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班固董子思想献疑（孙景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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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景坛
[摘要]古今理论界对董仲舒的认识,都来自班固。班固认为:董仲舒是武帝首次《五经》考试的第一名,汉武帝曾采纳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武帝“立学校之官”、“举茂材、孝廉”都出自董仲舒, 董仲舒在学术上还是汉代的“儒者宗”等。本文认为,这些都缺乏根据。
[关键词] 《五经》博士 “绌抑黄老,崇尚儒学” 田蚡 公孙弘 文翁
当代的儒学研究和新儒学都把董仲舒奉为孔、孟之后儒学的第二个里程碑,他们对董仲舒的看法全都来自宋明理学, 而理学对董仲舒的认识又以班固的《汉书》为依据。众所周知, 在中国历史上, 最早记载董仲舒的史学著作不是《汉书》,而是《史记》。班固在写《汉书》时,凡与《史记》相重者,几乎百分之百地抄袭《史记》,唯独对董仲舒的记载与《史记》出入最大, 横增许多新东西。然而,班固对董仲舒的这些记载,既无历史根据,又充满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一、董仲舒是武帝首次《五经》考试的第一名吗?
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武帝即位, 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接着,便给出了《天人三策》；又说:“既对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在《武帝纪》中,班固于武帝七年下, 说:“五月, 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对此, 古今理论界皆从之, 如周桂钿先生即持此说(周桂钿、吴锋: 《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年版,93 页。下面所有关于周先生观点的引文,均出于《董仲舒》) 。
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董仲舒没有二进考场的理由。董仲舒在景帝时即已是《春秋》(《公羊》) 博士, 为什么还会再参加武帝初期的《五经》(包括《春秋》) 博士考试? 这在道理上说不通。对此,周桂钿先生最新解释说:董仲舒在胡毋生告老回乡时,也归乡了,所以才在武帝初期复出参加《五经》博士考试(《董仲舒》, 第329页) 。但此说不见于《史记》, 亦不见于《汉书》,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完全属臆测。而且,董仲舒若真的归乡复考, 他考的仍是《春秋》(《公羊》)博士,同一学科、同一个人怎么会拿双博士呢?
第二,《天人三策》矛盾重重, 伪迹斑斑。如:按班固的说法,第一策为公共试卷,第二、三策为复试卷,其性质为儒学对策,且写作时间相同。然而, 第一策的考题说:“今子大夫 然为举首,朕甚嘉之。”从“今子大夫 然为举首”可知,此策非公共试卷,乃复试卷。第二策的策文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於文系而不得骋(欤) [与] ? ”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可知,此策才是公共试卷。是否可将第一策与第二策对换一下,变成《人天三策》,问题就解决了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第二策考题还说:“将所繇异术, 所闻殊方与? 各悉对, 著于篇, 毋讳有司。”这就告诉我们, 第二策乃百家考试, 非儒学策问。而且, 第二策中有“夜郎康居,说德归谊”；第三策中有“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武帝七年之后。尤其是“刑狱之滥”, 乃武帝晚期的事。武帝中期后,以《春秋》(《公羊》) 决狱,刑罚大坏,从吕步舒决淮南狱,一杀就是“数万”肇始,至杜周时最盛。所以, 《二十二史札记》在批评武帝“刑狱之滥”时,主要以杜周为代表。
第三, 为什么不再授董仲舒为《公羊》博士? 班固在董仲舒对策后,未载授博士一事,只说“以仲舒为江都相”, 不合常理。汉代的博士考试,无论是“五经”还是“百家”,被选为第一名者要先授博士,后任职。这里博士是学衔,任职是官衔, 不授学衔怎么能先任官呢? 班固不敢再授董仲舒为《公羊》博士,是怕露了同一个人、在同一学科不能拿双学衔的马脚!“以仲舒为江都相”,既不能反证董仲舒的确参加了武帝初期的《五经》考试, 更不能反证他考了第一名。因为江都相是小官, 董仲舒在景帝时就是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任江都相应属正常升迁,不一定非要再当一次《公羊》博士才能任职。
二、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
班固在《武帝纪》中说:“孝武初立, 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在《董仲舒传》中又说:“仲舒对册, 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皆自仲舒发之。”宋明以后, 直至当今中国理论界, 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应当指出,据《史记》与《汉书》载,汉初尊儒的真实过程是(二书所记相同, 此以《汉书》为例) : 汉代开国皇帝刘邦虽然开始“不喜儒”, 曾拒见儒者, “溺儒冠”。陆贾在他面前说《诗》、《书》, 他骂道:“乃公居马上得之, 安事《诗》、《书》! ”陆贾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刘邦“不怿, 有臱色”(《郦、陆、朱、刘、叔孙传》) 。