式，迎接"满怀歉意"的女儿回家。璩美凤并没有放下，沈嵘和她的家人也并没有真心愧疚，所以，这一切《密阳》才会显得这样温文，这样体面，这样和谐，却这样令人不安。即便旁观者，也能感觉到那股汹涌的情感波涛并没有得到释放。
毫无疑问，璩美凤是受害者，她在人群的接受度和经受冲击的阈值还没那么高的时候，以比"艳照门"更为惊骇的方式，被迫站到了世人面前。而作为受害者的她，在七年的日与夜的流转、晨与暮的交替之后，终于决定去原谅，但璩美凤只是借用了"原谅"的形式，以牺牲和扭曲自己真实感受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反思。但不论是原谅还是反思，都需要作恶的那一方用承认自己的恶来配合，而现在看来，那边并不承认自己的恶。那边的云淡风轻给她最大的震惊是，无论她的原谅还是反思，原来都是没有价值的。
原谅，一定要建在双方地位不对等的基础上，不论心理、经济的地位，原谅的那方都要高出一筹，一旦地位不对等的位置恰恰相反，原谅就会落入尴尬的境地。就像《密阳》中的主人公，高姿态地去原谅伤害自己的人时，却发现对方的姿态比自己还高，当她以为自己已经"得道"的时候，却发现对方的"得道"比她还早。而璩美凤面对曾经推自己下悬崖的人时，也不得不发现，双方的地位并不对等，对方的境遇比她要好，而在内心深处，对方甚至从来没有真正忏悔！
常常听到别人说"放下"，而"放下"的真谛应当是真实面对自己，爱就是爱，恨就是恨，没有"放下"就是没有"放下"，承认这一切，才是真正的"放下"。而不能真诚面对自己的结果，就会让爱与恨不但没有得到释放，反而陷入了僵局。
惊人相似的事件，总是同时出现。十年前，韩国歌手白智英被前经纪人男友金始原拍下长达四十分钟的性爱影片，他并且将影片公诸网络牟利，遭她控告后潜逃美国，后来又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在洛杉矶被捕。白智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去监狱门前接他吗？
张爱玲的匮乏是我恻然
据说，当年，作为王佳芝原型的郑苹如，"从没动摇过"。年轻、貌美、家境殷实，又会玩，玩得好，玩得漂亮，诸种因素，使她轻易地成了上海滩的名媛。1937年7月的130期《良友》杂志，她是封面女郎。流传至今的照片上，仍然可以看出她的风韵，不是无可挑剔的美，可是饱满、洋溢、自信--女人受欢迎，只有百分之五十是因为相貌。
所以她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缺的女人，大概不大容易被打动，尤其不会被矮小猥琐的中年男人打动。所以，现实中，他们的刺杀行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她的同志们行动不够谨慎，而刺杀对象丁默村又太过谨慎。所以，一旦听说《色，戒》开拍，郑苹如的妹妹在美国洛杉矶召开记者会，所要澄清的事实不过这几点：她们家教极严，她姐姐不是交际花，而且，自始至终，她没动过真感情--背后的意思还是，她什么都不缺。她缺的只是一点点刺激，一点点假想中的来自家国的荣誉，对于她那样一个清白慎重的女学生来说，"佳人"显然是已经当定了，但还要配上"乱世"才完美，况且还是那样理由铿锵、万世流芳的"乱世佳人"荣誉称号。这点刺激，这点荣誉，促使她去做一枚棋子，促使她慷慨赴死。在别的方面，她什么都不缺--她甚至都没主动表现出要点什么的愿望--连命都不要了。
而在张爱玲笔下，在李安的《色，戒》里，王佳芝动了真感情。她的感情世界白纸一张，所以她全盘接受了第一个对她好的男人，当他是天地鸿蒙第一个人。何况这男人在她作为特勤的剧本里，早被规定好了，是她必须要接受的人。她有理由、有动机、有推动力去接受他。他还弥补了她的匮乏，感情的、情欲的（像洗了一个热水澡）、物质的（大衣或者钻戒或者几百块钱牵系的被呵护感），也许还有一点权力带来的尊荣。《色，戒》里的王佳芝，什么都缺，什么都要，她或许只是一个纯白混沌的女孩子，只是被那个男人激发着，成为一个什么都要的女人，但她毕竟被激发起来了。郑苹如的家人，最气不过的，大概是这一点。
于是我想到张爱玲。都看出来了，她花了三十年才写了二十八页的《色，戒》，是经过改装了的她的故事。她想说明，她有多么恨胡兰成，她那样经过良好的大家庭教育的、善于掩盖自己感情的人，有多么恨胡兰成，恨到三十年以上，恨到不动声色、若无其事，但还是恨。她又想要为自己辩解，想说明她只是因为感情，而不是因为他是什么人，"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而这感情，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结果，甚至让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爱推到"色"那样不堪的境地去进行全盘否定。所以和菜头说："张爱玲最大的悲剧不是爱上一个汉奸，而是全心全意爱上一个男人。"
于是我又想到她的匮乏。她笔下的世界那样富丽，大家庭的器物服饰那样丰裕，但她实际上非常清寒，连胡兰成都说她"并不买什么东西"。写《色，戒》的时候，在美国，她甚至要靠领救济过日子，所以她笔下的王佳芝最终被一个戒指打动了。至于感情世界，在那样冷漠的家庭里长大，在流离中辗转，这样的匮乏中，胡兰成确实是她天地鸿蒙第一个人。她确实无法想象，郑苹如可以不动真感情。
在匮乏之中去爱，在匮乏中匀出爱去爱，是多么艰难。想到张爱玲，还是有点恻然。
欲望的密码
电影常会泄密，常会告诉我们，它的创作者最隐秘的欲望模式是什么。
凡是看意大利导演丁度o巴拉斯的电影到三部以上的，都会发现，几乎他电影中所有的女主人公，都是一般模样：丰腴、艳丽、眉眼浓重，而且常以背部示人。瘦女人在丁度o巴拉斯的剧组里，恐怕连一份供茶水的工作都找不到。凯特o摩斯在他眼中，恐怕就是一个地外生物。他也并不掩饰他的喜好，大部分他作品的海报上，总有一个丰腴女人的背--那或许是他所认为的，女人最美最性感的角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欲望模式，一个青铜的模板，一个偏执的角度。当年看《烟雨蒙蒙》，印象最深的是军阀陆振华，所有他爱过的女人，不管是抢来的，还是明媒正娶迎进门的，总有点地方像他当年贫贱时候无望地爱过的那个女子。不是眼睛像，就是嘴巴像，他最宠爱女儿心萍，也是因为她最像那个女子。他像集邮一样收集女人，永无餍足，只因为，每一个女子，都只有一点像当初的她，却不是她。所以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爱里面，总有点因由。
又比如黎明，最近终于承认已经和乐基儿结婚，而乐基儿和黎明的前女友舒淇一样，都有着相似的厚嘴唇、泡泡眼，因此被称为"翻版舒淇"。选择乐基儿作为恋人和妻子，大概不是因为黎明念念不忘舒淇，她们背后，说不定还有一个原型，有着她俩共有的嘴唇、眼睛，却也有着她俩永远无法企及的优点：她是黎明的青铜时代，是从此以后他一切爱恋的模板。她说不定还在北京，早已成为胡同里一个臃肿平庸的妇女，却不知道，自己决定着几千里之外，一个男人微妙的宠爱。他不可能回去找她，却任由着她，成了他生命中的密码。
又比如张艺谋，终于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选择女主角之后，他身边的女子，却还是一般模样，甚至眼神、表情、气质，都像一家几姐妹。偶然也有不在这个范畴内的女子在他的作品里惊鸿一现，却终究红不起来。他恐怕也不是故意的，但他心里有个空着的模子，等着活生生的人往里填。再比如某才女，身后的男人，一律是老才子。他们的原型是谁呢？是她的父亲，还是教过她书法的某个人？静静的书房里，一点点弥漫开的墨香，温厚的声音在背后，讲述着书法的要领，偶然有一点墨汁湮到了羊毛毡上，看似意外，也有着不可预期的美。她恐怕一辈子都在寻找那间书房。
生命的密码多半由此而来，不断重复的温暖场景，一点温柔的回忆，在还没有能力把握、也没有资格争取的少年时代出现。因为从没得到，所以无比完美，从此成了一生最固执的愿望，安静而凶猛地潜伏在每个细胞里，在某一双眼、某一张嘴出现的时候，猛猛地荡了一荡。
再见，隔膜
有时候我会讶异于电影里那些对人类精微感受的精确描绘，例如意大利导演马可o贝洛奇奥的电影《再见，长夜》里的某个刹那。
主人公安娜过着分裂的生活，白日里，她是公司职员，离开公司之后，却是恐怖组织的成员。她和他的伙伴们一起，认为自己将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在他们组织最重要的一次活动中，他们绑架了一位政界要人，把他藏匿在城中一个民居的密室里，而安娜则和她的伙伴扮演起了男女主人，出面应付上门来的邻居和各色人等。这个内心敏感细腻的女子，其实已对这所谓的理想有了怀疑，但真正她内心动荡的，却是最平凡的一个刹那。某个早晨，她乘公交车外出，车上有一群女人，在那里谈论家人、天气、蔬菜，就在那里，马可o贝洛奇奥用最冷静的镜头，表现出了她所感受到的隔膜，她盯着她们，几乎出了神，她们感受到了她的目光，狐疑地打量着她，她只好转过头去。那种隔膜，是她被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结果，她自绝于人群之外，自绝于真实的幸福之外，成为一个离魂异客，和如她一样的女人们都有了隔膜。
隔膜有时是自我保护，是在情感、生活遭受巨大重创时，由自身分泌出来的一种情感阻断剂，让感受仅仅停留在表面，让痛苦和欣悦一起麻木，以免激起更深刻的内心动荡。像以色列作家阿摩司o奥兹在他的小说《了解女人》中所写的那样，主人公约珥在妻子死去之后，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只有一种持续不断的模糊感觉，觉得他没有真正醒来……这一切仿佛都在睡梦中。如果他仍抱有希望，他就必须从这浓雾中走出来。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这沉睡中醒过来，哪怕为此罹受一场灾难。真希望有什么东西能切开那像子宫似的从四面八方包裹着他、窒息着他的柔软肥腻的胶状物。"
印度女作家基兰o德赛的小说《失落》中也曾描绘这种感受，赛伊的祖父留学剑桥，在异国他乡，他不被容纳，始终与周围的一切有隔膜。当他在杂货店购物，听到老板娘说，她的丈夫也用同样的剃须刷时，他讶异于"他们居然有着相同的人类需求，还有着私密性的联系"、"这大胆的想法让他一阵眩晕"。
但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这沉睡中醒过来"，就像李安的电影《色，戒》里的那个刹那，王佳芝放跑了易先生，在黄包车上，眼前的一切突然清晰了、缓慢了，她盯着黄包车上的风车出了神，她的过去是一出倩女离魂记，而现在身魂合一了，她醒了。那一刹那，我们全都知道了李安要说什么。难怪陶杰说："那漾开的、看似无关的一刹，是华语电影最值得铭记的一刹。"
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
可能很多喜欢电影的人，都和我一样。费里尼作品不过八部半，我看过不到一半；塔尔科夫斯基作品只有七部半，我是借着一次影展，才全部看全；更别提伯格曼、安东尼奥尼、基耶斯洛夫斯基，或者黑泽明，每次要看他们的作品前，都得像小时候终于决定要写作业一样，下一番决心，才敢按下"播放"键。甚至不止他们，任何一个电影，只要听过别人的称赞，知道它确实是好的，就足以让我失去观看的勇气。
