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厚立：国家与世界：五四时代读书人的徘徊(南方周末 2008-6-19)

国家与世界：五四时代读书人的徘徊
作者: 罗厚立 发自北京 2008-06-18 15:48:45 来源:南方周末
“进入世界”其实是好几代中国读书人向往和努力的目标，但被他人主宰的 “世界”是否肯接纳愿为世界公民的中国国民，其间还纠葛着无量数复杂因素。多数人在目睹巴黎和会的结果后，对国联所代表的 “世界主义”理念大失所望，转而彷徨于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

1919年5月9日，清华大学举行国耻纪念大会，会后，学生在操场焚烧日货。

五四时代，少壮的傅斯年（后）已承认 “现在还只能有以民族为单位的世界运动”这一现实，而老辈的梁启超（左）仍向往着建设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他强调要“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
关于“五四”带来的变化，过去一般较多注意“个人”的淡出和“群体”的凸显（落实在 “国家”、“民族”之上）。而“五四”前后也是西潮冲击以来中国人最愿意把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当巴黎和会的结果告诉中国人，“世界”仍是一个外在的区域，尤其世界性的“公理战胜”其实并不包括中国之时，“国家”、“民族”与“世界”这些新词汇之间的关系就未必融洽，甚或可能对立了。风潮来时，最易激动的青年学生首当其冲，也是所谓现代社会的常态。
当年的学生因巴黎和会的刺激转而偏向民族主义，是一个不争的现象，但这种转变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似太直白。其实“五四”带来的变化未必一致：从趋重个人到趋重群体，“五四”前后的确呈现出很明显的转变；但此前面向世界的趋势却仍在持续，即民族主义的兴起并未立刻导致世界主义的衰落，较明显的转变要更晚才出现。这一动向过去未受关注，部分即因历史的丰富性被忽视，使我们写出的历史都“简明扼要”得像电线杆，其实历史可能更像一棵棵鲜活的树，有主干也有枝叶。
两代人的相互调适
清季梁启超最反对中国人知有个人、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曾因此而不惜指责其老师康有为；如今却强调既要知有国家，更要知有个人和世界，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言之
1918年欧战结束后，许多中国读书人将其视为新纪元的开端，康有为、蔡元培和李大钊等见解不同的人都看到了世界“大同”的希望。最能“与过去之我战”的梁启超，更有非常明显的转变。他以前曾经主张世界主义是理想，而民族主义是现实，如今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梁启超在清末曾指责中国人没有国家思想，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或“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也就是说，中国人一向重视“个人”和“世界”，而忽视其间的“国家”。如果梁启超看到的真是中国的“传统”（这与 “修齐治平”的传统进程显相抵牾），则以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运动，倒呈现出明显的传统意味。那时的两大主流正是“个人”和“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当时北大学生傅斯年说的一句话：“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
当年人所说的“阶级”，略同于今人所说的“阶段”。傅斯年的表述，或许也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在1912年曾说，“我国数千年教义习惯，由国家等而下之，则地方思想、宗族思想、个人思想甚发达焉；由国家等而上之，则世界思想甚发达焉”。而对处于两者“中间之一阶级曰国家者”则少有心得，故国家思想“发育濡滞，而至今未能成形”。两人所见当然也有不同，傅斯年的“中间阶级”较宽，包括了家族和地方，而梁启超却将这些都归于与个人同类的一头，特别强调“国”是最应重视的单位。
到“五四”时，梁启超的见解已变，主张“国家是要爱的”，但“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只要把傅斯年所说的“人类”更换为梁启超所说的“天下”或“世界”，则梁氏在清末所斥责的中国“传统”，到“五四”前后恰成为青年学生心目中的正面价值，并逐渐成为梁启超自己也接受和提倡的主张。
