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从对抗到缓和历史实录

--坚冰是怎样消融的
作者 陈宏
久居北京的人们都知道，北京东郊有一个叫“西坝河”的地方。高耸的塔楼间，这条河总会映出几分清幽与恬静。然而，20多年以前，这里却被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称之为“反修前线”。不论今天人们怎样看待过去的历史，但这里的确发生过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70年代中期，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拍摄的一段发生在北京西坝河桥附近的影像资料讲述的是破获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间谍案的经过。这一间谍案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从中不难发现，中苏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到了何种地步。
1982年3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一次讲演中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他对中国进行了一番攻击之后表示，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一信息立即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这位从50年代至60年代曾经7次受命到莫斯科处理中苏关系的中国领导者，亲身经历了中苏关系从同盟走向对抗的历程，他是中共高层领导中处理这方面事务的专家。他深深了解，这段历史在自己国家人民心中至今仍留有浓重的阴影。然而，中苏间最根本的障碍还不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笔账。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新当政的勃列日涅夫不仅丝毫未改善中苏关系，反而加强了对中国的威胁：从60年代中期起，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1978年12月，苏联支持越南出动20余万兵力武装入侵柬埔寨；事隔一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对中国实行了从北面、南面、西面的包围，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
1982年4月，北京春意正浓。曾经为中美关系改善传递过消息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到中国访问，他此行的目的，除了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也想就勃列日涅夫的演讲探中国的口风。邓小平告诉齐奥塞斯库：中苏关系没有多大变化，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我们除了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其他的表示我们注意到了，他说：“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包括他们的边界屯兵问题。说到这里，邓小平显得有些激动，他加重语气说：“屯兵100万啊！”不谈这些具体行动，有什么基础？但是我们不排除在苏联有某种表示的时候恢复谈判。在欢迎宴会上，齐奥塞斯库劝说邓小平像国际舆论所设想的那样去响应勃列日涅夫的“建议”。邓小平说：他总要把他的霸权主义改一改吧，勃列日涅夫的话讲得不坏，但是我们要行动。你见到他的时候还可以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的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没有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民都不会赞成。
中美建交后，美国仍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1979年4月10日，卡特签署了由美国国会通过的严重背离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并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损害了中国的主权。1981年12月起，中美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进行了艰巨的谈判，最终于1982年8月17日达成《八一七公报》。这时的邓小平做出改变“一条线”外交战略的最后决策，派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去莫斯科，表示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建议双方就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进行磋商。
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后任中国驻波兰、俄罗斯大使的于洪亮回忆：
我是秘密去的。我去苏联主要是捎个口信。这个口信是我起草，小平同志亲自过目的。小平说：“苏联应该做点实事。”当时，影响中苏关系的三件事情，第一是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和在蒙古驻军； 二是苏联帮助越南入侵柬埔寨；第三是苏联侵略阿富汗。这三件事情，苏联解决一件也是可以的。办件实事，不要空谈改善两国关系。去了以后，他们认为来者不善。我们请客，请了苏联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和一位司长，还有一位翻译。我在宴会上把口信说了一遍。翻译一字一句地核对。完了以后，他们的司长很敏感，说勃列日涅夫在黑海休假。名义上是休假，实际上是在接见东欧的领导人。以后，苏联外交部请客，对我们的口信做了回答，除了同意恢复谈判之外，只字不提三个条件。他当时的中心意思是让我们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我们的回答是不要只讲空话，要做点实事。经协商，双方确定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两国副外长级特使的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
在1982年至1985年的3年间，中国充分利用了多次出席苏共领导人葬礼的机会，开展了一系列的葬礼上的外交，使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从对抗走向缓和。
1982年11月10日，长期统治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去世。中国抓住这个机会，做出了友好的表示，派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等高级官员前往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全国人大常委会也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吊唁勃列日涅夫逝世，这使苏联使馆官员大吃一惊，也成为驻北京外交官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国际舆论评论说此举非同一般，它证明中国已不把苏联当做敌人了。中国这一外交行动立刻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注意。
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双方采取了实际步骤改善中苏关系：苏联在1983年8月发表了《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声明》。同年，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与葛罗米柯在纽约会晤，决定于1987年恢复中苏边界谈判。