不是因为担心他们晦涩、艰深、缓慢，不是，而是因为我已经领教过了那些大师之作的厉害，伯格曼作品总让人想起不愉快的童年，大卫o林奇总让你逼视自己内心的恐惧，基耶斯洛夫斯基仿佛神谕，总要穷极命运的可能性。《黑暗中的舞者》让我整整几天都悲愤不已，《北极圈恋人》让我恨不能冲进银幕，去杀掉那个电车司机。和他们相比，还是好莱坞动作片来得妥当，英雄总在最后一分钟剪断了定时炸弹上的红线或者蓝线，从而拯救了整个地球，弱女子永远在最后关头摸到了一把刀，干掉了在万圣节杀光了整个小镇居民的杀人狂。看一部撼动人心的好电影之后，永远需要再去看十部大快人心的电影，去消除它的不良影响。所以，我的观影记录里，多的是商业片和B级片，豆瓣"恐怖"、"惊悚"标签下的电影，我看过八成以上，尽管我承认，它们大多数都是垃圾。
不只电影。所有那些太美的、太好的、太深刻的、太慎重的、太重大的东西，总让人下意识地想去躲避。
最好看的那件衣服，我没敢买；朋友中最想接近的那个人，我不敢和他多说话。这些过分美丽的东西，一旦和我们的生命发生联系，总是有着过分强悍的撞击力，潜意识里，我们总害怕它们会改变我们生命的部分或者全部，在它们面前，我们总要绕道走，就像在质量过大的天体附近，连光线都要拐弯。
千辛万苦地到了华山，第二天一大早就要登山去看日出了，我下意识地睡得很晚，第二天声称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想爬山。尽管朋友一再保证可以让我坐缆车直到山顶，我还是没有去，而是在山下的宾馆里，打了一天的扑克（其实我根本不喜欢打扑克）。当他们下山之后，告诉我，山顶日出是多么绚丽的时候，我竟然暗暗松了一口气。
不只是我如此。中秋的晚上，城里放烟花，我和朋友们已经筹备了好几天，为的就是早早去看，临到头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有意无意地拖拖拉拉，有人迟到，有人拿了别人东西需要顺路拐一下去送，有人居然在距离约好的时间只有半小时的时候开始剪头发，大家齐心协力地节外生枝，终于错过了烟花最盛大的时刻。在潮水一样退离现场的人群里，刚刚抵达的我们，居然如释重负。
我们在怕什么，或者是在躲什么？是像《暗涌》中所唱的"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还是因为我们知道，生命中的华美和不可思议都有定数，享用一点，就消耗掉了一点，必须积攒着，等待它在将来，以更盛大的方式呈现？或者是因为，我们自知已经经受不起那种撞击，需要急急躲避？
所以，日本AV里，美丽的女郎，总要配上一个猥琐的大叔，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梁朝伟和张曼玉走到一起，所以谢霆锋和张柏芝一旦成为金童玉女般的绝配，我们就要担心前面有不好的事情在等着他们。糖要少三分，幸福要欠着点，在所有快意的时候，都要有片刻的犹豫。
因为，越美丽的东西，我们越不可碰。是不可能，也是不能，这是人生的禁忌，也是命运的谶语。
矫正叛逆者的两种武器
之前在京沪两地上演过的音乐剧《发胶星梦》，改编自约翰o沃特斯1988年的同名电影，宣传文章里说，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故事。
四十岁以前的约翰o沃特斯，大概从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与一个充满爱的故事有什么瓜葛。他生于1946年，少年时在天主教学校就读，充满清规戒律的环境反而激发他的叛逆性格。他就是在那里与格兰o米尔斯蒂结识，后者后来成为他电影中的标志性人物。在约翰o沃特斯因为吸毒而被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开除后，他回乡创办"梦幻之地"电影公司，慨然开始他的电影生涯，拍摄了《罗马蜡烛》、《吞吃你的化妆》、《尘世垃圾》和《多重疯癫》等作品，而格兰o米尔斯蒂以三百磅的体重，在他的电影中反串女角，成为约翰o沃特斯的"圣女"。
沃特斯1972年的作品《粉红色的火烈鸟》，就由"圣女"主演。这部作品在成人影院上映，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赢利最多的地下电影，同时也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淫秽、最恶心的电影"。印象最深的沃特斯作品就是它了，深夜观看，忍不住骇笑，心头接连浮现出一个接一个的"这样也可以？"
要使叛逆者得到矫正，回归正道，有两个武器，一是成功，二是年龄。一计不成，还有一计。成功是最好的矫正，老去是最好的招安。要改造坏孩子，就让他当班干部；要让叛逆者温顺，只需等他慢慢变老；要让梁山泊成为园林绿化先进单位，就给宋江一个官做；要让P.J.Harvey不再号叫，并且穿上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只需要等她到三十九岁；维托o唐o柯里昂一旦成了"教父"，自然会去寻找合法生意，曾经的激进派一旦年老，自然会痛改前非地转变成保守派。以成人电影获得成功的约翰o沃特斯，立刻获得了被矫正的资格，好莱坞来找他拍电影，商业片在他这里寻找一点灵感，他获得到处巡回演讲的资格以及给囚犯上电影课的机会。
1988年的电影《发胶》，标志着他已被主流接纳。2002年，新线公司将《发胶》改编为音乐剧，送上百老汇舞台，获得了十三项托尼奖提名，并最终得到了其中的八个。2007年，《发胶》又被翻拍为电影，三千一百二十一家影院开画的规模，令它成为历史上开画规模最大的歌舞片。
约翰o沃特斯自己编导的电影，或许还是那么癫狂，还是那么歇斯底里，却已温和许多，常有大明星参演，至多被定为R级。矫正叛逆者的两种武器，在他身上都已发生作用。
而当年在BBS上激烈抨击主流导演作品的影评人，销声匿迹好几年之后，突然复出，一反常态地吹捧大导演新作。电光火石间，我知道，他一定是已经熬出了头，并已接近了利益的核心。过不了几天，影院上映的大制作，编剧后面缀着他的名字，而他的博客上，充满中年的感喟。谁也敌不过，矫正叛逆者的两种武器。
漫长的旅程
用影像表现出来的痛苦，其实都不是痛苦，甚至，有可能恰恰遗漏了痛苦。
因为，影像有它的不足之处，它是给第三者观看的，所以它是叙事的、断裂的、跳跃的、提纲挈领的。它只攫取那些对它有用的情节点，因为观看的人只要这些对自己有用的点。就像《深海长眠》和《潜水钟与蝴蝶》，主人公因为种种原因瘫在了床上，在它们的原型人物那里（两部电影都根据真实人物的经历改编），时间一定非常缓慢，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就是床上的静默时光还有那些难以启齿的种种不便之处。而一旦成为电影，我们感兴趣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和周围人的交往、感情纠葛，他们的感悟仿佛诗，他们的时间也过得飞快，五年、十年、三十年，只要打上一行字作为提示，就过去了。真正的痛苦，其实被影像遗漏了。
就像四川汶川地震，它适宜呈现在影像中的，只是那些有情节的片段：得到了抚慰的悲伤，感激的笑容，搬运救灾物资的场面，和慰问者握手时的欣悦。而这些场景都只是情节点，都会过去，身在其中的人，还要独自面对重创之后漫长的煎熬。
人生的大部分，都是没有情节的煎熬。有的时候，我很想知道，别人是怎么度过那些没情节、无意义的煎熬的。例如最坏最极端的那些时刻，经历过一次大战的那些人，知道这事没完，还有第二次；窗户玻璃上贴的防空袭的纸条都没清理干净，果然又来了--这次更坏。那中间的几十年，都是怎么过来的？被后世当做战争史诗中的一个一个人，是怎么面对琐碎的日常生活和并没因为战争而得到豁免的种种烦恼的？那种煎熬，是不是甚至会形成一种惯性？如杜拉斯说她母亲："一辈子都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储存鱼子酱。"她到底没等来，好像楼上的第二只鞋子始终没落下来，她担惊受怕地过了一辈子。
还有生老病死，还有生命中最糟糕的际遇，自己的错误决定，那都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外星人入侵，那是肯定会来的，迟早要来的。而且这都不是电影，不是几个镜头就能结束得了的，中间的日月流年，时时刻刻，都要熬着。潮水一样的访问慰问的人走了，更长的时间里还是得自己挺着，痛苦酸楚，都是真真实实地在自己身上。经历过这些的人，都是怎么熬过来的？
不是在自己身上，所以想不到，到了自己头上也就明白了，人的忍受力真是无限的。从前，粉红娇嫩地依傍在父母亲身边的时候，想也想不到的那些事，黑白分明的世界观里永远容不下的那些事，最后也都忍过来了。
人的精力，花在什么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结果的；花在忍受和煎熬上，却多半看不到。人类大部分的勇敢和力气，并没用在冲锋陷阵和经天纬地上，而都是用在这些看不到的地方。人生，犹如尤金o奥尼尔所说，是"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所以我们需要各种影像，因为即便在它表现痛苦的时候，它也设法遗漏了真正的痛苦。
蜡像馆往事
全球第六座杜莎夫人蜡像馆落脚上海后，"刘德华"、"奥黛丽o赫本"、"刘翔"、"李小龙"、"谢霆锋"欢聚一堂，报章也隔三差五刊出新入住的明星蜡像，但没多久，就有英国作家凯特o布里奇推出新书《蜡像神话：杜莎夫人的生活和传奇》，讲述杜莎夫人生平。原来，她发家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令她"走向辉煌"的"生意"，是为断头台下的冤魂塑像，好让革命者们拿去四处展览。这"生意"时效性太强，因此，她常需亲自去断头台和公墓前捡人头，以便在人头腐烂变质前制好蜡像雏形。
蜡像这东西，比别的人偶更令人觉得诡异不安。它逼真，却没血没肉；它栩栩如生，却没被灌注灵魂。整件东西在似与不似中，在生与非生间。难怪1953年的经典恐怖电影《恐怖蜡像馆》会拿"蜡像"作为恐怖素材，恐怖气氛一流。而在欠缺摄影技术的时代，用它为死囚造像，震慑效果也属一流。但是，即便对它的诡异早有感受，一旦知道华服丽影、专为名流塑像的蜡像馆，居然有这样一段前尘往事，一颗老心也实在颇感震荡。
就想起库布里克的《闪灵》，规模宏大、气势迫人的度假酒店，居然是建立在印第安人的墓地上，以至于每到大雪封山、游客绝迹，酒店就成了鬼怪的天下。这里面当然有对美国政治历史的隐喻，但回头想想，所有灿烂辉煌、庄严典雅的事物背后，恐怕都有这么一段不堪的过往为某种隐喻增添分量吧。
所以，吃饭别看后堂（彼得o格林那威电影《厨师、窃贼、妻子和情人》中对此有精彩描绘），恋爱别问过往，戴钻石别去想南美的血腥钻石矿（莱昂纳多o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血钻》亦可充当教科书），裹着皮草举着酒杯笑语盈盈时，别去想动物被剥皮时的哀号。麦当娜、凯瑟琳o泽塔o琼斯、刘嘉玲貌似善良、纯洁、完美地走到我们面前之前，阴谋、挣扎、惨烈都曾经历，嫉恨、毒辣一样都不缺，都别问，也都别想，只管享受她们的花样年华。
