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识字教学的优秀传统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非常重视识字教学，认为识字是读写之本，所以把识字教学作为蒙学教育的开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核心是：既要依据汉语汉字的特点，又要符合儿童的学习规律。第一节我国古代识字教学的基本经验 我国古代识字教学的基本经验是集中识字，韵文化和正确处理识字教学与思想教育之间的关系。
一、集中识字，为读写打基础
1、必要性。首先，汉语的书面体系与口头语相脱离的特点决定汉字进行集中识字的必要。“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学习汉语汉文不能像欧洲的儿童那样，学会了二三十个字母以后，可以一边识字，一边很快就能成句甚至成段地阅读。学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认，一个一个地记；在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之前，是无法整句整段地阅读的。……这是个矛盾。前人采取了集中识字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 清人王筠在《教童子法》中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相反，不集中识字而过早地教儿童读书，其结果是识字教育和知识、思想教育两败俱伤。前人的作法恰是充分运用了集中识字的有利条件，排除了分散识字的缺点。②所以先集中识字后读书很有必要。
2、可能性。汉字的形态变化很少，字的安排可以不受语法的限制，完全依照识字的需要来办。这使集中识字具备了可能性。汉字构字规律之一是分独体字和合体字，二者间有密切联系，合体字大多由独体字及偏旁部首组成。而合体字之中，大部分是形声字造字的规律，相当明显，即使是七八岁的儿童，也很容易领会。如“可”字，加“氵”就成“河”字；加“亻”就成“何”字，前者与“水”有关，后者与“人”有关；新会意字“灭”字由“火”字加“一”而成，象征“火”上加盖儿而熄灭，本身形音义之间具有本质联系。运用比较类推的方法，完全可能大量地识字。这为集中识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汉字总量虽多，但常用字只3000左右，非常集中。这给编写集中识字教材提供了方便。儿童在掌握一定偏旁部首及汉字的构造规律，运用比较类推的方法，完全可能成批地认字。可见，编写集中识字教材充分利用了汉语的特点。
3、优越性：汉语是孤立语，它不是通过词的形态变化而是通过语序和辅助词来表示形态。如英语里“I”在表示所有关系的时候，要变成“my”或“mine”，而汉语里“我”要表示所有关系，只需要在其后加“的”字即可。“汉字一小部分是单体字，绝大部分是合体字。偏旁部首，造字的规律，相当明显，即使是七八岁的儿童，也很容易领会。运用比较类推的方法，完全可以成堆成批地认字。这又为集中识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集中识字阶段的识字量以2000左右为宜，主要是字形、字音教学，也要进行适当的写字练习，字义教学要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以后可以结合阅读教学进行巩固，并逐步加深和扩大。张志公先生明确指出：“集中识字有必要，有可能，进一步的问题是识字的数量。太少，不够用；太多，儿童记不住，而且旷日持久，也会挫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 许多编写字数繁多的识字教材并不见流传，史游的《急就篇》字数只有二千零一十六字，一直沿用到隋唐，并流传下来。与《急就篇》同时的识字课本还有《苍颉篇》，杨雄的《训纂篇》。《苍颉篇》约三千三百字；杨雄的《训篡篇》八十九章，估计有五六千字以上。杨雄、班固的书很早就失传了，究其原因，除了编法上和别的可能的因素之外，可能有《苍颉》《训纂》字数太多，不适合作启蒙教材的原因。《千字文》、《百家姓》一直流传，而，都流传不远；流传，而靠政府名人效应推行的《千家姓》、“三千字文”、“万字文”却不流传。另一方面，单是一本《千字文》字数不够用，所以选了一本《三字经》，一本《百家姓》，跟《千字文》配合起来，足两千字左右之数。这些事实说明，前人在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两千字左右才合适，超乎这个数目过多，不足这个数目就太少。
