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韬：风雨同舟六十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独角兽论坛]

我与李慎之是交往了60年的老朋友、好朋友。我们曾经共荣辱、同浮沉。即使是在我当“反革命”，他当“极右派”的日子里，我们也是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去年（2003年）他病在北京的时候，我也病在蓉城。我原以为我们会“一起”去见马克思，但他走了，我却回来了。
我为什么回来？在跟李慎之交往长达60年的朋友中，除我之外大多数人都离开了人世。许多事情我不说，别人也许就无从知晓。经过近一年的休养，我初步恢复了健康。我虽然已经83岁了，但我还想把李慎之没有办完或没有办成的事情继续办下去。
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写这篇文章作为对他的纪念。在这篇文章中想谈两件事情：一是我跟李慎之六十年的交往；二是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了解李慎之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谈第一件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第二件事。
众所周知，李慎之在晚年，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10年内，他发表的文章是如此光彩照人，就像燎原之火在中国大地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引起了国内外研究中国前途的人们的关注，犹如《周易？系辞上》所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
我这篇文章将着重说明李慎之思想的发展过程和来龙去脉，希冀读者可以从中看出：李慎之思想不是他个人心血来潮的产物，他的思想是曾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几代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深刻反思的结果。
一、我与李慎之的六十年交往
我跟李慎之成为朋友，从1943年开始，直到2003年李慎之去世，正好是60年。1943年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全面入侵中华大地，国民党几百万部队溃不成军，大片的国土沦陷于日寇之手。不愿做亡国奴的大学生，都随着学校迁到大后方的四川。
李慎之（他当时的名字叫李中）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我（当时的名字叫谢道炉）是金陵大学的学生，我们先后来到蓉城。面对日寇入侵，大学生个个热血沸腾，国民党不仅抗日不力，而且一党独裁、政治腐败，广大劳苦民众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之中。反独裁、反腐败、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全民抗战不当亡国奴，成了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为了商讨救国之策，大学生们以各种名目成立了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社团组织。当时燕大（燕京大学——编者注）成立了“宪政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除李慎之外，还有王晶尧？、刘克林、王守义、王文星、卫永清、李原、卞仲耘、崔巍等。金大成立了“现实文学研究会”等群众团体，参加者除我以外，还有王宇光、方然、郭挺章、白永达、肖焜焘、刘崎行、彭塞、赵一鹤、贾唯英等人。
在成都的其他大学，也成立了各种抗日救国反对独裁，要自由要民主的社团组织。最初我们这些组织间都是秘密接触，由于我同王晶尧（？）相识，刘克林是从我的家乡自贡市的蜀光中学毕业的，通过这层关系逐渐与李慎之熟悉起来，李慎之与我有相似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我们都出自书香门第，又都在教会办的学校中念过书，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熏陶，无论是古文、现代文还是英文都学得不错），谈起话来十分投机，彼此间只恨相识太晚。随着各社团组织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我们开始联合行动。先后在成都组织了三次大的活动。
第一次活动是在1944年11月7日，5所大学（燕大、金大、齐鲁、金女大、华西医大）的12个社团在成都望江楼联合召开座谈会，会议决定举办“国是报告会”。报告会邀请了参政会的参议员张澜，无党派知名人士吴贻芳，及青年党的常燕生等出席并讲演，参加会议的学生和各阶层人士达2000多人。这么多的人参加集会，在当时的大后方是十分壮观的。张澜在会议上强烈谴责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主张民主和自由。
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大后方最大的一次民主集会，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国民党的很多报纸都报道了会议消息。会后12个组织还办了一个叫《青年园地》的刊物。这次活动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支持。
第二次活动是“市中事件”，这次事件是因为成都市立中学的校长，调动警察殴打了要求抗日的学生。我们12个社团立刻组织“市中”学生，到各大学报告警察殴打无辜中学生的暴行。1944年11月11日，6000多名大学生和中学生义愤填膺，在成都大街上举着标语高呼口号，浩浩荡荡示威游行，号称成都学生万人大游行。
游行学生包围了四川省政府，要求会见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张群派他的秘书出来会见游行学生，学生不答应。最后由5所大学派出5名代表，跟张群对话。学生代表向张群提出4项要求：严惩市中校长；向学生赔礼道歉医治受伤学生；免除成都市长余中英和警察局长方超的职务；保证警察和特务不得进入学校干涉学生活动。当时担任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李慎之，是5名学生代表之一，也是跟张群对话的主要发言人。他说起话来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多次驳得张群哑口无言。最后，张群同意了学生的全部要求。据说张群在事后还请示了蒋介石，得到了蒋的同意。尽管国民党政府没有真正履行诺言，比如方超免职后调到重庆接着当警察局长，当时重庆是陪都，方超实际上是升了官。尽管如此，学生们还是十分高兴。
第三次活动是在1945年5月4日，举办了“五四”烛光晚会。有9所大学的2000多人聚集在华西坝，听文幼章、叶圣陶、沈体南和陈中凡讲演，李慎之是晚会的组织者之一。讲演人发扬“五四”精神，宣传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并对蒋介石的专制和独裁，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会后游行学生举着自制的火炬，沿成都主要街道环行一周。
这几次学生运动，都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在共产党的党报上，曾经如此赞扬过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以来30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民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当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殊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我和李慎之以及大批的爱国学生，对共产党的支持十分感动，决心“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这就是当时我和慎之及大批爱国学生靠近共产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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