而且，能走至今天，能成功洗底摈弃过往，也必须有些手艺、有些能耐。就像杜莎夫人，曾为法国王室成员塑像，大革命来了，本来难逃一劫，可革命者们需要她，她活下来了，虽一度入狱，可还是活下来了。直到革命者也被送上断头台，她还是活下来了。因为，还是有人需要她。山河变色，血海滔滔，她凭着这么一门诡异的手艺，活到了九十岁。所以，鞋匠不会死，将军却死了，风云人物的权威，抵不过一只小小的钉锤。
色彩狂人
每次在生活里遇到过分艳丽的色彩搭配，不论是服装，还是房间装潢，我都暗暗在心底里惊呼一声："阿莫多瓦式配色！"
大红的墙壁，明黄的屋顶，深蓝的窗帘，粉红的床铺，橘红和黄色格子相间的地砖--各种颜色在阿莫多瓦的电影里，总像是在过狂欢节，一起舞蹈着涌到人眼前来。剧中人的装束更是浓艳到让人便秘，夸张的黑色眼影，大波浪的头发，头发上还常常扎着礼物上才会有的蝴蝶结；长着棕红色的头发，却要配上艳绿的套装，镶金片子的黑色长裙下，还要露出一双"红色高跟鞋"（阿莫多瓦影片女主人公的最爱）。阿莫多瓦就是这样，从场景道具到剧中人的服装、化妆到海报，到处贴着他的色彩标签，和剧中人躁狂离奇热情的性格以及情欲热望一一契合，并"体现出西班牙人民对绚丽色彩和生命与激情的钟爱"。
当然，色彩狂人不只阿莫多瓦一个，蜷川实花、中岛哲也、张艺谋、印度宝莱坞电影、梵高、弗里达，都是将浓烈的主观色发挥到极致的佼佼者，即便看过以后不记得情节画面，也一定有一片热情的颜色在脑海中烙下烙印。
但这种配色如果落脚在现实生活中，效果一定非常骇人。朋友A性格热情奔放，一次失恋后，服装的配色风格更加往阿莫多瓦的路数上走，完全不顾所有的服装书上都会有的告诫："全身上下颜色不能超过三种。"只见她身着深枣红色夹克，配着火红色大摆裙，脚上是黑色镶着金丝的靴子，还缀满小零件。我们都疑心她有点色弱，而且失恋之后真的疯了，暗地里称她的衣服为"交通安全服"，因为穿着这样的衣服过马路，如果还出交通事故，责任一定在司机。
朋友B认定了自己循规蹈矩的生活需要改变，并认为自己其实是一个热情浪漫的人。在读了几本色彩书后，她以极大的热情对自己的房子进行了装潢，风格完全近似阿莫多瓦电影。尤其是那个让人充满色情幻想的鲜红的大沙发，暖房时去坐过一次，此后的几天时间里，总感觉大腿还热乎乎的。但她住进去没多久，面对着粉红色的卧室就感到精神紧张，几个月后，她发展到一进屋子就胸闷气短，买一棵碧绿的青笋放在厨房紫红色的橱柜柜面上，她顿时就没了吃它的勇气。她又开始重新收拾屋子了，这一次她走到另一个反面去，所有的墙壁都是白色，连地脚线都是白色的。
我则在金融危机到来之际，努力地买了许多鲜艳的衣服和两双鞋，一双大红，一双艳绿，我猜想我以前的朋友和同事看到我，脑海中一定浮现出"性情大变"四个字。其实我只是在最近频频想起那些大萧条电影，都有阴沉压抑的颜色，萧瑟枯寒的调子，想竭力破除那种色彩诅咒。我们经常随便地抓点救命稻草，来使自己安心：色彩、门神、避火图、经济学家、新总统，或者爱情、塔罗牌，甚至周围人笃定的神色。
缺胜于丰
《看电影》杂志访问刘镇伟，并做了一个题为《刘镇伟电影中的乱世桃花》的小专题，检点他电影中的桃花。
他的电影中，总会有桃花出现，从《新精武门》、《东成西就》、《方世玉II谁与争锋》、《花旗少林》、《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到《天下无双》、《情癫大圣》，总有桃花。桃花不多，有时候不过一枝，多时不过一丛，有时候是在窗前，有时候是在门外，有时候是画在信封上。有时候，只见花瓣纷纷地洒下来，却看不见桃花树。而且，那些桃花，出现的时间也不多，眼开眼闭之间，桃花已经不见了。但只要想起刘镇伟的电影，就会想起桃花，莫名的明艳、不知由来的欣喜，一起袭来。记者问起桃花意象的由来，他答："可能我觉得桃花是很开心的象征，我小时候每到过年，爸爸拿桃花回来放进瓶子，我就觉得'哇，跟着这十来天是很开心的，有红包给我了。'"
令我既感惊讶又感同身受的就在这里，如此固执的关于桃花的景象，起因竟是瓶子里的一两枝桃花，而这一两枝桃花，在若干年后蔓延开来，竟成为那样明艳盛大的景象。大陆的导演也好、作家也罢，看见桃林的机会，大约远远多于生长在香港的水泥森林间的刘镇伟，但大陆艺术家自然情怀的丧失、季节感的缺失，一向为人诟病，没有人会这样执著于一枝桃花。有段时间，评论界集中开火，为的竟是现今的中国小说家完全忽略景物描写。但《三国之见龙卸甲》的导演李仁港与郎天对谈，谈到他的山水画，谈到大陆画家总在奇怪生活在城市中的香港人如何画山水画时，这样说："因为我们平日不得见（名山大川），所以一旦见到了就会有比他们更深刻的震撼和感受，从而画出比他们更好的山水画来。"
这或许不是根本的原因，但有时候，真的是"缺胜于丰"。因为不够，因为俭省，因为只得一点引子，所以身在其中的人，要时时动用自己的经验、想象去填补，要时刻准备调动自己感受力的储备，让眼前的一切扩大、蔓延，在内心丰盛起来，并深深镌刻下印迹，所以，"缺胜于丰"。
小王子只得一朵玫瑰花，所以他悉心培育，倾注深情，使这朵玫瑰成为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玫瑰。如果他有一座玫瑰园，他或许连一朵玫瑰都不曾真正拥有。就像是丰子恺的漫画所描述的："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丰盛的世界，或许只是便宜了情感的钝者，感受力的懒人。
所以，物资匮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竟比今日还显得丰盈，点点滴滴，因为得之不易，反而使我们反复深究，获益良多。而我所生活过的小镇，在今日的我看来，竟像一个缤纷深邃、无可比拟的异域，而这都只因为"缺胜于丰"。
钓鱼钓到白鲸
《西雅图夜未眠》中，汤姆o汉克斯告诉朋友，他即将和网络上结识的女性见面，遭到了朋友的恐吓："可别是《致命的吸引力》里的那种女人！"汤姆o汉克斯被吓到魂不附体，声音都在颤抖："全美国的男人都被它吓死了！"
这部把全美国的男人都吓坏的电影，出现在1987年，以极端的方式展现了"一夜情"后遗症。电影中，男主公已婚，与偶然结识的女编辑春风一度后，本以为可以轻松离场，却随即遭遇痴女的电话恐吓，邮箱里被扔进血淋淋的死猫，孩子也遭绑架，发狂的女人最后甚至杀上门去，被夫妻俩摁进浴缸，竟还能悍然破水而出。《致命的吸引力》吓坏的可不只是美国男人，里根时代的后半段，它不但为女权主义退潮助了一臂之力，更为捍卫家庭鸣响警钟，甚至有人认为，痴女隐喻的是刚刚开始肆虐的艾滋病！其余威多年犹存，斯蒂芬o金《丽赛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遭遇丈夫的读者恐吓时，就疑心那位变态读者会效仿《致命的吸引力》，往邮箱里扔死猫，那读者果然没辜负她。《致命的吸引力》的影响力和普及程度，由此可见。
吉尼亚o伍尔芙的话，可以作为《致命的吸引力》的注脚。她说："出来找乐子的男人，碰上用情太深的女人，犹如钓鱼钓到白鲸。"就像陈佳明对许美静，他只是像男人一样爱她，而她却分明是像女人一样爱他。他希望她理智、适可而止、希望这段关系愉悦身心、希望事态在不可收拾前款款止步；她却像古往今来许多女人那样，为爱不顾一切，带着所有的悲郁、期望、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去爱他。而男人并不是神、不是天，男人也是人，既然从这段感情中得不到愉悦，很快就悚然退却了。
但，白鲸这意象，仅仅适用于女人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萨宾娜，听说弗兰茨要为她离婚，披星戴月地逃跑了。白鲸亦有可能是男人。但米兰o昆德拉意不在此，他借助萨宾娜的选择，表达了一种更久远的恐惧，对于"重"的恐惧。有人身世惨厉、气息沉重，与他相处，犹如重拳打在脸上，有人却毫无负载、吐气如兰，所谓如沐春风，大概就是和这种人在一起时的感受。有的人从来都躲不过这些选择--家与国、生与死、爱与恨，不由人不沉重，有人却从来不曾面临这些抉择，一味轻盈，轻盈到让人嫉恨。与前者相处，就要分担那些"重"，与后者相处，却有可能分享"轻"，到底选谁弃谁，很容易做出抉择。
所以，《致命的吸引力》其实是"轻"与"重"的较量，不过刚好发生在两性之间。而在别的地方，这种较量也依旧存在。我有两个朋友，一甲，一乙，都很穷，甲身世凄厉，有轻度听觉障碍，人生故事里满载家族罪孽、阴森的大屋、病房里发毒誓、手臂上刻字、为磨炼品质冬天洗冷水澡之类的桥段，我被他吓怕了，换句话说，我被他身后拖拽的"重"吓怕了，我闪；乙也穷，但来历简单，懂得及时行乐，有钱就去买醉，甚至敢于对热脸贴上来的富女友忽冷忽热，我倒天天与乙混在一处。我的势利，不在于穷与富，而在于轻与重。
人都在本能地回避"重"，趋向"轻"，遇过于"重"的人，其实都如钓鱼钓到白鲸。
爱被启迪未必是福
法国人用三岛由纪夫的小说《肉体学校》改编了一部电影，由那个专演神经质女人的伊莎贝拉o于佩尔主演。
剧中人叫多梅尼克，服装设计师，住大房子，穿好衣服，过上等生活，已经人到中年，欲望却没死。她偶然在不大名誉的地方结识了一个英俊性感的服务生，开始是金钱交易，渐渐成了半信半疑的交往，终于过渡成尔虞我诈的同居。他们是不平等的，在欲望的世界里，他比她富有，所以他以为是他在支配她，敢于不羁地说："我经常会出去，我们是否能继续，取决于晚上我是不是回来。"但人的世界里，她比他富有，她知道怎么收拾他，她把他赶了出去。几年后再在街上遇见，他落魄潦倒，生了一个女儿拖在手里，穿着一身廉价的不合身的衣服。但糟糕的是，就像半路的瞎比天生的瞎更痛苦，他已经见识过更好的生活、更强烈的欲望、更细腻的情感，却无力延续。没有比这更恶毒的报复了。
让人知道这世界上有更好的、更强烈的、更丰富的人和事，是不是一件好事？若那人有能力追求，有资格延续，是造福；若那人没办法得到，没可能经营，就是造孽。知道比不知道更糟。《长恨歌》里就有这么一段，被选成"上海小姐"的王琦瑶和外婆回到乡下去，外婆看着王琦瑶，知道王琦瑶的日子将会很难了，而且会越来越难，因为"一个人如果长得好，是最怕她自己知道的，偏偏在上海那样的地方，人人都要争着抢着告诉你"。人一旦知道这些，又怎能甘心于落地生根呢？
王琦瑶还算是有资质的，尚且如此，那些没资质的呢？看《今生今世》，逃亡路上的胡兰成，一路留情，到处招惹小地方有点小秀丽的女人，认真地启发她们沉睡的感情，但他注定是要走的，她们还得留在原地，情感阈值却已经被调校到了半空中，却再难遇到这么体贴入微、这么会说话、这么懂情调、这么会调情的主儿。从此，普通的男人都难入法眼，再好的人都得被她们捡起来和那个影子进行比较，她们得用剩下的半辈子做个怅望窗外的包法利夫人。她们的日子从此也很难了，而且越来越难。
我有个女性朋友是服装设计师，年纪轻轻已经成名，但她却和一个出身平凡的保安恋爱。她毫不介意他的出身，带他去看服装，引他认识圈中名流，小保安渐渐也获得某种自信，甚至能就服装设计发表一些意见，聚会上，他坐在她身边，显得十分快乐。然而我却想，他如果和她分开了呢？他恐怕再难有这样的机遇，获得她这样身份的女孩子的垂青，也难再获得这样强度的、自觉的、细腻的、有建设性的爱。他如果能忘记还好，但恐怕他多半忘不了，那种爱，常常是一生的最强音，要在将来可以预见的孤寂中被无数次咀嚼。
也不必像爱情那么强烈的刺激，有时候，让别人知道外面的世界，知道有更多的可能，从此生出不安稳的心思，也是福祸难料。我有个作家朋友到小地方体验生活，大力夸赞房东的儿子"聪慧"、"是个天才"，他本是无心，在北京圈子里的饭局上，有的是比这更夸张的赞美，但过了几个月，那个孩子捧了自己写的小说来了，并且还打算继续写下去。他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在小地方结婚生子，实现他开一间超市的梦想的，这下全毁了。
