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韬：风雨同舟六十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谢韬：风雨同舟六十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时间:2010-08-26 18:08 作者:谢韬点击:2111次
　　我与李慎之是交往了60年的老朋友、好朋友。我们曾经共荣辱、同浮沉。即使是在我当“反革命”，他当“极右派”的日子里，我们也是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去年（2003年）他病在北京的时候，我也病在蓉城。我原以为我们会“一起”去见马克思，但他走了，我却回来了。
　　我为什么回来？在跟李慎之交往长达60年的朋友中，除我之外大多数人都离开了人世。许多事情我不说，别人也许就无从知晓。经过近一年的休养，我初步恢复了健康。我虽然已经83岁了，但我还想把李慎之没有办完或没有办成的事情继续办下去。
　　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写这篇文章作为对他的纪念。在这篇文章中想谈两件事情：一是我跟李慎之六十年的交往；二是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了解李慎之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谈第一件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第二件事。
　　众所周知，李慎之在晚年，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10年内，他发表的文章是如此光彩照人，就像燎原之火在中国大地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引起了国内外研究中国前途的人们的关注，犹如《周易？系辞上》所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
　　我这篇文章将着重说明李慎之思想的发展过程和来龙去脉，希冀读者可以从中看出：李慎之思想不是他个人心血来潮的产物，他的思想是曾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几代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深刻反思的结果。
　　一、我与李慎之的六十年交往
　　我跟李慎之成为朋友，从1943年开始，直到2003年李慎之去世，正好是60年。1943年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全面入侵中华大地，国民党几百万部队溃不成军，大片的国土沦陷于日寇之手。不愿做亡国奴的大学生，都随着学校迁到大后方的四川。
　　李慎之（他当时的名字叫李中）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我（当时的名字叫谢道炉）是金陵大学的学生，我们先后来到蓉城。面对日寇入侵，大学生个个热血沸腾，国民党不仅抗日不力，而且一党独裁、政治腐败，广大劳苦民众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之中。反独裁、反腐败、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全民抗战不当亡国奴，成了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为了商讨救国之策，大学生们以各种名目成立了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社团组织。当时燕大（燕京大学——编者注）成立了“宪政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除李慎之外，还有王晶尧？、刘克林、王守义、王文星、卫永清、李原、卞仲耘、崔巍等。金大成立了“现实文学研究会”等群众团体，参加者除我以外，还有王宇光、方然、郭挺章、白永达、肖焜焘、刘崎行、彭塞、赵一鹤、贾唯英等人。
　　在成都的其他大学，也成立了各种抗日救国反对独裁，要自由要民主的社团组织。最初我们这些组织间都是秘密接触，由于我同王晶尧（？）相识，刘克林是从我的家乡自贡市的蜀光中学毕业的，通过这层关系逐渐与李慎之熟悉起来，李慎之与我有相似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我们都出自书香门第，又都在教会办的学校中念过书，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熏陶，无论是古文、现代文还是英文都学得不错），谈起话来十分投机，彼此间只恨相识太晚。随着各社团组织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我们开始联合行动。先后在成都组织了三次大的活动。
　　第一次活动是在1944年11月7日，5所大学（燕大、金大、齐鲁、金女大、华西医大）的12个社团在成都望江楼联合召开座谈会，会议决定举办“国是报告会”。报告会邀请了参政会的参议员张澜，无党派知名人士吴贻芳，及青年党的常燕生等出席并讲演，参加会议的学生和各阶层人士达2000多人。这么多的人参加集会，在当时的大后方是十分壮观的。张澜在会议上强烈谴责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主张民主和自由。
　　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大后方最大的一次民主集会，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国民党的很多报纸都报道了会议消息。会后12个组织还办了一个叫《青年园地》的刊物。这次活动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支持。
　　第二次活动是“市中事件”，这次事件是因为成都市立中学的校长，调动警察殴打了要求抗日的学生。我们12个社团立刻组织“市中”学生，到各大学报告警察殴打无辜中学生的暴行。1944年11月11日，6000多名大学生和中学生义愤填膺，在成都大街上举着标语高呼口号，浩浩荡荡示威游行，号称成都学生万人大游行。
　　游行学生包围了四川省政府，要求会见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张群派他的秘书出来会见游行学生，学生不答应。最后由5所大学派出5名代表，跟张群对话。学生代表向张群提出4项要求：严惩市中校长；向学生赔礼道歉医治受伤学生；免除成都市长余中英和警察局长方超的职务；保证警察和特务不得进入学校干涉学生活动。当时担任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李慎之，是5名学生代表之一，也是跟张群对话的主要发言人。他说起话来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多次驳得张群哑口无言。最后，张群同意了学生的全部要求。据说张群在事后还请示了蒋介石，得到了蒋的同意。尽管国民党政府没有真正履行诺言，比如方超免职后调到重庆接着当警察局长，当时重庆是陪都，方超实际上是升了官。尽管如此，学生们还是十分高兴。
