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底层生活记录

高昂的生活成本，复杂的户籍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保障的缺失，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制造了重重障碍。他们创造着城市的繁华，却无法融入这座城市；他们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却发现自己依然身处社会的边缘……

编者按

高昂的生活成本，复杂的户籍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保障的缺失，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制造了重重障碍。他们创造着城市的繁华，却无法融入这座城市；他们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却发现自己依然身处社会的边缘……

“一个农民进城了，他和这个城市唯一的关系就是脚上那双回力牌白球鞋。”多年前，媒体曾以这样的开头来讲述第一代民工潮涌进城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30年后，那双曾经只有农民工可能才会穿的廉价的回力牌白球鞋，不仅轮回成为潮人的时尚单品，还成为明星的足尖挚爱。然而，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却依然疏离。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种疏离不在于他们身上穿着什么牌子的衣服，脚上是用耐克还是回力来凸显自己的时尚追求。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对土地天然的淡漠，让年轻的心飞得更远。

幸运者，依赖从父辈那里继承的勤劳，在稍纵即逝的机会面前，勇敢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迷茫者，尽管默默地承受着城市生活的艰辛与局促，却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存挣扎中，丢失了彩色的梦。

怀揣丰满理想的年青一代，裹挟在时代急促向前的步伐中，陷入无尽的迷茫。他们生活在城市，心灵却在城市上空漂流无法落地扎根。

今日开始，本刊将推出《新生代农民工底层生活记录》系列报道，展示新生代农民工青春世界中的苦涩与无奈，坚韧与甘甜。

1984年，政府正式下发文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从而掀起了第一波民工潮。如今，大批出生于80后、90后的农村人口又开始沿着父辈的脚步，到繁华的都市寻找梦想。

伴随着对梦想的追求，成为城市人，能够扎根城市也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最大理想。

安徽籍小伙子张生来北京快3年了，他一直跟着父亲做装修的刷墙工作，一个月有将近3000元的收入。在他眼中北京是个很好玩的地方，活儿不多的时候，他喜欢和同伴们四处逛逛。父亲将来肯定是回安徽老家的，他却想留在北京。“我们这行做得好的，都在北京买房了。我现在就想把活儿做好，将来说不定能干上工头。”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怀着出来闯世界、要做出一番事业的梦想。”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副组长王舟波说，但是他们怎么才能留下来，并且能够发展下去，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据统计，截至2009年，中国近1亿出生于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仅1728元人民币。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之际，新生代农民工却难以分享由他们一手创造的物质文明。

相对于南方工厂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北京的挣钱机会似乎充满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的高楼华厦，这个城市近2000万人口所能带来的发财梦，让那些没有吃过太多苦的新生代农民工充满了幻想。

和自己很多老乡选择南下不同，李华决定到北京“闯一闯”。他选择进入房地产中介行业，因为听朋友说这一行很赚钱，而且说起来也“很时髦”。

在北京东四环附近的一家中介公司，正处于僵持期的楼市，令中介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尽管如此，李华坚持说，“那些前辈，一旦成交，收入还是很诱人的。”然而，对新手李华来说，距离开单的日子似乎太过遥远，而和朋友租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地下室，每个月500元的房租却是眼下最棘手的问题。

来自全总的调查显示，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北京西客站，全国日客流量最大的铁路客运站。像张生、李华一样，很多怀揣梦想的外来务工者从这里开启他们的首都生活。每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涌进这个城市，又散落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西客站首发的公交车上，他们成群结队，背着硕大的行李袋，开始了在陌生城市的长途跋涉。那些关于城市的理想，在不同的人生中，从此展开相似灵魂却又不同细节的故事。

赵小海在被城管追来追去的8年之后，终于为自己的烧饼摊找到了固定的摊位。然而，繁华都市中最底层的人们，讨生活并非易事。为了方便拉运做生意的东西，赵小海花了2500元买了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但是，依照北京市的规定，这样的车辆是被拒绝上牌照的。尽管从赵小海的租住地到烧饼摊，他只需要经过一段不到50米的正规城市机动车道路，但这并没能让他逃过交警的执法检查。一个大雨的下午，赵小海刚拐上道路，城管和交警的联合执法中，他这辆没有牌照的三轮摩托车被查扣了。无奈之下，赵小海又花了2500元从正规市场购买了一辆新车，但是不久，这辆车也被查扣。

“我们在北京讨口饭很艰难啊！”赵小海感叹。

尽管闯荡北京并不容易，但采访中很多农民工却并未想过轻易离开。

赵小海代表了漂在北京的大部分外来务工者的生活。他们从事着不起眼的工作——卖菜、送快递、泥瓦电工、售货、餐厅服务、打游击的各种小食摊，甚至，还有黑摩的。然而，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城市，除了拥有比家乡更多的糊口机会之外，似乎也看不到更为踏实的未来。

来自全国总工会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高昂的生活成本，复杂的户籍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保障的缺失，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制造了重重障碍。他们创造着城市的繁华，却无法融入这座城市；他们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却发现自己，不过是身处社会边缘的匆匆过客。

