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国家与革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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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８５２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１９０７年，梅林把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摘要登在《新时代》杂志上（第２５年卷第２册第１６４页）。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在这一段话里，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说同先进的和最渊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践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１９１８年８月即本书第１版刊行以后很久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市侩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和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见我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１９１８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立场所作的上述评语，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领域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内，在这个领域的范围内，任何一个有知识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不把承认阶级斗争贯彻到最主要之点，贯彻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贯彻到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其次，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
１．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１８７０年秋，马克思曾经告诫巴黎工人说，推丶翻政丶府的尝试会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但是，当１８７１年３月工人被迫进行决战的时候，当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固执己见，学究式地非难运动"不合时宜"，象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曾写文章鼓励工人农民进行斗争，而在１９０５年１２月以后却自由派式地大叫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为"冲天的"（他的用语）公社战士的英雄主义感到欢欣鼓舞，他还从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虽然它没有达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对《共丶产党宣言》必须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战士的革命经验作出的。
在《共丶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署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注明的日期是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４日。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丶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个教训加进《共丶产党宣言》，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个极其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而《共丶产党宣言》的读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我们在下面专论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详细说明。现在只须指出，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就是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２日，即正当巴黎公社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黑体和着重号是马克思用的；原文是ｚｅｒ－ｂｒｅｃｈｅ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新时代》第２０年卷（１９０１－１９０２）第１册第７０９页）（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书信至少有两种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种是由我编辑和作序的。）
"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人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公然歪曲了！
至于马克思提到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有关地方，我们在前面已经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证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１８７１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军阀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官僚的国家的典型。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确实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现在，在１９１７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丶立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和官僚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迫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打碎、破坏"现成的"（是１９１４－１９１７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出来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第二，马克思说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是值得特别注的意。"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愿意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司徒卢威信徒，也许会说马克思是"失言"。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非常贫乏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２０世纪的革命为例，那么无论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在这两次革命中都没有很积极地、独立地起来斗争，都没有明显地提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丶治要求。反之，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辉煌"成绩，但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惨遭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曾经独立奋起，给整个革命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会来代替正被破坏的旧社会。
１８７１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大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真正把大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丶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着力求为自己开辟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极严格地估计到了１８７１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级对比关系，但他丝毫没有忘记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说得很多而且常常说）。另一方面，他又确认，"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铲除"寄生物"、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的共同任务。
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２．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１８４７年，马克思在《共丶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确切些说，只是指出了任务，而没有指出解决任务的方法。以"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代替，以"争得民丶主"来代替，这就是《共丶产党宣言》的回答。
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丶主"这点相适应，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经验（尽管经验很少）作了极仔细的分析。现在我们把该书中最重要的地方摘录下来：
起源于中世纪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在１９世纪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也就愈益襛具有压迫劳动的公共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第二帝国把这种情况固定下来了。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正是""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已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现在一切愿意以社会党自命的政党的纲领中都载有这个要求。但是它们的纲领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行径中看得最清楚，因为他们恰巧是在２月２７日革命以后就已在实际上拒绝实现这个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一向作为中央政丶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丶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丶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丶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丶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丶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丶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丶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
镇丶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是实行镇丶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象过去奴隶制、农奴諥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丶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丶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丶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丶主，从压迫者的民丶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丶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丶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丶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最干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人们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获得国教地位以后，把带有民丶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种种"幼稚的东西""忘记了"一样。
降低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丶主制度的要求。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丶主主义者爱·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丶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同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丶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丶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丶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丶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丶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马克思写道："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丶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
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人头地"（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即变成富人，变成资产者，或者变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大多数农民是受政丶府压迫而渴望推丶翻这个政丶府、渴望有一个"廉价"政丶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在这一段话里，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说同先进的和最渊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践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１９１８年８月即本书第１版刊行以后很久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市侩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和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见我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１９１８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立场所作的上述评语，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领域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内，在这个领域的范围内，任何一个有知识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不把承认阶级斗争贯彻到最主要之点，贯彻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贯彻到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其次，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
１．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１８７０年秋，马克思曾经告诫巴黎工人说，推丶翻政丶府的尝试会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但是，当１８７１年３月工人被迫进行决战的时候，当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固执己见，学究式地非难运动"不合时宜"，象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曾写文章鼓励工人农民进行斗争，而在１９０５年１２月以后却自由派式地大叫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为"冲天的"（他的用语）公社战士的英雄主义感到欢欣鼓舞，他还从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虽然它没有达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对《共丶产党宣言》必须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战士的革命经验作出的。
在《共丶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署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注明的日期是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４日。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丶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个教训加进《共丶产党宣言》，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个极其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而《共丶产党宣言》的读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我们在下面专论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详细说明。现在只须指出，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就是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２日，即正当巴黎公社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黑体和着重号是马克思用的；原文是ｚｅｒ－ｂｒｅｃｈｅ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新时代》第２０年卷（１９０１－１９０２）第１册第７０９页）（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书信至少有两种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种是由我编辑和作序的。）
"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人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公然歪曲了！
至于马克思提到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有关地方，我们在前面已经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证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１８７１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军阀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官僚的国家的典型。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确实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现在，在１９１７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丶立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和官僚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迫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打碎、破坏"现成的"（是１９１４－１９１７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出来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第二，马克思说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是值得特别注的意。"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愿意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司徒卢威信徒，也许会说马克思是"失言"。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非常贫乏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２０世纪的革命为例，那么无论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在这两次革命中都没有很积极地、独立地起来斗争，都没有明显地提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丶治要求。反之，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辉煌"成绩，但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惨遭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曾经独立奋起，给整个革命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会来代替正被破坏的旧社会。
１８７１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大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真正把大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丶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着力求为自己开辟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极严格地估计到了１８７１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级对比关系，但他丝毫没有忘记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说得很多而且常常说）。另一方面，他又确认，"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铲除"寄生物"、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的共同任务。
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２．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１８４７年，马克思在《共丶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确切些说，只是指出了任务，而没有指出解决任务的方法。以"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代替，以"争得民丶主"来代替，这就是《共丶产党宣言》的回答。
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丶主"这点相适应，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经验（尽管经验很少）作了极仔细的分析。现在我们把该书中最重要的地方摘录下来：
起源于中世纪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在１９世纪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也就愈益襛具有压迫劳动的公共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第二帝国把这种情况固定下来了。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正是""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已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现在一切愿意以社会党自命的政党的纲领中都载有这个要求。但是它们的纲领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行径中看得最清楚，因为他们恰巧是在２月２７日革命以后就已在实际上拒绝实现这个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一向作为中央政丶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丶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丶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丶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丶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丶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丶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丶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
镇丶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是实行镇丶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象过去奴隶制、农奴諥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丶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丶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丶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丶主，从压迫者的民丶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丶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丶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丶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最干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人们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获得国教地位以后，把带有民丶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种种"幼稚的东西""忘记了"一样。
降低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丶主制度的要求。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丶主主义者爱·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丶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同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丶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丶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丶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丶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丶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马克思写道："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丶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
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人头地"（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即变成富人，变成资产者，或者变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大多数农民是受政丶府压迫而渴望推丶翻这个政丶府、渴望有一个"廉价"政丶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