年事已高的契尔年科终于没能看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到来。1985年3月，他在莫斯科病逝。为了参加契尔年科的悼念活动，中国提高了派出人员的规格，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彭真亲自前往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彭真的亲自出马又一次引起西方外交界的极大关注，外电评论说，彭真是国际上威名远震的政治家，又是中国现职领导人，亲自吊唁说明中国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方面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
1985年3月1日，对中苏关系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中国的国家电视台连续播出了三条有关苏联方面的新闻，这是自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以来还没有过的情形。
同年秋天，邓小平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会见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邓小平很幽默他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做了很多积极的表示，但是消除“三大障碍”问题始终没有松口。邓小平略微思索后对齐奥塞斯库说：“你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会见。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三大障碍’这一条应首先解决，我们等待答复。”不久，莫斯科做出了反应。11月下旬，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举行高层会晤，地点可在苏联的远东和中国境内。但他避而不谈促使越从柬撤军的问题，这等于没有真正响应邓小平提出的这一重要的建设性的步骤，于是，中苏高层会晤被拖延了下来。
在1986年4月举行的中苏第8轮磋商中，苏方首次表示，可将柬问题作为地区冲突同我讨论。同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表示愿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认真讨论关于创造睦邻友好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并宣布：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从蒙古撤出相当部分军队的问题；苏联将从阿富汗分阶段撤军并拟于1986年底从阿富汗撤出苏军6个团。这是苏联首次在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障碍方面做出的明确表示。
1986年9月2日，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了一则消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邓小平回答了华莱士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政策、中国的统一、中美关系、中苏关系
等方面的问题。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也刊登了这一消息，并配上一幅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的照片。这条简短的消息令人颇费猜测：邓小平接见美国记者的情形如何？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官方报道没有提供任何细节。职业的敏感使在京的外国记者纷纷出动，千方百计想早点搞到邓小平的谈话。也许是“名牌效应”在起作用，一看到“华莱士”的名字，他们就已预见到这次采访必会出“彩”——68岁的华莱士是美国家喻户晓的节目主持人，多次获得大奖，他也因此而成为世界一流的新闻记者。华莱士以擅长捕捉热点新闻和采访国际风云人
物著称。他采访过“水门事件”、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采访过尼克松、里根、霍梅尼、萨达特……这一次，华莱士又把镜头对准了中国的邓小平，他将给世人提供一则怎样的独家新闻呢？……
华莱士：主任先生，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对您和中国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让我们做好朋友，让我们结束我们之间的紧张局势。苏联准备在中苏边界减少苏联的驻军，使中苏边界成为我们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我们之间的障碍。您对于戈尔巴乔夫的和平建议是怎样看的？
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有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是，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内部究竟对中国的政策怎样，我们还要观察。
华莱士：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邓小平：没有。
华莱士：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别的会晤吗？
邓小平：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迈上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的年龄不小了，过了82了，我老早就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是，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格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中国最高领导人公开表示愿意前往苏联举行两国首脑会晤，这在双方关系破裂2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9月7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这一重大新闻传遍全球。邓小平在做这种表示时，既表达了愿意举行中苏首脑会晤、改善中苏关系的心情，又没有放弃中国一贯坚持的立场，于不露声色之中将了戈尔巴乔夫一军。正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的：“邓小平巧妙地在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从戈尔巴乔夫手里夺走了舞台的中心位置。”
1988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世界各种力量的消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情况下形成的两极对立局面受到冲击，西欧、日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在增强，美苏两国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与影响在削弱。虽然苏联在军事上保持着较强的实力，但在经济上已受到严重挑战，政治上的影响力也显著下降。美苏的对抗态势日益不利于苏联。苏联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不能不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来制定对外政策，于是，有利于中苏关系改善的重大步骤相继出台。
这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声明，宣布从1988年5月15日开始从阿富汗撤军，10个月内完全撤出。这年12月和1989年2月，中苏外长进行了互访。2月6日中苏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表明中苏双方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三大障碍”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双方宣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访问中国，同中国领导人举行高级会晤。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的专机终于飞临北京的上空。
