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轮子

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
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轮子

赵国如   　
                 （中共益阳市委党校 湖南 益阳 413000）

[摘  要]：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更是发展中经济;县域经济的主体实际上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和落后的农村经济。县域经济以外的部分可视为市域经济,市域经济约等于城市经济。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可理解为中国的某种“二元经济”，也可视为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轮子”；两个轮子一齐转,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可持续和较快地健康发展。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县域10亿8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是打破“二元经济”壁垒，破解“三农”难题，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基础工程。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是我国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县域经济；市域经济；中国现代化

County economy and urban economy
----------------"two wheel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Zhao Guo Ru
(Yiyang Party School Of City Party Committee，Yiyang 413000, Hunan ,China)


[Abstract]：County economy is regional economy，and it's more a matter of developing economy. Actually, the corpus of the county economy i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economy and laggard village economy. Urban economy is just the part of economy besides county economy. Urban economy and county economy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kind of "duality economy" in China, and they can be considered as "two wheel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wo wheels running together mak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sustainable, rapid, and healthy. Developing county economy in a big way and rais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one billion eighty million people who living in county areas is a great foundational project which can break the bastion of binary economy, 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agriculture, village and farmer, and speed up the progress of our country’s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ounty economy; urban economy; China's modernization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如何认识和发展县域经济，如何处理好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中国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 
更是发展中经济
1.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更是发展中经济。县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行政区划概念。县级行政，在我国春秋战国初期就有了， 新中国沿用历史行政区划的划分，虽在部分地区进行了调整，但保留了县级区划和县级政权的组织形式。在新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县域经济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县域经济的现代化。 
县域经济，从区域经济学看，它的基本内涵应当就是指县域行政区间或其经济空间范围内的经济。这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关于县域经济概念的所有表述中最具共性，最少分歧的部分。至于县域经济是“各种经济成份的” 、“县级领导的” 、“城乡结合的”、“总和的” 、“以乡村经济为基础，以小城镇为中心” 的等是各种表述中“见仁见智”的问题，均可以视为县域经济的特点，根据不同的研究者角度而可以有所取舍侧重的。县域经济具有综合性等诸多特点。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但从动态和其实质来看更是发展中的经济。县域经济在形式上是一种以县域行政区划为界的区域经济，但由于它地域范围较小，经济势力较弱，特别是其行政性的特点，它难以形成影响周边发展的有实质意义的增长极，它并不是标准的区域经济。但它无疑是标准的“发展中经济”。从发展经济学来看，中国经济显然是一种特殊的二元结构，或称为“双二元结构”，与“三元结构”。（香港科技大学：马忠东，1999；崔传义，1995。）发展经济学认为，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传统部门和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部门。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很低，甚至是零或负数，加之人口增长较快，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另一方面，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资本工业部门，因为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收入固定在糊口水平的劳动力，工业部门可以获得廉价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其所获超额利润，被用于再投资，创造新的资本扩张，更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而农业部门逐渐摆脱剩余劳动力的负担，开始真正的增长，二元结构的经济转换为一元的现代经济。所以，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或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现代的城市和农村经济的经济类型，就是实质意义上的“发展中经济”，它就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新世纪初期的中国县域经济，其主体正是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农民经济所组成，就是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从二元经济转向一元经济是它的历史使命。
