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大将张云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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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大将张云逸 张云逸 (1892-1974) 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 1892年8月10日生，1908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4月在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同年10月辛亥革命中，又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的战斗。1912年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1914年毕业后，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入军阀部队，从事秘密反袁世凯斗争，历任粤军排长、连长、营长。 1915年参加护国战争。1923年任广东省揭阳县县长。1924年到粤军许崇智部任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参谋长，同年10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百色起义、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任红7军军长、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军区司令员等职。毛泽东称其“老成持重，威望颇高”。
生平概述
张云逸908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后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参谋长。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2月，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军长，参与创建右江苏区。1931年3月率部进入湘赣苏区。同年冬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和红1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往来于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福州、桂林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与领导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1938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指挥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11月率两个连到江北无为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后率部东进，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指挥第4、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在淮河以南、津浦路两侧积极打击日伪军。1940年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与书记刘少奇等指挥第4、第5支队主力先后取得大桥、半塔集反顽作战和夏季反“扫荡”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校长。直接领导第2师同敌伪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 、经济封锁进行斗争，同时注重加强根据地建设。1943年11月，陈毅赴延安后，他代l理军长，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4年7月部署第4师主力西进，基本上收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同年冬部署第1师一部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接着又指挥新四军各师开展对日大反攻作战，歼灭大量日伪军，收复大片失地，为创建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第1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1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为华东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曾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1974年11月19日病逝于北京。
从同盟会会员到“桂军新秀”
1892年8 月10日，张云逸出生于文昌县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幼时取名运镒，字胜之，乳名益友，参加革命后，才改名云逸。 1908年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招生，张云逸前往广州报考，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陆军小学的生活紧张而艰苦，但张云逸专心致志，全力以赴。由于他学习刻苦，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经常得到学校的奖励。当时，正值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他同进步学生一起暗中传阅革命书刊，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逐步成长为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安危的青年爱国者。 1909年10月，他与同班的几位爱国青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献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夏天，张云逸与十多名同盟会会员离开陆军小学投身辛亥革命。他从广州到达香港后，积极参加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期间，他奉命培训一批准备参加起义的革命志士，教他们练习射击、投弹、刺杀以及利用地形、地物作战等基本军事知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10月中旬，张云逸所在的革命军，同其他起义军一起，相继向广州进逼，并参与攻击两广总督府之役。战斗中，他担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负责为大部队的进攻扫清道路。11月9日，在革命声势的威慑下，清政府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同意脱离清政府独立。随后，湖南、陕西、云南等十多个省也先后宣告脱离清政府“独立”，反动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张云逸所投身的民主革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912年春，经民国政府选派，张云逸进入广州虎门陆军速成学校学习。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张云逸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揭阳县长、旅长，参加过反袁世凯、讨龙济光、伐陈炯明的斗争，是孙中山先生的坚定支持者。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辖军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张云逸成为国民革命军中响当当的人物。1926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张云逸随军北上。由于他能参善谋，先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处长。中国共产党的彻底民主革命纲领，共产党员在北伐中的英勇牺牲精神，使张云逸深受教育，觉悟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1926年11月，他在武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34岁。后来，他回忆说：“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薪俸相当高，我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才来入党的。”从那以后，他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转变成了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在北伐中，第4军成为家喻户晓的“铁军”，张云逸的参谋功底也日见深厚。 1927年初，为使共产党掌握武装，张云逸大胆向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力荐，由共产党员卢德铭出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后来，卢德铭率部参加秋收起义，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干将。在张云逸的秘密支持和掩护下，第4军25师大部分武装由李硕勋（李鹏同志的父亲）、周士第率领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11月，根据中共南方局的《经营琼崖计划》，张云逸回海南筹划发展工农武装，受挫后辗转回到广东，参加了党领导的广州起义。1928年8月，党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向他转达中央决定，派他赴广西进行兵运工作。面对全国处于革命低潮和未来千钧重担的任务，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完全服从组织的决定。” 1929年3月，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侥幸取胜，俞作柏、李明瑞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中分化出来，控制了广西局势。为稳定局势，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省绥靖公署司令。他们为巩固政权，暗中请求共产党派干部来广西协助。为发展广西革命事业，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领导张云逸、叶季壮等几十名共产党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 1929年7月，张云逸离开妻子韩碧和刚出生几个月的长子远之抵达南宁，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党员俞作豫（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创办有三个营九个连共千余人的教导总队，由张云逸担任副总队长。到职后，张云逸首先在连队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两个月便发展了300余名新党员。一个多月后，张云逸又兼任广西警备部队第4大队（相当于团）大队长。上任伊始，他从教导总队调来百余名党员改造这支旧军队。这样，这两支军队的领导权很快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不久，经俞作豫向俞作柏、李明瑞提议，张云逸被任命为南宁警备司令，兼管省军械库大权，成为时人心目中的“桂军新秀”。
从百色起义到攻占榕江
