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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方式的论述的转变
沈启容
内容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早年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无产阶级才能从资产阶级的手中获得政权，从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在其晚年，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马恩不得不对其理论作出了相应的修改，由一味强调暴力转而提出了暴力与和平两种方式的革命，并认为共产主义将在众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同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有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社会的主要群体有无产者转变为了拥有股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间阶级，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得以广泛实施，并且社会财产又趋于分散化，这些都符合马恩关于向共产主义和平过渡的诸多条件，让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希望。
关键词：马克思；暴力革命；和平过渡；改良；共产主义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的一生不仅仅致力于创建一个解释世界的宏大的理论体系，虽然这作为一个目标也值得任何一个学者为之献身，然而正如上面的这句话的内涵所表达的那样，马克思热衷的是如何把理论付诸实践。后世著名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赛也曾把这句话作为《理性与革命》的某一章的开首语，并且这句话仍然在被人们不断的引用。这句名言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比一个理论家更为深刻的一面，也让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马克思对于革命的热衷和向往。
马克思早年，特别是在1847年大萧条和1848年革命之后，马克思，当然也包括恩格斯，热衷于倡导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争取一次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以至于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应“组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并且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把自身上升为社会统治阶级。对于巴黎公社的失败，他们万分悲伤，但仍抱以极大的信心，认为资本主义的大厦在疾风骤雨般的无产阶级革命面前中将倒塌，并且为时不远了。
一．       “革命”的由来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写道：“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的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形成这个时代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历史的基础。”马克思对于革命的理论和思想也是建立在当时的实际形势的。
1．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
马克思“革命”理论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十分不开的。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年代，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期。资产阶级在取代封建贵族的斗争过程中，他们无疑也是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但任何一个阶级在获得统治地位后，都将制定出一系列的制度和法律来维持自身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资产阶级也不例外。“近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种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使生产方式与交换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并且无产阶级虽然曾与其一同站在封建阶级的对立面并肩作战，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及其革命的角色，“他无情地撕碎了把人们缠系于天然尊长的纷繁的封建束缚，使人与人的联系，除了赤裸裸的利害以外，除了冷酷的‘现金交易’以外，再没有别的了”，“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用宗教的与政治的幻觉掩盖着的剥削。这两个阶级的对立不可避免的演化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一个阶级从另一个阶级身上疯狂榨取剩余价值的行为”,但封建阶级的倒下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就成为了资本阶级奴役的对象和潜在的敌人。
2．人在资本主义下的异化
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幅提高的背后，是资本家们对无产阶级的疯狂压榨。当时许多欧洲工人每天工作是二小时以上，还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工人们在工厂从事的大多是简单的机械重复劳动，原本家庭作坊式的手工技术被分解为几个环节，有不同的工人来完成，一名工人一生可能也只会这一个环节，无法作出一个完整的产品。费尔巴哈曾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提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由此提出劳动中的异化这个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说，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工人生产出越多的劳动产品，它得到的东西就越少，工人的所得仅够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其创造的大量财富为资本家所占有。“劳动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成为满足他的一个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后段。”劳动“把人的类的生活便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工人在劳动中失去了它作为人所应有的本质的东西，即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人类生活。
劳动者创造出产品的同时，也使得产品与其自身发生对立，产品是人生产出来的，但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人却越来越为物所控制，人成为了自己的劳动对象的奴隶，而不能称其为本质上的人，劳动者“首先作为劳动者，其次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更多地作为劳动者才能维持作为肉体的主体的生存”。异化摧残生命，它使人的生命被否定，陷入一种非生命原态的存在。而追求自由、自立是人的本质在外化活动中的表现，异化否定了人的本质，否定了人。
因此，劳动与人们的兴趣和爱好相分离。如果动物的猎食也可看作一种生活的话，那么这种生活只是为了维持动物生存下去的条件，而人具有动物所没有的意识和思维，“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与劳动紧密结合的是工人的工资，“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的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 此外，在马克思看来工资和异化劳动以及资本家私有财产是相互依存的，不可分离的。在马克思那里，异化从一开始就是和私有财产紧密相的。虽然资本家给工人发工资，但工人创造出的财富大大超过了它们所得到的工资，余下的部分为资本家所占有，成为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也就是说，工人的劳动的大部分被资本家无情地剥夺了，劳动者在“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之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的同时，他也生产出不事生产的人及其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这里，“不事生产”的人就是指那些靠剥削无产阶级生存的资本家。因此，私有财产成为了异化的根源，而“消灭私有财产”是实现共产主义首要前提。
3．无产阶级素养的提高
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无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可悲，只有少部分人意识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而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市场逐渐为大资本家所占有，许多中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由于大资本家的挤压，失去了资本，也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去了。这部分人中不乏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同时，资本家为了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开始注重对工人的技能培训和知识素养的培养。资产阶级给予无产阶级的教育也进一步加速了无产阶级的觉醒，“正是资产阶级本身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就是把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给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生产了自身的掘墓人”。
