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启大：悼念高新武先生

时间:2010-05-29 08:05 作者:谢启大点击:833次
前言：民国九十九年（西元二0一0年）五月三日高新武先生辞世，年仅六十一岁。他是我最尊敬、最佩服的老师；也是改变我生命的师长。谨以此文写出我所认识高先生的部份点滴。永志追念；并对他表达我最深的感激与永远的怀念。
高先生走了，这么一个充满坚强意志，不死精神的勇者，你永远不会相信任何力量能够左右他，居然任由生命从他体内逐渐抽走。至今我还是不能相信:这会是一个事实?！
结识高先生是在三十年前，民国六十九年，司法官训练所第十八期培训中。看到他的第一面就感觉他好面熟，虽然我知道这之前我们不可能认识。接着课堂中高先生与某位讲座的对话，让全场一百零三位学员大惊，高先生提出来的论点明显比司法前辈的讲座高一个层次。从此下课后很多同学都喜欢围在高先生身边，听他开讲。还记得高先生曾说过:“司法多年来只在拍苍蝇，不敢打老虎。我们日后要打老虎。”到了实习阶段，我与几位同学争取与高先生同在新竹法院、检察署实习半年，目的就是希望从他身上学习到指导法官、指导检察官教不出的那种司法理想与精神。
后来从高先生口中得知:他因为在服兵役时期，亲眼见到营中一名士官因为酒醉搭乘计程车，与计程车司机起了冲突，下车未付计程车费。此事最后军法以抢劫罪判处死刑。高先生当时只是司令官身边的一名士兵，虽代为据理力争，仍然没有抢下这条命。他目睹军中对待那些无钱无势的军人，在军事审判中的不公不义，才立下志愿选择退役后进入法律系就读，希望日后能帮助司法中无助的人。
因此当高先生带领我进入立法院，他给我的第一道修法指令就是；“修改陆海空军刑法、军事审判法中不合理处”。我直到当到第三届，在第八、九年立委任内，才有机缘亦才具备实力，得以撼动国防部提出的军事审判法及陆海空军刑法修正版本。面对当时的国防部长唐飞一再的与我情商，我还是坚定不摇的在军事审判法中加入:“军法判处死刑、无期徒刑者，应依职权将全案移送司法机关复审；判处有期徒刑者，经当事人声请，应将全案移送司法机关复审”。使军法审判不再是黑幕。
陆海空军刑法为民国十八年，相当军阀时期所制定的法律，沿用至今，时空背景已有极大改变，规定显然已极不合理，刑度太重，且规定有四十四个唯一死刑罪。国防部于民国九十年提到立法院的修正案版本，仍相当保守，并留下二十二个唯一死刑罪，在立院二读中，为我挡下。因为高先生的一再叮咛，虽然当时正面临立法委员换届改选，新党因为亲民党的压缩，情势相当危急，我与高先生必须南下高雄参选。但在高先生催促下，我仍然必须随时赶回台北，在立法院会议室，陪同军方及国内刑法界专家学者展开十数次场研讨，完成军刑法修正版本。最终依照现行军事形势，从新订立各种军中犯罪型态及处罚，并将唯一死刑罪降为二个，且限制战时使用。
还来才知道:当九十年十月二日陆海空军刑法新法施行时，当时就救下十数个待枪决的人命。我能在离开立法院前(当年立委选举，除金门地区，新党全军覆没)，成功完成高先先交下的修法指令，虽然落选，但也无憾。当然这件功德应当记在高新武先生名下。
民国七十一年，我们十八期刚离开司法官训练所，尚属刚踏入司法界的候补法官、候补检察官。高先生在桃园地检署任候补检察官，因为接到一封被虐雏妓的求救信，他查知当时桃园地区色情业黑道与当地检警白道挂钩极深。于是未惊动当地警察，悄悄调来外地警察，连夜带领外地警察扫荡桃园风化区长美巷。当晚救出不少雏妓，也抓到人口贩子、老鸨等多人，经连夜侦讯。但当夜深，高先生返回休息后，居然所有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已制作完成的笔录均消失不见。只有其中二位少年犯，由少年法庭法官谕令收容在少年观护所中，这些与黑道挂勾的白道无法将其释放。可是，当高先生讯问这二名少年犯时，检方高官却以违法办案，扣上罪名，准备将办案的高检察官移送法办。据知，当时移办高检察官的起诉书已经完成。幸好当时媒体极为支持他(联合报高远流记者，就是这个时期高先生交到的朋友)；应当是得着上天支持，居然一位桃园色情界大姐大的记事本遗失，上面记满与之往来的白道高官资料，被一位热心人士捡到将它交给高检察官，因为这本记事本使高先生有了与白道抗衡的筹码。他告诉我:“最后某位司法高官(姑隐其名姓)低声下气请他配合，要求他同意；调离桃园；同意记个小过；给法务部一个面子”。这就是当时司法界的写照。
