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决定民族命运

人口政策决定民族命运(系列)
作者：易富贤（中山水寒） daguokongchao@gmail.com
引言
希腊、罗马文明非常发达，为什么走向衰败，欧洲出现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
宪政将权力关近笼子，婚姻将“性”关进笼子。为什么只有成功地限制了“性”的民族才得以延续下来？
汉族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第一民族？与中国势均力敌的古老民族到哪里去了？
500年前人口仅为400万的英国，怎么现在英裔人口超过2亿，主导世界格局超过两个世纪？而欧洲政治格局的长期主导者法国，为什么却一步步走向衰落？
17世纪中期，17世纪中期法国人口两千多万，中国清朝初年也只有两千多万（考虑隐匿人口，最多四五千万），为什么现在法国人口仅仅6000万（还是因为寿命延长），而中国人口却有13亿？
德国为什么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500年前偏僻落后的600万人口的莫斯科公国怎么崛起为人口近3亿的超级大国苏联？
南斯拉夫为什么一分为六？
美国为什么能够独霸全球？为什么对美国构成竞争是印度而不是中国？
上面这些问题，大家习惯了历史学家的“以物为本”的各种解析方法；但人才是历史的主人，国际关系是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物”之间的关系，现在让我用“以人为本”的思路重新审视历史。目的是让大家关注中国空前的人口危机。
目录
一、婚姻将“性”关进笼子，宪政将权力关进笼子
二、摧毁古希腊文明的人口理论又在摧毁中华文明
三、古人谈人口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关系
四、近代人口爆炸
五、清代中国人口增加的原因
六、法国衰落、英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七、德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八、苏联崛起的人口因素
九、美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十、中印崛起的人口因素
十一、近代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
十二、南斯拉夫分裂的人口因素
十三、各民族的博弈归根结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附1：《第一财经日报》人口讨论系列文章：
郭志刚：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
王丰：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已成定局
顾宝昌：世界对低生育水平时代到来的困惑
附2：《社会科学论坛》文章：
易富贤：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
穆光宗：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
一、婚姻将“性”关进笼子，宪政将权力关进笼子
2004年布什总统曾发表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讲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权力和性是人类最原始的自然力。人类文明史就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历史。人类通过利用、改造、征服自然界从而形成物质文明；通过利用、改造、征服自身的“自然力”而形成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一直在限制“性”（对抗这种最原始的自然力），但同时却也一直在设法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基督教等宗教通过神权将王权关进笼子。中国古代创立“天人合一”理论以限制皇权，利用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让皇帝反省。儒家的很多经典著作就是教统治者要如何从政。《中庸》、《论语》、《孟子》、《礼记》、《尚书》、《诗经》、《易经》、《孝经》等，无一不是在驯服统治者。《大学》讲“大丈夫，当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中庸》讲“万事以中为度。以诚心、至诚为修身方法，以达到中庸的目的。为君须知九经之道等”《论语》讲“以温、良、恭、俭、让五德待民；以恭、宽、信、敏、惠五事利民；以尊五美、屏四恶而从政等”《孟子》讲“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不作独夫民贼。不率兽以食人等。”《尚书》讲“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三位一体。”像这样关于驯服统治者的精辟论述，其它各派经典书籍内容，也比比皆是。
宪政就是把权力装进笼子里，婚姻制度将“性”装进笼子里。其实这两种限制都是非常有益于人类持续发展的。
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的大事。性器官是生殖的专门器官，性行为是动物最基本的本能，具有繁衍（工具）和享受（玩具）两重性，从造物主的安排来看，繁衍是第一位的，“玩”是为了增加繁衍的积极性，是一种奖赏（古代宗教将手淫视为邪恶，并施行割礼，就是要确保性行为的“工具”地位）。
但是性冲动是人类最难以克服的原始欲望之一，对“性”的管理不当，不但威胁生育大事，而且对社会道德的威胁性最大。孔子就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世界上的很多坏事都是淫开头的，中国古代“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对于性欲的恐惧就已经表达得十分明白。巴比伦文明和罗马文明的灭亡就是因为“性”从婚姻的笼子里钻出来，淫乱的民风导致人口减少，文明难以延续。四千年前辉煌的古巴比伦文明消失得无影无踪；希腊、罗马的相继灭亡使得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希腊的科学文明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牛顿在物理、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才能才超过希腊的阿基米德。因此各种文明都对性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可能是吸取罗马帝国纵欲亡国的教训，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占主导地位。圣经的新约称“性就是罪”。基督教会反对性愉悦，宣扬性是罪恶的，性和罪恶有着种种联系。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对性的恐惧就像对死亡的恐惧一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天主教教会之所以禁止通奸和离婚，就是因为他们确信，对付通奸和离婚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救治的。”拿破仑为了离婚还专门修改法律。
“性”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人性的一部分，“性”其实是活力的表现，“性”活跃的年龄也是一个人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段。对性过于放纵，是很多文明覆灭的原因，比如罗马帝国和古巴比伦的灭亡就是因为淫乱导致生育率降低、人口减少，中国晋代的淫乱间接引发了五胡乱华，现在西方国家的“性解放”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和超低生育率；但对性过于压制，同时也压制了人性，导致社会发展缓慢，比如欧洲的中世纪。凡事都有个度，过犹不及。相对来说，中国古代对性控制的度掌握得比较好。即使在有“脏唐滥汉”之称的唐朝和汉朝，中国的性开放程度也远远达不到罗马帝国那种淫乱的程度；而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兴起之后，中国禁欲又远远达不到欧洲中世纪的程度。原因是中国早在西周就制定了一套完善的礼教文化，核心是家文化，通过婚姻制度将性严格控制在礼教之内，控制在婚姻之内。
人类至今未能完全将权力关进笼子，但却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成功地将“性”关进了婚姻的笼子。限制权力让老百姓过得更好；而限制“性”却让社会得以延续下去。因此对“性”的限制比对权力的限制更为重要，对于民族持续发展来说也是更紧迫的事情。古代无数民族相继灭绝，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很好地将“性”关进笼子，而有幸延续下来的民族都成功地建立了类似的婚姻制度，将“性”关了起来。
对“性”和权力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水平。对“性”进行规范，是文明产生的第一个标记，对权力进行规范，是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而性混乱则是文明崩溃的第一个迹象。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权力者的驯化。而一个文明是否能够持续延续，却并不在于驯化了权力，而在于管理好“性”。
20世纪由于青霉素等抗生素医治一些性病取得了特殊疗效，激素类避孕药的出现，乳胶避孕套质量的提高，消除和减轻了人们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引起性病和怀孕的顾虑，西方国家掀起了“性解放”风潮，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引起生育率下降（西方国家生育率在1960、1970年代不断下滑）。同性恋、吸毒等现象在西方蔓延。
同性恋、吸毒团体还积极参入政治。欧洲不少国家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同性婚姻(民事结合)已合法化国家：丹麦(1989)、挪威(1993)、瑞典(1994)、冰岛(1996)、荷兰(1998)、德国(2001)、芬兰(2001)、法国(2002)、瑞士(2002)、比利时(2003)、加拿大(2005)、西班牙(2005)、英国(2005)。欧洲委员会的《欧洲人权手册》称同性恋关系等同于男女婚姻关系，并且宣传同性恋价值。波兰因为抵制同性恋，还遭到欧洲委员会的谴责。
荷兰2001年宣布批准大麻列为处方药，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三大城市，合法吸食大麻的咖啡厅林立，光是阿姆斯特丹就有两百多家。
大麻半合法的国家也不少，英国政府免除民众限量持有及吸食大麻的罪行；德国在七大城市设立了七百个吸毒点，瘾君子可以在合法的吸毒点公开吸毒；葡萄牙当局不再视个人吸毒与持有者为刑事犯罪，只要缴纳罚款即可走人；瑞士撤销贩售安非他命的判決，理由是安非他命是软性毒品；西班牙与意大利政府也免除大麻持有者的刑罚。加拿大还出现了大麻党，积极参与政治。
现代西方民主虽然实现了“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关进去一个小魔），但是却将“性”从婚姻的笼子里“解放”出来（放出来一个大魔）。这一“解放”就出了大问题——生育率低下，社会难以持续发展。
性解放是目前很多国家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1、养育孩子是非常辛苦的。贪图快乐到了性解放和吸毒的地步，她们/他们还愿意养育三个孩子？还有什么社会和家庭责任感？
2、增加离婚率，降低结婚率，导致无数家庭解体。
3、破坏生育器官：性病（甚至艾滋病）流行、堕胎、不育不孕。发达国家不孕不育症的发生率高达15％－2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殖器感染。
欧洲国家平均生育率不到1.4，远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世代更替水平2.1（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罗马帝国的历史正在欧洲重演。
凡是在性方面比较保守的国家，生育率都比较高。德国四分之三的男人当过嫖客，西班牙40%男人当过嫖客，英国只占有6%男人当过嫖客。德国和西班牙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英国却有1.66。西方国家对权力的驯化做的比较好，但是对“性”的管理却不如穆斯林国家。要是其他民族无法遏制人口锐减的势头，从人类长远看，穆斯林的高生育率未尝不是好事，至少可以延续现在的文明，就像当年日耳曼人延续罗马文明一样（而古巴比伦文明因为无人继承而彻底消失）。
美国是唯一将生育率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的发达国家，可能原因如下：
1、宗教力量在增强。53%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英法德三国的这一比例分别只有16%、14%和13%。美国每周参加宗教活动的有43%，加拿大只有20%；美国只有8%的人从来没有参加宗教活动，加拿大却有38%。47%每周去教堂做礼拜者表示他们的理想家庭是拥有三个或更多小孩，而在很少上教堂的人中，仅有27%有这种想法。
2、性趋向保守。美国在1980年代后痛定思痛，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家庭，发起了“家庭保卫战”、保护贞操运动，反对性滥交，结婚率在增加，离婚率在1980年代开始稳步下降。所有数字均表明美国人正在回归家庭观念。
3、对堕胎、同性恋、毒品的容忍度降低。美国对同性恋、毒品的容忍度远远低于欧洲国家和加拿大。
4、美国人均购买力比欧洲高1/3，住房等民生压力比欧洲小。
5、美国男女分工破坏较轻。美国女性议员比例为14-15%，低于欧美平均的27%。美国妇女婚后仍改夫姓。这并不表示美国妇女地位低。难道单身的吕秀莲会比有5个孩子的老布什更懂得关心普通妇女儿童的利益？美国现在不把家庭妇女叫house wife了，而是叫home maker，是为了给她们更多的尊重，同时也正式赋予家庭妇女一个新的职位。
可见1980年代开始美国回升的重要原因是加固了“性”的笼子，繁衍越来越多的后代将使得美国保持阳刚，加强美国在未来两代的战略地位，而人口萎缩的欧洲将变得越来越阴柔，逐渐堕落到无关紧要的地位。但是美国也正处于“决堤”的边缘。美国的前途在于能否巩固“家庭保卫战”的战果，防止“决堤”以阻止生育率的下滑。
台湾、韩国学习西方驯化权力的制度，但同时也跟着西方国家将“性”解放出来了。台湾导演李安凭借数部同性恋(《喜宴》、《断臂山》)、情色电影(《色戒》)而享誉全球。但是在娱乐大众的同时，其实在潜移默化地颠覆华人传统的生育文化。李安的多部影片在美国并不受欢迎，有些是限制上演，怕毒害少年儿童。李安的同性恋题材电影《断背山》没有获得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很多台湾人觉得不公平。其实要是李安的同性恋电影能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那么美国就已经不是美国了，美国的生育率就会像欧洲一样低了。
中国大陆是：权力还没有完全关进去，“性”却被解放出来了。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对性的控制力度之低是前所未有的，有下面这些原因：
1、传统礼教经过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的刻意摧毁，已经荡然无存。
2、西方观念的传入，李银河、李安等人利用现代媒体高调推波助澜。
3、计划生育政策摧毁了传统上宣扬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计划生育还减少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为性解放提供了大量的过剩时间和精力。
4、互联网的传播。美国当年性解放论传播的主力是《花花公子》、《阳光与健康》这一类昂贵的色情刊物，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仍然比较有限。即使在鼎盛时期，《花花公子》的读者也不过9万人。现在中国互联网正在高效、低成本地传播“性解放”的观念。
5、中国没有较强的宗教势力对抗性解放运动；而西方国家的“性解放”遭到基督教等宗教的顽强反抗。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孕不育症发病率增加了10倍(这也是中国生育率降低到1.3左右的原因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性失控。纵容性解放是怂恿一个民族慢性自杀。
“性”已经从“潘多拉魔盒”里“解放”出来了，并且化成了无数的选票，哪个政治家有魄力、有能力加固婚姻的笼子，并将“性”再关进去？
二、摧毁古希腊文明的人口理论又在摧毁中华文明
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与中国一样喜欢尊古，动不动就说“古人云”。究其原因，是直到文艺复兴，欧洲一直没有恢复到古希腊、罗马的文明程度；而中国至今尚未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繁荣。
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是自由和民主的典范，涌现了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大师。古希腊的文明，造就了现代文明；欧几里得、毕答哥拉斯的几何学、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影响，奠定今天科学的基础；雅典独特的建筑风格影响着全世界的建筑师；甚至伴随着全世界儿童成长的伊索寓言等全部来自希腊。希腊是代表和平、进步、友谊精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发祥地。那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希腊文明为什么走向衰亡？——人口政策的失误！
希腊早期的人口政策是鼓励尽可能地多生孩子。斯巴达（古希腊势力最大的两个城邦之一）古代的立法者来库古（前700年？-前630年）认为，对妇女来说，生育是第一要务。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说：“多子是男子除勇武外第二大美德。”多子才能多福，悲剧《伊翁》中的主人公夸耀说：“我原有适量的财产，还过着多子多福的生活。”结婚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家庭的大事，儿女的婚姻往往由父母作主。新娘过门后除了料理家务，主要的任务就是生儿育女。丈夫可以提出离婚，通常的原因有二，一是妻子不贞，二是无子，而后者更为重要与合理。在欧里庇得斯（前480年—前406年）的悲剧《美狄亚》中，美狄亚面对负心的丈夫说道：“若是你因为没有子嗣再去求亲，倒还可以原谅。”一个男人未婚而亡被认为是大不幸，一个女人到了年龄而没有结婚是极不名誉的事情，不能生育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场灾难（王大庆《古希腊的人口和人口思想浅论》）。可见，古希腊的婚姻制度与中国古代非常类似。可以说，希腊早期的人口政策对于希腊文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希腊人口政策开始出现失误应该是在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年）时代。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在《政治学》中讲：“那些治理有方的著名城邦无一不对其人口进行控制，……过于稠密的人口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一个城邦过小就不能自足，过大……就难于建立一个政体”，因此，“一个城邦的最佳人口界限，就是人们在其中能有自给自足的舒适生活并且易于监视的最大人口数量。”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人口过多就会破坏良好的秩序，一个成年男性公民人口超过10万的城邦就已经不是一个城邦了。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在限制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应该限制孩子的数目。”这算是最早的“适度人口”理论、“增长的极限”理论，比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人口和财富的“零增长”理论）、索维和宋健的“最适人口”理论早了2300多年。而《增长的极限》和“最适人口”理论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依据。
出于对人口数量的恐惧，古希腊非常注重人口“素质”，认为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优生学就是柏拉图首先提出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斯巴达的婴儿呱呱落地时，就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查，不要说残障儿，就连体质不够强壮的新生婴儿都会被他们无情抛到荒山野外的弃婴场去，任他死去。
人口素质提高要顺其自然，通过政策来“提高人口素质”只会适得其反。古希腊的那种“优生优育”的措施不但不能提高人群素质，反而在降低人口数量的同时也降低人口素质。中国是现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提倡优生优育的国家，但是却是世界上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每年出生1300多万人口，只占全世界每年出生1.3亿人口的10%左右；但是中国每年的出生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
歪竹子生直笋，“低素质”者的后代不一定素质差。从个体来说，儿童和老年时期需要别人照顾，青壮年时期为社会做出贡献；从群体来说，某些人终生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的某一代子孙却可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江山代有英杰出，各领风骚几十年。这对于社会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要是当年牛顿和他的寡母没有获得资助，能有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没有爱因斯坦“低素质”的祖先，能有“高素质”的爱因斯坦？因此“优生优育”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策层面上的优生学被国际社会视为伪科学。滑稽的是，中国传统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正在为西方国家所继承，美国将弱智青年阿甘塑造成英雄；而中国却正在继承希腊文明的“优生优育”。
古代婴幼儿死亡率极高，平均寿命短，妇女平均生育六七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由于医疗的进步，现在只需要生育2、3个就能保持世代更替；但是现在由于生育能力的下降、晚婚晚育、养育成本提高、生活压力增大等原因，主流家庭还生不了2、3个孩子），人口很难增加，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数千年之内人类数量一直波动在数千万到数亿之间，中国人口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清朝初年一直波动在数千万的水平。而妇女的生育能力是有限的，美国史家斯塔尔估算，希腊的已婚妇女一生平均也只生育5—6.5个孩子。即便所有能够存活的婴儿都能得到良好的照料，也仅仅只能保持人口稳定。但是希腊却还借“提高素质”的理由“人为地”减少婴儿，这就必然导致民族人口不断萎缩，民族灭亡不可避免。“高素质”的希腊文明最终被“低素质”的希洛人所灭。希腊、罗马相继灭亡之后，欧洲文明大倒退，陷入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
中华文明由于有正确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文化支撑，虽屡受征服，但却一直延续下来了。比如晋代五胡乱华之后，人口锐减，逃到南方（东晋）的汉族人口可能只有三百万左右，留在北方的汉族也只有几百万。但北方各族竞相残杀，人口减少（有些民族还几近灭绝），最后鲜卑族成为最大的赢家。鲜卑族地位高，从事军事，藐视农耕，结果在内讧中，人口减少；汉族地位低，从事农耕，有着顽强的生育文化，人口不断增加，重新获得人口优势，鲜卑皇帝北魏孝文帝不得不实行汉化政策。为了补充兵源上的不足，北方鲜卑政权不得不大量起用汉军，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加上南朝汉族政权的的主体汉族人口，隋唐的时候，汉族占有绝对多数，从而避免了“黑暗的中世纪”出现在中国。
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非常强盛，当时苯教使得藏人勇而好斗，是唐朝的最大的威胁，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自七世纪后期起，西藏军队开始进攻中国唐朝的边疆地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实力下降，人口降低到1700万；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经于公元763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唐德宗采纳“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使吐蕃四面受敌，吐蕃才无力大举攻唐。但是其后，西藏喇嘛教兴起，大量人口出家为僧，人口减少。2000年全国人口12.6亿，藏族人口只有541万，只占中国人口的1/233。
风水轮流转，真理在不断重复（文艺复兴之后希腊的科学文明重新回到欧洲大陆），谬误也在不断重复。比如亚里斯多德的错误的“最适人口理论”、“财富和人口的零增长”理论等都在1970年代成为全球思潮，希腊的“优生优育”理论现在正被中国付诸实践。人类太不长记性了！
二战之后，由于婴儿潮等因素，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美国昆虫学家保罗·埃利希在《人口爆炸》（1968年）中预测，由于人口增长，粮食不足，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饿死数亿人。他认为美国2亿人口已经是极为过剩了，他希望“美国不再发展”，希望看到全球人口从35亿降低到5亿，美国的人口从2亿萎缩至1.35亿（注：美国现在人口超过3亿）。
法国的A.索维（1898～　）和美国的J.J.斯彭格勒(1902～　)分别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考察了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要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而主张控制人口增长，以保持“适度人口”，这是现代“适度人口”理论。这一理论遭到很多经济学家的反对，甚至认为是伪科学。索维自己后面也否定了“适度人口”理论。宋健等（1981）从食品等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认为中国适度人口在7亿以下。其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适人口不断增加，比如300年前中国只有数千万人口，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远远比现在13亿人口要少。田雪原（1981）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其实就业取决于生产，而生产取决于消费，消费取决于人口，人口少的话，就业机会也少。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因此失业率与人口多少没有什么关系。
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等学者聚会罗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俱乐部1972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5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下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并对第三世界进行了不合理的贬斥。继而得出了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的结论。
外界批评罗马俱乐部具有极端马尔萨斯主义和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是欧洲权力精英和美洲盎格鲁精英的联盟，该俱乐部发表警告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科学事实。有人甚至把该俱乐部与一些国际阴谋联系到一起，比如“新的世界秩序”。然而这些批评并未降低罗马俱乐部的影响力，《增长的极限》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卖出了三千万本。
《人口爆炸》和《增长的极限》掀起一股全球控制人口的思潮。台湾、新加坡、韩国、甚至穆斯林国家伊朗等都在这种思潮下积极控制人口（提倡二胎）。联合国从此开始通过人口基金宣传、赞助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2008年世界人口日之际联合国还在强调计划生育减缓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
中国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1980年更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同样是受到这股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影响，1976年印度也实行计划生育，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历年的竞选中，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敢提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而现在国际社会看好印度的原因恰恰就是印度因为没有强制执行过激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有年轻、合理的人口结构。
可见，希腊人口理论与现代计划生育理论非常雷同。
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增长的极限》是从“维持现有生活水平”为标准，呼吁停止人口增长；索维认为，“一个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就是适度人口；宋健从食品角度、田雪原从就业角度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财富和人口的“零增长”理论；《增长的极限》从资源、环境、粮食角度出发，得出了人口和财富的"零增长"的结论。
由于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从1980年的22.4%下降到2005年的19.3%（19世纪初曾占全球40%，20世纪初占全球25%），并且近年每年出生人口只占全球的10%，意味着今后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生育率随着社会发展水平提高而不断下降，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比韩国和台湾省落后20多年，现在台湾和韩国在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只有1.1左右。目前中国大陆每年只出生600万左右女孩，如果不及时调整人口政策，很可能二十多年后像韩国和台湾省现在一样每个妇女只生1.1个，那么每年只生600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一个传统上占全球人口1/3以上的伟大民族将萎缩成无足轻重的小民族！
唐太宗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应该吸取希腊人口政策的教训，果断调整人口政策。
三、古人谈人口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关系
古人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家需要劳动力，需要征收赋税，需要征发徭役，需要兵源，这些都需要人口基础。在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中，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者不绝于史[1]。南宋思想家叶适总结说：“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也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外先哲一致强调“以人为本”，中国的周公、老子、孔子、荀子、墨子，以及西方的亚里斯多德都先后论述过“以人为本”。春秋齐国名相管仲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子说：“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孔子说这话的时候，中国人口占世界1/3以上，现在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9%），就是说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人口，相对于土地和生产力水平来说，使得人口最大化。每当看到人口众多时，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问：“人多有什么好处？”孔子说：“富之”、 “教之”，就是说人多才能富强，富强才能产生文明礼义。总结管子和孔子的观点：人口多才能富裕，富裕之后才能懂礼节，文明才能大行其道。道理类似现代城市化的“聚集效应”。
战国时秦国改革家商鞅说：“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管仲和商鞅首先强调的是人众，其次才是兵强，人众是兵强和国富的基础。
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他认为生育众多的人口是使一个国家富强最为迫切的事，人口多国家更好治理，社会更为稳定。“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缺的不是资源而是人口）。他将大量进行生育看成是富国的基础，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尉缭子》说：“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家有三宝，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务管理。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 明太祖朱元璋也说过:“人者，国之本”。南宋叶适则进而论述了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的道理：“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就是说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承担的国防任务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因此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人口的增殖。为了尽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徕民”（招徕他国之民）政策；荀子提出 “以德”、“以力”、“以富”三种方法来“兼人”（即兼并他国人民）的政策。孔子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可见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就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综观历史，凡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时期都国运昌盛；而视百姓为草芥的时期都国运衰败。
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历史上昏君千奇百怪，但是明君却有共同点：以人为本。
“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现在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在鼓励生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还在“徕民”（吸引移民）。加入“徕民”队伍的国家将越来越多。
