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小说」：时间与叙述

「革命历史小说」：时间与叙述

作者：黄子平

一、进化史观

    「革命历史小说」，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史话语中，专指 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以后创作的，以 1921 年中共建党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作品。这一概念的形成颇有几分蹊跷，却也意味深长。文学史概念的功能在于划定某一可能的论述范围，收纳某些作品，张扬某些作品，使某些作品经典化，同时拒绝某些作品，抹杀某些作品，使某些作品消失于既定的视野之外。因此，李劼人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大波》，创作发表于六○年代，写的是辛亥革命前后四川成都一带的「护路运动」，亦颇获「笔力雄健，波澜壮阔」一类的好评，却从未被人纳入「革命历史小说」族中去讨论。进一步，倘若我把鲁迅的《阿Ｑ正传》也当作「革命历史小说」来讨论，不消说，更会被视为不经之谈（尽管人们无法否认它是一部写辛亥革命那段历史的最具影响的经典作品）。举两部「界外之作」，即已显露此一文学史范畴的排他性（对抗性）、人为性（却非任意性）和意识形态性。尽管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面南的铭文里，纪念到的「仁人志士」，是「上溯到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但那划分「革命／反革命」的标杆与时俱动，足证在话语实践之中，「时间」决无「中性」「客观」可言。

    然而，「革命」一词从古籍里挖掘出来并且大行其时，却确乎是晚清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那帮仁人志士干的好事。这两个方块字更是外来词「 Revolution 」的意译，决非原先「汤武革命」里改朝换代的意思（否则，《封神演义》岂不成了头一部「革命历史小说」？）。「革命」者，整个儿地推翻旧制度旧秩序旧世界，建立新制度新秩序新世界之谓也。榜样很辉煌地摆在眼前：法国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再后来，俄国十月革命。重要的是，这些不单是发生在空间异域的可供效仿的范例，而且是时间意义上的方向、潮流、趋势和「明天」。戊戍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日本办《新民丛报》，力倡「小说界革命」，在其《新小说报》的大张旗鼓的预告中，「历史小说」项下，打算「著译」的书目就有《自由钟》（「此书即美国独立史演义也，……读之使人爱国自立之念油然而生」）、《洪水祸》（「此书即法国大革命演义也……其中以极浅显之笔，发明卢梭、孟德斯鸠诸哲之学理，尤足发人深省」）、《东欧女豪杰》（「此书专叙俄罗斯民党之事实，……盖爱国美人之多，未有及俄罗斯者也」），凡十数种。他人之「历史」乃吾人之「未来」，当时的先觉者们对此一腔热忱，深信无疑。梁启超本人就创作了自称为「政治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此书起笔于义和团事变，叙至今后五十年止。全用幻梦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笔，一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者然，令读者置身其间，不复觉其为寓言也」）。耐人寻味的是，梁启超似乎并不认为只有一种「未来」，作为「联邦大共和国」「举国国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这一种未来的对照，他还打算写一部《旧中国未来记》（「此书体例亦与前同，惟叙述不变之中国，写其将来之惨状」）。可是细究起来，后者毕竟只是前者影子般的「对照」，毕竟，在拟想的这后一本书的悲伤结尾里，仍有「大革命军起」，「保障一两省，以为恢复之基」。可见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未来，光明的喜庆的未来。

    简略言之，大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种来自西方的「进化史观」（直线的或螺旋发展的）戏剧性地取代了传统的「循环史观」，并且自始即渗入「历史演义」、「历史小说」的叙述写作之中。历来的讲史小说中，因果报应、治乱循环的基本编码（ Great Code ）已成一种「神话性制约」（ Mythological Conditioning ）。《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水浒》的楔子刻意强调「乐极生悲」周转循环的警语。连「纯虚构」的单叙市井凡人琐事的《金瓶梅》，也必得大谈刘邦项羽史典，引出红颜祸水、报应不爽的道德教训。中国传统史观绝非视历史为神秘的混乱或不变的绵延，恰恰相反，历史写作所承载的使命，正是想方设法为「变」作阐释，为「公卿巨室」的命运言诠，为先圣先王的成败作注，为自古至今的「一治一乱」探本寻源（《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