【标本】

漂在北京 迷茫成长

——丹丹的青春故事

■本报记者 李瑾 文/摄

第一次看到丹丹，是在北京四惠地铁通道上的鸡蛋灌饼摊上。

正是上班高峰，都市白领匆忙的脚步会因为咕咕叫的肚子，在这个小摊上停留一会儿。丹丹熟练地往鸡蛋饼上蘸料、夹菜、收银，旁边她的母亲正在烙饼。

这个女生清秀而几乎没有喜怒的平静面孔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你多大了？”记者有些好奇地问。

“17岁。”回答时依然没有表情。

“你是临时帮妈妈忙，还是……”如花的年纪，正应该读书时，怎会在这里？疑问冲口而出。

“就是一直帮妈妈卖饼。”此时，她显得有点羞涩，又带着一丝戒备。

一个月后，当记者闯入这个女孩的世界里，盘根究底地探究那个青春的世界是怎样一幅画面时，丹丹的孝顺和迷茫，才一点点展现在一个都市人的面前。

上到高二的时候，学习成绩自称不怎么好的丹丹，主动提出退学，她想和妈妈一起到北京帮爸爸。

两年中，丹丹虽然生活在北京，却没有任何一个初次来到首都的人对长城、故宫、前门、鸟巢的向往。也没有一般女孩子那些对美丽事物的追求。

“你最想去北京哪里呢？”记者问。

“……没想过。”丹丹回答。

“在北京去逛过街吗？”

“之前有个工作机会，在王府井，所以去过那里。我平时对逛街也没什么兴趣。再说，小摊也走不开，没时间逛。”

“你在北京有朋友吗？”记者问。

“也有同学跟着爸妈来北京打工，都没怎么联系。”

其实，丹丹也有一只手机，那是爸爸淘汰给丹丹的，只是，那里面除了家里爷爷和也来了北京和丹丹睡一张床的小姨的电话之外，基本没人可以联系。

每天，小摊上人来人往，但几乎没人会注意这个女孩儿。有些时候，她也会碰上不讲理的客人。2元钱的灌饼，总有客人的要求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有些人要让我多夹点菜，我就多夹一片，但她还觉得不够，我就再加再加。但是，心里真的很难受啊。现在菜价贵，一片生菜合3毛钱，遇到那样的客人，就真的亏了。”丹丹说起这些，觉得挺委屈。不过，小有经验的她，也有了应对的办法，那就是沉默。“遇到这样的人啊，就千万别说话，一说就完蛋。人家都觉得比你厉害，哪能受我们这样的人的气啊！”

这样的委屈，丹丹只能忍着，她说，有时候要是一早遇到这样一个客人，这一天可能都会心情很不好。但再怎么不好，仍然不会对客人回嘴，“咱就是干服务的，没办法。”

“那你喜欢北京吗？”

“喜欢啊！”

“喜欢北京什么呢？”记者追问。

想了好久，丹丹反问“那你喜欢北京什么？”

后来，丹丹告诉记者，她喜欢北京的自由，觉得在这里活得再苦心情似乎都比家里好。这里还有那么多的霓虹灯，看着就挺好的，虽然那些地方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她也喜欢北京的车，什么车都能看到，而她已经基本上把所有品牌的车都能认出来了。未来，能有一辆自己的车，便是最大的梦想了。可以听得出来，说到这个话题，一直都少语的丹丹，开心了很多。

“哎，也就是想想，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在暗夜的花园里，丹丹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为这个理想总结陈词。

这个梦想，对丹丹这样的女孩来说，似乎真的就只是梦想。17岁女孩，衣柜里只有几件简单的T恤，除此别无他物。

曾经有一个机会，有人介绍丹丹去王府井一个百货公司做卖珠宝首饰的销售员，但最终因为每天固定的上班时间而放弃了。“我走了，爸爸和妈妈两个人做灌饼就太累了，根本忙不过来。”尽管和很多女孩子一样，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工作环境，但孝顺的丹丹还是掐灭了那个“自私”的念头。

“想过自己以后的生活吗？”

“哎，想也没用。”这一次，丹丹回答得很干脆。

“但你不可能一直只卖鸡蛋灌饼啊？”

“那你说，我还能干什么？别的都不会啊！”一句反问，倒让记者有点气结。

沉默……

谈话的氛围有点僵住了，再问下去，无疑是残酷的拷问，记者没有勇气继续了。

“虽然你现在还小，但以后总会嫁人嘛，那你希望找个什么样的人呢？”好吧，那我们就说点轻松的、有希望的话题吧。

“没什么太高的要求，只有一点，孝顺。不孝顺不行，要孝顺他自己的父母，还有我父母。”这一问题，显然丹丹真的认真考虑过，才会那么肯定地回答。

丹丹的迷茫在那张17岁干净略带稚气的面容上，总是会让人看着有点心疼。她没有更多的技能，她没有找到可以依赖的某个好单位来表现自己的吃苦耐劳，她更没有那些雄心勃勃地追求成功的幻想，有的，只是能够“管住嘴”并赖以生存的灌饼摊。她认了这样的生活，心里倒也踏实，几乎不奢望什么，因此也从不痛苦，从不抱怨。

17岁的女孩丹丹，会在北京一直卖鸡蛋灌饼吗？■本报记者 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