县域经济研究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在实质上更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我们不仅要从区域经济角度来研究县域经济，我们还要从发展中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县域经济。不仅从区域经济学，而且从发展经济学来研究县域经济。那么我们就应该和可以把县域经济定义为与现代部门——市或市域经济相对应的概念。这样县域经济就应有三个规定，①县域经济是县域行政区间或其经济空间范围内的经济，包括县、市、区（县级）经济；②县域经济是含有大片落后的农村区域，传统农业比重大，二、三产业比重低，即欠发达的县域经济；③县域经济将在发展中过渡到“市域经济”（一元经济）或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含现代农业）。
“县域经济”的语义意义还在于：与别的相关提法相比较，“农业、农村、农民”，是一个泛主体或无主体的客观问题，它由国家、省、地、县、乡各级负责，但“大家”又都可以推卸责任的。“县域经济”是一个有明确责任主体的区域经济问题。县域经济的领导责任在县级政府,这是明确无误和不言自明的。就是说，县级政府是农业、农村、农民的代表。你要负起责任。（你不能不负责任）。负不负责任，怎么样去负责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县域经济的“某种发展”，这种决定作用在中国经济的转轨完成以前不会完全消失。从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县域经济关系密切，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如果没有“顺德”、“江阴”等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之风流群体，仅有几个大城市的发展，恐怕就难言“崛起”了。内地也有好些并无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可言的县域和乡镇（如湖南的邵东县等 ）“异军突起”。县、乡政府在这种“崛起”中的“决定作用”功不可没。探讨它们的“发展经验”，寻找其它县域欠发展的原因与对策，以促进整个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以加速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应当是县域经济及其研究的初衷。
2.发展中的即欠发达县域经济，其经济主体实际上就是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农民经济。欠发达县域经济是一个相对的和历史的概念，从相对性来看就全国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是欠发达的县域经济。就东中西部各自而言，也都有各自的较发达的和欠发达的县域经济。本文是指一种较为宽泛的包含所有“欠发达”的县域经济。从历史科学或从发展经济学来讲，“欠发达地区”是有确定含义的，这个含义就是“非工业化现代化”的地区，或者说就是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地区。所以欠发达的县域经济其经济主体实际上就是指占我国绝大多数的“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农民经济。在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它属于那相对落后或绝对落后的一极。在此种意义上,县域经济只有在不发达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县域经济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发达；当它充分发展、发达以后，县域经济就溶入一定的区域市场、一定的经济圈、成为真正的（与行政区划无关的）区域经济了。就是说当我国“三农”问题基本解决，“二元经济”过渡到“一元经济”的时候，当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含农业现代化）区域化、国际化、一体化不断深化，政府的职能转变基本到位、经济的“行政区划”界限被基本打破的时候，当中国经济的转轨基本完成的时候，“县域经济”、“传统经济”就过渡到“一元经济”或现代经济，目前意义上的县域经济及其研究就不复存在或没有意义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目前所有的县、县以外的绝大多数的市、区（县级）就均属于县域经济的范畴。如湖南益阳的沅江市（2008年第一产业的比重为32.2%）和赫山区（2008年第一产业的比重为25%） 等，其农业的比重均在30%左右，甚至还排在三次产业的第一位。）而省城等大城市里的区，一般就理所当然地属于“市域经济”了。至于“百强县”是否都属于县域经济或距“市域经济”还有多远，一方面由于这里的“升格”指标还有待专门的研究，“升格”后是否就不叫“县”了，现代化是否要消灭中国的“县”似乎也值得重新考虑；另一方面此种情况目前还是少数，本文对此就暂且“忽略不计”了。
3. 中国县域经济比重大，潜力大，发展任务十分艰巨。全国县级行政区划有2861个（“港、澳、台”的除外），其中：市辖区808个，县级市393个，县1489个，自治县116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2个，林区1个。从国土看，全国县域国土面积达896万多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4%。从人口看，按户籍统计，我国的农业人口有9.28亿，在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市区和县市所辖建制镇）居住的城镇居民约1.5亿。这样，在全国县域范围内居住的人口总计约为10.8亿，占我国总人口的85.3%。县域经济决定着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生存、发展，劳动、工资，居住、生活的状况，是一种民生经济。从经济总量看，全国县域经济GDP占五成多，工业产值占六成多，农业产值占九成多。淅江、河北、贵州等省的县域经济GDP比重占到70%以上 。国土和人口是国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没有县域的国土和人口就无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县域的生态及其衍生物，县域的农业及其加工品构成全体国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在此种意义上县域经济是国家的根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表现为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了。
