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政策隐患渐显

三十年会造成多么大的变化啊！1980年，中国担心人口出现超出其负担能力的爆炸性增长，因而实施了富有争议性的独生子女政策，通过这一颇为强硬的手段限制生育。

如今，在中国开始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际，人口学家表示，在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有一些地区人口却太少，劳动力严重匮乏，光棍众多，而这可能危及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不管是不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事实是，中国的生育率已大幅下降，而且越来越多的家庭表示不想生第二个孩子。上海屡次出台措施鼓励生育，但毫无成效。据人口学家表示，上海的生育率已是全球最低水平。《东方邮报》(Oriental Post)近期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8.5%的上海人想要二胎。

甚至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由于更早实行的晚育和加大生育间隔政策，中国的生育率就已经下降了一半。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蔡泳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生育率就已下降到了人口替代水平以下。蔡泳估计，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为每位妇女生育1.5个孩子。

然而，与所有社会实验一样，计划生育政策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劳动力紧缺——这可能危及这项政策旨在维护的经济奇迹。人口学家表示，由于劳动力太少，而老人太多，中国面临着老龄化危机。中国同样面临着婚姻危机：由于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加上生育限制，中国的性别比率已严重失调，很多人找不到老婆。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讨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圈内人士认为，中国不久就会在五个省份略微放宽生育限制。不过，由于存在许多豁免措施，许多人口学家早就经常把只准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叫做“一个半孩子政策”。

他们估计，最多只有60%的中国人口受限于一胎政策。比如说，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允许生两胎；在农村地区，第一胎是女孩的，允许生第二胎（因为在传统地区，延续姓氏必须靠男孩）；少数民族的生育限制较为宽松；子女残疾的父母，允许再生。

但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时仍然颇为残忍。最近，厦门市计划生育部门强迫一位孕妇通过药物注射的方法，把8个月大的胎儿打掉。

阻挠改革也符合计划生育部门的既定利益，但人口学家表示，市场往往会代政府行使职责：与世界其它地区一样，当人们变得富裕并且迁入城市后，就倾向于少生孩子。

蔡泳表示，对比江苏（严格执行一胎政策）和浙江（允许在个别情况下生二胎）这两个相邻省份的出生率就会发现，独生子女政策几乎对此毫无影响。由于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两省的出生率相差无几。

山西省翼城县的居民因严格服从一胎政策，政府从25年前就开始在这里试验两胎模式，但也有一些限制性规定，比如妇女的生育年龄要进一步推迟，而且两胎的生育间隔至少为6年。

但奇怪的是，翼城县的出生率竟然略低于中国其它地区。一份报告显示，翼城县人口在试验的25年间增长了20.7%，比中国总体增长水平低了近5个百分点。男女性别比率也恢复到正常水平，遗弃女孩现象减少。

蔡泳表示：“过去的观念以为，人们总是想生很多孩子……但事实上（翼城县的人）生两胎、甚至生一胎之后，就不想生了。”

翼城县人口试验的设计者梁中堂表示，他认为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不会有多大影响。“我研究了30年中国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任何效果：人们生孩子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

译者/杨远

人才：中国未来发展的驱动力

今年6月，中国发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人才规划》——编者注），为未来如何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制定了系列的方针。这对于中国当前、未来30年、甚至更远的将来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人才规划》的目标是使中国摆脱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体力劳动者”和“低端知识工人”的角色，由“世界制造中心”成为“世界创新创意中心”，提高自身从国民到国家的整体素质，最终由区域大国变为世界大国，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

《人才规划》的颁布之际，也正是中国政府面临经济转型、遭遇升级挑战、反思发展模式之时。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应当审视过去30年的国家发展战略，重新制定战略。因为未来的发展，尤其是知识服务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将不是土地、能源，而是人才。因此，在未来中国众多的发展趋势当中，如何培养、引进并发挥人才对转型发展的驱动力作用，将是个极为关键的因素。

1．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型

然而，在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正不断加速。去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创历史新高，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从2008年的725万飙升至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未来十年到三十年之间，中国将彻底进入老龄化社会， “人口红利”将不再存在。并且，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的挑战也会日益严重，今年以来，全国发生多起工人对工资过低表示不满而引起的罢工事件，甚至自杀事件。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年轻人的整体负担只会日益加重；同时，内需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提高国民的购买力，而大多数人购买力的提高必然来自收入的提高。中国将不得不慢慢失去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劳动力廉价因素。

