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惊情一月(南方周末 2008-6-19)

成都惊情一月
2008-06-19 16:38:56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李海鹏　潘晓凌　夏榆　袁蕾　张春蔚

“5·12的那一阵疯狂的摇晃，把整个成都都摇瓜了。”成都画家李继祥说。

第一句没“瓜”的话是成都广播交通台女主播孙静说的。“刚才大家都吓着了吧，我也感觉到了摇晃。”

在暂时避难的那个绿化带上，学者袁庭栋凭借着一台收音机成为了第一个发布地震消息的人。

成都市卫生局副局长沈传勇：“厂家紧急进货，当时都是赊账。”

诗人翟永明第一次住进了帐篷里，“彻夜无眠，要震就震吧，趁我们醒着的时候。”

建筑师刘家琨听到这次余震的级数，一下子踏实了，觉得“左等右等终于等到了一个大的”，这事可以结束了。

成都市政府副秘书长邓工力完全同意南方周末记者把当地官员群体描述为“野心勃勃”，当这个词是褒义的时候。

地震当日结婚的新人卞小辉与龚雪。
龚雪偶尔还是觉得很委屈，卞小辉是自己的初恋，自己这辈子就谈过这么一次恋爱，结过这么一次婚，为什么就让她赶上地震了。
小两口是做餐饮服务行业出身，本来打算忙完了婚事，在成都附近的温江开一个餐饮店，地址都选好了，现在也只能搁置下来了，“还是先等一哈，现在太乱了。”他们现在大部分时间待在玉林的家里，成都的亲戚不时会来家里打麻将，他们就在屋里翻翻结婚照，好在婚总算结完了。

军队和医疗队伍都在都江堰的紫坪铺水库治疗伤者。

5月24日下午，锦里开街，举行公益锦里基金会祈福活动，一位小女孩在“心”字面前为灾区人民祈福
成都闲适、从容的气质在地震后转换为了内生的力量。在惊慌中度过了震后的最初三个星期之后，它开始成长为一个更现代的城市。它抚慰着自身，它成为救援的枢纽，它以现代文明的力量面对着悲剧。在成都，这一月，市民们经历的是人类生活中的又一次自愈与更生。
倾城一动
“把整个成都都摇瓜了”
每个成都人都不相信成都会地震，即便是极其准确地“预言”了此次大灾难的曾永林也是如此。他说：“弄那个广告词，正是因为我认为成都不可能地震。”他就是那个在4月28日的成都各报纸的楼盘促销广告中打出“八级强震”字样的成都铸信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多年以来，成都的存在就像是中国城市建设中的一个杰出的反证，闲适与散漫的一面更多过恢弘的营造。这个城市之所以迷人，正是因为它拥有最容易被灾难打断的东西：府南河畔的悠闲岁月。
成都市民政局长杜开宗说，政府有着针对灾难的各种预案，不过面对这么大的地震，“心理准备还是不足的”。成都市往年遭遇的灾害无非是冰雹之类，顶厉害也就是旱灾，“水灾都没得啥子”。
市民们更是毫无准备。卞小辉和龚雪原本打算8月8日结婚，饭店被定满了，找人“算”了一下，5月12日是吉日，而且要6点4分出门。不曾想正赶上地震。“5·12的那一阵疯狂的摇晃，把整个成都都摇瓜了。”成都画家李继祥说。“瓜”就是傻。地震过后，有些跑到楼下的市民仍觉得难以置信：“真的是地震？”
天府广场的管理由成都市地铁公司负责，物业部分的环境维护部主管叫高瑛。地震发生时，她正在负二层，地下的感觉不强烈，只是“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上去之后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那么多栋楼在晃”，广场喷泉上的鱼眼在摆动，水池里面的水“哗啦哗啦”地荡过去荡过来。义务交通员老郭当时在广场西北角执勤，看到公共汽车在跳。第一次摇晃时，广场上的人们“刷”的一下跑光了，第二次时人们“刷”的一下又回来了。“城市之心”大厦像钟摆一样晃动，人们冲下来，有的女孩在哭。高楼上是危险的。有一个公司职员在26楼办公，下楼梯时被楼梯晃到墙上，又被墙给晃到栏杆上。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骨科收治了一个股骨折和脑外伤病人，他躺在成都一家酒店的30层房间的床上，被摔到了7米外的门口。
曾永林正在32楼的办公室里开会，马上组织员工撤离。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的广告词：太巧合了。
华西医院骨科护士廖灯彬正在病房里给几个实习生讲课，一个家属喊“地震了”，就把大家全喊“瓜”了。病人们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正在做牵引的那个二十多岁的男病人没法逃，恐惧极了，大喊起来；一些家属和几个实习生钻到了病床下；几个正在打吊瓶的病人自己拔掉针头就跑；一个三十多岁的男病人，骨盆、腰椎骨折，没办法站起来，他的妻子一个人跑了，他哭得整个脸都扭曲了。住在六楼的一个市民带着老婆孩子跑进了卫生间，他把塑料桶扣在头上，妻子则在念“阿弥陀佛”。在河畔酒店3楼餐厅，卞小辉和龚雪各自跑下楼去。天府广场上，两个经营照相摊的妇女正在给游客拍照，突然看见镜头背景中的毛主席像在招手。
