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大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黄克诚，1902年10月1日生于湖南省永兴县油麻墟下青村。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一弟。父黄清主，是一位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常受族人欺侮。为改变这种状态，本支族人商议各家抽一批谷作学费，合力供养大家选定的黄克诚入学读私塾。黄克诚不负本支族人期望。5年私塾下来，已是一位具有相当素质的文化人。此间，他一面读书，一面帮助家里劳动，他的学习热情非常高，很让家人看重。16岁时，在哥哥的坚决支持下，黄克诚得以进入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学习成绩总是列全班第一，每年都能拿到奖学金。 

　　1922年夏，黄克城考入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此时，该校新风气已经十分活跃，马列主义开始在校内传播；1922年冬，中共在这里建立了湖南最早的基层组织党支部。不久，发生了学生反对校长克扣伙食费的风潮。学校实行高压政策。学生赴长沙请愿，最后获得了胜利。这场群众性斗争对黄克诚教育甚大，从此，使这个来自偏远山村的学子融入了社会，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此间，他阅读了大量革命书籍和进步刊物。1924年冬，加入国民党。并在校内组织永兴县旅衡学友互助社，每人出一点钱，购买进步书籍。黄最喜欢读的书是《共产党宣言》。在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黄认清了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必由之路，遂申请加入中共。1925年10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底，国民党中央决定开办中央政治讲习班，为北伐进军湖南做人才准备。当时，正是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指示湖南党组织选送人员到广州参加学习。黄克诚被批准了。1926年1月1日讲习班成立，学员、教师都是湖南人。毛泽东、邓中夏、肖楚女、汪精卫等人经常来此讲课。除学习政治课外，每人发一支枪，天天进行军事训练。不久，发生了国民党反共的“中山舰事件”，讲习班的学习和生活也发生动荡。5月底，北伐攻湘之战打响，讲习班提前结业。黄要求到部队做政治工作，被批准后，进北伐军总政治部训练班，短期培训后，分到北伐军前敌政治部宣传队，随军赴前线。部队占领武汉，正向河南进发时，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黄决定离开部队，前往武汉寻找党组织。

　　正值10月，武汉也是一片白色恐怖。接上关系后，又持湖南省委介绍信转衡阳寻找湘南特委，但无人接头。他只好回到家乡永兴，联络了几个人，开展地下活动。1927年12月，他终于同湘南特委派来的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成立了中共永兴特别支部。之后，在湘南特委鼓动下，永兴特支举行暴动，并占领县城。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湘南，黄克城率暴动队伍奔赴井冈山，这支农民武装被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黄克诚任团长。不久，奉上级命令，农民武装返回湘南打游击。在返途中，农民武装受人煽动，四处走散，被国民党军队消灭了。

　　黄与李卜成返回故乡下青村躲藏起来。白天，他们躲在山林中，由家人送饭。因敌人搜捕甚紧，黄、李二人又转赴南京、上海，得遇曾希圣，终于找到了中央军委党组织。中经唐山、天津、南京、武汉几次历险。1930年2月，黄由上海转赴鄂南红五军，在这里，他见到了彭德怀。1930年6月，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为军团长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黄克诚因反对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攻打长沙，被视为右倾，将其职务由师职降至八军四师三团政治委员。

　　红三军团从长沙撤离后，于1930年8月，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红一军团司令部由方面军司令部兼，红三军团仍由彭德怀任军团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向中央根据地中心退却。这时，出现了肃反打“AB团”的问题。“AB团”是蒋介石指使陈立夫一手搞起的反共组织。1930年10月，红一军团攻克江西吉安后，发现了一批有关“AB团”的资料，其中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某些干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方面军总前委认为赣西南的党组织存在“非常严重的危机”，并派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率一连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实施肃反，以期“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结果是大肆捕人、杀人，造成严重扩大化。对此，黄成诚开始深信不移，自觉地执行了上级指示，后来，表示怀疑，自己也险些被杀掉。幸得彭德怀及时解救，方得生还，但第三师政委职务被撤掉了。其后，又出任第一师政委。对革命队伍中肃反扩大化的血的教训，黄一生铭刻心中，促使他光明磊落，敢于直言。