与梁氏在清季的见解相比，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逆转。以前他最反对中国人知有个人、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曾因此而不惜指责其老师康有为；如今却强调既要知有国家，更要知有个人和世界，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言之。最能与时俱进的梁启超，显然是在呼应稍早国内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思潮。
傅斯年和梁启超这些言论都发表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可见面向世界的潮流仍盛而未衰。但侧重“个人”的倾向则可见明显的式微，尽管梁启超还试图自圆其说，把“国家”与“个人”和“世界”联系起来，主张应建设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并“托庇在这个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但此前排斥个人和人类之间一切中间因素的傅斯年，却逐渐向落实在“国家”之上的“社会”方面转移。
正是“五四”的变化，使傅斯年感到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道德观“必成此后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大问题”。而“青年的第一事业”，就是“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他强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一国的人，还是世界中的市民。”但他特别说明：“在现在的时代论来，世界的团结，还要以民族为单位。”故中国人必须养成“社会的责任心”和“个人间的粘结性”，从“零零碎碎的新团结”开始，进而“以这社会的伦理，去粘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这和不久前要否定家族、地方、国家的傅斯年，显然已相当不同。
或许他们都还憧憬着以个人为基础的“世界大同”，不过，少壮的傅斯年已承认“现在还只能有以民族为单位的世界运动”这一现实，而老辈的梁启超仍向往着建设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与傅斯年相类，梁启超也说“我们做中国国民，同时做世界公民”。但他更强调要“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凡属人类有价值的共同事业，我们总要参预”；甚至“目前报酬如何，我们都可以不管”。因此，对已经“背叛”中国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梁氏也能原谅。
可见“五四”的确是个转折的时代，人人都呈现出某种日新月异的意态。颇具诡论意味的是，在国家乃个人与世界的中间阶段方面，傅斯年可能受到民初的梁启超影响；而“五四”后的梁启超在偏重个人与世界方面则明显向傅斯年靠拢，那时的傅斯年又已有所转向，反朝着更早的清末之梁启超的方向转（即世界主义是理想，而民族主义是现实）。这些转变之下隐伏着万变不离的中心思虑，提示出一个更为根本的趋势：“进入世界”其实是好几代中国读书人向往和努力的目标，但被他人主宰的“世界”是否肯接纳愿为世界公民的中国国民，其间还纠葛着无量数复杂因素，让人欲语还休。
世界主义余波不衰
梁启超、廖仲恺、余家菊那时在内政方面的见解是相当不同甚或对立的，然而他们在面向世界的倾向上则表现出异曲同工的共鸣
重要的是“五四”后的梁启超并非特例，他所说的“人类有价值的共同事业”具体即指刚成立的国际联盟，也可以说是今日联合国的前身。在巴黎和会以前，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李大钊等具体政见相当不同的士人，都曾把国联与“世界大同”相提并论。但多数人在目睹巴黎和会的结果后已对国联所代表的理念大失所望，而廖仲恺在1920年1月1日发表《中国和世界》一文，仍在庆祝“世界大同的元旦”，他指的就是当年1月10日即将正式成立的国联。
国家主义派要角余家菊后来也回忆说，他1922年出国留学时，国人仍“醉心于世界和平”，对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的失败，“世人终觉其为偶尔小挫，难阻进化潮”，他自己对“公理战胜”的梦想也仍在持续，要到欧洲后才观感大变：“我亲眼看见弱小民族的困苦，亲眼看见各国民性的差异，亲眼看见各国国民意识之发扬，亲眼看见各国之剑拔弩张”。于是“和平的幻想，大同的迷梦，都粉碎了”，从此走上国家主义之路。
当年很多人转向民族主义正因国联所象征的“公理战胜”对中国而言太过虚假，然而梁启超却可以原谅威尔逊，廖仲恺仍视国联为“世界大同”的开始，余家菊的回忆表明不少人分享着类似的心态。要知道梁、廖、余那时在内政方面的见解是相当不同甚或对立的，然而他们在面向世界的倾向上则表现出异曲同工的共鸣，最能表明世界主义的余波依然不弱，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后来胡适所谓“充分世界化”的提出，才是世界主义真正衰落的表征；世界化而必须争，且须充分，表明此事已成疑问，不得不大肆鼓吹，反映出强烈的危机感）。