四、近代人口爆炸
人类数千年来人口数量波动在数千万到数亿之间（在1830年之前从来没有超过10亿），中国人口长期占全球人口1/3以上，90%的人不得不在土地上辛苦劳作，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
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使得印第安人经过数千年培育成功的高产作物推广到全球，传入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粮食作物）、马铃薯（现在是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番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等近30种，使得世界人口快速增加。马铃薯、玉米、番薯的单产比欧亚大陆传统的小麦、谷子、大麦、燕麦、高粱要高出许多倍，粮食的增加使得欧亚大陆人口在近300年左右快速增加。
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很多学者都担忧人口过多会引起生活水平下降，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据世界银行统计，自1800年以来的200年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食品价格事实上下降了高达90%，这就意味着最贫困的人也能吃饱肚子。
尤其在最近100年人类生活水平得到了质的提高。20世纪世界人口增长将近4倍（中国人口只增加3倍），同样的时间内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 (按1990年美元换算)增长5倍（连增长最慢的非洲也增长3倍）。几乎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相对价格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下降的。比如，多种主要谷物—玉米、小麦、稻子的国际价格（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用美元结算）从1900年到1998年降低了70%。14种国际贸易金属和非食品农产品组合从1900年到1999年价格下降了将近80%（剔除通货膨胀因素）。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口学家的预测一次次破产？是什么原因导致近代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科技进步。人类文明是近三百年才加速发展的，刚好与人口的增长一致。
我们从世界历代人口情况看看文明的发展。世界人口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美洲高产作物经过一、两百年时间推广）才快速增加的。我们以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为界限，看看前后两段时间共有多少人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知世界人口在1830年10亿，1930年20亿，1960年30亿，1975年40亿，1987年50亿，1999年60亿，2005年65亿。300年之前的世界人口数量难以准确掌握，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有人口记录。我们粗略假设中国人口在1700年之前一直占世界人口的1/3。中国人口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尧舜禹时期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大约是1000万，那么同时期世界人口约为3000万；中国人口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500年波动在1000万到6000万（我们假设平均为3300万），那么世界人口平均为1亿（有时候两三亿，有时候数千万）。以30年为一代（寿命近代才延长的），那么1492年之前共有大约100亿人口，1492年之后共有200亿人口在地球上生活过。就是说过去5000年的人口总数不到最近500年的一半。而现在的文明又是继承了人类所有300亿人口创造的文明。过去寿命短，活到50岁以上的人比例不高，以15岁到65岁为创造文明年龄计算，古代人口平均每人创造文明的时间很短（现在平均年龄在70岁，意味着每个人有40、50年时间创造文明）；古代人类从事科研的人数与现在相比微乎其微；并且由于人口稀少，传播速度也慢，知识往往在传播过程中消失了，因此难以积累，科技人员之间也难以形成协作关系。人口稀少，使科技成果难以产业化，也就缺乏科技创新的动力。要是每10亿人出一个牛顿式的人，现在每一代人可以出好几个，古代需要10代人才出一个（并且寿命短，还没到创造成果的时候可能就去世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先祖能创造出过去那种辉煌的文明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相对于我们的祖宗来说，我们现在的成就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印第安人的马铃薯、玉米、红薯的基础上的。说明：这项推测是非常粗略的，仅仅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近两百多年的“人口爆炸”导致了“知识爆炸”和传播速度的加速(比如说从言传身教到纸媒体，再到电子媒体)，科学技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新科学新技术迅速地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要强调的是，人口爆炸是科技爆炸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与其他必要条件(如科技鼓励制度、社会制度等)一起催化了科技的进步。
五、清代中国人口增加的原因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包括民族格局。由于生育文化的不同和对新作物的敏感性不同，各地区人口繁衍速度相差非常悬殊，也从此改变世界民族格局，相当于进行了一次人口大洗牌。
从1650年到1800年，中国是近代第一轮全球人口洗牌中的大赢家。印度传统人口比中国少，但是中国明末清初战乱之后人口锐减，其时印度人口是远远多于中国的。以1650年为起点，当时中国人口只有两千多万（考虑隐匿人口，最多四五千万），印度（这里指的是大印度，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超过一亿（1700年的时候印度人口为1.7亿），法国两千多万。而到180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达到3.3亿，印度只有1.9亿，法国仅为2750万。
以下几个原因导致中国人口在17-19世纪快速增长：
1、新作物品种：由于气候的原因，欧洲17、18世纪人口增加的首功要归于马铃薯，中国人口增加的首功要归于产量更高的玉米和红薯（甘薯）。明末徐光启敏锐地认识到甘薯的优越性，总结了甘薯十三个方面的优点，即所谓“甘薯十三胜”，并积极加以推广。为此，他对甘薯的栽培技术进行了研究。甘薯从福建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是留种越冬。徐光启进行了多次试验，成功地解决了甘薯从华南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使甘薯得以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推广。除藏种之外，徐光启还总结了新的育苗和红薯无性繁殖的扦插方法（只要留很少的种就可以大面积种植，这样比马铃薯更容易大面积推广）。红薯“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并且“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勺皆可以长”，向高山、大箐、丘陵、河滩进军，大地被充分利用起来支持人类的繁殖。这些作物还可与其他作物（如小麦等）构成一年两季收获，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它们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番薯的秧蔓又是极好的饲料。玉米以及马铃薯、红薯的淀粉的耐储存性，使得丰收年份的玉米和淀粉可以储存起来，可以补充歉收年头的粮食。农业技术大为提高，复种指数也大为提高，并且出版了一些农业书籍。
2、并且中国当时的以“孝”为核心的生育文化是世界上最为顽强的。
3、人口政策：当时清朝统治者的“治国者重在土地人民”、“财帛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 的人口思想下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 （添丁不加银）等税收政策客观上也起到了持续刺激人口增长的作用。地方政府积极推广来自美洲的高产作物。中央政府对作物推广很重视，乾隆皇帝特别喜欢吃红薯，还亲自下诏推广红薯。自康熙时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疏通兼治运河，历 30 年，收到巨大成效，水患消除，农业连年丰收，清王朝还采取了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更名田、永禁圈地、修改逃人法、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的政策。
由于这些原因，清朝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持续而迅速地增加。乾隆皇帝看了1792年的人口统计册，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说明康熙初年人口最多三千万（就算人口误差一倍，那么康熙初年中国人口最多不过四、五千万），中国人口在一百多年之内增加十几倍。1830年中国人口4亿，占全球人口的40%。
六、法国衰落、英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欧洲人口与中国人口一样，几千年人口波动在低水平。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美洲高产作物引入后，引起全球人口剧增。从欧洲来看，只有两个边陲小国英国和俄国人口增加最快，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人口增加并不快。这是因为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大陆的传统生育文化在淡化；英国却仍然延续禁欲主义，保持中世纪的基督教生育文化；而俄罗斯当时还是个非常落后的农奴制国家，普通百姓几乎不受新思潮的影响。
当英国人口因为美洲高产作物而翻了几番后（比如爱尔兰因为马铃薯而使得人口从1672年的110万增加到1801年的520万，再到1846年的830万），马铃薯直到19世纪才被法国人逐渐接受，人们最初迷信地认为，它会引发麻风病甚至不育症，因此一开始只用它来喂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1802－1885）还曾把马铃薯称作：“可怜虫的块菌”。
英国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如粮食短缺、环境污染、城市社会治安问题、就业压力增加等），引起32岁的未婚英国小伙子马尔萨斯的担忧，1798年他发表了他那令人沮丧的名作《人口原理》，认为必须控制人口，否且将会面临战争和饥荒。马尔萨斯理论在英国并没有市场，英国当时实行禁欲，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代整个英国严格执行禁欲主义（可以保证家庭稳定促进生育），导致生育率居高不下。
然而马尔萨斯理论却极受法国人推崇。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后在法国引起很大的震动，为了避免马尔萨斯所描述的战争和饥荒等可怕后果，法国人积极采纳马尔萨斯的观点控制人口。按照孙中山的说法：“法国人因为讲究快乐，便极欢迎马氏的学说，主张男子不负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们所用减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这种种自然方法，并且用许多人为的方法。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
1500年英国（包括现在的英国和爱尔兰）人口400万，法国1600万（1450年法国人口曾为1970万），法国人口是英国的4倍；1600年，英国人口600万，法国2000万；1800年，英国人口1630万（是1500年的4.1倍），法国人口2750万（是1500年的1.7倍）；1900年，英国人口4160万，法国人口3890万；2000年，英国人口6260万（是1500年的15.7倍），法国人口5930万（是1500年的3.7倍）。
并且英国人口还大量外移。最为保守估计，现在的英裔人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有2.15亿。而法国加上外移人口，总计最多也只有9640万。就是说这500年以来，当初400万英国人增加到53.5倍，当初1600万法国人只增加不到6倍 （还是因为寿命从二十多岁延长到七十多岁）。
人口压力逼出了英国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步入了现代化；拓展殖民地，从殖民地获取资源；并向外移民，开发新大陆，英裔人口遍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英语原本是欧洲一支数百万人口使用的方言，现已成为世界语言。人口优势使得英裔人口（包括美国）在历次产业革命中扮演主角，主导世界格局超过2个世纪。
法国本来一直是欧洲的中心，世界人口大国，但是采纳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控制人口，人口萎缩，是有名的人口停滞之邦，也是世界上人口结构最早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的国家。随着人口优势的丧失，法国逐渐失去了在欧洲的传统霸主地位。原本辉煌的法语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而西班牙语却因为拉美等地西班牙语人口的快速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
七、德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德国一直是整个欧洲的战场，松散的德意志各个邦国的人们经常成为欧洲列强的雇佣军，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人口时增时减。德国人口在1500年为1200万，1600年增加到2000万，1648年“三十年战争”之后人口降低到1000万，1800年增加到2900万。拿破仑1806年入侵，这个所谓的帝国中的普鲁士等邦国遭遇惨败，人口也减少。1814年，拿破仑被反法同盟击败，在英国和俄国主导下，由38个邦国组成的“德意志邦联”成立了，但各邦依然拥有着独立的主权。1816年德国人口为2240万，其后人口比较稳定地增加，1830年恢复到2940万，1834年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1871年德国统一时人口已经增加到4110万，成为欧洲第二人口大国（仅比俄国少），而此时英国和法国人口分别为3160万和3690万。
印第安人的马铃薯使得德国人口剧增，比如，1759年至1763年，欧洲发生了“七年战争”，尽管法国、奥匈帝国和俄国多次入侵普鲁士，摧毁了地表的农作物，普鲁士人却靠生长在地下的马铃薯躲过了灾难。
德国人口增加迅速，人口压力大，但是又不能像英国那样从殖民地获取粮食等资源，这就迫使德国转向于科技创新。于是，德国一方面是人口大国，一方面又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加强科技创新，使得人口资源快速转变为人力资源。凭借人力资源优势，19世纪的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比如，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德国研制出化肥，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肥料，1913年实现了合成氨工业化的生产，不仅提高了本国的粮食产量，也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
德国人口优势进一步加大，1913年人口增加到6700万，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人口的4500万和3900万。与人口优势相伴随的是综合国力大增，实力全面超越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1914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德国人口增加到8710万，而欧洲邻国英国和法国人口的分别仍然只有4500万和3900万。绝对优势使得德国野心再次膨胀，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可见德国的崛起得益于人口的增加。从1816年到1913年这差不多100年间，德国人口增加到3倍，而英国只增加到2.3倍，法国只增加到1.3倍，中国人口却没有增加。从1816年到1939年，德国人口增加到3.9倍，而英国和法国人口只分别增加到2.3倍和到1.3倍（从1913年到1939年这两国人口没有变化）。
将不断增加的庞大的人口资源开发成人力资源是德国崛起的秘诀。日本的崛起也基本是采纳德国的模式。而中国1979年以来走的道路却与德国刚好相反：一方面通过独生子女政策减少新增人口资源，一方面又大幅度降低了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比例。德国和日本的人口压力大，以至于一些法西斯战争狂人认为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德国、日本本身就足以养活庞大的人口。日本1937年人口不到7000万，感到人口压力大，需要扩展地盘；现在人口1.27亿，生活水平比1937年要高多了，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
八、苏联崛起的人口因素
哥伦布发现美洲所引发的全球人口大爆炸，最大的受益者要算英国和俄国，炸出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英裔）和苏联（俄裔）。
俄国以前是东欧一个人口稀少、闭塞的小国，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太多发言权，原苏联区域所有地区1500年人口只有600万（其中1500年时候的俄国还没有这么多人口），1600年快速增加到1300万。彼得大帝的革新，推动俄国展开了广泛的“西化”运动，学习英国、法国等国，以变革自己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局面，俄国迅速发展成为东欧的强国。但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非常保守的，无论是彼得大帝还是叶卡捷琳娜二世都采用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方式，追求俄罗斯的强大。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听到法国革命的消息后，她公开指责启蒙思想是“法兰西的瘟疫”。当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家庭在享受现代生活而减少生育的时候，俄国仍然是农奴制国家，普通百姓保持自己东正教的生育文化，人口增加快速，1800年人口增加到3550万，1815年人口达到4500万（其时法国、德国、英国人口分别约为3000万、2200万、1900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1814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推举为欧洲神圣同盟的盟主，俄罗斯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恩格斯曾这样指出：“惊慌的西欧，在伊凡统治之初还不知道北方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现在由于看到一个硕大的帝国出现在东部边境而目瞪口呆。”
由于农奴制带来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1860年俄罗斯废除农奴制，其时人口已达7410万，其后人口增加的速度并没有放慢，到1900年人口增加到1.33亿，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人口已达1.85亿。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广袤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革命，使得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人口大国，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强国，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人口也增加到1990年的2.89亿。
要是俄罗斯的人口增加速度与法国一样，那么即便崛起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就不错了。
可见，俄罗斯的崛起得益于人口的快速增加，人口使得俄国的崛起延续了近300年才衰退。哥伦布发现美洲引起全球人口爆炸，其中“炸”得最厉害的要算两个国家：英国和俄国，也“炸”出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来自英国）和苏联（继承俄国）。1500年的时候英国和俄国人口分别只有400万和600万。然而当初400万英国人口目前总后裔至少2.15亿，增加53倍以上。当初600万俄国地区（并不光是当时的俄国）人口，到1990年的时候增加到2.89亿，增加48倍。
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众说纷纭。美国著名未来学家Peter Schwartz认为人口决定了苏联的崩溃。苏联由于破坏传统的依附于宗教的生育文化，生育率在1930年代就开始下降，生育率长期低下，1950﹑1960年代，美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分别为3.5﹑3.0左右，而苏联却分别只有2.6﹑2.2左右。堕胎与出生婴儿比例曾高达 4：1（美国即使在1980年代初性解放高峰时间，堕胎与出生婴儿比例也只有0.4：1），又没有引进移民，并且死亡率高，人均寿命比美国短，很多人在劳动年龄就过早死亡，劳动力短缺问题在1980年代末最为严重，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系统，导致1991年的崩溃。
虽然1990年苏联人口仍然比美国稍微多一些，但是苏联的人口结构严重畸形，劳动人口不够，不足以支撑2.88亿人口的大国。可见人口结构是很重要的，无论人口多少，要是没有合理的人口结构，都很容易崩溃。
目前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除了几个穆斯林国家外，其他国家的生育率都只有1.3左右，人口减少威胁国家的持续发展。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要是能够建立起有效的鼓励生育制度，防止人口减少，俄罗斯凭借目前的1.4亿人口还有复兴的希望。就是说俄国成也人口，败也人口，复兴的希望也还在人口。
要是当年苏联引进移民到远东，说不定能够避免苏联解体。俄罗斯现在还担心中国和朝鲜等国人口进入远东，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中华文化圈生育文化已经淡化，已经是“再生障碍性贫血”了，生育率低下，朝鲜生育率只有1.97， 韩国只有1.08， 朝鲜半岛人口正在快速萎缩。中国即便鼓励生育，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1.8，那么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内地人口涌往沿海城市，内地城市将因为人口不够而难以实现规模化效应，哪里还有人口往俄罗斯移民？俄罗斯不可能在近几代内繁衍大量人口开发远东，现在的俄罗斯领导要是明智的话，应该提前吸引中国劳动力移民远东。不然的话，今后根本无法与中国的沿海地区争夺劳动力。
九、美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1776年美国刚建国时人口才250万人，1800年有530万，得益于高生育率和移民，人口增加很快，1900年达到7621万，1915年突破1亿，1967年突破2亿，1990年达到2.49亿。就是说从1915年到1990年人口增加到2.49倍；而苏联人口从1917年的1.846亿增加到1990年的2.886亿，只增加到1.56倍。
美国和苏联的人口对比变化也可以从东西德国看出端倪。二战后德国一分为二（还有部分地方脱离德国），西德人口从1946年的4660万增加到1988年的6140万，人口增加31%；东德是社会主义国家，东德人口1946年为1850万，1988年为1670万，考虑到1961年柏林墙建造之前大约有250万东德人通过西柏林逃往西德，人口基本上没有自然增长，但是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劳动力严重短缺。值得注意的是，东德的堕胎率远远高于西德。
美国之所以是发达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原因之一是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仅次于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在发达国家中具有最大的人口规模效益。除了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外，科技创新与欧洲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诺贝尔奖得主越来越多地集中到美国。1901年到1936年，美国有13人获得诺贝尔奖，占全球获奖者（126人）的10.3％；1943年到1997年，美国有170人获奖，占全球获奖者（320人）的53％；1998年到2000年，美国有16人获奖，占全球获奖者（25人）的64％，其中2000年美国有8人获奖，占全球获奖者（11人）的72.7％。美国科学家囊括2006年所有的诺贝尔化学、物理、医学奖。随着欧洲人口萎缩而美国人口增长，今后欧洲与美国在科技上面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据2002年的 《The Economist》(经济学家)的分析，1950年，西欧（这里的欧洲指的是冷战时期非社会主义国家，人口比欧盟15国稍多）人口超过美国整整一倍：3.04亿（其中欧盟15国人口为2.96亿）对1.52亿。此后大西洋两岸生育率都下降，1970～1985年，美国生育率略低于欧洲。然而，1980年代，某种奇怪的情况开始发生。美国的生育率突然开始扭转其下降趋势，到1990年代，美国的生育率恢复到了略低于2.1的标准。而欧洲生育率仍然继续下滑。2000年美国人口2.81亿，西欧的人口也比美国多出1亿多。欧盟的委员们喜欢自吹自擂地说，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因此，他们在贸易谈判中要求获得与美国同等的地位。一些人也认为，由于人口相当，欧元有一天将成为与美元对抗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是，这样的地位维持不了几天。根据人口学上保守的预测，到2040年，美国的人口将超过西欧。而根据更大胆的预测，到2030年，美国的人口就会超过西欧。到了 2050年，欧洲人口将跌至3.6亿，美国人口将到达5.5亿。如今美国的国民平均收入比欧洲高出三分之一。如果这一水平能够维持，那么即使中欧和东欧诸国加入了欧盟，美国的经济也将比欧洲大出一倍多。由于拥有4亿至5.5亿富裕的消费者，美国市场对外国公司来说无疑比如今更重要。较高的生育率和更多的移民不仅产生更多的人口，而且产生一个更年轻、种族上更融合以及总的说来更充满活力的社会。根据密歇根大学人口学家比尔·弗雷(Bill Frev)的说法，到2050年，美国的中位数年龄将是36.2岁，而欧洲的中位数年龄将是52.7岁。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差别，几乎完全是由欧洲人口的迅速衰老造成的。就目前而言，中位数年龄在美国是35.5岁，在欧洲是37.7岁。换句话说，中位数年龄的差异有可能从2岁升至2050年时的17岁，基本上是两代人。年轻的人口，无疑将使美国在经济竞争中 处于有利地位。
2006年10月17日美国人口总数已达3亿。中国一些学者开始为美国担忧,认为人口增加将导致美国国力、生活水平下降。但是美国很多学者认为人口增加意味着繁荣，美国突破人口三亿大关象征着美国比起欧洲和日本等其他工业化发达国家来说经济上更具活力，政治制度上更具吸引力。美国卡托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Daniel T. Griswold说，美国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上升成正比。美国人口是一百年前的四倍，但是美国人比1906年生活得要好得多，平均寿命从48岁增加到78岁；美国的新生儿死亡率大大下降；美国控制了致命传染病的流行；美国人民呼吸的空气更新鲜，饮用的水更清洁，食品更加丰富多样，住房面积更宽敞。他认为，没有理由质疑生活质量上升的趋势会因为人口的增长而起变化。同时，Griswold认为，美国人口增长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他说，自1900年以来，美国人口一直维持1.31%的增长。但在过去15年里，降到每年1.16%。2000年以来，人口增长率跌到1%以下。因此，Griswold认为，美国突破人口三亿大关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他说，美国人口众多才能产生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才能刺激创新和经济的活力。
十、中印崛起的人口因素
中、印都是文明古国，凭借其众多的人口为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但近代都落后于西方，在历史博物馆里你能体会到这种文明的更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格局仍然没有大的改变(要说有改变的话就是亚洲几个小国家的兴起)，发达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穷国仍然是穷国。但近些年开始，世界格局开始改变，主要是中国和印度(可能还应包括巴西)的兴起：有人口密度优势和人口规模优势，有足够的劳动人口重新推动了这两国的崛起。
现在的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都有其特殊原因，如殖民经济、市场独占、资源掠夺。但现在中国和印度都没有这些发达国家当初兴起的条件，不可能通过殖民和资源掠夺来进行原始积累，也不可能垄断市场，本身资源也缺乏，但中国和印度有一个有利因素就是人力资源丰富。
诚如仲大军先生所指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实际上是人口，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就是仗着如此大量的劳动大军，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生产基地。一旦中国人口这一宝贵资源减少，影响的将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而是整个全球经济”。为政者将这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至，却说什么人多是问题。没有1950-1970年代繁衍的6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力，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现在中国还谈什么崛起？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饭”，但现在的计划生育却是“断子孙的根”。
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可发现人口的增加是“盛世”的标志。现在经济似乎还很强劲，但是由于计划生育将导致人口锐减和经济乏力，从历史角度看无论如何谈不上是“盛世”（哪有导致人口减少的“盛世”？）。
十一、近代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
183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4亿之后，可能是土地的粮食生产率已经基本稳定，又因为外敌入侵（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八国联军侵华）和长期的社会动荡，中国人口又再次维持在大约四亿的一个平台，太平天国时期还出现了人口的锐减，到1901年仍然只有4.2亿，占全球的比例从1830年的40%降低到25%。而印度（大印度）和法国人口却还在增加，1800年到1900年印度人口从1.9亿增加到2.9亿，法国人口从2750万增加到3890万。
其后又因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人口虽有增长但增长缓慢，到1950年人口达到5.5亿，占全球人口比例降低到21.9%。解放后由于预期寿命的成倍延长，中国人口又快速增长，增长速度与全球基本同步，1980年中国人口达到9.87亿，占全球人口的22.9%。
1980年开始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出生人口锐减，从1970年代的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降低到2000年的1300多万左右。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也从1980年的22.4%快速下降到2005年的19.3%。
1901年印度（不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地）人口为2.38亿；其时中国人口4.26亿。2006年印度人口10.95亿；而2006年中国人口12.5亿左右（计生委宣称是13.1亿，但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承认到2004年就有至少4000多万的水分，并且水分逐年增加）。换句话说，从1901年到2006年，印度人口增加到4.6倍，而中国人口只增加到2.9倍。
与印度相比，18世纪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印度；19世纪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稍慢于印度；20世纪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印度；现在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只是印度的一半，意味着今后物质再生产能力（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育龄妇女）都只是印度的一半，并且中华生育文化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今后每年出生人口可能不到印度的1/3。
以现在的1.3的妇女总和生育率(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为1.33。韩国、台湾经济比中国大陆早20多年，但是现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不到1.1)计算，这样下去将来人口会怎么样呢？假设2004年我们这一代为1000人，以26年为一代，要是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的话（发达国家需要妇女生育2.1个孩子，中国需要生2.3以上)的话，人口会一直维持在1000人；如以以1.3的生育率计算，182年后，只有35个人了；以1.22生育率计算只有22个人了。当然实际人口结构不会这样简单，但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由传统的数千万上升到13亿只花了两百多年，要是以目前1.3的生育率，只要两百多年就可以跌落到数千万的水平。1.3的生育率对社会的影响比过去6.0的生育率还要大，过去两百多年中国以6.0的生育率使人口从数千万增加到8亿，虽然人口压力大，人与资源的矛盾大，但毕竟有足够的年轻人口，社会还是在前进的。而1.3的生育率意味着持续的老化，这数千万人口到时将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劳力少得可怜，由于人口的持续老化，社会将难以发展。可见，不要说我国有13亿人口，就算有130亿人口，如果不保持合理的生育率，也很容易下降到几千万甚至灭亡的。天不老地不荒，人生却是如此的短暂，倘若彻底停止生育，即使现在有130亿人口，但一个世纪之后也该都进了黄土，到2100年中国也该亡国灭种了。
