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普九欠债愁肠百结

普九欠债愁肠百结
本刊记者 晓舟
由于“普九”的欠账，很多农村学校甚至负债运行。沉重的债务压弯了校长的腰，伤透了政府的脑筋，刺痛了家长学生的心，成了农村教育的拦路虎开学第一天遭遇封门2月9日，开学的第一天，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崇礼镇平安小学330学生兴高彩烈地来到学校，经过一个寒假的休整，学校对于这些孩子又充满了吸引力。然而来到校门前，他们都惊呆了：一大堆的沙石垒在学校大门口，将学校大门堵了个严严实实，而学校一楼各教室的门口也都被沙石堵塞了，学生无法进教室。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宣布当天不再上课，学生全部回家。
许多村民和学生家长都聚集在学校大门口，他们许多人担心孩子的学习受影响。在场的一些老师也觉得很“没有面子”，人心浮动，对学校正常教学造成了冲击。许多人都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拿出分期还债的办法，打开锁在学校门上、锁在政府和教师心头的这把债务“锁”。
平安小学是一个规模并不大的村办小学，有教师15名。1996年，全国“普九”时，学校为了达标筹建了现在的办公楼，盖楼资金主要由平安村出，而其中30多万元钱由承建老板垫资。当时平安村经营着一个饲料厂和一些企业，村集体经济还不错，因此谁都认为还这笔钱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村里的几个企业风云突变，效益滑落了，建校款就一下搁起来了，这一搁就是7年。
其间这老板多次向各有关部门讨债，但至今还没得到合理解决。因此这老板采取过多次过激的行为，这一次是最激烈的。
情况很快被反映到了东坡区，当天区委、区政府立即成立了协调小组，对此进行积极的协调。经过一天的紧急商讨，最终达成了“立即清运障碍物，恢复学校正常上课秩序，分期分批清偿欠债”的协议。
但这样的协议究竟能不能实施，谁心里也没有底。东坡区教育局局长苏宗林就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苏宗林局长是一个专家型的教育官员，对农村的基础教育颇有研究。近几年来，在他的领导下，东坡区坚持“用大手笔做大文章、以大投入促大发展”的思路，制定政策措施，充分简政放权，从而激活了学校发挥优势、自我积累、滚动建设、增强实力、加快发展的主动精神。5年来，眉山城区公办、民办学校共投资近3亿元，新建学校3所，完成建设项目86个，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办学规模日益扩大，办学效益不断上升，教育质量全面提高。同时，学校启动绿化、美化、净化、亮化工程，使校园建设如火如荼，育人环境日新月异，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校园景色亮丽如画。如今，一座座融花园、乐园、学园和现代校园文化于一体的城区学校，超常发展，一派兴旺，展现出规模效应和一流学校的风采。为此，四川各界都誉之为东坡的“教育现象”。
然而，在谈到实行费税改革后的农村义务教育时，这位创造了东坡教育奇迹的领头人也露出了许多的无奈。他手上有一份东坡区教育局《关于农村实行费改税后义务教育投入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调查报告》。他告诉记者，过去东坡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征收教育费附加和农民集资，税改前东坡区每年征收教育费附加2000万元，危房改造集资500万元。对农村学校消除危房，改善办学条件，扩大规模，普及和巩固“两基”起到了决定作用。税费改革使东坡区农村义务教育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
首先是农村教育大量负债难以偿还。据初步统计，东坡区33个乡镇，目前教育负债高达4700多万元，税改费后东坡区每年教育费附加和集资减少了2500多万元。取消农村教育费附加后，教育欠债无法偿还。
其次是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改造难以进行。税费改革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危房改造人均可集资7元的政策，2002年全区危房校舍改造4万平方米，总投资需2000万元，此项工作难以实施。
今年以来，东坡区调整了4所农村中小学，这是中小学布局调整计划中的一部分。按照规划，三年内全区需调整中小学（主要是村小）40多所，按最低标准算约需投入600万元，但现在看来，这种布局调整的配套资金难以落实，实施困难。此外，学校公用经费出现严重不足，原先靠教育费附加解决离岗民师工资，如今这笔钱的着落问题，正困扰着东坡区教育局。
其实，平安小学被债主封门和东坡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困局，只是全国“普九”达标欠债的一个缩影。
债务压弯校长腰
许多地方在落实农村“普九”、进行“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达标验收和改善办学条件时，绝大多数学校均用贷款进行中小学危房改造，因而负债累累，至今缓不过气来。农村中小学校长被告上法庭或学校大门被施工队上锁的事件时有发生。有的校长被逼东躲西藏，甚至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两基达标”成果面临冲击。?