成都理工大学却有两个班没有停课。两位日本老师跟学生说，这和日本发生的地震比不算什么，大家不要惊慌，继续上课。老师不走，学生也不敢往外跑。副校长倪师军听说了这事儿，马上跟那两个日本老师解释，安全第一，还是停课吧。
做房地产中介生意的郭洪当时正在跟朋友在电话里讨论通讯股，“4·23以后通讯股没怎么动，今年不会大动，不用卖了。”2点多要收盘了，挂了电话，他突然看见股票曲线巨幅震动——原来是显示器在跳。紧接着他就发现通讯股正在遭遇困难：座机、手机都打不通了。
成都人的乐观体现在“地震段子”上面。一个段子说，俄罗斯地震救援队救了一个老人家，他爬出来惊叹说：“狗日的地震好凶哦，老子被挖出来看到外国人还以为把老子震到国外了！”其实震出国的没有，倒是有震回国的。在双流机场，有一个去韩国的团已经过了安检，算是出国了，突然地震，安检的、票务的四散奔逃，他们也都回来了。“回国怎么办呢，再办一次出国。”
徐斌是成汶线路巡养工区工长，地震开始的时候，徐斌正在成都火车站做“内业”——统计和计划，突然觉得外面开来了很多台压路机，然后又像爆炸。从二楼跑到楼下的一截路，徐斌摔了两个跟头。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铁路线路，和他下属的班长分别从两端查看。
理论上成汶线的终点站应该是汶川，但是50年来这条线路一直以都江堰为结点。徐斌负责的是成汶线最后8000米。
上路，到都江堰去
第一句没“瓜”的话是孙静说的。“刚才大家都吓着了吧，我也感觉到了摇晃。”5月12日14∶55，这位成都广播交通台女主播坐进直播间报名后说。按照安排，她的节目《914帮帮忙》应该是下午3点开始的。通讯阻断，加上市民们都在室外，使得广播电台成为信息发布中心。这个持续五十多个小时不中断的声音让市民们安静下来，她说的每句话他们都觉得重要。司机们也通过短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孙静，他们相互交流，也相互安慰。这个一向给人以“粗鲁、刻薄”印象的女主播化蛹为蝶，成了一个英雄。
李继祥正在开车，一听是孙静就笑了，对着车载收音机说：“瓜女娃子，你说吓到没有嘛？”
当时警方正面临着震后的第一个严重问题：交通拥塞。“我们要求所有交警立刻上路。”成都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陈艳芳说。电话不通，公安系统暂时回归原始状态，派了一个警察跑步去交警支队下令。最初的各种命令都是在这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中下达的：民警立刻到社区；确保党政、水电气、媒体等“重点部位”的安全；武警部队待命；消防官兵准备救灾抢险。
都江堰市受灾严重的消息也是电台发布的。出租车和私家车由此开始络绎不绝地开往都江堰救人。一个司机的水箱坏了，去不成，在路边哭，眼睁睁看着一辆辆车打着应急灯疾驰而去。到了都江堰，只要车一停，立刻就有人拉开车门，塞进一个伤者。再去，又一个。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在公路上目睹了几千辆出租车自发救援的景象，深受触动。《成都商报》报道说，市委书记“泪流满面”。
下午4点钟，成都市公安局已经获知都江堰、彭州受损严重。此后被派到这些重灾区的警力有3000人左右，占全市警力的30％，主要是消防和武警部队。一支120人的特警部队被陈艳芳称为“顽强的队伍”，他们在外地执行紧急任务已经两个多月，在此次驰援都江堰市的行动中不眠不休挺过了最初的五十多个小时。
最初几天，去都江堰市的车辆太多，陈艳芳说“每天有几十万辆”。可是仍然载不上全部想去那里的人。卞小辉和龚雪的婚礼草草散去之后，来参加婚礼的一个亲戚徒步走回了都江堰。
大救援已经展开。全国都在捐款捐物，成都人亦不甘人后，更有很多人把水、粮直接运往重灾区。《成都晚报》说，一个“拎着香奈儿皮包”的女老板捐献了一艘快艇，用于紫坪铺水库周边的救援。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公众的人道主义激情正在具化为浩荡的人流和物流汇聚过来，全国性的口号是“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作为抗震救灾的枢纽，成都市压力陡增。
大雨不停地下着，李继祥给一个开越野车的朋友打电话，约他去都江堰，对方说：我已经在现场了。问：还进去得不？朋友说：车很多，现场很乱，你一个老年人就不要来了嘛，免得添乱。李继祥骂了句：你狗日的是年轻人就好拽嗦！挂断了电话。他只是无数想去灾区做点儿什么的人之一。曾永林这会儿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因为那句“八级强震”而在网络上被戏称为“史上最牛乌鸦嘴”，带着员工，拉了几车食品和水，去了都江堰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和青城造纸厂救灾。
