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张云逸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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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张云逸大将

红一方面军 2009-12-19 14:58:26 阅读3 评论0 字号:大中

回忆张云逸大将

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星火燎原》编辑部工作期间,曾替已故张云逸大将代笔过几篇文章。1964年冬,为了进一步修订《百色起义与红七军》及《一次重大的失策》两篇文章,也为了搜集更多的素材,我随张老来到广西南宁,住在东郊的一座宾馆里。张老曾多次邀请当年的老战友来此聚会,并带我去各处拜访红七军老战士。因为和张老住在一起,闲谈的机会多,话题有时就不完全局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想到什幺就谈什幺。有时是在散步,有时是在车中,因此,许多材料只是事后凭记忆写下来,加之他一口海南官话,听不很清楚,往往只能记个梗概。可惜“文革”,期间,我这些宝贵记录本被抄劫一空,至今思之犹觉痛心。
这里仅凭记忆,记叙张将军几则鲜为人知的轶事,以纪念他轰轰烈烈的一生。
险为黄花岗烈士
张云逸将军是海南岛文昌县人。16岁(1908年)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旋秘密参加同盟会。1911年初夏离开陆军小学,投身民主革命。前一年,孙中山与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议定辛亥广州起义计划,会后由黄、赵在香港组成统筹部,派人至新军、巡防营和会党中活动,并向海外募集经费。选骨干800人组成先锋队(敢死队),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30余处。时张云逸年方十九,即踊跃担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因事泄,清两广总督张鸣歧严加戒备,被迫改变计划。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敢死队攻入两广总督衙门,与清军展开巷战。起义军奋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死伤过多,被迫退却。喻培伦、林时爽、方声洞、李文甫、林觉民、徐广滔等100多人,英勇牺牲。
当时清军围逼,张云逸身边炸弹已经打光,人员死伤甚众,奉命撤出战斗,但由于道口均被重兵把守,搜捕极严,虽化装亦无法出城。张乃与几个同志隐蔽在一民宅中。翌晨,他独自挎一竹篮上街买菜,其实是探望情况,觅求突围道路。返回时,见清军已入所居民宅,搜捕了全部同志,枪杀于路口。张因身材矮小,相貌敦厚,挎一竹篮掩身于路人中,清军从他身旁啸呼而过,竟未发觉。
后来,广州人民收殓烈士遗骸,得72具,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称“辛亥广州起义”,震动全国,不久即爆发了武昌起义。
张将军曾幽默地对我说:“如果那时我不出去买菜,就将是‘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在盛大的欢迎后面
张云逸将军在北伐时曾任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与国民党军许多将领有旧。1937年5月,党中央就派他从延安到香港,在华南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抵港后,他先派人同李宗仁手下的刘仲容联系,请他为之先容。6月上旬,即辗转乘飞机抵南宁。
他原担心此去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如不积极,将费一番唇舌。谁知下飞机一看,白崇禧竟亲自恭候于前,南宁各界人士杨旗鸣号欢呼于后,旗上大书:“热烈欢迎共产党代表莅桂!”声势煊赫,气氛热烈,实出意外。
接着,白崇禧前导,请他登车。却是敞篷汽车。白请他居中站立,自已则毕恭毕敬侧身一旁,径向南宁市中驶去。街道两旁已预有布置,学校、机关、人民团体列队挥旗,鞭炮齐鸣,不断高喊“热烈欢迎共产党代表!”的口号。到人群稠密处,白崇禧干脆请张云逸下车,携着他的手,面露笑容,缓步通过,时而举起相握的手,向欢呼的人群致意。