后来,儒者叔孙通为其“起朝仪”,刘邦看了非常高兴, 说: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同上) ；惠帝除“挟书律”(《惠帝纪》) ,为儒学恢复奠定了基础；文帝置《孝经》、《孟子》、《礼》博士(宋咸: 《〈扬子·法言·学行〉注》；赵歧:《〈孟子〉题辞》；《儒林传》)；景帝置《诗》、《公羊》等博士(《儒林传》)。事实上, 儒学此时已成了汉代治国的辅助思想。儒学同“黄老”的斗争: 文帝时,贾谊曾以“礼治”为武器,主张“兴礼乐”,反对“黄老”,但失败了, 被贬到长沙(《贾谊传》)；景帝时, 辕固生多次以儒反“黄老”, 如曾为“汤武受命”问题同崇信“黄老”的黄生争于朝堂,甚至当着崇信“黄老”的窦太后的面批评《老子》为“家言”,差点被她置于死地(《儒林传》)；武帝初期,王臧、赵绾再次以“礼治”反对“黄老”,主张“立明堂以朝诸侯”, 这回得到了武帝、丞相窦婴、太尉田蚡的支持,然而却遭到了窦太皇太后(即窦太后) 的镇压。结果, 王臧、赵绾皆自杀,丞相婴、太尉蚡被免官(同上) 。不过, 武帝五年, 在田蚡的策划下, 却顺利地增设了“《五经》博士”(《武帝纪》)。直到武帝六年,窦太皇太后崩, 田蚡复出任相, 才“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正式开始尊儒(《儒林传》)。可见,汉初尊儒是众多儒者斗争的结果。贾谊被贬,辕固生险些被杀,窦婴、田蚡遭罢官,王臧、赵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后完成者是田。田蚡才是汉代“绌抑黄老, 崇尚儒学”的关键人物,这里根本就没有董仲舒。
现在, 理论界都以田蚡的“绌抑黄老, 崇尚儒学”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在于:第一,是张冠李戴。这里的中心人物是田蚡,不是董仲舒。第二,二者的性质有别。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只是将“黄老”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宝座上拉下来, 并使儒学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根本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三,逻辑上倒果为因。按班固的说法, 董仲舒是武帝七年首次《五经》考试的第一名,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则在武帝六年,所以董仲舒只能是武帝尊儒的产物,而不是在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下武帝才尊儒的。
三、武帝“立学校之官”出自董仲舒吗?
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立学校之官”,“自仲舒发之”。古今理论界亦如是说, 如今人吴九成先生说:“董仲舒极力提倡‘兴太学,置明师’……南宋徐天麟说‘武帝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说明董仲舒在推行新的官吏培养和选拔制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吴九成: 《略论董仲舒的儒家属性》, 载《江海学刊》1996 年第4 期。下面所有关于吴先生观点的引文,均出于此)
这里,说武帝“立学校之官”出自董仲舒,根据不足。虽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前两策,都有“兴太学”的建议, 如第一策说:“立太学以教于国, 设庠序以化于邑”；第二策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但如前所述, 《天人三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不能以此证明武帝“兴太学”出自董仲舒。
事实上, 武帝“立学校之官”乃公孙弘所为。《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为学官, 悼道之郁滞, 乃请曰:‘……闻三代之道, 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 配天地, 本人伦, 劝学修礼, 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 顺乡里, 出入不悖所闻者, 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班固在《武帝纪》中也承认:元朔五年, “夏六月,诏曰:‘……其令礼官劝学, 讲议洽闻, 举遗举礼, 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 崇乡党之化, 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另外,班固在《循吏传》中又载,武帝“立学校之官”本自文翁的“起学官”:“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 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 遣诣京师, 受业博士, 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 蜀生皆成就还归, 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 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斋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 数年, 争欲为学官弟子, 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 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四、武帝“举茂材、孝廉”亦出自董仲舒吗?