高先生因此调到新竹地检署任职，我也调到新竹法院任职，两家同住司法新村为邻居。
长美巷经验，使高先生认识到在司法界要真正独立打老虎不易，必须团队作战。因为高检察官法学造诣极高，办案能力极强(但法务部、地检署自此不敢让他办重大案件)，又具有人格魅力。新竹地区的司法工作者，许多检察官、法官、调查员及警察均尊他为老师，向他请益学习。高检察官亦毫不令吝惜的将许多经验传承给愿意学习的检、警、调同仁。受到他的影响，新竹地区司法界逐渐清明。
高先生常拿这个事件教育我们：大家乐、六合彩盛行时，经国先生要求行政机关必需遏阻歪风，法务部乃配合下令要求:“所有地检署检察官受理警方移送的赌博罪组头，必须一律收押”。但高检察官深知:案情不同，罪责不一，一律收押极不合理；更何况警方抓到移送的嫌犯大多是小组头，属赚取小利的市井小民，而赚暴利的大组头往往很难绳之以法。如不分情况一律依此命令执行收押，一定哀鸿遍野，产生民怨。因此当法务部要求全国地检署依此命令执行当天，高检察官主动要求负责当天新竹地检署内勤业务。他一如既往，依照不同情况分别处理警方移送的赌博罪组头，不肯照单全数收押。因为他的带领，新竹地检署其他检察官亦群起仿效，不依不合理的命令执行。这在当时，几乎是无人敢做的事，他成功的办到了。
高先生常指出我国司法太注重文书作业，而忽略应以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为主要目标。他常说:“我国司法人员大部份时间、精力都花费在写作司法文书(判决书、起诉书、不起诉处分书)上，而鲜少把时间花在用心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上”。高检察官对每一个案件，不分大小，总要把事情彻底了解、帮助当事人解决纠纷才罢休。但事情解决，当事人高高兴兴回去了，他却还需要书写不起诉处分书才算结案。这也是虽然法务部对外喜欢用“未结案太多”非议高检察官(他仅不愿浪费时间写无用的不起诉处分书)；但当事人及地区民众却对他有极高评价的原因。
高先生一进入司法界就常思索应当如何建构一个合理的司法制度?如何解决当前司法产生的问题?他最诟病:“司法为解决人力不足问题，每年让刚踏入司法界，毫无经验的年轻司法官由办案件中学习经验。这是拿人民开玩笑，更是司法乱源起因”。他以自己作例子，批评自己当年刚出道，还是涉世未深的“毛孩子”，就必需断人生死，现在思之，尚毛骨悚然。所以他对如何重新建构司法人员合理的养成、培育过程，看得非常重要。
因为高先生叮咛，我在立法院第八年，帮助司法院把搁置的《法院组织法修正案》以个人提案方式，二十三天完成三读程序，挽回司法院增设法官助理的预算（也趁此机会为法务部增设检察事务官）。我对司法院翁岳生院长提出要求:“司法院既已增设百名法官助理，缓解法官工作压力。现在必须落实候补制度：刚离训练所法官，不可直接办案；需先到高院作助理法官，跟随资深法官学习办案”。非常遗憾，司法院没有这个远见，仅勉强应付我一年，当我离开立法院，这个计划自然终止。面对没能完成这件改革工作，我对高先生有极大的抱歉与遗憾！
我实在无法理解：我们社会不可能听由医界，让毫无经验的实习医师在我们身上主刀动手术；但却容忍司法界，一再将我们攸关生死的司法案件，交到刚出道毫无经验的法官、检察官手中。这是何等轻忽的行为？但是这个现象仍然继续发生中。
“吴苏案”是高检察官辞职离开司法界前，用心为司法后进留下来的典范；也是高检察官为我国司法竖立的里程碑。他让后辈看到成功的榜样。
