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大将

张云逸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1892-1974）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杰出军事家。海南文昌人。1908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后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参谋长。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2月，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军长，参与创建右江苏区。1931年3月率部进入湘赣苏区。同年冬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和红1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往来于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福州、桂林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与领导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1938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指挥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11月率两个连到江北无为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后率部东进，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指挥第4、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在淮河以南、津浦路两侧积极打击日伪军。1940年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与书记刘少奇等指挥第4、第5支队主力先后取得大桥、半塔集反顽作战和夏季反“扫荡”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校长。直接领导第2师同敌伪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经济封锁进行斗争，同时注重加强根据地建设。1943年11月，陈毅赴延安后，他代l理军长，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4年7月部署第4师主力西进，基本上收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同年冬部署第1师一部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接着又指挥新四军各师开展对日大反攻作战，歼灭大量日伪军，收复大片失地，为创建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第1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1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为华东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1974年11月19日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10月，辛亥革命爆发，加入革命军行列，充当炸弹队队长，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

　　1912年，到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由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遣，到海南岛北洋军中做反对袁世凯的工作。在此期间，秘密发展反袁“三合会”成员80多人。

　　1921年，到粤军工作，任香山护沙营营长。

　　1923年，任广东揭阳县县长，为政清廉，受到廖仲恺的赞扬。

　　1924年，积极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受派到广东许崇智部任旅长。

　　1925年，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先后两次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屡立战功。

　　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参谋长、第2方面军参谋处处长。先后参加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河南等战役战斗，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0月，在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与周士第等秘密组织、掩护第25师的大部分人员参加南昌起义。11月，任国民革命军海南岛绥靖司令。遵照党的指示，执行“经营海南计划”，在登陆海口时情况突变，机智脱险，到上海找党组织。后根据党的指示，回广东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8月，中央决定他到广西做兵运工作。

　　1929年7月，任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在此期间，采取措施，改造部队，使之发生了根本变化。10月17日，带领1000余人撤出南宁，掩护中共派往广西的代表邓小平及军械船只到达右江地区。10月20日，与邓小平会见。22日，到达百色后即研究起义问题。28日，率部歼灭了反动的警备第3大队1000余人。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宣告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在庆祝红7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1930年——1939年

　　1930年3月，率红7军到桂黔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在此期间，筹措了大量经费和物资，攻占了贵州榕江等城市，歼灭了不少敌人。

　　1931年1月2日，红7军占领全州。前委会讨论中央指示，在是否攻打大城市的问题上，由于他和邓小平的坚持和斗争，决定放弃攻打桂林、柳州等大城市的计划，去江西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会合。2月3日，红7军整编为两个团，在抢渡乐昌河时被敌截为两部，张云逸率未能过河的第58团一部在水口与红军独立1师会合。3月，指挥红7军和独立师在茶陵击溃敌两个团。4月初，任红7军河西独立师指挥部总指挥，和李明瑞等指挥红7军第55团、第58团攻占安福县城，歼敌一个团。接着，连克茶陵、安仁、遂川等县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2次反“围剿”作战。7月22日，率红7军在雩都县桥头圩与中央红军会师。毛泽东、朱德高度评价了红7军的战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授予“转战千里”的锦旗。11月，任中华苏维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奉调到中央军委工作，先后担任红1方面军副参谋长兼第1局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在此期间，撰写文章，总结作战经验，发表在《红星报》上。

　　1933年11月，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中华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谈判，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的具体规定，推动了第19路军与红军联合，共同抗日反蒋，接着，又奉命去福州对李济琛、蔡廷锴等开展统战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兼任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参与制定红军的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为红军进军贵州、抢渡乌江、占领遵义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9月，任北上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副参谋长。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西北军委成立后方办事处，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后方工作。

　　1936年4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副参谋长兼渡河司令员，为部队东征与回师做了许多工作。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7年5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华南搞抗日统战工作，与桂、闽、川等地方当局的代表谈判，订立共同抗日协议，在广州、福州等地建立八路军办事机构。同时，到闽、浙等省传达中央指示，为新四军的整编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任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3月19日，他在参谋会议上作了题为《参谋工作建设》的报告，11月，带领军部特务营到达无为地区，和国民党豫鄂皖边游击总司令廖磊谈判，建立了统战关系，并把我党领导的庐江、无为地区游击队整编为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作战任务。同时，他指挥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挺进淮南路东，开展皖东游击战争。