1969年中苏边界摩擦迭起，最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苏联调兵遣将，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大军压境，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这种战争气氛日益浓烈。
在苏联领导人中，对于是否和中国交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以军方为代表的“鹰派”主张立即开战，为此不惜发动核战争；以柯西金为首的“鸽派”主张慎重行事。在柯西金的要求下，勃列日涅夫同意，由柯西金直接同毛泽东通话，试探中国的态度。
在50年代中苏关系十分密切时，为了便于两国领导人随时通话，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了一条热线电话。后来两国关系疏远，这条热线变成了死线，长期无人使用。
1969年3月29日晚8点，这条电话线上的指示灯突然亮了，年轻的中国女话务员惊诧地插上机塞。
“喂，是北京吗?”柯西金问道。“是啊!请问您找谁?”话务员反问道。柯西金说：“请接通毛泽东主席的电话，我要同他通话。”话务员感到奇怪，此人竟然要找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遂问道：“您是谁?”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对方说。
当时我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每天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声响彻中国大地，女话务员一听是苏修头子柯西金，不假思索，当即以严厉的言词斥责道：“你是修正主义者头子，没有资格跟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讲话，我不给你接电话!”柯西金说：“既然你不肯接通毛泽东主席的电话，那么请你给我接通周恩来总理吧!”
话务员一听，火气更大，大声说：“苏修头子，你听着：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们的总理很忙，没有时间听你的胡言乱语，就是有时间，也不会听你嗦的!”随即“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柯西金本来是主和派，给毛泽东打电话受挫，现在也变成了主战派。于是苏联领导层取得一致意见，决心发动一场毁灭中国核基地的大规模的核战争，并将此事通知了美国。
时隔28年，1997年2月15日，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红色按钮一触即发——苏中危机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页》一文，苏联前驻华大使叶利扎韦京对这段历史做了如下介绍：1969年6月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9月13日，开始边界谈判。7月26日，苏联政府又在一封秘密信件中，建议中国人通过两国总理会晤来解决冲突。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地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
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少数记者秘密透露，苏联代表向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地打击的情况。
8月底，美国情报局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就在这时，胡志明逝世，周恩来和柯西金都分别率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苏联代表团请越南政府的一位官员向中国代表团传话，提议两国总理举行会晤，但越南政府官员未及时告诉中国代表团。柯西金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答复，便从河内乘飞机回国了。
9月11日凌晨，中国外交部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叶利扎韦京，通知他中国方面同意在北京机场会谈。叶利扎韦京迅速将此事报告给莫斯科。柯西金当时正在从河内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当即改变航线，于9月11日上午经伊尔库茨克飞抵北京机场。
就这样，中苏双方在莫斯科制定的最后期限的前两天，在北京机场举行了总理会谈。
但苏联在两国总理机场会谈后并未放弃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打算。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平衡的考虑，把这一绝密信息泄露了出去。
9月16日，即会议结束后的第5天，伦敦《星期六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的可能性。
9月18日，即路易斯的文章发表两天之后，周恩来向柯西金发去一封密信，建议双方承担义务，不动用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核力量相互攻击。
这时，临近中国建国20周年国庆。面对苏联的核威胁，当年的集会是否举行，周总理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主席，四老帅认为今年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这次国庆节的群众集会怎么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说：“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是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紧皱眉头：“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么疏散，怎么隐蔽?”
毛泽东笑道：“如果实在不行，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
周恩来会意地说：“放完后，我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毛泽东点点头：“对嘛!‘兵不厌诈’呀!”
周恩来接着问道：“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毛泽东说：“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日、29日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聂)荣臻、(张)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及美苏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不约而同地做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
以往，中国进行核试验后当即发表消息，并热烈庆贺，可是这两次核试验，中国新闻媒介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发表。对此，外电纷纷议论，普遍认为，“中国最近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获得某些研究成果，而是临战时的一种测验手段。”
苏联知道中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便改弦易辙，放弃了摧毁中国核基地的核战计划，一场核战争就这样被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