高检察官很早就体察到：国内司法界不可能容得下真心改革者，留在这个体制内已不可能有所作为，因此他多次提出辞呈，但都被后来上任，敦厚、温和的法务部施启扬部长慰留阻挡下来。当萧天赞部长上台，高检察官辞职已无阻力，他决定先为司法做出一个贡献再走。
适时，新就任的司法院林洋港院长非司法界出身，不熟悉内情。司法院高官藉机别有用心安插自己人进入官僚体制，形成共犯结构。在司法界素有不良风评的法官吴天惠，就此接掌主管司法风纪的第四厅厅长（相当部长级官员）。吴天惠与配偶律师苏刚利用此身分，由苏刚出面接办案件，以能帮忙向司法官关说为藉口，收取委托人钜额费用。
适巧新竹地区一件违法变更地目贪渎案件，苏刚接受涉案当事人委托后，一再透过吴天惠以厅长身份打电话给承办检察官、法官，造成承办者困扰。这在办案风气清明的新竹院检间已成为彼此间打趣的笑话。有一天，苏刚为要求陈松栋检察官不要上诉，强迫要求到司法宿舍见面，当时邱太三检察官还取笑陈检察官：“你可以改善生活了！”。
陈松栋事后生气的向高新武检察官说出：当苏刚被拒绝后，还态度轻浮的拍拍皮包，称“我不相信国内还有不要钱的检察官”。高检察官拍案而起，说道：“这个案子办定了”。“吴苏案”因此而起。
高检察官先向检察长报告此事，但由法务部、司法院转下来的指示，却是“不要让这些基层检察官胡来”，这使厚道的刘检察长非常为难。为不连累长官，在刘检察长尚未下达交出案件的命令前，高检察官连夜带领调查局肃贪组组长黄宋呈、调查员林芳婷、李歙明到吴厅长家门外等候。早上当吴天惠步出家门，要去司法院开司法节庆祝大会时，出示拘捕令，将吴天惠、苏刚夫妻带回新竹地区，先在派出所讯问，完成立案程序。当天恰巧是七十八年一月十一日司法节。
侦讯行动为自立报记者王元培无意间碰到，他无私的通知其他二大晚报（联晚、中晚）记者林家琛、何高禄。当天下午三大晚报同步刊出此新闻，司法界再也无法压下此案。
此后四个月办案过程高潮迭起、险象环生，危险全来自司法高层。新竹地检署全体检察官（除检察长及一位主任检察官外）站出来表态：“反对法务部要高检察官交出此案的命令，支持高检察官继续侦办此案”；新竹地院法官多人也站出声援高检察官。在国内与论强大压力下，法务部不得已勉强同意：组成含高检察官在内的三人侦查小组，完成该案的侦查起诉工作。
该案起诉进入新竹地院一审时，司法院玩了一个花样，肃贪庭三位审判法官中，二位是司法院能掌控者。一审判决最后是：“苏刚有罪、吴天惠无罪”（但，行贿当天是吴天惠开车载苏刚到新竹司法宿舍送行贿款，吴不可能委称不知情）。接着，法务部准备以高检察官违法越区拘提为由，展开对他的整肃。
身为司法人员的我们，面对明显不公不义的判决，在未确定前，依法不能评断，我们以辞职行动表达抗议。支持高检察官的新竹地院四位法官袁崇桢、林敏泽、孙天麒及我首先辞职；邱太三检察官随即亦辞职抗议；接着三位随同高检察官办案的调查局调查员亦提出辞呈。在社会与论全面肯定支持下，法务部、司法院整肃行动无法展开。他们则以抹黑、丑化方式，扭曲高检察官办案动机。但，高检察官及带头支持的司法人员均已在新竹地区任职六、七年，在民间早有公评。记得当时有位新竹地区律师出面宣称：“只有新竹地区检察官、法官有资格做这件事；因为他们办案认真、行事清廉”。
事后回想“吴苏案”进行过程中，直觉有上天在带领、护佑。办“吴苏案”前，社会大学董事长吕学海已邀请高检察官到社会大学演讲，时间数月前排定。但在与司法院冲突达到最高点时，就是高检察官演讲日。当天容纳千人的演讲会场涌入数万人。高检察官步上讲台前，我看到他沉思十数分钟，定下当晚演讲主题：“俟河之清”。
因为，当此改革浪潮掀起时，政治界亦出现暗潮，高检察官察觉已有政治领导人想藉此事件排除政治异己。高先生不希望自己掀起的司法改革运动被政治利用，他在当晚演讲中直陈司法弊病，但却对司法院林洋港院长作出善意的吁请，希望他带领司法改革。虽然这个希望最终落空，但却成功的避免战火波及。