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一直被追捕残杀。现在李、白发动如此盛大的欢迎,张云逸立即意识到:固然有人心倾向团结抗日的因素,也显然是李、白在故意张扬其事,是对蒋介石表示的一种姿态,以便讨价还价。果然,后来从刘仲容那儿了解到:李、白和陈济堂曾于前一年(1936年)掀起反蒋、抗日的“六一”运动,遭到蒋介石的围攻,直到9月才和平解决。从此蒋介石施展故伎,分化桂系,扩展其在桂势力的活动,益发加剧。对张云逸此次来桂,李、白专门召开高级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党巩固国内和平、团结抗战的主张,并且以此要胁蒋介石。
张云逸分析了上述情况,两次致电中央。得中央指示后,坦率向李、白说明:只有以抗日的行动,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高低,只有失败。
谈判从6月12日开始,26日就达成了纲领草案七条。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敦请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张云逸将军是民主革命老战士,和国民党不少高级将领有旧,例如薛岳,就是他小时候坐在一张课桌旁多年的同班同学。因此,当国共达成合作抗日协议的时候,党中央就派陈毅同志和他分头到南方八省联络我党游击部队,下山整编为新四军。陈毅同志负责湘鄂赣各省,张云逸同志负责闽浙粤诸省。在奔走联络过程中,他们都随时与中央取得联系,汇报情况,接受指示。
可就在这之前,张云逸还为组建新四军完成了一件特殊的任务。一天,他突然接到中央电令,要他立刻去澳门,邀请叶挺同志出来担任新四军军长。叶挺自从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到潮汕,在三河坝地区遭到失败以后,就离开部队,避居澳门,一住10年,但仍一直注视着时局的发展。
张云逸化装成华侨阔佬,通过国民党军界上层人物的关系,平安到达澳门,并按党中央告知的地址,顺利地找到了叶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们在广州就相识。张云逸的到来,对苦闷的叶挺来说,不啻大旱之遇云霓。张云逸详细向他介绍了十年来的情况,以及大敌当前,党中央适时实行战略转变,与国民党合作抗日。考虑到军长必须是国共两党均能接受的合适人选,党中央决定请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叶挺来担任。张云逸随即出示了党中央的的敦请叶挺的电报。叶挺接电看后,激动不已,神情昂奋,立即表示决不辜负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于是马上束装就道,接受中央指示,奔赴上海,与周恩来同志会见。从此结束了他10年幽居的历史,重新开始了叱咤风云的革命生涯,张云逸从澳门回来后,继续执行他联络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任务,促成了新四军的组建。
我党对杨虎城的最后敦劝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因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及其阴鸷险毒的秉性,认识不足,均思以诚待他,或可感化,结果适遭其害。共产党有见及此,均曾谆谆劝诫,而不被接受,致成憾事。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登机去南京,以示“兵谏”之诚意(国民党说成是“负荆请罪’),事前未和当时在西安的我党代表周恩来商量,终致囚居终生,这已是众所周知,而对杨虎城,我党也曾作过最后诤劝,这却鲜为人知。
原来杨虎城被蒋介石遣送欧洲“考察”,七七事变后,于当年11月下旬,又满怀抗日壮志,匆匆返回祖国,奔赴国难,准备请缨杀敌。路过香港时,张云逸是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按党中央指示,特别去拜访了他,后又设宴款待。张向他转达了我党中央欢迎他同我们党共筹抗日的意见,并具体建议他直接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同志,然后到延安去。张云逸也向他概述了张学良一片愚忠得到的结果,以及抗战后蒋介石的一些作为,希望他能引鉴前车,洞察其奸,临事慎重,不要再蹈覆辙。无奈杨将军当时对蒋介石的本性,仍然认识不足,以己心度之,以为既然同意合作抗日,何分彼此,如去延安,反授以口实,因而拒绝采纳共产党的建议,率然去见蒋,谁知,蒋介石根本没有等到他来见他,就先下了手。杨虎城从香港来到长沙、南昌,就落入特务头子戴笠之手。从此铁窗冷雨,幽室凄风,长期监禁,直到全国解放前夕,终于全家惨死于蒋介石屠刀之下。

 
 

1941年夏天,我接到军部命令,到黄花塘为祝贺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张云逸同志五十寿辰做准备工作。黄花塘这个地方我是太熟悉了,这次去心情尤其不同……
7月,中共中央给新四军军部和二师发来贺电,庆贺张云逸同志五十寿辰,经张副军长本人同意、从各师抽调来的同志讨论通过决定把“寿宴”会场设置在一片松树林里。具体日期记不清是哪天了,那天来的人好多!