人口和森林、草原一样是可更新资源，对可更新资源必须合理利用，保持更新能力，切忌实行掠夺性利用。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相当于掠夺性利用人口资源。
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300万左右（可能还有水分），只占全球出生人口1.3亿的10%，但出生缺陷儿却占全球的20%（意味着今后人口素质将大为降低），意味着中国人口今后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目前中国每年只出生600万女孩，扣除生育前死亡以及不孕妇女，今后生育妇女将不到500万，如果仅仅是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今后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将比现在的台湾和韩国的1.1还要低（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比韩国和台湾落后20多年），意味着每年最多生育600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而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每年死亡2000-2700万（1950-1990年中国每年出生的2000多万人口将死亡），每年减少一千多万--雪崩，大国空巢！即便所有妇女都当全职妈妈，也难以阻止中国人口锐减。一个传统上占全球人口1/3以上的伟大民族将萎缩成无足轻重的民族！
十二、南斯拉夫分裂的人口因素
随着2006年黑山共和国的全民公决，曾经辉煌的“南斯拉夫联邦”在十几年内一分为六，“南斯拉夫”这个曾经光荣的名字彻底消失。南斯拉夫的解体很大程度可以说是因为人口和民族政策，“得益于”铁托的民族政策。整个铁托时代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70年代，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战后南共五人领导核心之一的兰科维奇正是因为塞族民族主义而被被铁托整下台。在压抑处于人口和经济强势的塞尔维亚族的同时，却照顾和优惠人口较少的其它民族、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自决权。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作了有利于 “压制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一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5.4％。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当时马其顿人与波斯尼亚人都算塞尔维亚人）占绝对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为36.3％。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新民族”相继独立。在没有主体民族的国家与地区，“谁想独立就让谁独立”的结果必然是爆发旨在争夺土地、资源与统治权的无止境的种族战争与极其残酷的种族清洗，这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好处。
十三、在生育方面，我们还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
生育文化就像人的骨髓（造血器官）。要是骨髓正常，即使失血再多（只要不危及到生命），也能很快恢复；但一旦骨髓出现障碍，那么就会出现造血功能异常，导致血液细胞减少，出现“再生障碍性贫血”（再障）。临床上常出现较重的贫血、疲乏、软弱无力、感染和出血。死亡率高，尤其是急性型再障死亡率高。在血液病中再障和白血病的死亡率占80%，急性再障和白血病的死亡率占95%，再障故有“软癌”之称。致病原因最常见的是药用工业（如氯霉素、保泰松）或生活中接触到化学物质的中毒或过敏。
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多次人口锐减的事件，有时候损耗人口80%，但是因为有传统的生育文化（骨髓），人口能够快速恢复。中华传统生育文化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并经过历代统治者和精英阶层的精心维护；但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华文化圈的生育文化的根基（祖宗文化、礼教文化）已经不存在，并且生育文化已经被刻意破坏，就是说人口再生产的“骨髓”已经出现障碍。工业化就像保泰松一样抑制了我们的“造血功能”，而中国的计划生育却又像氯霉素对骨髓抑制一样加重了对生育文化的抑制。
仅仅是生育文化自发消失就使得香港、台湾、韩国等地的生育率偏低，而中国大陆还存在“自我设限”的心理障碍并刻意破坏生育文化。中华文化圈就像一个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人，由于生育文化缺失（造血功能障碍），即便鼓励生育也难以提升生育率，而中国大陆的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加重了对生育率的压制。
生育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我们的先祖曾经建立起世界上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使得我们民族傲视世界上千年。但是中华生育文化的两个支柱：祖宗文化（“孝”文化）和礼教文化（控制“性”）都已经消失几尽，而又没有建立起新型的生育文化。扪心自问，在生育上面，我们还算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挽救、重建中华文化圈的生育文化，中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十四、各民族的博弈归根结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边界是暂时的，人口是长久的。人是世界的主人，哪个民族能够在人口上占主导地位，就能主导世界的未来。在缺乏经济激励的情况下，生育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刺激人口增长的必要因素。各民族的博弈归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菲利普·朗曼预测：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将统治世界。朗曼认为现代性正走向自我毁灭。越来越多的世俗论者出于经济因素逃避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责任，而与此同时很多虔诚的宗教徒维持高生育率。那些拒绝某些“现代思潮”的人，不管他们是安分守己的摩门教徒还是仍然忠于大家庭的穆斯林，似乎拥有进化优势。
北美有一个特殊的民族——阿米什人（Amish），是德裔瑞士移民后裔，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大约在1720-1730年间，他们的祖先因为宗教迫害来到美洲拓荒定居，从那时起已没有一个阿米什人留在欧洲。目前人口20万，都是当初数百名拓荒者的后裔。主要分布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 印第安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其余的百分之一居住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他们不从军，不使用电力，远离汽车、电视、照相、电影、时装等等现代化的充满技术机巧的东西，不接受社会福利，或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帮助。阿米什人并不视技术为邪恶，但是对接纳新技术非常谨慎。例如，电力被视为与“世俗世界”的联系。使用电力会导致使用家用电器，令阿米什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复杂化，引发为了物质生活的个人竞争，进而摧毁整个社区。笔者曾经得到阿米什人的面包母料和面包制作说明书，不要酵母，直接用母料发酵，这个过程需要10天时间，10天后面包做成，留一些做母料（留给自己或者给朋友），一直传下去。味道确实不错，只是每10天得传一次，比较麻烦，很难坚持下去，只有阿米什人这样有协作精神的团体才能将母料一直传下去。
阿米什人与非阿米什人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青年人从16开始恋爱，到20岁时结婚，结婚仪式很复杂。阿米什人与阿米什人结婚，不许离婚，严格一夫一妻制。不采取任何节育措施，包括安全期避孕法，每个妇女平均生育6、7个孩子。人口每20年增加1倍，只要再过两三代人，其人口就会相当于美国一些小州的人口。他们不为现代文明做出贡献，也不享受现代文明成果。随着土地价格的高涨，他们的一部分已经开始脱离土地。谁能保证今后的美国不是他们的？
1877年从中国陕西移民俄国的回族东干人，由于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至今仍然保持很高的生育率，在短短130年之内，人口从1877年的300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12万人（增加到30多倍）；而同期中国全国人口却只从4亿增加到现在的近13亿（只增加到3倍）。
美国作家Mark Steyn出版了一本名为《America Alone》的新书，在书中他指出西方的低生育率将导致西方文化的死亡，而穆斯林的高生育率决定了未来他们有可能控制西方发达国家。Steyn认为现在欧洲的穆斯林势不可挡，不是因为穆斯林的暴力行为，而是因为欧洲人的生育率下降，而穆斯林生育率上升。
加拿大的生育率是1.5，欧洲整体为1.38，日本为1.3，俄国仅1.14。Steyn将这种状况称之为“自绝的文明”。
但是，穆斯林国家平均来是每名妇女生5-7个孩子。还有更严重的一面，那就是年龄结构。目前在英国和欧洲，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5%，而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40-50%。在一个国家里，如果祖父辈的人口远远高于孙辈的人口，将来会是很严重的问题，类似于中国古代最恶毒的咒语：倒绝。
从人口统计角度讲，Steyn说生育率高的族裔将来会控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不需要一枪一弹。现在美国是唯一一个生育率能够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发展不停滞的发达国家。而其它发达国家等于已经向穆斯林的战斗精神投降了。
要是其他民族无法遏制人口锐减的势头，从人类长远看，穆斯林的高生育率未尝不是好事，至少可以延续现在的文明，就像当年日耳曼人延续罗马文明一样。
面对全球生育率下降和社保的冬天，就生育文化来说，美国还穿着件破棉袄，法国、英国等国还穿着件夹克，俄罗斯、日本、韩国还穿着件千疮百孔的衬衣，而中国却只穿着条短裤。再不添件衣服，能够熬得过漫长的冬天？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最优秀的人口统计学家）：原始统计资料是最可靠的。多次调查均证实生育率很低。陷在“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归因于漏报并调高生育率估计→继续严格控制→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这个怪圈里，迟迟无法理解和正视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这个事实，最终导致错过调整政策的最佳时机。

北青网 - 第一财经日报：郭志刚 (08/06/30 10:08)
http://dycj.ynet.com/article.jsp?oid=41304547&pageno=1
编者按
中国似乎从不需要为人口下降而担忧。长期以来，人们所关心的几乎都是如何才能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一定数量以内。老龄化、少子化、低生育率，似乎仅仅是欧洲和日本所需要为之苦恼的问题。
事实却并非如此！人口学研究表明，中国可能正在走上与欧洲和日本相似的道路。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很低生育率”的人口新时代。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出现短期难以扭转的负增长局面，与之相伴的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等问题。人口是经济的重要基础，人口变局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构成诸多挑战，影响到劳动力、消费、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甚至关系到民族的繁衍与发展。
从本期开始，《第一财经日报》邀请人口学、经济学专家，撰写“低生育率与中国经济”系列评论文章，为我们分析“低生育率”问题的由来与效应，提出应对政策建议。欢迎参与讨论：cbn_wer@yahoo.com.cn。
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沧海桑田非一日之功，真正重大的转变往往是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悄然发生的。将近20年前，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但我们对它的认知却远远滞后。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生育率开始低于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此后这一状况维持了近20年。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生育率继续保持在这一水平，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以平均每30年减少四分之一的速度下降。
判断人口形势有一个常用的指标——总和生育率（下称“生育率”）。它表达观察到的生育状况所反映的平均每个妇女（每对夫妇）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生育率不仅是测量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又可以预示未来人口的总体变动趋势。人口学家通常以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下称“更替水平”）的标准，也就是说，在考虑到子女一代的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换句话说，生育率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就意味着人口数量的零增长。通常把低于1.5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把低于1.3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
从全球来看，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且这种状况不断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有关国家的生育率也越来越低。出于低生育率对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负面影响的忧虑，引发了“低生育率危机”或“低生育率陷阱”的热烈讨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极大关注。1997年时全球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44%的人口处于低生育水平，联合国为此召开了专家会议，研讨低生育率问题，并出版了论文专辑。目前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在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社会中。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还属于高生育率国家行列。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中国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下降；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在2.5上下浮动，199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为2.3。历史性的转折点出现在1992年，当年全国生育率调查结果首次显示生育率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1.6左右，各方测算略有出入）。从此之后，十几年来几乎所有全国性人口调查统计均反映生育率处于1.5以下。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很低生育率”。由于我国城镇人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因此城镇生育率甚至显著低于1.0，这种情况可以称得上是“超低生育率”了。
多次调查均证实生育率很低
在其他国家，低生育率形势一经发现，往往会震动政府和公众，引起高度关注。但我国的情况却很不一样，尽管统计上的“很低生育率”已经持续多年，有关部门却一直表现得颇为迷茫，似乎不能理解和正视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这一事实；而人口学界的有关讨论，也很少进入公众视野。
由于生育率刚刚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徘徊局面，所以1992年生育率调查结果首次突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时，大大出乎政府部门和人口学者的预料，包括国际有关方面，一时间都认为中国的生育调查统计存在严重的出生漏报，并不相信这些结果，期待以后调查可以查出漏报、获得反映真实生育水平的较高的统计结果。一晃十几年已经过去，历次调查到的生育率总是处于很低水平，而且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经过回溯推算，还不断肯定以往年份的生育率就是很低。这样一来，人们所假定的大规模出生漏报总是不能查实，怀疑生育率调查所未能正确反映的所谓“（较高的）真实生育水平”也始终是虚无缥缈。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所得到的生育率最低，仅为1.22，经统计部门调整后也不过为1.4。于是在2003、2004年有过一番关于真实生育水平的热烈讨论。尽管众说纷纭，但共识是接受了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下，但对具体水平的认识差异很大。虽然有关部门也采用了“低生育水平”来描述当时生育状况，但是该口径过于宽泛，反映出对于生育率究竟低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把握。实际上，以往十多年中的人口规划、决策和工作，包括2004年启动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都是以生育水平稳定在1.8左右这个假定为前提操作的，并未考虑过“很低生育率”甚至“极低生育率”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如果历次生育率调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基本属实，中国当前的生育率应当处于“很低”水平，甚至有可能接近“极低”水平。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当年生育率为1.33，而2006年国家计生委做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则反映2005年生育率为1.74。一年之中进行的两个全国性调查在同一年的生育率上的差距竟然达到0.4之多，这为判断近年生育率再添迷雾。尽管两者出现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还不清楚，但根据这两个调查的数据，却可以一致地推算出2000年前后的生育率远在1.5以下，再次肯定了以往年份调查到的“很低生育率”结果。
1992年以来的几乎每一次生育和人口调查都证实了生育率处于1.5以下，属于“很低生育率”，而我国人口规划、宣传、决策却并不是依据调查数据所一再证实的“很低生育率”，而是长期沿用1.8这个生育率假定。生育率在不断变化，而我们的认识老是跟不上，就会造成同现实情况脱节、误导政策制定的后果。
思维定势和盲区造成认识滞后
多年来对生育率的认识之所以严重滞后于生育水平的现实变化，不能理解和正视实际调查统计的结果，主要原因是受到一种思维定势的局限，认识上存在盲区。
这种思维定势一方面片面强调人口政策对生育水平的作用，认为能够使生育率下降的只有计划生育行政管理这一个因素。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的力度近年来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大量流动人口也使管理鞭长莫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生育率只可能上升，而不可能显著下降。
为了解释这个结论和实际调查结果之间存在的明显不符，出于思维定势，于是就会去过分夸大统计中的漏报，特别是群众超计划生育的瞒报和基层政府为政绩有意低报所占的比重。
统计得到的“很低生育率”只可能是由极其严重的出生漏报导致的虚假统计结果，并非真实出生率的反映——这种看法尽管缺乏确凿证据，却相当流行。
瞒报和低报的情况现实中确实存在，但它们所占的比重有多大，是否足以影响统计结果的有效性，是很值得怀疑的。而且按照一般规律，即使当年存在出生漏报，后来的调查，尤其是人口普查，应当能够推算出真实的生育率。如果一直存在大量漏报，则后来的调查应当对以往生育率有大幅度的修正性调高，然而现实是后期的调查不但没有大幅修正，反而一再肯定以往调查得到的低生育率。由此可见漏报对统计结果不存在实质性、全局性的影响。
再来看人口流动对生育率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调查研究表明，外出并在农村之间流动的育龄妇女比留在原籍农村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低，而从农村流向城镇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则要相对更低，有些年份的统计表明其生育率甚至低于城镇原有的非农户籍妇女。因此，人口流动效应如今已不能再用“超生游击队”会导致生育失控这种简单化的逻辑来片面概括了——即便在当年，“超生游击队”也未必是一个足以影响整体生育率的长期、普遍现象。人口大量流动的真实效应不是增加了，而是大大降低了农业户籍人口的生育水平，进而拉低了全国的生育水平。
调查结果与经验认识不同时，正确的做法是既要慎重对待调查结果，也要对经验认识进行反省，而不是简单假定以往的认识是正确的，一味怀疑和拒斥调查结果，这才是科学的态度。然而现实中我们却往往很难摆脱思维定势的局限，无法认识到现实生活的多种因素都可能造成生育率下降，形成了一个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认识盲区。
经济、社会生活变化导致生育率降低
那么，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哪些因素会造成生育率下降到很低水平呢？
在国际学术界，低生育率研究发展很快，涉及到生育率变化史、低生育率影响因素、未来生育率发展前景以及对低生育率的政策干预等方方面面。其中，低生育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和视角对我们解释中国的“很低生育率”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国际上新的低生育率分析模型以生育意愿为基准来研究生育率，在这个基准上根据不同因素对生育率提升或抑制的影响来进行调整。提升因素包括由于避孕不到产生的非意愿生育、由于子女性别偏好而多生、由于子女伤残死亡而导致的替补生育，如果这些因素的影响较大就会导致实际生育率高于生育意愿。而抑制因素则包括生育推迟效应、不孕效应以及（为追求其他人生目标而放弃原定生育意愿的）竞争效应，如果这些因素影响较大则会导致实际生育率低于生育意愿。
由于近年来国内生育率研究主要关注出生漏报，而对其他影响因素的研究十分薄弱，致使有些方面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借鉴上述框架，对中国的生育意愿基准、生育率提升和抑制因素作一番粗略的梳理。
2001年和2006年的全国计划生育调查均表明，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个孩子。这个水平本身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然而略高于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1.5个孩子的平均生育水平。一些研究发现，上述调查中，由于问卷设计等原因，被调查对象有时会以现有子女数或计划生育政策所要求的子女数来回答理想子女数的问题，这种现象在农村比城镇更为普遍。因此1.7个孩子的理想子女数可能并不能准确反映群众的生育意愿。根据很多很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意愿也仍然普遍维持在2.0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也会大体类似。但是，生育意愿是一回事，而实际生育是另一回事，其中有很多因素在发挥作用。
作为提升因素的非意愿生育仍然会长期存在，但是由于避孕和人工流产手段的普及，其影响程度现在已经很小。同样，由于所生子女死亡、伤残等原因而进行替补性再生育的影响对总体生育率的影响也不会很大。并且，要想取得这两个因素的相应统计也并不太困难。
性别偏好本来是另一个主要的提升因素。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存在着强烈的子女性别偏好，这可以从生育意愿的性别构成和出生性别比上清楚地看出来。但是需要特别考虑的是，由于生育政策的限制和群众理想子女数本已较少，现在满足性别偏好的方式极有可能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以前通过多生来满足性别偏好转变为通过胎儿性别选择及人工流产的方式来实现。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超计划生育，又可以避免非意愿性别的生育。有的研究已经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人工流产之间存在明显关系。还有的研究证明，对于想儿女双全的人群，要使其中的95%以上实现愿望，如果仅靠多生方式则每对夫妇必须平均生育2.94个孩子才能达到，而如果能完全控制生育性别，那么平均生育2个就够了。可见，达到性别偏好实现方式的转变对生育率会起到抑制作用。原本是中国生育率一个重要提升因素的性别偏好，很可能已经通过中国目前较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和较高的流产率而得到了释放，对生育率则反而转变成了一种抑制因素。
国外的研究已经证明，生育年龄推迟是生育率的重要抑制因素。比如，近年来欧盟人口由于生育年龄不断推迟导致其生育率降低了0.3。笔者用同样方法对中国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由于推迟生育降低生育率的幅度为0.11，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降低幅度则高达0.23，可见在中国，生育年龄推迟这个抑制因素的影响已经变得相当大。
不孕是另一个重要抑制因素。现代社会中环境变化，社会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剧，增大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压力，还有结婚生育年龄的推迟，都对不孕有一定的影响。不孕症目前是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报道，现在美国不孕率为10%~15%，而欧洲的不孕率则达到20%。我国的研究发现，新一代已婚妇女的不孕风险明显提高。2001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原发性不孕率为17%。
第四个抑制因素——竞争效应是指，因为其他生活追求与原生育意愿发生矛盾而导致的减少生育，即根据实际情况而放弃了原来的生育意愿。在现代，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广泛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有了更多个人发展的机会。我国在转入市场经济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费用越来越大，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人口迁移流动加剧，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人们正在努力追求新的生活目标和更高的生活质量及品味。这些巨大的社会变化都会导致夫妇倾向于减少生育，这在人口转变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中早就被描述过，而且已经是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验。尽管这个因素的影响幅度很难量化，但它的存在应该没有疑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由于中国近20年来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迅速的变化，中国当前生育率的提升因素已经相对削弱，甚至部分转变为抑制因素，而抑制因素则相对增强。虽然生育意愿这个基准还没有公认的研究结论，但是一旦跳出“行政管理是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这个思维定势，就可以看到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因素还有很多，中国的“很低生育率”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结语
笔者并不否认出生漏报是个问题，应该说出生漏报问题本身研究得并不好，解决得也不好。但笔者更想强调的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视野是否足够开阔，是否能够跳出旧有的思维定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中国生育率的认识。除本文所涉及的因素以外，还可能存在没有被察觉到的因素，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探讨。忽略这些因素，草率地下结论，我们可能就会更久地陷在“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归因于漏报并调高生育率估计→继续严格控制→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统计结果”这个怪圈里，迟迟无法理解和正视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这个事实，最终导致错过调整政策的最佳时机。
王丰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客座教授)
在人口学上有很多前瞻性研究，驳斥了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的论述

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已成定局
第一财经日报
王丰 (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与中国经济改革几乎同时出台的另一项基本国策，便是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代表的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近30年来，几乎所有城市的夫妇与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夫妇都遵循了这一政策。至今已有1.4亿的独生子女，亦即造成了1.4亿只有一个子女的夫妇或家庭。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历史性增长已为举世共睹的奇迹。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历史性转变却不尽为国人与世人所知。
中国人口历史性转变的主要标志便是近20年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已持续地并已大幅度地低于人口维持再生产的更替水平。而人口生育水平降至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又恰恰是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广泛纳入全球化经济轨道同步发生的。在“一孩政策”开始执行的20世纪80年代，全国的生育水平徘徊反复，并没有明显下降。这就说明我国近年来形成的低生育率，甚至部分地区的超低生育率是源于全球化经济压力以及全球化文化影响，而不是我国特有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备注：计生们除了狠狠地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外，其实没有办一点好事，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目前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新的挑战。低生育率已成为国际社会新的主要担心之一。许多国家政府都已经积极制定或修改社会政策以阻止生育率进一步下滑，但至今几乎无一奏效。政府可以说服、帮助甚至强迫人们减少生育。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来，几乎还没有政府能成功地强制人们多生孩子的先例。（备注：中国计生可以把妇女像牲口一样拉去刮宫流产，但可以像牲口一样拉她们去交配吗？）作为全球社会的一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对生育的考虑和打算和他人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和借鉴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正如近半个世纪前初次倡议计划生育所遇到的抵触与接受上的迟缓，导致后来人口急剧增长一样，对中国人口形势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这一根本转变的漠视或滞后认识，将使我们重蹈历史旧辙，承受人口减少的后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总数不可避免地减少。当平均生育水平高于更替水平一倍时(总和生育率为4~5)，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翻一番。同样，当平均生育水平远远低于更替水平时(总和生育率为1.0)，人口规模每30年左右缩小一半。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已有10个左右省市的生育率降到了这个水平。目前我国总人口规模仍在慢速扩大，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所造成的人口增长惯性所致。而一旦人口开始减少，负增长的惯性也将导致人口减少势不可挡。
中国人口总数减少，简单地看可能不一定是坏事。然而人口减少恰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人口减少不可能是所有年龄组人口均匀减少，而是从最年轻的年龄组开始，一批出生人数比一批少。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相对比例越来越大。这便是加速式人口老化。其次，人口减少一旦开始，就将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无法马上逆转。人口再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最大区别在于生产周期特别长。物质产品生产政策变动的结果一年甚至几周或几个月便可见。而人口再生产政策变动的影响可能得几十年才能明了。今天的老年人都出生于半个多世纪之前，今天的劳动力则出生于20多年前。
与30年前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对中国就业、消费、积蓄、资源带来一系列挑战一样，近年来全国总体生育水平连年低于更替水平，部分地区仅为更替水平的一半，也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导致对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的挑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时，人口老化也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