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州郡举茂材、孝廉, 皆自仲舒发之。”古今理论界亦从之, 如今人吴九成先生说: “董仲舒极力提倡……选茂材、举孝廉,改革官吏选拔制度。”
应当指出: 武帝首次“举茂材”是在元封五年,“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 而致千里, 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 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武帝纪》) 但此事不可能出自董仲舒。因为这时他如果活着的话——按其最长寿的说法, 已93 岁, 并在此年寿终正寝；若不按其最长寿说法, 他还活不到这一年, 不可能建议武帝“举茂材”。
武帝正式“举孝廉”是在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曰:‘……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 稽参政事, 祈进民心, 深诏执事, 兴廉举孝,庶几成风, 绍休圣绪??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曰:‘……今诏书昭先帝圣绪, 令二千石举孝廉, 所以化元元, 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同上) 但理论界一般都把“举孝廉”说成是“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同上) ,这是不对的。武帝六年的“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标点应这样点“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孝”和“廉”是分开选举的,与后来的“举孝廉”将“孝廉”并为一个合成词的内涵不同, 意义也不一样。
武帝“举孝廉”不可能出自董仲舒。第一,董仲舒对《孝经》无研究。“举孝廉”的思想源于《孝经》的“以孝治天下”,董仲舒是《公羊》博士,不兼经,河间献王曾向其问“孝”,说:《孝经》上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是什么意思? 他则用其阴阳五行哲学胡诌了一通,文不对题。
第二, 董仲舒不可能上与自己学术无干的政改建议。董仲舒是《公羊》博士, 他给武帝及其他官员所上的建议, 如《辽东高庙、高园殿灾对》、《止雨对》、《〈公羊〉董仲舒决狱》等,均贴近其学术。他怎么可能上源于《孝经》的政改建议呢?
第三,汉代的“举孝廉”,应出于刘汉政权自身对治国思想的探索。据《汉书》载,汉代的“孝治”思想由来已久,如:刘邦当上皇帝后,即上其父为“太上皇”(《高帝纪》),又吸取“异姓王”叛乱的教训, 大封“同姓王”(《张陈王周传》),为“孝治”奠定了体制基础;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惠帝纪》) ;吕后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高后纪》)；文帝“置《孝经》博士”,元年三月,制“受鬻法”；十二年,“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文帝纪》)；武帝元年,表彰“孝子、顺孙”(《武帝纪》)；三年,中山王刘胜还给武帝苦诉了许多“同姓一家”的道理:“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 得蒙肺附；位虽卑也, 得为东藩, 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 鸿毛之重, 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诗云:‘我心忧伤, 焉如捣; 假寐永叹, 唯忧用老；心之忧矣, 如疾首。’臣之谓也。”(《景十三王传》) 武帝很受感动；五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十一年,把“举孝廉”确定为基本的用人制度。
五、董仲舒是不是汉代的“儒者宗”?