当天晚上，李继祥久久地站在羊西立交路口，看着过上过下、呼啸而过的救护车心乱如麻。
不敢回家的人需要消息
夜里，都江堰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老师们睡在操场上，惊魂未定。成都人也不得不集体露宿街头，学校、体育场馆、公交总站的公交车里都睡着人。府南河沿线挤满了受惊的市民。在“水晶花园”，保安挨家挨户地敲门，叫还在家里的住户到楼下露宿。作家流沙河和夫人投靠了大慈寺。它是唐代的一个寺庙，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到成都时的避难之所，当时这座寺庙就收留了从长安逃到成都来的难民。和尚把流沙河安置到了一个禅房里。“那天夜晚我感慨很深。”这座寺庙连续三天接待避难市民，提供伙食，使得流沙河想到，“一千多年前是这样，一千多年后也是这样。”
非常生活与正常生活在这段时间里彼此交织。住在公交车里的人早上6点要“起床”，因为公交公司仍然要像以往一样准时发车。睡在学校里的可以多睡半个小时，7点钟起身，8点钟学生上课。成都市主城区各学校从5月15日起复课。政府开放了能开放的公共设施，但也没有提倡露宿。
心理辅导讲师曾平与儿子不敢回家，去了成都北门附近惟一一家还在营业的梭边鱼火锅店吃火锅。店里生意很好，坐满了不敢回家的人，吃着吃着就开始余震，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跑，手机、皮包什么的在一楼大厅散了一地。典型的成都式故事是：等不震了，大家又回来继续吃。
成都市民政局在地震当日开始向重灾区运送物资，局长杜开宗在多日之后自豪地说：“我们是全市动得最快的部门。”当时秩序已乱，他们甚至找不到一辆可供差遣的卡车，只好由一位女副局长当街拦下一辆，付给司机运费2000元，晚上9点钟，首批1000顶帐篷被这辆卡车送到了都江堰。
当日，成都市民们渴望着信息的流动。在电台里第一次提到地震的具体信息时，孙静能说的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情况，正在和地震局联系，知道情况后我们马上发布。”半小时后，第一个“公告”发布了，准确到了震中的经纬度。袁庭栋下楼时抓了一只收音机，在其暂时避难的那个绿化带上，他凭借着这台收音机成为了第一个发布地震消息的人，大家都听他怎么讲，“相当于新闻发布会。”在府南河边，一辆私家车司机把广播打开，大家安静下来，密密麻麻地围过来。
“广播是大家获取信息的惟一渠道，”曾平说，“我们不知道央视也开始直播地震，我们全都不敢回家。”
平时110接警热线多是接报治安纠纷，如今则多是求助，再有就是市民忐忑而试探性地提问：“你们还在不在？”政府试图平复城市的恐慌，成都市文明办、爱卫办、城管办在13日联合发表了一份“团结一心共建家园”倡议书，其中称，“目前，我们已度过最危险的时期。”
其实，“你们在不在”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无厘头。警方曾在线上“消失”过。地震之后，锦江区公安局书院街派出所所长王晓维发现，不仅电话不通，连警用电台也不通。他们平时的电台使用350兆频率，震后就用不了了，“好像是停用了”，他们只好搜索分局频点，恢复通讯。
繁华的成都萧条了一个星期。震后两天中，多数超市、银行下午两三点钟就关门，“好又多”超市则只在上午营业，出租车也比以往少了许多。菜场冷清起来，北东街菜市场原来有一百多个摊位，那几天只有稀稀拉拉几个摊主。曾平当时想买鲫鱼，只看见一个卖鱼的摊位。
相对来说，这时的成都是一座无为而治之城，几乎所有的救援力量和注意力都在涌向重灾区。
物价在依照经济规律上涨着，鲫鱼变成了8块钱一斤。不过人们的良心也在起着价格平衡器的作用，曾平说这些鲫鱼说是买了去给灾区儿童吃的，摊主说，“就按原来价钱，6块钱一斤。”
命运与拯救
“你的腿会长起来的”
12日当晚起，华西医院骨科病房就陆续接收到了成都本地因逃生方式不当而骨折的病人。护士廖灯彬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陈勇的男子，地震时，他直接从二楼往下跳，骨盆和双侧股骨折。“这是非常不对的，因为地面本身也在摇晃，受力不稳。”当晚，骨科病房接收了四十多个地震伤员，成都市区和都江堰的，基本都是闭合性骨折，由于逃生不当所致。廖灯彬当天通宵工作，此后一直睡在医院休息室。从13日开始，大批病人前来，每天两三百，“太恐怖了”。接收高潮在14日，仅仅截至周五早上8点，骨科就已经接收了1890多位伤员。
包括成都在内的灾区严重缺乏骨科设备和外伤药品。成都市卫生局系统的市级机构储备不敷使用。
正常的购货手续已经无法完成，成都市卫生局不得不赊账。副局长沈传勇说：“我们让药监局提供厂家，我们联系厂家紧急进货，当时都是赊账，厂家都很支持。成都市总的赊账额将近3000万元。”