县域经济差距大，潜力大，发展任务十分艰巨。2008年，全国县域经济的平均规模，人口46.53万人，GDP75.21亿元，地方财政收入3.29亿元。 全国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6430元，是全国的72.39%；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7500元/人附近的县（市）数量比较多。全国各省市区县域经济平均规模差异性非常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100个县域是最低100个县域的19.73倍。人口规模最大的94.19万，最小的3.62万，地区生产总值规模最大的313.91亿，最小的3.58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规模最大的21.85亿，最小的0.11亿。从产业结构来看，最发达100县平均的非农产业比重为89.4％，比平均数高出15个百分点。 县域经济差距大，发展潜力亦大，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任务十分艰巨。

二、中国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是中国的“二元经济”，更是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轮子
在现代化进程中，县既然是与市相对应的概念，县域经济既然要向现代经济过渡，它与市或市域经济的关系就不仅是密切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
1.县域经济和市域经济竞相引领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大体上可以把中国经济划分为县域经济和市域经济两个部分。县域经济已如上述；县域经济以外的部分就是市域经济。市域经济约等于城市经济（地级市辖区的市区部分与县域经济有重合）。这种划分的主要意义在于城市经济是相对于农村经济，市域经济是相对于县域经济而言的；或者说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县域经济或市域经济。事实上也是如此。回顾中国经济的发展，建国后前30年是县域经济支持市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年代；1980年代是县域经济引领中国经济的时代；1990年代是市域经济引领中国经济的时代。
建国之初，我国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县域经济支持市域经济。1952—1978年26年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业中转移出资金3917亿元，以税收等形式转移出资金935亿元，两项合计4850亿元。扣除同期财政返还给农业的各项支出，农业向外净流出资金为3120亿元，等于同期全民所有制非农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73.2％。工业部门依靠从农业部门获得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资金得到了高速发展。1952—1978年，我国重工业产值增长了28倍，重加工业产值增长了40倍，轻工业增长了16倍。这26年中，工业在社会总产值中的份额由34％迅速上升至61.8％，平均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而农业产值份额由45.42％下降到20.14％，平均每年下降近1个百分点。另外，农业劳动生产率仅增长了2.78个百分点，而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66倍  。这一方面促进了我国门类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建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工农差距逐渐加大，城乡分割形成，加上户籍管理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与政策的实施，形成、加剧、和固化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乡镇企业为农业经济与农村工业经济、农村经济与农村城镇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为县域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劳动热情,又一次“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增长；农业的丰收为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障；农村市场的发展农产品及其加工品流通的活跃，增加了农民的现金收入,间接地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形成,为一定的资金积累创造了条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发展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开放为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思想武器和政策环境；国有企业及其职工，机关干部和城市市民对“改革开放”的“瞻前顾后、反映迟缓”与农民和乡镇干部的“无所顾及、闻风而动”形成鲜明的对比，乡镇企业的“无历史包袱、机制较活、成本低廉”与国有企业的“包袱重、负担多、成本高” 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经济转轨中，填补“短缺经济”巨大缺口的巨大历史机遇，农民和乡镇干部抓住了，农业连年丰收，乡镇企业终于“异军突起”。乡镇企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493亿元增加到1988年4232亿元，年均增长21%，（1984-1988年均增长高达44.9%）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不到 25%，到1987年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达 52.4%，成为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到1999年，乡镇企业创造的年增加值达25000亿，已占全国GDP总量的三分之一。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33.6元， 1989年达到601.5元。与1949年相比，1989年农民收入增长了12.7倍；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4.5倍，年均递增28.5%，远远快于前30年年均递增4.4%的速度。也快于同期市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农民的现金收入比重由1978年的41.9%，提高到1989年70.8%，提高了近29个百分点 。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创造带来了我国县域经济的第一次大飞跃，并引导农民从贫困走向温饱，从温饱走向小康。