    这种「循环史观」将纷纭变幻的事实纳入一绝对的道德秩序并与自然秩序（「天道」）的有机对应之中，使人们得以化约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暧昧与混乱，并解答人类的起源与终结等宗教性的根本困惑（「前世」、「来生」、「气数」、「劫数」等等）。到了上世纪末，西方工业文明以「船坚炮利」的方式强行打入中国历史，将古老而又自信的民族猛然抛入一茫然无措的处境，亦将一种全然不同的现实和历史景观呈现于国人眼前。面对巨大的全新的混乱和矛盾，先觉者很快找到了经由「积极的」误解并简化为明快信条的新编码：「物兢天择，适者生存！」

    时间重新变得井然有序了，万事万物重又明澈可认，定位于一种以「新／旧」为中心范畴的二元对立体系之中（「先进／落后」、「现代／古代」、「改革／保守」、「进步／落伍」、「新学／旧学」、「革命／反动」，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时间的圆圈被掐断了，扳成一条箭头向前或向上的直线或螺旋线。「走向未来」，不再是从历代王朝的兴亡起伏中吸取道德教训并预测新的一轮循环中家国的盛衰荣辱，而是向着可望可即的异域模式急起直追；这可见的活生生的「未来」成为我们评判过去、整理过去、弃绝过去、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强有力依据；最后，大同世界不再是回溯遥远的尧舜虞三代原始的美好记忆，而是朝向一个经过「科学论证」的辉煌乐园挺进。

    这最后一点至关重要，正是定义「革命历史小说」的中心依据之一，亦是经由此一定义排拒某些作品于视野之外的一个依据。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美好未来并不单单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纲领或宣言，而且拥有极大历史合理性地，发展为一个「波澜壮阔」的大规模社会实验，并由此在地面上建造了似乎是辉煌乐园的雏形。革命获得了成功（阶段性的成功也是成功），革命成为光荣的历史（阶段性的历史）。革命创造了一个新政权，它的道义的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全由革命所赋予。革命历史写作担负起解释「善恶堕赎」、「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等宗教性根本困惑的伟大功能。在历史小说的写作中，前者每每涉及人物关系的设计（空间化的道德秩序），后者则关乎情节的起承转合（叙事性的时间转换）。先从后者说起。

二、从胜利走向胜利

    传统的讲史小说通常也是以动乱和灾难开头。《三国演义》一起头，就大谈东汉末年的「致乱之由」，乃起自桓灵二帝以及「中涓弄权」。《水浒传》起于瘟疫横行，仁宗遣人禳灾，导致洪太尉误走妖魔。然而细究起来，这些开头都并非根本意义上的起源，而是无数悲欢循环中的一个因果前定的「话头」而已。情节的进展，则愈到作品的后半，愈有向那「话头」的原点回环合拢的意思。《三国演义》至诸葛亮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已经是敷衍故事，情节的推动力大大减弱。《水浒传》的后半部更是强弩之末，金圣叹把它搞成「断尾巴蜻蜓」自有他的用心，但七十一回本之最为流行，恰好从「读者反应」的角度证明了传统讲史小说写作中的「无未来性」。

    「革命历史小说」亦往往从灾难或失败开始。《保卫延安》起于延安即将失陷。《林海雪原》始于土匪屠杀老百姓。《红日》一开头，便是涟水之战，解放军吃了败仗。《红岩》，地下联络站出了叛徒，大批革命者被捕入狱。这些都不是前世的报应或天定的劫数，不仅仅是小说的「话头」，从根本意义上说，更是革命的起点、历史的起点。不合理的旧制度、残酷的阶级剥削与压迫、反革命势力的迫害和残杀，据说已经在现实生活中「一去不复返」的这一切，重现于小说叙述中时，具有多重功能。它是业已告别的「昨天」，恶梦醒来是早晨；它肯定着「今天」，忆苦思甜，任何「对现实不满」即是大逆不道；同时，它又激励着今人「发扬革命传统」，继续革命，防止复辟，走向「明天」，否则，停顿就是倒退，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最后一点其实跟前两点颇有微妙的纠葛冲突之处，稍后再作讨论。）「革命历史小说」的情节发展当然一律是反败为胜、从水深火热走向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作者和读者都深深意识到自己置身于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之中，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三、人物关系的时间化