卫生局动员了整个急救网络，其中医院系统有二百多辆救护车，乡镇医院有230辆，再加上民营医院军队医院等共六百多辆。更多的伤员是在当地救治的。都江堰市的治疗工作压力巨大。
伤员们说得最多的话是：“求求你们，保住我的腿。”华西医院有一个来自广汉的7岁小男孩，被埋了四十多个小时，必须截肢。父母都是农民，跪在医生们面前，求他们保住儿子的腿。可是半小时后，他们还是签了字。一个月后，男孩还是很沉默。
如今，每次廖灯彬查房时就告诉这个男孩说，“你的腿会长起来的。”男孩慢慢开始说话了。
成都市卫生局副局长沈传勇说：“截肢对于伤员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医护人员也很难下这个决心，但是前面很忙碌，程序上不能按部就班，要把救人生命放在第一位，当然肯定要征求伤员本人的意见。”
到5月18日，成都市收治伤员一万人左右。后期数据仍在统计，沈传勇估计至今应超过了1.5万人。
14日，成都有雨，对大多数市民来说这是繁忙的一天。下午两三点，曾平收到很多朋友的短信，说都江堰化工厂爆炸了，“赶紧去买矿泉水”。当天下午，超市里所有的矿泉水和方便面被一抢而空。
链条的起点是政府的一份公告，称绵竹的一个黄磷厂氯气泄漏，主要受影响区域是沱江流域。这个消息被加工成了都江堰的化工厂爆炸，还有人说“大量氯气泄漏”，甚至有人说在温江已经闻得到味道了。市民们买光了饮用水，买光了饮料，到最后，“只要是液体都买不到了”。
这是成都市民们第一次受到传闻的困扰。当天晚上，政府辟谣的消息从各种渠道传播出去。恐慌在平复。
局长也需要看心理医生
在都江堰市，人们面临的就不只是惊惶了。对都江堰市殡仪馆的馆长刘志良来说那是真正的黑色记忆。12日下午4点半，他就已经看到遇难者的遗体被陆续送到。都江堰殡仪馆比较狭小，无法火化全部尸体，整个成都市的9个殡仪馆，共63台火化炉，都参与到了遗体处理工作当中。殡葬职工们忙于清理和收集遗体，装卫生袋，尽量“维护死者的尊严”。成都市民政局官员称，全市殡葬机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为灾区伤员献血”的呼吁引发了强烈反响，次日，成都市区内的献血者数不胜数。这天是谐星廖健的生日，他伙着同是谐星的“矮冬瓜”和“胖妹”去了红星路的血站。队伍排得超长，“矮冬瓜”找了关系去加塞，却被人们哄了起来，尽管他在成都倍受欢迎。“凭什么？一样的人，一样的事情，一样的心情。凭啥子？”廖健拿起喇叭郑重道歉，“真正对不起”。可是排在队尾毫无指望——有的人已经排了7个小时——他们只好换到了新竹宾馆的血站才遂了愿。
人们从中国各地涌向成都。北京、上海和广州到成都的航班一连多日全价，每班飞机都是满客。乘客的比例基本上是一配四，每有一名普通旅客，就各有一名救援人员、寻亲者、志愿者和记者。5月14日的CA4112航班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后，一个中年男人在摆渡车上说，他的老婆孩子都在都江堰，购买了昂贵的机票之后他只有15元了，准备买点儿水和饼干徒步回家。那是灾难发生后的初期，整个中国都担心悲剧会大到无法想象，认为在汶川的雨夜中还有更多的人更有理由需要帮助。摆渡车上的人们能给予他的只有祝福和敬意。
从前一天起，双流机场就不断降落救援兵员。军方首次无偿征用民用客机，仅13日就空运兵力11420人，准备进入成都的民用航空班机总是晚点、晚点、晚点，不过几乎没有任何人抱怨。是的，这就是理由：如果你这时要去成都，就像去某个圣地，要忘掉一切舒适和便捷的需求。
殷开龙是成都东站资格最老的货运调度员，震后的第二个班是15日的白班，“那真叫一个忙。”这个白班东站接了13趟军列，375个车皮，加上夜班的量，有700多节。而且这还不是高峰，16日才是，24小时内接了989节车皮。卸下来的都是各种救灾装备。汽车，挖掘机，救护车。
工作节奏快得多了。“先前卸一列车的货，至少两个多小时，一般要4个小时。这些日子里，平均下来，25分钟一列。先前是车等人，现在是人等车。”车站里到处都是跑来跑去的人。货多，人也多，“前所未有地多”。卫生的、防疫的、红十字会的、军队的，各路人马熙熙攘攘。
双流机场一片“战时”景象。15日，四川大学光电系2007级女研究生何德和男朋友一起回南京。到成都双流机场时，正好赶上疏散滞留了两天的乘客。她回忆说：“那个场景，真的和难民营差不多。”当时的电子屏幕系统遭到了破坏，工作人员把登机信息写在黑板上，机场的地面上打满了地铺，有两个年轻人相对着趴在地上，两台笔记本电脑也相对着，在玩CS。
飞抵这个机场的支援人员来自各个行业，其中包括了石家庄市等地前来的二十多名殡葬工人。
除了石家庄、重庆、贵阳等地前来支援的殡葬工之外，还有五十多名志愿者在帮死难者料理后事。“这是一份被人忽视的工作，但是很重要，很艰苦。”一个月后，杜开宗说。艰苦到什么程度呢？这位民政局长说：“不在现场你体会不到那种困难。我觉得我都需要看心理医生了。”
传统人脉关系