最后除了袁法官、我及三位调查员接受慰留(袁法官后来被司法院评监为最优秀法官)，高检察官及其他辞职者均坚定的离去。高检察官在离职前，接受三所大学学生会邀请到校园向学生演讲。每场听讲学生均逾万人。高检察官向他们呼吁，希望他们将来能立志匡正社会。三场演讲结束，他宣布不再演讲。我惊讶的问道：“改革尚未成功，岂可放弃？”他答道：“我已经在这些年轻人心中播下种子，等他们步入社会、进入司法圈，站定脚步。六、七年后，下一波的改革会由他们带起。”
果如其然，六年后，八十三年，台中地检署朱朝亮、吴文忠、李庆义等检察官站出来，公开拒绝执行来自“上上级”指令：“杨家高尔夫球场案不准结案”、“收押杨天生”。第二波司法官自主发动的司法改革浪潮再度掀起（媒体称：“上上级”风波。缘起：执政的国民党最高层为教训台中财团杨天生不听从安排，违抗命令，让儿子杨文欣自行选上省议会副议长）。带头者即有“吴苏案”时期，在新竹院检跟随高检察官实习的司法官。
事后，国民党又在八十四年，立法院第一会期末，法案清仓时，趁混乱加入《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希望将检察官羁押权集中到检察长手中；实际上就是收归到能控制检察总长、法务部长，进而控制各地区检察长的“上上级”手中。此法案如果一旦通过，检察官羁押权就落入执政者手，成为排除异己的工具，台湾极可能出现可怕的独裁者。我发现此案正在闯关二读中，立即与新党全体立委（连我共七名），与国民党一百多位委员起了剧烈冲突（当时国民党立委系遵照党中央指示行动；民进党四十几位委员则作壁上观），该案在三读前被挡下。最后大法官解释：“检察官拥有羁押权违宪；刑事诉讼法此部分规定应全面修改”。自此开启国内司法对人权保护的一大步；但检察官权限则大幅限缩。
随后，检察官自主成立“检察官改革协会”。成立初期，主要领导者向已离职多年的学长高新武检察官请益。我听到高检察官勉励这些后进：“争取检察官制度的改革，必需立足在：争取检察官更有能力为人民、为社会作出贡献；而非争取检察官权力、福利。否则必定会被民众所唾弃，而得不到民意支持”。很欣慰，“检改会”前阶段确实遵循这个方向努力；但近期已不复见到当年创会精神。
退出司法，高先生拒绝许多工作的邀请（他不会转行做律师，毕业当年他甚至拒绝参加律师考试），最终他有感自立报系吴丰山社长的诚意，进入自立早报当副总主笔。有一天他向我借六法全书及刑法课本查资料（他已将所有法律书籍清出家门）。第二天自立早报社论（高先生执笔），直指：“我国刑法是行为刑法，所有条文均只处罚犯罪者行为；但刑法一百条内乱罪，却处罚犯罪者意图，应予修改”。因为这篇社论影响，事后刑法一百条成功完成修法。
他每天穿夹克、带便当，新竹、台北来往上班。一日报社领导好意探问他：“您每天穿着夹克上班，万一有人要请您吃饭，不是不太礼貌吗？”，他听出话中有话，就直问：“万一会是哪一位呢？”；对方答道：“万一是总统李登辉想请您吃饭？”。高先生立即严正的答道：“那时我要考虑的不是穿夹克是否礼貌的问题，而是我要不要去！”这事因此作罢。
一年后，高先生还是选择回家读书，不愿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他因此更能安静深思，对事局看得更清楚透彻。
“吴苏案”结束时，高先生在台湾社会声望极高，当时正值立法院全面补选增额立委，是进入政治的大好机会。当时许多不满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民主理想追求者，邀请高先生从政参选立委，亦曾请他接受不分区立委位置。高先生一一婉拒，他并郑重的与我们这些追随者相约：“这段期间我们绝对不借势参选，以免被人扭曲我们司法改革的动机。”
当时民进党刚组党，成员多属民主理想追求者，高先生是他们希望交往的对象，在高先生家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新竹地区选举时，更常见他们向高先生请教选举策略(柯建铭、蔡仁坚初出道时，都得过高先生相助)。是时，台北县长选举，民进党推尤清参选，选情紧张。选前最后一夜造势演讲，他们请出高先生助讲。高先生面对数万激情群众说道：“国民党是个混蛋党！”，台下群众一片欢呼；接着他说：“民进党也是个混蛋党！”；台下群众立即愕然，哑然无声；他再说：“但是，政治上，两个混蛋恰恰好！”台下群众爆发如雷掌声。