班固在《礼乐志》中说:“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对班固此说,古今理论界都奉为高论, 如周桂钿说:“班固说他‘始推阴阳, 为儒者宗。’对不对?我们认为还是班固说的(得) 对。”(《董仲舒》,第326 页)
这种说法欠妥。第一,班固此说出自刘向,而刘向对董仲舒的过高评价一直受其子孙的批评。刘向认为: “仲舒为世儒宗, 定议有益天下。”(《汉书·楚元王传》) 又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仲舒传》) 后来其子刘歆就对其提出过质疑, 说:“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直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济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同上) 就是说,他认为其父说董仲舒为“世儒宗”和“王佐之材”都不当, 董仲舒只能算一个“群儒首”。后来,“向曾孙龚, 笃君子也, 以歆之言为然”。(同上) 可见,刘向曾孙刘龚认为刘歆的评价较科学,而对刘向的评价不认同。
第二, 汉代儒学的教授和策问状况能否产生“儒者宗”? 什么叫“儒者宗”, 就是几乎所有或大多数儒者都要以其为宗师。产生儒者宗的前提,是儒学在教授上要由官方规定注本,对策以注本为准。如后世朱熹是“理学宗”,因其《四书集注》, 既是皇帝钦定的科举教材, 又是科举的答题标准。汉代的儒学教授, 官方只规定了儒经科目,如《五经》、《论语》、《孝经》等,未规定注本,儒师们都“各以家法教授”。而且,儒学对策也是家法怎么教,儒生们就怎样对,有时汉代一科儒经都录取几个不同派别的博士。因此,汉代不会产生“儒者宗”。
第三, 董仲舒是否具备“儒者宗”的资格?我们知道,董仲舒在汉代是《春秋》即《公羊》大师,他不兼经,一生主要从事《公羊》的教授、研究和著述。汉初传《公羊》有三家,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 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 公孙弘亦颇受焉。”在这三家中, 尽管董仲舒是佼佼者, 即他对《公羊》的阐发比胡毋生与公孙弘深刻, 但始终只是《公羊学》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学的唯一宗师。特别是,东汉《公羊》学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著《公羊解诂》中, 明确宗胡毋生, 一个字都未提及董仲舒。董仲舒在汉代连“《公羊》宗”都够不上, 何来的“儒者宗”?
综上可见, 班固对董仲舒的这些新说法都不能成立, 均属伪造。古今理论界偏信班固是不对的。今天,我们的董仲舒研究,应回到司马迁的《史记》,以《史记》的记载为准。只有这样,才能还董仲舒的本来面目, 才能科学认识董仲舒。
（《岭南学刊》2002 年第1 期）
[摘要]古今理论界对董仲舒的认识,都来自班固。班固认为:董仲舒是武帝首次《五经》考试的第一名,汉武帝曾采纳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武帝“立学校之官”、“举茂材、孝廉”都出自董仲舒, 董仲舒在学术上还是汉代的“儒者宗”等。本文认为,这些都缺乏根据。
[关键词] 《五经》博士 “绌抑黄老,崇尚儒学” 田蚡 公孙弘 文翁
当代的儒学研究和新儒学都把董仲舒奉为孔、孟之后儒学的第二个里程碑,他们对董仲舒的看法全都来自宋明理学, 而理学对董仲舒的认识又以班固的《汉书》为依据。众所周知, 在中国历史上, 最早记载董仲舒的史学著作不是《汉书》,而是《史记》。班固在写《汉书》时,凡与《史记》相重者,几乎百分之百地抄袭《史记》,唯独对董仲舒的记载与《史记》出入最大, 横增许多新东西。然而,班固对董仲舒的这些记载,既无历史根据,又充满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一、董仲舒是武帝首次《五经》考试的第一名吗?
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武帝即位, 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接着,便给出了《天人三策》；又说:“既对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在《武帝纪》中,班固于武帝七年下, 说:“五月, 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对此, 古今理论界皆从之, 如周桂钿先生即持此说(周桂钿、吴锋: 《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年版,93 页。下面所有关于周先生观点的引文,均出于《董仲舒》) 。
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董仲舒没有二进考场的理由。董仲舒在景帝时即已是《春秋》(《公羊》) 博士, 为什么还会再参加武帝初期的《五经》(包括《春秋》) 博士考试? 这在道理上说不通。对此,周桂钿先生最新解释说:董仲舒在胡毋生告老回乡时,也归乡了,所以才在武帝初期复出参加《五经》博士考试(《董仲舒》, 第329页) 。但此说不见于《史记》, 亦不见于《汉书》,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完全属臆测。而且,董仲舒若真的归乡复考, 他考的仍是《春秋》(《公羊》)博士,同一学科、同一个人怎么会拿双博士呢?