15日成都市公安局发布通告，进入都江堰市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为了疏导交通，警察们清理了道路上的临时防震棚。一些部队被堵在路上，进不去，又造成新的壅塞，就先疏导到旁边去。
那支“顽强的队伍”，120人的特警，在都江堰救人，主要在“没有生命探测仪的部分刨”。救援的主力是消防部队，他们有技术、经验和装备。成都市消防支队干得很棒，他们救出的人数占了全国消防、武警系统救人总数的57％。可是即便是他们，全国最早开展抢险救援、解除民困的消防部队之一的“成都119”，当时也不大需要生命探测仪，因为每片瓦砾上都有寻亲者们在进行着长久的、顽强的搜索。“老百姓不断地报警，喊‘这有人’，我们就去救。”这个支队特勤中队的队长说。
正是这个支队的一名队员被媒体误认为了“结构专家”，当时他在一处救援现场叫停了一例商议中的截肢手术，事实证明他是对的，遇困者被完整地救了出来。一个月后，这个支队的队员们提起救援，说到的最多的词汇是“支撑点”，指的是废墟的支撑结构。它是一个技术性的关键。
他们的另外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是：“救援靠的是设备。”他们强调“设备”的重要性更甚于“技术”，更不要说“人数”了。成都市消防支队有一千多名队员，每年从成都本地得到的财政支持超过1亿元，“这种支持在德阳是不可能有的”，他们拥有来自欧洲的设备和美国消防局的设备。当设备出现损耗时，比如锯条钝了，他们有能力立刻更换。财力保证了他们可以保持比较强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平时，当欧洲设备出现故障时，他们就把它寄回德国去修理。
在救援后期，成都市卫生局也把防疫工作的“科学性”提高了一个标准。他们组织重灾区的儿童接种疫苗，并进行医学跟踪，制定下一步的防疫策略。在早期，成都市防疫系统完全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这种常规性的工作，他们要做的事情花样繁多，核心却只有一个：消毒。
孙静在其短暂又漫长的地震播音中哭过两次。14日凌晨1点多，她连续播音，已经到达了生理极限，快坚持不住了，“汶川一直没有消息，之前很多人在问我汶川怎么样，阿坝师专怎么样，但我无法回答他们，所以当我听到两百官兵到汶川的消息后，我控制不住自己了。”一个月后，她从电脑里调出来那段录音，这也是她第一次回过头来听听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汶川的朋友终于可以看到两百名武警官兵到达现场了”，孙静带着明显的哭腔在说话，男主持人的声音还相对平静：“你怎么哭了，哎呀，你怎么哭了……”孙静说：“对不起，对不起。”
曾永林给那里送去了水、食品、彩条布和消毒液。他认为，有一种救援方式非常重要又非常受忽视，就是在安全地带的人们到重灾区去救援与自己有关联的人和单位，“比如他在都江堰市上过学，好，就买些东西送到母校去。”“现在人们都在赞美陌生人之间的大爱，其实基于传统人脉关系的救援更普遍、更有效。”曾永林说。
五一九，是结束也是开始
惊慌仍然存在。对于“化工厂爆炸”传闻，成都市公安局抓到了传闻的肇始者，“给予依法处理”。陈艳芳说：“这是谣言，蛊惑人心，是别有用心的人有意制造的。我们始终密切关注挑起的谣言。”
王晓维与他手下的40名警察几天来没怎么睡过觉。这个派出所有41名警察，依照分局指令，出了一个人去了都江堰。王晓维说，作为一个基层派出所，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维持秩序，维持稳定，民情上报”。在救援后期即灾难发生一个月后，则要同时做好救灾和迎接奥运的工作。
陈艳芳觉得，灾难中的成都跟平时没什么大的不同，“就多了点儿帐篷”，成都人毕竟是成都人，乐观，豁达，有幽默感，彼此传点儿手机段子，每次躲完了余震，“还是打点儿麻将，吃串串香”。
这自然是苦中作乐。官员们也难辞辛劳。成都市民政局召回了全部休假干部，别的部门也是如此。在成都市应急联络指挥中心，大屏幕展示着各种重要画面，其中就有市长葛红林如何办公。一个探头一直对着这位市长，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在大屏幕上以便大家第一时间看到，这种“监视”导致他“就算是想打个盹也打不成”。
成都市公安局的干部描述说，公安局长李昆学连日操劳，皮肤浮肿，眼球充血，“像个熊猫一样”。都江堰市的一位女官员则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自己的辛苦：“一连几天没回家，内裤都硬了。”
成都正在成为一个道德巅峰，一片光明，似乎永存不灭。去了成都的人好像给了自己一个交代，没有去的则自觉好像欠了这个世界一点儿什么。离开者就更不安了。何德到了南京后，却突然哭了起来，心里万分内疚。她想的是：“那么多志愿者从四面八方涌到四川，我却逃跑了！”