这就是高先生的政治理想：“国内需要扶植出一个反对党，才能对执政的国民党作出有效的刺激与节制，也才能帮助我国走上真正民主的道路”。
但是，当民进党提出台独党纲后，高先生断然拒绝再与民进党交往，因为高先生自始至终是“大中国思想”。
高先生是随父母到台湾才出生，虽然高先生父亲任职安全单位，但是，高先生非常关注彼岸大陆发展状况。他曾告诉我：“初中生时，偷听到大陆收音机播报：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时，极为兴奋。因为中国有了保护自己的武器，可以不再受其他大国所左右。”
我常好奇的问他：“为什么比起同时代的我们，您能有远超过我们的睿智？您从哪儿学习到的?”高先生告知：他自认向二位老师学习。一位是湖口装甲兵团司令官岳天将军。高先生一再提及：“岳将军是中华民过最伟大、最优秀的军人”。当时高先生放弃台大地质系、成大物理系，选择先当大头兵。很幸运的分发在岳将军身边。岳将军磨练他、指导他，最后把军团演习任务交给当时只是二等兵的高先生策画、指挥。据说:当年许多军官非常不服气，但当他退役离开，再次演习时，大家开始怀念他。
高先生说：他第二位学习对象是经国先生。他说:从初、高中年纪开始，每次听到电视中出现经国先生的讲话，他就搬个板凳坐在电视机前仔细听、认真观察学习。他常告诉我：“经国先生说话诚恳、自信；经国先生一心一意为国为民”。经国先生不会知道：当年有个年轻学子多年来一直以他为师、向他学习。
这也是高先生一生中不管从事司法工作，带领司法改革；进入政治，在政治上守护两岸关系、保护人民权益；最终潜心研究四书五经、佛经、圣经，以经解经，希望能正确解读古圣哲人教导。高先生一路走来，绝对无私无我，绝对为国为民。正因为他一直师法真正伟大的人物。
八十一年，国内政治进入：国民党主流、非主流对立；民进党台独势力坐大。有一天高先生突然把我找去，态度严肃的告诉我：“现在需要有人进入立法院；你准备辞职参选”。这对我真是晴天霹雳，平日生活只在司法工作、三个子女及关心某一社会公益（当时关心少年犯罪防治）圈中打转；政治、立法院对我遥远且毫不相关。至今我还是无法理解：以高先生这样的智慧，当年为什么会错误选择我这个对政治全然无知，又固执不服从命令的人培养送进政治圈？这是我对高先生的决策，至今唯一怀疑当初选择可能是错误的一个。
但是，对我而言:虽然过程辛苦；虽然从政十年，对家庭的回忆完全空白；但我在过程中得到极大学习；生命也得到极大提升。我对高先生只有感谢与抱歉；对参与这十年政治生涯我无怨无悔。
基于对高先生百分之百的信服，也深受高先生教导：“上十字架，没有推诿！没有谦让！”（高先生最痛恨扭捏作态）。我辞职投入选举，高先生与我也由朋友转为师徒关系，我开始跟随高先生进入“政治学徒”生涯。
带到我这种学徒，高老师吃足苦头。虽然我耐操、耐苦、敢冲、敢闯、不要钱、不怕死，对高老师更是发自内心的尊敬、信服；但同时我也是一个极端固执、做事往往冲过头、不知危险、又不肯认错的不听话学生。高先生常告诫我：“政治就像刀头舔血，极端危险，万万不可大意”。但我常常忘记他的告诫，多次身涉险境，都是高老师出手解救。
高老师自己经由严格的磨练成材。加上他深知政治凶险，为保护我，他对我的训练一开始就极端严格。高老师教学时，绝对不苟言笑。他带兵打选战要求：“绝对服从命令，绝对遵照准则行事，不能出一丝差错”。在外人眼里，高先生很少肯定、赞扬学生。但事实上：高先生最照顾、保护自己的子弟。高先生既是良师，更是严父。
高先生不论是在司法界、政治界或深居家中足不出户，他一直静静的观察世局，关心国家局势的发展。我深深感觉：他是今之诸葛亮，虽隆中高卧，但洞察天下局势。