4．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
资本家从劳工那里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无产阶级在生产商品的同时“也生产出不事生产的人及其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但也因此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在这一百年不到的时间里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之前数百年创造的总和还要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生产关系并没有大的改变，于是资本主义自己发明的“猛兽”想要挣脱已显太小的牢笼了，这就带来了人类从未见识过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再适应对方，成为一对尖锐的矛盾时，又两个途径来解决这一难题，一是改变生产关系，改变生产关系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改造，这必然为资产阶级所不容；二是削弱过于旺盛的生产力，使之适应现有的生产关系，于是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将牛奶倒进海里的情形，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自然被许多批判资本主义的学者的诟病的对象。“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变得太狭窄，以至不能容纳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一方面被迫消灭大批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
5．危机后的革命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候就到来了。”社会革命的发生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现象，“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当生产关系腐朽到阻碍生产力发展时，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社会革命的爆发。“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从来的占有方式，并一次废除整个从来的占有方式，才能夺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需要保护，他们必须破坏一切从来的私有安全与私有保险。”
就在1848年经济大危机之后，欧洲的工人们第一次拿起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大革命发生了。由此，马克思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每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危机之后，必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虽然第一、第二次革命可能不会成功，但只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资产阶级的覆灭不会太遥远，因为“这种斗争每次以整个社会的革命改造或者以斗争着的各阶级一齐没落而告结束。”
二．从“暴力”到“和平”
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料的那样发展下去，虽然第二次经济大危机人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但革命却没有爆发。恩格斯在晚年说：“历史表明，我们遗迹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恩格斯明确承认他和马克思在估计社会革命到来的时间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预言没能实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把周期性经济危机和革命简单联系在了一起。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周期性就意味着还有复苏和繁荣，萧条是暂时的。危机未必是革命的前提，所以不能与之简单地直接联系。1847年经济危机和1848年革命不过是一个巧合，而非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森堡把1847年危机称为“年青的危机”，还没达到马克思图示中的“成熟阶段”，“世界市场仍然处在发展中”，只有当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才能达到“资本主义的老年危机”。
因此，在这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一次“重大的修改”，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公开表示：这是我们所必须作的唯一重大的修改。
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未来发展的趋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暴力手段为基础的革命，另一种是以和平方式为基础的革命。
1．革命的第一种方式——暴力革命
暴力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持并热衷的一种革命方式，在其早期思想中达到了极致，“应当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共产党宣言》中还写道：“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马克思认为，暴力革命作为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获取彻底解放所不能放弃的一种手段，恩格斯也认为“如果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绝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点，也没有一个国的任何一个政党会做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那么何为社会革命呢？社会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除了社会的政治革命，有时还泛指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等等，但是作为社会发展理论中的社会革命从本质上讲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社会革命不是经济斗争，也不只是思想斗争，也不是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是指夺取政权的斗争，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是国家政权从反动阶级的手里转移到革命的进步的阶级手里。“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社会革命的实质是先进阶级用革命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落后的社会制度，直接或间接地解放生产力，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革命往往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矛盾最为深重的情况下表现为彻底革新的力量，它可以在根本上摧毁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从而为重新构建新型的生产关系提供了可能。
马克思既然一直将暴力革命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主要手段，那么暴力革命何以能够发生，列宁认为“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被压迫阶级的贫困的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 概括起来，革命出现要有四个条件：政权坚决敌视人民群众；存在坚决反对现有政权并得到群众支持的大党；这个党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得到其信任；现有政权的工具对政权的信任已动摇。正如前文所述，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社会革命自然不乏避免，无产阶级就以武装起义等形式来摧毁一切旧有的国家体制和国家机器，彻底埋葬掉资本主义。
相对而言，暴力革命更有可能发生在一些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地区，这些地区离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相去甚远，资本主义关系在哪里还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实行和平过渡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就容易诉诸于暴力。这类暴力形式往往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强迫性，因为维持旧制度依靠的是暴力手段，所以就必须以更为强烈的暴力来推翻它；二是非法性，既违犯现有的法律，“合法革命的思想本身就是矛盾，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不过，马克思理论始终在发展，即使是马克思本人在其生前也不断地对其理论进行修改和完善。虽然恩格斯在晚年仍坚持称暴力革命“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但显而易见的是，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暴力在新旧社会的更替中，对新社会的产生器的是“帮助作用，而不是包办”，这与马恩早年将暴力革命视为夺取统治的唯一途径的思想相比，理论上作了一定的修改，这是对当时局势变化的一种呼应，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一个表现。
2．革命的第二种方式——和平过渡