1990年代，中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经济的重心是国有企业。80年代县域经济的发展国家投入政策就够了，城市经济发展就需投入大量的资金。80年代前期，“短缺经济”缺口之大，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与国有企业的扩大经营自主权相安无事。80年代未90年代初，经济过热，国家实行“治理整顿”，资金、能源、原材料供应向城市倾斜“压乡办企业，保全民企业”。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实质性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战略性改组、重组上市”，“三年脱困”，“破产、下岗、再就业”，“两个确保、两个置换”等等，一浪接一浪。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需要投入大资金的。据不完全统计，国家投入国有企业改革的钱以万亿计，“经过多年的努力，国有企业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迈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步伐。” 同时，城市非国有经济在诸种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强劲增长，城市建设力度加大（特别是“九五”期间，经济主动力转向民间，“政绩工程”由经济转向建设）。市域经济势力迅速提高。到2001年，全部地级以上城市国内生产总值（不包括市辖县）由1990年的6708亿元，增加到55057亿元，增长3.9倍，年均增长达15.5%。全部城市市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8322.9元，是1990年的4.8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4倍。2001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1737.5亿元，比1990年增长5.6倍，年均增长18.7%。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42671亿元，比1990年增长11.4倍。2001年城市共新签利用外资协议（合同）项目17789个，实际利用外资407.6亿美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10.6倍和17.3倍。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比1990年增长3.5倍，年均增长14.8%。城市经济占全国的比重由1990年的36%上升到2001年的57.4%，提高了21.4个百分点 。全国工业产值的50％，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5％，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集中在设市城市（傅雯娟2002）。为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城市经济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现代化的火车头。
21世纪初期应是加速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共同发展的年代。
2.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是“二元经济”，又是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轮子。既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中国对“二元经济”的“泛灵” 使用  亦不无不可，“二元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一种客观存在，也是学者们的共识。并且是特殊的二元经济。由于我国农业对工业，农村对城市的长期的巨大的支持，加上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的长期制约，中国的二元经济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典型性和顽固性，在短期内很难打破。那么，“二元经济”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定位，中国经济是在由二元走向一元的发展中的经济。那么把县域经济和市域经济视为中国的“二元经济” 也不无不可。首先二者对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内容上是包容的，并不矛盾，同时也并非标新立异。其次是为县域经济研究找到了一个参照物——市域经济，而不是孤立地看待县域经济。这有利于县域经济研究的深入和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第三，这也为市域经济的研究找了一个新角度，从与县域经济联系的角度来研究，这也有利于市域经济研究的深入和有利于促进市域经济的发展。并防止“市域经济”单兵独进所带来的“发展尴尬”（我国上世纪末以来的情形）把中国的此种“二元经济”理解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轮子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在事实上如前所述，是县域经济和市域经济竞相引领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县域经济时代”和“市域经济时代”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了。它们各自的规律是值得探索的，特别是县域经济它并不就是刘易斯“二元经济”中“消极等待”的一极，它甚至是、事实上也是可以创造奇迹的，这也是县域经济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理由。其次我们更要进一步探索县域经济和市域经济的相互关系，寻找把互相对立的“二元”转化为互相促进的“二轮”的杠杆。
县域经济和市域经济的基本关系是“互相促进与互相制约”的关系。互相促进占主导时是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轮子，互相制约占支配地位时就更表现为中国的“二元经济”了。当然“二元经济”本身并无绝对的好与坏，本质上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只是在当前的中国“二元经济”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基本矛盾的代名词。成了“坏的二元经济”。县域经济和市域经济互相促进的关系表现在，第一县域经济是市域经济的基础与保障。县域经济对市域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有四种形式的贡献：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以及外汇贡献。就产品贡献来说，市域经济的发展强烈依赖于县域部门的发展。不仅需要县域部门提供足够的粮食以支援其发展，而且还需要提供一些非农产品作为非农部门发展的原料。前者被称为食品贡献，后者被称为原料贡献，二者合称为产品贡献。就市场贡献来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县域的绝对规模，就必然是国内工业品的主要市场，县域用于工业品的支出既包括消费品又包括生产用品。就要素贡献来说，县域向市域部门转移的资源是资本和劳动力。过去是资本为主，现在是劳动力为主了。就外汇贡献来说，农产品的出口可以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十分宝贵的外汇，解决工业化进程中的外汇短缺问题。这一点在发展的初期表现尤为突出。
第二市域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先导与条件。市域不仅为县域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科学技术、商贸流通等方面的支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岗位，为农村产品提供市场需求，而且为更多的农村居民分享城市文明成果提供基础条件。并且所不同的是“市域”引领了现代化的潮流，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运行方式还是家庭、婚姻、吃、穿、住、用的家庭生活方式，市域都向县域展示进步、新潮、时尚、示范，引领县域的发展方向。我国目前城乡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固然与农村为城市提供原始积累的时间过长、负担过重有关，与长期城乡分制的二元结构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城市的相对不发展，在于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辐射带动农村的能力发挥不好。只有城市得到更好的发展，才能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缩小城乡差距的正确方法是以城市更好更快发展带动农村较快发展，而不是相反。