事实上，成都已经不再有危险和艰难，却仍给人以危险和艰难的印象。5月19日是成都最惊慌的一天。这是“6到7级余震”消息发布的当日，当夜则被成都人称为“大逃亡的一夜”。傍晚，诗人翟永明正在跟朋友讨论她的“白夜”酒吧迁址的事情，有朋友发来短信说，电视台在发布余震警讯。她打开电视，果然看到正在不断播出地震局的通告。很多人都涌进酒吧看电视。那是第一次由政府发布的地震预警公告。仅五分钟之内，酒吧里的人们便作鸟兽散。
19日的地震预告之前，另有“剧情”铺垫。18日凌晨，江油6级余震，成都震感强烈。最糟糕的是，如高瑛所说，“那个天气配合得很好”——其时正值夜色漆黑，天色突变，风声凄厉。一位市民说：“外面那种风啊，我们打比喻真的像一种妖风一样，完全从天而降的……树叶也漫天……完全不知道它是往哪个方向的，好像各个方向都有，树叶有往上的，也有横着吹的，就觉得很恐怖。”
“经过这个之后大家变得比较敏感。”他说。第二天，19日10点钟，余震预报公告就出来了。
19日，建筑师刘家琨请翟永明住到他的家里，翟永明乘车前往，但是车子很快就被堵在路上动不了了。“没发布前社会很安定。发公告后，私家车出城络绎不绝。”陈艳芳说。市公安局又一次要求全部交警上街，但是交通之困一时难解，进城的车道空空荡荡，出城的车道针插难进。翟永明在路上被堵了两三个小时，只好放弃了目的地。她第一次住进了帐篷里。“那时候心里乱糟糟的。在帐篷里的朋友们彻夜无眠，大家都有一个想法，要震就震吧，趁我们醒着的时候。”
余震公告发布后，成都市公安局就在做宣传工作。王晓维接到命令，全部警力打开手持和车载扩音器，对市民进行相应的劝导；有条件的商店、超市被要求把电视机全部打开，没有电视机的打开广播电台。
19号的电视余震通告造成的效果“比12号还凶”。很多市民至今仍然清楚记得当时一家电视台反复播放的一句话：“不管发生什么，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在金牛区的一个灾民安置点——这个安置点的负责人说——当时五百多名灾民的情绪波动非常之大，“就是不进房间，全部都涌出来。”
当天正准备吃晚饭，王晓维接到手下警察报告：通过“天网监控系统”，发现辖区内有人群聚集。他下令民警马上赶去现场，“没接到命令，没吃饭就去了”，同时向上级报告。在河畔酒店附近，当夜聚集在河边的市民明显增多，市民们露宿在树下，头顶平地处放两只嘴对嘴立好的啤酒瓶作为地震仪。
很多有车的市民已经离开了成都。王晓维的妻子也是“开着车，带着孩子老人到处躲地震。”在那段时间里，很多成都人，包括她的办公室同事，下班时都会说：“再见，我们回家等余震”。
书院街派出所负责的“重点保护单位”中就有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这所医院的骨科主任任毅当时则在做“最后的安排”。他的抽屉里有5400块零钱，给老婆数了1800，给儿子数了1800。儿子11岁，任毅说：“今天这个事情就说不清楚了，也有可能你爸爸就死在这个楼里头了，你现在就赶快到坝子里面去，如果你没有死，爸爸妈妈死了，你就还有1800块钱在口袋里头，你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了，你会坐火车，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没事的话，你去找你爷爷奶奶。”
任毅告诉儿子：“爸爸不可能陪你一辈子。”孩子听了这个话亲了父亲一下。“平常他没亲过我。”
仍旧是那个爱上自己的城市
“我们不需要哭了”
5月21日前后，日常生活的各种逻辑开始回归。前《成都商报》记者李亚玲22日凌晨3点从汶川回到成都。
被同业称为《成都商报》首席灾难记者的李亚玲，在5月10日辞了职，11日跟同事喝了告别酒。12日上午文了眉，挎了坤包，穿了黑色绣花的吊带长裙，配了尖细的高跟凉鞋，去影视公司做文学总监，兼方言剧《新邻居时代》的总编剧。12日下午地震，“像个小女人一样满大街找老公”。13日上午又职业病发作，自作主张跑回商报，在主编的门口泪流满面。于是获准加入赴汶川报道组。
22日早上8点，她一上了久违的线，“就有无数网友上来骂我”，“诅咒我们全家不得好死”。原来，5月13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有一个女记者因为“不时大笑”而激起了众怒，网友发动人肉搜索引擎之后，女记者的身份被锁定为了“成都商报的李亚玲”。她只好写了一篇文章辟谣。
各种义演正在进行，廖健等人也参与其中。他是三个师门的召集人，分别是李伯清、沈伐和刘德一。沈伐流着眼泪，对廖健说，“我们得做点什么。”当时他们已经献过了血，捐过了款，募过了钱，也送了药和食品到灾区。做点什么呢？廖健看不得三言两语的心理疏导，看不得要人流泪的灾区慰问演出。他突然发现了灾区缺少什么。“思想。”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他认为灾民需要的是快乐。
下乡前，他们去四川大学接受了培训。格桑老师对他们说，其他都是屁话，灾民们需要什么你就给他们什么。