今天，我们可以参考前人经验，找出较为合适的字数字种字汇。编写识字教材，应以识字为主要目的，如何把这些字组合起来，又是个难题。前人在这个方面探索出了一条路，即编写集中识字教材，在儿童学习之初加强识字，强化记忆。从早期识字教材来看，其选用字就是按字与字间的意义上的相近或形体上的相近来编写的，句之间的组合并没成连贯意义，如《苍颉篇》中的“行步驾服逋逃隐匿”与《急就篇》中的“稻黍秫稷粟麻粳”等等。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一下子把儿童为初步阅读要掌握的字展示出来，简单明了，有利于帮助初学汉字者区分形似或义近的汉字；但缺点在于没有把字放到上下文背景中进行记忆，不深刻，认识字与在具体语境环境中运用字相互割裂开来，不便于学习掌握，纯粹死记硬背。这种编排方式有助于学生在短期内掌握大量的字，但这些字必须在短期内得到复习巩固，否则就会被遗忘。这也许是《苍颉篇》、《急就章》被后起的三、百、千类所取代的原因之一。《百家姓》按四字一句来编写，没有意义的四百多个字排列，却能长久流传下来，是因为它所选的字全为姓氏，具有很强实用性。到了后来，《三》、《千》就开始把单字组合成有一定意义的简单句字，通过上下文的联系进行记忆，便于掌握，不易遗忘。
二、韵文化，便于朗读记诵 “识字教学使用整齐的韵语，或者使用对偶，或者二者并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因为“汉语虽然不是单音节语言，而汉字确实是单音节文字。在识字教育阶段，如果让儿童去学一个一个的不直接表音的单字，那会是十分困难的，而且枯燥乏味，引不起学习兴趣。勉强学了，也不容易记住。这是学习汉字的不利条件。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汉字是单音节的，就非常容易构成整齐的词组和短句，也非常容易合辙押韵。——相形之下，要比多音节的西洋语文容易得多。整齐，押韵，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的兴趣，又容易记忆。这显然比学一个一个的单字好，也比一上来就念参差不齐的句子好。前人大量采用整齐韵语的办法，的确是充分运用了汉字的有利条件，避免了它的不利条件”；“对偶，跟押韵一样，也是汉字汉语的特点，也有利于儿童的朗读、记诵。从声音上说，和谐顺畅，读来上口，听来悦耳。从内容上说，或者连类而及，或者同类相比，或者义反相衬，给人的印象特别鲜明突出，容易联想，容易记忆，境界高的，更给人以优美隽永之感。”“前人把汉语汉字的这两个特点充分运用于儿童的识字教学，对我们来说，应该视为珍贵的遗产。” 汉语是声调语言，每个音节的主要元音和一个声调。现代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即高平调、中升调、降升调、高降调。古代汉语的声调更复杂，一个单音节的语素都有一个声调。声调这样的变化多端，韵文的编排方法不仅有着天然的便利性，而且也使文章琅琅上口，易于诵读。从儿童心理学来看，韵文的编写形式，正符合3-5岁儿童的特征。心理学家葛琳认为，3-5岁儿童语言能力快速发展，阅读时对字音发生兴趣，喜欢押韵和有韵律的文学。他在《儿童文学---创作与欣赏》一书中说明儿童所具有的学习本能：“我们都知道，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的。在一生的学习当中，儿童时期被认为是记忆力最强、吸收力最大、想像力最丰富的时候。儿童时期被认为是学习的黄金时代，所以古人说：‘少年之学如日出之光。’”儿童的记忆是与生俱来的，起初虽然很薄弱，但随年龄的增长，记忆力迅速发展，特别是4-12岁期间，语言逐渐发达，记忆力旺盛，加上儿童的生活较为单纯，通过反复背诵，就能有较永久之记忆，儿时的记忆可保持终生。背诵诗歌韵文符合儿童的天性。著名的学者王阳明对此有一番精辟的言论：“盖以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则条达，挫折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
三、正确处理思想教育和语文教育的关系一方面，教育从来是不会脱离政治的。哪个时代的教育，必然或多或少的反映那个时代的主导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点，至少是其倾向或要求。“包括那些看上去只是单字、单词的堆积，不成文理，仿佛没有什么思想内容的杂字书在内，无例外的证实了这个道理。” 例如宋人编的《百家姓》要用赵(天子第一号)开头，“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而明人编的《百家姓》要用朱字开头，“朱奉天运，富有万方”。清代编的《百家姓》不好用外民族的姓开头，就用孔子开头，“孔师阙党，孟席齐粱”。另一方面，语文教育有它自身的规律，如果违背了它，就不但破坏了语文教育自身，而且也使思想教育无法落实。例如我国历史上曾有许多地位高、名气大的人，编写过许多种只顾灌输封建伦理思想而违背语文教育规律的识字课本，它们靠名人的名气，靠互相吹捧，甚至靠官府的行政力量推行，但都被群众的实践否定了。相反，“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皆非出自名人之手，而且都遭受过许多贬斥和非难，《千字文》讲了些生活常识，《三字经》讲了些伦理道德，《百家姓》只是押韵并无文理，但它们符合儿童识字的规律，所以广为流传。所以，符合儿童识字的规律，符合语文教育自身的规律，是一切语文课本和语文刊物成功的根本。而20世纪初语文单独设科之后，语文教材中现代文学习逐步取代了文言文的主导地位，在具体的语境中学习汉字的分散识字教学方法，成为儿童识字的基本规律，所以逐步取代了古代的识字课本和集中识字、韵语识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