寿宴由张劲夫主持,位老致辞,祝词主要回顾了张云逸同志参加革命以来尤其在军队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
然后是张云逸本人讲话,他由衷地感谢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尤其感谢新四军军部为了给他办好这次寿辰,从各师、军分区抽调干部来筹备寿宴,还说粮食部门这回“损失惨重”了。
为了给他办寿宴,后勤粮食部门额外调拨了一批小米到二师,这小米就是我负责调运的。
听了张云逸同志的讲话,会场上掌声雷动,几次有同志高呼口号“向张副军长致敬”!晚上,寿宴在二师师部小礼堂举行,气氛很浓厚,大家纷纷向张云逸同志敬酒,祝贺他五十大寿。
我那时还不会喝酒,用酒杯装满了水,也走到他面前敬酒:“张副军长,您好,我是军部粮食处派来的,祝您生日愉快”!
张云逸同志以前根本不认得我,但仍然认真地和我碰杯,笑着说:“哦,粮食处的同志,你辛苦了”。说完一口喝下了杯中酒,此情此景我终身难忘……
寿宴结束后,大家都走了,我刚要出门,有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小同志,你等一下”。
我一看,原来是张云逸同志,他认真地说:“今天给我祝寿用的小米都用的是军部后勤部的”?
我点头,告诉他这是军部首长批准的。
他假装愤怒地说:“哪个军部首长批准的?我这个副军长就不晓得么!你一共调了多少小米过来”?
我报了数字,他又问按规定每斤该付多少钱,我连忙说:“不用付钱,这是军部批准给你祝寿用的”。
他严肃地说:“给个人祝寿这是私事,干私事怎么能够动用公家的粮食呢?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是要付钱的”。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取出个大牛皮信封,从里面掏出一叠钱交给我,“把钱交到后勤部去”。
我还吱吱唔晤地不拿,他更加严肃地说:“这是命令”!我只好把钱收好,走出了礼堂。
“给个人祝寿这是私事,干私事怎么能够动用公家的粮食呢”?这句话,长久地萦绕在我耳边……

 

难忘的日日夜夜 
欧阳山
  记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
  1934年6月间,正当全国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得异常激烈的时候,中央决定张云逸同志去湘鄂西工作,我是他的随同医生。
  张云逸同志在红军中早有很高威望。1929年,党派他到广西与邓小平同志等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他已到不惑之年,个头不高但很结实,目光炯炯,精力充沛,一张从容而又愉快的笑脸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我们这支队伍共300多人,编成一个西征支队,张云逸同志任司令员。就在我们行至赣南一个大山谷隐蔽休息时,突然遭到数倍于我之敌的包围。激战4个多小时,支队突出重围。张云逸同志因连续急行军和紧张战斗,终于病倒了。上级指示把张云逸同志留在南雄北山养病,一同留下的还有其他伤病员,加上警卫员、挑夫和我,共23人,只有4条短枪。
  南雄西北山,地图上叫大庾岭,位于广东南雄西北部,扼南粤与湘赣之要冲,地形复杂险峻,为古今兵家所必争。山上,松竹遍地,茅草满坡,野兽成群出没;山外,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层层封锁,频繁地进行搜山。当时,我们每个人除了一身破单衣,其余的粮食、背包和用具都在突围中丢光了,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张云逸同志由重感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上升到40度以上,时常昏迷,病情严重,我和警卫员小张紧紧地守护着他。张云逸同志病成这样,作为随同医生的我,苦于没有药品,焦急万分,有时禁不住籁籁落泪。然而,张云逸同志却是那样安详自若,他安慰我们说:“我的病不要紧,慢慢会好的,不必着急。”歇了歇又鼓励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嘛!俗话说,靠水吃水,靠山吃山,同志们多多想办法,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为了治好他的病,我发动大家献单方,采草药。这些土方草药还真灵,张云逸同志的烧终于退下去了,病情渐渐好转,同志们都为此而庆幸。