目前，我国有高达1亿多作为经济发展主力的流动人口，同时也有大于日本总人口数的1.4亿的60岁以上的老人。而这两个人口群的规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一方面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流动人口群体将不断缩小，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规模在日趋扩大。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规模将在2015年达到2亿，2030年达到3亿。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而由于过去近20年中已形成的并不断加剧的低生育率，真正的劳动力减少才刚刚开始。仅5年之后，也即从2013年开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20~24岁)的规模将开始持久性大幅度下降。10年之内，也即至2023年，达到这个年龄组的人口规模比2013年时的要小25%以上。而这个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正是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具创造力的人群。这个人群规模大幅度缩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性劳动力规模缩小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需求结构也有直接的作用。人口老化会造成对某些消费品如服装、化妆用品、文体娱乐开支的减少，同时扩大对医疗保健用品和服务需求。人口老化也会迫使人们为未来作准备，包括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这些新增的储蓄，一方面为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孕育着新的风险。
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之后，21世纪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性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化。中国社会由于生育水平在近20年前就已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人口负增长的惯性已成定局。换言之，尽管表面上中国人口总量还在增大，而未来中国人口规模持续缩小、人口不断加剧老化的大势已经造成。这一人口的根本转变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潜在危机已经是事实，不可漠视和观望。认识把握中国人口低生育率的新形势，有助于我们未雨绸缪，减小由于盲目观望等待所带来的不必要的代价。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1981年获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法学硕士，1983年获美国得克萨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社会学和人口学硕士，1986年获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社会学和人口学博士。
1986－88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副系主任，1988－89年任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人口与发展顾问,1990－1998年任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1999－2000年任纽约人口理事会（the Population Council）高级研究员，2001-2004年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兼国际合作部部长，2005年3－5月应邀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研究学者
目前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人口学组成员，国家人口和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成员，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WHO）生殖健康社会科学专家组成员，美国纽约“国际计划生育展望（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刊物国际编委，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兼职教授，昆明医学院研究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理事会成员，山西省人口研究中心顾问，福州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客座教授。
1981年为第一位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奖学金出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1986年第一位回国工作的人口学博士，1988年为第一位受聘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长期顾问的中国专家，1998年第一位受聘担任纽约人口理事会的高级研究职务的中国人口学家。
1992年获得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并曾获得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学会等多次奖励。

世界对低生育水平时代到来的困惑
顾宝昌
时间:2008/07/08 来自:北青网 - 第一财经日报：
面对低生育水平时代的到来，无论是我们的人口研究还是我们的人口工作，都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
从如何应对人口的快速增长，到如何认识和应对人口低生育水平的挑战，人类正在从一场“静悄悄的全球革命”转到另一场完全相反的“静悄悄的全球革命”。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到上世纪50年代，久违的和平时期终于到来，随着医学卫生的进步和死亡水平的下降，世界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的局面。尽管许多人口学者和有识之士对人口的快速增长表示忧虑并纷纷呼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呼吁难以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同和政府的关注，甚至受到批判和指责。
各国人口学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数次开会，希望引起对人口快速增长对世界影响的广泛关注，但第一次由联合国召开的世界人口大会迟迟到1974年才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
这种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会继续向什么方向发展？会对世界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应该如何有效应对并尽快扭转人口过快增长的局面？它对人口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课题，对各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
由此，20世纪的上半叶迎来了世界人口研究的蓬勃发展，各国政府应对人口挑战的政策方案频频出台。降低生育水平成为扭转世界人口过快增长的关键一着。学者们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加以研究；各国政府组织实施种种计划生育项目，提供避孕节育服务。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展开，人们对高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和后果以及促使生育水平下降的机制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对策越来越完备、效果越来越显著。
到了20世纪后期，世界人口的生育水平不断下降、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放缓，人们感谢人口研究的开展促进了对人口变动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欢呼各国政府开展计划生育的伟大胜利。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人口学家、服务提供者的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口的过快增长得到明显遏制，这甚至被誉为“20世纪人类的奇迹”，“一场静悄悄的全球革命”。
但在人们欢呼生育革命成功的同时，地平线上却出现了另一种人口情景，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情况，并呈不断下降的势头。
人们原本以为这只是欧洲的独有现象，开始时对低生育水平到来的关注主要是出现在欧洲的人口会议上和欧洲的议会大厅里。但随着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所谓的“欧洲现象”正在向世界各地蔓延，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以至于一位德国学者不久前在《科学》杂志上惊呼：2004年人类正在跨过一道历史性的但几乎不为人注意的门槛，即人类的大多数已经或即将生活在长期处于低于更替水平的社会中。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先后步入低于1.5的“极低生育率”的行列。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人口如要实现世代延续就需要把生育水平保持在一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的更替水平。简言之，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上，那就会出现下一代比上一代人数更多的情况，人口规模就会越来越大，出现人口膨胀；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那就会出现下一代比上一代人数更少的情况，人口规模就会越来越小。因此，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是否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上还是以下，成为考察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高低及其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的重要标志。
人口学家原来认为，当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降低到更替水平后就会保持在这样一个维持人类世代更替的水平，但这一假设却被各国的事态发展所无情推翻。并且，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欧洲，也出现在了亚洲；不仅出现在发达社会，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伊朗的生育水平纷纷跌入更替水平以下，并还在继续下降，从2.1下降到1.8，又下降到1.5，又下降到1.3，甚至更低。
什么才是这种下降的终点？这种下降趋势说明了什么？又是为什么会发生的？它对各国和人类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这种下降趋势在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与在发达社会的情况又有哪些不同？
面对低生育水平的到来，各国的关注也在不断增强，并积极应对，完全不亚于当年面对高生育水平的劲头。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无论是在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国家，投入虽著，但收效甚微。到目前为止，在那些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国度中，不论政府和社会的努力有多大，除了瑞典和法国，还没有一个人口在生育水平降到如此之低后能再把生育水平提升回到1.5的，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把生育水平提升回到2.1的更替水平的。
当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后，尽管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人口在一段时间内还会有所增长，但它最终将必然跌入人口负增长的境地。但这种由低生育水平而来的人口负增长却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它的规律性，它的未来趋势，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所有这一切，我们对它的认识还非常肤浅，才刚刚开始。
我们过去的人口研究成果虽然辉煌，但难以解释今天面对的人口态势；我们过去在应对高生育水平方面的经验虽然丰富，但无法应对今天的低生育水平的挑战。显然，面对低生育水平时代的到来，无论是我们的人口研究还是我们的人口工作，都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使命，回避彷徨、畏难退缩是不可取的，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也不足为道。我们必须像当年面对高生育水平对人类的挑战一样奋起努力，我们一定能不断地加深我们对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我们一定能寻找到应对低生育水平挑战的有效途径，为人类和后代争取一个美好的未来，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开创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
但作为所有这一切的第一步，我们必须正视世界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代这一基本点，再不能溺于高生育水平的思想定势之中，必须要换个眼光看人口问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
独生子女政策始作俑者陈慕华
1921年生。女。浙江青田人。读中学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从国统区奔赴延安，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留延安工作，先后任抗大第三分校训练部佐理员，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五团团部参谋，留守兵团司令部教育科参谋、后勤部经济建设处秘书，陕甘宁晋绥防联军司令部军事研究室研究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赴东北工作，先后任热河军区司令部参谋，东北铁路总局机关政治协理员，中长铁路中央医院政治副院长等职，参加东北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组(处)副组(处)长，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交通局处长，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套设备局副局长，国务院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三局副局长。1971年后任国务院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1976年11月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兼中共党组书记。1980年9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并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1982年担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及中共部党组书记。1983年6月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任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成员。被选为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五、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4月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同时任中国银行名誉董事长。她还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被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独生子女政策始作俑者陈慕华

减少人口能提高人均GDP并解决就业-资源-环境问题吗？
《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6月上半月期.学术评论卷
http://www.hebskl.cn/view_news.asp?newsid=647
http://ishare.iask.sina.com.cn/cgi-bin/fileid.cgi?fileid=4042556
学术对话（特约主持：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
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 易富贤
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 穆光宗
编者按: 已在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实施长达三十年的强制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是否应当调整，今年来成了一个热点话题，特别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期间此问题更是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2008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第一次会议新闻言人吴建民宣布中国在考虑调整人口政策，而国家计生委官员却说要长期坚持现行政策不动摇。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将产生什么影响？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本刊就此问题约请了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先生撰写了《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一文；2008年4月25日，本刊特约记者又就此问题对民间人口与生育问题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进行了书面采访。
计划生育问题是关系到我国众多家庭、个人的大问题，本期刊登两位先生的文章，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并欢迎读者投稿，各种观点展开讨论。
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
易富贤 daguokongchao@gmail.com
1、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人认为只有大幅度减少人口才能发展，你能否分析一下十七大报告对人口政策调整的指导意义？
2、记者：中国GDP总量虽然排在世界前几位，但是由于人口分母太大，中国人均GDP却排名很后。你认为通过降低人口分母能够提高人均GDP吗？
3、记者：现在放开人口政策后老百姓也养不起两个孩子，人口政策还有必要调整吗？
4、记者：中国人均资源很少，有的学者认为最适人口只应在7亿甚至3亿，减少人口可以提高人均资源。你对这个观点有何评论？
5、记者：现在全球面临粮食危机，中国的粮食价格也不断上涨，有人认为为了粮食安全，人口还是应该降低一些才好。你认为如何？
6、记者：不少人认为，人口太多导致中国的环境恶化，只有将人口降下来，才能改善环境；并且今后面临全面变暖，将人口降下来将有助于应对气候危机。你认为如何?
7、记者：老百姓普遍认为，现在就业压力大就是因为人口太多。你认为减少人口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吗？
8、记者：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人口素质比人口数量重要，粗养两三个孩子，还不如精养一个孩子。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9、记者：有人认为今后国防不靠人，靠科技，人多人少意义不大，人口太多会挤占国防科研经费。你觉得计划生育对国防安全有什么影响？
10、记者：很多人担心，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会大幅反弹，又不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你觉得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反弹吗？记者：很多人担心，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会大幅反弹，又不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你觉得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反弹吗？
11、记者：你认为停止计划生育后会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吗？
1、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人认为只有大幅度减少人口才能发展，你能否分析一下十七大报告对人口政策调整的指导意义？
易富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博士，以下简称易）：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
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发展，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竭泽而渔式的发展。人是以人为本的本，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5到3.3个孩子[2]。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人均生育孩子数）需要在2.3以上。考虑到不孕不育症（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比例从1970年代的1%-2%上升至现在的12.5%左右）[3]、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4]。可见中央是要求在以人为本、可持续的前提下稳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并没有稳定在中央所要求的维系可持续发展的低水平（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至少也得在1.8左右），而是从1990年的2.2左右的低水平快速下滑到1990年代中期的1.3左右的超低水平，2000年更是降低到极其危险的1.22 [5]，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3 [6]。这还可以从近年小学生锐减，小学大量关闭得到佐证。中国教育部“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的小学生在校生人数3年锐减了将近1300万，小学减少了9万所。200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10864.07万人，比上一年减少381.04万人[7]。2000年底湖北省共有近3万所农村中小学校，但由于农村生源减少，2005年底全省农村中小学仅剩15165所[8]。北京市由于外来移民（包括农民工），总人口在逐年增加，但是小升初人数却从2000年的18万人减少到2005年的8万多人[9]。
由于生育率不能稳定，中央的人口目标也无法实现。2000年底中国人口为12.6743亿，“十五规划”人口控制目标是2005年13.3亿，如果生育率稳定的话，这五年需要增加6257万人口；但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底中国人口才13.0756亿，五年只增加4013万，只相当于预期的64%。2005年1月6日是中国13亿人口日；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5年11月14日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7亿”[10]，意味着如果生育率稳定在1.8的话，2005年到2010年这6年每年需要增加1167万人口。由于死亡人口逐年增加，那么2005年、2006年、2007年人口增量需要远高于1167万。但是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2006年、2007年人口增量分别只有768万、 692万、681万（实际上可能只有400万左右）[11,12,13]。这说明中国的生育率根本无法稳定在1.8的低水平。
导致生育率无法稳定而且不断下降，有下面几个原因：
1、1990年代以来分配率不断降低，而又进行了一系列产业化（住房、教育、医疗等）改革，使得民生压力增加，养育能力降低。
2、随着经济发展，养育成本本身也在不断提高。
3、就业模式的改变，使得生活节奏加快，婚龄、育龄延迟，避孕率增加。
4、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
5、生育能力急剧降低。
6、单身、丁克、同性恋等。
7、电视、电脑等娱乐活动等导致婚内性生活减少，无性婚姻兴起；而婚外性生活却泛滥。
这些因素导致中国的生育意愿不断降低。《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14]。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25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已婚妇女的理想数较高为2.53人，只比20年前少0.5人，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大幅滑落，从1986年和2000年的1.68人，降到2006年的1.1人[15]。
目前中国的生育意愿只有1.73，即便没有任何生育限制，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1.8。而中国却又执行非常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根据国家计生委发言人、法规司长于学军提供的详细数据计算[16]，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现在至少有15%的夫妇不生育，那么响应政策的话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17个孩子[17]。这就意味着需要出生人口超过三分之一是超生的才能使得生育率达到1.8，需要出生孩子有一半是超生才能使得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但是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超生孩子占不到6%”（计划生育率高达94%）[18]。可见现行人口政策已经导致人口本身难以持续发展。中国人口政策面临着方向性调整。
2、记者：中国GDP总量虽然排在世界前几位，但是由于人口分母太大，中国人均GDP却排名很后。你认为通过降低人口分母能够提高人均GDP吗？
易：希望通过减少人口分母来提高人均GDP的前提是分子（GDP总量）是固定的。但是事实上GDP分子并不固定，而是依赖于人口分母。
“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2006年3月8日，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做客新浪网说：“我在这个两会上大声疾呼要重视分母，要大家一起像抓分子一样地抓分母，如果只注重分子不控制好我们的分母，‘十一五’规划不可能实现，将是一纸空文” [19]。
我们以下面4种人口方案来分析通过减少分母，是否真的能够提高人均GDP：
1、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年底中国人口是13.0756亿，“十一五规划” 的2010年人口控制目标是13.6亿（平均每年增加1049万，以每年死亡900万计算，这5年需出生9744万）。
2、2010年人口只增加到13.4亿（平均每年增加649万，这5年出生7744万）。
3、2010年人口增加到14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平均每年增加1849万，这5年出生1.3744亿）。
4、2010年人口降低到12.6256亿（一个孩子都不生，每年死亡900万）。
2000年我国人均GDP是7086元，到2010年翻一番的话，达14172元。以13.6亿人口计算，2010年总GDP为192739亿元。这192739亿元，13.6亿人口来分，人均14172元；13.4亿人口来分，人均14384元；14亿人口来分，人均13767元；12.6256亿人口来分，人均15266元。第2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多1.5%，但却少生2000万人口；第3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少2.86%（其实并不一定真的减少2.86%的收入，因为人口刺激消费和生产，这多出的4000万人口的消费增加GDP总量），但是却多生41%孩子（4000万人口；他们今后创造的财富是多少？)；第4个方案比第1个方案人均GDP只多7.72%，但却少出生9744万人口(数千万家庭今后将老无所养)。这还只是从五年的角度看，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停止计划生育对今后更有利。可见指望通过降低人口分母来提高人均GDP是行不通的。
Amartya Se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通过比较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也认为降低人口增长并不能提高人均GDP [20]。
十七大的以人为本全面回答了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谁发展（发展为了人民）、靠谁发展（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理顺了GDP分子与人口分母的关系：发展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发展而减少人口；发展依靠人民，GDP是依靠人民的劳动和消费而增加的，人口是“母”，GDP是“子”，没有“母”就不会有“子”；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创造的GDP应该服务于人口本身的发展，恢复人口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记者：现在放开人口政策后老百姓也养不起两个孩子，人口政策还有必要调整吗？
易：如果主流家庭养不起三个孩子，生育率达不到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已经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说明社会分配制度出了问题。应该改革分配制度以恢复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不能顺应不正常的分配制度而少生孩子。
中国现在民生压力大、养不起孩子，有下面一些原因：
1、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降低，2005年只占到10.91% [21]。百姓收入总额（工资收入、福利、农民收入、其他收入）占GDP的比重不足22％ [22]。而其他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分配率为55.27% [23]。
2、中国行政成本居世界第一：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并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24]。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宜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政府已经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87.5%，留给社会的只有12.5% [25]。
3、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在基本民生方面（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26]。比如，国家对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见的，仅占GDP的2-3%，远远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中国人均教育公共支出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管理部门又将医疗、教育进行产业化，地方当局更依仗其唯一的土地供应者的强势地位操纵房地产。一方面，民众履行了纳税义务，却需要为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向垄断行业再支付一次不合理的代价；另一方面，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
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应该将能否养得起三个孩子作为贫困线。现在中国主流家庭养不起三个孩子，说明主流家庭都在贫困线以下，就需要政策扶贫，需要彻底改变分配制度。假如百姓收入总额从目前的占GDP的比重不足22％上升到50%，将行政成本、住房、医疗、教育开支降低到正常水平，还会养不起孩子？
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但分配不公已经开始威胁社会和谐。因此党中央高度重视分配不公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共十二部分，其中第八部分标题就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胡总书记认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两大支柱，二者之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提高分配率、改善民生、降低养育成本，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才能恢复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和谐关系，社会才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4、记者：中国人均资源很少，有的学者认为最适人口只应在7亿甚至3亿，减少人口可以提高人均资源。你对这个观点有何评论？
