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重登：《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祭》（<炎黄春秋>2006年第6期）

建议重登：《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祭》（本刊2006年第6期）
徐迅雷
2006年第6期 炎黄春秋杂志189
——读《唐山警示录》

地震后的废墟
编者按：近日，有热心读者致信本刊编辑部，提出“现在关于地震是否能预报，争议纷纷，莫衷一是。我找到貴刊2006年第6期78页有《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祭》——读《唐山警示录》（作者徐迅雷）一文。可否请在貴刊再重登一次！？以正视听。”其实在本网“往期回顾”栏目2006年第6期中，存有此文章。但为接受这位热心读者的建议，方便大家阅读，特将此文转贴在这里，实属“刊外稿”中的非刊外稿。
都说在地震的废墟上栽了一朵摇曳小花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在唐山大地震无形的废墟上，在三十年漫长的轮回中，如今栽出了一朵小花，它就是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感谢唐山作家张庆洲，在历经多年艰难波折之后，终于能将这本《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呈现在我们面前；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京城的出版社无法出版的情形下，于2006年年初，用良心和睿智出版了这本“警世录”。这是最好的“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
没有遗忘，仍旧疼痛。
什么是疼痛？柔石说，连眼泪都没处流的人，这才是人间最痛苦的人。而拿破仑则说，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气。我们知道，以乐景写哀，其哀更哀。在走向盛世的今天，作为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张庆洲终于大情似无地揭开了一道伤痛，那是比死亡更大、更强的痛，比地震更深、更长的痛。
更深之痛，就是漏报。
更长之痛，则是隐瞒。
历史将永远记住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在那个很深的夜，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仅仅十几秒的地动山摇，24万生灵涂炭，16万人滴血负伤。人类虽然无法制止大地震，但死亡那么多人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之前已经准确地预测出了这场地震，只是有了“预测”之后没有能够“预报”。实际上每次大地震前大自然都会警告人类，在许多生灵在大逃亡时，只是人类没有引起终极的警觉和真正的重视。
尽管预测地震至今还是世界难题，可你还真想不到，对于唐山地震的来临，人们已经关注了近十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早在1967年，李四光就提请重视对这一带的观测，作为杰出的地质学家，他知道什么地带易发地震，如果那些地区“活动”，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1968年，有高度责任心的地震专家杨友宸着手组建唐山地震监测网，几年间，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监测点都由专人负责，每天报给他数据；1976年初，杨友宸作出中短期预测，认为唐山市方圆50公里在本年度七八月份将有5——7级强地震；1976年5月，杨友宸在国家地震局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可能发生强烈地震。从1976年7月14日至7月27日18时（距离地震仅9小时），这前后半个来月时间里，各个观测点发出了大量“大震就要来临”的高危预报！但是，蓝光闪过之后，人们进入梦乡，灾难瞬间降临，唐山夷为平地，天灾嘲笑人祸，死难玩弄苍生。
唐山大地震同样也给张庆洲一家造成了灾难和苦痛，他的大姐在地震中一只脚被楼板压住，为获一线生机她逼着丈夫用锯把脚锯下来而最终因失血过多而死。然而，比地震更深的痛——“漏报”更是活生生、血淋淋。所以当张庆洲在深入唐山大地震这个事件的内部之后，“就像进入了一个磁场，在错综复杂的矿脉之中，每走一步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剧。地震当晚人们看到了地光，“常识”里竟然是苏修打过来可能放了原子弹，这是如何的时代背景？在那个荒谬的时代，眼看着就要摸着大震的专家杨友宸，却在临震前两天被“组织”通知去“干校”劳动去了！如今已难以考证杨友宸为什么被“左迁”至“干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组织叫你走，想留留不住；组织叫你留，想走走不了”。这就是组织的力量。“人走政息”的悲剧其根源是体制性的，而这更致命。历史在这里哭泣，只是人们难以听见那哭泣的声音。
体制制度的深层原因，使种种预报变成了一盘散沙。当时高高在上的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的漏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越基层越准确正确，越高端越专权荒谬，上面下来的“领导型专家”是“形而上”的专家，哪里像下面的“土专家”天天在触摸地震。在基层，那个时候竟有那么多优秀的热爱地震预报的业余人士，他们就在地震中心预测地震，哪里是“领导型专家”那样远在“庙堂之高”？不好意思，在“官本位”环境中，这种“领导型专家”的悲哀，至今还在上演。
对于这些“领导型专家”来说，一句“地震短临预报是世界难题”，就可以轻松打发一切。偏偏在唐山大地震中，有一个“青龙奇迹”——距唐山市中心仅65公里的青龙县，在大地震中竟无一人伤亡！“青龙奇迹”是扇在唐山大地震漏报者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正像当时有人说的，“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伤亡，这让国家地震局不好说”。
