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岩专栏》奥巴马的失利与中国央行的独立性 | 专栏 | reuters.com.cn

奥巴马输掉了众院，中国央行稍早意外升息，两件事按理说八竿子打不着，却该激发人们对中国央行独立性的微妙思考。

中国的货币政策出自哪里？显然，不是人民银行。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多少无奈于独立的央行不可能为其中期选战添柴，中国人行稍早意外升息，却应该让人行货币政策独立性问题，再次进入观察界的视野。

坦白说，如果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掌控货币政策的大手肯放“松”些，美国首位黑人总统日子定会好过很多。但是互相配合，又互为牵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治理结构，决定了美国的经济大车有两个掌舵人，总统和联储主席并驾齐驱，平分秋色。而主导货币政策治理的技术官僚，更倾向于技术维稳，从长期效能为经济保驾护航，而非对自己的总统的“政绩”负责。

这种结构设置，却绝非美国的专利。独立的人行？意义何在？

正如摩根士丹利亚洲区董事长罗奇(Stephen Roach)说的,“央行一定有不得不采取会冒犯政客的措施的时候，而也必须作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终极警察。”

中央银行完全独立的地位，恐怕也正是意在制约职业政治家的“政绩冲动”。

饶值玩味的是，中国人行稍早宣布，10月20日起，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做为中国货币治理机构的最高长官，中国人行行长周小川刚刚在12日明确表示，中国年内不升息。一周之内的宏观经济没有任何实质改变，给外界朝令夕改的错觉，显然不利一国央行确立绝对应树立的绝对威信。

中国货币政策决定权在何处？无论是国务院，还是更高层级决策群，但显然，不在人行手中。

而正如新加坡Centennial Asia Advisors分析师Manu Bhaskaran曾对媒体谈到的：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央行可信度至关重要。如果有迹象显示政府在插手货币政策，将破坏来之不易的可信度。

政府与人行

这一幕，让人想起老布什竞选连任败北。1990年夏到1991年。美国经济短暂下滑，老布什热切期待格老宽松货币，但联储的独立地位，贵为总统也无法对其指手画脚。落选後，老布什一直对格林斯潘货币政策“过紧”耿耿于怀。

“傻瓜，这是经济问题！” 当年老布什失败的选战中留下的名言警句，而今再现于美国中期选举。

反观美国次贷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速度赶不上选民急切的心情。经济有周期，选民没耐性。在政治家的生态下，很难避免急功近利。这也是为什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正出现政府和人行的拉锯战。政府期待人行不要过快收紧货币政策，人行却要考虑对抗通胀和打击资产泡沫。中国成为步调一致的特立独行者。

过去几个月，印度政府持续施压印度央行,希望在通胀率升向两位数前不要过太快收紧货币政策，但是印度央行11月2日刚刚宣布第六次加息。

韩国政府则期待在人行插一脚，不断声称自己有权派遣副财长参加行国央行的会议，这个权力，日本政府是享有的，虽然日本在经济衰退前，一直是央行独立性最为滞後的国家，但是1997年以後立法让央行获得了更多自主权，政府可以派遣两名代表出席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及拥有一些表决权。

欧洲央行基本继承了德国的货币治理传统。而德国央行，在《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的保证下，享受不按照联邦政府指令行事的权力。

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理事会虽然囊括了相当于央行、证监会、保监会在内的三个并立监管机构，但即使是澳洲财长，也宣称对其联邦储备银行升降息的决定等从来一无所知。

大家最熟知的美联储，在1913年成立时，就被赋予完全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独立地位，在其近百年的历史中，都始终如一,任务明确，就是为美国执掌货币政策这个“技术活”。虽然难免招致总统先生的不满。

通胀和央行独立性

《中国证券报》一篇报导曾引述经济学家阿莱西那和格瑞里等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实证研究称：独立性越强的中央银行，在制度和执行货币政策从而抑制通胀方面的作用就越强。因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越大，通胀率就越低；反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越小，通胀率就越 高，两者就像跷跷板的两头，此上彼下。