进山初期,由于没有跟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我们没有粮食吃。张云逸同志亲自领着大家采香菇、挖野菜。香菇和野菜是用清水煮的,别说油,连盐也没一粒,又苦又涩。张云逸同志首先盛了一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边吃边打趣地说:“大庾岭是个大聚宝盆,吃的东西可不少。”他将碗一举说:“你们说,这‘山珍海味’,是不是老天爷对我们的优待呀!”逗得同志们一阵开怀大笑,野菜不知不觉下了肚。过了一些天,地方党得知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养病的消息后,派游击队带着菜、米、油、盐上山,对我们的生活与安全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为了防止敌人搜山时发现目标,张云逸同志叮咛我们不要搭棚子,大家都在大树底下露宿;每天的饭,乘早晨大雾弥漫时全部做好;每星期或10天转移一次。首长体弱,我看到他和年轻人一样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心里委实过意不去,于是背着他搭了一个小小的草棚。他看到后赶忙制止,严肃地对我说:“我和同志们患难与共,你不要让我搞特殊!”于是这个小草棚就只好当作临时的简易伙房用了。有一次转移,他还在发高烧,警卫员和挑夫要背他,他说啥也不肯,执着而恳切地说,“你们不要管我,快去背其他的重伤员吧。”说着便柱起竹棍,迈开了不太稳的步子。沿途,溯溪涉水,攀崖爬坡,张云逸同志不知摔了多少跤。他每次摔倒了都爬起来再走,坚持不给同志们添负担。
  张云逸同志大病过后很消瘦,眼珠凹陷,显出大大的眼眶。一次,好不容易为他买到一斤多白糖,他这个一勺,那个一勺都分了。只给自己留下一点儿,冲上一杯开水,我以为他该痛痛快快喝下去了吧,哪知他轻轻呷了一口,急急忙忙三步并作两步地给老炊事员送去。为了给张云逸同志补补身体,游击队的同志费了几番周折,特意弄来一只鸡,香喷喷的鸡汤送到他面前,他接过来往大锅里一倒,一边用筷子搅动,一边喊:“来,咱们有福同享吧!”这时一个同志急了,指着他颧骨突出的面庞,略带埋怨的口气说:“您老这样,我们可有意见啊!”张云逸同志一手叉腰,一手拍拍胸膛,故意提高嗓门大声地说:“看,比你们不差!象我这样的身体,阎王爷是不会要的,哈哈!”几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张云逸同志顾不上自己休息,总是首先逐个查问重病号的情况。为了让炊事员多休息,他不是拾柴、烧火,就是煮饭、炒菜。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老炊头军”。本来,我是他的保健医生,他却叫我多去照顾其他的同志。一天下午,我正在给一个伤员洗伤口,在一旁放哨的管理员老何突然使劲拽我,我猛一抬头,只见敌人只离我们十几米了。一个家伙大声喊叫:“有共军!抓活的!”远近的敌人也都叫了起来,看样子大概有一个连的兵力。我们一个箭步跳下悬崖,不顾一切地穿过几十米宽的沼泽地,朝对面山背跑去,引开了敌人,敌人东跳西窜也没有搜到我们,乱放了一阵枪,悻悻地溜了。天黑后,我们摸回来。张云逸同志上前一把将我抱在怀里,问长问短。同志们也高兴得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这半天,首长坐立不安,饭也吃不下!”“敌人一走,他就派人寻找你们去了……”是啊,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张云逸同志是那样镇定泰然,但我们遇到一点情况,他却那样紧张着急。望着首长慈祥的面孔,我激动得好久说不出话来。
  张云逸同志是广东海南岛人,方言口音较重,但能听懂。他说话时常习惯地摸摸胡须,做各种引人注目的手势。他几乎每晚都给我们讲革命故事,大家簇拥着他静静地听。银白色的月光洒满树梢,落在身上。。张云逸同志用大芭蕉叶啪嗒啪嗒地驱赶着蚊子,讲到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七军和兄弟部队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回师千里,5天打3仗,三战三捷,活捉敌师长的生动情景时,津津有味,喜形于色。
  10月,中央红军向西南转移的风声传到山上来,一向笑呵呵的张云逸同志变得深沉了,有的同志感到前途渺茫,提出“我们怎么办”的问题。张云逸同志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讲革命必然战胜反革命,革命低潮必定让位于革命高潮的道理,用很多通俗的比方来教育我们。他把手有力地朝前一挥说:“革命就象大海行船一样,不会是一帆风顺,总会有挫折,但这是暂时的。蒋介石一定被打败,革命胜利的目标一定能达到!”听了他富于哲理的分析,望着他坚定的神态,同志们有了主心骨,觉得光明就在前头。他还提出:“如果我们回不了部队,就和游击队联合组成粤北纵队,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个计划,由于后来中央指示我们归队,才没有实现。