县域经济和市域经济互相制约的关系表现在，第一不管是县域经济还是市域经济发展不好，都差不多是中国经济1/2及其以上，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问题、大问题、甚至是严重问题，都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好，亦都将影响市域经济或县域经济的发展。世纪之交由于农民收入增长下降所引起的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就是很好的例证。第二我们不管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还是大力发展市域经济都是在大力发展中国经济，一般地都是对的；但事实上加大对其中一方的资金投入，就会相对减少对另一方的投入，影响另一方的发展。第三县域经济发展不好，县域经济对市域经济的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以及外汇贡献被削弱，影响市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如果农民收入连续下降引起农村购买力长期不整，对全国市场及全国经济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县域经济发展不好，中国社会经济稳定的基础将被动摇，导致农村不稳、县域不稳、全国难稳，市域经济亦难有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和市场需求环境；县域经济发展不好，国家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扶持力度，也会影响对市域经济的投入。第四市域经济发展不好，马上就会减少其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直接减少农民的“打工”收入，间接影响农民的市民化和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对县域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减少，导致其价格下降甚至大量积压；对县域经济的先导作用、辐射作用、影响和号召作用被削弱；市域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的主导力量，中国经济的火车头，火车头乏力，中国经济的火车必定走不好。总之，县域经济或市域经济发展不好，都是中国经济的严重结构失衡，都会强化中国经济的“二元性”及其破解的难度。
发扬光大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的相互促进作用。限制以至消除二者的相互制约作用，促进县域经济、市域经济协调发展，“二个轮子”一齐转，最终把二者纳入“一元化”的可持续较快发展的轨道，是中国宏观调控和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本身，中国现代化本身的根本任务。
3.发展县域经济是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基础工程”
“三农问题”已成为新世纪初期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之一。全面小康的核心目标是共同富裕。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发展面临着新的矛盾和问题。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传统农产品及其一般加工品的需求相对下降，传统农业已难以为农民增长收入。90年代末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低谷期，据统计，1997-2003年七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95.9元，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年均增长速度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城乡人均收入差距逐年扩大，1995年是2.72∶1，2001年为2.92∶1，2002年为3.1∶1，2003年扩大为3.2∶1 。如果考虑到：一方面，城市居民在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享有国家的补贴；另一方面，按照当时统计口径，农民家庭收入包括要交纳的税费，以及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实际差距约为6:1。这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不相容的。这也是新阶段我国“内需不足”的基本原因。这也在滞碍市域经济的发展。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出现较快增长，希望这一势头得以维持并不断加强。着手切实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经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发展县域经济是破解“三农”难题的最佳切入点。中国农村是以县为基本单位的。“三农”在哪里？就在一个个的县域里。县是“三农”的载体，县是“三农”的具体，县是“三农”的前线。“三农”问题是抽象的，县域经济是具体的，并且县域经济是由县级政府组织领导的，责任明确，县成为“三农”的代表。破解“三农”首先要依靠三农，“三农”之大之难，没有其自身的努力任何外援都是难以根本奏效的。西方学者也认为“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 。县是破解“三农”的主战场。破解“三农”要跳出三农，要走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之路。县有农村，也有城镇，有农业，也有工商业，县是农村的头，城市的尾，与城市相连，国家有关经济发展和农村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政策也要通过县来具体实施，县是城乡和一二三产业的综合。是国家协调城乡发展的重要的结合部、综合部和主阵地。