所以，爱被启迪未必是福，欲望始终沉睡未必是祸。有时，唤醒欲望，启发精神，需要智慧；而不动声色，静观其变，任它自生自灭，需要更大的智慧。
她说不的时候
这条新闻非常彪悍："台湾桃园县三十九岁王姓男子去年5月认识酒店李姓女服务生，以载她回家为借口，中途反锁车门企图性侵李女，遇李女顽抗近五小时，护卫贞操成功，王也被折腾到筋疲力尽，才叫李女'滚下车去'，桃园地方法院将追究刑责。"
后面的留言也非常彪悍："这说明，如果你坚持不肯被别人强奸，别人是强奸不了你的。那些被强奸的，估计就是后来不反抗的了。" "所有的强奸，除了受害者被打懵，都是诬告。"
留下这种言论的人，该去看看《末路狂花》。电影中的路易丝和赛尔玛周末出去旅行，赛尔玛在小酒馆里和前来搭讪的陌生男人拥舞，给了他错误的信号，于是他挟着醉酒的赛尔玛去停车场，试图对她进行强暴。就在此时，路易丝的枪抵住了这个男人，她带着激动的、惨痛的、无限挣扎的语气说："当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这个男人犹自不干不净地骂着脏话，"砰"的一声枪响后，两位狂花走上不归路。后来我们知道了，路易丝曾被人强暴，而对方却逃过了制裁。
《末路狂花》被认为是一部女权主义的电影，但由此我怀疑，我们印象中的女权主义，都是被夸大和妖魔化了的。央视有一个午间节目叫《全球资讯榜》，随机采访国外街头的男人，让他谈谈对女权主义者的认识，该男愤然回答："她们丢掉工作，抛弃丈夫，离开家庭，走上街头，最后还会杀死自己的孩子，成为女同性恋者。"真正的女权，哪有这么夸张？她们不过是在原子弹坑里盖起楼房，在庞大负资产的基础上用储蓄罐蓄资，她们所争取的权利，真是可怜得很，不过是："当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
男人们容不下女人说一不二到这般地步，男人们总是按照自大的、利己主义的方式塑造女性，女人不是妖姬，就是外表贤良、内心放浪的荡妇，双手叉腰，嘴巴里叼着一朵野玫瑰，唱着《给我一个吻》。从明清世情小说到张资平到白灵、卫慧，女人表现得比男人还想要，即便不想，也是假的，是个男人，就理应在她们渴慕的范围里。他们大概从没打算分清"不"和"嗯，不嘛"的区别。男权社会里，这两者是一个意思，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想也是想，不想也是想。
所以，强暴路易丝的男人会脱罪，而赛尔玛后来也有了这样的觉悟："他弄痛了我。若不是你站出来，他会严重伤害我。而他会没事的--大家都看见我们跳舞，他们会说成是我自找的，我的一生会比现在来得不堪。"
抵抗是个体力的、技术的问题，即便放弃抵抗，也不等于证明前面的挣扎是另一种迎合，"不"和"嗯，不嘛"是两回事。看来，文明社会的男性生活指南里，在"不穿过紧的裤子"、"不要挤青春痘"、"多从事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之外，还应该加上这样一条："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要想。"
过期的阿修罗
李仁港导演的《三国之见龙卸甲》中，赵子龙两次冲入曹营，结果完全不同。
第一次，他尚年轻，在凤鸣山，率二十个常山人，雨夜冲入万人驻扎的曹营，大获全胜。第二次，是三十二年零四个月后，同样在凤鸣山，他白发苍苍，单枪匹马冲向曹军，想来必是"只见君去不见君还"。所以电影就在这里戛然而止，担任故事讲述人的罗平安说："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子龙。"王怡先生这样解说同样地点两次征战的不同下场："为什么赵云第一次冲入曹营，可以七进七出；第二次就必死无疑呢？必然得连影片都不再给一个画蛇添足的镜头。经验主义的回答是，年老体迈；逻辑主义的回答是，身中剧毒；儒家世界观的最玄妙的回答，则是气数已尽。"
亦舒小说《阿修罗》有相近的寓意。主人公吴珉珉年轻时，几乎像是一个身怀异能的魔女，令她嫉恨的，必然遭遇劫难含恨而去，为并不以为意的她腾出一个清净的小世界；不如她意的，必然平地生变被命运打懵，让她的视野里再无一丝瑕疵；与她碰撞的，则必然遭受重创，遭她诅咒的，更是绝无善终。她刚烈，她嗜战，她气息凌厉，她所向披靡，在命运的沙场上，从来不战而胜。然而，多年后，她晋升为主妇，新一代的少女长成了，上门来找她丈夫，傲然挑衅地说："我叫阿修罗。"她脸上变色，脚步踉跄，修罗战场仍在，但她的气数是否还没用尽？
青春是一种异能。拥有这种异能，如同变身阿修罗，这异能使人特别地震慑他人，使人总能翻身--因为有的是时间，也总能得到帮助，赢得期待，获得原谅与纵容。这异能甚至有累积和叠加效应，已经有了，还会引来更多，渐渐制造出一个强大的磁场，所到之处，死伤无数。破坏这个磁场，令这种异能消失，只有一个办法，静待时间流过。时间过去了，青春没了，磁场弱了，异能不见了。阿修罗的黄金圣衣，不过是年轻，熠熠生辉的小宇宙，不过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映在玻璃窗上的光（《走近科学》有一期，山村小屋窗户上的神秘光晕，原来不过是远处光芒的映射）。所谓异能，所谓气数，都能得到《走近科学》式平易近人的解释--不过是青春。
这解答了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伊能静在"牵手门"后为何不能获得原谅，因为阿修罗也有期限，她已过任期，却依旧手执阿修罗的权杖行事--青春也是一种权重。我也明白了我的朋友包子为何一蹶不振，从前他开店就能迅速成为大户，跑广告就能拉来巨额业务，中秋节在商场下摆摊卖月饼也能赚上三千块，而现在他是努力戒酒的中年人，喃喃地说："钱真的很难赚，房子真是很贵。"最近他总算得到一笔投资，供他拍摄一部小电影，我很想告诉重新开始酗酒并无休止推迟拍摄日期的他，这是他最后一次冲下凤鸣山的机会。
谁不曾是一个唇红齿白、剑眉星目、所向披靡的阿修罗？但紧跟阿修罗的气场总会散去，异能总会消失，一切不动如山的也都会动摇。
阿修罗卸甲于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
与谁同笑
纪伯伦说："你可能会忘记和你一起笑的人，但却不会忘记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但我的感受是，要找到能够一同哭的人，倒也不太难，而想要找到能够一同笑的人，却十分艰难。因为，笑有时候是稍高的智慧反应，特别是在看电影电视的时候一起笑，是对身边人的智慧和朋友间默契度非常严格的考验。所以，和我一同为电影电视笑过的人，我反而都记着。
笑比哭要难。和菜头就曾说过，在看《那一晚，谁来说相声》DVD的时候，"台湾观众的素质之高给我很严重的冲击。相声里有一段说到父亲要打包行李回大陆，这时候滚落出了两个橘子，父亲急忙去捡起来。演员在台上说：'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台下立即笑成一片，因为这是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里的句子。演员这么说不恐怖，导演那么编不恐怖，而从演员念白到观众大笑之间时间间隔之短，让人感觉非常恐怖。我们除了讲黄色笑话的时候，很难有那么高领悟力的观众。"
用这样的领悟力标准要求家人就更行不通了。过年回家的时候，家里六口人，只有我喜欢看《武林外传》。我霸占了电视，逐台转换追看的时候，别人看不懂，都陆续走掉，只有我父亲默默地陪着我看，不出声，也不笑。我忽然想到，他是老了，才对我有这样的容忍，又怕我难堪，宁肯忍着陪我看，我一下子就非常难过起来。我倒宁愿他还像我少年时候一样，气势汹汹地把台换掉，然而他没有，所以我也笑不出来了，赶紧换个有《狼毒花》的频道。《我爱我家》要比《武林外传》通俗些，生活气息也更浓郁，是不是好点呢？也不一定，我大姨提起《我爱我家》就非常愤怒："这家人闲话咋那么多！还吃得那么好，每顿饭都好几个菜！"她多年前就从纺织厂下岗，又生了重病，她大概永远都笑不出来了。笑比哭需要更多的生活情境支撑。
用这样的领悟力水准要求朋友，也非常苛刻，笑与不笑间，为谁笑之间，一下就分出两个世界。同样是为小女孩舞蹈的场面发笑，看《这个杀手不太冷》里娜塔莉o波特曼唱《Happy Birthday to you》时懂得发笑的和看《阳光小美人》最后那段小女孩模仿艳舞时发笑的，就不是同一群人，因为前者用典而后者没有。同样是在看动画片时发笑，看《功夫熊猫》能笑的，和看《机器人瓦力》时会笑的，因梦工厂作品而笑的和看皮克斯作品而笑的，都不是一群人。在全场观众都没笑的时候先笑的，和0.01秒后才懂得笑的，也不是一路人。看似不过相差0.01秒，其智力、生活阅历、读书观影层次的差别，距离至少有0.01……光年。
更考验人的是在中国式大片里找到笑点，因为中式大片的初衷并非搞笑，其笑点需要培育和挖掘，其难度不亚于创造一个新世界。所以，在中式大片放映现场，能和你一起笑的人，真可以引为开辟鸿蒙天地苍茫间的第一个知己。
阉人的起义
常有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我，有时候是熟人，有时候是偶然结识的陌生人。我很是得意，认为原因在于我温厚善良、乐于倾听，并能保守秘密。而且，我兴奋地揣测，他们一定认为，以我的经历和修为，也一定能懂他们的秘密--秘密也要讲给能够听懂的人。直到我看到电影《丑闻笔记》。
电影由朱迪o丹奇和凯特o布兰切特主演。女主人公之一，希芭，四十岁，在中学任教，和十五岁的男学生康纳利产生不伦之恋。她放心地把自己的故事--包括每次亲热的细节，讲给她的朋友，同在一所学校任教的芭芭拉。后者不但仔细倾听，而且详细地记在日记里，最后还把这丑闻扩散了出去，令希芭身败名裂，甚至面临牢狱之灾。
随后我找到卓伊o海勒的原著来读（《丑闻笔记》的小说曾在2003年入围英国小说的最高奖--布克奖决选名单），其中有一段，阐述芭芭拉对于"秘密的聆听者"这一身份的认识。她认为，一个人经常性地成为别人倾诉秘密的对象，其实是因为被当做无害的和无能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阉人"，缺乏作恶的能力，行动缺乏影响力。而芭芭拉之所以公开希芭的秘密，一部分出于她对希芭非同寻常的情谊，另一部分，大概就出于这种被当做"阉人"的恼怒吧。她务必要希芭瞧瞧她的厉害，要对方看清楚，她也并非是被生活彻底去了势的。
被人当做无害的，大概是一种最大的侮辱--无害常常是无能的同义词。《色，戒》中的王佳芝，大概就是这么恼了的，被同伴当做清白素净、可以随意摆弄的小白兔，被放心地放置在秘密的最核心。她大概开始并不以为耻，渐渐才悟出这里面的一种恶毒。还有社会新闻里看到的故事，匪徒绑架了人质进行勒索，因为态度较为和蔼，有问有答，被机敏的人质当做了策反的对象，彻夜长谈，循循善诱，但就在最紧要的关头，在匪首的提醒下，他突然翻脸了，甚至成为最终撕票最积极的那个人。因为，人质的认定和选择，等于是在扇他的耳光，分明在控诉他的不专业。在必须要作恶的时刻，被认为是较为善良的、无害的或者危害较轻的，大概也是一种侮辱。钱钟书也曾说："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被当做忠厚老实人的，偶然也会厌倦这种认知上的惯性，务必要小小地破坏一下这惯性的节奏，于不期然之间刺人一下，算是"心理上的阉人"的一种起义。