易：1980年代宋健、田雪原等学者提出我国“7亿适度人口”的观点 [27]，这一观点被主流人口学家坚持至今[28]。2006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认为中国人口规模应保持在5-8亿，计划生育应再坚持一百年[29]。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应该回落到3亿。2006年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说：“要是我们中国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19]。其实在国际社会，“适度人口理论”一直受到许多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批评。
假如7亿“适度人口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从纵的方面来看，在1960年，中国人口数量就符合这个“适度人口”，但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饥荒之中。从横的方面来看，在世界各国中，有的富国人口密度很大（如日本、德国），按照“适度人口理论”，这些国家早已超出了“适度人口”，但这些国家还在鼓励生育；有的穷国人口密度很小（如索马里、尼日尔），按照“适度人口理论”，这些国家还达不到“适度人口”的数量，但这些国家却出现了“人口过剩”。
俄罗斯、加拿大面积比美国要大，人均资源丰富，人口分别只有1.4亿和3000万，但国力远没有美国强。巴西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面积85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91%，中国的89%；巴西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中国的14.6%，但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综合国力还不如中国，中国目前在发展中所碰到的问题在巴西照样存在。巴西并没有神气起来。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在国际上神气的将是印度而不是阿根廷。
我在《大国空巢》一书的第5章已经详细分析，资源分布很不均匀，集中在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如果都依照美国标准，那么全世界人口应该从现在的65亿减少到10-20亿，日本人口应该从现在1.275亿减少到2、3千万。中国绝对算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也不错”。中国的所有资源总量在全球都位居前列：农用地面积全球第一，国土面积、矿产资源全球第三，森林面积全球第五，淡水资源全球第六。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前苏联、大洋洲、美国、加拿大、蒙古国这五个地区人口不到全球10%，但是陆地面积超过全球39%。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人口占全球13.7%，但却拥有全球36%的耕地。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南美洲、大洋洲、刚果这六个地区占全球人口14.5%，但却拥有全球65.7%的森林面积。南美洲、俄罗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美国、大洋洲、缅甸、刚果这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8.8%，但却拥有全球64%的水资源。大洋洲、南美洲、美国、前苏联、蒙古人口不到全球14%，但却占有全球草原面积的48%。前苏联、美国、南非、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加拿大、德国、英国8个地区人口占全球13%，但却拥有全球62.3%的矿产资源。除了资源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外，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处劣势，比如，全球16%的人口人均矿产资源是中国的8倍，但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却是另外84%的人口的1.56倍。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30]。
比较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是发展的核心。人是“本”，能够将“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资源” （氮肥、太阳能），这种新资源的增加是“乘法”地增加的，而人口本身对现有资源的消耗却只是“加法”地增加。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不断将“非资源”（比如过去的煤和石油）变成“资源”的过程，生活水平也因此不断提高。
孔子曰： “尽美矣，未能尽善”。 2005年中国人口中1970年后出生的7亿。2005年之后一个孩子都不生的话，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46年才能降低到7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41岁，绝大多数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了，几十年后中华民族灭绝。随着科技的发展，最适人口不断增加(古代中国连1亿人口都难以承载)。就算1980年的时候最适人口确为7亿，难道2046年中国最适人口还是7亿？
人是“本”，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不用说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即使3亿甚至几千万，要想保证现有的生活质量，现有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不过是多维持几十年、上百年罢了。要从全球化角度看待资源，即使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留著资源给其他国家，也不过多用几十年。因此人类要存在和发展只有一条路可走：依赖于科技进步开发新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而科技进步依赖于足够数量、合理结构的人口。减少人口意味着减少今后的新资源。因此要提高人均资源，不能靠减少人口，而只能依靠科技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人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因此人口本身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5、记者：现在全球面临粮食危机，中国的粮食价格也不断上涨，有人认为为了粮食安全，人口还是应该降低一些才好。你认为如何？
易：一个国家的农业用地是人口承载力的关键要素。农用地包括耕地、长期作物用地、草原三者之和。全世界人口上2千万的国家共有52个，人口57.3亿，占全球人口88%。以人均农用地计算，中国排名第32位，排在中国前面的31个国家人口18.08亿，排在中国后面的20个国家人口26.09亿。就是说，除中国以外，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从人均耕地计算，中国排名第35位。英国、荷兰、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的人均耕地都比中国少，台湾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大陆的三分之一左右[30]。
并且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如气候、土质、日照、灌溉等），人均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比如我国的水稻亩产为420公斤左右，日本为440公斤，印度只有200公斤。中国很多地方适合种植两季甚至三季，而其他很多国家却只能种植一季。印度人均耕地是中国的1.36倍，但中国粮食在近年产量最低的2003年也还有4.31亿吨（1998年为5.12亿吨，2005年为4.84亿吨），而印度2003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49亿吨（中国1980年粮食产量就已达3.21亿吨），中国2003年的肉类、禽蛋、水产品、水果产量均大大超过印度[30]。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及农业现状2006年》的资料，人均每天膳食热能供应，世界平均为2790大卡，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660大卡，发达国家平均为3490大卡；中国为2940大卡，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位居57位，稍低于韩国的3040大卡，高于印度的2440大卡、日本的2770大卡 [31,32]。中国人均每天蛋白摄入量为82克，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排名 64位，远高于印度的57克，低于韩国的89克、日本的92克。中国人均每天脂肪摄入量为90克，在全世界172个国家中排名 56位，高于印度的52克、韩国的78克、日本的86克[32]。
由于世界耕地分布极不均匀，粮食生产也极不均匀，大多数国家粮食都或多或少依赖进口。韩国粮食自给率只有25.3%。日本的粮食自给率长期低于40%,不过，不同的粮食品种自给率差别很大，大米的自给率为94%，而小麦的自给率只有12% [33]。全球16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32个地区谷物粮食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4.6%（排名45位），巴西为86.8%（排名50位），日本为24.2%，韩国为32%，台湾只有19.1% [34]。全球17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53个地区蔬菜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101.2%（排名39位），日本为80.8% [35]。全球175个参评地区中只有48个地区肉类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9%（排名67位），日本为52.5%，韩国为79.1% [36]。全球91个参评地区中只有37个地区鱼和海产品自给率超过100%，中国自给率为93.3%（排名40位），日本为48.4%，韩国为88.3%，法国为39.30%，连美国也只有73.9% [37]。
就是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世界上还处于上游，与日本、韩国等国也没有什么差别，并且中国粮食自给率高于95%。如果中国因为担心粮食危机而需要计划生育的话，那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需要计划生育，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不少国家反而在鼓励生育。
可见，从农用地和耕地角度看，中国并不处于劣势，从资源角度讲，粮食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看，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将是人口结构—无人种地！肉荒、粮荒，归根结底是人荒。
其他地区（日、韩等地除外）的工业化过程人口都还快速增加，既满足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又还留有充足的劳动力，且提高农业机械化，粮食无忧。但计划生育却使中国走了一条畸形的工业化道路，城市出现民工荒，农村出现空壳村庄、留守儿童，无人种地，机械化却又滞后。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百年[38]，美国1910年农业就业人口还占32%。能指望中国农民一夜之间跨越百年赶上美国现在的生产效率？中国的主粮是水稻，但是目前水稻机收水平为33.5％，水稻机种水平才7.14％[58]，如果劳动力突然过度减少，吃什么？
计划生育的初衷是提高人均耕地（其实中国并不低），但实际结果是无人种地，那么提高的人均耕地又有什么意义？要是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到2035年的时候劳动人口将比实际增加2亿多，只要有1/5（甚至1/10）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就足以养活全国所有人口一大半。
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大家都将孩子当成精英培养而不是当成农民培养，而高校扩招满足了大家这种愿望，但是社会却并不需要大量的“精英”，导致大量大学生“精英”失业。又将教育、医疗产业化，农药、化肥、农机等也过度涨价，农业附加成本大增，使得在农村没有生路，即便肉价、粮价大幅提高(城市却无法承受)，也难阻耕地抛荒（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大片抛荒，本来可以种双季的也只种一季，但是给上面看的“数字”上并没有抛荒）。从某种角度看，现在的肉价、粮价高涨，都涨到教育、医疗、农药、化肥、农机行业去了，并没有涨到农民手上。
城市人认为农民素质低，种地很容易。其实不然，就像培养高级技工比培养研究生还要难一样，培养合格农民也不易。农村有句俗话：三年培养一个泥瓦匠，十年培养不了一个种地农。1975年后出生的人大多没有足够的务农经验，即便出现粮食危机，也不会回农村种地的(日本、韩国、台湾粮食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农村劳力而不是没有耕地)。日本、韩国人口少，不足以影响国际粮食市场，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最好能够自给。目前农村的主力劳力是五六十岁的农民，等他们老年后中国将面临严重粮食危机！
计划生育导致中国人口结构畸形，今后考虑问题要考虑到自己的“人”力，要考虑到自己的“残疾”的人口结构。日本、韩国、台湾粮食自给率不足40%（并不是缺耕地，而是却劳动力），中国不应走他们的老路，应该既要保护耕地，更要保护农村劳动力 (数量、质量、利益和积极性)。
6、记者：不少人认为，人口太多导致中国的环境恶化，只有将人口降下来，才能改善环境；并且今后面临全面变暖，将人口降下来将有助于应对气候危机。你认为如何?
易富贤答：中国城市目前环境污染严重，有以下几个原因：
1、粗放式发展模式：中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39]。
2、中国产业转型，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所有国家在这个阶段都会出现过高污染情况，比如英国的伦敦曾长期被工业烟雾笼罩。
3、中国城市化引发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数亿人口短时间涌入城市，而城市的生态建设却滞后。
4、国际污染转移入中国：工业产品最消耗资源、制造污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工地，输出高污的工业产品换取低污的高附加值产品，必然伴随城市环境恶化。发达国家通过进口中国工业产品而将污染间接转移到中国。
中国城市污染虽仍然严重，但是中国总体生态环境自1990年代起却也不断改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双缩小；森林面积、蓄积持续增长；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中有升[40]。
先进的生产方式已开始经济地利用资源并保护环境，而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对环境破坏力更大。现在由于清洁燃料的使用与对排放物的严格控制，虽然英国人口增加了几十倍，但是伦敦的空气比1585年时还要洁净，“雾都”已经名不符实了。人口密集的日本现在生态比中国还要好。即使现在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继续目前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环境问题同样严重。如果走精细化道路，现代科技可以确保中国将城市环境恶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不会发生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伦敦烟雾”事件。
全球变暖主要是地质大气候改变，人类活动部分地加剧了这种变化，并且还有争论，吉林大学气候专家杨学祥教授就认为全球变暖被夸大和有意误导[41]。如果全球发展模式不改变，即使中国真将人口降低到7亿，难道就不会有气候的问题？澳大利亚、美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是中国4-5倍。美国人口将增加2亿，即便中国人口减少8亿也难抵消这2亿人口的影响。增加森林可以部分缓解温室效应，但是全球70%以上的森林资源分布在人口不到全球15%的少数地区。中国只占全球4.5%的森林面积。即便中国人口全部迁移走，18亿亩耕地全部变成森林，也只增加3%全球森林面积，对气候影响不大。温室效应的解决有待于新型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就可以实现）。即便现在全球人口减少一半，如果继续使用化石能源，照样会出现全球变暖（假设全球变暖是真实的）。但是全球人口减少意味着智力（尤其是年轻智力）减少，是难以开发出新型能源的。
气候、环境等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即便中国人口减少的再厉害，全球人口仍然会增加到90亿，这90亿人口仍然对全球气候有影响。中国幅员辽阔，生态多样，即便遇到极端气候情况，中国的生存条件比大多数国家要好。如果真出现极端气候情况，边界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通过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谁来统筹？人来统筹，人是主体，是本，管仲说：“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个“本”是不能轻易动的，其他的发展都应该围绕着这个“本”展开，经过“本”的统筹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
7、记者：老百姓普遍认为，现在就业压力大就是因为人口太多。你认为减少人口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吗？
易：社会作为整体，有消费才有需求，有需求才有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有就业才有能力消费。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
消费与生产的关系还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同样4万亿美元的消费量，印度能提供5亿个左右就业机会，而日本只能提供66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日本对低附加值的产品需求有限，而单位消费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并不多)。
工业革命以来，失业问题一直存在。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所需劳动力不断减少；大量“失业”的农民进入工厂，生产工业品，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工业生产的效率也不断提高，机器淘汰人力；“失业”的工人涌向第三产业，人们享受的服务越来越好。
既然有失业，那么减少人口不就解决问题吗？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失业问题是由于产业结构改变，而不是因为人口过多。比如，现在发达国家只需要不到25%的劳动力就能满足大家的工农业需求，如果没有第三产业，70%以上的人就得失业。但是如果人口减少一半，消费市场也减少一半，仍然有70%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俄罗斯人稀地广，资源丰富，2006年失业率为6.6%；日本人稠地狭，资源缺乏，但是失业率只有4.1%。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因此失业率与人口多少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就业压力很大程度是因为计划生育本身：既通过减少消费者而减少就业容量，又提高妇女劳动参与而直接增加就业压力。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上亿人口，等于丧失了一个巨大的的消费市场，对中国的经济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如果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增加1亿多消费者，大大增加婴幼儿相关产业和教育产业的就业容量，并且降低妇女劳动参与率；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3千多万进入劳动市场，相对于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而且现在缺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就是说20岁的并不跟50岁的人抢工作)。
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大学扩招，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到2006年增加5倍，超出了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对高校毕业生的接纳能力，如此大跃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就业压力的。美国每年也只能接受6.5万名高科技移民；但却累计有上千万非法蓝领工人，国会还拟将他们合法化。不顾人口结构的扩招并且将使得今后很多高校因为生源短缺而破产。
只要有失业，就有“人口过剩”的舆论。但从宏观角度看，新产业的就业容量远比旧产业大，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使得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人口增长跟不上，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
英国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人口增加3倍，失业率高，社会治安恶化，曾经处死失业的流浪汉。但正是由于大量富余人口使得英国顺利完成产业革命。美国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增加9倍，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满足了历次产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1933年人口1.24亿，高达1/4的劳动力失业。2006年人口突破3亿，但失业率降低到只有4.8%。战后日本人口达到8千万，开始提倡少生。当人口突破1亿的时候，举国惶惶不安，并曾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8千万。而现在日本人口增加到1.27亿，比二战后多出了50%，却面临劳动力短缺。
中国2005年产业结构相当于日本1950年代的水平，城市化水平相当于美国1913年的水平。中国第一次产业革命还未完成，就已面临劳动力短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人口已接近负增长，今后凭什么实现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难道永远满足于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
8、记者：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人口素质比人口数量重要，粗养两三个孩子，还不如精养一个孩子。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易：其实人口数量与质量并不矛盾，少生并不一定优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三字经》既记载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成功地培养了一个孩子），也记载了“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成功地培养了五个孩子）。现实中，窦燕山模式可能更加普遍，兄弟姐妹互相督助，互相扶持，培养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成材。
对孩子的投入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需要适可而止。施肥过量是有害的。一方面危害庄稼本身：容易倒伏，导致粮食减产；容易发生病虫害，继而增加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过多施用的肥料会流入周围的水体中，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导致藻类滋生，继而破坏水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心理素质比生理素质更重要。中国民间早就注意到“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的现象。多子女家庭可以创造有利于孩子全面发展的人文环境，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独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过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损失。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提倡优生优育的国家，但是却是世界上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42,43]。中国每年出生1300多万人口，占全世界每年出生1.3亿人口的10%左右[44,45,46]；但是中国每年的出生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43]。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家。虽然中国人口目前仍占全球19.3%（从1800年的40%下降到1900年的25%，1949年的22%，1980年的22%，2005年的19.3%），但是由于出生人口只占全球的10%，意味着今后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急剧下降。
最佳的优生就是在妇女黄金生育时间完成生育任务。子宫、卵巢疾病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的卵巢功能开始衰退，染色体易变异，胎儿的致畸率也随之升高。妇女二十岁出头是生小孩的黄金年龄。但中国却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而强制推行晚婚晚育。
计生委近几年在提升人口素质上花费不少，并将9月12日定为“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43]，但是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持续上升，中国农村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从1996年的万分之101.74上升到2006年的万分之140.85 [47]。原因是计生委的采取的手段和目标背道而驰。比如，如果真要提升人口出生素质，就应该停止执行晚婚晚育政策，并且注重孕检，但是计生委却不断强化晚婚晚育，并且注重的是收费的婚检而不是掏钱的孕检。
超生孕妇漂泊在外，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势必影响胎儿的发育；不能得到常规的产前检查(有些连出生都不敢去医院)；小孩出生后由于担心超生罚款，而不能及时免疫接种。巨额的超生罚款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能力。不少超生的孩子还长期受到社会歧视，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
计划生育政策对有抚养能力的城市人口限制更为严厉，这些人只好将本来应该用在抚养孩子上精力、金钱和资源用于其他消费(如宠物、歌舞厅)，造成全国的平均教育素质偏低。
以人为本，但是计划生育不但降低这个“本”的数量，也降低“本”的质量。因此要提高人口素质，首先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
中央领导对人口素质下降非常担忧，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发展妇幼卫生事业”。
9、记者：有人认为今后国防不靠人，靠科技，人多人少意义不大，人口太多会挤占国防科研经费。你觉得计划生育对国防安全有什么影响？
易：目前中国有230万现役正规军人(此外还有约80万的预备役部队)，武警部队约有150万人。除了军官和志愿兵外，假设330万为义务役，平均服役2－3年，假设为2.5年，那么每年应该有132万左右的新兵入伍。2008年的现役军人主要是1980年代后期出生的，当时每年出生2500万左右，其中男孩1300多万 [44]，服兵役的10% (女兵很少可以忽略)。而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近年每年出生男孩700万左右 [44,45]，那么要想继续保持现有军队规模，到时候意味着19%的人需要服役。
科技来源于人的智力，科技进步依赖于综合国力。中科院《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显示，中国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差距100年[38]。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国家连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都无法建立，今后国防投入更加会受到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国防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并且人的战斗意志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国防力，因此，国防同样需要以人为本。而独生子女的性格缺陷以及缺乏对国防的奉献精神，部队的素质堪忧。另外由于没有合理的社会保障体制，军队家属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将会导致军心不稳。中国历代都豁免独生子服兵役的义务。中国抗美援朝时期，一个独生子士兵的农民父亲写信给彭德怀司令，请求他将自己的儿子送回身边。彭德怀不顾他人反对，在几十万大军中找到那名士兵将他送回家。其他国家也一样，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叙述：一家姓瑞恩的有三兄弟都阵亡了，小儿子詹姆斯﹒瑞恩也在欧洲大陆战斗，还不知生死，盟军司令马歇尔将军得知此情况，立刻下令派一支小分队去找他，把他送回母亲身边。当今后中国军队的主体是独生子女的时候，战斗力到底有多强？
10、记者：很多人担心，如果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会大幅反弹，又不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你觉得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反弹吗？
易：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反对调整人口政策是担心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会大幅反弹[48]。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
社会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我在《大国空巢》第3章里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比较了全世界所有超过50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的HDI与总和生育率（TFR，妇女生育孩子数）的动态关系，发现二者高度负相关，同等HDI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地区的TFR比其他地区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TFR比其他国家低；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TFR要比先行国家当年低[30]。
2003年世界上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TFR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TFR为1.9。中国的HDI 2000年为0.730，2003年为0.755，2004年为0.768，2005年为0.777 [49]。中国2007年HDI应为0.8左右，相当于新加坡1987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当时新加坡和韩国TFR分别只有1.62、1.56 [50,51]。
泰国和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中国2007年HDI相当于泰国2006年、巴西2004年的水平，中国2006年人均购买力相当于泰国和巴西2003年的水平，但是现在泰国和巴西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88。巴西和泰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保持完整的生育文化，生育率直线下滑；中国生育文化被摧毁几尽，经过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形成了爬蚤心理，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严格的1.38的政策生育率下反而能有1.8的生育率？
2005年伊朗的HDI为0.759，比中国的0.777还要低，而伊朗已经没有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7年生育率只有1.7[52]，中国在强制性的1.38的政策生育率的限制下生育率反而还有1.8？
1985年开始国家就特批山西翼城县试点二孩方案，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允许生二胎，少数民族可以生多胎，但是“十五”时期，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越南1988年开始计划生育，都允许生育两个，越南2007年的HDI相当于中国1999年水平，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89，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可见光是放开二胎是不够的，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
在HDI达到0.8之后，各国TFR都继续快速下降，比如韩国现在的TFR只有1.08，新加坡为1.2，台湾为1.1，香港只有0.95。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工业革命以来生育率下降之后很难反弹。原因是工业化所引起的家庭结构改变和男女分工改变是难以逆转的，“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是难以逆转的。发达国家耗费巨资、绞尽脑汁以求缓解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都没有成效。中国于1990年开始生育率从2.2左右直线下降，降低到2000年的1.22，现在连生育意愿也只有1.73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在分配制度、住房制度不断畸化以及教育、医疗等的产业化（要逆转这些制度非常难），使得老百姓的养育能力不断降低。虽然现在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在努力改善民生，但是解除“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化解工业化所引起的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矛盾还任重道远。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