  张云逸同志对游击队十分关心,游击队的同志们也非常敬爱这位朴实和蔼的领导同志。游击队的杨政委是个农民出身的硬汉,积极而热情,就是方法比较简单。一次晚上行动,一个伤员因负伤掉队,被他责备得哭了。张云逸同志知道后,马上找杨政委谈心。他说:“作为领导,处理问题,批评下级,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我们游击队和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和国民党军队有本质区别。指挥员要关心战斗员,不能有官架子,要做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啊!”他还说:“政治工作很重要,宣传教育平时就要多做、做好。激发了人的觉悟,军事工作和其他工作就好办了。”从此以后,老杨经常与群众打成一片,找同志们谈心,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在张云逸同志的关怀和教育下,游击队的革命性、政策性和组织纪律性都有很大进步。
  我们从7月进入南雄北山,到11月归队,共在这里度过了130多个艰苦的日日夜夜。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仍然是那样令人难忘。

 

忆张云逸副军长的几件事 
沈华新
  1992年是张云逸同志诞生100周年,这不禁使我想起抗日战争时,我在新四军司令部门诊所工作时,他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他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处处以身作则,以一位普通战士严格要求自己;非常关心干部、战士和群众的疾苦,以一个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出现在群众之中。还有……,这些高尚品德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中,他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永远崇敬他。
  亲自为老大娘请医生
  1942年,我们军司令部住在江苏省阜宁县停翅港。有一天上午,张副军长突然来到我们门诊所,和蔼可亲地对我讲:“小沈,我的房东老大娘病了,请你到我家中替她看看病。”我立即回答说:“我就去。”接着又说:“首长,只要叫通信员或警卫员来叫我一下就行了。……”他听了后,又很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讲:“小沈,听你的口气,似乎我就不能来了,你应该知道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子弟兵吗,我为什么不能来?你快去吧,我还要去四科有事。”我立即背起药包去替老大娘看病。我一边走,一边浮想联翩,心潮翻腾。记得有一次,张副军长警卫员跑来找我,要我给张副军长的家属去看病,恰巧,被张副军长看见,他就对警卫员说:“门诊所工作很忙,他们不但要为司令部许多单位巡诊,还要做防病保健工作,有时还要替人民群众看病……,以后凡是我的家属有病,只要自己能跑去看病的,都要自己去门诊所,不要门诊所派人来。”可是,他对房东老大娘却不一样,他在去四科工作途中,还亲自跑到门诊所,叫我出诊,去为房东大娘看病。他真是爱人民甚于爱自己的亲人,以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当我对老大娘讲,是张副军长叫我来的,在场的人民群众都感动得热泪滚滚。
  一定要儿子背着背包去上中学