如果不把推动中国发展的驱动力由“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不仅仅知识经济发展不起来，未来，“制造工厂”也会从中国东南沿海迁到中西部，接着迁移到越南、墨西哥、印度甚至非洲、南美洲等更具有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交通也一样方便的国家和地区。只有形成“人才红利”，才能在经济发展与维持国民绝对高收入以及在全球相对高收入中获得平衡性发展。

2.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

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那就是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严重不足。中国每年高校毕业生数量目前超过600万，其中大多数都遭遇了求职困境。到2020年，中国劳动人口中将有近两亿的大学生，大学生就业不足将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知识经济和知识服务产业的不发达，进而形成了就业空间的不足。人才缺乏影响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又影响本土人才的培养。对政府而言，这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政府机构吸纳就业的容量非常有限，解决大多数大学生就业的关键在于企业——我们迫切需要能创造大量知识就业机会的创业创新人才。

因此，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不只是政府的问题，也是全社会的问题。为了使中国科技再上再上一个新台阶，提升中国在产业价值链上的位置，打造在质量、创新和服务方面享有国际盛誉的知名品牌，中国需要重视人才，打造创新型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建立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的中长期规划纲要，并贯彻执行。

3. 从招商引资向招才引智的转型

另一个审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方法是关注过去中国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2009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2万亿美元。今年6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更是再创24543亿美元的新高，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的全球最大出口，并没有带来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企业的高利润与劳动者的高收入、以及中国企业的大量走出去与国际化。原因就在于人才的问题，使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的角色更偏向于“加工厂”，而非掌握核心技术与创新、创意环节的“公司”。引进技术可以让中国具备技术基础，能够轻易仿造高新科技产品，但是，缺乏人才导致缺乏自主创新、创意能力，不掌握核心技术，中国就无法必需进行产业升级。

4. 从硬件建设到向软件建设的转型

中国经济长期依赖政府调控，经常用“全民运动”的形式进行经济建设，导致了重投资、轻消费，重硬件设施建设、轻软件建设的发展模式，政府投资过于注重铁路、公路、基建等基础设施建设，民间投资偏重于房地产等硬件建设。然而，靠投资基建拉动经济而不注重消费驱动，将来就可能面临经济产能过剩的危机。

未来，政府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尤其需要将投资方向转向教育、研发、公共卫生发展、节能与环保、体制建设、社会福利以及其它相关的、能够平衡中国发展的软件领域。中国需要转变观念，从热衷于硬件建设转向软件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围绕人才、高技能劳动力以及专家和知识群体制定战略措施。

5. 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人才驱动型经济的转型

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外国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投资占到了中国经济的45%，这一持续的水平在中国和其它各主要经济体当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保持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平衡发展，中国必须平衡经济发展，更加重视减少居民储蓄、推动国内需求。为平衡经济发展，中国应当减少对固定投资和出口的依赖，鼓励国内消费的增加。这需要加强知识服务业等高薪产业的发展，减少对以制造业为代表的贸易性产业的依赖。

6.资源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重视速度、规模到重视质量与效率。“中国模式”中低技术水平、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已经使得环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单位GDP能源消耗巨大。中国GDP还不足美国三分之一，但很快就将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中国也是最大的世界水泥、钢铁和大多数原材料资源消耗第一大国，面临气候变化和绿色环保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应对目前世界的资源总量不足以支撑目前模式的中国经济完成崛起，进而成为全球第一经济体。因此，未来中国需要转型增长方式，发展低碳经济以及传统产业提高知识、科技含量，节能减排，提高效率。关键在于高质量人才。

7. 从只重视经济科技创新到社会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转型

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分配”是重国家和集体，轻个人和居民；资本主导下的“分配偏好”是重大企业和资本，也轻个人和民营企业。过去中国的发展在处理公平和效率上一直偏向效率，“国进民退”的发展模式形成了权利上的“国强民弱”、收入上的“国富民穷”，积累了一些社会问题。这也是“和谐社会”提出的现实基础。在要求机会均等、社会公正、实现个人价值的多元化的社会需求面前，加大对社会创新和政策开发的投资，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投资，将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而加强社会建设，社会公共政策、制度的发展与创新，社会文化与理念创新，智库与NGO等公共组织的发展是关键。这些方面的发展，不需要任何能源，完全依赖于人才的创新、创意。高质量人才是关键。