第二,《天人三策》矛盾重重, 伪迹斑斑。如:按班固的说法,第一策为公共试卷,第二、三策为复试卷,其性质为儒学对策,且写作时间相同。然而, 第一策的考题说:“今子大夫 然为举首,朕甚嘉之。”从“今子大夫 然为举首”可知,此策非公共试卷,乃复试卷。第二策的策文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於文系而不得骋(欤) [与] ? ”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可知,此策才是公共试卷。是否可将第一策与第二策对换一下,变成《人天三策》,问题就解决了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第二策考题还说:“将所繇异术, 所闻殊方与? 各悉对, 著于篇, 毋讳有司。”这就告诉我们, 第二策乃百家考试, 非儒学策问。而且, 第二策中有“夜郎康居,说德归谊”；第三策中有“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武帝七年之后。尤其是“刑狱之滥”, 乃武帝晚期的事。武帝中期后,以《春秋》(《公羊》) 决狱,刑罚大坏,从吕步舒决淮南狱,一杀就是“数万”肇始,至杜周时最盛。所以, 《二十二史札记》在批评武帝“刑狱之滥”时,主要以杜周为代表。
第三, 为什么不再授董仲舒为《公羊》博士? 班固在董仲舒对策后,未载授博士一事,只说“以仲舒为江都相”, 不合常理。汉代的博士考试,无论是“五经”还是“百家”,被选为第一名者要先授博士,后任职。这里博士是学衔,任职是官衔, 不授学衔怎么能先任官呢? 班固不敢再授董仲舒为《公羊》博士,是怕露了同一个人、在同一学科不能拿双学衔的马脚!“以仲舒为江都相”,既不能反证董仲舒的确参加了武帝初期的《五经》考试, 更不能反证他考了第一名。因为江都相是小官, 董仲舒在景帝时就是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任江都相应属正常升迁,不一定非要再当一次《公羊》博士才能任职。
二、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
班固在《武帝纪》中说:“孝武初立, 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在《董仲舒传》中又说:“仲舒对册, 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皆自仲舒发之。”宋明以后, 直至当今中国理论界, 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应当指出,据《史记》与《汉书》载,汉初尊儒的真实过程是(二书所记相同, 此以《汉书》为例) : 汉代开国皇帝刘邦虽然开始“不喜儒”, 曾拒见儒者, “溺儒冠”。陆贾在他面前说《诗》、《书》, 他骂道:“乃公居马上得之, 安事《诗》、《书》! ”陆贾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刘邦“不怿, 有臱色”(《郦、陆、朱、刘、叔孙传》) 。后来,儒者叔孙通为其“起朝仪”,刘邦看了非常高兴, 说: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同上) ；惠帝除“挟书律”(《惠帝纪》) ,为儒学恢复奠定了基础；文帝置《孝经》、《孟子》、《礼》博士(宋咸: 《〈扬子·法言·学行〉注》；赵歧:《〈孟子〉题辞》；《儒林传》)；景帝置《诗》、《公羊》等博士(《儒林传》)。事实上, 儒学此时已成了汉代治国的辅助思想。儒学同“黄老”的斗争: 文帝时,贾谊曾以“礼治”为武器,主张“兴礼乐”,反对“黄老”,但失败了, 被贬到长沙(《贾谊传》)；景帝时, 辕固生多次以儒反“黄老”, 如曾为“汤武受命”问题同崇信“黄老”的黄生争于朝堂,甚至当着崇信“黄老”的窦太后的面批评《老子》为“家言”,差点被她置于死地(《儒林传》)；武帝初期,王臧、赵绾再次以“礼治”反对“黄老”,主张“立明堂以朝诸侯”, 这回得到了武帝、丞相窦婴、太尉田蚡的支持,然而却遭到了窦太皇太后(即窦太后) 的镇压。结果, 王臧、赵绾皆自杀,丞相婴、太尉蚡被免官(同上) 。不过, 武帝五年, 在田蚡的策划下, 却顺利地增设了“《五经》博士”(《武帝纪》)。直到武帝六年,窦太皇太后崩, 田蚡复出任相, 才“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正式开始尊儒(《儒林传》)。可见,汉初尊儒是众多儒者斗争的结果。贾谊被贬,辕固生险些被杀,窦婴、田蚡遭罢官,王臧、赵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后完成者是田。田蚡才是汉代“绌抑黄老, 崇尚儒学”的关键人物,这里根本就没有董仲舒。
现在, 理论界都以田蚡的“绌抑黄老, 崇尚儒学”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在于:第一,是张冠李戴。这里的中心人物是田蚡,不是董仲舒。第二,二者的性质有别。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只是将“黄老”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宝座上拉下来, 并使儒学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根本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三,逻辑上倒果为因。按班固的说法, 董仲舒是武帝七年首次《五经》考试的第一名,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则在武帝六年,所以董仲舒只能是武帝尊儒的产物,而不是在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下武帝才尊儒的。
三、武帝“立学校之官”出自董仲舒吗?