马克思认为，暴力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基本形式，这是由国家的本质和社会革命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虽然也认同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社会革命都没有和平实现的可能，然而和平实现社会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是在阶级力量形成某种特殊的对比，而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列宁称之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果确实存在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应尽力实现革命的和平发展。但是，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方针完全建立在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上，应该同时准备“两手”：和平发展和非和平发展，以革命暴力为后盾，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
和平革命，或曰非暴力革命，指的是政治权利平稳地由资产阶级手里转入无产阶级手里，某种程度上就是马克思所指的政治革命。马克思说，“政治革命的本质是推翻旧政权，是先进阶级推翻落后阶级或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政治统治的激烈变革”。恩格斯也认为，在适当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和平地区的国家政权，但恩格斯强调了“条件”的重要性和局限性，时间和地域的改变，都可能原来的条件不再适用。不过无论条件如何改变，其中最基本的条件是这个国家实行的“不是专制制度，而是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下，无产阶级又通过选举等合法途径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现代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如议会制，构成了走向了社会主义变革的一个阶段。如果连民主制度这一基本条件都不存在，那么和平过渡的方式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将不再适用。同时，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越高，资本主义越成熟，它就越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共产主义的变革。恩格斯认为“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步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此外，无产阶级自身的发展水平也关系到社会变革将以何种方式进行，“是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恩格斯也说，“和平改造社会是所必需的那种冷静和慎重只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才能拥有。”无产阶级所受的教育越多，其革命方式就越人道，无产阶级节后的共产主义思想越多，革命中的流血行为就越少。“假如能过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么斗争就会和平地进行。”可见，共产主义的进程并不都意味着暴力和牺牲，真正的共产主义化是对人们思想和头脑的一次洗礼，而非肉体上的剥夺。
3．体制内的革命——社会改良
虽然改良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但由于它和社会革命被马克思视为社会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而我国对于改良一次历来有颇多争议，所以这里略加叙述一下。马克思认为，社会改良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为了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的某些部分或环节，使该社会制度得到自我完善或持续存在与发展，而对社会体制进行的改善或革新。由于改良必然是以不打破现有体制为前提的，所以不妨称其为体制内的革命。
与社会革命相比，社会改良有如下特征：首先，社会改良是同一社会制度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是对该社会制度的社会体制的某种程度的调整，不改变该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其次，社会改良是由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内部某种社会势力、社会集团发动的，目的是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因此，社会革命一般是由下层群众首先发动的，而社会改良则是自上而下展开的。再次，社会革命的主要形式暴力革命决定了它是要以流血来实现国家政权的转移，社会改良虽然也要付出代价，甚至是流血牺牲，但一般说来，不需要采取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和暴力冲突的形式。
不少早期社会学家都对改良抱有好感，如孔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以爱为原则，以秩序为基础，以进步为目的”加以协调。迪尔凯姆认为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本办法是维持社会道德体系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些满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点滴改革的人称之为改良主义者，认为他们用改良反对革命，用局部修缮行将灭亡的制度来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而保持资产阶级政权。马克思虽然也肯定社会改良在一定条件下所起的推动作用，并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要善于采用合法的改良以教育群众，用统治阶级的让步来改变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积蓄革命力量。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清醒地看到，“任何改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有两面性。改良是统治阶级的让步，其目的是阻止、削弱或扑灭革命斗争，分散革命阶级的精力，模糊他们的认识等等。”可见，马克思是一贯主张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并且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始终抱有强烈的信心。马克思认为社会改良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才是目的。合法的改良也是为自身力量上升阶段的逐步巩固服务的，直到成熟、强大，推翻现存权力体系，夺取政权。
三．共产主义如何成为可能
即使无产阶级夺取争取之后，马克思认为也不意味着马上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还需要进行社会经济关系的改造，用共产主义制度来替换掉已不再适用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只有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才是共产主义革命。
马恩始终坚信共产主义革命只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各个先进国家同时发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说：“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此处，马克思认为“各民族间的多方面的交往与多方面的依赖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与民族的自足和闭塞”，所以共产主义得以在许多国家同时发生。）但俄国十月革命是不少人改变了这种看法，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似乎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并且是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了。随后，世界上掀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浪潮，许多国家宣称自己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不过，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个观点仍是正确的，人类社会“尚处在资本主义阶段的情况下，少数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即使通过暴力手段取得了国家政权，也不能跳过或者用法令取消必经的发展阶段。”
相反的，恩格斯所提及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如“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现在或是不远的将来有没有可能一同平稳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中呢？首先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即认同共产主义的到来是必然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不认同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曾有人打了个比方，说这两位学者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的看法可以用柏拉图的山洞理论来解释，即马克思认为人类是可以走出这个山洞的，而韦伯正好相反，他认为人类只能在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科层制的束缚下生存。而回答前面问题，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下如今的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是否还依然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又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他看到更多的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压迫，所以他提出异化理论，劳动被异化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人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在异化中人的类本质逐步丧失，而导致这些的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如今资本主义用信用制度、企业联合组织、股份公司、工会等多种形式的应用和改良，完善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得到缓解，也不再像十九世纪前期那么频发，似乎资本主义世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现实的情况是，虽然工人的地位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经济压迫也不再明显，