讨债的不离学校的门，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无法保证。安徽省临泉县于寨镇高庄小学为了启用1999年就已经建成的教学楼，学校和包工头整整打了４年的“拉锯战”，偿还他一部分钱，学校就让用，不然就上锁封门。在这嘲拉锯战”里，最受苦的还是那些孩子。2001年秋季新学期，学校被上锁封门３个多星期，学生不得不在走廊或露天上课，连新生报名也只有到学校对面的麦田里进行。与此同时，学校的生源开始流失。
临泉县于寨镇老刘小学教学楼在1998年建成后，为避免包工头上锁封门，校长高俊在求助乡村无效的情况下，除了拿出自家卖猪崽所得的１万多元钱，还以个人名义向周围群众高息借贷，如此连本带息已负债十几万元。他伤心地说：“就是这巨额欠款，让我成了群众眼里的赖人。几十户债主几乎天天都有来我家索债。家人埋怨不说，就是走在路上也让人戳脊梁骨，甚至有的放出口风说‘再不还债非修理他不可’，有的则当面辱骂‘再不还钱到街上剥了你的皮’。这种被逼债和躲债的日子啥时才能到头？”
普九欠债问题亟待破冰
在费税改革以后，以前那种“县财政拨一部分，教育附加‘加’一部分，学杂费高一点‘补’一部分，村办小学村负担‘凑’一部分”的格局被打破，“加”的取消了，“补”的、“凑”的不能搞了，虽然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中支持了一部分，但数额非常有限，学校正常运转难了，哪还有余钱还“普九”的债务呢？还不起“普九”欠债已成为全国农村学校校长和教育部门最大的挠头事。有人认为近几年将是“普九”欠债的后效应集中反映期。这一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有人说“普九”欠债问题能否解决，事关“两基”的巩固提高，事关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
教育费附加取消了，教育集资不让搞了。过去的欠账还没来得及还清，新的亏空又欠下了。难题摆在面前，如何破解？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原国家总督学柳斌曾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因为税费改革带来的“普九”欠债无法偿还是因政策改变造成的，是政策性问题，是改革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过去，农村教育之所以敢负债“普九”和进行“普九”之后的巩固提高，是因为按税费改革前的政策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依法行政，可以通过向农民征收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来兴办农村教育事业，这就为一次建校、在若干年内分年还贷提供了保障。但这条路现在显然已经走不通了。
柳斌认为，十几年来，中国在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艰苦奋斗中，积累了穷国办大教育的经验，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几乎近一半的义务教育经费要靠集资、附加、杂费等来解决。特别是“人民教育人民办，依靠人民办教育”口号的提出，使得捐资助学、集资办学的热潮迭起，推动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这种体制恰恰掩盖了长期以来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小马拉大车”的事实。
但是，除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县、乡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即使政府增大了一些教育投入，也是不够的。农村地区县、乡级对教育经费的管理和利用的水平不高，教育经费被挪用对农村教育发展的伤害更是致命的。国家教育经费统一入地方财政，有的地方政府在教育支出时却面临瓶颈；有些地区政府甚至把教育作为他们扩大财政收入、维持地方财政不“破产”的法宝。这样国家教育经费是投入了，但钱却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随着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和企业减负工作的开展，靠集资和征收教育费附加显然已经行不通。有人曾提出用延长教育集资和征收教育费附加年限的办法还清欠债，这显然有悖中央当前的政策。债是“普九”欠下的，债务没有理由让地方教育部门或学校校长来扛。既然继续集资征收不可能，剩下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各级政府必须采用专项拨款的方式彻底解决历史上的“普九”欠债问题。柳斌认为政府对此有义务也有责任，一句话：义不容辞。
教育是立国之本，特别是基础教育，更是一个国家文明延续的保证。作为媒体人，我们却见证了许多农村教育的悲剧。我们希望各级政府切实承担起保证每个公民享有一定程度的接受教育的责任，让农村的基础教育不再痛苦。
《时代潮》 (2004年 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