后来的研究者多看到五四运动后民族主义倾向增强，但当时的国家主义者则看到相反的倾向。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在欧战后逐渐兴起，后来发展成为青年党。他们所说的“国家主义”，在英文就是今日一般译作“民族主义”的nationalism，无异于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或因其视角的独特，他们都观察到中国当时面向世界的非国家主义倾向，并感觉到强大的压力。
国家主义派领袖李璜注意到，清季官定的国家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五项；民国元年新颁教育宗旨，仍不忘“以军国民主义垂示国人”，这“两个教育宗旨均含有国家主义的色彩”。1919年议定的教育新宗旨是“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已“由国家主义的教育而趋向平民主义”，但至少还有“共和精神”在；到1922年又颁布新教育标准共七项，除“注意国民经济能力”一项多少还有点国家的意思，余所关注者为个性、平民、生活、地方等；全然不再考虑“用教育确定国体”和“用教育以绵延国命”的功能了。
国家的教育宗旨应当如何是另一回事，非本文所欲讨论。教育界在五四后呈现出淡化民族主义的倾向，则大致不错。国家主义派要角陈启天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一切教育的材料均起了一个大大的改变：人人以为有国家彩色的教材太狭隘，不如采用含有世界彩色的教材；纪述战事的教材太惨酷，不如采用歌颂平和的教材较合人道；培养爱国思想的教材太危险，不如培养文化理想的教材可赞赏。”这些想法“固含有一部分的真理”，然未免“矫枉过正”和“理想过高”，无助于“渡过国家目前的难关”。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后“国家主义”之名显然不那么受欢迎，陈启天在论述国家主义观念时，“为免除与习惯见闻之国家主义相混淆而发生误解计”，特冠名为“新国家主义”，其实他所说的并无什么改变。陈氏并一一论证其“新国家主义”不仅不与世界主义、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等相违背，且根本是上述主义的“基础”，至少也“与之相辅”。这些说明皆是防卫性的，并不曾正面挑战世界主义。
稍后与国家主义派激烈冲突的国民党，也感受到世界主义的强烈冲击。孙中山到1924年仍“常听见许多新青年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合现在世界的新潮流，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他在驳斥这一见解时，也不从学理上反对世界主义，仅强调世界主义也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中国人“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到1928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仍在论证“世界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理想，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实行”，颇类似于前引国家主义派的态度。
可知试图拉近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努力持续了较长时间，不少读书人不仅彷徨于其间，且尽量设法微妙地保持住这一两歧性，很少彻底偏向一边。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还亲见一伙知识青年在乡村中认真学习世界语，为将来的世界一家做准备。后来中国真面向世界了，但获益的是当年学英语的知青。在这个存在“话语霸权”的“地球村”里，英语远比世界语更“世界”，实非昔年那些充满理想的青年所能逆料。
涟漪重叠的历史现象
“五四”后倾向民族主义的很多是此前向往世界主义的同一群人，由于思想群体性的凸显，更容易形成一种涟漪重叠的表象，多少掩盖了民族主义对世界主义的冲击强度
回到“五四”当时，在学生们因巴黎和会的刺激而转向民族主义之时，教育界还在因应此前新文化运动和欧战掀动的思潮。那些提倡国家主义者的主张本与五四学生的新趋向相近，可是他们却感觉到因五四运动而起的强烈阻力和压力。在一般人眼中，此前向往世界主义和如今倾向民族主义的，都是同一群人（傅斯年便表现出类似的两面性）；更可能的是，国家主义者眼中所见，不过是一个带有“礼失求诸野”意味的“涟漪重叠”现象。
徐志摩曾说：“拿一块石子掷入山壑内的深潭里，你听那音响又清切又谐和。余音还在山壑里回荡着，使你想见那石块慢慢的、慢慢的沉入了无底的深潭……”
