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网

关于大学生的自杀现象和心理问题
陈映芳
这几天，因为要准备《社会问题分析》的课，注意浏览了一些新近有关各种社会问题的报道、资料。“大学生自杀”的问题，跳也跳不过，一再进入我的视野。
几年前刚来华师大时，因为听说文科大楼发生过多起学生跳楼事件，就跟市教委的一位前同事说：应该研究研究大学生自杀的现象。对方说：我劝你别去做，首先你拿不到你要的资料，你的调查不会顺利的；其次你如果想将调查结果学术化，拿出去发表，那肯定不行。
总算现在可以看到一些专家的发言了。
但我注意到：首先，真实的情况，最基本的如面上的数据，看不到。如果我们想从一个事件（如这次北大一位女学生跳楼自杀）引伸开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来讨论，那首先我们就要知道：这事只是一次孤立、偶然的事件还是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大学生自杀率到底怎样？与过去相比现在呈上升趋势吗？与其他人群比大学生是自杀的高发人群吗？与其他国家比中国大学生的自杀率突出吗？等等，我们无从而知。国外的媒体信息中，报导社会事件，如果是作为社会问题提出，相关的统计数字绝对是少不了的。可是我们如今，可以说，有媒体、有事件，却缺少真正的“信息”。而如果没有相关的基本信息，我们凭什么认为大学生自杀就是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呢？
然后，我们看到，在缺乏相关信息（除面上数据外，还有自杀者的个人信息以及家庭、学校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警方报告等）的情况下，人们只能说他们能说明的，譬如“大学生的心理”。某种社会现象被解释为社会心理现象，这不是不可以，但为什么大学生的自杀就是心理问题，而农民的自杀是社会问题呢（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特别是农村妇女的自杀现象特别严重，但我同样不了解确切的数据，据说在世界上已是很突出的？当然媒体和一般社会似乎对后一个社会问题并没有多少议论的热诚。）
那么，我们就来说说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确实，学生中有一些人被认为有心理障碍，有的学生自己也承认。在我任教过程中，也有的学生信任我，跟我谈过自己这方面的问题。但是，问题的讨论，如果止于拿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来有声有色地说事，然后来个诸如应该在大学里增设心理咨询机构的对策建议。那未免太简单了。
需知：心理危机，是每一个、每一群人，都可能遇到的，如果他（们）被置于某种特殊的境况中的话。那完全是正常的、甚至可以预期的，就象气候变化可能让人感冒一样。譬如：士兵从战场上下来、尤其是参与了平民杀戮，就完全可能遭遇心理危机（就象越战后和最近的美国军队中所发生的那样）。一场灾难后，那些丧失了亲人的家属，可能会有心理危机（所以国家防灾系统中需要加入心理安抚这一子系统）。工作中受到了压力、挫折，人也可能会有心理危机（所以美国一些公司在医疗福利中专业有心理医疗一块）。
可现在人们就对大学生的“心理问题”那么感兴趣，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个问题。首先：这种特殊关心的前提可能与某种“大学生观”有关，一个极端是认为“大学生”是国家精英、民族希望，他们不能有一般社会群体的问题的。另一个极端是，大学生作为“青（少）年”，被视作为潜在的问题群体。所以就有那么多人整天拿着大学生的一些标本放在放大镜下观察、研究。要说精神压力、心理危机，校园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如白领、新移民、青年民工、下岗工人、动迁居民等等，他们没有吗？
其次，现在媒体及专家对于“大学生与心理障碍”问题的过度渲染，是会带来潜在问题的：结果之一可能就是标签效应，大学生整体成了个问题群体，而个体对这一问题也会生出过度的敏感和焦虑。
当然，这么说，我并不是认为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自杀问题不值得关注、不应该研究。恰恰相反，我们需要严肃、认真的研究和讨论。
可是我们首先需要创造（争取）一个研究、讨论社会问题的环境条件来。我以前曾说过，“社会问题”的建构是以社会的现代化为背景和条件的。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很多时候还缺乏研究讨论社会问题的环境。具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将大学生的问题放回到社会的维度中来加以考察。长期以来，大学生的问题一直被视为与政治相关的敏感问题，大学校园里的风吹草动，都像是政治机密，党团系统讳莫如深、层层上报，学生窃窃相传，专业教师云里雾里（好奇心强点的先生便到学生那里去听小道）。学校里既没有“社会∕社区”，也不存在“公共”的空间，更别说信息公开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大学生的社会问题的研究、讨论及解决，从何谈起？
此外，谈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不能离开大学生所处的社会状况。今天的“大学生”，被置于什么样的状况下？拍拍脑袋即可列举的，如：他们在进大学之前，基本被置于封闭的应试环境中，严重存在着社会化不足与过度角色化的问题（参照本人《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　－中国的青年文化》）。而大学，事实上被他们的家长和一般社会当作了可以将学生由一个“纯正的”“人才苗子”变身为一个合格的社会精英的超级魔法学校。大学四年里，他们必须学会脱离（其实在中国大学里还只是半脱离）父母（以及作为拟制父母的中学老师）独立生活，必须迅速地补心理发展的课（如确立自我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学习社会交往），必须开始确认自己的性别身份、补初恋的课（迟到的青春期！）。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听许多没有意义的（有些是现在就知道将来肯定没用的）必修课，当然还会有想听、想读可没时间去听去读的课和书。除了这些，他们还得为出路预作准备，外语、电脑、第二专业，各种资格不敢没有。而同学之间，竞争的压力如影随形（政治竞争、学业竞争、恋爱竞争、消费竞争等等）。到最后，考研或就业，整天面对着失败的威胁。
在这期间，不少同学还承受着难以启齿的经济压力，家庭贫困的学生得打工维持学业生活，家庭宽裕的也可能承受着无止境的消费时尚的压力。
在我看来，今天的大学生们，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依然那么努力地扮演着“好学生”，实在可算是大不易的事了。这多少要归因于中国家庭中亲子关系的密切：我们的许多父母，继续在尽一切可能扮演着孩子的精神保姆的角色，每日里电话、短讯，当远距离的保姆。而我们的大学：其中的学生工作系统，也很不容易地担当起了管理、照顾这些“特殊成人”的责任，平心而论，他们的工作，既是制度的要求，也有着实际的社会需要，要不然，我们的许多家长，恐怕真的要来陪读才成。还有：最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处在经济发展阶段，年青人，努力着，支撑着，是因为有这样的希望（这么希望着）：努力了，会有回报，会有前途。
如果我们留心一下国外那些“过来的”国家，就可以了解到，大学生自杀，在经济起飞时期是个社会问题，在成了“先进国家”的今天依然是个社会问题。当然背后的原因已有不同。相应地，已可以见到很多的研究，还有不少对策机构和法规。举例而言，就业难和失业，在一些国家已构成大学生自杀的重要原因，所以，如何敦促政府和企业团体拓展年青人的就业空间，确立相应的劳动法规，并敦促学校增加职业训练、就业指导以及劳动法教育等，正是一些研究者和非政府团体在努力做的工作。
总之，重要的是对社会问题的正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依靠社会各种力量（包括大学生自身的力量）来切实地解决问题。
说到这儿，不能忘了提一下，关于“自杀”的研究，迪尔凯姆的《自杀论》是个很好的参照，尤其从中可看到，社会信息的公开，是怎么回事，对于社会学研究有多么重要。
还要说的是，关于年青人的自杀，无论是报道还是议论，媒体（包括网络）需要自律。因为，媒体大量报导会导致自杀事件的频发，即自杀事件的媒体传染效应，在国外早已经被反复证实，已成为一种常识。
2003、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