　　黄克诚在根据地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斗争。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时，立三路线左右形势，黄克诚因反对不切实际地一味攻打中心城市，被多次批判，再次被撤销师政委职务，下到教导营工作。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黄克诚又出任第四师政委。在长征中，鉴于李德把红军引向灾难，黄对彭德怀建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过草地后，军团被列为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重点，对此，黄又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又被调离政委岗位，提任军事裁判所所长。他不同意，也不忍心动辄对在艰难中犯过错误的同志，给以处死的惩罚，结果，处刑问题，也就不找他这个所长了。

　　抗战爆发后，经过长征的黄克诚出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1940年8月，该旅由冀鲁豫根据地挺进华中，10月，与陈毅所率新四军在苏北会师，黄出任改编后的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42年1月，饶漱石代理中共华中局书记，极力排挤陈毅，黄克诚对此甚为不平，曾当面批评饶漱石不要这样做。1943年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召开会议，布置开展“抢救运动”，黄克诚鉴于党内历史上的肃反扩大化，建议大敌当前，在华中问题不要搞“抢救运动”了。他要求自己主管的苏北各地委和第三师各队部一律不搞“抢救运动”，如发现可疑情况，可按正常程序，由主管部门处理解决。所以，这些地方和部队，在整风中，形势一直较为平稳。在对敌战略战术上，黄克诚因为敌之工事坚固，他反对采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的战法，提倡扫清外围、筑垒掘沟，小股骚扰等持久战攻击方法，但被视为右倾，被撤销第五纵队司令员一职，仅保留政委一职。但黄克诚的一颗对党的赤诚之心始终不渝。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黄克诚以一个忠诚的老布尔什维克的眼光已洞察到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那就是假和谈之名，行内战之实，一举公开或暗地里解决共产党，独霸全中国。他时刻都在思考我党我军的大政方针。当他得知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后，他敏锐地认识到这是八路军进入东北的大好时机，遂建议华中局向中央发电报提出建议，但饶漱石反对，黄克诚以一个老党员、老战士的强烈责任感，以自己名义起草了电报，并当即发出。时间是1945年9月14日。他向中央揭露蒋介石和谈阴谋，具体建议：①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建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②以晋、绥、察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10万主力，进行消灭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之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察、绥与西北部和太行山全部。③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5万主力，待敌人缴枪之后，在济、徐、胶、海铁路进行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山东。④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若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为执行上述方针，他建议：山东应调3万人到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万人到6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师主力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一师为新四军之坚强部队，目前向敌作战毫无希望，估计将来被截断之后，会被迫打游击。以坚强主力去打游击，极为不利，故应迅速北调。最后，他在电文中说明：我对各方面材料了解甚少，可能有片面之处。但我认为目前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若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大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是否有当，请考虑指示。

　　对黄的建议，中央未作答复，但在9月19日，中共中央即向各中央局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以及随后的军队部署和控制东北的命令，都充分体现了在中央的决策中已完全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9月23日，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第五师主力3.5万人，开赴东北。行前，他命令部队带足武器，并置办了棉衣。中央指示其部在山东停留一段时间，黄认为抢占东北，时间紧迫，遂致电中央部队不应停留，中央回电同意兼程北进。11月25日，该部抵锦州附近。当时，东北局面混乱，黄将所见，即电中央，说明了部队的处境：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精兵、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建议暂不作战，作短期休整，并以一部主力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11月27日，黄又电中央：“东北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两天后，中央回电，指示有关问题黄可与林彪协商。黄又即电东北局，详陈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建议，无回音。他又连电两封，仍无消息，遂登门找到林彪，与之详谈，林彪同意。由黄草拟电报，林过目，急发毛泽东。

　　12月28日，毛泽东回电，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我军在东北的战略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积蓄力量，转入反攻。指示非常透彻地阐述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我们在东北就将陷入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确定东北大政方针的过程中，黄克诚作为忠诚的战士尽到了自己的心力。

　　（1902.10—1986.12.28）

　　1902年10月生，湖南永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等文化程度，大将军衔。

　　1922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其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26年初入广州政治讲习班，不久转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训练班，后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曾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教官，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8年初黄克诚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

　　1928年02月任永兴赤色警卫团团长、党代表，曾任中共永兴县委书记并率部随上井冈山。后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团长、团党代表，湘南农军第二路游击司令员。

　　1930年02月起任红五军大队、支队、一师政治委员，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政治部代主任。

　　1933年底任红三军团四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1935年11月到达陕北后起任军委卫生部部长。

