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中国为何会输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05日15:18  三联生活周刊 长崎。
李鸿章。

　　中国为什么会输？

　　◎舒可文

　　甲午战争的结果

　　甲午海战结束后，战争赔款使清政府的独立财政几乎破产，大量举借外债，使中国的财政、经济和新的通商口岸以及内河新航线进一步被外强控制，半殖民地的状况急剧加深。被寄予希望30年的洋务运动进入了死胡同：坚船利炮连一向不以为意的日本都应对不成，迫使中国重新检讨和确定富国强兵的方向；而随后的“戊戌变法”又遭失败，彻底把中国逼向了革命的方向。而这笔赔款在日本则充当了现代工业的起爆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危险，推动日本成为一大强国，并从此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影响延续整个20世纪。

　　甲午战争后，日本大藏大臣甚至主张向中国要求10亿两赔款，又担忧失之过苛，会引起西方列强的插手和干涉。为确保日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中国赔偿军费条款，要求中国赔偿军费库平银3亿两。

　　作为战败者，李鸿章的艰苦谈判无力可依，最终，日本还是根据西方列强对谈判的反应，为缓和列强的不满情绪，将3亿两的赔款减少1/3。

　　《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将2亿两库平银交给日本，作为军费赔偿，分8次交清。第一次赔款交清后，其余未付之款要按年加5%的利息。由于《马关条约》中辽东半岛的条款引起了俄国、德国、法国的不满，三国以损害了其在华权益为由以武力强迫日本放弃侵占辽东半岛，为此，日本再向清政府要求3000万两库平银作为补偿。《另约》中又规定，赔款交清前，日本在威海卫驻军费用，由中国每年支付50万两库平银。

　　戚其章先生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做了更细致的计算：库平为清政府所规定的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日本以库平银成色不一为由，提出要库平实足，并要求中国在伦敦的银行用英镑支付赔款。因为连年以来，金价上涨，银价跌落，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故英镑兑换比率虽偶有波动，但镑价上扬的势头是难以遏止的，这就形成了镑亏。“镑亏”一项日本又多得1494万两，“库平实足”一项多得1325万两。加上赔款之外掠夺的舰船、武器、弹药、机器等及金银货币，约为库平银8000万两。总计，日本从甲午海战中所得合库平银3.4亿两，折合5.1亿日元，等于当时日本工业资本总额的5倍多。

　　当时日本的外务大臣说：“在获得这个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官厅从未谈到过数万万元的大数字。国库收入仅达8000万日元。因此，3.5亿日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

　　这笔巨款被用于发展工业、军事以及国民教育。“二战”前日本最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八幡制铁所，1897年开创时所用的1920万日元即来自甲午战争赔款。1901年开工，第一年的产出就占日本生铁总产量的53%、钢总产量的83%。被张宇燕等经济学家引用的一份材料显示，从《马关条约》签署到1903年的8年间，日本的公司总数由2844家增至8895家，投资金额由2.45亿日元增至9.31亿日元，雇用10人以上工厂总数由3740家增至8274家，日均开动纱锭数由38.2万锭增至129万锭，铁路营业里程数由2039英里增至4495英里。日本农商务省公布过的统计中，1891年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70%，到1903年便降至64%。显示出日本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迅速变化，整体国力大幅度提高。

　　战前，中日两国都还使用银本位的金融制度，欧美国家则实行的是金本位。当时的纺织业等工业设备和原料，军需品和军工生产设备都需从金本位国购入，银本位制度对日本发展工业的限制可想而知。1871年明治政府的《新货币条例》已经规定采用金本位制，但一直因资金匮乏不能启动。经由英国支付的中国赔款，为日本的币制改革提供了资金，1897年10月完成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便迅速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使它得以在世界市场上与列强角逐竞争。

　　佩里公园与传统

　　日本旅游指南中，对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推介地点是佩里公园。公园里树立的佩里纪念碑建于1901年，碑文“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出自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伊藤博文。在这个公园每年都有名为“黑船祭”的开国纪念活动。从佩里登陆到甲午海战，时隔40年，日本地位已全然改变。佩里纪念碑真可以作为理解日本现代化起点的一个有意味的结构。