建议

因此，在全球化和国际化日趋激烈的竞争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必须正在面临艰巨的转型。中国需要把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把“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从招商引资转向招才引智，从重硬件建设到重软件建设，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人才驱动型经济的转型，从资源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只重视经济科技创新到社会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转型等许多方面。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改进我们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改进我们的人才选拔和使用机制，加强重视人才参与政府工作以及发挥参政议政作用，改进相关绿卡和签证制度，建立专业的人才猎头机构，加强人才研究，打造全球性的中国国际人才网络，建立国家级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数据库， 建立国家风险基金与担保机构，完善科技园体系和留学人员创业体系，吸引海外人才来华创业就业，建立人才特区，实行特殊人才特殊使用政策，让国际人才按全球定价使用，降低高层次人才个人所得税，打造一个广纳天下人才为中国所用的中国梦。

结语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受惠于全球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将“中国制造”洒遍世界每个角落，与低工资劳动力相结合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当然，外国直接投资也给中国带来了低端高科技产业和资本，最终促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对外贸易国，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范围内许多研究甚至将中国经验概括为“中国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也日益严峻，中国需要面对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转型发展。人才，则是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知识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关键支撑，“人才因素”将是中国下一个30年以及未来更长远的发展的新活力。

刘业进的个人空间--改革就是改错

20世纪宏伟试验的结局：真理终结与道德崩溃

2010年09月14日 17:21:09分类：未分类

　　此时此刻，如果我们感觉到我们身处困境、找不到出路，那么我们有必要重新复习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在这本书中，哈耶克预言20世纪中央计划经济试验的必然后果之一是“真理的终结”，我要特别强调哈耶克也指出的另外一点是“道德的崩溃”。
 　　正如此篇引言所说，伴随经济（工业）国有化，乃是思想的国有化。这是卡尔教授“值得玩味的”发现——哈耶克经常反对和揶揄这位计划思想的支持者。是的，只要服从真理而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教条，真理会让任何计划思维的鼓吹者“无意中”发现一些与他自身鼓吹的思想矛盾的现象。在一个打开一丝缝隙、拥有哪怕最微弱的开放成分的社会中，一个纠错和演化进程必将开启。20世纪的实验者最怕开放，他们的口号响当当——自力更生。多么无愚蠢的口号，多么无知的挑衅：自力更生乃是对于文明社会的核心——广泛的分工合作秩序及其扩展的挑衅。今天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宣称自绝于世界分工体系之外。封闭，也为真理的终结创造了条件。
 　　下面我们先复习哈耶克讨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试验中，真理是如何终结的，然后我们讨论同样的逻辑，道德是如何崩溃的，以及，道德的重建如何可能。今天中国，真正的问题不是改革：经济的和政治的，而是，道德的重建、信仰的培育、公民社会的再生长。