　　1936年05月起任红一军团四师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副旅长。

　　1937年10月起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后兼太南军政委员会书记。

　　1940年春起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鲁豫军政委员会书记。

　　1940年06月至08月任八路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

　　1940年08月至1941年初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1年初至1945年秋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其间：曾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校长，苏北区党委书记，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

　　进军东北，黄克诚领导创建西满根据地。

　　1946年起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副书记、代书记。

　　1947年04月起兼任东北军政大学西满分校校长。

　　1947年08月起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

　　1948年01月至08月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其间：曾兼任军区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8年04月起任中共冀热辽分局书记兼冀热辽军区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

　　1948年12月起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军管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及以后

　　1949年08月至1950年06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1950年06月至1952年0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任中共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49年10月至1952年12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

　　1949年12月至1952年09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曾任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2年10月至1954年10月任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兼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党委书记（1953年1月起）。

　　1954年0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4年10月至1959年0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1954年10月至1957年夏兼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党委书记，

　　1954年11月至1959年09月任国防部副部长，

　　1956年04月至1958年10月兼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11月至1959年0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58年10月至1959年09月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1956年09月至1962年09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9年07月至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黄克诚与彭德怀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此后被调离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岗位，逐步解除领导职务，长期受专案审查。

　　1965年12月至1967年01月任山西省副省长。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7年12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1978年03月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78年12月至1982年09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1980年07月得到平反。

　　1982年09月至1985年09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第二书记。

　　第一届、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

　　第八届、十一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中全会撤销），

　　1986年12月28日在北京逝世。

　　所获荣誉

　　1955年09月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黄克诚大将是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担任过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第二书记等重要职务。他的一生不仅以刚直正派、敢说真话而令人钦敬，而且在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廉洁自律方面也深为世人称道，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在共和国的开国将领中，他是因讲真话被罢官次数最多的一位。他一生以敢于直言著称，从不察言观色、人云亦云，也从不患得患失、违心屈服。 

　　有人讲，黄克诚天生后脑勺上长“反骨”。他一生都勇于扮演“反派”角色，在关键时刻始终以唱“反调”出名，其中影响最大的有10次。 

　　第一次 

　　1927年12月反对"暴动" 

　　黄克诚第一次唱“反调”，是1927年12月反对“暴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回到湖南省永兴县，开始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起义。蒋介石的大屠杀早就使一些革命者心里窝了一肚子火，在一次特别支部大会上，黄克诚传达了湘南特委提出的暴动口号，与会人员一听要求立即行动。黄克诚说：“暴动的事，我赞成，但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等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后暴动也不迟。”他的同窗好友马上指责他：“胆小鬼，就你怕死，我看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其他人也纷纷加入群起而攻之的行列，这是黄克诚第一次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遭到批判。 

　　第二次 

　　1928年1月反对"烧房子" 

　　黄克诚第二次唱“反调”，是1928年1月反对“烧房子”。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提出所谓“焦土战略”，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以此阻止敌人的进攻，老百姓为此不得安生。 

　　黄克诚在讨论湘南特委的指示时，坚决反对这种错误政策：“烧房子的做法不得人心，我不赞成。”县委书记严厉地对他说：“就由你负责烧县城，看你烧不烧，否则我就给你处分。”黄克诚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指挥部队只烧了衙门、祠堂和个别商店，而把县城的大部分房屋和商店保留了下来，但是他被撤销了县委委员职务。 

　　第三次 

　　1930年7月反对"攻打武汉" 

　　黄克诚第三次唱“反调”，是1930年7月反对“攻打武汉”。当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看成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负的关键，提出了“攻打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1930年7月中旬，红三军团、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县举行联席会议，作为支队政委的黄克诚提出：“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他的发言立即受到与会者的严厉批评。军团政委贺昌试图说服他承认错误，他拒不认错，大声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服，准备再和你争论20年。”据此，红三军团撤销了准备任命他为纵队政委的决定。彭德怀对他说：“提了没用不如不说，下一次你少放炮。”他说：“这做不到，明知不对，让我不说，杀了也不干!” 