    道德秩序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变形移位、新旧掺杂、古今互渗，更为复杂微妙，当另文讨论。这里只涉及时间尺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忠奸善恶的两极分化明显地以「新／旧」的二元对立为转移。「革命样板戏」的主要创作经验「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金字塔般的空间结构其实是依着时间顺序上的是否「先进」来构筑的。这「三突出」后来被归结为「阴谋文艺」的创作原则严厉批判（虽严厉，却未能批到点子和根子上），其实不过是 1942 年以来革命文艺隐含的基本编码的鲜明表达和推到极致的表演罢了。小说《林海雪原》中的侦察参谋杨子荣，智勇双全，艺高人胆大，为众多读者所激赏。但作者曲波似乎意识到需要给他的英雄增添点什么，与古代英雄有更鲜明的区别，就在后来的创作谈里「回忆」出他革命生涯中真实的战友杨子荣「说过」的关于「前途问题」的一大段铿锵独白：

    现在的侦察兵就已经是我的前途，因为我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走着。以往地主骂得我不敢喘气，现在我手使双枪，动用心机，自由地瞪着眼，喘着气，打他们的老祖宗蒋介石。这是多么理想的一天哪！又是多么理想的前途啊！再往小一点说，我今天的战迹，就是昨天的前途；明天的战迹，就是今天的前途；这样一天一天就走到了穷人翻身、阶级消灭的太平年，到那时我也就四十好几快五十岁了，我这个侦察兵的一段乐事就办完了。到那时咱老杨再干咱的老行业上的新前途，种庄稼，干集体农庄。到那时千户成一体，万众为一家。春天下种，秋天收粮。咱老杨和群众一起走这条光明大道。这前途和春天的种子一样，一粒下地，万石回家。现在咱是在翻身的道路上打仗，将来咱是在五谷丰登的道路上劳动。总之，我现在作成功了一件事，都觉得是在共产主义大道上进了一步。每一步都是美好的。……

    这段充满「未来感」的豪语几乎是所有「革命历史小说」的「魂」，使得评论家为它未被写入小说而深感惋惜。

    当然，到「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这一缺陷就为「胸有朝阳」的大段唱腔所弥补了。人物身上的道德光辉来自理想的充溢，来自以未来的代言人自居的信念。

    不难理解，这种拥有未来的时间上的自豪感，无疑强烈地具有空间上意识形态对抗的意味。革命不单完成了救亡图存民族自立的使命，也不单告别了几千年的「漫漫长夜」，更是超越了西方业已垂死、腐朽、没落的制度，迎头赶上，抢先一步，走到了时间箭头的最前方。或许，这种神奇的超越性，正是革命、革命历史、革命历史小说的魅力所在？

四、革命的循环

    人们都愿意坚信，在通往未来的大道上，一切都是美好的。历史性的反讽在于，粉碎由包括「革命历史小说」在内的历史写作所做的美妙许诺的，正是革命历史本身的、可以说是合乎逻辑的发展。纯以未来为价值取向，不单蔑视过往，也必然抹杀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的逻辑就是要「进行到底」，革命每前进一步，斗争目标都发生变化，关于「未来」的景观亦随之移易，根据「未来」对历史的整理和叙写必也面临调整。前边讲到，「新／旧」、「革命／反动」二元对立的标杆与时俱进，不断「左」移，原先许多自以为忠实叙写革命历史的作者便倒了霉。《保卫延安》替「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彭德怀树碑立传。《红日》给国民党反动将领涂脂抹粉。《红岩》的作者被怀疑是叛徒（「就你活出来了，为什么？！」），其中一人被迫自杀。《刘志丹》一书的清查更是一个株连两千余人的政治大冤案，据说那条版权应属于康生的著名的「最高指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就是针对此书而发的。

