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不如解放嘴巴——评南都副总编长平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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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都市报系的南/都周刊副总编长/平被撤职一事，完全在预料之中，太了解这个神奇的国家了，如同矿难一样，这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终止，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这些天来围绕着奥**运火/炬、西*藏问题、家*乐福、C*NN吵作一团，争来争去无非就是一个对中国现实是否认可的问题。尽管已经用不同的方式说了一千遍，尽管有人认为说了也没有用，但长/平被免职发生后我还是要大声的再说一遍：我们反对只能拥护的政府，我们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
有些常识必须要重复，因为许多的谬论和偏见正在不断重复，而且声势之浩大远远超过常识。比如，一个典型的谬论是“解放思想”，什么是解放思想？对官员来说，解放思想就是要敢于为政绩而解放胆子，譬如把县政府办公楼造得象白宫或者象天安门，或者人为炒高房价创造漂亮的GDP，或者挪用专项资金搞形象工程等等，官员“思想越解放”，往往老百姓被折腾得越苦。对老百姓来说，什么是解放思想呢？就是你被关在圈里，你却要想象自己生活伊甸园里。
对官员来说，思想不解放也罢，重要的是一切跟着法律来；对老百姓来说，思想不解放也罢，解放嘴巴就行了。一方面提倡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却打压那些嘴巴敢讲真话的人，世界上还有没有羞耻二字？南都报系为解放人们的嘴巴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代价，前有南都副总经理喻华峰、原副总编辑程益中、社务委员李英民等人，这次又有了张平（即长平），但是他们的付出没有得到社会很好的声援，只是孤独地付出，默默地牺牲。中国人太聪明了，大家都想搭便车却不肯买票，前面拉车的人出了状况，搭车的人装没看见，别说下来搭把手，连问候一声都没有。卡弗蒂骂中国人是暴徒、呆子一点没错，骂得好！其实骂得还不够，还应该补充一点，滑头。在弱者面前是暴徒，在强权面前是奴才，在常识面前是呆子，在危险面前是滑头。这样一个民族是没有资格乘车的，与其为它拉车而牺牲，不如把车砸了，拉车的人也别拉了，搭车的人也别搭了，谁也别想占谁便宜！
长/平被免职的消息已经有两天了，然而，这里黎明静悄悄，大家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舞照跳，马照跑。在一个健康文明的国家，一切对言论自由的侵犯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哪怕这种侵犯只是一个苗头；而在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家，言论自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这正是卑贱民族的典型特征。
“你学会适应在专制下生活了，如果你真的能够适应任何环境，你就根本不配做人” 。这是电影《窃听风暴》中的一句话，听了让人五雷轰顶万箭穿心。世界上的确存在着高贵和卑贱之分，卑贱者确实最聪明，因为他们有蟑螂一般旺盛的生命力和老鼠一般高超的生存技巧，而高贵者则比较脆弱。高贵和卑贱的区别就在于高贵者“适应能力差”，卑贱者“适应能力强”。有时我在想，为什么我国有13亿人口，适应能力强啊！不准批评政府，行啊，那我批评商业化或者道德沦陷；不准谈论政治，行啊，那我就谈论时尚或者性感；不准说皇帝没穿衣服，行啊，皇帝的衣服beautful还wonderful；什么也不准说，行啊，那我关起门来动动心思总是可以的吧；动动心思也不行，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行啊，我检举我揭发，我悔过我错了。总之，一切都可以变通，一切都可以扭曲，只要能够活下来。中国人就那么贱吗？生活就那么甜美吗？竟值得用戴枷锁和奴役去换取！
很多时候，我替长/平们不值。许多人不但不感激你，还落井下石，认为你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认为你吃饱了撑得。这些人明显地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绑票者产生好感，对监狱产生依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文中开头提到的一系列事件当中猛然爆发，其典型症状就是“爱国”。长平所做的就是大喝一声，你病了，你爱的不是国家而是监狱！结果病人反过来说，你才病了。其实，思想不需要解放，尤其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要解放思想。思想属于每一个个体，自由思想是人的天性，我们不需要有人假惺惺地告诉我们解放思想，如同我们不需要别人提醒要爱惜自家的财产一样。我们所需要的是解放嘴巴，解放眼睛，解放耳朵，只要这三个器官没解放，思想解放的调门再高都只能凸现其虚伪，因为你已经被囚禁。
长/平：我真的感到不安 还感到耻辱（转帖）
民谚有云：好要别人夸，痒要自己抓。每次听到别人说好话，我都感到身上发痒。最近很多人都在夸我，我就打算狠抓两下。如今反省也容易矫情，变成自我表扬，那我就尽量诚实吧。
我最怕别人夸我勇敢，因为我深知自己内心充满了畏惧。我的确写过一些批评时事的文章，编过一些揭露真相的版面，还为此丢过工作，受过威胁。但是说实话，这些事都是意外，都是失算。在媒体工作了十几年，而且是在所谓的新闻前沿阵地，我受得最多的训练就是风险把关。对言论的自律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这使我对自己感到厌恶。
我甚至想到为这篇文章把关，担心它让一些同行感到不适。因为我知道，很多同行视把关为一种能力，可以四处炫耀，可以作为升职的资本。我也拥有了这种能力，而且每天都在运用它，但是我真的感到不安，还感到耻辱，就像刽子手发现自己刀法还不错一样。
我知道我有两大理由为自己辩解，但是我没法说服自己那不是自欺欺人。
一大理由是，各行各业都有风险，干什么都要学会甄别和躲避风险，把关是一种职业技能。其实，媒体的风险是双重的－－一个是行业风险，比如媒体定位如何、报道是否准确等，这的确跟别的行业一样，是一种职业技能。但我们通常所说的把关并不是这个，而是另一种风险，它就涉及到是非正邪了。如果报道真相和言论自由是正义的，那么掩盖真相和压制言论就是邪恶的。有人说，别人不让说话那是强奸，自己不敢说话那是自我阉割－－其实还不止如此，如果你认为媒体是社会公器的话，那么你撤掉一条新闻、删掉一句真话，就是参与了对公众撒谎。
另外一个理由听起来最有意思，那就是我不应该逞一时之勇，只顾自己当英雄，而不管每一份媒体背后的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人的饭碗。我这样一想，就觉得自己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为了别人受尽委屈，简直可以找那些人索赔了。我老了还可以上一上《艺术人生》，谈谈年轻时如何自我牺牲，还遭人误解，说着说着自己就感动得哭起来。但是，我必须要承认的是，如果没有绑架这些饭碗，或者说是相反的情形，这些饭碗要求我冒着枪林弹雨冲出去，我未必有这个胆量。既然如此，我有什么资格拿他们来作自己的遮羞布，还伪装崇高？
昆德拉那里有个词叫Kitsch，以前被翻译成"媚俗"，专家指出翻译错了，应该是"自媚"。最近看到崔卫平老师对它作了个归纳，那就是自我感动及感伤，并要求别人一起分享，从而加倍地自我感动及感伤，进而上升到虚假的崇高体验，说到底，这是一种自我愚弄。我觉得这个归纳非常好，也适用于我们媒体人。媒体人太容易自我愚弄了，把怯懦当隐忍，把无能当通达。
越是发现媒体的重要，越是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太少了。占着这个行业的位置，我应该感到耻辱；还因此获得了荣誉，那是加倍的耻辱。即便我没有勇气、没有能力干比现在更多的事，那也要尽量清醒地、诚实地活着，有羞耻感地活着，知道自己的怯懦和无能。
（本文发表于《南方传媒研究》第十一辑《传媒人物》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