发展县域经济是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基础工程”。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几代人的奋斗目标，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此前赴后继，浴血奋战。随着21世纪大门的开启，早日实现现代化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21世纪成为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世纪。发展县域经济成为中华民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初步实现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人们已有多种现成的研究成果。但是不管哪种指标体系都离不开人均指标。而最终决定人均指标高低的正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变化状况，因为它们的“比重”在我国实在是太大了。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要十分重视农民、农业、农村问题，也就是要十分重视发展县域经济。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也正如最近中央文件所说，“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县域经济的发展无疑有利于破解三农难题。县域经济发展发达，“三农”问题破解之时，就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之日。所以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任务，或基本手段就是实现农业市场化，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说这既是任务又是手段，一是因为这三化本身就是我国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二是因为没有这三化，其它方面的现代化也无法实现，三是因为没有这三化，眼下的启动内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也难以根本奏效。或者说这三化的落后已经在滞碍我国现代化的进程。解决这“三化”或“三农”问题是县域经济的历史使命,是我国旱日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三、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是中国
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研究形成热潮还只是90年代后期以来的事情。对县域经济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的宣传报导已十分普及。 “县域经济”在理论上和宏观上把中国经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三农”问题、“二元经济”问题等综合和具体地表述为县域经济问题，是一个创造，是一种新思维，并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中共中央十六大以来作出了“壮大县域经济”的英明判断，为加速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舆论上和政策上或政治上最强有力的支持，“省管县”的改革也在稳步推进。县域经济研究在中国国情分析、县域经济基本情况研究、中国发展状况研究、三农问题、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问题、农村土地制度、县乡财政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批理论成果。为国家及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发展战略与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指导。县域经济问题已引起各省市自治区的高度重视，均出台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如《关于加快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意见》，陕西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决定》等。在实践上和微观上“县域经济”吸引了广大县乡干部人人学习、研究、实践县域经济，在他们的工作报告、发展规划里，讲话、发言、文章里，报刊、杂志、互联网里，随处可见“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已深入人心，成为我国和县乡广大干部群众的新思维和新实践。县域经济发展研究，并不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学习、讨论、实践、宣传的问题。在有关县域经济的文字里，绝大部分都是经验总结、问题分析、对策讨论，它变成了一个县乡干部广泛参与的学习、实践、交流的互动过程，一方面它提高了广大县乡干部的县域经济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培养了人才；另一方面，它又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发展规划、措施、政策的制定提供具体的现实的指导。县域经济研究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促进了一个个县域经济的发展。
2.县域经济发展研究内容丰富。从生产力角度看，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有自然资源；人口；资金的积累和投资决策；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等 。从社会经济综合的或便于操作的层次来看县域经济发展更具体地表现为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农民经济、第三产业经济、个体私营经济、经济结构调整、县城经济与小城镇经济、政府经济、城市经济的拉动、国家政策支撑体系等。
农业经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更是县域经济的基础。农业承担着为农民增收、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三大历史任务。在县域农业人口占90%左右，第一产业的比重占30%左右，80%左右的二三产业与农有关。农业仍然是县域的支柱产业，县乡财政的主要来源，农民温饱的基本保障和全面小康的出发点。并且农业现代化亦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县域经济现代化的基本任务。
农村经济。广义的农村经济应当包括整个“三农”，这里的农村经济主要是指农村建设，农田、水利、道路、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组织等社会建设，让农村跟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
农民经济。农民增收是新世纪中国经济的最大难题之一。农民增收是县域经济的核心。农民增收除了国家减负增收、政策补贴增收以外就靠发展农民经济了。农民经济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本，这是基础，破坏这个基础就是动摇农民经济的根基。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是农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时候有的人抓住了机会就可以发家致富。外出务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之一，外出务工亦成为农民变市民的一个准备阶段。当然，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经济状况的主要出路是减少农民。农民少了，单个农民占有的可用来进行经营的资源就会增多，经营规模就会扩大，农民的经济效益就会增长，收入就会增加。农民少了，市民多了，对农产品的需求相对增长也会导致农民增收。
第三产业经济。县域第三产业是一个发展不够和容易被忽视的产业，在县域经济发展战略中，除了旅游和市场以外，第三产业的其它内容很少引起足够的重视。一般来说，第三产业是城市的产业或高收入后的产业，似乎与“三农”无关。但我们讨论的是21世纪初的县域经济，是在传统经济、现代经济、知识经济并重，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县域经济。第三产业并不只是被动的服务业，它已深深地渗入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成为其中的灵魂（如科技、教育、电子信息技术等），成为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它不仅仅创造产值、创造就业，而且能够创新和发现新的机会、新的领域。第三产业经济在县域经济中也是同样重要的。
