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黄昏（节选）

不必告别过去，因为过去一直存在

人们知道我对哲学家的要求，即站在善恶的彼岸–超越道德判断的幻想。
根本不存在道德事实。

                      –尼采 《偶像的黄昏》

当年，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曾无比忧伤地写道：在一切时代，最智慧的人对生命都作了相同的判断：它毫无用处……无论何时何地，从他们嘴里听到的总是同一种声调，——一种充满怀疑、充满忧伤、充满对生命的厌倦的声调。连苏格拉底在临死时也说：“活着–就意味着长久生病：我欠拯救者阿斯克列比亚斯（Asklepios）一只公鸡。”连苏格拉底似乎也厌倦了生命。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衰败感、末世感更加强烈，也更加充满诱惑的时代：在宣布上帝死后不久，英雄迎来了死亡；在偶像被一一放逐之后不久，思想的黄昏终于也已到来！我们已经没有神，我们已经不需要神。这是一个享乐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网络集体狂欢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所有的一切，似乎都与思想无缘，我们要木子美，不要鲁迅；我们要易中天，不要陈寅恪；我们要于丹，不要曹雪芹;我们要High,不要理性与严肃；我们要快乐至死，不要痛苦思考……所有这些，远不是几个文人青年唱上几声哀伤的挽歌就能改变的！但是，在一个同样忧伤的黄昏，在一个我还徘徊在漫漫黄沙的大漠中，准备一无思想地寂寞而死的年代，那是2005年的夏天，我认识了羽戈，也第一次知道了在苦闷中彷徨，在炼狱中探索的，远不止我一个；也第一次知道了“80后”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叛逆、死亡、沉醉还是狂欢？都不是，那样的“80后”概念似乎是与我们无缘的。年轻而又饱经忧患的我们注定为痛苦而生，为痛苦而死！当年的我，本为了人生的无意义，打算将自己的心灵埋葬于那漫漫黄沙之中，不必有书，不必有笔，不必有书写，不必有思考，只有与汉、回、维各族朋友一起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才是最真实、最属于生命本身的生活。在那里，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惬意、最轻松的几年，虽然我时刻仰望星空，追问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内心的道德律令时常在拷问着我，逼迫我重新痛苦与思考……但是，更多的时候，面对这个无奈的时代，渺小、卑微的个体生命是那样的无助，于是，我似乎只有沉默。但是，这一次，我久已沉寂的心灵重新温热了起来，那始于羽戈君那篇《焚烧的家园与寻找童谣的一代人》，我至今始终认为：那是出自所谓“80后”一代手中最有灵魂、最有激情和最有坚持的一篇文字，而这种坚持到现在还在继续，当时读到这篇文章那种心灵的震颤，是我解开心锁、重新寻找信仰的关键。

后来，通过网络，我读到了羽戈君更多的文字与书写，也与他有了更多的交流，知道了他出自皖北古镇，在巴蜀之地浸润了更多的才情与灵气，在心灵的拷问中不断地自我超越，也从此开始了我们文字论交的过程。那时的羽戈，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傲视天下群雄，自在快意恩仇，年轻的才气与锐气，都让我这个很早就进入迟暮之年的老大哥望尘莫及，自叹不如！羽戈君也因为此文在当年那个还很有思想与自由的关天茶社一战成名，从此结识江湖无数豪杰，在这个世俗与功利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奇迹。惭愧的是，多年以来，我早已经习惯了当一个旁观者，也就是迅翁笔下所谓的”看客”，也许是因为懒，也许是因为内心有太多的不确定与怀疑。所以时常看见羽戈在当时的天涯指点江山，也时常叹服他一日千里的进步，但是从来没有参与他们的讨论，更何况当年的自己正在宪政、启蒙、自由、民主等的概念及思想史纠葛中痛苦不堪，也尚未浅薄到肆意发表观点的地步。于是，静静地看，默默地读成了我当时的常态。后来，羽戈又将他对鲁迅的两篇思考发给了我，这就是现在集子中的《怯魅与招魂的书写·鲁迅二题》，其中关系到一个历来都在思考与追问的问题：我们为何而书写？书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羽戈君从国人一向奉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先生那里找到了一种两难的处境与失语的痛苦与空虚——书写与招魂的追问。那么，为谁招魂？谁来招魂？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知道，“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应该不止钱宾四、陈寅恪这些先生，还有许多家国情怀无以排遣的永恒流浪者，当当年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思挖掘到了国家、民族文化生存的根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勇气去坦然面对？

