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啸下的中国中西部

• 　　金融危机下返乡的年轻人让这个冬日的村庄变得焦躁。想走，却不知道去哪里。留，也不想学耕田犁地。要不就要和留在村里的中老年人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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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们收起行囊，不是奔向异地，而是回家。这一次，我们以记者的眼光，打量着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打量着金融海啸下中国中西部那些平静的小村庄，小乡镇，小城市。

在那些经济融入了全球化链条的地方，这个冬天有点冷。而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金融海啸的冲击波似乎并未到来。

我们深信，在这些闪光灯照耀不到的地方上演的，是或多或少被忽略乃至被遗忘的另一种真实，另一种历史。没有这些，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图景，或者说现代化进程关键节点中的中国图景，注定残缺。

江西高安市建山镇塘下村

金融危机下返乡的年轻人让这个冬日的村庄变得焦躁。想走，却不知道去哪里。留，又不会也不想学耕田犁地，要不就要和留在村里的中老年人抢工作。但不管怎样，多年走南闯北的打工生涯重塑了乡村整整一代人，他们将给古老乡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带来巨大的冲击

80后：“我一定会出去”

这个春节，那些返乡的80后中，有很多人变得焦躁不安。

这群揣着山寨版苹果手机，头顶莫西干和朋克“杂交”风格的发型，会用粤语进行交流的年轻人，在离牛年还有很长日子时便从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工厂里提前返乡，一下子回到了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劳动力输出大省江西的劳动力输出大县高安市建山镇的各个村庄。

面对每年都没有什么变化、贫苦依旧的村子，他们迷茫，忧愁，渴望工作，却又不知道希望在哪里。

谢金辉，27岁，塘下村人。迫于生活压力，从16岁开始，他就南下广州讨生活。远离家乡是孤单的，但在广东中山服装厂和洗水厂每年一万元左右的纯收入，却比在家种地要多不少。

不过，这个差距在逐年缩小。他离家外出打工的那一年，是谷价最低的一年，一百斤才36元，现在晚稻价格已经超过了100元。“如果我不去打工，生活会更糟糕。”谢金辉说。

这个1982年出生的小伙子赶在今年春节前结婚了。结婚几乎掏空了他这几年的积累。春节一过，又到了寻钱的时候了，也又到了去南方的时候了。

虽然，去哪里是个大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塘下村的年轻男人们是要出门找活的。

“我一定会出去，但我不知道何时出去，不知去向何方。”谢说。听到这话，他可爱的新婚妻子的眼中饱含着泪水。

当正月初七记者截稿的时候，这个村子还是充满了告别的氛围。与往年夫妻双双把厂回不同，今年形势不好，很多工厂要女不要男或者要男不要女，对一些刚刚结婚的少男和少女们来说，他们必须开始学会独立面对一切和品尝思念。

而村里一些孤寡老妇，在破败祠堂前的池塘洗衣服时，面对洗衣服时抱怨男人们常年不归而坐立不安的妇女们，总会像传教士一样以自己寡居多年的经历“布道”。

她们的话翻成城里的语就是：“坚守你们的信念，即使丈夫不在身边的时候。”

留下来，抢父辈们的饭碗？

村里马上就要修水泥马路了，农田也要搞规划，以方便机械化耕种。谢金辉说，也许，更多的失业返乡者会选择留下来。

不过糟糕的是，这些年轻人不会耕田犁地，没法也不屑于接过父母肩上的扁担。

如果不走，他们就不得不和留守在村里的父辈们抢饭碗，比如去砖厂这样的乡镇企业干活。

47岁的寡妇付红花就在村附近的砖厂做工。和她一起在砖厂打工的男人们几乎都是村里五六十岁的人。这份活虽累，付因此还患上了腰肌劳损，但收入还行，因此她十分珍惜。不过现在付红花却有些担心，这份苦力活有可能被那些返乡的失业打工者抢去，甚至是外来的年轻人。

年前，一些四川、贵州来的年轻人已经来到了当地砖厂。

砖厂老板也很犹豫。一方面，外地人容易管理，不像使用本地人难以管教，而且外地人住在砖厂，方便下雨天能够起来盖砖，这对住家的本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老婆孩子热炕头是雷打不动的习俗，男人们不会让自己的女人半夜出门依然是个规矩。

但另一方面，作为本地老板不使用本地工人将会被人们戳脊梁骨，在这片地区立足肯定会受到排挤。

“平的”世界

那些与返乡打工者们年龄相仿但一直留在村里做点小买卖的青年们也已“现代化”。与那些打工者整天呆在珠三角的工厂里三班倒、没有时间全面接触城市社会不同，这些在老家的青年们是村里紧跟时代潮流的那一小部分人。

他们大多数在镇上开饭馆或做小买卖。他们经常出入镇上的网吧，他们谈股论金。镇上的网吧老板还专门为各村的基民和股民们开辟了一项个性化服务——在网吧电脑上装上大智慧行情软件和各大证券公司的交易软件。《乡村爱情》是他们近来讨论最多的一部电视剧。

塘下村的村民们没有听说过《世界是平的》这本畅销书，他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北京奥运会跟他们也会牵扯到：离北京1500多公里的当地一家砖厂在奥运会期间也被迫要求停工以保障北京电力供应，并为绿色奥运和北京的蓝天作出贡献。

他们也深深地跟几万公里之外的华尔街联系起来了。金融危机下无完卵。四川和贵州的20-30岁的年轻人们跑到这里来打工，年前一则“本土人一个都不要”的传闻吓坏了在砖厂干活的中老年人。

国家大事在心头

这些江南大地上普普通通的乡里乡亲，不管文化程度是高是低甚至不管识不识字，都对国家大事有着诸多城市白领无法比拟的关心和了解，从奥巴马到金融危机，从温家宝2009年最头疼的就业问题到国家赔偿法的最新修改。

电视是他们了解外面世界的主要途径。在老家，花300元就可以装一个“卫星锅”，不仅仅能看到凤凰台和台湾电视，连以色列国家电视台的节目也能收到。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琢磨着一些他们觉得很有必要思考的事情。这些生活在农村最底层的乡里乡亲，他们会围着记者追问如何看待中央新一轮的土地改革涉及的土地流转问题。

当记者把不同经济学家解决“三农”问题的观点讲给他们听，比如最近茅于轼被质疑粮食无安全危机论，以及农村土地私有化，以及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取消乡镇一级政府、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机制，甚至成立农会、扩大村民自治的“海选”为乡级政府直选，他们都能很快根据现实操作的可能性提出各种赞成、反对或补充的意见。

有的时候，你甚至觉得，这些以种植水稻、花生和养猪为生的农民兄弟，比城市里的中小企业家、公司白领、大学生更密切关注这个国家的改革路径和国家发展的命运。

他们绝不无知，更不愚昧，有掌握自己命运和发言的迫切愿望。他们分析问题有时显得有点以偏概全，但绝不盲从，并喜欢表达自己的看法。尤其是与他们有关的话题，他们用算经济账的方式，常常得出让记者吃惊的结论。

如今，村里这些青壮年们不可能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逆来顺受，这或许会给当地的治理带来新难题。然而，多年走南闯北的打工生涯重塑了乡村整整一代人，他们将是未来新农村建设的中坚力量，并将给古老乡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带来巨大的冲击。

（应采访者要求，本组报道中有部分人名为化名） (本文来源：南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