　　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前委书记。在此期间，整顿了新四军第4支队，组建了新四军第5支队，创建了以半塔集、藉塘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完成了新四军向皖中、皖东战略展开的任务，1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

　　1940年——1949年

　　1940年春，和刘少奇等领导淮南军民英勇作战，粉碎了安徽李品仙、江苏韩德勤等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巩固了淮南抗日根据地。11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12月，和徐海东等指挥部队，取得了对日伪军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第2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在此期间，他大力号召和组织军队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取得了显著成绩。

　　1942年2月，兼任淮南军区司令员，为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作出了很大努力。同年夏，他奉命专任新四军副军长，在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期间，主持全军军事工作，领导淮海、淮北和淮南军民取得了冬季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1943年3月，部署了新四军第3、第4和第1师的反“扫荡”作战。

　　1944年，部署和指挥苏北、苏中部队连续开展了春夏季攻势作战，进行局部反攻，攻克了许多重要据点。8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部署新四军第4师西进作战，收复了8个县，恢复了豫皖苏边根据地。同年秋，部署新四军第1师渡江南下，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参与领导华中军民继续向日伪军发动进攻，解放淮阴、淮安等30多座县城，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使新四军发展到30多万人。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饶漱石等部署江南部队北上工作，组织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和华中局等机构。10月，率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临沂，与由延安返回的陈毅会合。1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华东局，批准饶漱石、陈毅、张云逸、黎玉、舒同为华东局常委。

　　1946年1月，兼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新四军军部和军区工作（陈毅司令员在前线指挥作战）。

　　1947年1月，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日常工作。8月，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移至渤海惠民地区，成立了党的后方工作委员会，任书记，领导华东地区的土改、支前、整风、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等工作，为华东野战军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1948年11月，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继续在后方主持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工作。

　　1949年1月初，提出了支援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准备工作问题，并制定了兵员、干部、民工、粮食等支援计划。3月，参加党的7届2中全会。9月22日，中央决定他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全国政协1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委员，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2月，率领一批干部赴广西工作，同时任中南军区党委委员。

　　1950年——1974年

　　1950年2月，在广西省委、省军区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以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作为全省部队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至年底，全省消灭土匪11万多人。

　　1951年，全力组织和领导广西剿匪工作，胜利完成了党中央提出的在5月1日前消灭全省土匪的任务。毛泽东致电嘉勉。

　　1952年2月，经党中央批准，在杭州疗养，后到苏联治病。

　　1953年，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党委会委员，同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后又连任第2、第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62年3月，作为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力量委员会副主任，对沿海7个省军区参谋长发表重要讲话。9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3年8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4年11月1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大将张云逸生平介绍