 　　中央计划经济所指向的乃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为了实现它，先得让人们相信它，重要的是使人们真诚地相信——这是他们自己的目标。不借助与宗教信仰，而是世俗力量使得人们相信一种东西，除了科学就是神话。神话政治使得人们看起来受到的压迫不如外界所想象的那么严重，乃是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在使人民照着他所要求的那样去做取得了高度的成功”（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97，146，以下引用只标出页码）。这种高度的成功如何得到的？高度发达的宣传部门。所有试验过计划经济的国家都有高度发达的宣传部门，riu卡尔教授所言，这是“值得玩味”的。宣传技术对于单一目标的任何和信仰，对于计划的执行太重要的。中央计划经济试验的国家（以下坚持试验国家）的宣传很有特色：“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调动起来朝向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惟一一个控制者有效掌握。灵巧的宣传家于是就有力量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塑造人们的思想趋向。”哈耶克甚至推测，这种宣传技术的力量足够强大，以至于，“连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都不能完全逃脱这种影响，如果他们被长期地和其他一切信息来源隔绝的话(147)。”
 　　计划者做出决策时，由于缺乏根据，必须听凭个人爱憎的指导，把这种爱憎合法化的这一需求，以及为了尽量打动多数人，计划者不得不创造理论，对事实和事实之间的联系做出断言，然后这些断言就成为统治学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哈耶克还指出，这种创神话造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自觉的。其实这种创造常常与极权统治者本个人生活经历有关，因而相当的偶然和片面性。这种理论教条或许折射出“对于工业社会的普遍憎恨”或“对乡村生活的浪漫主义渴望”，或“血和土”的神话。曲解和滥用语言，也制造一些新式语言，是试验国家宣传部门的常用手段。“随着这一过程继续演化，全部语言的意义逐渐被剥夺而文字变成空客，失去如任何具体的内容（152）。”
 　　科学本身乃是探索及其进程中形成的假说体系。如果一种宣传技术使人们沉默，失去独立思考，那么任何科学探索变得事实上不可能。宣传的报复不止于接受一种官方颁布的信条和准则，它走得更远。而且，这种公开颁布的信条和准则具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即它是模糊的，为未来计划的执行（有时就是权力本身的维护，持久地维护），指导原则必须具有包容性地给出解释。我们知道，没有一劳永逸包打天下的理论。“实际上，政府的每一个行为，必须是神圣的和免于批评的。”既要人民相信目标，又要人民相信手段。对于官方信条的公开批评甚至怀疑都必须禁止，因为这样削弱公众的支持。于是，真理就这样消失了：事实和理论成为官方学说的对象。学校和报纸、广播和电影都被专门用来传播那些强化人民对当局所做决定正确性的信心的意见；而且，那些易带来窦疑或犹豫的信息一概不予传播。人民对于这个制度的忠诚会不会受到影响，成为决定某条消息应否被发表或禁止的唯一标准。（153）而在一切科学领域，甚至最抽象的自然科学领域，也使用同样的逻辑。哈耶克预言，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为唯一的目标。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这些学科已经成为制造官方神话的最丰富的工厂，……在这些领域里甚至连追求真理的伪装都被抛弃了。（153）我们有理由推断，这种情势不会在一个社会一夜之间扭转。神话工厂在制造神话的同时也制造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而由于神话工厂本身的流水线形式，加入其中的人们只在某个分工结点上工作，因而罪恶感消失殆尽。制度变迁的惯性，神话制造还要延续很久。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权力；宣传也是权力。在试验国家，宣传技术给予它一种控制人们思想的权力。在这种宣传教化下，道德中的大部分人道主义要素如尊重生命、弱者、个人都会消逝。然而，哈耶克指出这种宣传所引起的一种更为深远的道德影响——它们对于一切道德都具有破坏性，因为它们侵蚀一个一切道德的基础——即对真理的认识和尊重。其实，此二者是极为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对于真理的取消，也侵蚀道德，而对于道德的侵蚀，从而消解了人类联合的技术，科学探索和真理发现变得不再可能，这方面的例子是前苏联的李森科霸占下的苏联生物学，李森科提出获得性遗传压倒孟德尔遗传，不同意他的观点受到打击，使苏联生物学发展倒退几十年。极权主义者宣传不满足于宣传仅限于价值标准。为了宣传的有效性，他们必须把宣传的范围扩展到人类理智的事实的问题上去，这样做是出于：把他们的价值观合法化。