由此我也突然明白了我新结识的朋友的作为。从前他是街巷里的流氓，终于成了富豪，洗白了身家的同时，也洗白了脾性。但他照旧刻意地、定期地做些坏事，间或召集人马露个面扬个威，随后又费劲地挨个为手下善后。因为，无害常被和无能联系在一起，必须要以作恶的方式，宣布一下自己的存在。
和你在一起
美国电影《客栈》里，出现了日本导演三池崇史，他戴着墨镜，客串一个付费杀人者，前后露面不到一分钟，英语非常蹩脚。
三池崇史怎么会出现在伊莱o罗斯的电影里呢？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伊莱o罗斯从小就立志拍电影，很小就开始拍摄短片，然后他进入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后一直在电影公司打零工。2002年，他三十岁的时候，拍出了《尸骨无存》，由此得到昆汀o塔伦蒂诺的赏识，他构思出《客栈》的故事后，得到了昆汀o塔伦蒂诺的支持，昆汀还热心地担任了制片人。《客栈》开拍后，因为伊莱o罗斯很喜欢三池崇史，而昆汀o塔伦蒂诺也和三池崇史惺惺相惜，于是他们在《客栈》里为三池设计了一个角色，三池也慨然出演，并从东京飞到布拉格，只为这露面不到一分钟的客串。昆汀o塔伦蒂诺为了感谢他，后来也在三池崇史的电影《寿喜烧西部片》里客串出演。
总之，有相同趣味的人，总会排除千难万险，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跨越年龄、身份的鸿沟，最终比肩而立。
朋友写过一篇文章，讲了她爸爸妈妈少年时的一段经历。1954年的冬天，他们生活在相隔几千里地的两个省，同时遇到了一场大雪，当时他们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二岁，同龄的同学们都借故不去上学，他们却都在雪地里跋涉了十几里地，去村子里的学校上课。雪下了十几天，他们却从没缺课。他们此后能在大学校园里相遇、相爱并且相伴终生，大概就因为这种相近的品质，他们不是在成为夫妻之后才越来越相似的，而是因为早就有了相似的因子，才走到一起。这种相近的品质是一种神秘的印记，一种指引，即使他们没有考上同一所大学，恐怕也会在日后相逢。
所以，北野武会给贾樟柯的电影投资，彭浩翔电影中总有那几个人，签汤唯的经纪公司，就会进一步去把桂纶镁签下，不是因为神秘的缘分，而是他们有相近的才情和相似的因子。这才是最神秘的地方，这点神秘的因子，促使他们不断地学习、鉴别、抛弃人生的枝枝叶叶，剔除那些与自己不合拍的人和环境，向着一个方向走去，最后总能在一起，组成一个让自己感觉熨帖的小世界。就像湖泊里的天鹅，原本也不过是散居在各处的丑小鸭，因为自律，因为不断的锤炼，渐渐进到那个本该属于他们的世界，让对方成为自己华美的环境。
在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里，还应当加上一条，那就是他是否在生活里剔除了自己不喜欢的人，脱离了自己不喜欢的环境，是否最终和那些与自己相近相投的人，走在了一起。
被动的美德
有时候，人的善，或许只是一种被动的美德。人甘愿善良，或许不过是被命运胁迫的结果。
《犯罪现场：拉斯维加斯》第七季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个英俊的男人，他们整个家族都患有多毛症，一旦彻底发病，就会长出浓密的毛发，变得貌似人猿。他的妹妹已经发病了，从此躲进一间密室，再也不敢面对世界，而他随时都在发病的边缘，随时有可能被这个自诩正常的世界摈弃在外。他知道自己的缺陷，他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所以他在所有的地方都做到最好，努力做一个好哥哥、好朋友、好情人。但最后他还是被他最好的朋友杀死了，因为他和朋友的妹妹恋爱，几至谈婚论嫁。在他被害之后，他的恋人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情人，"他因为有缺陷，在别的地方就力求完美"。
某个名人，在成名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你读过周黎明与娱乐圈有关的那些文章，应当知道这指的是什么），也让他的生活成为一个巨大的秘密，一旦有所泄露，就会使他陷入身败名裂的境地。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公司的员工说，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领导，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人，"太好太好了"。他因为没能使自己的命运完美，就在对待别人的方式上力求完美，因为知道自己生活里布满地雷，就提前为自己忏悔，为自己埋设伏线、争取原谅。
善，也许只是无力作恶的结果，是人性里尖锐的、乖戾的部分和自信心一起横遭挫折的结果，是重创之后向着一切妥协，是被命运胁迫之后造就的软弱，是被恶侵害过之后，作为受害者，对作恶的回避。我所知道的、经历过的善良的人，都是不那么顺利的人，他们对别人的体察，提示着过去和现在境遇的坎坷。正如周晓枫所说："虽然认定善是人性中最值得称颂的品质，但我也习惯把它理解为无能为力的被动的美德。"
不过，即便是被动的美德，也需要反省才能促成。比如濮存昕，接受访谈，说起自己为什么会热心公益事业，原因之一，是他在"文革"期间伤害过别人："我曾经伤害过别人，打所谓的资本家。那老太太三天之后死掉了。现在想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忘掉。当你成长起来以后，扪心自问，你在检讨自己过去的时候，突然间这个事情冒出来了。"所以他决定现在"要做一些事情，要做一些好事情带给别人，因为你有问题"。同样经历的人那么多，未必都出现善的转折，反而有人破罐破摔永远彪悍，因为他们并不反省。
反省促成了善，或者说，反省就是善的因子，甚至是善本身。所以，即便是被动的美德，也还是有主动的因素。要懂得反省，才有转向善的希望。
偶然认识了一个在最基层工作的年轻人，因其言语嚣张，很不受我们待见，但饭局中间，他突然停下筷子，面露忧色，提起当天那个在拆迁中被推出屋外的老太太，"不知道她摔坏了没有"--还有救，还不是那么良知泯灭，我们愿意与他交往。
蚂蚁们的仪式
男子的姿容可以吸引人到什么地步？《晋书o卫玠传》里写卫玠："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
新时代的美男里，大概金城武可以与之媲美。美国《GQ》杂志曾请金城武当模特，到新宿拍外景，才只拍了一个镜头，周围便聚集了大批粉丝，或者围观，或者拍照，终于令交通堵塞。这也让没有充分预料金城武号召力的工作人员寒毛直立，生怕捅出什么漏子，赶紧转换拍摄场地。领教了厉害的《GQ》杂志在事后形容金城武的脸"被数十亿人认得"。
卫玠的时代，少有文化娱乐活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跟不上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需求，人们大概只有在互相看里得到一些甚至未经粗加工的愉悦。男子又以羸弱为美，那些担任了"被看"职责的男子更要把柔美发挥到极致，出个门异常慎重，把自己装扮得白衣飘飘好似神仙，知道自己就是要被人看、并掀起文化生活的小高潮的，怎奈心有余力不足，稍微应付一下人群的围观议论和索要签名之类，回家就要对着白海棠吐血，"看杀"是迟早的事。金城武的体力不至于这样差，"看杀"对他，只表示程度的惊人。
但奇怪的是，明星不专门担任"被看"任务的时候，穿着寻常的衣服，走在大街上、小区里、菜市场或者珠宝店里的时候，也并不见有人围观。即便是张柏芝，也可以和家人在街上散步购物；即便是林青霞，也可以在街头招手拦车。袁立也可以和爱侣携手在泥泞的菜市场买菜，几间常有明星出没的夜店，也还能照常营业。否则，以北京香港的人口密集程度和明星密集程度，不说别的，单是城市交通恐怕都会因他们而崩溃了。
都只因为，"被看"也需要一些铺垫的。比如在典礼上、聚光灯下，至少也要被数架照相机对着，并有闪光灯不断亮起，才能引起旁观者的兴趣。"被看"是一项仪式感很强的事业，只有当担任"被看"任务的人被某一项仪式（例如典礼、拍摄）关注了，关注才有可能被放大，才能获得聚集大量围观者的效果。
而被看的偶像也不是天生的，是被造就的。一只蚂蚁，只要一些程序，就足以从许多蚂蚁中脱颖而出。这些程序包括：大幅照片（必不可少的催眠器具）、声音形象的产品、小道消息等等。在这些程序的簇拥下，一只蚂蚁也如同被放大镜照射，成为一只似乎很大的蚂蚁。每一只蚂蚁成为大蚂蚁的过程，其实都可以当作一个社会心理课题来探究。
总之，使一些人区别于另一些人，仪式和程序必不可少。卫玠乘羊车是一种小型的仪式，金城武被拍摄也是一种仪式，警车开道、新闻发布会、红地毯也都是类似的仪式。仪式让他们脱离了人海，而当他们脱离了仪式，立刻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
职业美感
不论是在美式畅销书里，还是在美剧里，我都喜欢挑那些有行业背景的来看。小说里，有阿瑟o黑利的行业小说，电视剧里，有《犯罪现场》、《六尺风云》、《豪斯医生》、《不要对我说谎》。最喜欢的，是《犯罪现场》系列，尤其是其中的《犯罪现场：拉斯维加斯》。
《犯罪现场》系列有三部，《犯罪现场：迈阿密》、《犯罪现场：纽约》、《犯罪现场：拉斯维加斯》，同样以犯罪鉴证科的工作为主线，他们综合各门学科，通过一滴血、一枚指纹、若干昆虫、一点痕迹，将真凶揪出，几乎所向披靡。但"迈阿密"和"纽约"始终令我打不起精神，尽管他们的女演员更性感美丽，男演员更英俊健壮，音乐更时尚，剧情也更离奇。而"拉斯维加斯"系列中由格瑞森领导的调查小组，成员年龄普遍比另两部大上一截，以相貌评判，也只有凯瑟琳还勉强算是美女，但他们干练、自信、朴实、敬业，极少谈感情，个人的生活烦恼被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里，只是专注于工作，为寻找细小的证据可以把现场的土壤全部细筛一遍，令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相貌如何、身段怎样、跟谁恋爱，音乐是不是好听。
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职业美感。
专注于工作、在自己的领域里得心应手的人身上，都会散发出那么一种职业美感。我喜欢看朋友替我装电脑，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艰难地找驱动，像机器猫一样从随身的软件包里掏出一张光盘说："咱们再试试这个。"甚至我们原来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我也喜欢她，去找她要一张桌子、一间宿舍、在车辆最紧张的时候调车，她总是手一挥，说："我给你想办法。"最后总能想出办法。朋友也是这样，A称赞给她卖保险的业务经理西装得体、衬衣散发出清香，B更是有惊人之举，她天天乘坐9路公共汽车，发现某辆车的司机不但人长得帅气，而且扶老携幼爱心爆棚，从此天天早起一个小时，去公车车站等着乘坐那辆9路车。