　　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1852年就任东印度舰队的司令官，被授予“日本开国”的指令。1853年7月8日，被日本描述为“黑船”的美国军舰编队，到达了横须贺南面的浦贺海面，带来了美国总统国书。幕府通过国书了解到，美国对日本的要求是以日本为淡水、煤炭补给地，并要求与日本开展贸易。当时统治日本的幕府已经锁国200年，冒着黑烟架着大炮的黑船造成了一片混乱，武士忙于备战，寺院钟声齐鸣，人们拥进神社，祷告神灵，幕府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慌，黑船造成的压力迫使幕府采取了拖延策略，等待时机。但1854年，佩里再次到来，武力威胁下，幕府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这是日本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根据1854年的这个条约，1856年，美国向日本派出了外交官哈里斯。7月哈里斯乘美国军舰来到日本下田，自称是美国政府派驻日本的总领事，负责日美之间的外交事务。谈判新的通商条约时，幕府向诸藩通报了条约内容，有人提出应该请天皇批准，可以作为一个新的拖延策略。经过两年谈判，1858年幕府官员通知哈里斯，条约要经过京都的“天皇”许可，哈里斯首次听说在日本除了将军之外还有一个天皇，但很快他又了解到，“天皇是一个既无财力又没实权的没有价值的人物”。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天皇的地位：“幕府官员告诉我说，派往京都的使节定会成功地获得天皇的许可，一旦对外宣布已经获得了天皇的许可，那么所有的反对意见都将自然平息。即便是最极力反对条约的人，只要一听到天皇已经许可，都会表现出：这是神的旨意，我们服从吧。可这种说法与日本人平时对待天皇的态度完全矛盾。日本人在平时谈到这位君主的时候，总是表现出不屑的态度。”

　　因为这时的天皇被冷落的历史已数百年，德川幕府自然从未有过需要天皇批准一个决定的先例。他们也并没有真的去禀报天皇。1857年荷兰商人就曾以“亚罗号事件”导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事例警告日本，当哈里斯向幕府通报了英法联军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的消息后，幕府才意识到外夷到来的情势史上未有，之前长州、萨摩藩等地的武士与西洋军舰开战，一概大败，此时如果拒绝“外夷”的要求将带来战争、割地的结果，严重程度让幕府及诸藩都难以承担，才立即派出代表和贵重的礼物去京都请示天皇。而天皇无权、无兵，他所做的只是前所未有地向幕府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幕府派兵进驻京都，保卫京都。

　　1858年，幕府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安政五国条约》，内容涉及开放港口、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等。这时的日本也同中国一样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境地。

　　尊王攘夷运动也从这时开始。14世纪日本曾有过君主的中兴企图，虽然没成功，但在那时的契机中写下的日本史，为近代的尊王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作为封建领地的幕府是国家更有实际功能的政治单位，但它对其他200多个封建领地并没有一般的行政权力，比如税收，幕府虽行使国家行政，却只能依靠在自己领地的税收维持。19世纪时，幕府政权下的日本各阶级都已经积蓄了广泛的社会问题，屈辱的条约更带来了了日本社会改变幕府统治的要求，各阶级都要求改组社会，但社会学家贝拉分析说：没有一个阶级因此而攻击传统的中心价值系统，也不存在所谓的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反而是要“使中心价值能展现应该具有的面貌”，这个中心价值就是武士道以忠为核心的道德秩序，在尊王中发展为国家伦理。“尊王显示出日本社会在危机中对传统中心价值的依恋更强，而不是削弱。”于是，孝明天皇被推上了政治前台。

　　1867年2月，15岁的睦仁天皇继位，1868年初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倒幕派皇族、大名、武士出席，宣布“五政复古”，成立新的中央政府，改号为明治，恢复天皇亲政，废除幕府，责令幕府将军德川交出领地和财产。德川则调集兵力抵抗，天皇组织了讨幕军，德川被迫投降。王政复古后，日本的封建领地仍由各行其内部行政，全国性的维新不可能推进。明治天皇的日本新政府命令各藩将土地和军队归还给天皇，并废藩置县，把日本分为3府72县，终止了封建割据状态，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1881年，明治天皇发诏书，承诺推行宪法。伊藤博文被派往普鲁士研习宪法，回国制定了日本宪法。1885年实行内阁制，1889年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明治政府迫于外夷的侵扰，富国强兵是维新的首要动力，所以在法律上给予军队更大的权力。虽然史学家一再提示：这个内阁制度是为天皇的现世权力而创立，而立宪制作为天皇法权的事实形式，并不是自下而上的市民政府，是传统政治体系内部的重新改组。但是，尽管地方势力尊王倒幕各有其私，但由于促成了天皇的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制度维新正好得以在传统体系中迅速完成。