  军部移到淮南黄花塘以后,一年9月的一天早饭后,张副军长见有一匹马不在,就问警卫员:我们的一匹马到哪里去了?这下很为难了警卫员。他深知在张副军长面前是不能讲假话的,如果说了假话,不但要受批评教育,还要严肃处理。更知张副军长以身作则的模范作风是一贯的,对自己和家属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从不允许破例。所以,警卫员还是老实地告诉了张副军长:“我和饲养员看小张年纪小,背着背包等东西,还要走这么远的路,怕他吃不消,所以用马送他去上学。”他听了后,立即下命令,叫警卫员将他儿子追回来。在追回后,他和他们就此事开了一次小讨论会。老饲养员首先讲:“是我看小张年龄小,同时我也有空就送他去了,千万不要怪他们……。”警卫员接着说:“是我叫的,这事做得不妥,以后我保证不这样做。”可张副军长却和蔼可亲地对他们说:“我们都是老同志了,都知道我们部队在红军时代就有许多红军小战士,现在也有不少抗日小战士,他们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爬山越岭,身上背着背包和我们一样行军几十里,甚至100里以上,有的还要照顾伤病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和我的儿子年龄差不多大,有的甚至还比他小,他们能这样做,为什么我的儿子做不到呢?何况,他背的东西比小战士轻,又是白天,路又好,走的路程又比小战士少。绝不能因为他是副军长的儿子就特殊,要知道我和你们都是普通的革命战士,和那些可爱的小战士之间是同志关系,只是我分工担任副军长……。”听完张副军长的发言。大家一致认为用马送小张上学的做法只对他有害。小张听后也抢着发言说:“爸爸,妈妈,叔叔们!请您们放心,我一定向红军抗日小战士学习,学习他们不怕苦的好思想。”讲完后,立即很愉快地背上小背包上学去了。
  在战士中过节日
  我记得每逢中秋节或春节,只要张副军长在军部,他都要到战士中去过节日。有一年的中秋节,我到他那里去巡诊,他老伴对我说:“他一早就去特务团了,要和战士们一起过中秋节了。”这使我想起也是这一年春节的上午,我去炊事房检查饮食卫生和炊事员中有无患病的。正好遇到我们的张副军长已在那里和炊事员一起包饺子,他边包边和他们谈家常。他问炊事员在参军前在家里过春节的情况,炊事员们都踊跃发言,当有几位同志讲到那时在家过春节时,想吃一顿饺子都很困难时,这时,张副军长用启发式方法发问说:“这是不是你们的命苦,地主的命好决定的。”炊事员们说:我们说不清楚,请首长跟我们说说。张副军长很亲切地说:“什么命苦命好都是一些骗人的鬼话,我们的命都是一样的,只因为地主老财家占有很多土地,而你们家有的没有土地,有的也仅是有很少的土地。因要吃饭,那只有给地主种田,或租地主的土地,而地里收的粮食又大部分被地主拿去,收上来的粮食不够吃,只有向地主借钱,借粮。借钱是要付高利息,借粮一斗要还2至3斗,这样一来,你们家就越来越穷,所以过年时想包一顿饺子都困难,你们说对不对?”听了张副军长的一番话,炊事员们都齐声答:“是这样的道理。”张副军长继续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不但要使全国人民在春节时能吃上饺子,而且要使全国人民都富裕起来,生活越过越好。在平时也能吃上饺子、鱼、肉等好东西。这种情况只有在日本侵略者被我们赶出去以后,把代表地主老财的阶级推翻,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你们有了自己的土地,粮食才能归于你们自己,日子才能越过越好。所以,我们当前首要任务是要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炊事员们听完了这席话,都喜笑颜开地说:“到那时就好了。”有一位炊事员激动得站起来讲:“到那时我一定请首长和同志们到我家过春节。”逗得大家都笑了。
  下午,我又去警通连巡诊。连队领导为使战士们过一个愉快的春节,不但这几天伙食搞得好,还组织一些文体活动。突然战士们都站起来齐声鼓掌并高喊:“我们的张副军长又来拜年了。”我抬头一看,果真是张副军长,只见他面带笑容,不断地向同志们招呼讲:“同志们!我又来向你们拜年了,祝你们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在今年的各项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他见战士们正在做拔河比赛等文体活动,就说:“同志们,我来当你们拔河比赛的裁判员好吗?”战士们个个都高兴地鼓掌道:“欢迎!欢迎!”这时连队文体活动更加热烈了。当他的拔河裁判基本结束向战士们告别时,战士们又以热烈的掌声欢送张副军长,并齐声高呼:“祝首长身体健康!”一直等他走了很远,才继续进行各种文体活动。
  张副军长就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生活在群众之中。回忆起当时印象最深刻的3个事例,脑中很自然的又出现张副军长在行军中的形象。当他看到哪位同志患病,他就跳下马,让病人骑上他的战马,而自己和战士们一起行军的情景。
  张副军长!我们怀念您,崇敬您。您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一定踏着您的足迹,永远向前,为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