1929年10月1日俞作柏、李明瑞到南宁执政没多久，就不听劝阻而冒险反蒋，率仅有的三个师开赴广东攻打亲蒋军阀陈济棠。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俞、李手下的几个师长、旅长，结果这几个师、旅长把三个师全部带去投降了蒋介石。不得已，俞作柏远走香港，李明瑞撤到龙州。此时，张云逸果断地利用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打开省军械库，得步枪五六千支，还有大炮、电台和大量弹药。邓小平令人备好十余艘汽轮和木船，从水路沿右江而上，运走军械和弹药。10月22日，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与警备第4大队步行撤退到百色。 1929年12月11日，也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百色城头高高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红7军）正式诞生。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和前委书记。第二天，在平马县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等为委员。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是广西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最彻底的、最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
1930年2月1日左江英雄儿女聚集在广西边陲重镇龙州，宣布红8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8军军长俞作豫，政委邓小平（兼）。同时，还宣布邓小平任红7军、红8军总政委，李明瑞任红7军、红8军总指挥。这时，左右江红色区域有20个县，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1930年4月30日红7军出苗山，突然奔袭贵州榕江县城。那时，正是贵州军阀和湖南军阀在湘黔边境鏖战之际。榕江是贵州军阀的后方，许多军需、辎重囤集在这里，黔军一个副师长率领600人守城，还有数百名警察。红7军一到，迅速地向城外山地的守敌猛攻。敌不支，纷纷向城内溃退，红7军随即尾追攻城。由于没有攻城火器，子弹又缺，而且部队是陆续到达的，随到随投入战斗，这就无法组织坚强的突击力量。一直攻击了约3小时，毫无进展。这时，张云逸亲临前线指挥，他视察了地形，窥测敌军力量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而红军的战斗情绪却十分旺盛，人人有攻下榕江的决心，便果断决策：非攻下不可。于是，军政治部门加强了政治工作，鼓舞战斗情绪，提出“攻下榕江纪念五一节”的战斗口号。指挥员们又细心选择了几个攻击点，部队加紧准备攻城的云梯、大竹钉等。整个部队从军长到士兵，都在紧张地进行攻城准备工作。下午5时，一门迫击炮一连3发炮弹向城中射去，这便是发起冲锋的讯号。攻击部队随着密集的枪炮声，如猛虎一般带着云梯、大竹钉，迅速地向城上缺口处爬。下午6时左右，红7军攻击部队大部登城，又下城开了城门，主力大队蜂拥而入，并很快就肃清了城内残敌，完全攻占了榕江。 攻陷榕江战斗的胜利，对部队情绪鼓舞甚大。全军在榕江驻了3天，进行休息整顿，补充了数十名新战士，筹得几万元的款，并在战斗中缴获了几门大炮，600多支步枪，十多万发子弹，还有一部无线电台以及其他军用品。这次胜利解决了许多困难，又获得了战斗的锻炼。这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因榕江被红7军攻下，派军回援。由于红7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在广西、贵州边境打游击，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而现在部队的辎重多了，伤病员也有200多名，队伍笨重了，长驻榕江不是良策。于是，军前委决定：回师右江。
从“小长征”，到“大长征”
1930年6月初红7军回师右江，予敌以重大打击，重新攻占百色和解放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等县城，决定依托右江革命根据地向东发展。1930年9月间，党中央派来代表，指令红7军离开右江，冒险去攻打柳州、桂林，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由于这些大城市都有敌人重兵防守，红7军迭受重挫。1930年11月，红7军和被迫从龙州撤出的红8军余部合编为红7军，执行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继续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柳州、桂林等城市，部队受到重大损失。1931年1月初，红7军进占广西全州县城，军前委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抛弃“左”倾冒险主义，取消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的冒险计划，决定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会后，张云逸率领红7军经湖南道州、江华到达湘、桂、粤3省交界的桂岭，将全军缩编为55、58两个团。
1931年2月5日张云逸率领红7军从广东省乳原县梅花村（今属乐昌县）到达杨溪渡口，准备从这里横渡乐昌河，然后去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经过观察，决定邓小平、李明瑞率第55团先过河，张云逸率第58团及军直属队作掩护。在第55团和第58团部分部队过了河以后，广东军阀部队乘汽车从韶关、乐昌赶来，直扑乐昌河，用猛烈的炮火封锁河面，红军继续渡河已不可能。由于敌军不断增加，已经过河的第55团被迫向北退却，与未过河的部队失去联系。接着，对岸敌人又往58团这边打炮，情况非常危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大家正茫然不知所措时，张云逸骑着一匹大黑马从渡口下游方向奔来了，大家都把眼光投到他的身上，他沉着、刚毅地站在高地上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已封锁了渡口，我们暂时过不了河。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我们铁打的红7军战士的前进道路！我们一定能渡过河去，一定能够会合朱毛红军。现在，我命令大家，立即从原路后退30里！”大家听了张云逸简短有力的话，看到他如此沉着果断、稳操胜券，紧张而焦灼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随后，部队连夜赶了30多里路，在一个小山村宿营，又累又饿的战士们一倒头便睡熟了。张云逸也已经两三夜未合眼了，但为了部队的安全，他与军经理处长叶季壮等领导干部负责放哨巡逻，让大家睡个好觉。同时，他们研究突围办法、路线等问题。第二天早上，为加强部队战斗力，轻装前进，张云逸集队宣布丢掉伙食担子、箩筐和扁担，把非战斗人员编入战斗部队。然后，他便带领这支部队，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帮助下，经过几天急行军，神速绕过乐昌县城，转到乐昌河上游的坪石北面，乘着雨夜悄悄地渡过了乐昌河。 进入湘南后，张云逸率红7军58团向江西苏区疾进。1931年3月下旬，红7军58团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江西永新县城，同湘赣独立第1师等部会合。此时，中共湘赣省委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路红军，由张云逸任总指挥，对付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张云逸指挥红7军58团、湘赣独立第1师等部进攻敌人盘踞的吉安县永阳镇，歼灭了大量敌军。永阳镇战斗后，张云逸带领红7军58团南下永新县天河一带，会合横渡乐昌河时失散的55团。5月中旬，张云逸指挥红7军、湘赣独立第1师等部又攻打安福县，取得了消灭敌军一个团的重大胜利，乘胜连克茶陵、安仁、酃县、遂川等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的斗争。
1931年7月11日红7军奉命渡过赣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完成“小长征”。22日，红7军与中央主力红军在江西兴国县桥头镇会师，从此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张云逸在瑞金受到毛泽东、朱德的亲切接见。对红7军的战绩和革命精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特授予“转战千里”锦旗。红7军和中央红军会师之时，正值中央苏区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随即在毛泽东、朱德直接指挥下投入战斗。战斗中，张云逸坚决执行毛泽东“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击”的作战方针，带领红7军全歼国民党军韩德勤部第52师，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做出了贡献，旋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12月起，张云逸历任中央军委作战局（一局）局长，红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作战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3年8月，在“八一”建军节之际，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张云逸奉党中央指示，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名义到福建长汀，与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代表，谈判闽西边界与交通问题，达成了《闽西边界与交通条约》
1934年1月张云逸又奉命到福州，担任共产党驻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络员，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潘汉年一起，参加了同福建人民政府关于合作反蒋的谈判。由于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领导，没有采取正确的方针，张云逸虽然尽了自己的努力，终未取得成功。后来，他写了《一次重大的失策》一文，阐述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张云逸担任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当年底，红军向贵州进发，他率侦察队先行，保障主力占领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原定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渡乌江北上。期间，他协助刘伯承参谋长投入进军川黔的计划组织工作。部队迫近乌江时，他亲自勘察地形、选择渡口，完成组织突破乌江任务。1935年1月，奉毛泽东指示，他亲率工兵部队架设江界河浮桥，保障红一军团主攻部队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渡过乌江，甩掉国民党“追剿”纵队，占领遵义。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对红军的指导，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走向胜利。后来，他回忆说：“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主席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我这一生，有两件事值得骄傲：一是率领红7军进行‘小长征’，二是随毛主席参加‘大长征’。”
从统战战场到抗战战场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担任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办事处参谋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主持后方工作。