　　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对比两国现代的起点，此时的日本刚刚完成天皇的中央集权，虽然也存在反对维新的势力，并且不乏革命的煽动，但都被来自天皇的权威压制和铲除。而中国皇帝的集权早在2000年前就已完成，改朝换代到19世纪，这种集权不仅不能控制地方势力，地方势力却足以阻挠进而剿灭自上而下的改良。中国被逼到了革命的角落，可自下而上的中国辛亥革命也失败了，日本思想史家竹内好对此的评价是，“败就败在它是一场革命”。

　　也许，对竹内好而言，革命与传统相比，传统更有整合与重组的力量。但与中国不同，在日本，传统文化以另一种面貌显示着力量。

　　甲午海战后，清朝开始向日本派送留学生，渴望到日本留学的鲁迅，到了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留学，在这里学习基础的生物医学，他记述了在某一天里发生的令他奇怪的事：“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吧！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鲁迅所奇怪的，也许正是竹内好所指出的维新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即“没有个性便是日本的个性”，“日本对欧洲没有表示出文化上的抵抗，就在于日本文化结构上的这一性质，日本文化总是面向外界的，等待着新的东西到来”，如同早年对大唐文化的学习模仿。日本的国学派虽然拒绝了中国，在明治维新时，汉学一度被剥夺了教学权，不久又得到恢复。但竹内好也发现，日本把外来的东西作为一种痛苦，总是在抵抗中接受，更新自身。这种经验对日本不是第一次，但19世纪的痛苦与更新因为与一个更大范围的历史格局联系在一起，并且使日本变成了世界性的强国，这种经验显得更为深刻。

　　在这种日本式的历史经验中，佩里公园的黑船祭显示出了独特的面貌。

　　紧箍咒与脱亚

　　中日两国都因为被迫而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853年，佩里到日本，1856年，中国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日本开放口岸，1857年，印度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1863年，日本萨摩藩和英军开战失败。中国依然以华夷逻辑对待时，日本却在当时就把这一系列事件放置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应对。

　　1898年的《武士道》一书，就显示出针对欧洲文明的抗辩：“他们有着高高在上的律师乃至法官的地位，而我则可以取被告的姿态。”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说，以日本一面尊崇着传统历史，一面实现着新兴的现代国家的情势，被告是唯一的优势，因为这种抗辩的背后是来自黑格尔对东亚的否定性视线。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以中国的政治形态为代表的东亚，是持续维持着历史原生形态的国家，它无始无终，停滞不动，象形文字被他当做这种停止性的象征。所以这个东亚被置于世界史之外，或者说它处于世界史发展的彼岸。发生于希腊的世界史则是不断发展的，它源于人的内在精神的认识过程。黑格尔对中国的叙述始终强调着，中国缺乏主观的内在性，无论法律、道德，还是学问都不是在心里内在性地接受，而是被外在的力量所规定，被动地接受，所以他说这里的人根本没有独立性，只会依赖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依赖外在的权力。这里的人更不会从内心问罪，没有道德感，只会强调外在惩处。因此，这里没有推动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总之，在黑格尔眼中的东亚形象缺乏“属于精神的所有东西，如自由的实体精神，道德心，感情，内在宗教，科学，艺术”。黑格尔描述的这个亚洲形象大致确定了欧美对东亚的理解。

　　19世纪之前，在文化意识上，日本长期地包括在中华文明圈的世界之中，子安宣邦说；“这种意识发生变化出现在18世纪。”在日本学者看来，这个变化最初与清王朝相关，异族王朝的建立降低了中国传统帝国的权威，鼓励了日本的文化觉醒和自主性的主张。17世纪的时候，日本历史学、文学、宗教丰富起来，编撰于那个时代《大日本史》对日本后来的历史影响重大，在这部史书中论证了天皇的源源不断的血脉，以及天皇曾经直接统治日本的时代。它以此抨击中国的改朝换代，批判孟子为改朝换代赋予的道德正当性。同时它也还讲授中国的圣哲学说，和中国的道德伦理，而且这本书是用中文写就。到了18世纪德川末期，国学派再度关注这些课题。这时的国学派显示出了明显的摆脱中国文化圈的政治含义，国学派创始者贺茂真渊把这个含义完全清晰化：“中国在过去多年间一直受各个不同王朝的统治，而日本则忠实于万世一系的天皇。中国的历代王朝均构筑在反叛和弑君之上。”它把日本的“政治权力落入臣下之手，而最高的天皇成了无足轻重的角色”的问题归咎于沾染了中国的风习，为了排斥中国的风习，国学派在极力排斥儒学时，转向了日本的古老宗教，神道。源自日本历史传说的神与人两性一体的天皇，原称是大王，592年改称天皇。天皇制实质是一种分封制，被封的将军们对天皇尊贵地位与肉体生命的延续有守护的使命。在被守护中，天皇远离了现世权力，神格得到加强，世代流传在日本人的精神血脉中。1875年福泽谕吉撰写《文明论概略》，论述了天皇的精神性至高无上、军人拥有事实权力这种二重结构的政治权力，是中国所没有的。他从中发现了日本社会新发展的传统契机，也以此来表明日本与中国的差别。