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立学校之官”,“自仲舒发之”。古今理论界亦如是说, 如今人吴九成先生说:“董仲舒极力提倡‘兴太学,置明师’……南宋徐天麟说‘武帝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说明董仲舒在推行新的官吏培养和选拔制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吴九成: 《略论董仲舒的儒家属性》, 载《江海学刊》1996 年第4 期。下面所有关于吴先生观点的引文,均出于此)
这里,说武帝“立学校之官”出自董仲舒,根据不足。虽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前两策,都有“兴太学”的建议, 如第一策说:“立太学以教于国, 设庠序以化于邑”；第二策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但如前所述, 《天人三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不能以此证明武帝“兴太学”出自董仲舒。
事实上, 武帝“立学校之官”乃公孙弘所为。《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为学官, 悼道之郁滞, 乃请曰:‘……闻三代之道, 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 配天地, 本人伦, 劝学修礼, 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 顺乡里, 出入不悖所闻者, 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班固在《武帝纪》中也承认:元朔五年, “夏六月,诏曰:‘……其令礼官劝学, 讲议洽闻, 举遗举礼, 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 崇乡党之化, 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另外,班固在《循吏传》中又载,武帝“立学校之官”本自文翁的“起学官”:“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 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 遣诣京师, 受业博士, 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 蜀生皆成就还归, 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 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斋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 数年, 争欲为学官弟子, 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 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四、武帝“举茂材、孝廉”亦出自董仲舒吗?
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州郡举茂材、孝廉, 皆自仲舒发之。”古今理论界亦从之, 如今人吴九成先生说: “董仲舒极力提倡……选茂材、举孝廉,改革官吏选拔制度。”
应当指出: 武帝首次“举茂材”是在元封五年,“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 而致千里, 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 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武帝纪》) 但此事不可能出自董仲舒。因为这时他如果活着的话——按其最长寿的说法, 已93 岁, 并在此年寿终正寝；若不按其最长寿说法, 他还活不到这一年, 不可能建议武帝“举茂材”。
武帝正式“举孝廉”是在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曰:‘……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 稽参政事, 祈进民心, 深诏执事, 兴廉举孝,庶几成风, 绍休圣绪??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曰:‘……今诏书昭先帝圣绪, 令二千石举孝廉, 所以化元元, 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同上) 但理论界一般都把“举孝廉”说成是“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同上) ,这是不对的。武帝六年的“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标点应这样点“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孝”和“廉”是分开选举的,与后来的“举孝廉”将“孝廉”并为一个合成词的内涵不同, 意义也不一样。
武帝“举孝廉”不可能出自董仲舒。第一,董仲舒对《孝经》无研究。“举孝廉”的思想源于《孝经》的“以孝治天下”,董仲舒是《公羊》博士,不兼经,河间献王曾向其问“孝”,说:《孝经》上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是什么意思? 他则用其阴阳五行哲学胡诌了一通,文不对题。
第二, 董仲舒不可能上与自己学术无干的政改建议。董仲舒是《公羊》博士, 他给武帝及其他官员所上的建议, 如《辽东高庙、高园殿灾对》、《止雨对》、《〈公羊〉董仲舒决狱》等,均贴近其学术。他怎么可能上源于《孝经》的政改建议呢?
