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闵侬：美国经验反衬中国“市场派”认知误区(东方早报 2008-4-6)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6:28:59
东方评论 |editorial
美国经验反衬中国“市场派”认知误区
2008-4-6 4:41:33
早报特约评论员 闵侬
最近，以胡舒立女士《何必讳言“不救市”》一文为标志，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出手拯救股市的争论急剧升温。以“市场派”自居而反对政府救市的一方，武断地认为美国政府最近一段时间不断加大力度的相关举措，实际并非救市之举。在这种情况之下，回顾一下美国在上世纪以来市场管理手段的演进，我们也许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从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历了从使用“常规武器”到“生化武器”乃至即将可能采用“核武器”的阶段。“常规武器”很好理解，是降息和减税。“生化武器”则复杂得多，它包括一篮子打破美国金融监管过程中过往判例经验的非常手段。而终极性的“核武器”则是美国财长保尔森最近提出的要改革美国金融监管模式，成立“金融大部制”的可能性。
在美联储推动摩根大通银行并购贝尔斯登事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几项金融创新。为了解决贝尔斯登危机，美联储直接出面召集多家机构出价，最终确定由摩根大通接手后，还通过贴现窗口借给后者290亿美元来应付贝尔斯登持有的流动性较差的资产组合带来的资金压力，这种举措都是1929年大萧条后没有的。
被认为是“更危险的举措”的，则是美联储对投行开放了贴现窗口和一级交易商融资工具，并且创设了短期资金拍卖工具。有了这些工具，投行也可以随时使用贴现窗口，什么都可以抵押，连房贷债券也收，只要愿意付出高息就可以借到数目不封顶的短期资金。毫不夸张地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真的就是“坐在直升飞机上满华尔街撒钱”，在一个月内至少向市场注入了1000亿美元的流动性。
保尔森提出的“全面改革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其目标是要将“1929年大萧条”以来一直在实施的监管框架彻底重组。这个改革目标就是把美联储进一步向“央行”的方向改造，让其创设新金融工具的做法充分合法化、效率化，以应付全球不断扩张的金融活动的规模以及由此产生的风险。
我们认为，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的一系列作为都具有极强的启示作用，联系到美国近100年来的金融业大起大落和金融监管手段的与时俱进，对刚刚开始打开国门、即将全面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中国金融机构和监管者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借鉴。
纵观1930年代、1970年代、1987年、2001年等数次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尽管成因和影响均不同，但呈现一个明确的趋势：监管者反应越来越迅速、手段越来越灵活。1929年大萧条发生后，直到1933年美国才颁布了《银行紧急救助法令》，两个月后罗斯福签署《联邦证券法》，此后通过《1933年银行法》，拉开了“政府救市”而不是靠“摩根先生救市”的大幕。1970年代的“漂亮50泡沫”破灭并伴随“水门事件”等令美国经济再陷危机，但它促使美国《证券法修正法案》的诞生，令纳斯达克市场建成、计算机交易系统普及，由此奠定了美国资本市场在全球的领先。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促成了格林斯潘的伟业，他果断开闸释放流动性，一天降低了75个基点的联邦基金利率并迅速结束了危机。在2000年科网泡沫破灭后，美国金融的两个最重要变化是“萨班斯法案”和“房贷创新”，令股市信心回归，甚至“9·11”导致的经济波动也被消费增长和房地产价格上升所消化。
这些变革历程实际上生动地叙述了一个历史演进逻辑：资本市场作为最灵敏最具创新精神的市场，总是能最早发现并以泡沫崩溃的方式反映实体经济中的问题，因而它也经常会超越现行监管体制和法律框架的想像力极限。而有经验的监管者总是能从这潮起潮落中吸取经验教训，完善监管手段并尽力成为“暴涨暴跌”的“反周期阻尼”。一次次的金融危机，促进了美国金融监管当局一次次的市场创新。
从这个意义上反视当前中国内地的“救市之争”，我们认为，“救市”不单单是救“股市”，救的还是资本市场大幅波动暴露出来的潜在的实体经济可能发生的“信贷紧缩”或“流动性枯竭”的大震荡。而某些以“市场派”自居的人，思维逻辑停留在刻舟求剑的形式上，骨子里对于市场的认知是相当苍白和片面的。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222/userobject1ai68959.shtml