可以设想，若在余音仍回荡时再掷入一块石子，便会出现两次回音的缭绕；水中看不见的先后两块石子还在慢慢地、慢慢地沉落，而水面可以闻知的余音却已难辨彼此。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石块激起的涟漪之上：此前投下的石块所激起之涟漪还在荡漾，而后投下的石块又激起新的涟漪。石块虽有先后，两次涟漪在视觉上却是连接的，前者可能被一些人视为是新石块所造成；且触岸之鳞波还可借力反荡，与袭来之新波互动重叠（overlap）。这样一种波动不息的繁复层次虽是历时性的，表现出来却像是共时性的，因而也常被认知为共时性的。
这或许有助于理解历史上那些带有“礼失求诸野”意味的现象：中心区域已形成新的“礼”，而边缘区域旧礼的余波却可能被视为新礼的影响。国家主义提倡者将其感觉到的世界主义压力视为五四运动的后果，大致就体现了一个类似的认知。这里并非皆是误解：国家主义者感觉到的压力当然是实际的而非虚幻的，他们不过未曾注意到水下正在慢慢沉落的石子是先后两块而已。
这同样牵涉到学界久已关注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的关联问题，不论将两者视为一个整体还是将其区分对待，都不能否认学生运动本身那分水岭的意义。傅斯年论“科学”在中国的历程时说，“五四”前已有不少人立志于科学，但“科学成为青年的一般口号，自‘五四’始”；正是“五四”使科学从“个人的嗜好”变成了“集体的自觉”。科学仅是一个面相，在其他很多方面，“五四”也起到了变“个人嗜好”为“集体自觉”的类似催化作用。
戴季陶曾说，在1919年这一年里，中国人从个人、地方到民族、国家，都觉悟到“孤立生活不能适应新环境”，于是产生“一个大大的群众运动”，其意义“就是表示离开孤立生活向共同生活的希望，就是打破孤立生活创造共同生活的努力”。从“孤立生活”到“共同生活”，颇类从“个人嗜好”到“集体自觉”，均体现出一种思想的群体性，正是“五四”带来的大变。
“五四”后倾向民族主义的很多是此前向往世界主义的同一群人，由于思想群体性的凸显，更容易形成一种涟漪重叠的表象，多少掩盖了民族主义对世界主义的冲击强度；同时，“五四”前倾向世界的“集体自觉”在时间的长久和认同范围的广度两方面恐怕都超过了倾向个人的，故民族主义对前者的冲击效果的确不如对后者那么明显快捷。
在“后五四”的几年中，“前五四”的一些要素虽可见中断和转移，但仍有不同程度的延续。五四学生运动确实掀起了越来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压倒了此前一度得到伸张的个人主义；虽有少数倾向自由主义的读书人不时提及“个人”，就整体而言，侧重个人的倾向从此淡出中国思想界，迄今亦然。但在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方面，由于章太炎所说的“超人超国”（超越于民族和国家）倾向本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表现形式，民族主义的波涛盖过世界主义基本呈现为阶段性的，且要到稍晚才逐渐明显，至少在“五四”后好几年里，此前达到高潮的面向世界取向仍在持续。
张太雷在1924年就说，五四运动之后，以前“对旧社会思想的攻击几乎完全停顿，一切新出版物都换了战斗方面”，却忽视了有人又在提倡东方文化。他强调，“世界文化是整个的”，其中“西方的是更进步的”；东方文化要逐渐赶上西方文化，“以趋于世界文化的一致前进”。故应有针对性地提倡社会主义，使青年学生树立“世界的科学的人生观”。但他同时注意到，一些青年虽能脱离中国旧思想，却“不能扫除他们固有的个人主义的根性”，结果“又走入了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且不论张太雷的观察是否具有普遍性。有意思的是，他不仅主张用超人超国的社会主义来体现世界文化的整体性，以纠正反传统努力的衰歇；同时又从超人超国的无政府主义中看到个人主义的影响仍在，看来此前那种“个人”与“世界”并重的倾向仍有所延续。
这些复杂的关联互动现象正揭示出五四运动后“世界”也出现了某种分裂：以前曾是近义词甚或同义词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现在已变成一种对立的竞争关系了。无独有偶，“民族主义”也出现类似的诡论性分裂和对立：提倡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和鼓吹国家主义的青年党虽有学理上的歧异，从西文看其思想资源来自同一个“主义”，那时却互为仇敌，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简言之，“五四”前中国人面向世界的倾向甚强，故其在“五四”后的余波仍相当有力。这一显明的现象过去多视而不见，或因我们的史学太追求简洁明快、边界清晰的叙事和定性分析，对历史的丰富性强调不足。前者可能如陈寅恪所说，“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相反，那种反映处于竞争中的不同面相、让更多当事人“说话”的多面化论著，读起来可能不那么顺畅，或许更接近史事发生发展的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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