11、记者：你认为停止计划生育后会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吗？
易：从其他国家的情况看，人口政策调整很难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韩国在1962年开始提倡控制人口，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像中国是强制一胎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不断下降，1995年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照理说，应该会出现出生高峰，但是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生育率从1995年的1.65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1998年的1.47，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韩国的政策调整并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
1965年起，台湾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不是强制）“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台湾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1989年，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虽然政策改变，但是台湾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1988、1989、1990、1991、1992、1993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85、1.68、1.81、1.72、1.73。其后台湾更是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却不断降低，现在只有1.1左右了。
196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只是提倡）。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年的5.01下降到1977年的1.82。尤其是高学历的女性生育率下降更快，新加坡从“优生”角度鼓励高学历人群多生孩子，但是起效甚微。1980年代新加坡的“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广泛指责，后来新加坡政府对这个政策进行了认真检讨，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变却并没有导致生育率的回升，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加坡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7左右，现在尽管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生育率却降低到1.2左右。
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在1989年至1997年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说服宗教界领导人支持他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不是强制）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生育率从1990年的5.3迅速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2005年选举中内贾德击败拉夫桑贾尼而成为总统，内贾德说：“我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西方国家目前生育率极低，因此担心伊朗如果人口增加过快会成为强大力量；而伊朗是一个拥有许多能力的国家，我们有能力抚养更多孩子，即使人口从目前的近7千万增加到1.2亿也没问题。”[53]虽然伊朗的计划生育仅仅只是提倡生育二胎，而伊朗总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生育率却难以回升（预计还将继续下降），2007年生育率又只有1.7左右[52]。伊朗如此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在计划生育（还只是提倡二胎）就已经弱不经风，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停止计划生育后伊朗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中国还会出现高的生育高峰？
中国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根据1990年全国生命表，每1000个出生婴儿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54]。平均每年死亡0.22%。1970-1979年这10年共出生11059万女孩[55]，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8年的时候还剩下10235万。
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2.4亿育龄妇女，其中有48%的妇女使用宫内节育器，有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56]。毕竟输卵管复通手术愿意做的人很少，即使做了成功率也不高。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因此，先扣除这36％的妇女，剩余64％中又有30%不孕(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女孩都已经算是高龄育龄妇女了)，算下来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只有45％(4600万)尚有生育能力。而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3 [14]，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那么这4600万妇女只有再生3360万孩子的意愿。
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2008－2012年以1970－1974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2013－2017年以1975－1979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平均每年抢生336万人，这已经是较高的估计了。十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五百万左右，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
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只是生育第一个孩子，19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0万左右[57]，由于不生育人群的存在，意味着今后每年每年生育妇女只有810万，1980年代初出生的有少数才开始生二胎，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很可能只有1000万左右）。那么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这是最乐观的估计）。
可见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国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这宝贵的三千多万抢生儿童，不但可以缓解现在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失业压力，尤其有利于缓解即将于2020－2030年期间爆发的养老危机，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如果这个高峰被耽搁了，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本刊作者档案】
穆光宗，1964年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博士，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和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老年学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人口与发展》杂志副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人口学、社会老年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迄今，先后在《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报刊杂志公开发表600余篇（部）论述（含独著、合著、主编、参编、期刊论文和报刊论文），其中上百篇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首届全国优秀青年人口学者奖、国家人口计生委优秀成果奖、中国人口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老年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学术对话】
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
穆光宗
讨论人口问题需要放远眼光
有人说，城市交通堵塞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这句话用在人口问题身上也是合适的。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我们在工作层次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某个战略目标。
战略事关全局和大局，不可等闲视之。战略上的失误是根本的失误，如果战略失误，那么操作层面（政策层面）上的任何努力都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前面有三个限定词：全面、协调、可持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现象已经引起很多专家的关注。比较来看，人口发展的失衡所带来的潜在问题和巨大挑战却被忽视了。中国的人口战略直接关联着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是一个时刻期待检验和完善的战略，因为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紧迫、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实属事大。
中国实施全面的人口控制已经30多年，低生育率目标的实现从20世纪90年代初算起也差不多有10多年，伴随生育率大幅度、持续性下降而来的新人口问题不断出现，所以在时机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合适的。在全面推行“一胎化”为主导的生育政策四分之一个世纪还长的历史时期之后，问题惊现，隐患更多，长此以往，不堪设想。种种迹象表明，当下是检视人口战略并作出必要调整的重大机遇期。只要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就会承认一个不争的事实，昔日的人口战略不是严格意义的人口协调发展战略，而是“一条腿走路”的人口增长控制战略。
越是长时段的战略，越是需要基础性的讨论。笔者秉承学术研究要发现问题、警醒世人的宗旨写成此文，以为引玉之砖。我们就从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开始讨论。既然我们讨论的是“人口发展”的战略，那么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理论上要搞清楚什么是“人口发展”。
从文献回顾看，“人口发展”应是本土用语，是中国学者的创造。在英文中，我们似乎并不能发现相应的用词。差强人意的有Population dynamics or Population process or Population change，译成中文是人口动态、人口过程或者人口变化的意思。但在1974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1984年的墨西哥会议、1994年的开罗会议三次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文件上，我们看到了一以贯之的“人口与发展”的用词和命题。显然，“人口与发展”和“人口发展”的说法有本质的区别。“人口与发展”中的“发展”是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而“人口发展”中的“发展”是指人口过程的展开，但这个过程应该是包括人口数量变动和结构变动的多维过程。人口增长是指人口过程的数量变化，而人口发展还要包括人口过程的结构变化。人口素质的变化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因此，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有着重要的区别。 人口发展是一个中性的过程，本身无所谓好坏，好与坏需要我们结合特定的资源环境系统和经济社会坐标进行问题分析和价值判断。对“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的辨析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即任何单纯从人口增长角度来设计的人口战略事实上都是片面的、非均衡的和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
人口发展战略必须综合考虑总量的变化和结构的变化这两个方面，这样一个健全的战略需要在总量和结构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建立起良性互动、均衡发展的机制。人口性别年龄结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一旦形成，就形成人口惯性，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考虑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
生育率下降并不足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
对传统人口战略的反思是构造新人口战略的出发点。人口战略是人口政策的基础。人口控制战略的政策表达就是国内外争议颇多的“一胎化”做法。这样的人口战略与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有关，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当初马寅初先生提出新人口论的时候也不能不受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既然物是可以计划的，人为什么不能计划？这是改革开放前的普遍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初，人口负担论、人口危机论一度甚嚣尘上，但奇怪的是，当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攀升到13亿左右的时候，类似的论调却低了几度。其实，这并不奇怪。
当我们将人口发展置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框架里考察的时候，就不难发现人口问题极其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相对性和变异性。人口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发展程度有很大关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人口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折射和映照。这就是“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的由来。当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世人瞩目的事实，我们发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么简单，至少并不是人口数量的微小变动就足以影响经济发展的大局。正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反衬人口增长压力的严峻性，而一旦制度创新引领下的中国经济突破一系列约束条件赢得持续的增长和发展，人口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顺势转变成了人口活力和人口推力，为总体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巨大贡献。譬如，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就是很好的例证。在人口经济学理论中，有值得重视的人口推力假说。人口压力是一种中性的现象，只有在回应不了挑战之时，人口压力才会转化为人口问题。否则，人口压力可以成为科技创新的推动力，如袁隆平先生发起的“绿色革命”背后就有人口推力的作用。
毫无疑问，我国持续多年的人口控制战略是典型的非均衡战略。人口控制战略作用点主要在生育率变量上。可以说，在2000年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文件出台之前，我国人口战略的核心使命就是降低生育率。使一个高的生育率降低到一个低水平上，这是各级政府全力以赴的责任。但急刹车的做法又是矫枉过正的做法。如所周知，传统的人口战略以一胎化政策为核心。虽然我们也提“提高人口素质”，但这是文本意义上的政策，实际上还是一条腿走路。至少，一手硬、一手软的事实是很多人早就看到的。我们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可以说不遗余力，但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还有很多历史欠债。
过去的战略也可以理解为人口增量减少战略，或者简单说就是人口增长战略，就是想在21世纪上半叶尽快实现人口零增长。在人口数量问题上的确需要做大文章，如果中国只有美国这样大的人口规模，中国一定更富强，但这个假设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历史不能假设，美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不具备可比性。但与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相比，人口数量问题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还是相对次要的问题。因为同样规模的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就取决于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的差别。
最好的预警就是问题本身的暴露。少生就是一切、数量中心主义的人口控制战略产生了严重不利的影响，带来了人口安全问题，继而留下了社会总体持续发展的隐忧。人口控制既影响人口增量，也影响人口结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一些负面后果已经暴露。当潜伏的问题初露端倪、逐渐浮出海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就事论事地来讨论问题的本身而避而不谈政策和战略。换言之，目前我们所观察到的“生育率下降的代价问题”足以使我们对过去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有一个很好的反思。如果我们还固守过去的思维，将与时俱进挂在嘴边，那就会累积更多的问题甚至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战略，而是有什么样的战略。简单说，就是借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来理解人口发展的历史联系。通过“现在”这个桥梁，将“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人口增长战略考虑问题是片面的，人口数量过多的挑战被过分渲染，对人口问题的相对性和制度性缺乏必要的反思。
急风骤雨式的人口控制方略被事实证明有很多令人担忧的负面后果，而和风细雨式的人口控制方略则能在多个维度上取得协同并进的良好效果。悬崖勒马，未为迟也。为人口安全、社会发展计，我们必须对传统的人口发展战略有所反思并寻求】档姆⒄沟缆贰Ｕ嬲映ぜ埔榈恼铰远季哂醒蚪ソ奶氐恪ＮＵ先丝诎踩⑹迪忠匀宋荆颐潜匦虢丝谡铰陨瓒ㄔ谘蚪ソ墓斓郎侠础?br>
人口发展风险挑战社会和家庭和谐
我国过去的人口战略存在着很大的偏差，这样的偏差在效果上得到了证明，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宏观上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问题，另一个方面是计划生育风险家庭和困难家庭不断增多的问题。或者说，一胎化政策的社会风险包括：出生性别比问题所引发的婚姻挤压，家庭存续危机和家庭养老危机所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一种“低生育文化”。“低生育文化”包括了政府倡导的“独生子女文化”和草根自觉的“儿女双全文化”。理性的生育求的是“好”与“福”。儿女双全是为“好”，衣食无忧是为“福”。但过去那种“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基本没有了市场，很多调查可以支持这一判断。显然的，这“好”与“福”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无儿无女怎么可能“好”？有儿女却无后的不叫“好”（如大龄独生子女伤残病亡），独生子女也难称“好”，因为这“好”字左边是“女”右边是“子”，合在一切才叫“好”。在倡导“生男生女都一样”的今天，那么我们对“好”的新诠释就不再局限在儿女双全了，而是两全其美。中国人的“子福”观包含着对人生真谛的朴素理解。在没有性别选择的情势下，仅仅从生育的数量和构成来看，“儿女双全”可谓大福，“两个孩子”可谓中福，“一个孩子”可谓小福。在理论上，我们探询到的生育幸福的底线就是“两个孩子”，就是“两全其美”。作为人民利益代言人的责任政府需要维护的就是这种生育的幸福。在基于生育幸福理论的两孩政策框架里，至于一个家庭的自主决策究竟是生育一孩还是生育两孩，那是悉听尊便、自由选择的私权。
有一个事实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而且越是到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其风险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开始因生命周期的力量转变为“高风险家庭”。我们已经有了几千万独生子女家庭，其数量和比例在世界上是惊人的了。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一定比例的独生子女，但倘若独生子女人口和家庭的比例成为主要，其潜在的风险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忽视的。事实上，大龄独生子女伤残病亡的家庭数目在全国已有相当规模，而且还在悄然累积。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不仅仅是养老问题和独生子女问题。2000年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夭折率是0.8%，规模达到57万。当一个成年独生子女夭折的时候，其老年父母的心实际上已经死去。独生子女的毁灭意味着独生子女家庭的毁灭。一胎化导致中国人、中国家庭输不起，认为塑造了脆弱的家庭结构。家庭人力缺乏最起码的回旋余地。独生子女是幸福的一代，但也是负累的一代。祸福相因，自古皆然。人口的安全运行已经受到威胁。这两个方面都与单打一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有关。由于中国长期来推崇“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所以基层应该有一定的自主政策创新空间。否则的话，只能等待自上而下的改革契机了。独生子女潜在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预想不到的严峻挑战。
如果说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那么以独生子女人口为主体的社会本质上就是一个风险社会。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一判断大致包括了三个视角九个层面的理解。首先，对独生子女来说，其风险包括了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成材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其次，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包括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儿女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再次，对独生子女社会来说，包括了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 具体来看，其涵义是：
第一，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是指独生子女伤病残亡的风险。其风险性就在其唯一性。特别是大龄独生子女死亡对一个家庭及其整个亲属网络精神上的打击几乎是十分沉重的。
第二，独生子女的“成材风险”是指独生子女缺乏一个良好的可以实施“同伴教育”的成长生态，难以全面发展，智力素质与非智力素质发展的不平衡几乎成为共识。
第三，独生子女的“婚姻风险”有三种情势：一是成婚难，因为独生子女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个性强烈，生活能力不一定高，现实生活中已经有父母为成年独生子女亲自找对象的新闻了；二是婚后冲突会比较多；三是婚姻寿命可能比较短。
第四，独生子女的“养老风险”是指独生子女所拥有的养老资源更少，有二种情势：一是他们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亲属的养老支持几乎是不存在的。二是独生子女群体的对不育和独子生育的偏好可能更强。
第五，独生子女家庭的“儿女养老风险”是指独生子女作为唯一的养老责任主体，注定了独生子女的养老责任重大、心理压力巨大。俗称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是脆弱的家庭结构，放长时段看，几乎所有典型的独生子女家庭对或多或少存在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养老风险。
第六，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缺损风险”是指结构完整的三角形的独生子女家庭可能因为遭遇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而出现结构性的缺损，严重者可导致结构的瓦解。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缺损风险是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最严重的一种。简单说，在家庭生命周期的推演过程中，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家庭可能进一步转化为残缺无后家庭，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伤痛。
第七，独生子女社会的“发展风险”是指这么一种担心，由于独生子女群体身上存在着缺乏团队精神、缺乏吃苦精神的一定比例，所以可能会在未来时期的一定范围里影响社会发展的人力供应。
第八，独生子女社会的“国防风险”是指在非和平时期，独生子女群体的战斗力是让人怀疑的。独生子女群体是家庭和社会神经的敏感点和脆弱点。家庭的牵肠挂肚构成了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政府的小心翼翼。
第九，独生子女社会的“责任风险”。这里说的责任风险是指一个文明社会的政府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越是大决策，越有大风险。风险决策必须承担起责任风险，规避风险、帮扶弱小、弥补损失、救助病患是文明社会、文明计生的四项基本通则。在鼓励只生一孩的政策导向下，政府必须为独生子女群体、家庭和社会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承担起防范风险、规避问题、补偿代价、解决困难的四大责任。
上述九个方面构成了无法挣脱的风险锁链，就好像生态学讲的“蝴蝶效应”，其连锁反响是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应该承认，风险只是发生问题的概率，本身是可以改变的。但在继续鼓励独生的导向下，风险的放大却是必然。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家庭的种种风险其实都会以各种途径转化为社会的风险和政府的责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风险细胞”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个社会就是不折不扣的“风险社会”。而这，显然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我们的冀望。所以“独生子女文化”一旦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继续风靡新一代人口，“超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低于1.3，即育龄妇女平均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数不超过1.3个）一旦窒息了人口增长的内在活力，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走笔至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忠告：不要过分陶醉于人口生育率下降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少生就是一切、少生同于独生的倾向和做法已经并将继续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生育的多与少是相对的。一个孩子是少，两个孩子就是多；如果说四个五个孩子是多，那么两个孩子就是少了。国际上，将总和生育率低于2.5定义为“低生育率”，中国更严格，在更替水平生育率（现在大致是2.1）之下才是“低生育率”。根据这样的界定，一个孩子是少，两个孩子也是少。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是使家庭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双赢，使家庭的健康和社会的健康双赢。这里，宽泛的“以人为本”转变为更易把握的以家庭为本的原则。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的是“健康家庭”而不是“风险家庭”，我们追求的是“和谐社会”而不是“风险社会”。风险家庭越少，社会冲突越少；健康家庭越多，社会和谐越多。“健康家庭”关键在结构和功能，“健康家庭”才较好地具备了抵御各种风险的结构性力量。在理论上，生育两个孩子是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但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多的事实，所以这一伦理的底线在多数地方也同时可以理解为政策的上限。虽然决策属于政府的责任范畴，求真属于学界的责任范畴，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无论如何是决策科学化的首要前提。
“以人为本”是衡量人口和计生工作成败的终极标准
我们需要对不必要的人口增长和必要的人口增长善加区分。客观地说，由于中国人口问题具有强烈的相对性，所以虽然人口更多了，但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更高了，这至少说明人口问题并不一定随着人口增长而继续恶化。因为我国转化人口影响力的正向社会机制更强大了。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一个更加有效和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口中的“人”与“口”的关系。
毫无疑问，如果说消极的人口观是以“口”为重，积极的人口观则以“人”为重。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人”决定“口”,而不是相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习惯从“人均概念”出发，以致于得出人口增加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这样矫枉过正的观点。“口”的要害在于数量膨胀、需求压力和乘数效应。“人”的要害在于人权保障、健康促进和能力开发。人口人口，一人一口，人才真切地体现了人口的主体性特征。一个“人”字包含着近乎无限的信息，如社会性、消费性、结构性、流动性和周期性等，这些特性也必然反映在人口的身上。将“人口”仅仅当作统计学的抽象，虽然必要却也有作茧自缚的可能。
虽然中国的人均环境资源位于世界后列，但人口控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未来人口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结构的均衡。到了低生育阶段，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去实现一个适度的低生育水平这样的问题，而这样的适度必然包括对人口合理结构的思考。让人口数量下降的速度慢一点， 实行“软着陆”更符合人口安全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于单纯数量减少的成就，殊不知成就的获得也是付出了历史的、现实和未来的成本和代价的。中国人口不能不控制，但从“人权”而不仅仅是“人数”的角度出发，那么在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的判断下，我们不能不对巨大的未支成本而担忧。我们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种值得反思的做法，就是一些地方在“生育率越低越好”的惯性思维下有劝说农村独女户放弃生二胎的倾向。事实上，到了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反而是如何去控制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的比例和规模的继续提高的问题了，以人为本的政策取向或许应该是鼓励这些农村家庭用足政策性生育资源。历史会证明，这是可以使社会和家庭利益双赢的更好做法。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降低生育水平主要还是依靠外在的政策性力量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生育成本的上升和生育效用的下降，则更多地依靠了内在的生育理性的觉醒，或者说内在的自觉少生意识的形成。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率发展阶段。
人口不仅是控制的对象，更是投资和发展的对象。21世纪是倡导“人脑论”的世纪。从过去单纯通过降低生育率达到“节流”的目的，到现在的节流（控制生育增量）和开源（开发人力资源）并举，反映出人口治理观念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地发育、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的条件下，人口作为负担的因素被消解，作为资源的力量得到激发，特别是人口身上蕴藏的脑力资源日益得到重视。要使未来的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和谐，投资人口、开发人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根本出路。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也要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要素的合理配置。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人的发展方向、程度和绩效。
