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科学研究的主客观条件分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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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智力的核心是思维而不是知识”[10],但敢于提问、勤于思考、具备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并不能保证会产生好的思维效果,对科研人员来说并不意味着会有优秀的研究成果出现,因为抽象思维解决的多是形式问题,没有材料或者说知识作内容,思维是无法正常展开的,这就好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研究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而“专家们指出:创造性工作的效率与获得的和加工的信息量成正比”[11]但是思维敏锐、知识丰富是否必然导致好的研究成果出现呢?这种情况下,就要看研究人员具备何种知识结构了。研究人员要具备“T”形知识结构。这实际上是说研究人员要把握好知识的“博”与“专”的关系。“T”的一横表示“博”,即要具备多学科、跨学科的经过精选的知识;一竖表示“专”,即要具备某一专业的纵深知识。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丰富的专业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科学研究是研究对象具体而明确的活动,是专业性活动。但是研究人员只啃一门、别无他顾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掌握大量与本专业有密切关系的核心知识。“专”要以“博”为基础,“博”要以“专”来体现。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部分只有置于整体中才能被很好地理解,专业知识只有与其他知识的联系与比较中才能被很好地掌握与灵活运用。一个事物只有与同类事物以及与它所属的种的联系中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歌德尔曾经证明了这样一个定理:即要证明一个公理系统的协调性和完备性,必须借助于更一般的系统。”[12]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密切了,它们之间的界限更模糊了。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跨学科的现象,例如,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用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研究政治学问题,用生物学的方法研究历史问题等。“专”的程度越深,就需要把更多的原本属于“博”的东西转化为“专”。   “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预见、建立客观事物的各种现实与可能的相互作用关系。” [13]广博的知识有利于科研人员通过思维推动概念内部矛盾的展开,形成推理、论证,展示事物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广博的知识可以激发研究人员的灵感与智慧,可以拓宽他们的认识视野,打开他们的分析思路,从而加速解决问题的进程,推动科学的发展。“有证据表明:杰出的科学家和成功者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14]   如果研究人员的知识面过于狭窄,他就可能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他已有的知识就会成为他观察分析问题的先入之见,因此他不但无力提出高水平的新问题反而会因缺少某个知识背景而少见多怪,把别人正确的东西误解为错误的,甚至还自以为是地进行“纠正”,做一些毫无价值的、看似深奥实则肤浅的论证并作为“科研成果”发表。   但是“博”要讲求重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知识都想学,要多读与专业密切相关的精品。“费尔巴哈说:‘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只阅读非常杰出的著作,因此他读的书为数不多,他甚至经常说,如果他象其他学者那样阅读那么多的书籍,他就会与他们一样无知了。’”[15] “博”还体现在研究者注重知识更新,时刻留意并随时把握新的前沿性的知识,努力使自己跟上知识发展的步伐。   五:结语   唐朝著名历史学者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五十七)虽然这是对治史而言的,但也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治学。笔者上面谈的做科研的三个主观条件类似他所说的“识”、“才”、“学”。勇于质疑的怀疑精神相当于“识”,抽象思维能力相当于“才”,“T”形知识结构相当于“学”。刘知几紧接着还谈到了“识”、“才”、“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 这里,他还主张治史应以直笔为主,反对曲笔,不掩恶,不虚美,强调的是治史者的勇气、胆识,有似对科研人员“识”的要求。清人袁枚在《续诗品·尚识》中也谈到了三者的关系:“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     参考文献:[1] 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页。[2] [英]克里斯蒂娜·休斯、马尔克姆·泰特著:《怎样做研究》,蒋海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17页。[3] 胡军:《哲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3页。[4] 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262-163页。[5] 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6] [美]丹尼斯H.朗恩:《权力的智慧》,王笑东编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2版,第297页。[7] [德]阿·迈纳:《方法论导论》,王路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版,第63页。[8] 谭培文、邱耕田、张培炎:《哲学论文写作》,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1页。[9] 张敏:《思维与智慧》,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版,第42页。[10] 夏晓:《思维训练教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版,第1页。[11] 刘善循:《学会学习——提高成绩的窍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版,第113页。[12] 郑祥福、洪伟《科学的精神——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版,第169页。[13] 郑祥福、洪伟:《科学的精神——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版,第61页。[14] [美]罗夫丁:《超级分析力训练》,徐世明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4版,第35页。[15] 王梓坤:《科学发现纵横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版,第44页。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问题研究所,2004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