　　一、陈赓“逮捕”张云逸

　　1928年8月的一个深夜。上海新闸路一栋小楼上，两位中年男子正用广东话低声交谈。 “胜之兄，由于国内局势突变，中央决定要你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机会，另行安排去处。”说这话是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 被称为“胜之兄”的男子眉头一动，说：“眼下革命处于低潮，党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好，现在周恩来同志要求我们到各地组织军事斗争，准备东山再起。” “此着甚合我意。连日来东躲西藏，隐姓埋名，我早就不甘受此屈辱了。” 停了一会儿，“胜之兄”问道：“党准备派我到哪里去？” “广西” “广西？”，“胜之兄”略有迟疑，因为他曾栽在桂系军阀手中。但作为共产党员，他知道命令就是一切。“我服从命令，我一定尽快赶到广西去。” “胜之兄”回到寓所，订好船票，准备出发。“天有不测风云”，在他即将动身之际，四名警察突然闯进了“胜之兄”的住处，不由分说，扯下了他的长袍马褂，给他换上了一套西服，并且还在头上安了一个假发。 “你们这是干什么？”“胜之兄”大怒。 “从现在起，你就是毒品贩子！”警察头目笑着说。 “放肆，我是正经生意人，哪有什么毒品，放开我！” “正经生意人？”警察头目冷笑一声，下令一名警察打开“胜之兄”的皮箱，打开之后，“胜之兄”目瞪口呆。皮箱里面真有十几袋“白面”。 “你们这是栽赃陷害！”“胜之兄”大叫。 “带走！” 刚走出公寓，又有一伙人拦住了去路。“干什么的？” “抓住一个贩毒的。”警察头目洋洋得意地说。 “等一下，我们要检查！”那伙人强硬地说。 “胜之兄”一看这阵势，伸冤的机会来了，大喊起来：“我不是毒品贩子，放开……”话音未落，一只手帕塞进他的嘴里。警察头目又扬起一只巴掌，照“胜之兄”脸上劈了下来。又把眼睛一瞪，向拦路的便衣喝道：“执行你们的任务去，看什么热闹？小心放跑了狐狸。” 便衣们一看这架势，便不再纠缠，各回各位，继续守株待兔。 警察把“胜之兄”押上车，警察头目望着他，戏谑地笑道：“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胜之兄”已被扯掉手帕，他似乎觉得有什么蹊跷，“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贩毒，自然要把你押到警察局了。” “我不是毒品贩子。” “哼”，警察头目打开了“胜之兄”的箱子。“胜之兄”紧张起来。当警察头目拿出一叠文件时，他大叫一声，欲扑过去，无奈被反绑，动弹不得。 “哈哈，本来只想发点小财，没想到抓个共产党，大名鼎鼎的张云逸。兄弟们，发财了！” 张云逸现在只有后悔的份了。 过了一会儿，车停了下来。张云逸被反绑着押下了车。他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 “报告局长，犯人押到！”警察头目笑哈哈地说。 “怎么搞的，还扭着双手？”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张云逸抬起头，天哪！这不是周恩来吗？ “云逸同志，委屈你了。”周恩来快步迎了上来，又扭头向警察头目训了一句：“你这个陈赓，什么时候还开玩笑！” 陈赓则哈哈大笑：“我这场戏演得好啊！”扑上来，一把抱住张云逸：“张大哥，小弟失礼了。” 张云逸恍然大悟，一拳打过去：“你呀，真会装神弄鬼，也不怕我跟你拚命？” “我要不这样，你会这么配合吗？我虽然打了你，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笑，要是你也被活捉，谁也笑不起来了。” 原来党内出了叛徒，好几名同志已经被捕，杨殷同志也包括在内。如果不是陈赓演那场戏，张云逸说不定也早被门口那四个便衣抓了起来。 而如果不是陈赓这场戏，后来的百色起义，也会少了一色。

　　二、审时度事 打不过就撤

　　1930年11月，张云逸率领红七军，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准备攻打宜山县的庆远镇，尔后之取柳州。因庆远守敌防守严密，部队改道向天河、罗城方向前进，当我军行至天河与罗城之间的四把时，突然与敌遭遇。原来，广西军阀白崇禧已发现我军企图，亲自带领2个主力师前来围追堵截，并以2个团的兵力据守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四把。敌人拼死把守关口，以猛烈的火力封锁我军。我军与敌激战4个昼夜，在消耗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后，张云逸得知敌主力正向我右侧迂回，战局将要发生逆转，如果继续恋战，后果不堪设想。他当机立断，决定连夜撤出战斗，向龙岸、三防迂回前进，从而使敌包抄计划全部落空。 我军转移攻击方向后，直取长安镇，在这里又与敌激战4天，歼敌大批。张云逸闻报敌正在向我两翼迂回，援军急驰而来，而我军连日竞战，疲惫不堪，战斗僵持下去，对我不利。他又一次改变计划，放弃了攻城，指挥部队迅速转移，使敌人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从而保存了我军力量。正如他在战后总结这两次战斗时所说的：“四把和长安这两次战斗不等于是敌人的胜利，我们的主动撤离，是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今后的胜利……” 又如，1930年10月，张云逸率领红七军在袭击武岗的战斗中，由于城墙太高，我军缺乏攻城器材，敌人凭借有利的地形顽强死守，连日攻城不下。战至第六天，守城之敌得到飞机的火力支援，湖南军阀又急派8个团的兵力赶来驰援，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张云逸根据这种客观形势，决定立即放弃攻城计划，带领红军向安全地区转移，迅速撤出了战斗，甩开了敌人，使我军转危为安。