但，职业美感到底是什么？是源自工作本身的美感吗？是因为"工作着是美丽的"吗？大概有一点，但更多是因为他们笃定，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逝去的武林》中说："拜师傅，就是在自己动摇时，找个能给自己做主的人。"技能出色的人，之所以具有美感，是因为他们在某个领域能够做主，为自己，也为别人。他们神情专注，他们轻松地做出承诺，他们使手下的事物任其摆布。于是我们产生一种幻觉，似乎已从蝇营狗苟的生活中脱离出来，似乎总有办法令命运止步不前。大部分人更喜欢美国电影和美剧，就是因为美国人有这种为一切做得了主的热情，而欧洲人则多一点天赋的悲观。
由此我理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发生，比如《热天午后》里，人质对银行劫匪产生的那种感情，因为阿尔o帕西诺演的劫匪看起来太笃定了，拥有一种近乎完美的职业美感，似乎可以终身依赖。
终其一生，我们寻找的、崇拜的，就是一个仿佛做得了主的人，不管是对电脑系统、抽油烟机、柳叶刀，还是命运。
人生的质感
《六尺风云》里有一集，克莱尔和她的妈妈费雪夫人去姑妈家做客，却连夜逃走了。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克莱尔和她的妈妈费雪夫人是那种普通人里的感性天才，而姑妈和她的女儿是怎样的呢？她们貌似完美、健康、热情洋溢，却是平面人，一举一动恐怕都是按照《家庭成员健康相处指南》来进行的。她们在饭桌上互相赞美、互相表示爱意，说到激动处，双手抱拳举在胸前，幸福得简直要昏死过去。同时，她们对克莱尔和妈妈的人生有很多建议，并热情地安排了第二天的活动--一大早去骑单车。半夜，费雪夫人闯进克莱尔的卧室，急急忙忙地将她唤醒："快走，再不走，就要去骑单车了！"两人连滚带爬，披星戴月地从这健康完美的一家人里逃走了。
太刻意的健康、完美，往往缺乏真实感，更不会有质感。就像我的一群朋友，在本地组织了一个艺社，经常在周末举办些活动：白天聚会、晚上观影；今天爬山、明天打沙排；这一次包饺子，下一次鹊桥会；这一周开表演培训班，下一次办作家联谊会。每次活动，大家欢呼、拥抱、兴高采烈、热泪盈眶，我不免犯嘀咕，普通人周末不要睡懒觉吗？不要去亲戚家转转吗？不打打麻将吗？不去商场血拼吗？最不济，也可以在家里看看电视连续剧，怎么会有这么些时间来参加活动呢？当然，我们也知道健康生活的第一要素是早起早睡，打麻将不利于身心健康，去商场冲动地买回来的，多半是没用的东西，根本不利于创建节约型社会。可是，人生的乐趣，不就在这些小小的放纵、小小的不健康里么？
所以，好几次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却终于在那种过分健康、正常、阳光明媚的气氛里，在那些高呼着"爱"、"梦想"的桥段前败下阵来。听说后面还有到场人员上台表演和谈感受的项目，我和一同去的朋友因为被分在不同的小组里，说不上话，不得不在角落里互发着短信："快走！再不走，就要'骑单车'了！"我们也知道这不礼貌，还是低着头从后门跑出去--外面商场在打折、火锅店需要抢座位。
凡事一旦"刻意"起来，立刻落入窠臼，"非要这样"和"非不这样"走的都是同一条路，迟早会碰在一起。两种方式所付出的代价也完全一致，就是丧失真实感受。我从不敢反对健康明亮的生活，但若这种生活要以高度控制自己的身心感受、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为代价，那还不如不要。现代管理学倡导"情绪管理"，而那些励志书刊、励志社团的通病，就是竭力主张对人生进行情绪管理，把所有的情绪、感受都纳入同一轨道，最终消灭真实感受。
所以我喜欢《六尺风云》里的费雪一家，喜欢到心有戚戚的地步。因为，普通人所有的一切缺陷，克莱尔和她的妈妈费雪夫人都有，包括一点点颓废，一点点懒惰。面对人生，她们有时候会迷茫，有时候会绝望，家庭成员之间偶然的交流不畅，她们都有，所有这些缺陷，我们也都有。但唯有这样的人生，才有真实的质感，那点质感，是我们贪恋人生的全部因由。
刹时光芒
电影电视里的一种场面特别容易打动我，那就是主人公抱着吉他唱歌的时候。《太阳照常升起》里就有这样一幕，黄秋生拨着吉他，唱着《梭罗河》，也不知是唱给谁。那边有五个揉面的姑娘，吃吃地笑着，光洁的腿绞来绞去。
拍电影的人大概也发现了这个秘诀：抱着乐器唱歌的人格外动人，弹琴唱歌的刹那特别令人难忘，要塑造内心丰富的正面人物，没有比弹着琴唱歌更好的方法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里，游击队员一直在弹着吉他唱歌，《蒂凡尼的早餐》里，奥黛丽o赫本弹着吉他，坐在消防梯上唱了那首《月亮河》。我们中国内地自己的电影电视也不缺弹琴唱歌的场面，《路边吉他队》、《吉他歌手》、《吉他回旋曲》，还有《铁道游击队》和《冰山上的来客》--尽管他们弹的不是吉他，但一样动人。还有《欢颜》，还有琼瑶电影和众多的七十年代爱情文艺片。要想让一个人笼罩上细细的光辉，没有比弹琴唱歌更好的办法。
现实生活中，有才艺的人格外容易打动人，然而，大部分才艺都没有弹吉他唱歌的效果来得直接。大学里有个同学，顽劣无比，和同宿舍的人总也相处不好，然而他懂得弹吉他，偶然弹着吉他，低低地唱一曲，听的人立刻原谅了他所有的作为，跟他说话也和颜悦色起来，而且这效果至少能够持续半个月。一个人不可能时时刻刻触动人心，但至少要有一个触动人心的刹那吧。弹琴唱歌的刹那，是竭尽全力强行让自己美好起来的刹那，仅仅是这种努力，也让人感动。
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吉他时刻"，例如我们单位年年都要组织的文艺会演。参加演出的都是同事，十几二十年在一层办公楼上办公，互相帮助、互相温暖也互相使坏、排挤、打小报告。即便没有这些龃龉，就是天天四目相对地看下来也看烦了，何况跳的都是艳俗的舞，唱的都是烂大街的歌。在上台前，大家还为谁抢先穿走了较为合身的裙子而嘀咕着。然而，只要上了台，被灯光打着，裹着貌似华丽的衣服，被几百几千双眼睛盯着，任是最彪悍的人，也要心无旁骛地沉浸其中吧，要抬头挺胸地做英雄儿女状，要努力体会音乐的气氛，工作中的对头被托举到了三米高处，仍要聚精会神地把他接住。舞台是最能激发人光明面的地方，所有人在那时那刻，必须强行使自己美好起来。所以我一边觉得这种会演劳民伤财，在那种时刻却也感动了。
而这点美好，这点感动，这点努力，足够人和人和谐相处上三五个月。一个人身上刹时的光芒，那点细细的光辉，也足够润泽人性粗糙的表面，哪怕只有三天，甚至更短的时间。
逼良为优
香港电影《戏王之王》里有句著名的台词："人过了三十，或多或少要有一些演技傍身才可以的。"
这话有来历。电影里的警局派警察充当卧底，却被识破，连命都丢了，还得到了黑帮头子"演技太差"的评语。于是警察中的文艺骨干分子陈文龙（詹瑞文扮演）被选拔出来，去演艺学校学习演技。进了演艺学校的陈文龙，对演技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演技始终停留在警察局春节联欢晚会上说学逗唱的阶段，将"浮夸、肤浅、分神、表面、造作、生硬、虚假、卖弄、夸张"等等表演的毛病犯了个遍，更何况，新的任务让他徘徊在"自我"和"身份"消失的危机感中，他的内心还在不断追问"演还是不演"？终于怀揣着半生不熟的演技接受了新任务，果然被识破，差点儿丧命。终于他明白了，不演，就要死。
生活里到处都需要演技，有的时候，确实严重到"不演就死"的地步。朋友小胡所在的银行营业部，有人携款逃跑，小胡奉命协助警方追逃，深入"三不管"地区，与群匪斗酒。他必须摘掉眼镜，换了衣装，让他们相信自己在这一行"奋斗"多年，一夜之间，生死相逼下，演技获得突破性进展，最终大获全胜。犹如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生死决斗前的夜晚，用一个时辰悟出了武功秘籍中最核心的秘密。
多数时候虽没有这样严重，但演技仍是生活必需的，而且不必等到三十岁后才学习和施展。从小学课堂上楚楚可怜的"忘记带作业本"到进入公司后的"路上堵车"，一次一次，我们都在磨炼自己的演技，最终总能找到用武之地。大姐黄鹤去谈第一笔生意时不过二十出头，还在大学就读，她换上一身旗袍戴上黑框眼镜，与对方谈论育儿心得，最后出现在招标现场时，手臂上扎着吊针，旁边有个神情冷漠的护士持着吊瓶，这样嚣张、怪异、震人的气场下……她胜了；老兄宋毅为去夜总会解决自己弟弟惹下的麻烦，戴上了粉红色的眼镜，穿上闪亮的衣服，雇了体育系半个班的男生跟在身后，心头不断闪现吴镇宇和尼古拉斯o凯奇的经典角色……他也胜了。生活不一定逼良为娼，生活逼良为优。
要做到这一切，必须要放下"自我"与"身份"，并且放弃追问，就像叶弥成名作《成长如蜕》中的那个弟弟，一旦他放下心中青春的结和原来的执著，也成了商场上左右逢源的好手。因为他终于知道："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
不过，勇敢地展现了演技，却被识破，真是天大的耻辱。朋友H的生意和生活都出了大问题，他却牢牢记着刚进入商场时前辈的训导："出现问题不要紧，要紧的是被人看出来，因此更加得不到帮助。"每天歌照唱舞照跳车照跑，却有朋友看了出来，主动提供安慰，他非常生气，半是恼怒半是自嘲地道："可以侮辱我，但不应当侮辱我的演技！"
要怪就怪这是圆舞
有一种电影，被我称作"圆舞电影"，就是专事表现小圈子里错综复杂、暗流涌动的人际关系的电影，例如澳大利亚电影《马缨丹》。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来自四个家庭和两对情侣，所有人之间都有点或明或暗的联系。A和B有婚外情，A的夫人C在D那里接受心理治疗，D搭上了E的车，E又是B的邻居，B怀疑E杀了D，向警方举报，来破案的是A。他们就像在跳一支圆舞，看似眼花缭乱，更换频繁，却不过就是在有限的几个人中间兜兜转转。世界在这里缩小到只有四个家庭和两对情侣那么大，所有的人物都憋着一股劲，怀着一点暧昧的野心，要把欲望的触须伸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却总是徒劳，总是不得不和近旁的人发生一点关系。大家你挨我，我挤你，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脚尖碰着别人的脚后跟，舞伴换来换去，却还不过是和命运较劲。
有一种关系，被我称作"圆舞关系"，就是那种身处庞大的世界，却只在有限人物间排列组合的关系。且不说陈冠希和他所牵涉到的明星，钻石大王和他身后的女明星们，即便我们心目中白衣飘飘的梁朝伟、张曼玉，一样是这个圆舞链条上的一个环节。A在无线电视台演员培训班是和B在一起，C参选亚姐是D在幕后支持，D还支持过E，E曾经是A的爱人，结果又被F把A夺走，F后来也没和A在一起，F现在的伴侣G曾经和E的前男友H是情敌，一起争过C的芳心。不是逻辑最清楚的人，绝对会被这个蜘蛛网搞混了。
其实每个人都身处这样一个有限的"圆舞关系"网络中，人的精力时间总是有限，把交际圈的半径延伸再延伸，恐怕还是大不到哪里去。何况还有口味脾性在做指引，你交往到的人，永远只是你想要交往的人，你所以为的浩瀚宇宙，不过是属性相近的星星不自觉凑成的一个最小星系。