　　第三次活动是在1945年5月4日，举办了“五四”烛光晚会。有9所大学的2000多人聚集在华西坝，听文幼章、叶圣陶、沈体南和陈中凡讲演，李慎之是晚会的组织者之一。讲演人发扬“五四”精神，宣传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并对蒋介石的专制和独裁，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会后游行学生举着自制的火炬，沿成都主要街道环行一周。
　　这几次学生运动，都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在共产党的党报上，曾经如此赞扬过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以来30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民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当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殊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我和李慎之以及大批的爱国学生，对共产党的支持十分感动，决心“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这就是当时我和慎之及大批爱国学生靠近共产党的原因。
　　“市中事件”后，成立了“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它同昆明的“民青”，重庆的“新青”，成为当时国内的三大青年组织（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三个组织合并为“民联”，北方局青委的许多领导同志，当年都是“民联”的成员）这些社团都成为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三次活动取得成功，但5所大学12个社团的活动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高度注意。据说李慎之和我，都列入了国民党特务抓人的黑名单之中。当时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是吴玉章，副书记是张友渔，我们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但中共四川省委对我们十分关心，一方面支持我们反对一党独裁，要自由、要民主、要抗日的正当要求；另一方面，对我们的安危格外关怀。我毕业后留在金大当助教，李慎之也从燕大毕业，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迫害我们，省委领导建议我们离开成都。我是四川自贡市人，张友渔让我先回自贡另寻工作。我跟李慎之依依惜别，我们两个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在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反独裁的共同斗争中已经结成生死之交。
　　我回到自贡后，改名为谢以明并去蜀光中学教书。蜀光中学是企业家和教育家联合办学的典范，它的董事会得到我国近代盐务改革家、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以及自贡盐业企业家欧阳尔彬等的大力支持，办学经费充足。学校按南开模式办学，张伯苓、喻传鉴、韩叙信等先后担任董事长或校长，他们都反对国民党进驻学校，主张民主办学专家治校。教导主任陈著常毕业于燕大，深受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的影响，提倡科学与民主。
　　让我十分惊喜的是：不仅李慎之来到了蜀光，还有燕大的李肇通，金大的张薇之，武大的李行夫，西南联大的曹贞固（石坚），东北大学的高跃墀等，也先后来到蜀光。我们组成一个小组，经常到我家里开会，继续评论国事。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以及毛泽东与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和讲话，在我们中间秘密流传。我和李慎之曾经反复阅读这些著作，我们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新民主主义，再从新民主主义走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的社会主义。
　　蜀光中学的老师，每两人住一间宿舍，我和李慎之正好住一屋。李慎之教全校的公民课，讲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李慎之借此机会，大讲“新三民主义”，大讲社会发展史，宣传马列主义。我教地理和历史课，同时在音乐教室开设“大众哲学”。我们还向学生介绍鲁迅、艾思奇、周而复等进步作家及其作品，还介绍高尔基、伊林等苏联作家及其作品。学生们经常到我同李慎之的宿舍，谈论时事。我们还在进步学生中传阅中共中央和民盟、民协等组织的报刊，如《民主报》、《新华日报》、《华西晚报》和《群众》杂志等，让学生了解各地民主运动的情况，揭露蒋介石专制独裁、镇压民主运动的真相。在我们的影响下，学生们成立了“燎原壁报社”、“学联”等社团。
　　1945年10月19日，100名学生自发举行了鲁迅逝世9周年纪念会。当昆明“12？1惨案”的消息传到学校时，学生们十分愤怒，纷纷通过壁报等形式，声讨国民党的罪行。学生还直接给吴玉章写信，揭露国民党在自贡搞反苏游行的真相，学生给吴玉章的信在《新华日报》刊登后，在自贡引起强烈反响。我们到蜀光中学半年多的时间里，学生要求民主反对专制统治的活动，迅速在学校开展起来。这种情况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露出衣服下的手枪，对我们进行威胁。朋友和家人都让我们离开自贡，我和李慎之商量后，决定抢在国民党动手之前，提前出走。我把行李悄悄送回家，他把行李悄悄送到缪秋杰家，然后分别离开蜀光（有人说李慎之为了掩护我，从蜀光跳墙逃走，其实蜀光中学是没有围墙的）。
　　在蜀光中学半年多的时间里，学生们的纯真、热情，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慎之到晚年，还念念不忘要当一名“公民课教员”。我到今日，还跟蜀光中学这所巴蜀名校，以及当年蜀光的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前年陈著常（原为蜀光主任，后任蜀光校长）百年华诞，我还代表北京和成都的蜀光校友会，写了七律两首，敬祝陈老校长期颐之寿。