第三,汉代的“举孝廉”,应出于刘汉政权自身对治国思想的探索。据《汉书》载,汉代的“孝治”思想由来已久,如:刘邦当上皇帝后,即上其父为“太上皇”(《高帝纪》),又吸取“异姓王”叛乱的教训, 大封“同姓王”(《张陈王周传》),为“孝治”奠定了体制基础;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惠帝纪》) ;吕后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高后纪》)；文帝“置《孝经》博士”,元年三月,制“受鬻法”；十二年,“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文帝纪》)；武帝元年,表彰“孝子、顺孙”(《武帝纪》)；三年,中山王刘胜还给武帝苦诉了许多“同姓一家”的道理:“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 得蒙肺附；位虽卑也, 得为东藩, 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 鸿毛之重, 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诗云:‘我心忧伤, 焉如捣; 假寐永叹, 唯忧用老；心之忧矣, 如疾首。’臣之谓也。”(《景十三王传》) 武帝很受感动；五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十一年,把“举孝廉”确定为基本的用人制度。
五、董仲舒是不是汉代的“儒者宗”?
班固在《礼乐志》中说:“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对班固此说,古今理论界都奉为高论, 如周桂钿说:“班固说他‘始推阴阳, 为儒者宗。’对不对?我们认为还是班固说的(得) 对。”(《董仲舒》,第326 页)
这种说法欠妥。第一,班固此说出自刘向,而刘向对董仲舒的过高评价一直受其子孙的批评。刘向认为: “仲舒为世儒宗, 定议有益天下。”(《汉书·楚元王传》) 又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仲舒传》) 后来其子刘歆就对其提出过质疑, 说:“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直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济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同上) 就是说,他认为其父说董仲舒为“世儒宗”和“王佐之材”都不当, 董仲舒只能算一个“群儒首”。后来,“向曾孙龚, 笃君子也, 以歆之言为然”。(同上) 可见,刘向曾孙刘龚认为刘歆的评价较科学,而对刘向的评价不认同。
第二, 汉代儒学的教授和策问状况能否产生“儒者宗”? 什么叫“儒者宗”, 就是几乎所有或大多数儒者都要以其为宗师。产生儒者宗的前提,是儒学在教授上要由官方规定注本,对策以注本为准。如后世朱熹是“理学宗”,因其《四书集注》, 既是皇帝钦定的科举教材, 又是科举的答题标准。汉代的儒学教授, 官方只规定了儒经科目,如《五经》、《论语》、《孝经》等,未规定注本,儒师们都“各以家法教授”。而且,儒学对策也是家法怎么教,儒生们就怎样对,有时汉代一科儒经都录取几个不同派别的博士。因此,汉代不会产生“儒者宗”。
第三, 董仲舒是否具备“儒者宗”的资格?我们知道,董仲舒在汉代是《春秋》即《公羊》大师,他不兼经,一生主要从事《公羊》的教授、研究和著述。汉初传《公羊》有三家,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 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 公孙弘亦颇受焉。”在这三家中, 尽管董仲舒是佼佼者, 即他对《公羊》的阐发比胡毋生与公孙弘深刻, 但始终只是《公羊学》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学的唯一宗师。特别是,东汉《公羊》学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著《公羊解诂》中, 明确宗胡毋生, 一个字都未提及董仲舒。董仲舒在汉代连“《公羊》宗”都够不上, 何来的“儒者宗”?
综上可见, 班固对董仲舒的这些新说法都不能成立, 均属伪造。古今理论界偏信班固是不对的。今天,我们的董仲舒研究,应回到司马迁的《史记》,以《史记》的记载为准。只有这样,才能还董仲舒的本来面目, 才能科学认识董仲舒。
（《岭南学刊》2002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