“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的基本含义是在生态平衡和社会公正的框架里尊重人类选择的权利，扩大人类选择的机会，增强人类选择的能力。人口控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一个过度增殖的人口将以损害人口质量的提高和人类尊严的保障作为代价。如果人多了只是穷人多了的话，人的边际价值就会下降，人的尊严就会逐步丧失。那么质量和价值都会大打折扣。正如意大利人口经济学家卡洛. M. 奇波拉在1962年《世界人口经济史》所指出的：“如果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了某些关键点，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就很可能会发生竞争。” 18世纪中叶的中国已经是人满为患。当时英国派驻中国的大使私人秘书在游历中国的过程中曾经留下一段文字描述了人口过剩的情景，他在广州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一群人拥向一条大运河的岸边，其中有几个人爬上一只旧船高高翘起的船尾，突然，这只不堪重负的船散架了，船上的人全部落水。尽管出事地附近有很多船，但没有一只船去救援正在水中挣扎的人，只看见有个家伙正忙着用带勾的篙子去捡一个溺水者的帽子。”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呢？是因为人太多而帽子太少，演绎开来，就是人太多而资源太少，所以出现了人命不值钱的情况。在资源的约束下，为了生存，更多的人只是分享有限的资源，却无可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提高人口的质量和保障人类的尊严。
质量优先的人口发展战略强调将较多的资源用于提高人口的质量，其中包括更多的技能和更高的道德。这同样有“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二千多年前，柏拉图曾经指出：“富有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如果是愚昧无知的人支配财富的话，那么，富有比贫穷更不幸，因为它会比贫穷更强烈地使事情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如果由智慧和有知识的人支配财富的话，那么富有就是一件好事。” 道德进步必须和技能的改进和经济的发展相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若无人口素质的提高，人类就会陷入“贫困的富裕”的陷阱，所以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文明品质的提高为依归。
质量优先人口发展战略具有巨大的发展效应，就是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已经被无数历史的经验所证明。譬如，日本二战以后的经济起飞和明治维新时期开始的质量优先的人口发展战略有直接的联系。德国战败后能迅速崛起也与人力资本的大量储备有关。更不要说美国了，美国是得天下英才而用之，所以美国的国力最强盛。如果看得更远些，人口素质的提高比之人口数量的控制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意义更大。
人口也是多种力量的形态存在，人既可以是植树造林的主体，也可以是毁林填湖的主体，所以人口既可以是“亲生态的人口”也可以是“反生态的人口”。我们的目标是要尽量把人口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力转变为建设力。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加强对国民的生态教育，同时要继续反贫困，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帮助一些人口摆脱对自然的简单依赖，采取综合措施来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制度创新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可以产生调节人口的机制，使人口和资源环境的关系更加和谐。
构造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社会机制
人口健康、均衡、持续发展的战略必须从“数量中心主义”的泥潭里走出来。新人口战略的基本框架可以概括如下：以“人口发展”而非“人口增长”来规划人口战略，坚守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就是只有家庭的健康才能换来社会的健康，只有家庭的发展才能保障社会的发展。人口均衡发展战略以实施“健康家庭计划”为核心目标，新人口战略建立在家庭发展和人类发展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以人为本”。具体体现在保持人口结构的健全为优先目标，同时兼顾人口总量的控制，城乡生育权限对等，通开二胎生育，而对多胎生育则实施人道的社会控制。
城乡开通二胎生育以下几个特点：（1）城乡平等的生育权限，对生育权利的尊重也是对人口规律的尊重。这么做既能保证人口安全和家庭健康，人口增殖也相对缓慢。（2）男女平等，无论男女（指新生儿），只限二胎。（3）在做法上，淡化行政强制色彩，强化利益诱导和文化熏陶。
开放二胎会不会导致有些夫妇和家庭变本加厉，超生到三胎及以上？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湖南常德和河北承德等地“二胎加间隔”的试点取得成功，从实践上证明了开放二胎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理论上分析，现在有不少人一说生育政策调整，神经就紧张，本能抗拒，成了一种条件反射。经过多年的工作，不少同志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势甚至是思想上的禁锢，生育政策调整这个话题成了一个无形的禁区。新人口战略的设计和实施要从解放思想开始。思路决定出路。生育政策的必要放松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为了确定更合理的生育权限。常识告诉我们，压得越紧，反弹力越强；放得越送，反弹力越弱。有人认为，放松的同时，反弹力也加强，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认识。从一胎到两胎加间隔的演变在反弹力方面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反弹力是因为意愿得不到满足而导致的，这是问题的结点。如果意愿得到满足和释放，反弹力自然消散。从反弹力会增强的角度来反对生育政策调整，可以说是舍本逐末。当代理论界的一些认识值得反思。如果保持同样的人口控制力、人口控制机制，那么生育的反弹特性只会弱化。政策调整是为了建立更平衡、更稳健的人口发展机制。人口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稳健的人口结构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是在稳健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健。
中国的人口发展已经到了关键的时期，超低生育率的出现是一个不妙的讯号。易富贤先生以官方统计的总和生育率和湖北、北京两地小学入学人数的减少证明了这一点。特别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关注“政策生育率”和“意愿生育率”的区别和联系。当意愿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之后，所谓生育率反弹的命题就失去了成立的前提。而笔者担心的是，当意愿生育率达到超低水平的时候，生育率的调整可能就失去了时机。当意愿生育率略高于政策生育率时，我们就要寻找一个均衡点，确立一个适度的低生育水平变动空间，从而根据人口规律及早做出调整。换角度思考之后，在适度低生育理论的指引下，我们蓦然发现：所谓低生育水平不够稳定、具有反弹特性，不是坏事，恰恰是机遇，而且是稍纵即逝的战略性机遇。
如果说人口控制战略是单极战略，那么人口发展战略就是平衡战略。实施这样的战略目前认识更清楚，责任更到位，条件更成熟。我们对人口问题、生育问题的认识需要结合一个重要的概念性框架来进行，这就是“生命历程”或者说“生命周期”（life cycle or course）。在讨论人口控制必要性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生育成本”这个范畴，包括了生育的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社会抚养费就是基于外部成本理论设计的）。但如果引进生命历程的概念，我们就不难看到一个事实，生育的成本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投资，所以它有预期的回报。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可以将纵贯生命历程的生育效应理解为成本效应和收益效应两种，因此生育的生命周期就是生育的投资期和回报期的结合。
与生育的生命周期理论对应，我们还必须关注一下“生育责任”问题。生育责任的理解有一个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譬如政府实施人口控制体现的是政府对社会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新型生育文化就是社会主义的生育文化。在生育的生命周期早期，我们强调的生育责任是家庭、夫妇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人口控制的要求；到了生育的生命周期后期，父母年老，孩子长大，家庭养老功能缺损问题提出来了。这提醒我们：第一是生育控制的好坏要考虑到家庭养老保障的需要（其实生育控制的界度需要有多个维度的考虑）；第二是社会应该反哺家庭、夫妇和个人。当生育率的大幅度、可持续的下降为经济发展创造出良好条件的时候，就有一个让千千万万计划生育家庭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问题。所以到了生命周期的后期，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政府对家庭、夫妇和个人的责任。贡献与回报、义务和权利构成了天然的对应关系。
透过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各地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人口控制的社会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简单说，就是从以人数为本的计划生育开始逐渐转向以人权为本的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的工具理性得到保持的同时，人文关怀得到了加强。计划生育本身不是目的，促进人类健康、家庭幸福、社会进步才是人本主义计划生育的取向。过分纠缠于工具理性，可能导致计划生育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异化。说通俗一点，计划生育的工具理性就是少生就是一切，一切计划生育的举措都是围绕着人口数量的控制展开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生育率下降成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现在低生育目标已经实现多年而且相对稳定了，同时越来越多的计划生育家庭开始面临养老等实际问题。考虑到家庭生命周期的发展，如何促进和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的优生优育、经济富裕、家庭幸福、老有所养，就成了突出的大问题。这显然不是工具理性所能解决的，而必须给予人文关怀、道德关怀。利益共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的提出是对利益导向机制的丰富和发展。
人口控制的利益导向机制内容更加丰富、机制更加完善、效果更加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1）注意到了利益共享问题。也就是，计划生育家庭对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在人口控制之初，我们接受了一个假设：计划生育、人口控制将利于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我们可以说，社会经济所取得的进步有千千万万计划生育家庭的贡献和牺牲。所以在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之后，就要反过头来对众多的独生子女家庭进行利益上的激励。证明一下国家的根本责任是通过计划生育来实现家庭幸福和社会进步的双重目标。《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款是这么规定的：“独生子女父母，女方年满五十五周岁，男方年满六十周岁的，每人享受不少于1000元的一次性奖励”。虽然杯水车薪，但表明了政府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态度，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2）注意到了利益补偿问题。也就是，当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遭遇了意外风险陷入困境的时候，政府必须伸出援手。比方，大龄独生子女伤病残缺对已处在生命周期晚期的计划生育家庭来说，他们是为国家做出了巨大奉献的家庭。在汉语中，“奉献”和“风险”巧妙谐音，令人玩味。独生子女家庭所面临的风险本质上是奉献型的风险，也是一胎化主导的生育政策所隐含的内源性风险。《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三条是这么规定的：“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指使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的，女方年满五十五周岁，男方年满六十周岁的，所在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每人不少于5000元的一次性经济帮助”。
虽然地方性法规有了明确的利益共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但从产生的效果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一胎化政策本身所带来的巨大风险。5000元的经济补偿不可能解决丧失了大龄独生子女的父母的养老之需。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当初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的话，他们至少在情感生活和实际生活上还有一个依靠。但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孩子突然出事，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来无靠且不说，精神上的打击是任何补偿都不可能弥补的。
所以我们必须深入到政策的核心来思考。简单说，以倡导独生子女为主体的一胎化政策是一个隐含着巨大风险的政策，即便从历史的眼光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台这样的政策也并非没有更好的选择。说到底，这是一个在左的思潮还深具影响的年代所做出的决策。从文革的内乱中站起来的中国太想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了，这个着眼于宏观经济的战略思考给人口决策以巨大的影响。
2003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改名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反而改成“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使命更大，责任更重。这一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易名，而是我们不断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各级政府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有两个重要使命：一个是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另一个是加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协调。这是多年来倡导大人口观的结果。在很多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最终实现了，说明规律性的现象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计划生育到人口与计划生育、从人口增长到人口发展、从人口到人口与发展，这三个方面的历史变迁都预示着人口战略的调整是必然的。以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为契机，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划分成两大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开始全国性的计划生育到决定的颁布，任务是降低生育率；第二个阶段是正视生育率下降后果的历史时期。
现在是到重新调整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时候了，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战略调整的机遇期。中国入世以后，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蕴藏在劳动者身上的健康存量知识存量和技能存量），这是毫无疑问的信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出现了知识经济的新态势。这对人口发展战略的设计有重要的意义。譬如，国家教育部提出要实现中国从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大国的宏伟设想。
从“人口零负增长战略”到“人口均衡发展战略”是历史的必然，早调整早得益。人口均衡发展兼顾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人口控制与人类发展。
人口均衡发展要重视“安全效应”和“发展效应”的互济性。我们考虑较多的是一定假设条件下人口减少的社会经济效应，而较少考虑人口控制对人口过程的负面影响。如果说“安全效应”是内部效应，那么我们可以将“发展效应”理解为外部效应。问题的关键是外部发展效应是内部安全效应的一种转化，也就是说，如果不能确保人口系统的安全运行，那么人口系统对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系统促进发展的效应也将很难预期。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不确定的，并不存在人口增长一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情形。其中，制度安排应有关键作用。但计划生育对家庭发展的影响却相对确定。我们所带来的代价根本上是对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损害。
在性别结构问题上，就是众所周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多年来的持续升高和偏高问题，结果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态失衡，男女婚配将在今后出现问题，在一对一的婚姻市场里，必将有些男性无法找到配偶，据人口学者的估计，婚姻市场上过剩的男性人口大约有几千万之多。但食色性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今天的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在今后会演变成严重的拐买妇女问题和性罪错问题等，导致社会的不安全。
在年龄结构问题上，就是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从根本上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导致未来少子女老龄化面临更加巨大的挑战。没有家庭的健康，谈不上社会的健康。所以，如何重建一个坚强有力的家庭结构，是人口政策调整必须认真考虑的。
从生命周期角度看生育风险，则有生育的早发风险和生育的晚发风险。生育的早发风险有生殖健康问题（在过去，生育是鬼门关），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伤残率。生育的晚发风险包括了生存风险（孩子的伤病残缺风险）、关系风险（代际冲突）和保障风险（老而无养、老而难养）。
独生子女政策的成绩在人口总量控制上是巨大的，不容抹杀，也不能否认。但变换角度，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富有责任感地看到独生子女政策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有巨大隐忧。此一时，彼一时。我们要有发展的眼光看待独生子女政策的效用。人口发展战略不能看一时一地的人口，而是必须放眼远望、瞻前顾后。
本文的建议是：及早回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更加公平、更少风险、更大效用的“城乡通开二胎生育政策”，这不仅有利于家庭结构的健康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安全、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既能实现人口适度增长也能促进社会安全发展的平衡决策。中国要控制人口，但更要在均衡的格局中实现这样的目标。一个优良的人口政策不能单打一，必须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兼顾人口数量控制和人口结构平衡。过分强调数量问题，很容易今后在人口结构上付出沉重代价。矫枉过正、物极必反、欲速不达，古有明训。同时，一个实事求是的政策也必须考虑到在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中交织着发展的“本土文化”的适应性，特别是生育这种与大小文化紧密相连的人类行为，我们要尽量减少与文化的冲突，更好的做法是在妥协中引领、在引领中建设，逐渐达致政策与文化的协同并进。任何冲突本质上都是对“社会安全”的冲击和消解。因此，无论如何，减少冲突、降低风险是建构生育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维度。这样的战略抉择非大智慧大勇气不可为。我们时刻处在历史严肃的拷问之中。早调整一天，未来的风险就可能减少一份，社会发展就多一份安全保障。
毫无疑问，健康的家庭是一个社会健康运行的基础，健康的社会是由一个个健康的家庭细胞组成的而决不是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充斥着不健康的甚至是破败的“细胞”，那么这个社会不但不健康反而是不安全的。这是我们构筑新人口战略的前提性、公理性认识。所以，一个科学合理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坚定不移地建筑在家庭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实施“健康家庭计划”是人口均衡发展战略的前提。
从计划生育角度说，健康家庭的关键在结构的健康，“一胎化”所带来的最大风险是生存风险和养老风险，而且这两大风险彼此关联。孩子发生伤病残缺，养老也就没有冀望；孩子发生夭折，父母不能再育，精神上的巨大打击足以剥夺这个家庭的全部希望，毁灭这个家庭。即使孩子相伴到老，一个孩子的养老负担也过于巨大，现在独生子女所享受到的“好”是物质的，也是暂时的，一旦到生育生命周期的晚期，独生子女当年获得的“关爱”就要转化成奉养父母的“责任”。独生子女不一定是问题家庭，但一定是风险家庭，这个性质并不会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而改变。
如果真正实现“健康家庭计划”，那实际上是“结构优先、兼顾总量”的人口发展战略。“健康家庭计划”和“人口均衡发展”相呼应。城乡通开二胎生育计划，给大众一定的生育选择权限，但生不生却是微观决策者自己的事情。人口健康、均衡、持续的发展战略要从“健康家庭计划”入手，使生育的风险降低、使生育的效用增强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上。人口均衡发展战略以“社会和谐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为本位，这才是目光远大的发展战略，但均衡发展并不是平均分配力量，依然有所侧重。社会和谐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的重要性远甚人口数量控制。均衡的人口发展深层面的含义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人口结构的健全，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样的人口战略符合中华民族当前的和长远的福利最大化目标。
中国如何避免“大国空巢”？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
2008年3月24日 星期一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8121
随着中国“两会”的召开，围绕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再次浮上水面。
“两会”召开前不久，当时的中国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逐步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但“两会”期间，她的上司否定了她的说法：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明确表示，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调整。中国计生委高层领导彼此矛盾的表态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大讨论。
讨论的焦点，似乎仍然集中在中国是否应该允许所有中国夫妇生育两胎这个问题上。
但一位旅美华裔学者走得更远：他认为，仅仅允许每对中国夫妇生育两胎远远不够，他主张中国彻底放开生育控制，用他的说法，叫“无条件恢复人口生育常态”。
此人长期住在美国，算是一个“局外人”，但他常去局内“管闲事”：他虽然在美国专业从事妇产科研究，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几乎把自己的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到网上论战上了，而且他上的不是英文专业网，而是中国大陆的各类中文网上论坛，他以“中山水寒”、“水寒”等网名，不断发起和回应涉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论战；最近，他还把多年来参与网战的中文网文系统化、条理化，结集成书，在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取名《大国空巢》，并请到著名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仲大军为之作序。
今年中国“两会”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征求网民建议，这位“局外人”也没有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据他说，尽管由于人民网的官方性质，留言很难成功，但他还是成功地给中国总理留了言，呼吁中国立即调整人口政策。
此人便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的华裔科学家易富贤。
其实，早在两年多前，我就注意到了这个“不务正业”的旅美华裔学者，我曾在《中国能否绕开老年化陷阱》一文中提到过他的观点。我还记得，当时我是被他的这么一个说法所震惊的：“中国人口由数千万上升到13亿只花了两百多年，要是以目前1.3的生育率，只要两百年，就可以跌落到数千万的水平。”
两年多后的今天，在有关中国计划生育的新一波争议声中，我采访了他。他的观点没有变化，他也把他的上述说法写进了他的新书《大国空巢》之中。
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赞成易富贤的许多观点。但中国有句古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当代中国，支持现行人口政策的见解仍属官方观点、主流观点，充斥于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中，而易富贤的见解则属于非官方观点、非主流观点，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初他只能在网络论坛上“摆地摊”，而且常常受到网络“工商”和“城管”的封杀和删帖，遭到众多网络暴民的围剿和辱骂，如今，虽然易富贤已有许多网络粉丝，但他的文章和新书在中国大陆仍然“不登大雅之堂”。正因为如此，在人口政策这种“关系子孙后代”的重大问题上，我们更有必要听一听像易富贤这样的非主流学者的意见。
以下便是我最近采访易富贤的笔录──
问：中国国内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放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允许生两胎，但你在新书《大国空巢》中却认为，这远远不够，应该彻底放开。你这种观点是不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完全不加控制地放任中国人生育，甚至鼓励多生育，那会不会使中国陷入另外一种陷阱呢？
答：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鼓励生育是主流，只有在最近两三百年时间里，控制人口的呼声才占主流。
我在《大国空巢》一书中提出，大自然对于人类的繁衍，有着“两手”控制机制：在古代，大自然通过“左手”调控人口：方法包括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激烈手段。在古代那种生存条件下，如果不鼓励生育，一个民族很容易萎缩、甚至灭绝，而历史上的确有很多曾经辉煌的民族都已灭绝。
在现代世界，大自然又通过“右手”来调控人口：
1、不将人口再生产当生产，“造物”有报酬，“造人”无补贴。
2、养老逐步社会化，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少福。
3、养孩子成本增高，教育周期延长是其中一个原因。
4、避孕率增加，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 ，单身、丁克、同性恋比例提升。
5、生活压力大 ，节奏快，“就业替代”频繁。
6、婚龄、育龄延迟。
7、生育能力（中国近20多年不孕不育率增加10倍，1/8夫妇不育）。
8、“有效”（生孩子）性生活减少，“无效”（婚外）性生活却泛滥。
在现在这个“右手”时代，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措施，人口也很容易萎缩。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开始减少，预计到2050年俄国人口将从1992年的1.48亿降低到0.8-1亿。据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日本和欧洲的人口将减少一半。
我觉得我的观点不是过激，而是有些保守。我只是提出无条件恢复常态：归还物质再生产所占用的人口再生产的时间和精力，解放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为人口再生产争取到应得的报酬。
韩国、台湾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20多年。如果中国大陆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那么，20多年之后，中国的生育率最多像韩国和台湾现在一样，只有1.1（甚至很有可能更低，因为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遭到多重打击），这意味着，到那时，中国大陆每年只会有600多万婴儿出生，而每年死亡人口却高达2000-2600万，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大陆每年人口将减少一千多万。如果那样，大国空巢的噩梦便将成为现实！
问：即使你的观点有道理，但这么激进的转变能够为中国决策层所接受吗？
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人口上的泰坦尼克号。前面的冰山已经清晰可见，但现在暴露的问题还只是冰山一角：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有1.43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000多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保障，即便如此，养老金缺口已相当于中国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目前进入婚龄的人口还是1980年代初出生的，当时性别比还只有108左右。2030年后，60岁以上老人达到4亿，劳动人口又大为减少；1996年到2005年出生的性别比高达127，今后四千万光棍将被判“无妻徒刑”；1980年代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即将进入老年。
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拦，中国人口政策其实早已错过了最佳调整时机，残酷的现实已把人口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后读秒阶段，再犹豫几年将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学者不是决策层，学者的责任是告知真相。中国的学者养成了爬蚤心态，总是“中和”观点，以让决策者感到舒服，经过层层“中和”，到决策层面前的时候，原始的观点已经稀释得差不多了，决策层根本感受不到调整政策的必要了。而利益集团却掌握影响决策的途径，他们夸张的观点（比如1980年夸张说中国人口会达到40亿，现在夸张说稳定现行政策中国人口也会达到15亿），很容易被决策层接纳。中国人口问题进入如此危险的处境，学者也是有责任的，是学者惯坏了决策层。
我认为，中国决策者应该千方百计听取学者的前瞻性观点。忠言逆耳利于行，决策层应该察纳雅言，而不是捡好听的。
问：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已经不是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了，农村夫妇一直被允许生一胎以上，城市里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也可以生两胎，这样下去，应该能够缓解中国人口老化危机。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答：中国国家计生委一再强调中国不是一胎化，但是不是一胎化，计生委自己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中国国家计生委发言人、法规司长于学军曾经提供过这样的详细数据：实行一孩的人口大概占35.9%，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占52.9%，11%以上的人口可以生2个或以上（9.7%可生2个，1.3%可生3个）。
这意味着，在1000个妇女中，有359个只允许生一孩；529个妇女生一孩半，以正常性别比105计算，第一胎生271个男孩和258个女孩，生女孩的258个妇女每人可以再生一个；97个妇女生二孩，共194个孩子；13个妇女生三孩，共39个孩子。1000个生育妇女（其中630个妇女只允许生育1孩子）合计可以生1379个孩子，平均每个妇女可生育1.379个孩子（政策生育率）。现在中国至少有15%的不生育，那么实际上每1000个妇女只能生育1172个，如果响应政策的话，中国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17个孩子，这不是一胎化又是什么？
中国国家计生委宣传说：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已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进入21世纪，这部分人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双独可以生二胎，将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
