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大将十次唱“反调”

 
黄克诚(1902-1986) 湖南永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并率部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抗战期间，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第三四四旅政委、第二、四纵队政委、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区党委书记。
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领导创建西满根据地，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等职。天津解放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建国初期，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1954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副省长、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同彭德怀等一起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1978年12月，被平反昭雪。
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在共和国的开国将领中，他是因讲真话被罢官次数最多的一位。他一生以敢于直言著称，从不察言观色、人云亦云，也从不患得患失、违心屈服。
有人讲，黄克诚天生后脑勺上长“反骨”。他一生都勇于扮演“反派”角色，在关键时刻始终以唱“反调”出名，其中影响最大的有10次。
第一次、1927年12月反对“暴动”
黄克诚第一次唱“反调”，是1927年12月反对“暴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回到湖南省永兴县，开始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起义。蒋介石的大屠杀早就使一些革命者心里窝了一肚子火，在一次特别支部大会上，黄克诚传达了湘南特委提出的暴动口号，与会人员一听要求立即行动。黄克诚说：“暴动的事，我赞成，但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等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后暴动也不迟。”他的同窗好友马上指责他：“胆小鬼，就你怕死，我看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其他人也纷纷加入群起而攻之的行列，这是黄克诚第一次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遭到批判。
第二次、1928年1月反对“烧房子”
黄克诚第二次唱“反调”，是1928年1月反对“烧房子”。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提出所谓“焦土战略”，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以此阻止敌人的进攻，老百姓为此不得安生。
黄克诚在讨论湘南特委的指示时，坚决反对这种错误政策：“烧房子的做法不得人心，我不赞成。”县委书记严厉地对他说：“就由你负责烧县城，看你烧不烧，否则我就给你处分。”黄克诚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指挥部队只烧了衙门、祠堂和个别商店，而把县城的大部分房屋和商店保留了下来，但是他被撤销了县委委员职务。
第三次、1930年7月反对“攻打武汉”
黄克诚第三次唱“反调”，是1930年7月反对“攻打武汉”。当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看成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负的关键，提出了“攻打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1930年7月中旬，红三军团、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县举行联席会议，作为支队政委的黄克诚提出：“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他的发言立即受到与会者的严厉批评。军团政委贺昌试图说服他承认错误，他拒不认错，大声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服，准备再和你争论20年。”据此，红三军团撤销了准备任命他为纵队政委的决定。彭德怀对他说：“提了没用不如不说，下一次你少放炮。”他说：“这做不到，明知不对，让我不说，杀了也不干!”
第四次、1931年夏反对“肃反”
黄克诚第四次唱“反调”，是1931年夏反对“肃反”。当时，黄克诚担任红三师政委，被从反“围剿”前线召回，肃反委员会交给他一份“AB团”分子名单，要他照单抓人。他据理力争，愿用脑袋担保这些人没有问题，结果遭到严厉训斥。他便让点名要抓的人暂时上山躲起来，此事被肃反委员会发现，躲藏的人不久被杀害了。黄克诚质问肃反委员会的人：“为何滥杀无辜?”结果肃反委员会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欲将他处决。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后，火速从前线赶回，黄克诚才幸免一死，但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到军团司令部当了一名秘书。
第五次、1932年10月反对“打赣州”
黄克诚第五次唱“反调”，是1932年10月反对“打赣州”。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不久，临时中央再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指令红军攻打赣州。他和彭德怀吵了起来：“你这是半个立三路线!”结果打赣州失利，黄克诚为减少损失，带领部队主动撤出战斗。赣州战役后，红三军团政治部专门为黄克诚开了一个广昌会议，集中批判他的错误。他据理力争，拒不检讨，还批评上级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又一次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到红三军团教导营担任政委。彭德怀找他谈话说：“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他说：“我又不是哑巴，怎么能有话不说!”
第六次、1935年1月反对“硬拼”
黄克诚第六次唱“反调”，是1935年1月反对“硬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挫败后被迫长征，攻占遵义后，黄克诚向上级建议：“老根据地已经丧失，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硬拼，为中国革命保存一点火种和骨干。”结果，他被怀疑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被点名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他再一次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到师司令部担任侦察科长。
第七次、1942年反对饶漱石搞“小动作”
黄克诚第七次唱“反调”，是1942年反对饶漱石搞“小动作”。当时，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独揽党政军大权，采取不正当手段，排挤新四军军长陈毅。黄克诚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他实在看不惯饶漱石的所作所为，批评饶漱石：“无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一起工作多年，彼此也有过不同意见，但他们却始终团结合作得很好。你刚来不久，就想把陈毅同志挤走，实在不应该。你这种做法很不光明磊落，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他的直言不讳的批评，使饶漱石敢怒不敢言。
第八次、1943年7月反对“抢救运动”
黄克诚第八次唱“反调”，是1943年7月反对“抢救运动”。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要求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组织审查，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黄克诚在所领导的新四军3师7旅搞了一下试点，发现有一半的人需要“抢救”，感到这与当年中央苏区抓“AB团”分子如出一辙，便一边向上级打报告表示反对，一边下令在本师不搞“抢救运动”。一些好心人劝他说：“和上面对着干，会有麻烦的。”他说：“我宁愿错放，也不能错杀。”为此，他又被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
第九次、1946年5月反对“四平决战”
黄克诚第九次唱“反调”，是1946年5月反对“四平决战”。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集中8个军的兵力攻打四平，林彪指挥10万大军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激战。毛泽东先后给林彪发去十多份电报，要求坚守四平。黄克诚向林彪提出撤退的建议，林彪不予理睬，黄克诚便于5月12日直接致电中央。5月19日，毛泽东给林彪发去电报：“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便应主动放弃四平，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1959年毛泽东对黄克诚说：“固守四平，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一时无语，稍后自语道：“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第十次、1959年7月反对“浮夸风”
黄克诚第十次唱“反调”，是1959年7月反对“浮夸风”。当时，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反对“大跃进”等“左”的错误，上书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在大会上受到批判。黄克诚在会议中间被叫到庐山批判彭德怀，却在会上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等找黄克诚谈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但他仍“执迷不悟”。黄克诚在关键时刻的表现，让毛泽东深深失望了。结果，黄克诚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打入“彭德怀反党集团”，一顶右倾帽子整整戴了20年。
黄克诚一生因讲真话被多次批判、多次罢官，但他始终无怨无悔、矢志不渝。晚年在被罢免20年复出后，对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他仍以捍卫真理的巨大勇气，坦诚讲出心里的真话。
1980年1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会议上说：“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把错误都算在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当来分担应当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
特别是他对林彪的评价，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历史背景下，确实需要超人的政治勇气。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写了关于林彪的条目，请黄克诚审定。他读完条目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黄克诚让秘书把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有关同志召集在一起，开门见山地对他们说：“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我军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逝世。夫人唐棣华在挽联中写道：“即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挽联写得恰如其分，黄克诚确实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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