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之女为父母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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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之女为父母鸣不平

项英的女儿项苏云10岁时与弟弟项学成就成了孤儿。1948年她留学苏联,回国后先后在纺织部、中国科协工作。项苏云说,项英从许多史书、纪念文章和电视片上消失很久了,“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中没有他,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名代表只提了11个,纪念新四军的文章甚至纪念碑上的铭文中,一个“等”字就把创建新四军的父亲给“等”没了。

谁该为皖南事变负责

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所谓的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部队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在事变前13天,中央仍给他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而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系,在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党中央发出了“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决定。尽管这个决定最终没获七大通过,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作为新四军领导人之一,父亲“负有责任”,但不应该是“全部责任”。中央可能是为了全局考虑而采用这种方法,但解放后父亲从许多历史纪录中消失了,显然有失公允。

还有父亲与叶挺、陈毅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些人把他们说得矛盾重重。我清楚地记得,1956年我从苏联回国的一次舞会上,陈毅伯伯看到我,抛开舞伴拉着我在舞场上转圈,得意洋洋地逢人就说:这是老项的女儿,这是老项的女儿。对我的疼爱溢于言表。后来也是他在会上讲了皖南事变经过,中央仓促中对项英的那份决定才没被七大通过,从中足以看出他与父亲所谓的“重重矛盾”毫无根据。

1998年中央军委为父亲100周年诞辰召开座谈会,迟浩田、吴邦国出席了座谈会,对父亲一生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去年中央军委批准出版了《项英军事文选》,肯定了父亲在党和军队历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中央党史出版社也出版了《项英传》,才让大家了解到一个真实的项英。

  母亲的不白之冤

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留下的一万多红军被敌人包围。突围时,正怀着弟弟的母亲与瞿秋白和中央政府妇女部长周月林同时被俘。

被俘时他们用的都是假名,审问中也没有露什么破绽,但敌人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将他杀害。谁是出卖瞿秋白的凶手?与他一道被俘、一起关押,3年后却被释放的母亲与周月林自然就是重点怀疑对象。

于是有人凭空想象,写文章说,出了狱的母亲来到父亲身边,还没放下行李,就被父亲责问:“瞿秋白的死是不是你和周月林干的?”看母亲紧张,认为母亲承认了,拔出枪就把母亲打死。这是一段十足的谣言。事实上,见到母亲的父亲听她谈了很多事情的经过,后来母亲还把弟弟送到延安。但就在她返回皖南找父亲时,不幸失踪,再也没有她的下落。

  摘自《中国老年》卓成华邓冰/文

链接:项英简历

项英(1898-1941)原名德隆,化名江钧,湖北武昌人。小学毕业后当织布工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工厂中自发组织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1922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出席中共“二大”。1923年2月任京汉铁路罢工委员会总干事,是二七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共“三大”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当选中央委员,先后在武汉、上海领导工人运动。1926年任湖北总工会组织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中央武汉临时委员会委员。1927年在中共“五大”当选中央委员。1928年2月补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共产国际“六大”当选国际监察委员。1928年7月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和中央军委委员。11月任中组部代部长,成为我国工人运动领袖之一。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1年1月任苏区中央局代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月继续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后任赣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赣南军区司令。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领导南方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遵义会议后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38年1月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1938年11月改为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到重大损失,项英在事变中殉难。

  摘自《中共中央组织人事简明图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