 　　由于真理和道德的相互支持，消解真理和消解道德也相互支持。哈耶克指出了两个方面，尤其指出了对于真理消解的一面。实际上，在哈耶克去世后的20多年里，消解道德的一面的后续影响在转型国家变得异常突触。那些从试验国家转变而来的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市场、利用价格机制。由于市场社会的匿名性，那些发生过全盘性道德消解的地区必须忍受由此带来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为普遍无道德，几乎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参与了无道德的产品生产和传输过程，弱势群体也不例外。最先发生危险的领域是食品、建材等与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领域，接着那些间接的领域也开始发生危险。在中国，发生过牛奶添加三聚氰胺这种有毒物质，据说官方有添加标准（意思是可以加一点，但不要过量，没有比这样的观念更无耻的了）；同样，面粉里面添加有害的增白剂，据说官方也有标准（意思是可以添加这种用于增白的化学物质，只要不过量就行了，没有比这种观念更无耻的了）。农民在蔬菜和肉类生产中广泛使用农药和饲料添加剂。在学术领域，剽窃、抄袭、造假不断。家庭伦理也受到侵蚀。人际交往中充满伪善和无耻，而恰恰又是伪善和无耻策略大行其道、自得其乐。乡村文化趋于消失。可以在所有领域观察到许许多多乱象，而这些乱象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根源：道德崩溃。
 　　更深的根源：柏拉图、黑格尔和新古典经济学，见莫志宏博客：知识与权力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但他背叛了苏格拉底。不是一般意义上背叛，而是在与后者一致的表面下彻头彻尾的背叛。一般的人看不出两者思想间的重大差异，Popper把它揭示出来了。
 　　两者都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但在苏格拉底那里，没有谁，包括他自己，是知识的掌握者，或者说生来就比一般人明智，因此，“哲学”对苏格拉底而言，意味着真理的探询者、热爱者，而非知识的掌握者。苏格拉底因此非常强调求知的精神、或者说认为知识的精神实质就在于不断地批判，只有在不断地批判中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真理。可以说，正是因为没有谁先验地是真理的掌握者，或者说，有任何主体先验地知道真理是什么样的，所以，过程重要。这一点非常地奥地利学派。
 　　但到了柏拉图那里，这一切都翻转过来了。哲学家被认为是一群具有穿透性视觉的人，它们能够神奇地感知到所谓的那个不变的“Form”或“Ideal”。当哲学家被赋予了这种超人的能力之后，剩下的事情就无非是，让这个世界按照哲学家洞见到的那个理念来被塑造。知识的精神，本来是不断地批判自身，到了柏拉图这里，变成了一群特殊禀赋的人用来治理这个社会的权力——知识就是权力，这句名言可能最早在柏拉图那里得到诠释。
 　　不过，从知识转化为权力，这中间还有切实的路要走。当哲学家仅仅是哲学家，其理论并没有借助于权力而得以实施，柏拉图式的哲学无非可以视为一种精神上的病态——通过精神上的想象（想象有那么一群人具有上帝一样的能力，能够掌握绝对的真理）来化解、平息自己对现实中看到的种种不如意的情绪。当然，柏拉图式哲学的精神病态并非孤立现象。到了近代，黑格尔的辨证法通过精巧的语言游戏，把这种精神病态发挥到了极至——他让人们相信，事物的发展总会经过正反合三个阶段，前面的正和反阶段都是为了达到最终的全面统一、和谐。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的哲学提供了一套更迷惑人的精神胜利法——它告诉我们，最终一切单独的、分散的事物都会被整合到那个更高级的统一体中，在其中个性统一于共性，个体与整体达到高度的统一，因此，个体是没有自己存在的价值的，必须在那个统一体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意义。
 　　不过，一种精神上病态的哲学、一种无非是精致化的精神胜利法的哲学，都极易成为权力的俘虏，或者与权力结盟。道理很简单：这样的哲学通过精神上预设和谐、统一，而让理性个体的批判精神缴械，因为那个和谐统一的终点已经在那里，作为个体唯一能做的除了服从那个终点的要求，还能做什么呢？当然，缴械的不仅是个体的批判精神，个体同时也获得了某种虚假的安稳：因为他被告知，在那样的世界（即：和谐统一的终点都已经明确可见和可被掌握）他不用冒风险，不用承担个体要承担的各种责任。
 　　新古典经济学的知识观很类似于柏拉图的知识观。后者认为哲学家是社会的当然统治者，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是。不管怎样，他们都以Pretentious知识谋求统治这个社会的权力，他们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讲，是一种power motivated knowledge。如果说，在自然科学领域，这种知识观问题还不大的话，那么，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样的知识对于社会的良性运作就是非常有害的。这样的知识的提供者像江湖骗子一样欺世盗名，而背后隐藏的是他们见不得人的权力动机或凌驾于他人的控制欲。
 　　如果联系我讲过的关于证实的逻辑和证伪的逻辑的区分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柏拉图式的思想进路都是致力于“证实的逻辑”——证实要有可能，就必须基于预设的和谐一致的目标，而这，一定是虚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