    革命对「革命历史小说」的虐杀，充分暴露了这一文学史概念内部的重重矛盾和冲突。「历史（事实）」与「小说（虚构）」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较多的课题，在「革命历史小说」内更别有一番错综复杂的纠葛，当另作详论（「伪造历史」尚且可恨，「伪造革命历史」将是何等可怕的罪名？）。这里单说「革命」和「历史」的某种不相容性。革命即推翻历史，改变或打断历史的进程。革命不是历史的常态，毋宁说是历史的反常。当然，革命通常要采取「托古改制」的策略，如马克思所说，战战兢兢地请出古代的亡灵，借用他们的服装面具，来演出新的历史场面。但马克思接着说，无产阶级革命与此相反，必得「从未来汲取诗情」。当革命形成了一种历史，反传统成为一种传统，至少有两重的反讽就在这里出现了。首先，「未来」不再用以否定或扬弃历史，而是用来为某一特定的历史辩护。无论这历史中有多少血污、暴行和不公正，都由于它是「通向未来」的而被堂而皇之地谅宥了：付学费、必要的代价、难免论、「吃梨削皮总要带点肉」，等等。为历史辩护其实是为这历史的现实发展辩护，于是事情变得如此蹊跷，现实（权力、利益）「以未来的名义」召唤历史来证明其合法性，却因此阉割、扼杀、抽空了「未来」。「未来」终于耗尽其指涉能力，蜕变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越是空洞，它越是被便利地派以上述用途，像一个宽宏大量的温暖的黑洞，收纳着无尽的历史罪责和现实苦难。但是，当越来越多的血污和病痛被置于「未来」名义之下时，纯洁的、以开创新纪元自命的「革命」，发现自己极可能不过是一种与亘古以来的那同一个历史「同流合污」的东西。

    其次，既然「革命历史」的概念首肯了视革命为历史常态的看法，革命的传统、革命的历史依据、历史范例、节日纪念（譬如「五四」和「四五」）都成了对革命现实的潜在威胁。革命历史的写作本意是肯定、证明、维系革命现实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却如双锋刃一般地，变作对革命现实作「再革命」的依据（认定「现实」的发展有违革命的初衷或原教旨）、脚本和想象力的源泉。革命成为历史的重复，成为唯一的历史欲望，唯一的历史期待。革命的对象或许有所不同，革命的方式、策略、口号、过程乃至「英雄」「烈士」的范型，竟都次次如出一辙。革命取代了、吞没了历史。以直线发展或螺旋式上升的观念开始的革命，此时陷入恶性的自我循环，恰如鲁迅当年咒语般的小杂感里所说：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革命杀反革命，反革命杀革命，不革命的，或者当作革命被反革命杀，或者当作反革命被革命杀……

    「这次革命是革我们这些革过命的人的命」。三十年后，类似的绕口令出自「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林彪之口，不再有鲁迅文人式的嘲讽口吻，却以党国的「次高指示」的机制运作，伴随着「最高指示」将百年来革命的恶性循环推向极致。当这次「史无前例」的革命亦成为「历史」（「失败的革命无历史！」）之时，叙写这段最近「历史」的小说当然仍是「革命历史小说」范畴的界外之物。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与叙述，无可扼止地延伸到对百年来近现代革命史的反思与叙述。始于七○年代末，史学界有李泽厚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精彩分析；文学界，白桦的话剧《曙光》（ 1979 ）超出替革命老帅鸣冤之意，触及「革命历史小说」一向讳莫如深的那部分史实：在三○年代苏区颇具规模的以肃清所谓「 AB 团」（「 Anti-Bolshevik 」团）的名义，革命党人对革命党人的大屠杀（顺便提一句：这部作品远比那备受中宣部和海外同情者青睐的《苦恋》来得重要）。「文化大革命」那创巨痛深的现实乌云阻断「未来」照耀在革命历史之上的眩目光辉，使可辨认的历史阴影从记忆深处浮现。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包括「革命历史小说」）的「创造性遗忘」压入历史无意识的那部分集体经验、个体经验、历史意象和历史场景，开始复活。尽管《曙光》的叙事模式仍不脱过往主流话语的巢臼（在冤案平反昭雪之后，革命终又骑着战马前进了），它却是 1985 年以来大量颠覆「革命历史小说」叙事规范的作品的先兆和滥觞。