但出现了新形式的压迫，即所谓“文化压迫”。乔治·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用物化一词来加以概括，他认为工人在工厂的流水线中丧失了革命意识，而经济危机的消解也使得革命迟迟不能爆发，资产阶级利用了媒介这一传播手段，通过广告来造成种种的虚假的需求，是无产阶级局限在广告的信息中，通过潜移默化地宣传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和享受的必要性，从而使他们进一步地投身到从事更多的劳作中去，也进一步地被外部世界所物化。卢卡奇认为一切都被异化了，“在这个世界上，人的关系所可能具有的一切自然的形式，人的物理和心理‘性质’所可能发挥作用的一切方式，无不日益纳入这一物化过程中去。”
显然，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图示——由经济危机导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从而导致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论断，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有修改的必要。按现在发展的趋势看，更可能是这样一种图示，资本主义通过调整自身的生产关系，使得生产力得以进一步发展，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并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也有所提及）。同时，资本主义以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基础，发展新型产业，主要是第三产业，与此对应的是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无产阶级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无产了，因为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使得社会财产被更多的人所共有，社会模型趋于橄榄型，即中间阶层明显增多，经济形态区域混合所有制。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得过去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转为了以知识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矛盾变成了知识分配上的矛盾，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变成了知识垄断阶级和知识贫困阶级之间的矛盾。
西方学者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它已不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了，而是一种既摒弃了资本主义弊端又吸收了社会主义长处的、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混合经济”制度。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高速发展的高水平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允许的范围内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例如，资本占有形式发生了由私人垄断资本到国家垄断资本的变化，从而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采取了“国有化”和“计划化”的形式；大量小额股票的出现，是资本占有的特点表现为顾全分散化，从而资本占有着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发展中对工人提出的生产和管理方面建议的吸收，以及工会作用的增强，使得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表现出“民主化”的特点；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使工人为自己铸造的已经够长够重的金锁链略微得到放松；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国际化、一体化和集团化，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呈现出“世界联合”的趋势。
其实，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因素，来瓦解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然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开始在其内部为社会主义进行着物质准备。“资产阶级对生产关系、社会矛盾的调整和缓解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关系的‘自我扬弃’，是使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过程。”
资本主义已进入到了所谓的后工业主义社会，一方面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得以广泛实施，另一方面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中产阶级占了社会成员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股份制使得社会财产又趋于分散化，这些都符合马恩关于向共产主义和平过渡的诸多条件，让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希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方式表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内对资本关系进行的种种调整，虽然不可能消除资本的属性，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却以其对资本范围的扩大和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形式的变革所内含的解决基本矛盾的手段和线索，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作出了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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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谢立中，《冲突与均衡——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载人大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2003（8）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第2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第27页
[4]　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4页
[5]  同上，第50页
[6]  同上，第51页
[7]  同上，第46页
[8]  同上，第51页
[9]  同上，第58页
[10]  同上，第5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第34页
[12]  同上，第37页
[13]  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第3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33页
[16]  同上，第1卷第44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第35页
[18]　同上，第2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页
[20]  吴晓明等著，《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史》，第39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43页
[22]  同上，第1卷第307页、第685页
[23]  同上，第39卷第401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6页
[25]  李延明等著，《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说研究》，第205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95页
[27]  李延明等著，《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说研究》，第204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1页
[29]  同上，第2卷第614页
[30]  同上，第2卷第586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6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第28页
[33]  李延明等著，《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说研究》，第212、213页
[34]  乔治·卢卡奇著，《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11页
[35]　张雷声著，《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及其历史走向》，第318页
[36]　同上，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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