“你们广东人可以哭。我们四川人不哭了。我们不需要了。我们流的泪已经够多了。得给他们笑。”对明星赈灾晚会，廖健隐隐有些不满：赵本山可以，葛优可以，我们为什么不行？在四川还有谁比我们受欢迎？
廖健小声说，为“抗灾现排的节目”不行，去了现场不合适。想了想，他又纠正说，“部分”不行。
本地谐星们的演出受到部队和受灾群众的欢迎。在安置点，他们通常要演两回。他们坚持要等孩子们放学，“陪了他们再走”。演出时演员和灾民团团坐，谁也不比谁高，“没有什么救世主”。
成都已经基本恢复了往日生活。不过卫生系统仍旧谨慎为先。沈传勇解释了一下当时为何转运病人。“我们现在的病人为什么都在往外转呢，第一可以缓解我们川内医院的压力，第二说实话要为第二次灾情做一点准备，你不能来了急诊病人都要到外省去，四川的医院都塞满了。因为很难说哪个堰塞湖不决堤。上一次1976年松潘大地震的时候堰塞湖决堤就死了很多人，我们要为水灾做准备。”
转运前，病员要经过专家排查，太重不能转，太轻不必转，被选中的都是“比较重又不是太重，中等偏上”的病员。
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倪师军是成都科技顾问团的顾问。在地震后的一次会议上，他向市委领导提到，成都城区处于稳定的扬子地块上，不会有事。市委领导要求他和另外两个学者提交一个报告。他们就写了一份报告，《汶川大地震未对成都主城区造成损害的初步分析》，提交给了市委书记李春城。
6月1日，成都电视一台到学校来采访倪师军，当天晚上就在电视上播出来了。这份报告是一个标志——人们知道过去和现在的成都是安全的，它则传播了一则更明确的信息——成都的将来也是安全的。
到了6月，王晓维观察的结果是，露宿街头的人“只剩下1％”。郭洪则说：“大人的恐惧减少了，露宿街头更多出于对家人的担心。”他的女儿说，说不定她们这次期末考试都不做了。孩子们因此“挺高兴的”。郭洪觉得这就是个轮回，她8岁，而他8岁的时候，1976年，也是在躲地震。
这个回忆让他的意识深入到了历史变迁当中。松潘地震时，他记得，家家户户都睡在地震棚里。有一次高音喇叭就通知说地震了，大家赶紧撤离，然后大家都跑到一个学校的球场上，那个地震就老也不来，当时革委会的负责同志说：“各位革命群众，听说地震已经到了绵阳，马上就要到我们成都。”大家都被吓坏了，也不知道速度有多快。等了半天也没晃，过一会高音喇叭又通知：“各位革命群众，地震从成都边上绕过去了，我们大家可以回家睡觉了。”
这次地震发生在一个更文明更发达的世界里。这是重要的。成都正是周围地区的文明中心点。
地震后最值得庆幸的事情是，“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黑色规律并没有在四川重现。沈传勇解释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规律，那是因为过去人们没有经验，没有预见，没有组织，没有比较发达的卫生系统；现在科技发达，手段多，过去做不到的，现在可以做到了。”
烛光点点
曾平25号恢复上班，大家的话题只有一个：地震。正是在这一天发生了青川6.4级余震。
不过这并不是新恐慌的开始，而是旧恐慌的结束。建筑师刘家琨听到这次余震的级数，没紧张，反而一下子踏实了，觉得“左等右等终于等到了一个大的”，这事可以结束了。很多成都人也持这种来历不明的想法，好像都松了口气。
5月28日则是又一个关节点。风传成都在这一天有七八级余震，全城又开始了某种程度的恐慌。曾平的同事们临时放假，各回各的家。曾平熬了鲫鱼汤带到儿童医院时，发现能走的小朋友“都跑到楼下来了”。其中一个家长，用老年残疾车，急急忙忙地把两个小孩推出来。
可是在整个城市中，躲地震的人们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惶恐，“该躲则躲”而已，一副按部就班的样子。
街道上，各种“抗震救灾”的标语正在被陆续取下。成都看上去越来越像它自己。在都江堰市，徐斌父子逐步恢复正常生活。早在12日当天，在聚源中学，他的腿都“耙”了。初一学生们大难不死，被老师们护卫在操场上。儿子徐伟伦扑到他身上，还在瑟瑟发抖。到了6月，父子俩团聚在一起，来日已经开始。
在全国，哀悼日都是一个生活从非常到如常转弯的节点。成都也是如此。哀悼日这三天，人们的情绪似乎做了一次大的释放。
在5月19日，哀悼日的第一天，天府广场取消了水景表演。夜里，市民们准备到这里参加哀悼日的烛光祈福晚会。白天政府组织的活动已结束了，这是市民们自发组织的活动。为了预防消防安全事故，高瑛等人准备好了水桶，摆在水池边，“如果失火就立刻舀出来灭火。”
当日14点28分，高瑛“真的是非常感动”。他们都哭了。所有人都戴了白花，立正。那天很热，“非常非常热”。很多人本来打伞，一瞬间全都很激动，把伞收了。“我们的脚心，感觉地面是非常烫的，感觉我的鞋底快要被熔化的那种感觉。但是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有那种感觉。我以为就我一个人，结果每个人都有那种感觉，每个人都是很庄严，很肃穆地待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很诚心诚意去哀悼我们的逝难者，我觉得非常感动。”高瑛与南方周末记者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说了19次“感动”。