　　为了防止特务追捕，我俩分别在不同时间，沿不同路线重返蓉城。由于我们在成都搞学生运动时就小有名气，很快就找到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成都基督教堂，受到陈鼎文的热烈欢迎。陈鼎文是以基督教活动为掩护的老共产党员，我们向他汇报了在蜀光的情况，表达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我们跟共产党走，不仅仅是因为受到国民党迫害，而且是因为我们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跟当时共产党的主张一致。1944年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时曾经说过：“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刘少奇说过：“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董必武说：“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类似的说法，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处处皆是。例如：“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他们说（自由民主）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说法的荒谬，就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当年这些讲话和文章，对我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促使我们决心成为共产党人。
　　在成都逗留期间，李慎之与我觉得：在蜀光工作期间，我们只图痛快，干事不谨慎不踏实，弄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还暴露了那些与我们有联系的朋友和进步学生。我们为防止特务追捕而更改名字时，他从李中改为李慎之，表示谨慎工作；我从谢以明改为谢实之，表示踏实工作（有人说李慎之在延安整风后，为了防止自己口无遮挡改名慎之，实际上去延安之前我们已经改了名字）。“谢实之”三字都是仄声，叫起来不方便，我又从邹韬奋的名字中取了一个“韬”字，改名谢韬。
　　张友渔通过李相符教授与南方局联系，得知重庆新华日报社亟需我们这样有文化的年轻人前去工作。于是我跟李慎之分两路去重庆，我从成都到三台，沿陆路到重庆；李慎之从成都到宜宾、泸州，沿水路到重庆。到达重庆新华日报社后，我被分配到采访部，李慎之分配到编辑部资料室。过去我们争民主、反专制，都是个人的独立行动，隨时都有被国民党秘密抓捕的危险。到了新华日报社不仅可以经常得到党的指示，还有了为自由民主进行活动的公开身份，不用担心被特务秘密抓捕。
　　这段时期，我作为新华日报社记者，按照社里的安排，采访过聚集在重庆的许多民主派人士，在采访胡风时，胡风强烈谴责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坚决拥护共产党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主张。胡风在国民党统治下如此拥护共产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一直到1955年我被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前，我跟胡风却很少来往，更无私交。
　　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经常能遇见周恩来，周恩来对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十分亲切友好。有次我回到新华日报社，正好周恩来坐车出门，他从车上看见我，特别伸出头来向我招手，亲切地叫着：“小谢，小谢！你采访回来啦！”在重庆新华日报社期间，我和慎之如鱼得水，工作十分愉快。
　　重庆和谈之后，为了加强国共合作时期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新华日报社分成两部分。周恩来带着乔冠华、张文晋、宋平、陈家康等人，去了南京和上海，李慎之是无锡人，所以跟周恩来去了南京。我是四川人，仍留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当时，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挂牌成立，公开活动。周恩来宣布：吴玉章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王维舟任副书记。
　　重庆新华日报社由吴老直接领导，吴老是我们自贡荣县人，以吴老为首的荣县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宣布荣县独立，并成立了荣县军政府。我第一次见吴老是张友渔引见的，吴老笑眯眯地说：“你也是自贡人”，向我问起自贡的情况，问我的家庭和妻子的情况。当吴老听说我的舅舅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而且是1928年在成都被国民党枪杀的14人之一，吴老说：“我知道那次屠杀，二三十年过去了，革命不是更壮大了吗。”
　　初见吴老，我只觉得他是仁厚的蔼然长者，跟我心目中的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开国英杰的形象似乎不完全一致，但稍一接触就感到他容貌谦逊而身有盛德，在不言中就足以使人顽谦懦立（？）。在新华日报社工作期间，由张友渔做介绍人，我和慎之先后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国民党决定打内战，准备用武力消灭共产党，根本不让周恩来在南京或上海建立新华日报社，不久重庆新华日报社也被查封。1946年10月，我继王维舟、傅钟之后，作为第三批人员与杨超、于江震撤回延安，与李慎之又一次重逢，令人喜不自胜。
　　到延安后新华日报社改名新华通讯社，李慎之分配到国际部，吴冷西担任国际部主任；我被分配到国统区部，主任是廖盖隆。
　　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攻打延安，毛泽东带领部分中央领导人，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指挥边区和全国的共产党部队，反击胡宗南的进攻。刘少奇带领中央的另一部分领导人组成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新华通讯社组成的精干队伍隨刘少奇的中央工委行动，迅速转移到山西。留下老弱病残，包括未成年的孩子在内，大约有100多人，也组成一个大队，其中有新华通讯社的老干部韦君宜、杨述，瞿秋白的女儿独伊和女婿李河，以及方实、白天、王丹一等，还有李慎之的爱人张贻，因为怀孕挺着大肚子，只好留在大队中。我的爱人卢玉带着一个小孩，同时负责大队的医护工作，李慎之爱人则是她的重点护理对象之一。
　　新华通讯社领导任命李慎之担任大队长，我当大队书记。我们必须带着这支100多老弱病残孕与未成年人组成的大队，安全地撤离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柳林，再转到临县三交镇，同新华通讯社总部会合。总部只给我们派了两个战士，带着一支长枪和一把短枪，负责保卫工作，其他的所有事情都由李慎之和我全权处理。这个任务对我和慎之来说是十分艰巨的，我们人生地不熟，听不懂当地百姓的土话，百姓也不懂我们说啥，只能边说边做手势，才能勉强明白对方的意思。尽管如此，我通过地方政府找到当地老百姓，千方百计弄到了100多匹马和毛驴，还有部分车辆，解决了尽速撤离的关键问题，李慎之对我大加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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