1936年2月张云逸出任红军抗日先锋军副参谋长，东征山西期间负责后方联络、后勤供应工作。4月，红军西返陕北时，他任渡河司令部司令员，亲自布置迎接部队回师河西各项工作，保证红军顺利西渡黄河。1936年12月7日，张云逸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一起成为红军领导集体成员。 1937年5月，张云逸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抵达香港，对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同他们共商团结抗日的大计。为了掩护工作，组织上将韩碧母子接到香港，与张云逸同住。这是在相隔8年多之后，一家三口在异地他乡第一次重逢，9岁的远之才得以见到父亲。6月，他到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会谈，又经李宗仁介绍与四川当局刘湘的代表张斯可会谈。6月26日，他将与桂系当局及四川代表拟定的《团结抗日七条纲领》（草案）电呈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充分肯定：“纲领草案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去做，并促请桂方和粤、港、沪各方也努力去做。”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张云逸与李宗仁商谈，李通电支持抗战，并请他留桂林磋商抗日事宜。其后，张云逸经常来往于广东、广西、香港之间，督促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抗日。最终，白崇禧飞南京见蒋介石，就任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并派桂系廖磊等两个集团军到上海投入抗战。期间，张云逸又到广州与余汉谋多次谈判，余同意国共合作抗日，得以在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抗战初期，共产党对桂、粤、港、川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成绩昭著，张云逸居功至伟，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 在新四军的组建中，张云逸起到了重大作用。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方针，张云逸亲自到澳门同叶挺取得联系，接着又到福建闽西地区向邓子恢、张鼎丞等传达了党中央的方针，为组建新四军作了大量工作。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再次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议刚结束，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就联名致电项英：“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新四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两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中共中央直接点将要张云逸过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就是因为他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堪当重任。 1938年12月中旬，张云逸率领军部特务营到达第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安徽舒城县东汤池，向广大干部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关于东进皖东、皖中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定，并以军部特务营为骨干，将无为、庐江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总队，担负起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 1939 年5月5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徐海东）兼指挥部前委书记，指挥江北部队开赴津浦路西、路东地区，打开了皖东敌后的抗战局面，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和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很快，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7000人，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战略展开的任务，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实现了北与八路军互相呼应、东与新四军苏北部队打通联系的任务
1940年12月张云逸同徐海东、罗炳辉对大举“扫荡”的日伪军采取“诱敌深入，敌退我进，敌守我攻”的作战方针，取得了皖东反“扫荡”斗争的重大胜利，江北部队由7000余人发展到10000余人。 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刘少奇分别担任代军长、政委，张云逸担任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副师长罗炳辉）、师军政委员会书记。1942年2月，淮南军区成立，他又兼任军区司令员。从此，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巩固、发展的新时期：建立和完善了部队的统一组织指挥，大胆放手扩军；在创造主力兵团同时，抽调主力部队骨干，加强地方武装；建立了淮南行署、路西专署及各县政权机构和群众抗日团体。后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也都迁到了淮南地区。1942年3月，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刘少奇曾对张云逸在淮南的工作提出表扬。 1942年11月，张云逸奉命到新四军军部专任副军长，全力辅佐陈毅。1943年底到1945年秋，在代军长陈毅去延安述职期间，张云逸全面主持新四军全军军事工作。在此期间，他根据新四军总任务是粉碎敌人“扫荡”与“清乡”，坚持敌后抗战，聚积力量，准备反攻等实际情况，连续组织各根据地反“清乡”斗争，并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训部队，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军事上做了反攻的准备。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军队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实行广泛的进攻。从8月9日到22日，华中军民在张云逸的指挥下，解放县城17座，重要市镇200个，歼灭日伪军12000余人，取得了战略反攻的初步胜利。从8月22日至9月2日，在张云逸指挥下，华中军民又解放了县城15座，重要市镇200余个，歼灭日伪军12000余人，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取得了战略反攻的决定性胜利。 对于抗战时期的张云逸，陈毅给予高度评价。
从解放战争到建设新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张云逸组织领导了苏南、浙东、皖中、皖南的新四军主力北撤的工作。当时，有些同志舍不得苏南鱼米之乡，他动员说：“我们丢了一个李子，换来一个大苹果，何乐不为。多则五年，少则三载，全国都是我们的，还舍不得走么？”经他谆谆教导 ，大家高高兴兴地北上了。1945年10月，新四军军部到达山东临沂。12月中旬，中央书记处批准由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舒同五人为常委组成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华东地区的斗争。 1946年1月，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陈毅任军长兼军区司令员，张云逸任副军长兼军区副司令员，继续担当陈毅的助手。6月，全面内战爆发，陈毅将主要精力放在前方指挥作战，军区的军事工作由张云逸主持。他部署指挥山东北线的自卫战，打破了敌人半个月打通胶济铁路的计划。同时，他领导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组编地方部队升级为野战军，为前方源源不断地补充兵员。1947年1月，中央决定取消新四军番号，成立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张云逸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陈毅），主持华东军区工作，为陈毅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保障后勤。8月，在国民党军重兵压迫下，张云逸率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组成了党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张云逸任书记，领导华东后方工作和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工作。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展开，张云逸领导山东军民积极支援前线粮食，每天平均运粮300万斤，总数占各解放区支援总数的一半以上。1949年1月初，张云逸又及早做了支援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准备工作，山东人民出现了“推着小车下江南”的热闹场面，为解放南京、上海等地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和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9月下旬，他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0年2月，广西党政军领导机构正式建立，张云逸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西省军区司令员与政委、广西省政协主席。同时，他还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因广西是国民党桂系的老巢，反动基础比较深厚，加上国民党逃离广西前夕，精心布置留下几万名正规部队士兵，故解放初期广西匪患极其严重，社会很混乱。在张云逸等领导下，广西全体干部和党政军民一齐动员起来，布下天罗地网，打了一场围歼股匪的人民战争。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嘉勉广西剿匪斗争工作：“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 长期的艰苦生活和紧张的工作，使张云逸积劳成疾。1952年秋，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毛泽东十分关心张云逸的健康状况，曾亲自写信要他安心养病：“视身体情况许可酌量看些文件，参加一些党的和国家机关的会议。”1952年11月至1953年8月，经党中央安排，张云逸到苏联疗养，归国后留中央工作。在北京和宋庆龄见面时，他和宋庆龄互认同乡，张云逸亲切称她为“妹妹”，宋庆龄高兴地说：“我为有你这样的哥哥感到荣幸，共同为建设新中国、新家乡出力吧！”1955年9月，在人民军队第一次评授军衔中，他被授予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62年10月，他出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负起党内监督之责，虽年老体弱，仍深入各地视察、检查工作。毛泽东曾盛赞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在“文革”中，专案组要张云逸写“揭发”邓小平的材料，他一身是胆、大义凛然地说：“据我所知，邓小平的历史是清白的。如果说朱（德）毛（泽东）是一体，那么邓（小平）张（云逸）也是一体的。”在一些群众组织找他调查问题时，他首先给他们念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他手抄的这两段语录总是放在案头，便于随时给来访的人读，以感化那些盲目的“造反派”。至今，他的手迹还被子女们珍藏着。1974年秋，张云逸病重不起。在他弥留之际，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来到医院看望，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他当时说话已经困难，但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颔首示意。11月19日，张云逸不幸因病在北京逝世。11月25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郑重指出：“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大事年表
