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的四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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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景顺集团首席经济师祁连活(JOHN GREENWOOD)
2006年11月29日 星期三


近辞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以其引人瞩目的独创性成果而著称。他总是能通过分析基本概念得出新的观点,他分析的不仅是这些概念本身,还分析其政策影响。同时,他总是乐于遵循逻辑——不管逻辑会把他引向何处,不会向他所谓的“现状暴政”(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妥协。
当前时代的四大问题说明了他一贯的实用性。首先,在经济发展方面,他并没有简单地求助于“要贸易、不要援助”的口号,而是不遗余力地倡导自由私有市场。他的观点是,国内经济的开放和私有化,与废除边境控制和限制同样重要,而自由贸易则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如果价格不能自由变化——或者说商品和资本受到管制和税收的限制——那么就会出现扭曲、浪费和腐败现象。没有私有权,企业家就不会有创新的动机。官僚主义者不会知道市场要的是什么。市场是唯一能够回馈生产者、并满足消费者的机制,同时还有利于双方的最佳动机:自愿合作。

 
 
其次,在公司责任方面,他采取了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他指出,一家公司的任务就是为股东赚取利润,并非追求对社会负责任的目标。如果一家公司试图实现超越其对消费者、雇员、债权人和股东责任范畴的目标,那么整个经济都会遭受损害。赚取低于正常水平的利润,会发出具有误导性的信号,扭曲该领域正常的投资和雇佣水平。“对社会负责任的”目标可以以个人的方式实现,也可以通过直接的政府行为。
第三,在有关公共服务的争论中,弗里德曼总是站在消费者一边,他辩称,一个国有的、指令与控制型体系,不可能对结构复杂的人口的多种需求做出反应。他质疑政府是否能比私有市场更有效地生产任何产品、或提供任何服务,且不必说像卫生保健或教育这么复杂的服务。不过,在提供服务与为其融资这两方面,他一直分得很清楚。
从历史上看,学校和医疗服务一直是由私人提供的——或是以商业的方式,或是通过慈善团体——但后来,政府开始介入。例如,强制实行义务制教育的法律,就伴随着一种“浮士德(Faustian)式的契约”:政府控制学校和教育标准,以及拥有课程控制权的公共机构教师团体和管理者,父母和孩子对教育内容丧失了发言权。自此之后,家长、学生和政客们一直都在苦苦努力,以应付越来越官僚化和集权化的教育制度所造成的种种后果。
为了解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不起私立学校的问题,弗里德曼晚年把大量时间用于推广“教育凭单计划”(voucher plans),该计划效仿了为美国退伍军人提供教育福利的《退伍军人法》(GI Bill)。根据弗里德曼的方案,父母可以得到一张只能用于教育费用的凭单,而且可以自由选择在哪所学校使用,唯一的前提是孩子具备进入该校的资格。教育凭单的价值根据每个年龄组的基本教育成本确定,并根据所选学校自动增加金额。学校可以自行提高额外学费、或为奖学金筹集资金。如此一来,学校将不得不展开竞争。
第四,弗里德曼在金融期货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预见到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固定汇率体系的终结,他于1971年12月撰写了一篇论文,探讨了期货市场从基础的农业领域向货币市场延展的问题。正是由于弗里德曼的这篇论文,利奥•梅拉米德(Leo Melamed)才得以在1972年5月设立了“芝加哥国际货币市场”(Chicago International Money Market)。随后,黄金、利率、美国国债(Treasuries)和股票指数期货相继出现,衍生品和风险管理的新时代随之诞生。
弗里德曼拥护自由市场,以提高个人自由度、实现社会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这帮助逆转了过去25年中集体主义的潮流。但是,观点之间的交锋决不会永久获胜。他的特点是从基本原理中发觉出新的观点。在他离去的很长时间以后,人们仍会争论这四个问题,但很少能有人具备他那种能力,把这些问题阐释得如此透彻、清晰。
本文作者是英国景顺集团(Invesco-Perpetual)首席经济师
译者/徐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