所以，我随机打开一个博客，链接里至少会出现一个我的朋友。我在豆瓣上随机点开一个成员，他的友邻列表中总有我的熟人，我在MSN上聊到的一个远在巴黎的女孩子，有天忽然告诉我，她的室友，是我最好朋友的干爹的女儿。"六人法则"已然失效，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距离，现在是三个人。
人际关系圈子，不过是一支圆舞圈，虽在不断更换舞伴，但跳舞的人，就那么几个。愿意被圈进来的，也就那么些人，换来换去，换不出什么新意。我卷走了你的舞伴，踩脏了你的舞鞋，或者把你的钟表提前拨到了十二点，都不要怪我。要怪，就怪这是一支圆舞。
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
我总结了这么一条经验：一个谎言，常常等于十个谎言；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
悉德尼o鲁迈特导演的电影《在魔鬼知道你死前》中，财务出现危机的兄弟俩，打算抢劫父母的珠宝店。他们的计划如下：弟弟出面去雇个人来，在周末的下午，趁着珠宝店的店员独自在店里时，抢了营业款就走，保险公司自会负责赔偿父母的损失。但结果却没这么简单，那天，珠宝店的店员请假，他们的母亲亲自去看店，雇来的劫匪不认识她，开枪把她打伤，自己也被打死。兄弟俩开始善后，却发现泥团越搅越大，被雇佣者的女友，伙同她的哥哥敲诈他们，为筹得钱款，他们又得去抢劫墨西哥毒贩，父亲却已经发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
彼得o伯格导演的电影《宝贝好坏》里，男主人公在婚礼前，与四个死党去拉斯维加斯狂欢，并召了脱衣舞娘来房间跳舞，结果失手将舞娘推倒，致她死亡。正巧安检人员接到对他们房间音量的投诉前来检查，发现了尸体，他们又合力杀了安检人员，终于把两具尸体全都处理完，五个人之间却起了冲突，一个接一个被干掉，而婚礼却要如期举行……
科恩兄弟导演的《老无所依》中，牛仔在毒贩的火拼现场，捡到了两百万美金，本可安全脱身，他却多此一举，在夜间重返现场，结果与毒贩遭遇，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变多了：逃跑，把两百万美金藏好，把妻子和神经质的岳母转移，躲过警察的质询……
都是貌似简单的事，却因为一个小意外开始渐渐失控，但若没有这个意外呢？也未必能让事主全身而退，谎言和坏事都是精密的系统工程，导致它麻烦起来的，不是它本身计划的简单或复杂，而是因为，它的不合理、不合法、它的冒险性、它对别人的伤害，使得它天然地比别的事物多几道工序。一个谎，要用十个谎来圆。一个谎成立的基础，是后续的十个谎都成立，一个谎不是单纯的一个谎，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是十个无懈可击的谎。要编造谎言A，其程序应该是由A1……A10到A，而不是由A到A1……A10。坏事也一样，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一件坏事不至暴露的前提，是十件坏事都不会暴露。
所以连岳劝说一位想在十年间完成"1.钓到冤大头；2.让冤大头出钱供她去法国读书；3.再找到下一个冤大头；4.使财富增值；5.擦掉一路走来的痕迹；6.继续往上走。"等步骤的女孩子："我们在揣摩自己的未来时，要首先记住这个常识，它适用于任何职业：无论是坐台还是坐班，不要尝试实现太过繁杂精密的计划，那样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等于一场风暴，一步棋等于十步棋，一个谎等于十个谎加上天意。在做坏事的可能性之前，使我们悚然止步的，通常都不是道德、法律，而是后续的那十件坏事。而不畏这十件坏事，毅然做下去的，不是蠢材，就是强人。
愈救赎愈作恶
我常常给人留下阅历丰富的虚假印象，因此免不了被人请教该如何为人处世。前几天，有行将离开校园的小朋友诚恳地问我："将来，最该提防的是哪种人？"我认真地想，艰难地措辞，然后告诉他："得提防那种找到了持续的赎罪途径以及建立起了良好的自我宽恕机制的人。"
比如《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众人，他们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下作恶，却也清醒地为自己找到了赎罪的途径，因此可以持续地坏下去。女骗子金永花的方法，是不断告诉自己和周围的人，自己是为生活所迫，一念至此，她顿时原谅了自己，下次照旧哼着小曲去碰瓷。老骗子潘知常的方法则是做痛苦的负荆请罪状，骗光了姨妈的钱，却还要以无辜的面貌找上门去，陪了发烧的她一个晚上，顿时就浑身轻松了。崔卫平先生谈起这个电影，认为这里面众多小人物的道德逻辑是"作恶--偿还--再作恶--再偿还"："当一个人作恶时，他知道自己是有后路的，是能够提供偿还的；而当他偿还时，他放松了对于进一步作恶的戒心，甚至同时正在准备着下一次作恶，如此往返，乃至无穷。"
再比如《沉默的羔羊》里，剥人皮的连环杀手，最怜惜小动物；《无路可退》里邪恶的法官，一边收黑钱、草菅人命，一边却在电影院里为伤感电影泪流满面；在路上大声斥责殴打妻子的男人，还助养了若干孤儿，时不时带着鲜花和糖果去看望他们，连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这些手段，是他的偿还，是他为自己的道德焦虑找到的释放之地，是他为自己捐的门槛，是他为自己购买的虚拟道德货币。
中国历史上的例子，也多得很。越是刮地三尺的贪官，越是要写异常恬静的田园诗；越是穷凶极恶的刽子手，越要画毫无烟火气的山水画。一边作恶，一边抒怀，一边为非作歹，一边寻找救赎，一边做bitch，一边香烟缭绕地祭着一个人工处女膜。因为有了寄托，因为有了救赎的手段，因为在另一个地方完成了自己的人格镜像的塑造，作恶更加没有后顾之忧。
近一点的例子……勉强可以算上倪震，他在信箱专栏里警告少女远离四十岁的已婚男人，离开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男友，但他所奉行的，绝不是他在专栏里所称道的人生观。文章是文章，人是人，他分得清清楚楚，他是兰桂坊常客，最喜与少女兜搭，他的经典承诺是，如果女孩子有事找他，"十五分钟即到"。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设定，是林青霞；实际的形象，是芙蓉姐姐。
这样的人身边也有。家财来路可疑的A，每每在饭桌上抨击丑恶现象及社会不公；行事乖张的小人B，天天挂在嘴边的是"明镜菩提"。他们，我从来只敢远远地鉴赏，可惹不得--人家是最没有后顾之忧的。
愈扭曲愈快乐
演过《天使爱美丽》的奥黛丽o塔图还演过一部让人难忘的电影《天使爱过界》。
故事里的天使是美术系女大学生，偶遇住在她家附近的医生路易克，从此开始了疯狂的暗恋。暗恋改变了她的世界观和她所观看到的世界。她觉得，他笑，一定是为了她；他在某处停留，肯定也是为了她；连他的存在，可能都是为了她。于是她陷入痴狂状态，对着任何模特儿，画出的都是他的肖像；出门去旅行，她觉得是得到了他的邀约；她甚至为他谋杀控告他的女病人，为他开煤气自杀。但直到最后我们才知道，他根本不曾和她有过接触；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切，都出于她单方面的狂想，这是一种名为"被爱妄想症"的精神疾病。
但看电影的人，恐怕都会有相同的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不设法与他接触，而宁肯意淫之、偷窥之、假想之？以她的年轻貌美，即便冒失地找上门去，也应该会被他接受；如果她设计个小场景与他搭讪，效果可能更佳；即便他有妻子，恐怕也不要紧，中年男人个个都有危机感，天上掉下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证明他还有魅力，简直是种知遇之恩。她为什么不？
因为，她与我们有异。她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所认定的只有这一种扭曲的方式，她爱上的就是这种扭曲的过程。虽然这导致了扭曲的结果，但这扭曲的方式，这过程，另有一种价值，一种趣味。吞吞吐吐，自我设障，歇斯底里，在旁人看来令人抓狂，甚至被归为精神疾患，但当事人未必是没有快感的。
就像张曼玉有次接受法国的《Elle》杂志采访，"不但大大方方谈论前夫，也不避忌提起现任男友。"林迈克称："这篇访问，香港传媒看见要尖叫的……以窥秘为己任的传媒代表，绝对没有胆识一本正经地问：'影片里你的角色是双性恋者，你本人可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也不会得到磊落的'性行为上没有，但感情上我大概爱过我一些同性朋友'这样的答复。"坦荡提问，可能也能得到坦荡的结果，但这样一来，就失去了趣味性。媒体更习惯跟踪之、偷拍之、假想之、找线人，在卧室对面山头架设高科技偷拍设备，过程愈扭曲、方式愈曲折、快感愈强烈，所得到的结果，似乎也愈有价值。
对这种扭曲方式的热爱，大概是普遍地存在着的吧，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多多少少都有点精神病。我参加的豆瓣小组里，组长披星戴月地删掉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朋友的所有发言，终于酿成风波。有人呼吁："不如坐下来吃个饭好好谈谈？"但，那又有什么趣味，那实在太不扭曲了。
蛇蝎美女
上世纪四十年代发端的黑色电影里，常常有一个标志性的角色，叫做"蛇蝎美女"。她们金发、妖艳、毒辣，诡计多端，坏男人都未必狠得下心的那些时刻，她们却扑了上去。
比如雷蒙o钱德勒编剧、比利o怀尔德导演的那部《双重保险》，其中那位金发女郎，即是典型的"蛇蝎美女"。为了得到丈夫的人身伤害保险赔偿，她色诱保险业务员，设下毒计将丈夫在火车上谋害，那位保险业务员虽为她驱使，却也渐渐发现，她丈夫的前妻，也是她杀的。她还将继女的小男友勾搭上手，并行将一同远走高飞，可怜的保险男准备除掉她，她却先开了枪。
阴郁的四十年代过去了，"蛇蝎美女"这形象却留了下来，经过无数导演的发扬光大，至今还活跃在银幕上。但创造一个"蛇蝎美女"，最重要的前提是，必须要让观众对她所知不多，她必须来历不明，生平欠奉，只负责美丽、投毒、勾引，款款地从楼梯上走下，停在第四阶楼梯上。
一旦对她知道太多，她就会变得立体，甚至获得同情，"蛇蝎美女"这一称号就难得成立。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中，米雪演的那个红姨，其所作所为，就符合"蛇蝎美女"的特征。只是作为电视剧，它的篇幅，它的叙述方式，都不得不给她太多描述，我们于是看到了她的遇人不淑，她的深爱女儿，她的坏事做绝，却也难得快乐。我们原谅了她。
总是这样。那个背景复杂的公司力推的女明星，我们都讨厌她，可一旦知道了她有个不负责任的父亲，抛妻弃女与年轻女人同居，开下等酒吧，用女儿的照片招揽顾客，我们顿时就理解了她。那个陷入不名誉纠纷的男明星，我们都嘲笑他，可一旦知道了他的身世，看到他博客上对家乡的热爱，我们顿时就明白了他。当一个人不属于彻底的黑，也不见容于自命的白，而是存身于一个灰色地带时，他是被同情，还是被鄙视，关键在于我们对他知道多少。