1892年——1929年 1892年8月10日，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市头苑镇造福乡上僚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08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开始受到军事熏陶。 1909年10月，与同班的几个爱国学生秘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1年4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10月，辛亥革命爆发，加入革命军行列，充当炸弹队队长，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 1912年，到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由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遣，到海南岛北洋军中做反对袁世凯的工作。在此期间，秘密发展反袁“三合会”成员80多人。 1921年，到粤军工作，任香山护沙营营长。 1923年，任广东揭阳县县长，为政清廉，受到廖仲恺的赞扬。 1924年，积极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受派到广东许崇智部任旅长。 1925年，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先后两次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屡立战功。 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参谋长、第2方面军参谋处处长。先后参加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河南等战役战斗，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0月，在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与周士第等秘密组织、掩护第25师的大部分人员参加南昌起义。11月，任国民革命军海南岛绥靖司令。遵照党的指示，执行“经营海南计划”，在登陆海口时情况突变，机智脱险，到上海找党组织。后根据党的指示，回广东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8月，中央决定他到广西做兵运工作。 1929年7月，任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在此期间，采取措施，改造部队，使之发生了根本变化。10月17日，带领1000余人撤出南宁，掩护中共派往广西的代表邓小平及军械船只到达右江地区。10月20日，与邓小平会见。22日，到达百色后即研究起义问题。28日，率部歼灭了反动的警备第3大队1000余人。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宣告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在庆祝红7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1930年3月，率红7军到桂黔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在此期间，筹措了大量经费和物资，攻占了贵州榕江等城市，歼灭了不少敌人。 1931年1月2日，红7军占领全州。前委会讨论中央指示，在是否攻打大城市的问题上，由于他和邓小平的坚持和斗争，决定放弃攻打桂林、柳州等大城市的计划，去江西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会合。2月3日，红7军整编为两个团，在抢渡乐昌河时被敌截为两部，张云逸率未能过河的第58团一部在水口与红军独立1师会合。3月，指挥红7军和独立师在茶陵击溃敌两个团。4月初，任红7军河西独立师指挥部总指挥，和李明瑞等指挥红7军第55团、第58团攻占安福县城，歼敌一个团。接着，连克茶陵、安仁、遂川等县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2次反“围剿”作战。7月22日，率红7军在雩都县桥头圩与中央红军会师。毛泽东、朱德高度评价了红7军的战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授予“转战千里”的锦旗。11月，任中华苏维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奉调到中央军委工作，先后担任红1方面军副参谋长兼第1局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在此期间，撰写文章，总结作战经验，发表在《红星报》上。 1933年11月，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中华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谈判，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的具体规定，推动了第19路军与红军联合，共同抗日反蒋，接着，又奉命去福州对李济琛、蔡廷锴等开展统战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兼任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参与制定红军的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为红军进军贵州、抢渡乌江、占领遵义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9月，任北上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副参谋长。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西北军委成立后方办事处，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后方工作。 1936年4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副参谋长兼渡河司令员，为部队东征与回师做了许多工作。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7年5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华南搞抗日统战工作，与桂、闽、川等地方当局的代表谈判，订立共同抗日协议，在广州、福州等地建立八路军办事机构。同时，到闽、浙等省传达中央指示，为新四军的整编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任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3月19日，他在参谋会议上作了题为《参谋工作建设》的报告，11月，带领军部特务营到达无为地区，和国民党豫鄂皖边游击总司令廖磊谈判，建立了统战关系，并把我党领导的庐江、无为地区游击队整编为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作战任务。同时，他指挥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挺进淮南路东，开展皖东游击战争。 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前委书记。在此期间，整顿了新四军第4支队，组建了新四军第5支队，创建了以半塔集、藉塘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完成了新四军向皖中、皖东战略展开的任务，1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 1940年春，和刘少奇等领导淮南军民英勇作战，粉碎了安徽李品仙、江苏韩德勤等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巩固了淮南抗日根据地。11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12月，和徐海东等指挥部队，取得了对日伪军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第2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在此期间，他大力号召和组织军队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取得了显著成绩。 1942年2月，兼任淮南军区司令员，为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作出了很大努力。同年夏，他奉命专任新四军副军长，在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期间，主持全军军事工作，领导淮海、淮北和淮南军民取得了冬季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1943年3月，部署了新四军第3、第4和第1师的反“扫荡”作战。 1944年，部署和指挥苏北、苏中部队连续开展了春夏季攻势作战，进行局部反攻，攻克了许多重要据点。8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部署新四军第4师西进作战，收复了8个县，恢复了豫皖苏边根据地。同年秋，部署新四军第1师渡江南下，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参与领导华中军民继续向日伪军发动进攻，解放淮阴、淮安等30多座县城，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使新四军发展到30多万人。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饶漱石等部署江南部队北上工作，组织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和华中局等机构。10月，率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临沂，与由延安返回的陈毅会合。1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华东局，批准饶漱石、陈毅、张云逸、黎玉、舒同为华东局常委。 1946年1月，兼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新四军军部和军区工作（陈毅司令员在前线指挥作战）。 1947年1月，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日常工作。8月，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移至渤海惠民地区，成立了党的后方工作委员会，任书记，领导华东地区的土改、支前、整风、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等工作，为华东野战军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1948年11月， 张云逸
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继续在后方主持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工作。 1949年1月初，提出了支援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准备工作问题，并制定了兵员、干部、民工、粮食等支援计划。3月，参加党的7届2中全会。9月22日，中央决定他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全国政协1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委员，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2月，率领一批干部赴广西工作，同时任中南军区党委委员。 1950年2月，在广西省委、省军区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以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作为全省部队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至年底，全省消灭土匪11万多人。 1951年，全力组织和领导广西剿匪工作，胜利完成了党中央提出的在5月1日前消灭全省土匪的任务。毛泽东致电嘉勉。 1952年2月，经党中央批准，在杭州疗养，后到苏联治病。 1953年，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党委会委员，同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后又连任第2、第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62年3月，作为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力量委员会副主任，对沿海7个省军区参谋长发表重要讲话。9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3年8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4年11月1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生平概述