　　第四次 

　　1931年夏反对"肃反" 

　　黄克诚第四次唱“反调”，是1931年夏反对“肃反”。当时，黄克诚担任红三师政委，被从反“围剿”前线召回，肃反委员会交给他一份“AB团”分子名单，要他照单抓人。他据理力争，愿用脑袋担保这些人没有问题，结果遭到严厉训斥。他便让点名要抓的人暂时上山躲起来，此事被肃反委员会发现，躲藏的人不久被杀害了。黄克诚质问肃反委员会的人：“为何滥杀无辜?”结果肃反委员会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欲将他处决。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后，火速从前线赶回，黄克诚才幸免一死，但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到军团司令部当了一名秘书。

　　第五次 

　　1932年10月反对"打赣州" 

　　黄克诚第五次唱“反调”，是1932年10月反对“打赣州”。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不久，临时中央再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指令红军攻打赣州。他和彭德怀吵了起来：“你这是半个立三路线!”结果打赣州失利，黄克诚为减少损失，带领部队主动撤出战斗。赣州战役后，红三军团政治部专门为黄克诚开了一个广昌会议，集中批判他的错误。他据理力争，拒不检讨，还批评上级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又一次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到红三军团教导营担任政委。彭德怀找他谈话说：“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他说：“我又不是哑巴，怎么能有话不说!” 

　　第六次 

　　1935年1月反对"硬拼" 

　　黄克诚第六次唱“反调”，是1935年1月反对“硬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挫败后被迫长征，攻占遵义后，黄克诚向上级建议：“老根据地已经丧失，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硬拼，为中国革命保存一点火种和骨干。”结果，他被怀疑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被点名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他再一次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到师司令部担任侦察科长。

　　第七次 

　　1942年反对饶漱石搞“小动作” 

　　黄克诚第七次唱“反调”，是1942年反对饶漱石搞“小动作”。当时，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独揽党政军大权，采取不正当手段，排挤新四军军长陈毅。黄克诚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他实在看不惯饶漱石的所作所为，批评饶漱石：“无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一起工作多年，彼此也有过不同意见，但他们却始终团结合作得很好。你刚来不久，就想把陈毅同志挤走，实在不应该。你这种做法很不光明磊落，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他的直言不讳的批评，使饶漱石敢怒不敢言。 

　　第八次 

　　1943年7月反对"抢救运动" 

　　黄克诚第八次唱“反调”，是1943年7月反对“抢救运动”。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要求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组织审查，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黄克诚在所领导的新四军3师7旅搞了一下试点，发现有一半的人需要“抢救”，感到这与当年中央苏区抓“AB团”分子如出一辙，便一边向上级打报告表示反对，一边下令在本师不搞“抢救运动”。一些好心人劝他说：“和上面对着干，会有麻烦的。”他说：“我宁愿错放，也不能错杀。”为此，他又被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 

　　第九次 

　　1946年5月反对"四平决战" 

　　黄克诚第九次唱“反调”，是1946年5月反对“四平决战”。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集中8个军的兵力攻打四平，林彪指挥10万大军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激战。毛泽东先后给林彪发去十多份电报，要求坚守四平。黄克诚向林彪提出撤退的建议，林彪不予理睬，黄克诚便于5月12日直接致电中央。5月19日，毛泽东给林彪发去电报：“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便应主动放弃四平，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1959年毛泽东对黄克诚说：“固守四平，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一时无语，稍后自语道：“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第十次 

　　1959年7月反对"浮夸风" 

　　黄克诚第十次唱“反调”，是1959年7月反对“浮夸风”。当时，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反对“大跃进”等“左”的错误，上书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在大会上受到批判。黄克诚在会议中间被叫到庐山批判彭德怀，却在会上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等找黄克诚谈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但他仍“执迷不悟”。黄克诚在关键时刻的表现，让毛泽东深深失望了。结果，黄克诚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打入“彭德怀反党集团”，一顶右倾帽子整整戴了20年。 

　　黄克诚一生因讲真话被多次批判、多次罢官，但他始终无怨无悔、矢志不渝。晚年在被罢免20年复出后，对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他仍以捍卫真理的巨大勇气，坦诚讲出心里的真话。 

　　1980年1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会议上说：“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把错误都算在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当来分担应当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 

　　特别是他对林彪的评价，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历史背景下，确实需要超人的政治勇气。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写了关于林彪的条目，请黄克诚审定。他读完条目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黄克诚让秘书把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有关同志召集在一起，开门见山地对他们说：“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我军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逝世。夫人唐棣华在挽联中写道：“即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挽联写得恰如其分，黄克诚确实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