个体私营经济。县域经济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外资经济极少，也很难有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更不用说跨国公司了。在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改制完成以后，事实上就是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了。所以县域发展二、三产业就主要靠个体私营经济。事实上也是哪里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好，哪里的县域经济就兴旺发达。个体私营经济在市场中产生与发展，机制活，且投资少、就业多，最适合农民和社会个人投资举办，自我就业和创业。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经济结构调整。这是一种软经济，是生产要素总量不变，通过改变其组合来获取收益、或减少损失的经济。在“过剩经济”环境下，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在宏观总量上有可能显得无效（有人比喻为100个厨师给一个人做饭）；但象实践表明的那样，在中观和微观上面向实践面向市场总是对的，也才有生路；从长远看，产品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的转换升级，最终以至城乡结构的走向一元化也是在中观和微观的竟争中由量变到质变逐步实现的，不可能有上天恩赐。经济结构调整在实质上总是有效的，甚至有时还是唯一出路。县域经济结构的纵向调整以农业产业化为主要方向；横向调整以发展多种经营和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为主要方向。所以寻找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对县域经济是十分重要的。
县城与小城镇经济。县城是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县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中心和火车头。广大农村的城市化，相当比例农民的市民化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县城的发展壮大来实现。县城的未来定位应是小城市，而不是一般的小城镇。以全国县域平均人口45万人计，未来县城平均人口当在10万左右，县城将有2亿人工作、生活、居住。县城将是中国农村剩余人口转移的最便当、经济、有效的出处。县城是中国城市化最重要的节点之一。
县城以外的城镇、集镇一般应称为小城镇。小城镇面广量大，全国约有45300个 。它们一个个看都很小，发展潜力一般亦十分有限。但加起来其势力可敌县城，其中如历史名镇、工业重镇、经贸大镇约2000个，数量与县城相当，也可能发展为小城市。小城镇是农村的准城市，是农村二三产业的中心，是农民变市民的重要基地、起点或中介，是农民理想的居住点。县城和小城镇是县域工业化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承担着县域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历史责任。
政府经济。这并不是一个准确无误的提法，其早期主要表现在经济，后来和现在主要表现在建设，将来应当主要表现在“服务”。其大意是政府主导的或曾经主导的“经济”或政府还将发挥的暂时还不可替代的“经济作用”。这种作用似乎难以与“政绩工程”划清界线，但从目的与结果看区别是明显的。“政绩工程”有明显的追求“GDP” 与“形象工程”倾向、其结果决不是老百姓利益的最大化。政府经济表现在或曾经表现在或还将表现在，国有企业的发展及其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及其改革、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职能转换及经济环境建设等方面。在我国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还在扩大，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在我国经济转型还远没有完成，企业和农民还没有真正走向市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的情况下，“政府经济”在县域经济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发挥好这种作用，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好坏的决定因素之一。
城市经济的拉动。县域经济作为市域经济的对应物是互相联系的，他们都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并且不言而喻，现代化是以城市化为主要标志和主要推动力的。城市引领现代化的潮流。市域经济对县域经济有着强烈的辐射作用和强大的拉动作用。如观念、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的骤集与转移，市场的扩展，对农产品需求的扩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等等。中国的现代化也离不了农村和县域的现代化，市域现代化走在前面就负有拉动县域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责任。城市支持农村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要采取切实的措施，“善待农民工”，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吸纳部分农民工成为市民。
国家政策支撑体系。在上世纪的几十年中，我国实际上有一个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中西部地区支持东部地区的政策支撑体系。新世纪以来，我们已初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的国家政策支撑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坚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不动摇，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建立农村义务教育体系，使农民子弟读得起大学，建立农村金融体系、社保体系；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在城市为农民工权益保护立法，促进农民工变为市民等。这是加速县域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