　　1885年福泽谕吉写《脱亚论》时，中日差别已不在话下，他把日本作为新兴的文明国，明确地把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关系，描述为文明与非文明的关系，仿佛以黑格尔对亚洲的描述为模本，区别是日本不在那个亚洲之内了。福泽在香港看到过英国人怎么对待中国人，从他的一段话里似乎透露了脱亚论的情感基础还是黑格尔的东亚描述，他说：“虽说厌恶压制乃人之心性，而人之厌恶压制自己者，若自己压制他人则人世最高之快乐也。”“何时，日本一度光耀国威，制御印度人，支那人，不但仿效英人，而且辱其英人，而将东洋权柄掌握于吾国手中。”所以，日本学者把黑格尔的东亚形象看做日本的紧箍咒，这使现代日本一直夹在两套观念之间：用欧洲文明摆脱亚洲，用亚洲立场对付欧洲势力。

　　虽然东亚从来没有被黑格尔当做一个地理概念，日本接受了这个新概念其文化用意在于，以这个新的感念来代替中华文明圈预设了地域内部的多元发展，使用它正是为了摆脱它。明确日本与中国的差异作为一种自我证明，这是明治时期文明史论的重大课题。

　　甲午海战后的1896年，日本文明史名著《二千五百年史》出现，它对这个课题进一步推进，其中说道：“象形文字虽如巨石压卵一样威压日本文明，但日本全然没有被压倒，发明了独特的声音文字，其背后有着腓尼基文明之潮流。”它从文明的根本区别上论证了日本文化是与欧洲同样的海洋文明，日本文字也是表音文字，现代日本的成功依然是海洋文明的胜利，日本也就成为亚洲的例外，不属于亚洲文化，因此日本被描述为这个地域的文明代表，以此身份参与文明世界对非文明东亚的征服。

　　日本通过参加第一次大战主动进入世界秩序，通过大量生产军火卖给欧洲，不仅推动工业体系的成熟，也积累了强大的势力。1930年后，日本重提东亚概念，它的“东亚协同体”、“东亚共荣圈”无不是脱亚论的后续延展，他们认为，“日本在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中心点上成立其国，不断融会东西方文化，终于成了东洋的中心势力”，因此有资格“团结东亚、南亚，驱逐英美的东亚侵略”，重组亚洲新秩序。子安宣邦追述这个观念的形成过程是，随着侵华战争的进展，“日本知识分子急需对事态从理论上做出正当性论证。有关东亚协同体的著述汗牛充栋，几乎全部都是追随于国家意识的隐秘意图”。而“新秩序”一说出自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后，日本首相的声明。随后，日本就打出了“世界新秩序”的理念，这个理念针对的是欧美发达国家支配世界的“世界旧秩序”。当时日本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浪漫派文学家、马克思主义派的知识分子，纷纷动员起来参与了重新解读这个“新秩序”的工作。因此，日本上下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把侵略亚洲国家的战争理解为所谓“圣战”。子安宣邦确认，这些解读，“的确是日本在亚洲实施帝国主义战争的理论产物，但是，同时也是现代日本众多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参与的亚洲问题理论构建的历史体验”。

　　直至1945年战争结束，东亚新秩序瓦解。但在20世纪结束之际，一本《国民的历史》提出“战争没有结束，日本还在继续战败”，作者西尾乾二提出：“战后的战争中日本败在了语言上”，“什么自由了，正义了，人道了，好听到语词都被战胜国拿了过去，他们仿佛与欺诈、残忍、背叛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日本的一些人认为，必须再次重新叙述自己的历史：日本文明的优越性在于，日本是个“诸神之国”，而非一神，而且“日本与西欧均继承了轴心时代的理念和思想，以多样的姿态成功地对文明的基因进行了重组”，日本与西欧“几乎在同时期的15、16世纪”开始了近代文明。

　　现代日本对自己的叙述与现代中国对自己的叙述如此不同，这并不是回顾现代史的落脚点，与叙述相对应而展开历史实践更意味深长。

　　(资料来自：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查常平《日本历史的逻辑》，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国家与祭祀》)

　　(感谢赵京华先生提供的叙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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