张云逸908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后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参谋长。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2月，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军长，参与创建右江苏区。1931年3月率部进入湘赣苏区。同年冬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和红1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往来于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福州、桂林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与领导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1938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指挥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11月率两个连到江北无为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后率部东进，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指挥第4、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在淮河以南、津浦路两侧积极打击日伪军。1940年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与书记刘少奇等指挥第4、第5支队主力先后取得大桥、半塔集反顽作战和夏季反“扫荡”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校长。直接领导第2师同敌伪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 、经济封锁进行斗争，同时注重加强根据地建设。1943年11月，陈毅赴延安后，他代l理军长，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4年7月部署第4师主力西进，基本上收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同年冬部署第1师一部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接着又指挥新四军各师开展对日大反攻作战，歼灭大量日伪军，收复大片失地，为创建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第1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1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为华东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曾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1974年11月19日病逝于北京。
从同盟会会员到“桂军新秀”
1892年8 月10日，张云逸出生于文昌县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幼时取名运镒，字胜之，乳名益友，参加革命后，才改名云逸。 1908年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招生，张云逸前往广州报考，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陆军小学的生活紧张而艰苦，但张云逸专心致志，全力以赴。由于他学习刻苦，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经常得到学校的奖励。当时，正值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他同进步学生一起暗中传阅革命书刊，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逐步成长为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安危的青年爱国者。 1909年10月，他与同班的几位爱国青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献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夏天，张云逸与十多名同盟会会员离开陆军小学投身辛亥革命。他从广州到达香港后，积极参加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期间，他奉命培训一批准备参加起义的革命志士，教他们练习射击、投弹、刺杀以及利用地形、地物作战等基本军事知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10月中旬，张云逸所在的革命军，同其他起义军一起，相继向广州进逼，并参与攻击两广总督府之役。战斗中，他担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负责为大部队的进攻扫清道路。11月9日，在革命声势的威慑下，清政府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同意脱离清政府独立。随后，湖南、陕西、云南等十多个省也先后宣告脱离清政府“独立”，反动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张云逸所投身的民主革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912年春，经民国政府选派，张云逸进入广州虎门陆军速成学校学习。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张云逸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揭阳县长、旅长，参加过反袁世凯、讨龙济光、伐陈炯明的斗争，是孙中山先生的坚定支持者。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辖军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张云逸成为国民革命军中响当当的人物。1926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张云逸随军北上。由于他能参善谋，先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处长。中国共产党的彻底民主革命纲领，共产党员在北伐中的英勇牺牲精神，使张云逸深受教育，觉悟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1926年11月，他在武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34岁。后来，他回忆说：“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薪俸相当高，我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才来入党的。”从那以后，他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转变成了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在北伐中，第4军成为家喻户晓的“铁军”，张云逸的参谋功底也日见深厚。 1927年初，为使共产党掌握武装，张云逸大胆向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力荐，由共产党员卢德铭出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后来，卢德铭率部参加秋收起义，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干将。在张云逸的秘密支持和掩护下，第4军25师大部分武装由李硕勋（李鹏同志的父亲）、周士第率领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11月，根据中共南方局的《经营琼崖计划》，张云逸回海南筹划发展工农武装，受挫后辗转回到广东，参加了党领导的广州起义。1928年8月，党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向他转达中央决定，派他赴广西进行兵运工作。面对全国处于革命低潮和未来千钧重担的任务，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完全服从组织的决定。” 1929年3月，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侥幸取胜，俞作柏、李明瑞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中分化出来，控制了广西局势。为稳定局势，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省绥靖公署司令。他们为巩固政权，暗中请求共产党派干部来广西协助。为发展广西革命事业，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领导张云逸、叶季壮等几十名共产党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 1929年7月，张云逸离开妻子韩碧和刚出生几个月的长子远之抵达南宁，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党员俞作豫（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创办有三个营九个连共千余人的教导总队，由张云逸担任副总队长。到职后，张云逸首先在连队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两个月便发展了300余名新党员。一个多月后，张云逸又兼任广西警备部队第4大队（相当于团）大队长。上任伊始，他从教导总队调来百余名党员改造这支旧军队。这样，这两支军队的领导权很快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不久，经俞作豫向俞作柏、李明瑞提议，张云逸被任命为南宁警备司令，兼管省军械库大权，成为时人心目中的“桂军新秀”。
从百色起义到攻占榕江
1929年10月1日俞作柏、李明瑞到南宁执政没多久，就不听劝阻而冒险反蒋，率仅有的三个师开赴广东攻打亲蒋军阀陈济棠。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俞、李手下的几个师长、旅长，结果这几个师、旅长把三个师全部带去投降了蒋介石。不得已，俞作柏远走香港，李明瑞撤到龙州。此时，张云逸果断地利用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打开省军械库，得步枪五六千支，还有大炮、电台和大量弹药。邓小平令人备好十余艘汽轮和木船，从水路沿右江而上，运走军械和弹药。10月22日，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与警备第4大队步行撤退到百色。 1929年12月11日，也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百色城头高高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红7军）正式诞生。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和前委书记。第二天，在平马县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等为委员。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是广西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最彻底的、最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