    3.中国现代化理论应把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县域经济研究一般地属于区域经济学的范畴（国际上区域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国内80年代才出现） ，特殊地属于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或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范畴。或者说形式上是区域经济，实际上是发展中的经济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现有的县域经济学都是从区域经济学出发的。从发展经济学、从中国现代化出发可能更加合乎县域经济的实际。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著名成果有“第二次现代化理论”。2000年，中国学者何传启、王玉民等基于对知识经济的理解与认识，提出了“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第一次现代化是指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过程（即经典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是指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化过程。第一次现代化以发展工业经济为基本特征。第二次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是知识经济，是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分散化、职能化、社区化、个性化、生态化、创新化、民主化、理性化、多样性和普及高等教育。在第一次现代化中“经济增长”居于中心地位，在第二次现代化中“生活质量”居于中心地位。据此，2000年中国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期，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为76%，世界排名第64位。第二次现代化的许多因素已经被引入中国，如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等。1999年中国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30%，世界排名第56位。北京、天津、上海、香港、澳门和台湾6个发达地区已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指数已达到或超过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辽宁、浙江、江苏、黑龙江和广东等第一次现代化接近完成。在1960～2000年的40年里，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平均每年上升近1个百分点。如果保持此平均发展速度不变，全国平均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大约在2015年前后达到100% 。但《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专家座谈会暨中国经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传出新的信息，“我们与世界经济先进水平的绝对差距还在扩大”，“中科院报告调低我国现代化排名”， “中国经济现代化程度与美国相比仍然落后100年以上”，“尤其在农业劳动力比重这个数据上 。农村、县域经济在中国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离此谈现代化容易导致“纸上谈兵”。
“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实际上把中国的现代化分成了“两块”：北京、上海等为一块，已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其它为一块，还是第一次现代化。这样“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就演变为某种“二块现代化理论”。这是由中国地大物博发展极不平衡的特点决定的。从县域经济和市域经济来看，也适应某种“二块现代化理论”的划分，县域经济是一块，以第一次现代化为主要目标，也关注第二次现代化；市域经济是一块，在深化第一次现代化的同时，开始发展第二次现代化。这有利于我们更加明确县域经济、市域经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责任、目标，更加明确县域经济、市域经济各自的定位、重点，以加快发展。当然，我们不能在“二块现代化理论”下来固化中国的二元经济，而是要在“二块现代化”之间的差距不可避免，一定的差距是加速发展的需要的前提下，来缩减以致最终消除这种差距。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县域经济的发展属于第一次现代化的范畴，以工业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己任。这是县域经济研究始终必须牢记的。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新世纪初期最基本的矛盾是“二元经济社会”矛盾。矛盾集中（或极端地）表现为“三农问题”，也附带在城市表现为“农民工问题”。中央已高度重视并且已经提出解决问题的大政方针，这就是协调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所以，“统筹城乡发展”、“发展县域经济”成了中国人民宏伟的“全面小康”战略中最醒目内容之一。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直面三农问题，冲破二元经济矛盾的基本着力点。而国家对县域经济的扶持和城市发展对县域经济的拉动及其妥善地解决“农民工的矛盾”是另外的两个着力点。县域经济学重点研究县域经济的发展问题，也要研究城市发展如何联系、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研究国家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的问题。
现有的中国现代化理论对“二元经济”问题、“三农”问题、农民增收、小城镇建设、农业劳动力转移等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稀有“县域经济”的概念与论述。县域经济理论把上述问题和其它相关问题综合为具体的县域经济问题，把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对应起来，视为中国的某种“二元经济”和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轮子，这是具有革命意义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在纵向上、县域经济理论在横向上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状况进行了理论描述；“第二次现代化理论”阐述了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分工与合作，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县域经济理论说明了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相互促进与制约的关系，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发展。县域经济理论无疑丰富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理论。中国现代化理论如果把县域经济研究纳入自己的视野，也一定会取得新的成果。


主要参孝文献：
[1]李兴山等.中国经济热点聚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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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贾风和等．区域经济理论与模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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