此言在危机後，恐怕可以找到最佳的实证。

笔者已经多次论述过，金融危机後，政府和人行一体一家的中国施行的“宽松”政策，取消银行的信贷额度，让银行释放海量信贷；美联储的所谓“宽松”则是印钞，置换银行不良资产，与此同时大幅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并向超额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信贷，就是银行的商品，如果囤积商品也可以收益，就抑制销售；如果提高库存率要求，就减少商品供应。这有效的在把银行拉出泥淖的同时，避免经济乱局治理完成前的信贷泛滥，因为这除了助长资产泡沫，并不会让经济获得实际的意义。

但是，要增速吗？虽然次贷危机引起全球去杠杆化，让需求成为增长症结，但重启需求的增速来的太慢，奥巴马和老布什都因此败北，用泛滥的流动性策动见效最快，这不仅是老布什希望格老“松松手”的原因，是否已经成了中国的经验总结？只要无视水漫金山，我们可以欢庆全球率先复苏的胜利了。

美国的中期选举，不仅可视作奥巴马的期中考试，也可权看作危机後的中场间歇阶段。中美两个“病号”，都治疗告一段落，拾掇准备出院。

但是回顾一下治疗的不同。如果人类经济史上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用流感作比，治疗方案可以是强化免疫，调整失衡，稳步复苏；也包括是直接注射药效最强、见效最快的抗生素。两种治法，病人看似同样起身、出院、回家，但是免疫力更强了，还是耐药性更强了？权当下次住院的问题吧，虽然一样是你的问题。

一个网名为plutochen的读者写了一封短信发问：“为什麽都说美国疯狂印钞，却不通胀，还可以继续推低利率；新兴市场国家却通胀严重，开始升息了？怎麽想也不通。”

在伯老的大手之下，低利率、流动性不泛滥的环境下，选民确实没有迎来可以欢呼雀跃的快速亮眼成绩单，但美国过去两年间，成功修复银行报表、正在修复房地产、就业，因为没有急着“松松手”，经济至今仍能继续安享低息红利，却不必支付通胀代价。这个名为宽松，实际不松的货币政策，事实上只要後一个受害者：中小企业。而手握财税政策的奥巴马，直指货币政策的薄弱环节：连续16次为中小企业减免税费。继推出第一期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後，9、10月间奥巴马再推三项经济刺激计划，包括500亿美元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及扩建计划；1,000亿美元企业研发税收优惠计划；以及一项总额2,000亿美元的企业减税提议。虽然也有第一期计划的资金大多被财政状况不佳的州政府公共项目占用的遗憾。

当我们忙着复苏战绩总结，美联储主席一边坐视经济持稳步释放积极信号，一边散布甚至不能取信于美国同行的通缩忧虑。但无论是格林斯潘式的语焉不详，还是伯南克式的一语双关，美国货币政策掌舵人不坦诚相告各有一套，但只要言明剑指方向，就能令全球资金循声而动，其“勿与联储为敌的权威”，除了实力恐怕就来自于其独立的权威。借口不重要，重要的是，抛出QE2（第二轮量化宽松）的意向，不用一兵一卒就能实现弱势美元的目的。

这是中国人行需要树立的权威。

而今，在刚刚过去的美国财报季，美国企业已经是连续第七个季度企业盈利普遍超越市场预期，这是1993年以来未曾出现的状态。在传统股市低迷的9月，美国股市上涨10%，是71年来最好表现。在传统并购冷淡的8月，占全球并购2/3强的美国企业领衔创下并购额总额历史新纪录。而作为经济细胞。美国企业更借助60%收益来自海外市场的高度国际化，低利率时代空前低廉融资环境，已成为复苏明星和美国经济的最亮点。

与此同时，美联储最新会议纪录显示，美国银行业信贷从7月起出现上升趋势，“信贷紧缩看似已至巅峰，状况开始好转。”

没有政治家不期待鲜花和掌声，不期待快速见效的政绩，这使得对速度的急进追求在所难免，但是制度可以。

奥巴马未能带领民主党在中期选举重塑辉煌，但他两年後的连任竞选却未必失利。成败有一时，也有最终，耐心才见最後分晓。就像一个医生的医术高明与否，并不决定于让病人起身跳跃的争分夺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