当我们不书写时，我们有许多话要说；当我们书写时，我们却不得不保持沉默，这将是怎样的一种苦痛呢？历来，为何而写作，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康德和博尔赫斯为自己的内心而写作，却成就了岁月的永恒与不朽；老子曾经留下吊诡的一句话：言者不如默者智；维特根斯坦也反复在说：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当代的我们，却经历了从为“革命”、“解放”、“神圣”、“救亡”为主题的伟大事业而写作的一代到为了痛苦与宣泄、伤痕与控诉而写作的一代，而后，在短暂的时间里，曾经有难得的理性之光照耀了短暂的”新启蒙”写作，然而，在国家元气耗尽的情况下，理性也很快被流俗与现实击得粉碎，于是，在一种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启迪下，文人迅速转向了犬儒主义，却仍然在高呼着“文学的力量”、“公众的代表”、“民意的代言”，他们身上披着“良知”与“正义”的外衣，却用双手与资本家、权势者和既得利益集团进行着娴熟的讨价还价。于是，他们开始从上衣脱起，一直脱到了内裤与胸罩；于是，他们开始从良心卖起，一直卖到了大腿与阳具；于是，他们开始从窥阴癖到裸露癖，一直变异到了集体的自杀与疯癫。诗人死了，诗不再生；文人死了，文化何存？

就这样脱下去吧，裤子脱完了，还有什么可脱的？就这样卖下去吧，阳具卖过了，还有什么可卖的？在我们这样一个世界，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信念、理想，追求、思想、文化、国学、甚至死亡、苦难……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呢？于是，在这样的时代，有那么几个青年，在静静地守望着自己的内心与灵魂，在默默地关注着一些似乎久远而又空泛的人物与传说，他们似乎显得那么单薄与苍白，显得那么可笑与渺小，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与不合时宜！但是，正是在这样的平淡无奇中，我们复活了生命，复活了历史；我们复活了我们的苦难，复活了我们的民族；我们复活了一种传统，复活了一种习惯——阅读、写作，哪怕是一个人的阅读，一个人的思考。我们读什么？读我们的内心，读我们的自由，哪怕是只属于一个人的《圣经》，只属于一个人的《论语》；我们写什么？写我们的内心，写我们的自由，因为沉默不是我们的本意，尽管我们中国人沉默不语的本领可以考世界第一，但是更多情况下的中国却是连沉默的权力都被剥夺了，于是我们在更多的时候可以选择为了自己而写作。

据羽戈君对我说，《论高阳》那一篇是他花费心力最多的一篇，我想：羽戈对高阳的偏爱，不仅仅是因为羽戈对他的钦佩与追思，更是羽戈对那种豪放不羁、洒脱自由的文人生活的向往。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的高阳，虽然身前身后难免寂寞，但是这种寂寞是值得我们羡慕的一种境界，而那一辈文人之间那种肝胆相照的情谊，更是让我们今人羞愧与感叹的！高阳能在百年之后，得到一位青年知己的激赏，想必也是十分开心的。谭嗣同与李敖，两位同样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我们这一代文人的无奈与悲观，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经历他们那样的惊心动魄，永远无法经历他们那样的跌宕起伏，也永远无法像他们那样活得那么自由与精彩，他们可以自由而生，自由而死，而我们却只能在这样的时代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谭嗣同死了，李敖老了，于是，最后的仁心侠骨终于随着历史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