“青龙奇迹”是一系列“越轨”行为所造就的。国家地震局“有震派”代表人物汪成民同志是这次“越轨”行为的发端，他在一次会上把“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捅了出去。接着，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同志听到消息后，火速赶回县里“越轨”地把“危言耸听”的消息捅给县领导。最后，县委书记冉广歧同志顶着被摘乌纱帽的风险拍了板，“越轨”地向全县“捅”出临震消息、预告灾情，要求干部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十万火急地通知到每一个人，由此，青龙县百姓几乎全被“越轨”地赶到室外生活。曾有意识地阅读过地震知识书籍的冉广歧同志，在帐篷里坐镇指挥，三天没敢合眼。7月28日地震真的来临了，青龙房屋倒塌18万间，但47万青龙百姓安然无恙，而无人伤亡的青龙结果还成为唐山的后方救急医院。20多年后，冉广歧同志接受张庆洲采访时说：“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掂哪。不发警报而万一震了呢？我愧对这一方的百姓。嘴上可能不认账，心里头过不去—— 一辈子！”漏报的一万种理由，都抵不上一个良心！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只要防而有效，人类本来可能成功躲避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可是，面对地震，我们为什么无法建立“宁可错报一千，不可漏报一个”的规则？内外双因时刻都在“捆绑”着当事人。“外因”是为了所谓的秩序和稳定。唐山大地震预报信息汹涌而来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有关官员却声称：“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为了保持首都一带的“秩序”、“稳定”，宁可忽略事关无数百姓生命的预报！至于“内因”，是错报面子拉不下，而漏报则有“集体负责”。“集体负责”大抵都是可以轻易地变为“谁都可以不负责”的。有了“集体负责”的挡箭牌，加上“地震不可测”的幌子，就更用不着为百姓的生命负责了，只要一门心思想着为自己负责就完事了。由此看来，“青龙奇迹”是一个“绝版奇迹”，成了“恐龙化石”，今后不会再有了。
而更可怕的是，在漏报之后，为了某种利益博弈，“漏报”的大事长期被隐瞒。隐瞒带来了更长的痛。要不是张庆洲这部《唐山警世录》，这个世界知道唐山大地震漏报的人至今寥寥无几。1996年，张庆洲以震后唐山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震城》出版后不久，他接到一个声音沙哑的神秘电话，一位至今没有透露自己姓名的“深喉”，“捅”给他“唐山市一些地震监测点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的信息，并请他去找知情人杨友宸。几年的艰难采访，才有了这部《唐山警世录》，盖子揭开了，一本书引发了一场人间地震，凤凰卫视在《社会能见度》节目里，做了上下两集专题报道，让这漏报事件透一点光，增一点能见度。
极力掩盖真相，其实是一种人性本能，是一种利己的博弈选择。利己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种力量强大到绝然不怕24万亡魂的无声噬咬。在地震发生后当天，国家地震局的“专家”，就敢当面欺瞒“外行”的华国锋总理。书中写到一个情节：7月28日中午，华国锋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国家地震局的汇报，一位官员这样汇报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料，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听了汇报后，华国锋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一句话，把一切都轻轻放过了。那个时代，还是1976年“文革”的红色恐怖年代，人治色彩非常浓烈，谈什么“渎职罪”？
为什么能够轻易做到“欺上瞒下”？那是因为“欺上瞒下”实乃“欺少瞒众”。领导人少好欺骗，公众人多可隐瞒。真实的谎言，毕竟也有巨大的市场。“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的惊天大谎言，一扯就扯了近三十年。然而，时间的流水是无情的，它能水滴石穿，它能水落石出。蒙蔽一时、瞒骗一地是可能的，想永远瞒过大众、骗过历史，绝无可能。
瞒骗、蒙蔽、隐藏，不仅是人性范畴的利己选择，而且还是体制环境下的制度选择，比如灾难中伤亡的数字，曾经长期被当成是“机密”。唐山大地震的次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稿，“报道重点”就放在人与灾难做斗争上，仅仅提到“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直到3年后粉碎“四人帮”的1979年11月17日，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的数字才披露。1986年，作家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也只能记录震后的事，难以提及地震前的预报情况。
轻松“遗忘”过去，轻易“放过”过去，对过去不肯回首，这是一种民族文化劣根性。不肯直面真实地回首那十年“浩劫”尾巴上发生大地震这个节点，与不肯回首“文革”十年，是一样的情形。种种“人祸”，往往都被看成是“敏感话题”。对有的人来说，处处都是敏感词、时时都有敏感事。而一个对这也敏感、对那也敏感的组织和组织中人，注定是不会对人的生命安危有什么“敏感”的。
大恸无声哀人祸，天公不语对枯棋。唐山大地震三十年矣！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三十年过去，本质思维与本质行为依旧没有太大改变。每一次巨大的天灾中，我们都依然能看到漏报瞒骗等等人祸幽灵在游荡。在报与不报、真报与假报的所谓“两难选择”中，博弈中的责任官员们，其实很清楚“孰轻孰重”，轻易就把“两难选择”化为“惟一选择”。人们为什么不肯承认过失？因为许多既得利益者并没有跟着震中亡魂而去，他们要努力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