美国经验反衬中国“市场派”认知误区
2008-4-6 4:41:33
早报特约评论员 闵侬
最近，以胡舒立女士《何必讳言“不救市”》一文为标志，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出手拯救股市的争论急剧升温。以“市场派”自居而反对政府救市的一方，武断地认为美国政府最近一段时间不断加大力度的相关举措，实际并非救市之举。在这种情况之下，回顾一下美国在上世纪以来市场管理手段的演进，我们也许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从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历了从使用“常规武器”到“生化武器”乃至即将可能采用“核武器”的阶段。“常规武器”很好理解，是降息和减税。“生化武器”则复杂得多，它包括一篮子打破美国金融监管过程中过往判例经验的非常手段。而终极性的“核武器”则是美国财长保尔森最近提出的要改革美国金融监管模式，成立“金融大部制”的可能性。
在美联储推动摩根大通银行并购贝尔斯登事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几项金融创新。为了解决贝尔斯登危机，美联储直接出面召集多家机构出价，最终确定由摩根大通接手后，还通过贴现窗口借给后者290亿美元来应付贝尔斯登持有的流动性较差的资产组合带来的资金压力，这种举措都是1929年大萧条后没有的。
被认为是“更危险的举措”的，则是美联储对投行开放了贴现窗口和一级交易商融资工具，并且创设了短期资金拍卖工具。有了这些工具，投行也可以随时使用贴现窗口，什么都可以抵押，连房贷债券也收，只要愿意付出高息就可以借到数目不封顶的短期资金。毫不夸张地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真的就是“坐在直升飞机上满华尔街撒钱”，在一个月内至少向市场注入了1000亿美元的流动性。
保尔森提出的“全面改革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其目标是要将“1929年大萧条”以来一直在实施的监管框架彻底重组。这个改革目标就是把美联储进一步向“央行”的方向改造，让其创设新金融工具的做法充分合法化、效率化，以应付全球不断扩张的金融活动的规模以及由此产生的风险。
我们认为，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的一系列作为都具有极强的启示作用，联系到美国近100年来的金融业大起大落和金融监管手段的与时俱进，对刚刚开始打开国门、即将全面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中国金融机构和监管者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借鉴。
纵观1930年代、1970年代、1987年、2001年等数次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尽管成因和影响均不同，但呈现一个明确的趋势：监管者反应越来越迅速、手段越来越灵活。1929年大萧条发生后，直到1933年美国才颁布了《银行紧急救助法令》，两个月后罗斯福签署《联邦证券法》，此后通过《1933年银行法》，拉开了“政府救市”而不是靠“摩根先生救市”的大幕。1970年代的“漂亮50泡沫”破灭并伴随“水门事件”等令美国经济再陷危机，但它促使美国《证券法修正法案》的诞生，令纳斯达克市场建成、计算机交易系统普及，由此奠定了美国资本市场在全球的领先。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促成了格林斯潘的伟业，他果断开闸释放流动性，一天降低了75个基点的联邦基金利率并迅速结束了危机。在2000年科网泡沫破灭后，美国金融的两个最重要变化是“萨班斯法案”和“房贷创新”，令股市信心回归，甚至“9·11”导致的经济波动也被消费增长和房地产价格上升所消化。
这些变革历程实际上生动地叙述了一个历史演进逻辑：资本市场作为最灵敏最具创新精神的市场，总是能最早发现并以泡沫崩溃的方式反映实体经济中的问题，因而它也经常会超越现行监管体制和法律框架的想像力极限。而有经验的监管者总是能从这潮起潮落中吸取经验教训，完善监管手段并尽力成为“暴涨暴跌”的“反周期阻尼”。一次次的金融危机，促进了美国金融监管当局一次次的市场创新。
从这个意义上反视当前中国内地的“救市之争”，我们认为，“救市”不单单是救“股市”，救的还是资本市场大幅波动暴露出来的潜在的实体经济可能发生的“信贷紧缩”或“流动性枯竭”的大震荡。而某些以“市场派”自居的人，思维逻辑停留在刻舟求剑的形式上，骨子里对于市场的认知是相当苍白和片面的。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222/userobject1ai689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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