1930年2月1日左江英雄儿女聚集在广西边陲重镇龙州，宣布红8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8军军长俞作豫，政委邓小平（兼）。同时，还宣布邓小平任红7军、红8军总政委，李明瑞任红7军、红8军总指挥。这时，左右江红色区域有20个县，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1930年4月30日红7军出苗山，突然奔袭贵州榕江县城。那时，正是贵州军阀和湖南军阀在湘黔边境鏖战之际。榕江是贵州军阀的后方，许多军需、辎重囤集在这里，黔军一个副师长率领600人守城，还有数百名警察。红7军一到，迅速地向城外山地的守敌猛攻。敌不支，纷纷向城内溃退，红7军随即尾追攻城。由于没有攻城火器，子弹又缺，而且部队是陆续到达的，随到随投入战斗，这就无法组织坚强的突击力量。一直攻击了约3小时，毫无进展。这时，张云逸亲临前线指挥，他视察了地形，窥测敌军力量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而红军的战斗情绪却十分旺盛，人人有攻下榕江的决心，便果断决策：非攻下不可。于是，军政治部门加强了政治工作，鼓舞战斗情绪，提出“攻下榕江纪念五一节”的战斗口号。指挥员们又细心选择了几个攻击点，部队加紧准备攻城的云梯、大竹钉等。整个部队从军长到士兵，都在紧张地进行攻城准备工作。下午5时，一门迫击炮一连3发炮弹向城中射去，这便是发起冲锋的讯号。攻击部队随着密集的枪炮声，如猛虎一般带着云梯、大竹钉，迅速地向城上缺口处爬。下午6时左右，红7军攻击部队大部登城，又下城开了城门，主力大队蜂拥而入，并很快就肃清了城内残敌，完全攻占了榕江。 攻陷榕江战斗的胜利，对部队情绪鼓舞甚大。全军在榕江驻了3天，进行休息整顿，补充了数十名新战士，筹得几万元的款，并在战斗中缴获了几门大炮，600多支步枪，十多万发子弹，还有一部无线电台以及其他军用品。这次胜利解决了许多困难，又获得了战斗的锻炼。这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因榕江被红7军攻下，派军回援。由于红7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在广西、贵州边境打游击，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而现在部队的辎重多了，伤病员也有200多名，队伍笨重了，长驻榕江不是良策。于是，军前委决定：回师右江。
从“小长征”，到“大长征”
1930年6月初红7军回师右江，予敌以重大打击，重新攻占百色和解放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等县城，决定依托右江革命根据地向东发展。1930年9月间，党中央派来代表，指令红7军离开右江，冒险去攻打柳州、桂林，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由于这些大城市都有敌人重兵防守，红7军迭受重挫。1930年11月，红7军和被迫从龙州撤出的红8军余部合编为红7军，执行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继续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柳州、桂林等城市，部队受到重大损失。1931年1月初，红7军进占广西全州县城，军前委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抛弃“左”倾冒险主义，取消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的冒险计划，决定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会后，张云逸率领红7军经湖南道州、江华到达湘、桂、粤3省交界的桂岭，将全军缩编为55、58两个团。
1931年2月5日张云逸率领红7军从广东省乳原县梅花村（今属乐昌县）到达杨溪渡口，准备从这里横渡乐昌河，然后去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经过观察，决定邓小平、李明瑞率第55团先过河，张云逸率第58团及军直属队作掩护。在第55团和第58团部分部队过了河以后，广东军阀部队乘汽车从韶关、乐昌赶来，直扑乐昌河，用猛烈的炮火封锁河面，红军继续渡河已不可能。由于敌军不断增加，已经过河的第55团被迫向北退却，与未过河的部队失去联系。接着，对岸敌人又往58团这边打炮，情况非常危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大家正茫然不知所措时，张云逸骑着一匹大黑马从渡口下游方向奔来了，大家都把眼光投到他的身上，他沉着、刚毅地站在高地上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已封锁了渡口，我们暂时过不了河。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我们铁打的红7军战士的前进道路！我们一定能渡过河去，一定能够会合朱毛红军。现在，我命令大家，立即从原路后退30里！”大家听了张云逸简短有力的话，看到他如此沉着果断、稳操胜券，紧张而焦灼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随后，部队连夜赶了30多里路，在一个小山村宿营，又累又饿的战士们一倒头便睡熟了。张云逸也已经两三夜未合眼了，但为了部队的安全，他与军经理处长叶季壮等领导干部负责放哨巡逻，让大家睡个好觉。同时，他们研究突围办法、路线等问题。第二天早上，为加强部队战斗力，轻装前进，张云逸集队宣布丢掉伙食担子、箩筐和扁担，把非战斗人员编入战斗部队。然后，他便带领这支部队，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帮助下，经过几天急行军，神速绕过乐昌县城，转到乐昌河上游的坪石北面，乘着雨夜悄悄地渡过了乐昌河。 进入湘南后，张云逸率红7军58团向江西苏区疾进。1931年3月下旬，红7军58团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江西永新县城，同湘赣独立第1师等部会合。此时，中共湘赣省委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路红军，由张云逸任总指挥，对付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张云逸指挥红7军58团、湘赣独立第1师等部进攻敌人盘踞的吉安县永阳镇，歼灭了大量敌军。永阳镇战斗后，张云逸带领红7军58团南下永新县天河一带，会合横渡乐昌河时失散的55团。5月中旬，张云逸指挥红7军、湘赣独立第1师等部又攻打安福县，取得了消灭敌军一个团的重大胜利，乘胜连克茶陵、安仁、酃县、遂川等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的斗争。
1931年7月11日红7军奉命渡过赣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完成“小长征”。22日，红7军与中央主力红军在江西兴国县桥头镇会师，从此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张云逸在瑞金受到毛泽东、朱德的亲切接见。对红7军的战绩和革命精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特授予“转战千里”锦旗。红7军和中央红军会师之时，正值中央苏区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随即在毛泽东、朱德直接指挥下投入战斗。战斗中，张云逸坚决执行毛泽东“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击”的作战方针，带领红7军全歼国民党军韩德勤部第52师，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做出了贡献，旋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12月起，张云逸历任中央军委作战局（一局）局长，红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作战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3年8月，在“八一”建军节之际，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张云逸奉党中央指示，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名义到福建长汀，与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代表，谈判闽西边界与交通问题，达成了《闽西边界与交通条约》
1934年1月张云逸又奉命到福州，担任共产党驻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络员，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潘汉年一起，参加了同福建人民政府关于合作反蒋的谈判。由于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领导，没有采取正确的方针，张云逸虽然尽了自己的努力，终未取得成功。后来，他写了《一次重大的失策》一文，阐述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张云逸担任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当年底，红军向贵州进发，他率侦察队先行，保障主力占领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原定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渡乌江北上。期间，他协助刘伯承参谋长投入进军川黔的计划组织工作。部队迫近乌江时，他亲自勘察地形、选择渡口，完成组织突破乌江任务。1935年1月，奉毛泽东指示，他亲率工兵部队架设江界河浮桥，保障红一军团主攻部队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渡过乌江，甩掉国民党“追剿”纵队，占领遵义。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对红军的指导，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走向胜利。后来，他回忆说：“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主席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我这一生，有两件事值得骄傲：一是率领红7军进行‘小长征’，二是随毛主席参加‘大长征’。”
从统战战场到抗战战场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担任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办事处参谋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主持后方工作。