晚上，烛光映照着天府广场。烛光有心形的，有“5·12”，大的小的，分布在广场的每一个角落。
那两个在广场上招徕照相生意的女人，这晚上只是在看着大家，没有做生意。她们看到有其他的同行试探性问悼念的人要不要照相，问10个人就被10个人骂：“照相？这时候还照相？”
最让高瑛“感动”的是，活动结束后，广场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垃圾。2007年元旦，庆祝活动过后，地面上铺了一层纸、玉米棒等垃圾，当时高瑛等人紧急买了30个大的垃圾筒，散放在广场边，可是杯水车薪，全都是装满的，随时去换，“根本就换不赢”，最终满地垃圾。
“那次的活动，感觉上还有一些政府的色彩。”高瑛说，“两次活动的对比，让我感到，地震纪念是市民真诚在做的东西。”
看到的，看不到的
地震给翟永明带来的一个影响是，她不能摇腿了。“我的二郎腿摇一下，朋友马上就说你不要摇。”经历过“5·12”之后，成都人对晃动很敏感。何德则成了制止者中的一员：“看到有人抖腿，就想上去踢他一脚。”
“经历这么大一次灾难之后，很多事情被改变。这场劫难让成都遭受内伤，虽然从外部看不到它被改变，但是实际上如果城市有心灵的话，可以说是受到一种精神创伤。”翟永明说。
复原的力量也在生长。5月21日晚上10点左右，哀悼日即将结束，成都的非常生活就将变得如常。天府广场上的人少了，志愿者就开始做卫生，紧接着保洁员就留下来通宵“精做”。高瑛说：“我们力求第二天以后，给市民一个新的东西，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希望。”
人们的所需纵有千般不同，其中却必有希望。日复一日，到了6月中旬以后，成都又一次成为了一座繁华都市。春熙路再次人流如织。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附近的悬铃木街道上，一对恋人怀着欢乐也怀着哀愁，一个对另一个说：“我要你开心一些。”生活中又有小事情令人难忘。
一名成都男子在致力于发明一种球，“可以抗压，楼板压下来压不破，人就可以躲在里边，地震来了就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就像汽车的充气垫。”他的哥哥是一家报社的美术编辑，并不相信成都会再次地震，他给出的建议是：“你发明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你不如卖到日本去嘛。”
高瑛赞扬着媒体，“我觉得这些媒体做得比较好。”她认为资讯流动“让我们也有地方下手，可以预防”。
李继祥在成都的文化圈被封为“语言大师”，日常流行的成都段子很多就出自他的口中。但是这次地震，在成都的手机段子中没有一则与他有关。他说，还不大合适。虽然他也收集了许多段子。
震后回到公司上班的李亚玲提议，《新邻居时代》推出地震系列。“不是对死亡不敬。我们只是讲述被地震波及的成都，讲述成都人特有的坚强、乐观、豁达、幽默，苦中作乐，精神不倒。”她说。
她的剧本中选率是最高的。“那没办法，几个编剧里，只有我真正看过经历过灾难。”
《新邻居时代》此前已经拍竣170多集，四个成都家庭已经嘻嘻哈哈家长里短了小半年。谐星沈伐是主演之一。15集的“地震”系列业已开拍，第一集是《地震后遗症》。播出，预计也要到7月份了。播出平台，也要换到四川台。
官员们准备重新振作成都的经济，他们信心满满。成都市政府副秘书长邓工力完全同意南方周末记者把当地官员群体描述为“野心勃勃”，当这个词是褒义的时候。他解释说，官员们的“野心”是有基础的。“这是基于对资源、态势和已发展的基础的判断。成都有厚重的实力。举例说，双流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是100个亿，就算是全国最发达的广东，有几个百亿县？”
投资、旅游、房地产，正在遭遇创伤之后再次启动。成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变和延续，也被本地多家媒体提及。事实上，成都希望人们留心这个事实：它仍旧是那个爱上自己的城市。
“看得到的是生活的变化，看不到的是个人内心的变化。”孙静说，她发现自己以前非常自我，别人有时认错态度不够诚恳她还不依不饶。“我很刻薄，可以这么说。”但她现在希望能尽量善待别人，不要动不动就把人逼到墙角。她看到了太多的痛苦，也在灾民面对灾难的态度中感受到了人性之美。
“这是以很多人的生命逝去为代价带给我们的生活经验，”她说，“非常珍贵的生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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