高先生早已观察国内数年后必然会发展到政党轮替；但更深知：“执政者必然会为追求长期执政，而希冀将手伸入司法、掌控司法”。他希望为司法筑起一道防火墙，其关键就是培养司法人独立办案的意志与能力，所以早期他着手带领司法改革。此外，高先生亦深知行政权必须受到节制，因此他督促我在立法院加速推动行政四法（诉愿法、行政诉讼法、行政法院组织法及行政程序法）修法与立法工作。当我完成这套法案立法工程，罕见的听到高先生私下对他人表示肯定我的努力（这已是高先生最大的肯定）。
两岸关系在经国先生过世前已逐渐往开放方向发展，但高先生察觉国民党领导人李登辉有台独倾向。他担心李登辉为达到台独目的，不惜利用手中权势制造两岸误会，如不小心擦枪走火，极可能挑起两岸战端（他常说：二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一个不起眼的小事端引爆）。他不忍见台湾生灵涂炭，更不希望其他国家可以藉词声讨中国大陆，使我中国等待二百年的崛起机会丧失。因此他严正的告诉我：“我们是为此踏上政治。必要时，我们需要为国家做些事”。这就是高先生放弃清静生活，淌政治这趟浑水的原因。
当然高先生这个心愿没有人会相信，而我们这股小小的力量也没有人会重视。八十一年六月，在新竹市，高先生带领我投入立委选战。刚开始很多人把我的参选视为笑话，称：“就凭你这点小小的知名度，也想为国家做事？”地方上从市长到里邻长对已经离开法官职务的我更是不予理睬。高先生立即转变选战策略，要我走向民间，直接向人民诉求。六个月内，我每天挨家挨户逐门拜访，也只走了不到三分之一。但是因为高检察官与我在三十万人口的新竹市已任职七到九年，各办过近万件案件。不论判输判赢，因为秉公处理，善良的民众心中还是自有一把尺，各种帮助的力量逐渐汇集。有趣的是：不仅司法、警察、调查人员私下避开机关约束加入帮忙，甚至被判刑、坐完牢的黑道角头，也因为对高检察官的尊敬，不求回报的暗中相助。高先生操盘一切选务。六个月后，投票前，媒体称：“高新武在新竹再度带起新竹风”。高先生奇迹式的打败国民党主流、非主流二位候选人。这场选战中，高先生以辞职的检察官加法官二人，对抗政党，却能作到赵少康、王建煊二位辞部长职参选者同样影响力，在新竹市拿下近24%的高票，将我送进立法院，这是他创下的第二个奇迹。
八十二年八月新党创立，因为政治理念相同，在创党人赵少康先生邀请下，高先生带领我加入新党。当天他击案高歌，一般人无法理解，但我知道：他是追惜从此失去自由清静的恬淡生活。政治中充满尔虞我诈，即使在刚创立，被社会公评最清廉、最有理想的新党也不例外。
高先生一进入新党就向赵先生建议：“新党必须开大门、走大路，不能只以攻击某个政治人为目标；新党必须在小党时，就严肃整理党纲、党纪，严格挑选每一位推出的候选人；对当选的公职人员更要立即培训，培养成为合格的政治人物；新党要由重量级成员带头开疆辟土，到台湾中、南部地区宣扬理念，不要成为都会党”。高先生希望在创党初期，帮助赵先生构建新党组织架构，使新党可长可久。
但是，党内总有杂音，总有人以小人之心度之。高先生何等聪明的人，他对每件事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政治洁癖、他不喜欢与人争利的个性，使高先生最终选择保守、被动。这是新党的损失，更是泛蓝力量的折损（当时还没有“泛蓝”一说；此一名词是在国民党失去政权，高先生为防止国民党再度分裂而创，由我在电视上宣传开来）。
八十三年底，赵先生台北市长选举失利，因内部因素淡出新党；高先生也放弃改造新党之念。事后他告诉我：“新党已坐失最好改造时机，难以挽回”。八十四年底，新党立委选举大胜，当选二十三席，选票近15%，全党志得意满，以为从此必然一帆风顺。但我从高先生这里学到的经验，让我清楚看到：新党已提早走到最高点，从此它只能走下坡路。
来源:共识网转自何三畏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