　　三、一曲空城计 拖住数千顽军

　　1940年3月7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策动驻皖桂系顽军5000多人，分3路围攻皖东津浦路西定远县大桥镇。其中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率3000多人由北而来，皖东专员李本一率2000多人从南而来，定远县县长吴子长率五六百人自西而来，妄图一举消灭驻大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五支队司令部及后方机关。由于顽军行动诡秘，沿途封锁消息，当新四军发现时，颜仁毅的先头部队已迫近池河西，距江北指挥部仅一水之隔了。 而此时新四军的兵力几乎全上了前线，驻大桥部队除1个特务营外，剩下的全是老弱病残者，情况十分危急。大敌当前，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的张云逸临危不惧，从容调兵遣将，部署反“摩擦”。他首先果断命令离大桥较近的第四支队第十四团火速从红心铺驰援大桥，命令特务营迅速占领池河东岸的有利地形，准备坚守待援。宛如诸葛亮弹琴退仲达一样，张云逸也从容不迫地安排了一曲空城计。 第二天一早，乌云布满东边的天空，直到10点，太阳才从乌云里露出脸来，池河水面上洒了一条条暗淡的光环。颜仁毅率十二游击纵队一千多人马，气势汹汹来到池河西岸。可是，池河边，却呈现出这样的场面： 成百上千的群众，手举彩色三角小纸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群众高呼口号：“欢迎国民党部队抗日！”“欢迎颜主任抗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四野，震荡着池河上空。 颜仁毅进攻前，估计到战况的激烈，甚至估计到失败，可万万没有估计到这个场面，不觉愕然，在民众面前涨红了脸，羞愧难言，一时不知所措。这些群众手提茶水、香烟来到颜仁毅部队，倒水递烟，说着没完没了的话，千方百计地磨蹭时间，拖住了这股敌人，从而为新四军主力的到来争取了集结兵力的时间。 这一“军”，将颜仁毅“将”得动弹不得，在池河西岸逗留了半日。 四、“江青算个什么东西！”——文革二、三事 “文革”中，张云逸将军大义凛然，刚直不阿。在那场空前的浩劫中，他几度受到冲击。当大字报铺天盖地时，他心境仍能平静，因为他对自己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有着“谱”。但是，面对老战友一个个被揪斗，他心中掀起了狂澜。一天，造反派闯入他家。一个头头拿出一份张将军的一次讲话稿，说是和刘少奇、邓小平一个“腔调”，勒令“交代”与刘邓在历史上的黑关系。张云逸义正辞严地驳斥道：“黑关系，什么黑关系？！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是新四军政委，我是副军长，他和我一起领导新四军抗战，你们说，他和我是什么关系？这种已经写进历史的关系，我还能划得清吗？”造反派们张口结舌，无语可答。 “说到邓小平，他代表党中央，到广西和我一起组织策划，成功地发动了百色起义，他和我的这种历史关系，我也无法划清吧？”造反派理屈词穷，只好悻悻地离开张云逸家。 在造反派闹哄哄地搞“围困中南海”的日子里，张云逸将军在散步到护城河旁，望着对岸故宫那高墙内的红砖黄瓦，听着从中南海方向广播喇叭里传来的歇斯底里的“打倒刘少奇！”的叫喊声，将手中的拐杖连连撞击地面，大骂，“丢那妈！乱来，乱来！”妻子韩碧听见后吓了一跳，忙跑去扶他回屋里。韩碧为了张云逸不再受刺激，只好和丛秘书商量，尽量对他封锁消息。张云逸知道后，吩咐孙儿孙女们到王府井给他买来各种各样的小报。看了小报，他又总是阴沉着脸，唉声叹气。韩碧发现，又给他断了小报的来源，他虽嘟嘟囔囔的，但也只好接受。 1969年初，林彪一伙为了整倒徐海东大将，不让他出席党的“九大”。而经毛主席紧急提议，徐海东还是出席了开幕式，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有一天，张云逸将军刚坐下来吃饭，就有一伙人闯进家里，要他揭发交代徐海东在新四军与他共事时反毛主席的罪行。张云逸开始还一声不吭，但最后终于按捺不住将筷子一拍，站起来吼道：“你们懂个屁！”他看到一些大字报，气愤地说：“胡说八道！天下都是你们打的！”还对身边的人说：“江青算个什么东西，到处讲话发指示，在延安我就看她不成才，不成器，不是个东西。”“陈伯达从没带兵打过仗，写文章还可以，当中央领导人不合适。”“黄永胜到了北京就变了，与林彪搞到了一起，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