五、时间观的改变

    《红高粱》（莫言）、《灵旗》（乔良）、《碎牙齿》（简嘉）以及《大年》（格非）等作品的发表，标志着轮到「革命子孙」们来讲「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时获得的某种解放力量。这里只涉及它们在小说叙事中呈现的「时间意识」的巨大改变。）《红高粱》（ 1986 ）开篇第一句写道：「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西历（年份）和古历（月日）的这种古怪结合，点明所叙时间刻度的暧昧复杂。莫言高举着「纯种的红高粱」，试图穿透时间的迷雾去招先辈之魂，面对强悍粗豪的「土匪－英雄」之先辈英魂和冤魂，曾「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活着的不肖子孙」深感「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由「革命历史小说」阅读传统训练出来的读者，如何从他们已习焉不察的意识形态性的时间尺度和道德尺度，去比较余占鳌和杨子荣这两位英雄呢？（电影《红高粱》获「国际大奖」后在国内引起的争论中，来自「普遍观众」的反感和指责，比「正统批评家」们远为激烈。）《红高粱》引起的强烈不安，从根本上说，乃是以异样的方式重叙历史、重新赋予时间以意义所导致的震撼。

    血染的湘江「五十年默默地流」。《灵旗》（ 1986 ）把关于「长征」的史诗叙述所遗忘的「个体时间」从江水中打捞。一个无法如同杨子荣般将「个体时间」归并入那吞噬一切的「历史必然性」中的红军逃兵兼替红军伤兵复仇的好汉兼地主寡妇的情人兼……，如何将他的生命意义在那生死恩仇血腥难洗的「历史」中定位？青果老爹承受了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阴错阳差，从那大一统地通往既定未来的「历史时间」看来，是微不足道之事。这汉子却如此执着地用「一报还一报」的奇特方式，一个一个地替屈死的红军伤兵复仇。乔良仿佛不经意的插入一句，写道：「离开红都瑞金时尚有八万余众的红军，是役后仅存三万。是败仗。红军史上只记下八个字：湘江一战，损失过半」。正史简洁冷漠的文笔，恰与叙述者恍惚迷离、追思叹惋的风格成一对照。乔良将一种宿命论般的时间意识引入小说，决非如同回归到「前梁启超」时代那么简单，而是引发了「大（历史）时间」与「小（历史）时间」之间无穷尽的反诘互动和探询。

    格非的《大年》（ 1988 ）干脆把「革命历史写作」本身作为小说处理的题材的一部分，质疑「语言（文字）」、「时间」、「权力」和「欲望」在历史中的错综复杂关系。小说的每一分段皆以自然时间标志开头，如「腊月初二，清晨」，「腊月十七，午夜」等等，仿佛那个无动于衷的时间框架保证了情节的「客观性」。但是，读者最终发现这一切被「布告」（权力＋语言）重新组织为一个冠冕堂皇的历史时间进程。唐济尧控制了信息的流通和解释，控制了时间，也控制了他人生命的生杀予夺。一旦「未来」也被精心纳入权力的策划之中，由语言文字呈现出来的「历史时间」也就彻底丧失了原本虚幻的深度，而格非小说以「后现代」式的平面化叙述，仿佛也发布了一道将「时间」斩首的布告。

    「时间」被斩首，「未来」被取消。这正是二十世纪世纪末革命了一百年的当代中国人已经体验或将要体验的历史处境。当代中国的历史危机已然是工业文明的世界性危机的一部分，不再如梁启超时代人们所想象那样，只是健全的世界文明发展中特殊的一个东亚病例。「未来」的空间异域性榜样已然消失。人们亦难以如「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再次一厢情愿坚信「世界革命中心」就在自己脚下的伟大神话。「由于对未来的无知使我们无法判断过去与现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重建历史叙述、重新赋予时间以意义的契机已经消逝。当代中国的文学写作，正如别的写作一样，将再次投入以叙述捕捉时间的、新一轮旷日持久的挣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