1936年2月张云逸出任红军抗日先锋军副参谋长，东征山西期间负责后方联络、后勤供应工作。4月，红军西返陕北时，他任渡河司令部司令员，亲自布置迎接部队回师河西各项工作，保证红军顺利西渡黄河。1936年12月7日，张云逸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一起成为红军领导集体成员。 1937年5月，张云逸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抵达香港，对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同他们共商团结抗日的大计。为了掩护工作，组织上将韩碧母子接到香港，与张云逸同住。这是在相隔8年多之后，一家三口在异地他乡第一次重逢，9岁的远之才得以见到父亲。6月，他到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会谈，又经李宗仁介绍与四川当局刘湘的代表张斯可会谈。6月26日，他将与桂系当局及四川代表拟定的《团结抗日七条纲领》（草案）电呈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充分肯定：“纲领草案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去做，并促请桂方和粤、港、沪各方也努力去做。”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张云逸与李宗仁商谈，李通电支持抗战，并请他留桂林磋商抗日事宜。其后，张云逸经常来往于广东、广西、香港之间，督促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抗日。最终，白崇禧飞南京见蒋介石，就任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并派桂系廖磊等两个集团军到上海投入抗战。期间，张云逸又到广州与余汉谋多次谈判，余同意国共合作抗日，得以在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抗战初期，共产党对桂、粤、港、川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成绩昭著，张云逸居功至伟，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能对国民党将领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 在新四军的组建中，张云逸起到了重大作用。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方针，张云逸亲自到澳门同叶挺取得联系，接着又到福建闽西地区向邓子恢、张鼎丞等传达了党中央的方针，为组建新四军作了大量工作。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再次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议刚结束，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就联名致电项英：“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新四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两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中共中央直接点将要张云逸过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就是因为他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堪当重任。 1938年12月中旬，张云逸率领军部特务营到达第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安徽舒城县东汤池，向广大干部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关于东进皖东、皖中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定，并以军部特务营为骨干，将无为、庐江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总队，担负起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 1939 年5月5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徐海东）兼指挥部前委书记，指挥江北部队开赴津浦路西、路东地区，打开了皖东敌后的抗战局面，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和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很快，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7000人，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战略展开的任务，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实现了北与八路军互相呼应、东与新四军苏北部队打通联系的任务
1940年12月张云逸同徐海东、罗炳辉对大举“扫荡”的日伪军采取“诱敌深入，敌退我进，敌守我攻”的作战方针，取得了皖东反“扫荡”斗争的重大胜利，江北部队由7000余人发展到10000余人。 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刘少奇分别担任代军长、政委，张云逸担任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副师长罗炳辉）、师军政委员会书记。1942年2月，淮南军区成立，他又兼任军区司令员。从此，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巩固、发展的新时期：建立和完善了部队的统一组织指挥，大胆放手扩军；在创造主力兵团同时，抽调主力部队骨干，加强地方武装；建立了淮南行署、路西专署及各县政权机构和群众抗日团体。后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也都迁到了淮南地区。1942年3月，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刘少奇曾对张云逸在淮南的工作提出表扬。 1942年11月，张云逸奉命到新四军军部专任副军长，全力辅佐陈毅。1943年底到1945年秋，在代军长陈毅去延安述职期间，张云逸全面主持新四军全军军事工作。在此期间，他根据新四军总任务是粉碎敌人“扫荡”与“清乡”，坚持敌后抗战，聚积力量，准备反攻等实际情况，连续组织各根据地反“清乡”斗争，并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训部队，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军事上做了反攻的准备。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军队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实行广泛的进攻。从8月9日到22日，华中军民在张云逸的指挥下，解放县城17座，重要市镇200个，歼灭日伪军12000余人，取得了战略反攻的初步胜利。从8月22日至9月2日，在张云逸指挥下，华中军民又解放了县城15座，重要市镇200余个，歼灭日伪军12000余人，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取得了战略反攻的决定性胜利。 对于抗战时期的张云逸，陈毅给予高度评价。
从解放战争到建设新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张云逸组织领导了苏南、浙东、皖中、皖南的新四军主力北撤的工作。当时，有些同志舍不得苏南鱼米之乡，他动员说：“我们丢了一个李子，换来一个大苹果，何乐不为。多则五年，少则三载，全国都是我们的，还舍不得走么？”经他谆谆教导 ，大家高高兴兴地北上了。1945年10月，新四军军部到达山东临沂。12月中旬，中央书记处批准由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舒同五人为常委组成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华东地区的斗争。 1946年1月，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陈毅任军长兼军区司令员，张云逸任副军长兼军区副司令员，继续担当陈毅的助手。6月，全面内战爆发，陈毅将主要精力放在前方指挥作战，军区的军事工作由张云逸主持。他部署指挥山东北线的自卫战，打破了敌人半个月打通胶济铁路的计划。同时，他领导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组编地方部队升级为野战军，为前方源源不断地补充兵员。1947年1月，中央决定取消新四军番号，成立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张云逸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陈毅），主持华东军区工作，为陈毅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保障后勤。8月，在国民党军重兵压迫下，张云逸率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组成了党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张云逸任书记，领导华东后方工作和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工作。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展开，张云逸领导山东军民积极支援前线粮食，每天平均运粮300万斤，总数占各解放区支援总数的一半以上。1949年1月初，张云逸又及早做了支援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准备工作，山东人民出现了“推着小车下江南”的热闹场面，为解放南京、上海等地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和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9月下旬，他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0年2月，广西党政军领导机构正式建立，张云逸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西省军区司令员与政委、广西省政协主席。同时，他还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因广西是国民党桂系的老巢，反动基础比较深厚，加上国民党逃离广西前夕，精心布置留下几万名正规部队士兵，故解放初期广西匪患极其严重，社会很混乱。在张云逸等领导下，广西全体干部和党政军民一齐动员起来，布下天罗地网，打了一场围歼股匪的人民战争。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嘉勉广西剿匪斗争工作：“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 长期的艰苦生活和紧张的工作，使张云逸积劳成疾。1952年秋，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毛泽东十分关心张云逸的健康状况，曾亲自写信要他安心养病：“视身体情况许可酌量看些文件，参加一些党的和国家机关的会议。”1952年11月至1953年8月，经党中央安排，张云逸到苏联疗养，归国后留中央工作。在北京和宋庆龄见面时，他和宋庆龄互认同乡，张云逸亲切称她为“妹妹”，宋庆龄高兴地说：“我为有你这样的哥哥感到荣幸，共同为建设新中国、新家乡出力吧！”1955年9月，在人民军队第一次评授军衔中，他被授予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62年10月，他出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负起党内监督之责，虽年老体弱，仍深入各地视察、检查工作。毛泽东曾盛赞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在“文革”中，专案组要张云逸写“揭发”邓小平的材料，他一身是胆、大义凛然地说：“据我所知，邓小平的历史是清白的。如果说朱（德）毛（泽东）是一体，那么邓（小平）张（云逸）也是一体的。”在一些群众组织找他调查问题时，他首先给他们念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他手抄的这两段语录总是放在案头，便于随时给来访的人读，以感化那些盲目的“造反派”。至今，他的手迹还被子女们珍藏着。1974年秋，张云逸病重不起。在他弥留之际，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来到医院看望，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他当时说话已经困难，但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颔首示意。11月19日，张云逸不幸因病在北京逝世。11月25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郑重指出：“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大事年表
