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话语的技艺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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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公共话语的技艺和规则

公共话语伦理和价值观  （8之5）

    下面我将希腊的一些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关于说话的一些说法说一说吧。修辞在古代雅典的公共生活中的运用一直就是一种与目的和目的正当性有关的语言使用。最早的修辞是由两位西西里人教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习者在财产诉讼中打赢官司。他们认为,要在法庭上胜诉,重要的是“说得通”,而不是简单地“说事实”。言语说服靠的不是说出真实,而是让别人相信有可能，有道理，也就是或然性。我刚才已经说了，这种需要以城邦政治为背景的，因为有这样的需要才有这样的传授。像我刚才讲到中国的帝王将相需要辩术，就有韩非子这样的人给他们出谋划策，而西方的背景不一样，他们很多问题是在法庭和公民大会上解决，所以他们传授的是这样的东西。当时有很多不同的修辞教师，各有所长，在西方修辞学问可大可小，包含很多不同的学问。

有的人很善于用铿锵的节奏，用排比句，还有就用悖论，或者是很擅长用语言将劣势变为优势，还有人擅长于旁敲侧击，还有人善于含沙射影。现在语言中几乎能够看到的修辞现象，在古希腊人那里都已经有了，这实际上也不稀奇，因为说话的技巧本来就是很有限的。当时希腊公民为了争取其他公民的赞同，都离不开说话和听别人说话，因此如何说话便成为很多人必须要学习的东西。在公民的城邦里，就算你说话说得不好，也是不能够不让你说话的，当然，你说话说的不好，很难说服别人。

说话还关系到话语规则。在公共场合的说话是有规范的, 谁不遵照说话的程序来说话，那就会被剥夺说话权利。大家要是认为谁的行为不荣誉,他也会失去说话的资格。一个人并不会因为说话不当而被起诉,但如果失去资格后继续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就可以起诉他。学习说话的修辞技巧不仅仅是要变得能说会道,而且还要遵守话语的公共规则。因此，学习说话也是接受民主式公共生活的教育,变得有能力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公共话语跟公民社会非常有关系，你可以说任何话，以任何的方式讲话，比如说像现在的愤青网民说话，我们不能说你不会说话就闭嘴，或者封杀他的博客，弄得他不能讲话，不能这样。但是大家又都知道，愤青骂街不是一种合理的说话方式，所以大家不听就是了。在希腊就有这样的传统，你可以随便讲话，但是有没有效果就看你会不会说话了，所以大家要学说话。但是如果你不遵照理性说话的基本规范，说话像是泼妇骂街，语无伦次，不讲事实，没有逻辑，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说话不名誉。什么是说话不名誉呢？这就牵涉到话语的伦理问题。

话语的伦理是指什么呢？三件事情。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说话内容的真实。好、善意、真实，其中有一个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就是真不真，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事实和非事实。现在一有人批评汪晖，挺汪晖的就说不怀好意，要挑起意识形态冲突。不管你从什么样的动机出发，对方都可以说你心怀叵测、恶意攻击。许多其他的事情也是，只要说的话不中听，听话的就认为是恶意攻击，动机不善。“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好和善都是主观判断，在苏格拉底跟柏拉图那里，好和善是可以认定的事；但是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将重点放在真上，但并没有放弃好和善，不过用了不同的说法。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从科学而非道德的角度研究修辞,将修辞定义为一种“能力”,凭借这种能力,人们可以找到用来说服别人的方法。但是,修辞并不只涉及方法和技艺,修辞离不开“ethos”,也就是说话者的“可信度”。说话者可信度是话语可信度和说服力的一种保证,是包含在话语本身之内,而不是外在于话语的。人们听到一句话,往往会问,或者会想一想,是谁说的?话语的可信度基于人们对说话者的人品、德性、是否正直、诚实、对他人有善意等等的了解。说话者的不良行为和不实言行纪录都会影响到他所说的话是否可信。

个人如此,体制性的宣传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认为，除了说话者是否可信,话语取信于人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一个是令人感动(pathos),另一个是言语本身的说理(logos),用论题恰当的、合适的论述逻辑和例证证明一件事是真实的,或者像是真实的。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并不存在像1+1=2这样的真实,说理是通过讨论、商谈(diskurs)来使那些本来是“看法”或“意见”(doxa)的东西变得像是真实(真理)或像是认识(episteme),也就是“像是真实”的东西。即使这些并不是最终的、可以确定的东西，如正义、公平、平等、善,但也是人们可以共同接受的,因为它们是由“说理”取得的认识。亚里斯多德把研究修辞的重心放在“听众”上，逻辑是说理的重要部分。但是,只有当听众能够参与到互动的说理过程中去的时候,逻辑才能真正得以确立。独裁者除了作用暴力威胁之外,也会“说理”,不过那是用他自己的那一套逻辑说理,而且还排斥被统治者参与的说理。当统治者怎么说怎么都有理的时候,公共说理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公共说理不是独裁者自说自话，而是必须要有广大听众的参与。

说话的技巧不可能跟说话者的心态、目的分开，就是我刚才说的善和好，而一个人说话，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好的动机，有对他人的善意，这的确是很难确定的。而且，该由谁来判断好与不好，善与不善呢？所以一开始人们就对修辞就有一种提防。谈话不能不借助修辞，但是过于借助修辞却令人生疑。怀疑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话的人只是在不能动人以诚的时候，才特别需要借助技巧。而且往往因为有其他的目的，所以才特别需要用修辞来掩饰，久而久之修辞便获得了一个坏名声，现在大家经常可以听到，说这只不过是修辞，意思是这不过是巧言令色、诡辩、强词夺理，修辞充满了负面的含义。

人们对于修辞的戒备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修辞起到了最大作用是使人情绪激动，诉诸于情感多于理智，听话的人因为蛊惑而被说服，因为觉得你的话说得漂亮而相信你，其实未必有真正的理性理解。柏拉图讨厌修辞,言语可以形成“公共看法”(公共舆论),柏拉图既不喜欢“看法”，因为“看法”不是“事实”,也不是“智慧”,柏拉图也不喜欢“公共”，他认为公众应当由具有智慧和知识的哲学家国王统治。柏拉图认为，那些冒充“智者”的诡辩家或蛊惑者很容易用语言操纵公众,让他们失去理智,牵住他们的鼻子,使他们盲目服从。这个理论到十九世纪初演化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那就是群众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