但我认为，就算这“近1亿独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分配，那么每年只有370万独生子女（其实不到370万，因为还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穆光宗教授认为独生子女只有8000万，不到1亿）。目前政策只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育二胎（河南还例外）。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1980年到1990年出生性别比平均为109，那么每年的370万独生子女中只有177万独生女；而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总出生人口2200多万，也就是说，今后几年1个育龄独生女面对的是1.1个独生子和5.4个非独生子，她们的配偶是独生子的概率很低，这177万独生女中只有30万左右与独生子结婚，对总人口增加几乎没有影响。即便每年177万独生女全部可以生二胎（政策生育率为2.0，比目前的1.38多0.62），考虑到15%左右的单身、不孕不育人群，也不过多出生93万人口；即便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每年多出生不超过170万人口，相对于总出生人口来说比例也不大。因此，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这样的微调不能成为阻止人口政策大调整的理由。
问：那么，如果中国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两胎，是否就能避免你所说的“空巢危机”呢？如果不能，那你认为应该生几胎呢？
答：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也就越低，婚龄、育龄也就越晚，生育率也因此越低。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人类的生育率也直线下降；在同等HDI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地区的生育率比其他地区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生育率要比先行国家当年低。2003年世界上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生育率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生育率为1.9。中国的HDI，2000年为0.730，2003年为0.755，2004年为0.768，2007年为0.8左右，相当于新加坡1987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而当时新加坡和韩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
1985年，山西翼城县开始试点梁中堂先生的二孩方案（注：现在梁中堂认为应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新疆建设兵团汉族允许生二胎，少数民族允许生二胎以上，但是“十五”时期，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
泰国和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现在两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88。越南允许生育两个孩子，2007年的HDI相当于中国1999年水平，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89。可见二胎方案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1.8，更不会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允许生二胎并不表示都会生二胎。生育高峰取决于生育意愿。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并且在鼓励生育，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25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已婚妇女的理想数较高，为2.53人，只比20年前少0.5人，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大幅滑落，从1986年的1.68人，降到现在的1.1人。
中国《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中国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在如此低的生育意愿下，仅仅放开二胎，是难以有效改善人口结构、难以有效缓解今后老年化压力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不仅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通过改善民生、提高分配率的方法，来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
问：但有人认为，如果中国大张旗鼓地宣布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引发新一轮生育高峰。
答：有人担心放松计划生育之后会引起“补偿性生育高峰”，我的观点是：
首先，不要怕。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增长从来就不是平稳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综合国力的提升。日本战后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是日本后来经济腾飞的主力，三年的出生高峰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欧洲战后婴儿潮也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现在一霸独强，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战后两次出生高峰。1980年代之后，欧洲和日本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出生人口不断减少，所以其综合国力与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中国1962年到1980年的出生高峰共出生了4.4亿人口，但没有这4.4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现在的中国还谈什么崛起？
其次，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不会有大的生育高峰。在中国，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他们到老年之后，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长期保持在2000万以上。因此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结构和缓解老年化问题，才能防止人口锐减，但是2005年中国对1%人口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近来每年只出生1300万左右。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大的出生堆积高峰。其实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中国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中有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毕竟输卵管复通手术愿意做的人很少，即使做了成功率也不高。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1970-1979年这10年共出生11059万女孩，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8年的时候还剩下10235万。先扣除这36％的妇女，剩余64％中又有30%不孕（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女孩都已经算是高龄育龄妇女了），算下来，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只有45％（4600万）尚有生育能力。而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3，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这4600万妇女还有再生3360万孩子的意愿。
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2008－2012年以1970－1974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2013－2017年以1975－1979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平均每年抢生336万人，这已经是较高的估计了。十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五百万左右，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
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只是生育第一个孩子，19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9万左右，生育之前死亡大约55万，再扣去15%左右单身、不孕等人口之后，估计生育妇女在810万左右，1980年代初出生的有少数才开始生二胎，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那么即便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
可见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国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这宝贵的三千多万抢生儿童，不但可以缓解现在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失业压力，而且有利于缓解即将于2020－2030年期间爆发的养老危机，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其实应该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
韩国的教训特别值得中国借鉴。韩国在1960年代开始提倡控制人口（不像中国是强制一胎化），生育率在1980年代中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以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照理说，韩国应该会出现出生高峰，但是该国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生育率从1995年的1.65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2005年又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
韩国学者称：与过去的人口控制政策相关的文化仍然在深层次起作用，计划生育基础太牢，拉不回来了。韩国生育率之所以不升反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政策调整太静悄悄了，不能借人口政策调整有效地逆转生育文化。
中国强制性实施计划生育已经30多年了，其对生育文化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高调调整人口政策，轰轰烈烈，给大众一击惊醒，以逆转生育文化。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魏城
检讨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学依据
秋风
（2008年7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与学术中国共同举办“人口问题的政策透视”政策对话会上的发言）
大家下午好！我接着兴元的报告谈一点自己的看法，集中在检讨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学依据。总的看法是，所有关于计划生育的、貌似能够支持计划生育或者被学者、政府拿来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或经济学理论都是不成立的。
首先从马尔萨斯说起。马尔萨斯说过，人口如不受抑制，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以算术比率增加。请大家特别注意一点，马尔萨斯在这个地方说的是，人口若不受抑制，假如人口不受抑制。仔细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会发现，其后面所有的论述都建立在人口会被抑制基础之上的，比如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马尔萨斯的主张是，人口快速增长、以几何比率增长的趋势，可能是一种恶，但却刺激人类作出创造性回应，使得人类创造了文明。人口可能会迅速增长，人民对于人口可能会迅速增长事实的认知，使得人类的文明出现。
我认为，中国学者对马尔萨斯的理解存在非常大的偏差。马尔萨斯是一个供职30多年的牧师，他的人口论里有很深刻的神学背景，《人口论》最后两章实际上讨论的是人口压力如何变成了人类追求善和知识进步的动力。他的思想有很深刻的哲学意蕴，不能简单地理解马尔萨斯提出的这个原理。实际上，从人口原理的几次修订可以看出，马尔萨斯越来越明显地成为马尔萨斯主义、悲观论调的反对者，马尔萨斯不相信人类会陷入那么悲惨的境地，因为马尔萨斯对于人类的适应能力是有信心的。
他讨论人口的预防性抑制机制时，他认为，婚姻制度和私人财产制度对于抑制人口，防止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尔萨斯反对政府干预人口和生育，因为人类已经发明出一些制度使得人们不会滥生，家庭制度要你对你的子女承担责任。如果父母要承担责任，对生育活动就必须进行理性的成本计算。假定我是一个穷人，我可能会选择少生一两个孩子，假定我是一个富人，娶八房太太则会不断生孩子。总之，婚姻制度和私人财产制度使人们对自己的生育行为进行理性的计算，做出理性的选择，而不是受生育本能欲望盲目支配。人不会变成欲望的奴隶，相反这些制度使得人能够进行理性的计算。
中国人拿马尔萨斯的计划生育作为理论论证，这种做法十分无耻，其实是对马尔萨斯理论的误解。从根本上来说，马尔萨斯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他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滥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就像现在看到的很多文章，尤其是通俗文章里边，充满了谬误。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我将对论证计划生育的很多说法做一个检讨。我从海淀区镇计生宣传专栏找了这么一句话，是比较典型的官方说辞。政府认为，随着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人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也大量增加，人类活动对环境破坏和污染日趋严重。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把人口数量控制在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而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增长的根本措施。
上面这一段话中的每一句都非常荒谬，而且在逻辑根本上不能成立。从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口不光是消费者，而且是生产者，其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更重要的是其也是知识的生产者，而且人的消费行为本身是财富创造了动力之一。
恐怕我们现在要从经济学理论上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正本清源。负责任的经济学家都会得出结论，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人民改变自己的处境。斯密的《国富论》头几章讲到市场规模的问题，劳动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使每个人处境得到改善。市场越大，分工越细、越深化，每个人都能够从分工得到更多的福利。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理论、市场规模的论述可以看出，人口越多，分工越细，效率越高，大家越有钱。人口增加，会使每个人的钱越多，而不是越少。经济学创始人支持人口增长。后来的经济学家还提出过规模经济的问题。
人口增长可以推动知识的创新。库兹涅茨在1960年提出，新增加一个人增加的知识，将会超过他的消耗，从而提高生活水平。
另一个问题，作为计划生育政策依据的资源焦虑。这是给计划生育提出的最早论证，说是人口多了之后，分配资源的人太多，每个人分配到的资源就少了，最后大家都活不下去，生活质量会下降。但实际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所谓自然资源其实不是自然的，所有自然资源都是人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被人利用的自然资源都是人类的创造。自然界存在的物质能否变成资源，是由人的知识决定的，因而可以说是人类用知识创造出来的。
人类经历过很多资源焦虑，总是担心某一天某种物质用完了。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种焦虑完全是多余的。如果从知识的角度来理解资源的话，资源其实是无限的，因为人的知识是无限的，进而所谓的自然资源其实可以无限供应，最多只是个价格问题。石油什么时候耗尽，根本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价格问题。如果现在石油涨到每桶300美元，我们这个世界就可以不用石油，可以开发别的能源。问题在于，潜在的能源价格我们能否承受？尤其在开始的时候，发现这种能源的成本我们能否承受？
关于石油问题。前几年在生物燃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而且大量进入实用化。中国有乙醇汽油，它是从生物里面提炼的，不需要采矿。当然，这导致了粮价上涨。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一个市场机制，有一个自由的环境，人民可以自由运用各种知识进行创新，资源就可以无限供应。
关于控制人口的另一个说法涉及到生态和环境，这是关于计划生育比较新的理由，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提出，九十年代之前主要围绕的是资源问题，粮食、石油等。九十年代中后期，有人提出，如果其他条件下同，人口太多导致生态恶化、环境污染，人口增加污染就会同比例增加，生态面临的压力更大。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这里的预测有个前提，“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但是，其他条件不可能始终不变。人口增长会导致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反过来会导致其他条件发生变化，如人的价值、偏好会发生变化。比较贫穷的乡镇，最开始，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工业，这个工厂会不会造成污染我不管，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五年、十年后，工厂挣钱了，人民富裕了，自然会考虑生活质量，会对优美环境产生需求，就会拿出资源投入治理污染，改善生态，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而且，生态本身即使没有人力干预，也可能出现衰退，而人力会使得生态比以前的自然状态更好。为什么发达国家生态比不发达的国家要好，因为那儿有更多的财富，人使得自然比自然变得更自然。污染阶段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类要获取财富，发达国家经历过工业化的阶段，工业化阶段可能会对自然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达到一定阶段后，人又会用知识恢复自然、创造一个更好的自然。
至于中国的污染比较严重，主要的原因不是中国人口增长、人口太多、人口增长速度太高。中国生态破坏最严重的时期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各地的山林，尤其是北方的山林都变秃了，这是制度扭曲造成的，而不是人口自然增长造成的。现在的环境污染也是这样的问题，比如工业污染严重，也是制度问题。地方间展开竞争，各地要拉投资项目，要实现GDP高速增长，就要给企业污染的特权，让他随便往大江大河排工业废水。老百姓受到污染，没办法和政府讲道理，工业本身可能会造成污染，但本来可以不这么严重，但制度阻止了受害者的努力，使其不能发挥控制污染的作用，人口不应该为这么严重的污染承担责任。
回到经济学方法论层面上。第一，我们究竟应持一种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在给定的条件下，人口增长会使福利改进的速度比人口不增长要低一点，尤其在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一个社会从农业时代、不发达的状态到发达状态的过程之初期，人口的快速增长会影响福利改进的速度，这并不是说，会使人的福利出现绝对的下降，而是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因为人口增长而放慢一点，但是，过了一定的时期之后，比如说过20年、50年，人口增长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福利，这里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因此，这里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决策者选择当下就获得很快的改进，还是选择未来50年后得到持续的改进？这是长期和短期的问题，也就是时间尺度的问题。计划生育政策，所追求的目标的时间尺度太短了，是一个短期行为，考虑的是最近五年或者八年时间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均财富和教育快速增长，但没有考虑30、50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的政府体制总的框架都是促使决策短期化，体制里面没有一个具备长远视野的机构，或者说没有这样一个机制，使得官员能够制定面向20年、50年以后的公共政策。
从经济学的方法论的角度看，生育应当计划，但应该由谁做出选择，个体、社会或政府？我们现在完全由政府决策，这一点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从经济学来讲也是不合适的。如此决策，必然会产生一些人们根本不能预料到的后果。比如人口老龄化过快和性别比失调问题，集体决策可能出现一些严重的不可预料的后果。如果决策由个体分散地做出，不好的后果也可能会出现，但是不会很严重，不同的人做出的选择会相互抵消。
我再对马寅初的人口论做一点评论。这个理论从知识上讲都是错误的，从政治上上说是反动的。马当时提控制人口，其出发点是使计划经济能运转起来。因为计划经济必须计划人口，控制人口的增长，控制人口的流动。没有这两个支点计划经济必然失败，即使有了这两点，计划经济也失败了。因为，计划经济从理论来说也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真正运转，不管你给他创造出什么样完美的条件。
另外，马寅初所提出的人口控制措施也是反动。他提出，应该对人口进行控制，这没什么不可接受的。老百姓自己控制生育，那是他的自愿选择。但马接着就说，如果他们不愿这样做，那就由政府用强制手段来进行。我就要问：如果政府可以强制人民改变自己的生育模式，那么政府强制马寅初的观点有什么不对吗？政府可以强制人民改变生活模式，为什么不能强迫他的观点，他后来的遭遇，完全是自食其果。
湖南农民治理性别比失衡的土方法
作者：易富贤
最近给父母打电话，父亲告诉我现在正在复修黔阳易氏总祠。负责抄写祖宗牌位的人是经过多重标准选出来的，除了毛笔字写得好外，还必须有儿有女，妻贤子孝，说这是几百年的老规矩。我感到奇怪，宗祠注重的是男丁，为什么还强调一定要有女儿。
我父亲自有他的一套解释。他说就像种果树一样，有枝有叶才能有花有果，光留下果子，如果没有枝叶，果子也长不大。婚姻是在异姓之间，农村往往是几大家族之间联姻，比如黔阳易氏常常与肖氏、周氏、谢氏、谌氏、杨氏等家族联姻。有女儿才可能有姻亲，姻亲多社会圈子才可能大，一方面姻亲多扩大儿子、孙子择偶的范围，一方面亲戚多能够分担红白喜事的经济压力。
有些家族光注重男丁，溺杀女婴，结果姻亲减少，社会圈子缩小，没有媒人做媒，结果儿孙打光棍，人口不断萎缩。你溺杀自己的女儿，等于溺杀别人的儿媳，别人同样溺杀你的儿媳，人口就无法延续下去。
因此我们家族自古就反对溺杀女婴。家谱还将一位女性先祖列为英雄，因为她阻止了溺杀女婴现象。
对于外地迁来的家族，也表示欢迎。一方面是出于人道考虑，另一方面也扩大自己家族的婚姻范围。而有些强势的家族，将外姓赶走，结果没有婚配对象，只能打光棍，结果人口无法延续下来。
看来我们家乡这种本土生育文化与古代的“兴灭族，继绝户”思想是相通的。易氏家族能够在黔阳县的洗马乡、塘湾镇等地壮大成望族并不偶然。黔阳易氏始祖子彬公南宋1224年从江西泰和迁往黔阳，七百多年来，现在本地（包括迁到黔阳县雪峰镇、群峰乡、铁山乡，以及临近的溆浦、洞口等地的人口）后裔五万，加上迁往四川、重庆、湖北、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的后裔，总后裔人口可能超过20万。而历代陆续迁来的其他姓氏却陆续灭绝了。洗马、塘湾有不少诸如李家屋场、陈家院子、罗家屋场、田冲、杨家院子等带有姓氏色彩的地名，但是这些家族现在都没有了后人。
潘光旦先生注意到“财丁不能两旺”现象。其实这种现象早就被湖南农村注意到了。我小时后清明节随长辈给祖宗上坟，长辈们就根据风水解说“财丁不能两旺”现象，并结合古墓给我们解说“有子穷不久，无子富不长”的道理。
民间传统的人口学思想比现在主流人口学家的理论更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危乎哉！中国人口结构


一个改变美国国运的性骚扰案件
作者：易富贤
我出国之前，受媒体的误导，一直以为美国性很开放，色情泛滥。我1999年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第一周参加了一些培训，熟悉一些规章制度。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防范性骚扰，学校制定了很严格的相关制度。一些早几年来美国的中国同事也提醒我们与女同事讲话要注意。从这些可见，美国对性是非常保守的，而中国关于美国的宣传还停留在美国1970年代。
当时我们药理系里有位男教授，看到他的女博士后在上班的时候不好好干活，而是趴在桌子上打瞌睡。这位教授当着众人的面，轻轻地拍了这位女博士后的肩膀，将她叫醒。这位女博士后控告这位教授性骚扰，学校专门组成一个委员会，兴师动众调查此事。虽然这位教授最终没有被判刑，但是也被搞得狼狈不堪。
我来明尼苏达的前一年，该州刚完成一起长达15年、惊动全国的性骚扰案件的审理。下面是从网上摘录的《洛伊斯的故事》的案情：
1975年，洛伊斯.詹森，一位靠救济金生活的年轻漂亮的单身母亲，为了生计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寒冷的北部---埃弗莱斯铁矿公司工作。从此她走入了一个由男人主宰且处处面临性骚扰的险恶环境……她和其他女性同事每天都会遭遇黄色笑话、仿真性器具以及污言秽语等种种令人震惊的性骚扰的侵害。 直到1984年的一天，洛伊斯决定勇敢地站出来起诉对性骚扰持冷漠态度的公司。从第一次提交起诉状到令她心力交瘁的三次审判，坚强的洛伊斯凭借有力的证据、律师团队富有远见而专注的工作和女工们的团结协作，历经十五年最终赢得了这场美国历史上第一例性骚扰集团诉讼，也是最艰难的一次性骚扰诉讼的胜利。当今美国，几乎所有公司、教育组织都已经制定了严格的反性骚扰政策。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与洛伊斯当初的抉择以及本案所创设的先例有关……
该案件是一个改变美国性骚扰立法的里程碑案件。李银河等人认为是弱势群体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和尊严。其实这个案件对美国的影响远不止如此，而是意义深远。
1960年代和1970年代，由于性解放思潮的兴起，美国与欧洲国家一样生育率不断下降，1973年美国生育率开始低于2.0，然后一直徘徊在1.7、1.8左右。1970-1985年，美国生育率还略低于欧洲。然而，1980年代，某种奇怪的情况开始发生。美国的生育率突然开始扭转其下降趋势，从1984年的1.81上升到1987年的1.87，1988年的1.93，1990年的2.08，此后一直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而欧洲国家生育率却从1980年代的1.8左右持续下降，现在平均不到1.4。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将生育率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的国家。较高的生育率不仅产生更多的人口，而且产生一个更年轻、种族上更融合以及总的说来更充满活力的社会。如今美国的国民平均收入已经比欧洲高出三分之一。根据密歇根大学人口学家比尔·弗雷(Bill Frev)的说法，到2050年，美国的中位数年龄将是36.2岁，而欧洲的中位数年龄将是52.7岁。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差别，几乎完全是由欧洲生育率不断下降造成的。就目前而言，中位数年龄在美国是35.5岁，在欧洲是37.7岁。换句话说，中位数年龄的差异有可能从2岁升至2050年时的17岁，基本上是两代人。年轻的人口，无疑将使美国在经济竞争中 处于有利地位。
洛伊斯案件是美国生育率能够逆转下降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宗教力量的增强也是重要原因）。洛伊斯案件从1984年开始审理，引起媒体广泛关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很多公司、教育组织陆续制定了严格的反性骚扰政策。洛伊斯案件让美国用法律重新将“性”关进了笼子，使得美国的生育率恢复到世代更替水平。繁衍越来越多的后代将使得美国保持阳刚，加强美国在未来两代的战略地位，而人口萎缩的欧洲将变得越来越阴柔，逐渐堕落到无关紧要的地位。可以说洛伊斯性骚扰案件彻底改变美国的国运。
美国人口优势
http://laiba.tianya.cn/laiba/images/640225/12177004081627888209/A/1/m.jpg
我后面到威斯康星医学院以及威斯康星大学工作的时候，也都进行了防范性骚扰的培训。到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工作之后，我们系里发生了一起男女医生之间的性骚扰事件（其实并不严重；类似情况在中国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我以前在长沙某医院实习外科的时候，看到很多类似事件），学校专门组织我们系全体员工（不能缺席）进行了一个下午的关于性骚扰的讨论。
感触最深的是发生在我们居民区的一个儿童色情犯罪案件。有一天下班回来，陆续有4个邻居到我家里紧张兮兮地告诉我们要注意小孩安全，说我们隔壁街有一个儿童色情罪犯，下午警察将他家包围起来，将他抓走了。我当时吓了一大跳，因为这个罪犯的房子与我家很近，以前在他割草的时候还跟他以及他太太打过招呼。我们这个区学区比较好，公共车都没有（有公共车的话，就会有闲杂人员进来），是中国人比较集中的区域。这个事情成了我们社区的一个大事情，本来一个很好的社区竟然出现了一个罪犯，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有小孩的担心孩子的安全；没有小孩的担心社区人文环境变坏，今后没有人愿意买我们这里的房子，这样会导致房价下降，财产受损。
本州以及外州的媒体对此发了十几则新闻。看了新闻，得知这名罪犯是一名越战老兵，在一家退伍军人医院工作，值夜班的时候用办公室的电脑浏览了儿童色情图片，被医院工作人员发现而报了警。州法庭宣判入狱半年，并监外察看三年。仅仅因为浏览儿童色情图片就遭如此惩罚，可见美国对色情犯罪的处罚之重。
美国有很多网站（如：http://www.familywatchdog.us/），通过网站输入邮政编码，就可以看到该区域的各案犯的地址、相片、罪名，以让家长们加以防范。我们社区只有这一位罪犯，这位罪犯的相片下面的罪名是：Possession of Child Pornography。其他社区是密密麻麻一大堆罪犯。
下面是关于我们社区这名罪犯的两则新闻：
新闻1：
JANITOR GETS JAIL FOR CHILD PORN USED VA COMPUTER AT WORK.(METRO)
From: The Capital Times (Madison, WI) Date: March 15, 2007 Author: Miller, Mike
http://www.highbeam.com/doc/1G1-160618868.html
Byline: Mike Miller The Capital Times
A janitor at the Middleton Memorial Veterans Hospital in Madison was sentenced Wednesday to three years of probation and six months in the Dane County Jail for viewing child pornography while at work.
Roger L. Buttchen, 57, apologized "to everyone for the pain I‘ve caused" and said he felt disgraced by what he had done.
Buttchen admitted to viewing child porn on the VA‘s computer while at work, and said he requested to be put on the night shift after his wife fixed a virus on their home computer and probably found the sites he had been visiting and locked the computer with a password.
新闻2：
VET GETS 6 MONTHS FOR VIEWING CHILD PORN.(LOCAL)
From: Wisconsin State Journal (Madison, WI) Date: March 15, 2007
http://www.highbeam.com/doc/1G1-160618952.html
Byline: SANDY CULLEN
A Vietnam veteran who was decorated for heroism and is being treated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as sentenced Wednesday to 6 months in jail and three years probation for viewing child pornography last spring at his job as a janitor at Madison‘s Veterans Hospital.
Had the offense occurred after a change in state law that went into effect last June, Dane County Circuit Court Judge Patrick Fiedler would have been required to sentence Roger L. Buttchen of Madison to a minimum of three years in prison.
Buttchen, 57, who waived his right to a trial and was found guilty of possession of child pornography, a ...
下面这个故事是听说的：
有一对华人夫妇，女儿十岁时请了个白人女同学来sleepover （过夜），半夜的时候先生起来帮女儿盖被子，也帮这位女同学盖被子，这位同学醒了........。不知回去怎么说的，......后来，这位先生被问：你对这位小女孩的印象如何？他想也没想回答说：she is a nice and sweet girl.......，把这女同学夸了一番，他们一点儿不知女同学的妈妈告了这位先生性骚扰。最后的结果：先生被判了5年，判了妻子是帮凶，还罚款了十几万美元。5年后先生出来了也不能住家里，要等到女儿18岁后才行，18岁前不可以和女儿接触，不能去公共场所，如：教会，学校，公司等。身上戴着GPS，随时随地能查到他的位置，这一辈子就这么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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