1892年——1929年 1892年8月10日，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市头苑镇造福乡上僚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08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开始受到军事熏陶。 1909年10月，与同班的几个爱国学生秘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1年4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10月，辛亥革命爆发，加入革命军行列，充当炸弹队队长，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 1912年，到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由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遣，到海南岛北洋军中做反对袁世凯的工作。在此期间，秘密发展反袁“三合会”成员80多人。 1921年，到粤军工作，任香山护沙营营长。 1923年，任广东揭阳县县长，为政清廉，受到廖仲恺的赞扬。 1924年，积极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受派到广东许崇智部任旅长。 1925年，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先后两次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屡立战功。 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参谋长、第2方面军参谋处处长。先后参加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河南等战役战斗，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0月，在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与周士第等秘密组织、掩护第25师的大部分人员参加南昌起义。11月，任国民革命军海南岛绥靖司令。遵照党的指示，执行“经营海南计划”，在登陆海口时情况突变，机智脱险，到上海找党组织。后根据党的指示，回广东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8月，中央决定他到广西做兵运工作。 1929年7月，任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在此期间，采取措施，改造部队，使之发生了根本变化。10月17日，带领1000余人撤出南宁，掩护中共派往广西的代表邓小平及军械船只到达右江地区。10月20日，与邓小平会见。22日，到达百色后即研究起义问题。28日，率部歼灭了反动的警备第3大队1000余人。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宣告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在庆祝红7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1930年3月，率红7军到桂黔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在此期间，筹措了大量经费和物资，攻占了贵州榕江等城市，歼灭了不少敌人。 1931年1月2日，红7军占领全州。前委会讨论中央指示，在是否攻打大城市的问题上，由于他和邓小平的坚持和斗争，决定放弃攻打桂林、柳州等大城市的计划，去江西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会合。2月3日，红7军整编为两个团，在抢渡乐昌河时被敌截为两部，张云逸率未能过河的第58团一部在水口与红军独立1师会合。3月，指挥红7军和独立师在茶陵击溃敌两个团。4月初，任红7军河西独立师指挥部总指挥，和李明瑞等指挥红7军第55团、第58团攻占安福县城，歼敌一个团。接着，连克茶陵、安仁、遂川等县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2次反“围剿”作战。7月22日，率红7军在雩都县桥头圩与中央红军会师。毛泽东、朱德高度评价了红7军的战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授予“转战千里”的锦旗。11月，任中华苏维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奉调到中央军委工作，先后担任红1方面军副参谋长兼第1局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在此期间，撰写文章，总结作战经验，发表在《红星报》上。 1933年11月，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中华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谈判，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的具体规定，推动了第19路军与红军联合，共同抗日反蒋，接着，又奉命去福州对李济琛、蔡廷锴等开展统战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兼任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参与制定红军的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为红军进军贵州、抢渡乌江、占领遵义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9月，任北上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副参谋长。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西北军委成立后方办事处，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后方工作。 1936年4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副参谋长兼渡河司令员，为部队东征与回师做了许多工作。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7年5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华南搞抗日统战工作，与桂、闽、川等地方当局的代表谈判，订立共同抗日协议，在广州、福州等地建立八路军办事机构。同时，到闽、浙等省传达中央指示，为新四军的整编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任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3月19日，他在参谋会议上作了题为《参谋工作建设》的报告，11月，带领军部特务营到达无为地区，和国民党豫鄂皖边游击总司令廖磊谈判，建立了统战关系，并把我党领导的庐江、无为地区游击队整编为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作战任务。同时，他指挥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挺进淮南路东，开展皖东游击战争。 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前委书记。在此期间，整顿了新四军第4支队，组建了新四军第5支队，创建了以半塔集、藉塘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完成了新四军向皖中、皖东战略展开的任务，1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 1940年春，和刘少奇等领导淮南军民英勇作战，粉碎了安徽李品仙、江苏韩德勤等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巩固了淮南抗日根据地。11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12月，和徐海东等指挥部队，取得了对日伪军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第2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在此期间，他大力号召和组织军队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取得了显著成绩。 1942年2月，兼任淮南军区司令员，为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作出了很大努力。同年夏，他奉命专任新四军副军长，在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期间，主持全军军事工作，领导淮海、淮北和淮南军民取得了冬季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1943年3月，部署了新四军第3、第4和第1师的反“扫荡”作战。 1944年，部署和指挥苏北、苏中部队连续开展了春夏季攻势作战，进行局部反攻，攻克了许多重要据点。8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部署新四军第4师西进作战，收复了8个县，恢复了豫皖苏边根据地。同年秋，部署新四军第1师渡江南下，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参与领导华中军民继续向日伪军发动进攻，解放淮阴、淮安等30多座县城，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使新四军发展到30多万人。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饶漱石等部署江南部队北上工作，组织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和华中局等机构。10月，率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临沂，与由延安返回的陈毅会合。1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华东局，批准饶漱石、陈毅、张云逸、黎玉、舒同为华东局常委。 1946年1月，兼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新四军军部和军区工作（陈毅司令员在前线指挥作战）。 1947年1月，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日常工作。8月，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移至渤海惠民地区，成立了党的后方工作委员会，任书记，领导华东地区的土改、支前、整风、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等工作，为华东野战军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1948年11月， 张云逸
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继续在后方主持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工作。 1949年1月初，提出了支援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准备工作问题，并制定了兵员、干部、民工、粮食等支援计划。3月，参加党的7届2中全会。9月22日，中央决定他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全国政协1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委员，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2月，率领一批干部赴广西工作，同时任中南军区党委委员。 1950年2月，在广西省委、省军区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以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作为全省部队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至年底，全省消灭土匪11万多人。 1951年，全力组织和领导广西剿匪工作，胜利完成了党中央提出的在5月1日前消灭全省土匪的任务。毛泽东致电嘉勉。 1952年2月，经党中央批准，在杭州疗养，后到苏联治病。 1953年，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党委会委员，同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后又连任第2、第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62年3月，作为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力量委员会副主任，对沿海7个省军区参谋长发表重要讲话。9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3年8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4年11月1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