知道了一个人童年的稚态，看过他咿呀学语时候的笨拙，旁观了他投身世道的艰难，参与了他不为人知的血与泪，似乎也就介入了他的生活。于是他的一切作为都易于理解，易于被原谅。不相干的人的疾病是污秽，亲人、熟悉的人的疾病却永远不在传染期；远处的错失永远骇人听闻，身边人的恶行却值得惋惜，而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知道"。知道就是原谅，知情即是牵连。
我们也都在努力地让这个世界知道自己，似乎这个世界知道了我们，就不可能做到全然无视，似乎知道就是救赎，知道就是祈求大爱。犹如迷路的羔羊发出鸣叫，让牧人找到自己，或者一片水让另一片水知道自己，用汇合来免于干涸。
人海孤鸿
科内尔o怀尔德 (Cornel Wilde)在1966年拍过一出电影，讲述一个落单的美国人在非洲的遭遇，电影名叫《裸杀万里追》。
故事主人公和来自大都市的同伴一起在非洲狩猎，众人聚在一起，尽情吹嘘着自己的勇猛，但就在此时，他们遭遇了土著居民。因为沟通不畅，土著居民将他们抓了起来，挨个处死，有的砍头，有的糊上泥巴放在火上烧烤，主人公则在猎杀游戏中侥幸逃生，在茫茫非洲草原上展开逃亡，身后是一群始终不肯放弃追杀的土著们。
尽管它的主旨，仍是展示主人公的勇敢和多谋，比如他的野外求生技能，他的无畏精神，基调仍是对美国精神的颂扬，但当主人公赤身裸体在荒原上奔逃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无比恐慌。那一刻的无援无助是真实的，那一刻的恐惧也是真实的。在那样一个时间地点，只要落了单，只要沟通失效，只要他原本的社会身份被剥离，每个看似无懈可击的人，都会被谪返荒原，成了人海孤鸿，甚至成为被猎杀的对象。
这世界庞大复杂，人的分量却始终如一地轻如鸿毛，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被打上种种烙印，才能够被辨识、归类、放置，才能有重量。我们并不是我们，而是一堆号码、证件、档案的附庸，被它们锚在某个位置上。我们的属性不是天然就拥有的，而是被外界赋予的，一旦离开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些身份烙印的环境，一旦落了单，我们立刻成了荒原上的裸人。
如果华尔街的金融决策人漂流到食人部落出没的荒岛上，他不过是人家的一顿晚餐，掌握再多的金融战术也于事无补。如果我那颐指气使的上司在去欧洲旅游的时候脱离了团队丢失了护照，他不过是一名语言不通的黑人，在乡下的餐馆剥蒜、在餐馆后堂洗上很久的碗碟。如果我在某个火车站遭遇小偷，丢失了所有的证件和钱物，在亲戚朋友赶来救助之前，我不过是"火车站广场上那个捡汽水瓶子的小伙子"。
这种打击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到来，"身份"所能提供的保护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缝隙：被送进医院，成为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在街上被车撞倒，无人施以救援的刹那，那荒原立刻出现在了身边。而当某位明星在风光无限的舞台上突然遭遇暴力的时候，一篇最切中要害的评论中说："她也是一个人海孤鸿。"
所以每个人都要伸出自己比章鱼还多的触须，努力和这个世界产生尽可能多的联系，让"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每个人都要牢牢抓住可以抓住的一切，作为自己的坐标、支点、标记，谨防丢失。
《裸杀万里追》的最后，主人公又回到了美国人筑起的小城堡，追在他身后的土著们，看着他被救走，露出了悻悻的表情。但即便他回到他的世界，他仍有可能，在某个时间，成为人海孤鸿。
脱节不是一种罪过
倪萍说，她之所以从主持人的岗位上退下来，是因为自觉与时代脱节了。
她曾是最紧跟时代的典范。电影的黄金时代，她演电影。她浓眉大眼，有种粗粝但异常清新结实的美，几乎是应着那时候的审美标准而生。《山菊花》、《祁连山的回声》里，她能文能武，妩媚也有，刚毅也有；电视综艺节目刚刚兴盛起来，她成为最具亲和力与知名度的主持人，进入几代人的影像记忆；刚流行明星出书，她就写了《日子》，连当年我们那毫无文艺风气的单位都人手一册。图书室里进了一本，半个月就被翻看得稀烂，不得不再去补一本。熬过了女演员最尴尬的年龄，可以去演母亲或者嫂子了，她又及时地回到电影和电视世界里。但现在她说，她觉得她和时代脱节了。
这就对了。每个时代捧在手上的都是青年人，兢兢业业奉行的，是青年人的价值观。一个人，如果一直跟得上，一直在潮头，一直兴致勃勃，像打了鸡血，几十年如一日，倒有点不寻常，有点妖异。
几十年，绝不如一日，这中间，有无数变化、反复、波动，即便在同一天里，内心也云蒸霞蔚瞬息万变。"几十年如一日"即便作为修辞，也还是不够恳切。这是个圈套。就算当事人愿意静止不动，还有时代在一边催逼。所以人最渴念的幻境，也是漫画和美剧必备的，就是一个时间静止、拥有无数平行空间的幻境。豆豆一直六岁，丁丁永远年轻，白雪永远不会成为一只流哈喇子的老狗，《欲望都市》中的几个女人，永远光鲜美丽，《六人行》里的六个朋友，永远欢聚一堂，分享青春的甜糖。那些显示了时间流逝，人生进展的情节，例如结婚、生孩子，除非收视率下降，或者负责扮演他们的演员在现实中的真身再也无法承载这个幻象，否则绝不会出现在剧情里。
但在美剧以外的世界里，在不是作为漫画人物存在的我们这里，盛年过去，与时代脱节是迟早的事。适当地脱离时代，适当地老去，适当地显露真身，都是迟早的事。只看当事人是不是愿意接受。
所以，看到一个人这样自然地承认自己与时代脱节，坦然地接受自己的盛年已去，而且这个人还是倪萍，让许多人附加在脱节感上的犯罪感减轻了一点。
我也要勇敢地承认，iPod上很久没有加新歌了（音乐追求的停止是最能显示脱节度的金指标）；《风云决》上映，在电影院里，周围的年轻人放声大笑，而我茫然四望，不知道笑点在哪里。
那也就不必强笑，就不如带着还剩3.5G空间的iPod，静静沉入时代的最深处。
倾国倾城的只是机遇
我常想，多年前的某一天，如果李康生常去的那家电玩店停电，现在的他，会是什么样？
他可能结婚、生孩子，在某个公司谋得一个职位，安安静静地上班。或者自己开起一家店铺，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他现在照旧四十一岁。但现实的情况是，1991年，导演蔡明亮在西门町的那个电玩店里发现了他。
他祖籍湖南，生于台北，高中毕业后，参加大学联考落榜，从此开始打工。他做过保险，当过服务生，平时经常去电玩店，就在那里，在人声鼎沸的电玩店里，蔡明亮看见了他。以他内向的性格，被陌生人反复打量，可能会感到十分不自在，他可能别过头去，也可能横了蔡明亮一眼--这照旧是我的猜想。
遇到蔡明亮之后，他成为蔡明亮的安托万--不，比安托万更完整地将人生交付给了电影，他主演了蔡明亮的全部电影，《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河流》、《洞》、《你那边几点》、《天桥不见了》、《不散》、《天边一朵云》，以及最新的《脸》，并在1994年凭《爱情万岁》获法国南特影展最佳男演员大奖。他也出现在其他导演的电影里，王童的《无言的山丘》、林正盛的《春花梦露》、许鞍华的《千言万语》。他甚至有了自己的导 演作品，2003年导演的《不见》和2004年导演的《帮帮我》，都曾在电影节上获奖。
而与他同时被发现的，还有陈昭荣，他那时正在餐厅勤工俭学，遇到蔡明亮后，与李康生一起主演了《青少年哪吒》。他现在是台湾电视界的"本土一哥"。
如果电玩店那天停电，如果那个餐厅那天没有营业，这一切恐怕都不会发生。但我感兴趣的不是命运的偶然性，而是，当机遇送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也顺利地接了过来，并且胜任了它。当时如果不是他们，也有可能是别人，接过机遇，改写人生。我不否认他们的资质，但有这个资质的大有人在，就是说，其实谁都可以，只要相貌、智力在水准之上，只要得到某个机遇，即便那个机遇与自己一向的理想、经验离题万里。
我们的想象还可以继续蔓延下去，如果十五岁的流浪儿特吕弗没能结识安德烈o巴赞，他能否成为后来的特吕弗呢？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之前，特吕弗就对电影满怀热爱，并试图创办电影俱乐部，但如果他没得到这个机遇呢？如果林青霞在她十八岁的某天没去西门町大街上逛街呢？--我们都知道，她就是在那里被星探发现的；如果张家口市赤城县宁堡乡东栅子村的女孩魏敏芝在张艺谋为《一个都不能少》挑选演员的那天，没去上课，或者没有因为大声说话而引起注意呢？我们也知道，她后来出国去夏威夷杨百翰大学读书，曾以流利的英语主持这个学校的合唱团音乐会。
我们不知道如果电玩店那天停电、西门町那天下雨，他们现在会怎样。但却知道，换个人，一样胜任他们所得到的机遇。从没有倾国倾城的人，倾国倾城的只是机遇。
琼瑶未必当真
有朋友打算做服装生意，熟人在背后嘲笑她："她从来不是穿衣服，她是被衣服穿了，怎么还做服装生意？"
当真有本事的人，都是不会被自己所做的事情拿住的人--上山打老虎而不会被老虎吃掉，演疯子而没有当真成了疯子，把别人拉去传销而自己只是做做讲师。例如琼瑶。前两年《又见一帘幽梦》热播，并且创下1.99%的收视率，"位列同时段全国市场第一。"关于她的那些评论又来了，简直听得人耳朵起茧子，人们说她矫情、肉麻、自恋、不现实、热爱幻想，她让紫菱仅仅凭着漂亮得到一切，几乎算是不人道。
可是女人，女人都有一点不现实，一点热爱幻想、一点自恋、一点肉麻、一点矫情吧。恋爱中的女人，尤其如此，恋爱中的一切人，也都是如此。琼瑶完全掌握了女人的心理，做的就是女人生意，你希望女主人公漂亮？好，我就把她写漂亮。希望她瘦？她就纤腰盈握。希望她是来历不明、气息纯洁的神仙姐姐？那我就让她是孤儿，绝对没有家庭关系拖泥带水。希望成为男人生活的重心？那我就安排两个男人同时喜欢她。还不满意？三个也没问题。总之，她像一间服装店，可以胖显瘦，矮显修长，进门的时候给你打绿光，出门的时候打橘红的光，让你容光焕发。她自己就是女人，她知道女人要什么。
至于她自己？她从不是她笔下楚楚可怜做着绿窗幽梦的女主人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从作家到电影监制到电视剧制片人，她始终是先锋。她清醒地知道人们要什么，自己能给什么。她的婚姻就不说了，堪称史上最经典个案之一，至于事业--她把手下的明星认做干儿干女，她是台湾电视界少数几个新剧出笼可以不用上通告的制片人，她是她世界里的慈禧太后。对于她大力宣扬的那些事物，爱与梦，她是很相信但又不大相信，既沉浸其中，又成功地抽身而去。她是把爱情当衣服穿，而没有被爱情穿了。
有本事的人，都是很相信又不大相信的人，绝不会人戏不分。就像琼瑶电视剧里最受欢迎的女明星刘雪华，在戏里，眼睛动辄就雾蒙蒙了，私下里却是麻将好手；就像曾经为琼瑶电视剧唱过主题歌的孟庭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背景音乐几乎都是她那些忧郁的歌，私下里，她活泼得很。
只有没本事的人，才动不动当真，从戏里哭到戏外；自己卖花，头上就戴朵大红花；看上几本音乐家传记，就当真以为吸毒可以带来灵感；以为挥刀自宫，就能练就葵花神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